20081106/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中国?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杰夫·代尔(Geoff Dyer)

中国今年迎来了邓小平启动的经济改革30周年庆典,人们有很多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有可能再持续30年。

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根据一些人的推算,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只完成了一半。尽管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种种进步,但中国仍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贫困得多——它甚至没有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100位。这意味着中国赶超的空间还很大。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感到恐慌,虽然有消息称,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在经过连续5年两位数的增长之后,正以高于预期的速度降温。以历史标准衡量,中国经济第三季度9%的增长仍非常出色,高于日本或韩国在其经济繁荣时期的增长水平。美国上一次如此迅速地增长,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情了。

但同时很明显,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如果中国想要保持引人瞩目的增长纪录,就需要调整推动中国走到目前这一步的增长模式。中国领导人正面临一些疑问,直接切入如何管理经济的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有时被描述为依赖于出口的增长。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中国当然无法继续保持每年20%的出口增长。但过去5年(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国内的投资热潮,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的投资。

过去几年,中国的铝、钢铁、水泥和玻璃产量几乎都翻了一倍,这也是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大幅飙升的根本原因之一。甚至业内人士有时也对这种扩张速度感到惊讶。几年前,中国钢铁业协会决定对数百家新建小型钢厂的产量进行调查。这些工厂发展迅速,但其产量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调查发现,这些小钢厂的产能比整个美国钢铁业的全部产量还多。中国近期繁荣的象征并非航天任务和摩天大楼,而是钢铁厂。

但是这种“涡轮增压式”的投资带来了负作用,使其难以为继。能源利用变得更为低效,污染日益加重——正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同时与服务业相比,这些重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正是由此而入。过去5年来,中国政府已认识到有必要转换经济平衡方式。官员们承认,中国应减少对投资和廉价出口的关注度,更多地关注消费、服务和创新。目前,这种转变已不能再拖延。

中国已提出刺激消费的政策建议细则。许多经济学家优先考虑的是医疗改革。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本周发表的最新研究,让人们认识到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医疗保健体系已残破到何种程度。在较为富庶的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六,和墨西哥差不多;而在农村贫困地区,该比率为千分之一百二十三,相当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水平。理论上来说,如果人们更有信心避免医疗费用支出,他们将减少储蓄,更多地进行消费。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巨资,甚至具有一种时髦的凯恩斯主义意味。

然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不仅要求执行到位的政策,还需要政治文化和经济管理机构上的转变。

民法将是主战场之一。在最近的“毒奶粉事件”之后,官员们已设法劝说许多婴儿患者的父母放弃法律诉讼。但在一个更重视消费者的社会中,诸如产品赔偿责任一类的法律诉讼将变得更为重要。如果中国希望本国公司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就需要为知识产权提供更有力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大致创建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要求党内领导减少对法律体系的干预。

在从金融到电信的大多数服务领域,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创意产业也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今年夏季中国的热门影片是《功夫熊猫》,该片的成功也引发了一场痛苦的争论: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利用熊猫这种国家象征制作出如此成功的喜剧大片。批评人士抨击了很多方面,从遏制想象力的教育体制,到现行的审查制度。

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期间,很多人在讨论资本主义能否给中国带来民主。但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一种基于鼓励制造商的经济战略——廉价的土地、能源和信贷——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适合一种威权政治体制。但捍卫消费者的利益,将给中国政府造成新的压力。

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金融危机已使得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一种积极的角色,这在几个月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这也促使中国政府放松管制,将具有讽刺意味。

译者/君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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