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金娜
小时候看电影，最先出来的是某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冒着万道金光的背景烘托着闪闪的五角星或者工农兵造型，底下有大家熟悉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厂名，背景音乐激昂奋进，为进入影片提供了充足的热身运动。如今看电影，片头一般是绿底子的国家广电总局的公映许可，音乐也只是四个略有起伏的音符“党的当当——”，至于出品单位则会在正片中以各种方法打出，这种变化估计是因为一部电影的出品方有越来越多的趋势，都出厂标，那正片前起码要花上好几分钟。
比方说，最新公映的《画皮》出品达到了七家，分别是：宁夏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集团公司、鼎龙达国际文化传媒公司、北京世纪佳映文化发展公司、武汉华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新传媒星霖电影私人有限公司和香港泰吉影业控股有限公司。而不久前公映的大片《赤壁》主要出品方有中影集团、狮子山制作公司，联合出品则多达十二家，几乎涵盖了中影、上影、英皇、保利博纳等内地和香港的主要出品机构。而像韩三平、任仲伦、杨受成等大佬也因为经常出现在同一部电影的出品人名单中，使得以往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如今变得难以分辨。
中国过去的电影生产大多依靠地方国有企业的力量，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等等，几乎各地都有自己专属的电影制作机构，这种地方割据的特征使得很多生产机构以竞争的状态存在，也成为中国官员们考核地方文化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这种生产模式可以被称为“一厂一片”，自家独立完成策划、制作、发行、放映的一个流水线工程，因而很难想像这些制作机构的负责人会坐在一起为同一部电影出力，更不用说在策划之初，就四处寻找伙伴，搭建合作框架，开启“多厂一片”的新模式。
究其原因，首先是不断上扬的影片成本。制作成本水涨船高，而高昂的宣传发行成本更不容小觑。联合出品，固然降低了投资的份额，但也分担了投资失败的风险。是一人独吃，还是把蛋糕做大，大家分一口，中国电影此时选择了后种。
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很少有一家企业能够拥有或者覆盖完整的电影产业链，而想要成功运作一部电影，又哪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尤其是一些新兴的民营电影公司，虽然可以在制作和演艺经纪这一块干得风生水起，却很难在影院投资建设、院线发展、后期加工、洗印和电影传媒这块分得一杯羹。后者更需要雄厚的政府背景、庞大的财政支持和专业的人才梯队，所以即便是轻装上阵的民营公司，当影片制作完成，为了在影院中拥有更好的表现，也不得不考虑传统大厂在发行领域的垄断地位，而在先期以共同出品的方式梳理好这层关系。华谊兄弟公司和上影集团联合出品的《集结号》就是这种方式的明证。
而香港公司为了进入内地影市，也多以合拍片的名义搞联合出品，以求获得内地公映的资格。甚至连好莱坞公司也开始尝试走合拍的道路，毕竟要争取一年四十部的进口大片指标有相当难度，而找一家内地的垄断性国企合拍电影，就可以不受限制获得内地票房，增加一块收入。聪明的好莱坞人不会放过这样的机遇，《木乃伊3》和上影厂的合作就让这部倍受争议的电影历经坎坷，依然获得了内地公映的许可。
中国电影人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一方面变得灵活起来，一方面也在国际合作中渐渐掌握了主动。回想中国电影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多大型国企一度入不敷出，以卖厂标维持可怜的出品数量，同时对影片内容基本失控的状态，目前可谓进了一大步。海外合作也从低层次的劳务、场地、器材输出渐渐过渡到参与全球票房分成，这都仰赖于高速增长的中国电影观众群和银幕数量。
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单兵出征的时代已经远去，在越来越长的出品人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人的努力，这不仅是资金与资金的加法，更是资源与资源的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