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19/“平静革命”：魁北克社会的现代化变革

董仲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二战前，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总体上还是一个法裔传统农业社会。“平静革命”后魁北克完成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本文阐释了这一现代化进程。这次改革同时也是一次民族主义性质改革，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相互交织。而在“平静革命”中民族主义过度滋长最终导致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兴起。本文并尝试分析了魁北克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关系。

【关键词】魁北克工业化 现代化 新中间阶级 民族主义

Abstract：Prior to the World War II, the Quebec province of Canada had been a French-Canadia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became a modern society after the Quebec’s “Quiet Revolution”. 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process of transfer.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 nationalist transformation, the nationalism interacted with the modernization. Yet the excessiv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during the “Quiet Revolution” led to the rise of separatism eventually. So this thesis also pays more attention the relation of national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Quebec’s “Quiet Revolution”.

Key Words：Industralization, Modernization, Neo-middle class, Nationalizm

新法兰西时期形成的法裔魁北克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传统经历了《魁北克法案》和《1791年宪法》一直保存到二战前。尽管受到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早期工业化的强大冲击，但这种工业化并没有真正触及魁北克人的思想，他们仍停留在天主教的思想中。到二战时，魁北克基本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农业社会。

“平静革命”的前奏

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魁北克的经济复苏。以此为契机，经济迅速发展扩张。战后的魁北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到思想观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改观。

（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迅速推进与心中间阶级的兴起

二战爆发后，魁北克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以制造业和采矿业为例，作为加拿大面积最大省份的魁北克，本来就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战争又进一步带动了魁北克的军工生产，结果，刺激了采矿业和制造业的空前繁荣。从1939年到1950年，魁北克制造业投资额增长188%，制造业产量增长92%(p. 278)；采矿业的净产值也从1945年的0.59亿加元升至1960年的2.46亿加元[2](p. 251)。美国大量的资本投资，以及当地廉价而充足的水电资源，也成为魁北克经济大发展的动力。

同时还加速推动了工业的升级。从1946—1965年，魁北克初级工业的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3.4%降至6.7%，其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也从26.8%降至8.4%。次级工业，包括建筑业和制造业，在战后二十年后迅速发展，到1966年吸纳了75万就业人口，次级工业的产值从1946年的120万元增至1966年的510万元，增长了三倍。第三产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1960年时，第三产业像商业、通讯、金融、公共管理、教育、医疗卫生和娱乐等，其产值比战后初期增长了20%，产值比重达到55%，而在1940年仅占41%。实际上，第三产业增长最快，就业人口每年增长3.6%，而产值每年增长8.9%[3](p. 9-10)。

（二）农业人口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整个40年代，法裔农业人口减少近50%，由1941年的41%降至1951年的21%，但其中仅有40%迁往城市，其余60%主要集中在村庄、乡镇，从事采矿和纸浆业。到50年代，情况大为改观，农业人口下降到总人口的13%。与40年代不同的是，绝大部分人口直接移居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等大城市。到1961年时，魁北克法裔城市人口已达到71%[3](p. 11-12)。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尤其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产业工人中白领工人和熟练技术工人的比重相对于蓝领的非熟练技术工人和农业工人大大增加。尽管数量较少，但在蒙特利尔大学和拉瓦尔大学里的自然科学、现代社会科学及现代管理学等专业接受教育的法裔加拿大人逐渐增多，并供职于英裔企业。这样，一个全新的阶层就在魁北克悄然崛起。他们大多是在英裔企业中从事管理或掌握专业技术的“白领”和技术熟练工人，主要包括一些专业职业人员，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其他职业人员，如一些教员、公司职员，记者和推销员等[4](p. 62)。法裔学者将这一新生社会力量统称为“新中间阶级”（new middle class）。

不同于由律师、医生、公证人、商人和农场主所构成的“旧中间阶级”，新中间阶级通常受过专业训练，受雇于人，“他们的知识相当于商人的资本，但毕竟他们不拥有资本，因此在目标上和利益上他们与法裔商人有很大的分歧”。魁北克新兴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从本民族利益出发，要求摆脱因魁北克经济落后而倍受外国资本家及英裔加拿大人剥削和歧视的现实，迫切希望魁北克能赶上加拿大其他英语省份，提高效率，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天主教的传统思想与教育构成了现代化的障碍。

（三）魁北克经济的缺陷以及法裔加拿大人经济地位的低下

二战以来，由于美国资本的大量渗透，魁北克工业经济、尤其是基础工业，绝大部分被“美国投资者和英裔加拿大人资本家联合掌控”[5](p. 186)。到1961年，外国公司控制了魁北克42%的工业，其中，美国的投资额占74%[6](p. 186)，其余绝大部分由英裔加拿大人控制。另外，利润高的垄断性经济部门完全由英裔人和外国资本控制，而法裔加拿大人拥有的则是利润低的竞争性部门。为了能够获得高额利润，他们只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消费品。因而魁北克的重工业业比较薄弱，和邻省安大略相比，1955年时，其重工业（钢铁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只及安大略制造业的30%，即使是在魁北克本省的比重也只有13%[3] (p 10)。法裔私人企业发展在战后甚至出现了倒退。

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工资收入也低于外国人和英裔加拿大人。到60年代初，在魁北克企业的经理阶层中，英裔所占比例几乎相当于其人口比例的2倍。绝大部分在第一、二产业中从业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地位和收入，都明显低于英裔加拿大人。加拿大经济委员会前任主席安德烈·雷诺德（Andre Raynauld）1961年在对魁北克工业企业的调查中指出：“法裔加拿大人、非法裔加拿大人（主要是英裔加拿大人）和外国企业机构的人均产出，分别是6,500、8,400和12,000元，企业机构的法裔加拿大人工资水平低于外国30%，低于非法裔加拿大人12%”[4](p. 57)。法裔中产阶级大都也只是外国资本家和英裔资本家的雇员而已。

（四）新民族主义的兴起

政治上把持政权的乡村保守势力却仍坚持认为，只有保存法裔加拿大人的传统乡村社会，才能维护法语文化，才能保证自己的民族不会被英裔加拿大人同化。在魁北克居于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更是顽固地反复坚持强调：“法裔加拿大人的前途在于农业，工业化和都市化是对家庭和宗教的威胁。”[7](p. 422)作为这股社会势力政治上代表——杜普莱西斯政权在1944年再次上台后，愈加保守，维护乡村保守势力和天主教会的利益，维护传统社会秩序。

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正改变着魁北克法裔的社会结构，法裔加拿大人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结构解体，天主教教会的政治和社会权力也随之削弱。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法裔新中间阶级的知识精英，认为魁北克的乡村保守势力和天主教会应为法裔魁北克社会保守与落后承担责任。他们在关注法语文化传统和语言保存的同时，更关注魁北克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并且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积极改革的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加强和扩大政府的经济干预力量，实行国有化政策；只有法裔人自己控制了魁北克的经济，克服魁北克经济的依附性，才能发展法裔民族经济，彻底改善和提高法裔加拿大人的经济社会地位，魁北克的文化和特殊性才能得以保存。

一批新中间阶级知识分子开始猛力抨击天主教势力和拒绝改革的政府。画家保罗—埃米尔·博尔迪亚（Paul-Emile-Borduas）把一批反对魁北克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聚集在一起，以他为首的15名“自由主义画派”在1948年共同签署一项改革宣言——《全面拒绝》（Refus global），向魁北克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尤其是宗教观公开挑战，呼唤言论自由，成为激进社会改革派的宣言书。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创办的一本小杂志《自由城》（Cite Libre），宣传自由主义思想，提出关于教会世俗化改革主张[4](p.26)，也在魁北克产生了强烈共鸣。皮埃尔·拉波特（Pierre Laporte）则在《责任报》（Le Devoir）上揭露政府的腐败，要求社会变革，实现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愈来愈多的法裔人认识到，没有法裔经济的发展，要维护法裔文化也是不可能的；要发展经济和维护法裔文化，没有政府的干预是不可能的。这样，在魁北克，传统的法裔民族主义就逐渐发展成以国家为中心的魁北克民族主义。

广泛而深刻的现代化变革

1959年9月，杜普莱西斯的去世，“结束了民族联盟所代表的反动的、镇压的、腐败的政权”[8](p.472)。1960年6月，在省议会选举中，让·勒萨热（Jean Lesage）领导的魁北克自由党（Parti libéral du Québec）获胜，并上台执政，决心改变魁北克社会落后的现状，大力发展壮大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经济，从而使法裔加拿大人真正“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

（一）平静革命的含义

勒萨热一上台就宣称：“事态必须改变！”[9](p. 499)在一批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新中间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发起了针对魁北克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革。这就是“平静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把魁北克这场变革冠以“平静革命”的称谓，按加拿大传统史学，主要强调它的社会变革意义，特别指“使教会失去对教育与社会事业的控制”[10] (p.257)。然而，一切变革的基础都是经济现代化。现如今，加拿大一部“最权威经典的”教科书，已从经济到社会文化的全面变革的角度定义这场革命。[9](p. 499-500)

（二）经济改革

勒萨热首先提出“购买魁北克”计划，即以实现关系魁北克民族生计的基础工业和关键工业部门的国有化。这实际是一项使魁北克跟上加拿大全国现代化步伐的举措。此计划就是加大政府干预，加快现代化步伐的措施。按魁北克自然资源部长雷内·勒维克（Rene Levesque）方案，魁北克政府首先把原由英裔加拿大人经营的8家私营电力公司国有化，并在1962年合并为魁北克水电公司。1963年，省政府设立魁北克经济委员会来研究制定具体的魁北克经济发展计划。同年，省政府成立魁北克投资公司，以吸收公共和私人基金。还采取为法裔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并引进现代管理技术，振兴法裔加拿大私营企业。1964年，为了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省政府还成立了魁北克钢铁公司。

这些改革措施使得魁北克国有经济和法裔加拿大人的私营企业都有了蓬勃的发展，成绩斐然。魁北克的GNP从1961年的299.25亿元增至1966年的400.64亿元[11] (p. 33)。由于政府国有化和发展公共企业的措施，吸收了一大批从业人员，失业率从1961年的9.2%降至1966年的4.7%。魁北克人口不断增加，从1961年到1971年魁北克增加了差不多100万人口，城市人口达到了80%以上。第三产业的比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政治方面的变革

针对政治领域却还保留着一个传统式的政府管理机构，勒萨热政府增设新的政府部门，扩大公共部门，加强政府职能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立现代社会的管理机制。这样，政府部门的数量从1960年的39个增至1966年的64个；1960年魁北克省公共部门的雇员为36,000人，而到1971年将近350,000名雇员受雇于行政管理、公共企业、公共卫生和教育部门[4](p. 49)。政府的开支也随之剧增，1960-1961年度省政府的开支为598,397,000加元，而1964-1965年度的开支则激增为1,437,715,000加元[2](p. 244)。政府职能的强化，使得政府干预经济更有效，同时也有利于其他改革措施得以顺利推行。公共部门的扩大，同时还为法裔新中间阶级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晋升机会，吸引他们进一步支持自由党推进改革事业。

（四）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

长期以来，魁北克省的教育一直由魁北克天主教会控制，服务于维护法裔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方式，以保存法裔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的生存为目标。为了教育世俗化，适应魁北克社会完全现代化的需要。1961年3月，省政府成立教育调查委员会，负责教育现状的调查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同年10月，政府颁布一系列教育改革法案，被称为“教育大宪章”。宪章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保证每个孩子不受物质条件限制，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接受教育”。其主要内容包括：离校年龄从14岁延长到15岁；免除中等教育所需的学费；增加对大学生的资助；增加对公立和私立中学的拨款；5年内为高等学校拨款17，500加元[12](p. 165)。1964年成立的帕朗（Parent）调查委员会，对教育进行全面监管，也剥夺了天主教会对公共教育的控制，建立了在语言和宗教上中立的学校，在全省建立起包括基础教育和大学前教育的完整的地方学校体系。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改革是，同教育改革一样，也是剥夺天主教在这个领域的特权和传统职能，转由政府专门机构来接管。1964年颁布义务捐助养老金计划。1965年建立魁省独特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仅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的项目和惠及范围，而且像教育改革一样，还成立了专司机构——省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部。

教育和社会福利的这两项改革，是“平静革命”最重要的成就。天主教势力被剥夺了掌管教育及公共福利事业等权力，地位在魁北克一落千丈 “平静革命”之前，几乎所有法裔加拿大人都是天主教徒，而在改革之后，天主教信徒数量急剧减少。从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内，教徒丧失50%。更关键的是这为魁北克的教育改革、建立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

（五）“平静革命”中改革措施的后果

自“平静革命”，魁北克的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以至于1966年魁北克民族联盟在重新上台后也不能逆转，仍然循着改革的方向，继续推进“平静革命”。这些变革措施确实使魁北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裔民族主义的经济实力大增；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的以空前强化；教会世俗化；公共企业的建立进一步壮大了法裔新中间阶级的力量；教育的现代化为魁北克社会的长足发展培养了大批科技和管理方面的现代型人才；法裔人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到20世纪60、70年代，魁北克“看上去更象这个国家的其他省份”[9] (p. 499)。

但“平静革命”也进一步激发了魁北克民族主义。正如加拿大历史学家唐纳德·克莱顿（Donald Creighton）所指出的：“一开始，改革的热情就同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并且相互强化。”[8](p. 494)因此，在“平静革命”的改革进程中，必然会伴随着魁北克民族主义势力进一步的增长、甚至过渡膨胀而走向极端。

尽管改革的初衷，本是为振兴法裔民族经济，提高法语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力，由于过于强调魁北克社会的特独性，致使民族主义力量滋长的势头过猛。“平静革命”后期，甚至连勒萨热政府自身都已无力控制局面。在1966年省议会选举中，魁北克自由党落败，民族联盟再次上台，魁北克走上了分离主义的道路。

选举失利的魁北克自由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原自由党领袖勒内·勒维克1967年另组新党“主权——联盟运动”（M.S.A），1968年与民族联盟合并为魁北克人党（Parti Québécois）。一些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成立了恐怖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F.L.Q）和魁北克解放军（A.L.Q）——公开主张使用暴力实现魁北克的独立。在魁北克现代化运动中不断壮大的民族主义不幸发展成为独立运动或分离运动。

魁北克现代化及民族主义的思考

（一）、关于现代化

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从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层面上讲，就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大交换为基础的非农产业为主的社会转型。经历了“平静革命”，魁北克实际上完成了这种社会转型。

纵观魁北克“平静革命”，明显带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的某些特征。在魁北克，工业化始终是现代化的基础。在其早期的工业化中，英裔资本和技术是重要的诱因，由此引起原有社会结构开始受到冲击；在战后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投资很大程度上借用英裔和美国资本，并受他们控制；在现代化完成的最后阶段，即“平静革命”中，才逐渐转向依靠本地资本，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成立政府控制的公司，筹集公共和私人基金，甚至通过建立起本省独立的社会福利项目筹集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这与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所定义的指“外源性现代化”颇具相似之处。

民族主义也是魁北克现代化的动力，也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特点。从理论上讲，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人们的生产能力，包括物质生产能力和精神生产能力。以法裔加拿大人为主体的英裔、法裔及其他民族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则是魁北克现代化的根本力量。对法裔加拿大人来说，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民族主义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其生产能力提高所造成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结果。美国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曾指出：“民族主义, 在为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社会中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力量。”平静革命之前，传统的民族主义是拒绝现代化的；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民族主义，逐渐取代传统的民族主义而成为主流，是魁北克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量。

同时，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进入后现代社会，魁北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的一个落后省份，不免会受美国及加拿大其他英裔各省的影响，乃至帮助与直接推动，其现代化的进程显然会更快、更容易。甚至可以说，它一旦完成现代化，也同时进入后现代化社会。因而魁北克的现代化很自然会具有后现代化的一些特点。例如，中间阶级兴起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而在魁北克，新中间阶级扮演了“平静革命”中坚力量的角色。在英裔企业中管理和生产技术部门担当要职这部分人，在升迁上却因种族差异而受到种种压制和歧视。而作为大学教师、科研人员和记者或编辑的这部分新中间阶级，他们是法语文化的传播者，为法语文化的生存而深感担忧。在魁北克现代化变革中缺少法裔资产阶级担当领导角色情况下，接受了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并崇尚科学理性的法裔新中间阶级为了其民族利益，自然就担当起了“平静革命”中民族民主变革的历史使命，这是魁北克现代化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这是魁北克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遭受英语文化包围和同化危险的法语文化）和特殊的区位因素（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的一个省份）使然，也是魁北克现代化的特殊之处和意义所在。

（二）、关于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平静革命”同时也是一次民族主义性质的改革，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交织在一起。魁北克早期工业化和战后初期的大规模工业化，削弱了传统民族主义的社会根基，而整个的魁北克现代化运动使这种原本就处在危机之中的民族主义转变为开放的、要求民主和进步的新民族主义。这种新型民族主义又反过来推动着魁北克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就两者关系而言，现代化既是魁北克新民族主义产生的动因，也是其发展壮大的基础。

加拿大作为一个法裔、英裔共存的二元社会，由于他们的宗主国法国和英国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上的不同，两个民族必然存在民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冲突。自英国征服法属北美殖民地以来，这种冲突从未间断过。作为少数民族的法裔加拿大人，竭力保存本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语言，维护本民族的特色，防止为英裔人所同化。

长期以来，保守势力在魁北克占统治地位。他们大肆宣扬忠于法语文化和罗马天主教就是忠于民族传统和法语社会。他们认为，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农业是社会道德和物质的基础，郊区和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他们抵制一切外来影响，竭力阻遏魁北克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他们千方百计维护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广大人民反对因循守旧、要求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背道而驰。这一方面保持了法裔加拿大人在强大的英裔文化的北美不会被同化，但也使魁北克的现代化进程滞后于英裔为主的加拿大其他各省。

自19世纪中叶加拿大开始工业革命以来，英裔各省都走上了工业化之路，而在法裔加拿大人集聚的魁北克省，除蒙特利尔等少数城市零星地存在英裔人工业之外，其他地区仍是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社会。于是，魁北克的贫穷落后和其他英裔各省的富足行了鲜明对比。这样，就产生了追求民族利益仅仅只是为了保存自身民族的文化和语言，还是先实现本民族的经济富足再谈及保存本民族的特色这种两难选择。当然，如果选择了经济富足，选择了现代化，就意味着经济上与其他英裔各省及北美一体化，意味着法裔文化传统的改变和某些民族特色的淡化，而传统保守势力的一些既得利益也会因此而丧失。然而，现代化毕竟是无法拒绝的。传统民族主义出现了危机，新民族主义开始崛起。以在工业化中成长起来的新中间阶级为中坚力量，他们积极倡导科学理性，要求发展法裔民族工业，以实现经济富足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这种新型民族主义有力地促进了魁北克现代化的进程。

战后蓬勃兴起的新型民族主义，更看重本民族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并认为发展民族经济和强化政府权力才是保存本民族文化和语言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和政治保障。所以，新民族主义者势必要求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竭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法裔加拿大人私人经济以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如果说在“平静革命”时期勒萨热等人所追求的只是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富足并壮大民族力量借以提高魁北克特殊地位的话，而后来魁北克人党所要求的则是地道的国家民族主义——要求主权独立。与在联邦内保持民族文化和语言生存的文化民族主义不同，这种新民族主义则要求以民族国家的形式求得民族生存。这也是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绵绵不断的根源。

董仲瑜（1975—）北京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亚太地区史诸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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