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桥秀”的拷问
-“麻烦”终结者
-当无力者看中一座桥
-他策划了农民工“跳楼讨薪”
– 我们为什么同情跳桥者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422期封面
“跳桥秀”的拷问
当无力者看中一座桥,这座建筑就开始承担交通意义之外的社会功用,它在此时转化成了信访局,劳动仲裁部门,公安局,法院,甚至——情感的宣泄口。
尽管这种“跳楼秀”让社会支付了较高成本，但真正制造这些成本的却不是这些农民工。“好心办坏事”的广州推人老伯充当了一个社会仲裁者的角色，而真正的仲裁者却似乎总在缺位。
而更加需要警惕的是在类似事件中公众的日趋麻木和厌倦，这个社会是否正在失去同情心和正义感？正是这样的同情心才会为遭受冤屈的弱者带来温暖和希望。唯有这样的同情心存在，才能让无力者找到更多的路，而不是爬上一座桥。
“麻烦”终结者
两年来的债务纠纷，把陈富超逼到了海珠桥顶。他试图通过生命的赌注来换取债务纠纷的解决，五个小时，城市里数万人受阻，矛盾僵持。
三分钟，老人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了这个公众麻烦的制造者，也触怒了公众的道德底线
本刊特约撰稿/刘刚 （发自广州）
清晨7点，这座古老的桥苏醒了。在趋密的车流中，它将迎来每日的早高峰。
这是5月21日的广州。
这座桥连接着海珠和越秀两个城区，在那里已经有76年了。海珠桥，是这个城市中心的大动脉，每一秒钟都有汽车和行人从这里通过。
桥北，62岁的何长顺推着破旧的自行车上桥了。每天这个时候，他都准备着生意的开张，他是个卖私彩的，熙熙攘攘的人流是他的潜在主顾。
桥南，66岁的退休工人赖健生也出门了。这一天，他要去对岸的医院看病。
半个小时后，大动脉堵塞了。
持续到中午12点多，整整5个小时，数万人受牵连。这是4月1日以来“大动脉”第12次堵塞了。
麻烦出在一个同时上桥的白衣男子身上，他叫陈富超。
跳桥者：像老鼠一样躲债的日子
这一天，6点不到，陈富超就出门了。两年来，陈一直在广州躲债，“像老鼠一样”。在棠下村公交站，他挤上了一辆公交车，目的地是海珠桥，今天他不想躲了，他预谋着制造新的麻烦。
海珠桥位于海珠广场的南端，建于1933年，是美国的马克敦公司营造的。如今，它已经是羊城八景之一。
陈富超并不是来玩的。自从今年4月，被债主逼得四处乱窜的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唯一想到的就是在海珠桥办一件大事。
7点刚过，公交车到海珠桥，下车时，陈口袋里只剩6块钱。
陈富超今年32，广东省茂名人，一家四兄弟，排行老二。1994年，初中刚毕业，陈就跟着老乡，辗转多地，干建筑。
在兄弟们眼里，陈富超“很有头脑”。与很多白手起家的建筑商一样，2005年，陈从农民工转为包工头，在深圳承包一期西洋房，掘到第一桶金。
那几年，陈在茂名老家盖起了新房。
要不是两年前，别人拖欠了他的工程款，陈富超如今也不会走投无路。
2006年9月，陈富超和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龙有勇，联合承包了广州科学城附近林语山庄六期。
“龙是‘二包’，我是‘三包’。”但到了第二年，结算工程款时，“450万元却被龙有勇扣下了。”垫进去的工程款，都是他向亲戚和信用社借贷的，每月利息2分到3分。到了去年年底，本息已到330万。
一面是欠款难索，一面是债主上门。陈富超日子开始难过了，“逢年过节，追债者都要到茂名老家讨债，叫打、叫杀，搞得我都不敢回家。”
妻子邱炳兰回忆，单是去年过年那天，家里就接连来了6拨讨债的人。陈富超说自己“就像老鼠一样过着躲债的日子”。
今年3月11日，被逼无奈，陈富超爬上了林语山庄D栋28楼，打算在这里结束生命。这栋已经封顶的建筑是陈富超当初承建的，这也是他第一次以跳楼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当时，林语山庄工程部的总经理来了，派出所和司法所的民警、调解员也都来了，大家都承诺迅速解决，答应了陈富超的两个条件，就把他劝下来了。但后来，承诺却不了了之。
“跳楼的时候，什么要求都答应，像哄小孩一样，事后却不兑现。”苦等一个月什么都没拿到，陈富超说，“希望又彻底变成绝望”。
5月中旬，天天被人逼债的陈富超想到了海珠桥。此前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在电视上看到有11个人爬上海珠桥了，当地报纸和电视台的轮番报道，让陈富超找到了仿效的途径。
决定了以跳桥方式讨债，陈富超并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主要是怕他们担心”。陈富超爬上海珠桥不久，四弟陈永超赶到现场，他也是当天早晨才感觉陈富超行为反常，可能去了海珠桥。
“我就指望着，把钱要回来，还给人家，让日子恢复正常。”在此之前，除了找过建筑公司，陈富超并没有找过法院和相关部门。他想通过爬海珠桥，引起社会的重视，同时解决两年来纠结他的麻烦。
陈富超还特意准备一个红色条幅，上书“富利建筑商，还我血汗钱”十个大字。条幅是陈富超5月20日花40元订制的，这是他从报纸上学来这一招，意图很简单，为的是吸引眼球。
7点10分，陈富超来到海珠桥。最近这里跳桥事件频发，从5月6日开始，桥上保安由2人增加到4人，24小时轮班。
“我有犹豫过，但实在没办法，我不知道，除了爬桥，我还能做什么。”陈富超在桥上转了一圈避开了保安。
7点15分，桥上的人流持续增大，何长顺发现桥拱正中，突然冒出一个背书包戴帽子的白衣男子。
“又有人要跳桥了。”何长顺暗忖。
跳桥“圣地”
越秀消防中队是在7点25分接到指挥中心的报警电话，“海珠桥又有人要跳桥”。
5月以来，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了。越秀消防中队长彭长宝回忆，5月10日、11日，接连两天都有人往海珠桥上爬。其中一个姓叶的男子因为被骗了19800元的货款，爬到桥顶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他讨回货款。
1个小时后他被劝了下来。
差不多同一时刻，广东电视台的DV记者陆信强也接到了报料电话。当时他还在睡觉，打电话给台里汇报。“一听说是跳海珠桥，都说不要、不要。”
陆信强说，最近跳海珠桥的事太多，电视台、报社都有点“免疫”了。
海珠桥不长，正桥180多米，但属多头管理，桥体管养是广州市市政园林局；桥面治安分属越秀区和海珠区分段管理，因此每次处理此类事情都是两个消防队。
从4月1日起，来自海珠桥上的跳桥警情，单是越秀消防中队就处理了8起。来自广州警方的通报称，今年以来，共处理海珠桥“跳桥”事件15宗，8人被行政拘留。但这似乎未对跳桥者产生震慑。当地媒体统计，4月1日起，海珠桥上演“跳桥秀”12起，几乎4天一起。因为跳桥频发，有市民把海珠桥戏称为跳桥“圣地”。
海珠桥为拱型钢架结构，桥面离钢架最高点不到10米。拱型钢架为旧式结构，人体往上爬的支撑点多，攀爬容易。人坐在桥拱上面，南来北往的车辆行人都可轻易看到，视觉效果极佳，而且“易守难攻”。
桥南正对着江南大道，是海珠区的商业旺地，商铺林立。桥北更是商贾云集，正对北面的起义路有著名的高第街、大新鞋城等批发市场，桥西则有一德路海味批发市场、国际玩具城精品批发市场，桥东毗邻北京路步行街。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车流量、人流量大——似乎正是海珠桥何以成为跳桥“圣地”的原因。
7点30分，越秀消防中队的云梯车和辖区的民警赶到了现场。
桥面上，民警拉起了警戒线。消防队员熟练地铺开救生气垫。钢架上，陈富超坐在横梁中间，面向东方，左脚伸直搭在铁梁上。红色的条幅，被风刮得啪啪响。
“我并不想闹，也不想闹很久。我当时想的很简单，就是要警察把龙有勇叫来，最好再把公司的老板叫来，让他当面承诺还钱，我就会下来。”陈富超事后回忆。
8点左右，交警对海珠桥实施了双向的交通封闭，只有行人和自行车可以通过。
差不多这个时候，赖健生穿过了海珠桥，当时他并未停留，一心想着去对岸看病。从年轻时起，神经衰弱等多种病症就一直困扰着他。
按照此前的经验，最多一两个小时，跳桥者也就下桥了。但是这一次，情况有些特殊。直到4个小时后，跳桥者依然没有下来的迹象。
而这时候，赖健生已看完病要回家了。围观者：“他跳桥，我扣奖金”
5月以来，海珠桥已经发生了4起跳桥事件，而且都是在上午8点前后，上班高峰期。海珠桥随即要封闭，给南来北往的上班族造成了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迟到。
有网友在博客里抱怨，一个月之内，因为此类事件已经迟到3次，有人甚至埋怨，“他跳桥，我扣奖金”。
汽车绕行，行人徒步。海珠桥的跳桥事件让人们无奈，驻足围观的人，百看不厌，但也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来真的。
“今天上午的生意算是泡汤了。”何长顺抱怨。
“这时桥面上起码有500名过路群众和围观者，”陆信强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下了围观者的百态。
上点年纪的老人大多表示同情，感叹“不到万不得已，谁会走这一步”；有人抱怨，为什么桥上有保安，没有及时阻止；有人建议，给海珠桥加保护，让爬桥变得更难；而更有人呼吁，干脆在海珠桥上设立一个专门的信访点。
同情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埋怨和指责声中。“感觉大家都麻木了，甚至有点幸灾乐祸。”陆信强说。
广州一家都市报曾测算过公众为一出跳桥事件所付出的成本：海珠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渠道，停滞5个小时，就有将近4万辆车无法通过，差不多8万市民出行受到影响， 加之警力的投入，一次持续5个小时的跳桥事件，大概要社会支付100万左右的成本来为此埋单。
但很显然，坐在桥顶钢架上的陈富超对此却充耳不闻。
“这个男的很难劝，就像铁了心要坐在上面一样。”何长顺回忆，此前的几次跳桥事件，一般不到两个小时就解决了。
10点51分，第一拨劝解人员无功而返。
“我不会在那里搞事。我只是想解决这件事。”陈富超说，但上来和他谈判的人，都说找不到欠他钱的人。
参与劝解的越秀消防中队长彭长宝事后解释，陈富超要找的公司和人在萝岗区，离现场有二三十公里远，即使能找到，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到现场。
11点50分，在桥上坚守了4个小时的消防员们都换班去吃饭了，陈富超依旧无动于衷。一有空，他就给桥下的记者和消防员扔事先准备好的投诉材料。
中午的太阳很猛，劝解场面没有丝毫进展，陈富超也没有跳下来的意思，桥下仍然聚集着上百的路人和围观者，他们要等着看，这场持久的一跳，将如何收场。
陆信强关掉了摄像机，坐在桥东人行道上喝矿泉水，一位女记者打包买来了麦当劳，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此前。
在桥北，赖健生走上来了，手上提着一个黄色塑料袋。“好心办坏事的人”
根据后来赖的妻子梁丽珍转述，当赖健生第一次路过海珠桥时，远远便看见陈富超坐在钢梁上，手拉横幅。当时赖健生认为，依惯例，“闹剧”不久后就会散场。
如今，病都看完了，4个小时了，僵局还在持续，老赖打算着管管闲事。“我不是他老爸，他这样扰乱治安是不行的，等我爬上去抓他下来”。赖健生闯进封锁线，掏出证件给警察解释。
当时是11点56分，老赖的要求遭到了警察的拒绝。
12点11分，赖健生趁着警察维持秩序之机，瞅准一个机会冲进了封锁区。
老赖如此热心已经不是第一次。年轻时，在单位他就有个“傻佬赖”的外号。在外人眼里，有人说他古道热肠，有人则认为他“好出风头”“爱管闲事”。
三年前，老赖在洛溪桥同样遭遇过一个自杀者。一个男子站在栏杆上，用刀对着脖子，围观的人密密匝匝。
“当时我就冒火了”，赖健生后来对记者说，他一把推开了围观的市民，对着打算跳桥的男子一顿臭骂，接着，他冲上去抱住男子的小腿，成功地将他救下。
在厂里老赖是个积极分子，80年代的时候，厂里树典型，老赖还划破手指，当场写过血书。即使退休后，赖健生也没有闲下来。他住番禺丽江花园，门前有条臭水沟，为这个事老赖跑过不少部门，专门反映此事，还提过解决方案。
“速度很快，就像猴子那样爬了上去。”10秒后，何长顺看到老头子已坐在桥拱横梁中间了，“还以为这个老头会功夫呢”。
桥下围观的人群开始骚动了，嘘声四起。“快看，又有人爬桥了！又一个！”陆信强从地上跳了起来，循声望去，赖健生已经和陈富超坐在同一条铁梁上。
突然出现的老头，让消防队员彭长宝大为意外。
“我没注意到过这个老头，他靠近我时我才看清楚，我不认识他。”陈富超说，当时他正接过营救者递上来的矿泉水，还没打开，正继续诉说欠款的事。
陈富超当时还以为老头子跟他一样，也是想不开了。
越秀消防中队长彭长宝正站在升起的消防云梯里，他距离跳桥者只有两三米远。忽然看见多出个老头子，“当时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又来了一个跳桥的人”。
结果，都不是。
12点13分，坐稳了的赖健生右手拍了拍陈富超的右肩，眼睛往8米以下的气垫盯了一眼。“朋友，你做什么的，你贵姓啊，我们做个朋友吧”。老赖用粤语冲陈富超说。
陈富超回过头，正要伸手跟这个陌生的老伯做朋友。谁曾想，老伯已经左手托住了陈富超的脖子，右手使劲一推。
陈富超就像个面口袋一样垂直坠下了，由于手挂在横梁上，下坠出现了偏差，落地的时候右侧身体先着垫子，重重地摔在救生气垫的一边，腰椎和右肱骨当即粉碎性骨折。
赖健生事后说，当时，自己事先仔细看过气垫的位置，确认即使将陈富超摔下，也刚好能掉在气垫的范围内，不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但令赖健生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一推，同时也把自己推向了“好心办坏事”的深渊。
这一刻是12点15分。
赖健生以终结者的姿态闪亮登场，仅仅3分钟的时间，那么用力一推，就摆平了谈判5个小时都没结果的“跳桥秀”。
一切的麻烦都没有解决
“我当时可以拉他一起下来，但是我没有拉”，事后，陈富超跟记者说，被推下那一刻他几乎头脑空白，但闪过这么一个念头。
不过，当时骑在桥梁上的赖健生可不知道这么多。陈富超被推下的一瞬间，桥西侧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有人高声喝彩。
3年前，赖健生在洛溪大桥上救下自杀男子的时候，现场同样也有喝彩。事后，赖健生被当地政府部门授予“见义勇为奖”，得到1万元奖金，还有一张至今收藏的奖状。老赖的徒弟说，后来厂里还奖励了他800元，街道也给赖健生一些物质奖励，但赖没有要。
在陆信强的影像记录里，赖健生伸出左手振臂一挥，向桥下围观者致意，随后，举起左手，向左侧的市民敬礼，又举起右手，向右侧市民敬礼。
他当时还以为成功“帮助”陈富超安全着陆。但荣誉在10秒之后被彻底颠覆。
陈富超摔在地上后，只说了一句话，“我的手断了”，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
陆信强冲了上去。用摄像机对着陈富超。“那个老头是你父亲吗？”在陆信强看来，能爬上去推下跳桥者的，应该只有家属了。陈富超在消防员的搀扶下，一边摇头，一边上了警车。何长顺为接下来的变化惊呆了。桥东侧最先看见跳桥者摔断了手。骂声最先从这边传出。
“打死他”“打死他”，“你敢下来就打死你！”围观者将愤怒泼向了这个66岁的老人。谩骂声越来越大。“谈判专家不称职，这么久都没劝下来，但也不能这样硬推下来吧，这跟打砸抢有什么区别？!”当初鼓掌的人们不知所终，还以为老赖是谈判专家呢。
赖健生搭着云梯下到一半时，有小伙子从人群中脱下拖鞋，向他扔来。云梯落地，迎接他的，没有鲜花和掌声，而是从人群中飞来的矿泉水瓶。随即，他也被带上了警车，只穿着袜子。陆信强后来从视频中发现，人群中有陈富超的弟弟。
一刻钟后，海珠桥又恢复了日常。
第二天，赖健生的妻子召集了媒体见面会，为了不暴露住所地址，专门在农讲所附近的招待所开了一间房。这是赖健生家人唯一一次与媒体正面接触，此后，两人手机长期处于关机状态。
后来，赖健生在给徒弟打电话的时候，反复说自己“好心办了坏事”。
5月28日，端午节，本刊记者拨通了老赖的电话。他委拒了记者提出的采访要求，因为警方要求他不要乱说，同时，他也担心自己“越描越黑”。
他说，他现在住在一个外人找不到的地方，这段时间压力很大。
陈富超这些天一直躺在医院里。他打算起诉背后的推手赖健生，承担他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
6月2日，一个60岁的老伯，从深圳跑到广州，又爬上海珠桥。陈富超在医院的电视里看到这一幕，跟记者说，“只要那座桥桥还在，就一定会有人爬上去。”
当无力者看中一座桥
如今，陆信强矛盾起来。作为DV记者，一跳桥就去拍，这是工作职责。但另一面，拍得越多，跳得也就越多
本刊特约撰稿/刘刚 （发自 广州）
“这段时间跳桥的事情太多，大家都‘审美疲劳’了。”陆信强自我打趣，从4月份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广州仅海珠桥就出现“跳桥秀”14起。几乎每隔4天，就有一起。
因为“跳桥秀”频繁，陆信强干脆搬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旁的新“家”，尽管房子还没装修好，但这里离海珠桥近，“打的5分钟就到”。
从2006年开始，陆信强用DV记录了50起试图从高处跳下的自杀者。起初，还都是真跳，但到了后来，一切都变味了。“没一个人真往下跳”
47岁的陆信强原本是一家国有企业老总的司机，因为3年前的一个偶然，改行拍起了DV。那是2006年6月5日，陆信强带着刚买来的DV，去广州大桥附近的二沙岛试机。
下午5点过，广州大桥上一片警报声。围观者中间，一个穿灰衬衣的男人蹲在大桥外侧的铁架上，作势欲跳。赶来的消防员，不断地劝救他。眼看消防员就已经握住了轻生者的手，不料，男子却主动放弃了，跳入了江里。
陆信强拍摄了整个过程。他至今保留着当时的带子。当晚，他拍到的素材被广东电视台制作成现场新闻，在“今日关注”栏目播出，时长1分钟。
这是陆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自杀者。此后，他便走上了这条路，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陆信强拍了近千条的突发新闻，其中，“至少50条跟跳桥、跳楼有关”。
2009年3月16日晚上9点多，广州市少年宫前，31岁的周仕想因为不堪重负，爬上离地6米多高的龙门架欲自杀。陆信强当时就在旁边。
周仕想不但频频向桥下围观者挥手致意，纵身跳下之前，还张开双臂，向桥下的围观者抛去飞吻。
这是少见的主动跃下的案例。据陆信强不完全统计，他记录的50条自杀者新闻里，只有差不多1/3。
真正轻生或者选择自杀的，一般会选择高层商住楼或大厦，即使跳桥，也不会爬上海珠桥的桥顶。“那摔不死人，”陆信强说。
剩下的2/3，一般选择海珠桥、人民桥或者海印桥。陆信强说，从2006年至今，他拍过20多个爬上海珠桥声言自杀的人，但除了陈富超被人推下属于例外，一次都没见他们主动跳下来，全都是被消防员或者警察劝下来的。
早些年，海珠桥上的跳桥者还不多，一两个月一次。当时，包括陆信强自己在内的现场围观者，大多对跳桥者报以同情或者理解。
后来，尤其到了今年4月以来，上海珠桥的爬桥者多了，大家发现也没有人真跳桥了，反倒是每一次跳桥，桥面交通就封闭一次，受影响的人多了，现场于是“骂声一片”。
“真要跳桥自杀，没人会选择海珠桥的，爬海珠桥的都是作秀，没一个人真往下跳。”陆信强总结。“一有事就爬海珠桥”
日益增多的跳桥者，让主管部门把值守桥面的治安员人数从此前的2人增加到4人，最后加到6个人。即使24小时轮班值守，仍不乏铤而走险的人。
5月25日，下午6点30分。陈富超跳桥的阴影尚未消除，一个背着小孩的男子，在路人的嘘声中，又开始往海珠桥上爬。
眼看就要翻上桥顶，所幸治安员及时赶至，将男子截了下来。
5月27日，晚上8点40分左右，一名中年男子趁守桥治安员不注意爬上海珠桥东北端斜拱钢架上，称因举报“黄、赌、毒”遭人毒打后得不到赔偿，约一个小时后被警方劝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陆信强不止一次这样问过那些当事人，与陈富超的解释相差无几，大多数人都给出两个理由：“海珠桥好爬、有影响。”
一个叫郑龙的双腿残疾者，爬上海珠桥后曾得意地对陆信强说，“你看我，我还是一个残疾人，照样能爬上去。”这座桥的设计者或许压根就没有想到，当初以全钢结构为特点的桥身，76年后却为“自杀者”提供了方便。
此外，陆信强还发现，跳桥事件一般发生在上午8点左右和下午6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是每天的上下班高峰，人流车流大，影响大，关注度也高。
5月11日，残疾人郑龙第二次爬上海珠桥，陆信强拿DV对着郑问，“旁边不是有解放桥、海印桥、江湾大桥吗，为什么只选择海珠桥？”
郑龙说：如果我去那边，“如果真的跳下来，也没有人会发现我”。
在陆信强看来，早些年的跳桥者把海珠桥当作了伸斥的场所，而今年以来，跳桥者的诉求更加多元化，“不管大事小事，一有事就爬海珠桥”。
从今年4月开始，陆信强经历的10起跳桥事件中，矛盾多集中在土地纠纷、医疗纠纷、和感情问题上。比如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甚至工作压力大等问题，也会成为一些跳桥者的理由。
“5月3日，一个中年男子坐在海珠桥顶，拿着儿子的照片。”陆信强回忆，小男孩今年4岁，两个月前在三元里走失，男子怀疑被人拐走了，虽然当时报了警，但至今没有消息。情急之下，他就想到了跳桥。
同时，陆信强还发现，如今在海珠桥寻短见的，绝大部分都不是本地人。
4月1日，背着幼女上海珠桥的男子是台山人；4月14日，为解决土地纠纷爬上海珠桥顶端的两兄弟来自惠州；5月3日，拿着儿子照片上海珠桥寻求帮助的男子则是广西人；除此之外，还有广东湛江、茂名等地的人。
海珠桥推人跳桥事件发生后，曾有人质疑，是否是人们正常诉求渠道缺失所致？
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黄周海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4月以来的12起跳桥当事者中，没有一位通过信访表达自己的诉求。
“就算广州的信访渠道在全国来说是健全得比较早的，那别的地方呢？”陆信强问。“爬桥就是为了见记者和官员”
根据陆信强多次现场跟踪拍摄的经验，爬桥者往往是趁值守的保安不备，悄悄爬上海珠桥顶的钢架。接下来，有的会坐在上面，或者蹲在上面，甚至躺在上面，“主要是为了吸引桥下路人的注意。”
消防车、公安、水警、救护车这时一般都会出动，消防车一到，要铺救生气垫，道路就要半封闭或者全封闭，桥下的围观者就会越聚越多。此时，爬桥者就会打出早已准备好的横幅或者提出自己的要求。
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在海珠桥上漫步，有的向营救人员索要饮料，看起来他们根本没有对于因为跳桥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的担心。
跳桥者除了向上桥劝解的警察或消防员反映自己的诉求之外，更多的跳桥者提出的要求一般就是两条：要见记者，要见政府官员，而且是职位最高的政府官员。
这个时候，陆信强除了记录者的身份，还会热心协助现场的警察和消防员。他和海珠桥辖区派出所的所长因此成了朋友。
为此，陆信强充当过数次调解专家。
“每次上去，我就拿摄像机对着对方。”陆信强说，这一招特灵，一般爬桥者对着摄像机说完话，都会“乖乖地”进云梯下桥。
令陆信强印象深刻的是，是5月3日那个失去孩子的父亲。男子对着摄像机念叨一阵子后，决定下桥，在最后看陆信强的时候，还一再询问，“能不能播？能不能播？”
如今，陆信强矛盾起来。作为DV记者，一跳桥就去拍，这是工作职责。但另一面，拍得越多，跳得也就越多。
当无力者都盯上了这座桥，陆信强的工作就变得繁复起来。
陆信强现在有两部手机，为了接听报料电话，他专门购买了一个尾号为“119”的手机号码。他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刚端起碗吃晚饭，跳桥的报料电话就响了。
早两年，即使在吃晚饭，陆信强都会毫不犹豫丢下饭碗就往现场跑。现在，同样时间段电话响起的话，他会紧闭双眼，在胸前连画两个十字，嘴里默念“不要是跳桥”“不要是跳桥”。
5月28日，陈富超被推下的一周后，傍晚7点，陆信强的两部手机同时响起，报料人说，珠江大桥有人跳桥。
挂掉电话，这个广东电视台的DV记者赶紧向台里汇报，台里回复算了，陆信强又给广州几家报社的朋友报料，对方都说，“不搞了，不搞了。”★
他策划了农民工“跳楼讨薪”
导演“跳楼讨薪”让章俊在民工圈子里出了名，他总结说：记者来了，次次都成功；记者不来，次次都失败
文/王婧（发自武汉）
他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李。但自从当地媒体用头版篇幅报道他“导演跳楼秀”之后，圈子里的朋友都开玩笑地叫他“李导演”。
见到记者的第一时间，章俊（化名）就伸出布满老茧的双手，抱怨地说：“你看我的手，我也是农民工，也要做事，我怎么可能是导演呢？导演有这样的手吗？”走投无路
章俊第一次走绝路是在2007年底，当时，两年前的3万余元工钱仍然没有讨回。
虽然是泥工出身，和几个工友一起爬到武汉中南路一栋20层高的楼上，章俊还是一阵眩晕。站在楼顶，他觉得自己特别无能。这笔钱，他已经讨了快两年。
1995年，章俊从孝感来到了武汉。当了两年厨师之后他开始转行做泥工，然后辗转了大半个中国。2004年，章俊觉得带班能挣钱，就从老家邀约了20名老乡到武汉做事，一直到现在。
他没想到，到2006年结账时，他手下民工的工资已经被上一级的“大包”拿去赌博了。“大包”告诉他，到年关就会有钱，过小年的时候给。然而等到小年，章俊再给“大包”打电话，对方的手机已经关机。
因为害怕面对那些曾经一起做事的老乡，这一年，章俊没有回家过年。
此后一年时间，章俊就在不停地找“大包”要钱，每次讨回一点点。
眼见着又是一年年关，章俊仍然有3万余元的钱没有讨回。他不再相信“到年关就会有钱”的话。他已决定，“讨不到钱，就跳楼算了”。
2007年，妻子也跟他离婚了，无钱、无房，俨然光棍一条。女儿由妻子抚养——女儿长到4岁，陪她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两个月。妻离子散，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章俊看见楼下围观的人群在慢慢聚集，他在20层楼的楼顶上，给110拨了电话。
民警很快赶到现场，让他有什么事情，下来再说。但章俊坚持着，拿不到钱，坚决不下来。他甚至慢慢坐到更加危险的地方。低头看，下面已经铺好了气垫，但他不知道，如果真的跳下去，能不能跳到气垫上。毕竟，这是30层，太高了。
欠钱的“大包”最终出现了，当场结清了他们的欠款。
从楼顶下来的时候，章俊颇多感慨。此前为了讨回这笔钱，他找过武汉市劳动局，市劳动局回复，让他找区劳动局。他又去了区劳动局，区劳动局回复说，他应该去找到这个“大包”，当然，还可以上法院告他。
章俊找不到“大包”，即使找到了，去法院告状，把钱讨回来，也要好几个月，回家过年的愿望就会泡汤。此外，章俊很清楚，这笔钱，如果再拖几个月，就已经过了法律上的民事诉讼两年的有效期。那时候，即便是打官司，也很难解决问题了。
章俊没有想到，用以死相逼的方式居然能够成功地讨到这笔钱，而且是当场解决问题。这显然比找劳动部门和法院来得更快更有效。
“不见钱就不下来”
离第一次“跳楼”仅仅一个月，章俊在武汉傅家坡长途客运站，再一次“预备跳楼”。这一次，章俊比上一次轻松多了，也不再抱有“讨不到钱就跳”的心态。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工程只欠了他4000多，另一方面，这次他主要是来帮助几个朋友，通过跳楼的方式讨薪。
时值2008年雪灾，武汉成为“冻城”。大雪阻滞了春运，傅家坡长途客运站人山人海。1月21日，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曾经在这里干活的50多个农民工一起来到傅家坡长途客运站，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
与上一次相似，他们的工钱也是被“大包”卷跑了。
章俊和4个工友爬上了傅家坡长途客运站的楼顶——脚下是他们2006年亲手改建而成的国家一级AAA车站。其余的工友，在下面围观。
随后，章俊拿出手机给武汉各大媒体 “爆料”。《长江商报》的记者沈右荣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他看到“5名农民工坐在楼顶的围墙上，半个身子悬在空中”。
同样在第一时间赶到的，还有110。他们也接到了章俊的“报警”。
章俊坚持着“不见钱就不下来”的原则，任凭民警如何劝说，他仍然不为所动。但在冰天雪地里坚持几个小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章俊觉得，冻生病了也不划算。后来，为首的一位民警押下了警官证，向章俊保证，一定帮他们把问题解决。
时至今日，章俊对这个细节依然记忆深刻，并且“特别感动”。这让他认识到，这些民警是极度真诚并且值得信任的。
章俊带着几个工友从楼顶上下来。他的心里是忐忑的——欠他们钱的“大包”没有像上次那样出现，他们也没有能够现场就拿到钱。他们拿到的，只是一张警官证和民警的承诺。
让章俊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两天后，这几十个农民工顺利地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共计6.8万元。章俊曾经以为这笔钱要不回来了，因为甲方已经和他们的“大包”把工资结算清楚，但“大包”也找不到了。后来他才得知，这笔钱是由甲方——湖北省客运集团支付的。他也据此评价，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很有权力”，因为他们可以责成公司预付“大包”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事实上，2003年，湖北省就率先在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建筑行业推行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按规定，一旦企业拖欠、克扣职工工资，劳动保障部门核实后，可从保证金中垫付。甲方付钱的时候，还特意让农民工们写了一封大大的感谢信，“大意是感谢甲方支付工资，让农民工回家过年”。
此外，章俊还得到了《长江商报》的线索费。当天的报纸上注明——“线索提供者章先生，线索费 50元”。
等章俊在家里过完年再返回武汉后，他听说，因为媒体的报道，傅家坡“跳楼”事件引发了国务院的关注。随后，武汉市建委查处了欠他们钱的“鼎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它是傅家坡长途汽车站改造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另外，承包人也因此被逐出武汉建筑市场。这是武汉市第一次对个人发出的“禁入令”。讨薪之路
傅家坡“跳楼”事件让章俊在农民工圈子里出名了。不管怎样，他成功地实现了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实现的讨薪之路。并且，带着钱，回家过年了。
于是，他的新生活开始了，他有了一个26岁的新女友，在新女友眼中，他聪明、善良、乐于助人。
但他仍然住在那间潮湿的小房子里，只有8平米，没有地方晾衣服，也没有单独的洗手间。一个月130元房租，加水电费一共150元。他说，“我也是靠打工赚钱啊，又不是专门跳楼讨钱的。”
只是来这间小屋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了。从这些人口中，章俊掌握到的信息是——“武汉跑账的老板至少有十几个，加起来欠的账至少有五六百万。”他喜欢结交农民工朋友，他说，“假如有一天，我还可以东山再起的话，还可以叫这些朋友过来帮忙。”
这些农民工朋友常常会遇到和章俊相同的问题——要不到钱。尤其像他这样的“小包”，就更难做了，他们上有“大包”，下有农民工兄弟。老板卷钱跑了，农民工兄弟又不能不吃饭。记者了解到，早在2005年5月，武汉市清欠办就规定，“农民工工资将直接发放到本人，并且按月结算。施工企业如有隐瞒事实或有意克扣工资者，处以2000～20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章俊看来，建筑行业的层层转包的深层次问题，不是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很多农民工对包工头都很信任，连欠条都不打。”而这也成为日后维权异常艰难的原因。
章俊“不得不”又“导演”了几次“跳楼讨薪”。他总结出的程序是：首先，去找欠账公司，了解情况。其次，挑选合适的日子，最好是节假日之前。然后，召集讨钱的人，声势越大越好。地点是不用挑选的，谁欠钱就到那个楼上跳。只有这样，公司才会出面，便于现场解决问题。
最后，是现场的分工协作，几个人去跳楼，最好不少于5人；其余的人在楼下接应，偶尔还会打出标语。
然后，找人给媒体、劳动局打电话，有时给110打电话。
另外，他还找到了一个更高效的手段，直接给市长热线打电话。
章俊说，站在地上的感觉和站在楼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会为楼顶上的兄弟们担心，不让他们搞得太危险；他也只给媒体打电话，不再亲自拨打110，因为他怕自己违法被抓走。
他甚至开始预计后果——在半个月之前的一场“跳楼秀”中，他提醒大家要做好被拘留15天的准备，因为跳楼的地方太繁华了，“可能会扰乱社会秩序”。
但要是能讨回几万块钱，即使被拘留15天，他也愿意。在他的印象中，武汉从没有拘留过跳楼的人，因为“警察也同情农民工”。最终，这场“跳楼秀”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
农民工拿到了工钱，公安局对每个农民工罚款100元。“本来是要罚200元的，但他们太可怜了，就只罚了100元。那些农民工还挺配合处罚的，比我预想的要轻一些。”章俊说。
之后，他对媒体的理解，也越加深刻。他很清楚当地的几家报纸是什么风格，还知道“房地产养活报纸”，而他们“跳楼”又常涉及到建筑行业，所以一些媒体就不会出面，或者稿件被“公关”掉，他也觉得“可以理解，只要把钱要回来就行”。
他总结自己导演的几次“跳楼讨薪”：记者来了，次次都成功；记者不来，次次都失败。“导演”成名了
章俊的名声在武汉的民工圈子中越来越大。2008年5月，又一场“讨薪跳楼”在酝酿。苏五能，与章俊相识于朋友的生日会上。两人交情甚好。陈天兵，和苏五能一起干活的另一个“小包”。
此三人，因为一起拖欠款团结在了一起。欠钱的是东西湖的“将军花园”。这个小区早已交付使用，商品房均已经销售出去，一楼的门面也开得红红火火，但他们的工钱，迟迟没有拿到。
他们同样用尽了各种方式——劳动部门、法院，陈天兵还跑到“大包”家里去找了十多次。始终没有结果。
于是最终，一切按照章俊的“套路”进行：一、苏五能带章俊去公司了解情况，但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二、时间：选择在5月27日——端午节前一天。三、地点：就在“将军花园”D区8号楼。四、人物：三个“小包”各带了十余人。五、分工：5人上楼，其余人在楼下围观。章俊给媒体打电话，其他人给劳动局和有关部门打电话。
章俊回忆，他当时只对苏五能说了一句话，农民工就上去了。那句话是，“你按照我那个方法搞啊，跳楼引起人们关注，我去找记者来。”
苏五能则说：“是他们自己要上去的。我一直喊他们下来，他们不听。说不给个说法不下来。”一切也似乎都在按照章俊的设想进行。媒体到了、民警到了、房地产商到了……劳动部门答应他们认真调查此事之后，他们从楼顶上走下来。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现场，记者们又一次看到了章俊。在他们的记忆中，章俊总是出现在跳楼讨薪的现场，也总是给报纸报料，是个“熟人”。记者的敏锐让他捕捉到了异样的气息。他们感觉，眼前这个人可能是跳楼讨薪的幕后策划人。
让章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记者这次的报道对象，从跳楼的农民工转向了他本人。
第二天，《长江商报》的头版新闻是——《男子导演9起民工集体跳楼秀，5次成功讨回钱》。章俊上午9点多买到了报纸，他说，“看得我头皮发麻。这次玩大了。”但苏五能安慰他说，“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讨钱时心里才踏实。”
11点多，章俊陆续接到100多家媒体的电话。“媒体真的好快啊！说希望采访一下，我那个时候不敢接受。”
“这次闹这么大，搞得我自己还蛮害怕，吓得我都不敢开手机了。一个蛮普通的人，突然一下，你说这么多媒体，突然找你，你说这个感觉……你们都蛮大的影响力，我本来是蛮喜欢看新闻的，听说你来找我，我心里发毛啊……”在本刊记者预约采访时，他不断要求匿名。见面前五分钟，他给记者电话说，“你不许给我拍照和摄像啊，不然我不来了。”
在采访过程中，章俊的手机响了好几次。期间，他几次收到央视《新闻会客厅》的采访邀请。他时不时地问记者，“你说我到底去不去呢？要是去了，你说会有政府部门帮我们解决问题吗？”
他又问，“你们杂志的影响也挺大的吧，温总理能看到吗？以前他就帮那个熊德明的老公讨回了工钱。”
他还问，“你说以后要是还有人要我帮他们这个忙，我该怎么办呢？”
稍许，他又自言自语，“毕竟我没杀人没放火。” ★
我们为什么同情跳桥者
文/秋风
近年来，媒体不断报道各地跳楼、跳桥事件。出人意料的是，人们发现，这些事件背后，竟然还有策划师。5月27日，武汉一工地5名工人为讨10万元工钱作出集体跳楼的样子。后来人们发现，这起事件是一名男子策划的。该男子自称，本人策划过的跳楼秀不下8次，并数次给媒体提供线索，媒体加以报道后，通常会获得成功。
这样的情节，确实带有强烈的黑色幽默色彩。已经有人给跳楼、跳桥行为后面加了一个“秀”字，策划师的出现则更突出了跳楼、跳桥行为的行为艺术特征。
也因此，有些人不再同情跳楼、跳桥者。5月21日上午，一位60多岁的赖阿伯将一名为追讨被拖欠款项而爬上广州海珠桥声称要跳下的男子推下。老汉在上桥前说：“跳桥让交通受阻这么长时间，他们不能这样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
老汉的这一行为引起舆论强烈反响。大多数人对此种行为表示谴责，并认为老汉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确实，赖老汉的这一行为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社会正在向道德伦理的底线不断突破，如果不加以制止，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后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理解，那些跳楼、跳桥者为什么会要作出那种选择？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跳楼、跳桥者都是在作秀。他们不同于一般的自杀者，他们走上大楼、大桥，通常不是因为厌世，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热爱生命。是因为遭遇企业欠薪、上访被拒，或在房屋拆迁、土地征收、医疗纠纷中自认没有获得公正对待，但又投告无门。他们珍惜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但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他们觉得没有充分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事实上也可能确实如此。目前，很多关涉底层民众权益的制度设计都不完善，导致民众权益在受到侵害时，往往找不到有效的救济渠道。比如，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实际上赋予企业以某种特权，劳工工薪被拖欠，地方政府的劳动部门或法院未必能为外地劳工提供救济。在拆迁、征地等纠纷中，类似情况亦时有出现。当然，对于这些民众，制度也提供了司法之外的救济渠道，即信访。然而，信访制度本身面临着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民众只能越级上访，最终到北京上访。而地方政府为防止访民影响自己的政绩，又会采取各种办法“截访”。这样，民众在制度框架内寻求救济的渠道纷纷“失灵”，就不得不在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之外，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表达自己的诉求。有的时候体现为暴力抵制，有的时候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有的民众则选择跳楼、跳桥。这种做法其实接近于越级上访，当事人希望通过这种举措，引起媒体关注，形成解决他的冤屈的舆论压力；更重要的是希望以此引起上级政府关注、过问，对当事的政府形成体制内压力，使自己的冤屈得到解决。
毫无疑问，这样的解决方式具有较高的社会成本。比如，跳桥秀可能影响城市交通，跳楼秀可能影响商业活动，警察、消防都部门为此也要消耗人力、物力。当然，最大的成本是社会精神成本，跳楼秀、跳桥秀必然恶化社会气氛。但是，制造这些成本的不是这些跳楼者、跳桥者，而是相关政府部门，及运转不是那么灵便的制度。
关于这一点，整个社会、舆论、包括现场围观民众的立场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尽管人们可能也会感受到一些不便，但对于这些弱者，还是普遍给予同情。如孟子所说，人皆有“恻隐之心”。跳楼者、跳桥者正是把自己冤屈获得解决的希望寄托于人的这种恻隐之心上。他觉得制度的运转比较迟钝，因而诉诸人们对弱者、对无助者的同情心，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舆论，希望以此对相关部门构成一种道德压力，使之更为公正地执法。
广州赖老汉的一推，则打碎了那些自认为自己遭受冤屈的弱者的最后一线希望。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是十分可怕的。这个老汉为自己的行为找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这些理由都是苍白的，只能证明老汉自己心灵的冷硬。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几希”就是每个人天生的对于同类的那一点同情心。人要想成为人，社会要维持基本秩序，离不开这点同情心。为了这同情心，个人和社会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但这恰恰让那些自认为遭受冤屈的弱者感受到些许温暖与希望。如果人们撤回这样的同情，那他们的心灵将坠入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社会，若有一个群体生活在绝望之中，这个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好社会，它甚至面临解体的危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