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报要闻组纽约3日报导/20年前6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血腥镇压学运事件，中国当局至今没有对外公开真相。美国政府则依据当时驻北京大使馆的紧急密电，亟力了解真相。
目击一切事件经过的当年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与使馆馆员，从6月3日下午3时到6月6日间，积极地蒐集居民、记者、报导与证词，无休无止地透过秘密电报，把现场消息传送给美国国务卿。华府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计画”(National Security Archiev)取得当时使馆密电，整理还原当时的情况。
例如，在列有“最高机密”(Top Secret/Exdis〔b1, a4〕)的6月4日密电“国务卿早上简报”(Secretary’s Morning Summary)：“中国部分：部队开枪。伤亡数字仍难确定，多种来源指在广场上死于军方枪下的人，从180人到500人不等，伤者数以千计。部队在坦克的支援下，与平民群众激战七小时后，在天亮前到达广场……”。
密电详尽报告解放军与示威者的一举一动，更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包括解放军在血洗天安门广场后，竟爆出内鬨自相残杀事件，有解放军甚至趁乱打破银行与商家玻璃，而军方向平民开火原因、外国记者遭军方痛殴，以及外交使馆区遭枪击等内幕也在其中。
27军是元凶
世界日报要闻组纽约3日报导/六四屠城惨案至今20年，北京当局仍不承认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遭到流血镇压。20年后的今天，美国国务卿喜莱莉．柯林顿要求北京当局公布死伤者名单，对争取民主自由的受害者家属有所交代，这也证明美国政府的要求有所凭据，亦间接证实当天广场上确有死伤。
华府乔治华盛大学“国家安全档案计画”根据当时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解密电报，披露六四前后紧急混乱的情况，美国使馆人员所收集到的资讯以密电方式在第一时间传回华府国务院，做决策参考。以下是根据部分解密电报还原的当时情况：
前夕∕鹰派感受领导危机
北京当局在5月20日颁布戒严令，表明以武力清理广场。在华府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5月23日与美国老布希总统会谈。根据解密文件，老布希表明盼中方克制。万里提早结束访问，27日公开支持戒严令。
胡耀邦过世后，抗议学生纷纷涌进天安门广场，中共鹰派领导阶层希望对学生和党内温和派两者皆采取强硬态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国务院1989年6月2日呈交国务卿的内部情报密析指出：“鹰派仍无法解决领导危机，也无法将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次日的情报密电中即指出，政府和学生首次开始暴力相向，武警使用催泪瓦斯对付学生和民众，学生则丢石还击。
但就在武警动手后，密电指出，首波配备简单的军力开始“不敌而退”，似乎有意找藉口，引进重装部队到天安门广场镇压。果不其然，头戴钢盔，手持自动武器的重装部队进驻市中心，报告说：“显然(中共对付学生采取)的武力镇压是真的。”
当天∕解放军攻击示威者
在6月3日的急电后，美国使馆接着发出警告，表示中共确实将使用武力，解放军并开始攻击示威者。
接下来，美国使馆便开始使用秘密电文，将现场目击传回美国。密电指出，解放军由坦克、装甲运兵车、卡车领头，从四面八方开往天安门。密电显示，当日不同国家的媒体报导说有50至70人被杀，实际上远低于使馆所估算的人数。
密电称“数名美国记者在天安门广场被中国军队严重殴打”。在情势越演越烈下，美国使馆开始进行几乎无休止的密电回报，这些消息多来自于记者、居民与大使馆人员亲眼目击，直到6月6日。6月4日的使馆密电详尽回报解放军与示威者的冲突，以及冲突造成的死亡。
密电并称，有消息指出，解放军破坏公物，甚至打破商家、银行、建筑的玻璃。当天的密电也称，一位美国华裔现场目击者指出：“当第一辆装甲运兵车开进天安门广场后，一名解放军被愤怒民众攻击致死，现场解放军都亲眼看到，显然引起后来解放军乱枪扫射的状况。”密电同时也提供解放军布阵位置与伤亡估算等资讯。
6月5日的密电“血战之后”(After the Bloodbath)指出，“军队仍持续任意射杀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民众”。电文也详尽描述当天大量的军车遭破坏、军方威胁要处决学生、学生可能的激烈反抗行动等。
就在解放军净空天安门广场后，持续驻守市中心时，解放军竟出现内部派系互残状况，枪声不断。
6月5日与6日的使馆密电都指出，解放军第27军“似乎遭受其他解放军的攻击”。原因是“西方国家军事武官”多指称，27军就是造成6月3日大屠杀的元凶，“甚至还传出连反对的其他部队军人也一起杀掉”。
国务院在6日的内部秘录称，27军被“指责是在天安门广场星期六晚间的攻击里，对民众最残暴的军队”。报告认为，“解放军互相冲突攻击的状况也因此产生”。当日使馆电文也指出，“解放军内部分裂与部队互残的谣言四起”。
6月7日的国务院秘录已开始评估政治后果。有谣言说有些中国领导“也许已经看到动手开枪的多数是27军，摃上责任，先开除指挥官，再拔除下令开枪的动武的高层军官”。
同一份秘录指出，解放军也刻意朝着美国使馆公寓开枪。当日的电文也指出，当解放军戒严部队经过使馆住宅区时，可以“听到震耳枪响，美国使馆官员报告，许多位于建国门外的大使住宅区窗户玻璃都被子弹击碎”。
到6月8日，密电表示北京恢复“诡异的安静”。随后，国务院的研究机构发布一份名为“中国现状：背景与前景”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当前危机核心在邓小平接班人的权力斗争”。
劫后∕美使馆庇护方励之
邓小平在6月9日首度现身，国务院对此解读为，邓小平露面表示“他支持戒严令，以及军队对付民众的动作”。在国务院随后的解读中也认为，邓小平此举也有展现团结，并回归政府运作常态的意味。
中美关系也因六四事件产生重大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使馆决定为异议人士方励之提供庇护，这让中国媒体大力谴责美国政府“支持叛徒，庇护造成暴力事件的罪犯”。
所以在六四后，美国便开始详细评估美中关系与中国前途。其实，在六四事件发生后，老布希总统马上在6月5日即宣布“暂停向中国出售武器、暂停两国军事互访等措施”，以示严重抗议。
美使馆在禁运三周后发回美国的密电称，中方严重抗议美方禁运措施，并取消官员访美行程，但使馆认为“中方并不想采取冲突态度，只强调双方应从长远角度来看双方军事关系”。
6月29日，当时的副国务卿伊哥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史考克罗(Brent Scowcroft)，奉命悄悄到中国会见邓小平，表达老布希对中美长远关系的重视。
在两人返国，简报老布希总统后，老布希开始对中国释出善意，并希望引来中国善意回应，他的做法之一是否决国会所提出，让中国留学生在中国人权尚未改善前，继续留在美国的议案。
但老布希的善意没得到效果，史考克罗事后回忆：“在中国仅愿意释放一小批异议人士后，我们陷入无法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状况。我想东欧意想不到的强烈动乱是主要原因。”
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正焦急的观察1989年秋，共产主义国家在东欧的逐一崩溃。总理李鹏在当年12月也向美方密使反应，经历文化革命的他认为，当时东欧的状况与文革类似，他说：“假如我们不在6月4日采取这样决定性的措施，现在中国的状况将会比文化革命时还要混乱。”
邓拍板镇压 李鹏很反常
世界日报/六四屠城事件将满20周年。“新世纪出版社”刚出版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中，披露了当时中共高层处理广场上学运的惊心触目过程。立主撤销“4.26社论”、不能镇压学生的赵紫阳，四面楚歌，无力回天。李鹏的心态、杨尚昆的反覆、邓小平最后拍板，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上枪声四起。“新世纪”授权本报摘录其中关键部分，供读者参考了解真相。
赵紫阳：我谈一下关于戒严和“六四”镇压的问题。学生在和政府对话完全失望以后，决定趁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来华访问期间，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他们认为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绝好时机，为了迎接国宾来访，政府不能不让步。但是学生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得越远，越给李鹏等人主张暴力镇压提供藉口。
我得此信息后，便于5月13日借同工人对话的机会发表谈话。大意是这样：大学生如果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干扰国际会谈，损害中苏高层会晤，那就没有道理了，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借此机会发出的呼吁，在当天的各大报都发表了。
5．13千人静坐绝食
但是学生们对我的呼吁根本不理会，依然于5月13日下午组织了20多个院校的200多名学生，在1000多人的护卫下，进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从这天起，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发生。
学生的绝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支持，机关、团体、市民都卷入了支援的行列，成千上万，一天比一天多，参加绝食的人也不断增加，最多时有两、三千人。学生们为这种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离。
由于李鹏等人阻挠，疏导、对话、转弯子的方针没有贯彻。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有昏倒发生，当时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继续下去，发生学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5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
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
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4·26社论”学潮主因
其实我当时就感到时至今日发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开的时候了。这个结子不解开，没有办法使学生停止绝食，开展对话。而如果学生绝食的情况拖延下去，将会发生极为严重甚至无法预计的后果。
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论”定性的问题。李鹏当即表示反对，他说“4·26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不能动。我反驳他说，“4·26社论”是按4月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邓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我说可以想办法做到不伤害他，这件事应当由常委集体承担。我还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邓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李鹏竟然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因而修改“4·26社论”没有谈得下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大意是：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30至40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
社论定性松口 是关键
而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在我陈述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我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我在亚银的讲话。过去他们实质上反对，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戒严令 三人小组执行
最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邓讲完后，我就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在会上还提出，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我就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么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两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在5月17日夜，中办安排中央领导人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开始李鹏说他不去，当去医院的车子开动时他又赶来了，原来是他听说我要去医院才改变了主意。5月19日拂晓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也是这样。他反对我去，并且还要中办阻止我去。我感到这么多学生绝食将近七天了，中央领导人连看也不看一下，无论如何交代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别的人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他看我态度坚决，没法阻止，才改变了主意。但他当时非常害怕，到广场不到一会儿就溜之大吉了。
从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后，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被动。从5月17日晚到19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
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但对这个会如何开，在哪里开，什么人参加，还有什么内容等等，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而他的讲话稿竟然写着，“5月4日以后学潮严重升级”。
“五四”讲话被扣帽子
后来可能他们感到这个说法指我5月4日讲话太明显了，报纸发表时改为“五月初以后学潮升级”。这就公开指责学潮是我的“‘五四’讲话”造成的。李鹏还向国务院各国务委员传达说我犯了错误。当晚召开宣布戒严大会之前还开了个小会，所有这一切使我感到实际上我已经被排斥在决策之外。
19日我向政治局请假三天，建议常委会由李鹏主持，并拒绝当晚出席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
19日宣布戒严后，又是一次兴奋剂，又把群众的劲鼓起来了。静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援的人们成群结队涌向街头，特别是实行戒严调军队进京，大大伤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
5月21日，乔石来我处谈了这些情况。他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如果不是邓一再督促，并且决定调更多的军队来京，这场大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
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