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农历新年来临前夕，流亡印度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全球华人发出新年献词，在祝愿中国以及全球华人兄弟姊妹新年快乐！吉祥如意！之后，没有忘记提出：“衷心祈愿在新的一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所有民族，在平等公正、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和谐社会’。”达赖喇嘛的新年祝愿，与其说是祝愿全球华人新年快乐，不如说，经历了2008年与北京政府在“3.14”暴乱后的较量；奥运圣火传递的争夺，以及奥运前后达赖喇嘛代表和北京两次谈判失利后，对未来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期许。
到今年的3月17日，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流亡印度达兰萨拉整整五十年了，这五十年来，可以说，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重返西藏的期许。只不过，这五十年中，在不同的时期，他有不同的期许：从谋求独立到放弃独立，从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到今天希望“所有民族，在平等公正、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和谐社会”。
达赖喇嘛在世界上毁誉交加。
但不管期许如何变，达赖喇嘛想要谋求的一定是没有汉人存在，甚至不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西藏自治。依达赖喇嘛的说法，是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的西藏真正自治。而中央政府则对此明确表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2008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一行五人赴北京，依约与中央政府的代表接触商谈。这是2002年王兆国任统战部长时开启的双方接触的第九次谈判，2008年3.14事件以来的第3次谈判。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接见了他们。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同他们进行了一整天的谈话。
甲日·洛迪等向中央代表提交了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中央的谈判代表针对“备忘录”声称“西藏流亡政府是广大藏民的利益和藏人的代表者”的论述，严正指出：代表西藏各族人民的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央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外国的产物，搞了几十年分裂破坏活动，它的存在就是非法的，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它。
达赖喇嘛派出的两名前往与中国政府会谈的特使。
北京中央政府谈判代表解读“备忘录”时指出，尽管“备忘录”故意使用大量晦涩不清的语言，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流亡的藏人并没有放弃一贯的分裂主义主张。“备忘录”列出了有关“真正自治”的各项条款，把中央的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对立起来，企图否定、限制和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否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立法权威，甚至企图由这个分裂主义集团来修改《宪法》，从而实际上拥有相当于独立国家的权利。“备忘录”尽管借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句，进行了包装、点缀，但是从标题到内容还是“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也就是早就指出的“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还是“西藏独立”那一套，这一套与宪法是根本不相容的。
谈判最后无疾而终。正在日本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11月3日在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推动西藏更大自治的努力已失败，他对中国政府的信赖愈来愈小，他呼吁世界各地的藏人于11月17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一场特别会议决定西藏的未来走向。达赖喇嘛说，中国政府曾指控他煽动西藏暴乱及鼓吹分离主义，对此他表示，“我不是想要让西藏独立，也不是中国所说的‘分裂主义者’”。他强调，他只希望中国充分保障西藏的宗教以及文化自由，除了外交和军事之外，给予西藏高度自治，并非中国所说的分离主义者。
朱维群事后见记者时表示：“这次接触商谈，相互在观点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但总的气氛是坦诚的。”北京方面表示，中央政府和达赖接触商谈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朱维群说：“中央对达赖喇嘛回到爱国立场上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今后也是敞开的；但是对‘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这一套，以前没有开过门，今后也不会开。”朱维群还指出，达赖没有资格与中央谈“西藏问题”，中央绝不允许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
至此，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又回到了历经6年的九次谈判之前。有些观察家认为，谈判结果表明，北京在处理达赖喇嘛的问题上，已无太大热情和主动性。
西藏往何处去﹖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不断探索的路向，北京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都在进行“西藏自治”的各自实践，目标相同，但实践路径不同，殊途能否同归，令全世界关注。
达赖和中央曾经有过蜜月期
从印度首都新德里乘飞机约一个半小时到北部城市查谟（Jammu），再乘车颠簸约3小时，汽车驶上一条平整的柏油马路绕山而上。沿崎岖曲折的山路向远处眺望，一边是悬崖下的北部平原，一边是顶端常年积雪的山峦，在群山环绕之中，一座山城展现眼前。
这就是达兰萨拉（Dharamsala）。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流亡西藏民众，自1959年出走西藏后，在印度北部山区开山辟建了这个流亡藏民的新家园，在这里生活了50年。达赖喇嘛称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数十年在达兰萨拉追求的是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他希望西藏要走向真正的民族自治。
这么多年来，返回家园始终是达赖喇嘛挥之不去的一份坚持。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1700多米高山上的行宫内，达赖喇嘛3次接受笔者的访问，他难掩内心对故土的思念之情。他对笔者表示：“出走是因为无奈，回国完全发自内心。”
五十年前，解放军挺进西藏中西部地区，西藏发生暴乱，局势不稳。1959年3月17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和约八万名西藏人翻越喜玛拉雅山脉流亡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现在流亡海外的藏民人数已逾13万。数十年来，达赖喇嘛的代表和北京政府间，为解决达赖喇嘛的返国及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西藏“高度自治”问题，存在着时断时续的接触。（未完待续）
（续前）达赖喇嘛对50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1954年，北京邀请年仅19岁的达赖喇嘛进京参加人大会议，尽管当时有不少人劝说他不能去，会有生命危险，达赖喇嘛还带着约500随从如期出发了。他船载马驭一直行走到成都，在成都坐火车到西安，然后改乘火车进京。当年在北京，他被提名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他说，毛泽东把他当小孩，刘少奇、陈毅等国家领导都对他很好。
1955年快离开北京时，有一次毛泽东突然约他到中南海见面，那时他还在人大开会不知是否可以马上去，就向刘少奇报告，结果，刘少奇让他赶紧去。达赖喇嘛说：“当时见面就像父子一样，毛泽东很亲切、和蔼，给我很多教诲。毛泽东要我直接、秘密地联络他。”
1955年，达赖喇嘛到中国各地参观，参访了哈尔滨、沈阳、武汉、上海、南京、天津等，遇到很多地方共产党干部，达赖喇嘛回忆说：“他们说话直截了当，很诚实，非常好。那些非党人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很客气，所以我感到，这些共产党员真的是不同一般”。
当年达赖喇嘛还很年轻，但他感受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那些党员发自内心的追求。他称“我的上司”刘少奇非常好，朱德、彭德怀也是非常好的人，邓小平很伟大。“接触省一级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能感受到他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以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气质。可现在没有了。”
1957年，达赖喇嘛出访印度后回西藏，局势越来越复杂。他称给毛泽东写过两封信，却没有任何回应。地方正出现冲突，如果毛泽东有指示，可以采取相应措施，结果是石沉大海，令他无计可施。1959年3月17日离开西藏，是下午做出的决定，晚上就撤走。刚离开罗布尔卡时并没有计划要到印度，先到了西藏的南部，“我17日离开，20日大炮就响了，镇压开始了，这样我就离开来到印度。”他还透露，当年出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和他会谈时曾讲：“跟着我好好干，宗教都是骗人的。”这令他非常震惊。不过，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给他的良好印象让他难以忘怀。
197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重新复出主持工作的中共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主动向出走20年的达赖喇嘛招手，并放话：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对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来说，这是一个甜密的回忆。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个子不高，与身高近1.8米的嘉乐顿珠相比矮了一截，但当年邓小平果敢的作风、举手投足充满魅力的身影，给嘉乐顿珠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邓小平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宽容和谐政策、几次力邀达赖喇嘛返国的真诚，成为嘉乐顿珠美好的记忆。
早年，嘉乐顿珠没有接受毛泽东电函要他去北京的邀请，于1952年出走到印度噶伦堡定居。长时期离乡背井，嘉乐顿珠基于自身所经受的艰难磨练，又受到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西藏问题，寻求解决、结束流亡生涯的路径。他不能去中国大陆，就经常到香港，研究、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
1978年底，复出主政的邓小平委托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李菊生派人寻找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几个星期后，经人介绍找到嘉乐顿珠。李菊生对嘉乐顿珠表示，邓小平希望他能去北京看看，可以当天去当天就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嘉乐顿珠很兴奋，但他表示：“我的身份特别，我是达赖喇嘛的哥哥，要去北京的话需要达赖喇嘛的许可和同意。”回到印度，嘉乐顿珠向达赖喇嘛作了报告。达赖喇嘛表示同意：“如果邓小平先生要你去，你就去呀，你以私人的身份去拜访邓小平先生。”
嘉乐顿珠回忆，1979年1月份，正是北京严寒时节，李菊生陪同嘉乐顿珠去北京。“我们住在圆明园附近一个很特别的招待所，地方很大，听说早年彭德怀元帅在这里住了相当一段日子。”会见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一见面，邓小平就像老朋友般握着嘉乐顿珠的手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而前来。”
由此，开启了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二十年后的首次高层接触。
邓小平率性直爽，他对嘉乐顿珠表示：“你今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商量，大家可以谈。”嘉乐顿珠向邓小平表示歉意，没有及时到北京是因为去印度请示达赖喇嘛了，“他让我来北京，看看你老人家”。邓小平非常高兴，很直率地说了：“非常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未完待续）
嘉乐顿珠表示，达赖喇嘛或“流亡政府”没有委托来谈判，是以私人的身份到北京的。这时，邓小平讲出一段影响历史的话：“你就谈吧，西藏独立问题，不要说我，就是未来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办法决定给西藏独立，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
嘉乐顿珠当时提出了3个要求。
一是20年来，流亡的大部分西藏人与家人失去联络，不知西藏亲人的情况，他要求邓小平可以开放印度和西藏边境，使得海外的藏民可以回去探亲，找他们的亲人。
话音未落，邓小平接上就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欢迎藏族人民回来探亲，来去自由。在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游、或者去朝圣，一点不阻挡，我今天就下命令。”
嘉乐顿珠接着又提出第二个问题，要求照顾上一世的班禅，他在这些年中受了很多委屈，因此希望能恢复班禅的自由。邓小平听后说：“我马上派人去处理，恢复班禅的职位，我们委任他做政协副主席。”
嘉乐顿珠再要求，在印度流亡20多年，达赖喇嘛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办了很多的学校，教育了学生，亦培育了很多教员，听说西藏很多学校缺少藏语教师，可以派一部分人到西藏自治区做教育工作。邓小平回答说：“这很好啊。”他接着又问：“可以来多少人？”嘉乐顿珠说，初次可以派3、4人，以后每年增加。邓小平马上说，不行，你要派1000人来，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教语言的教师，西藏自治区需要，在北京的民族学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们的教员藏、英文都懂，可以来教。邓小平还说，他们来了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字报，“你们的青年人来，也可以贴大字报，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嘉乐顿珠至今印象很深刻的是，邓小平还劝他说，过去的社会迫害了很多人，别说藏族一个区域，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地方的人遭到迫害。邓小平举自己的例子，他都受迫害。他告诉嘉乐顿珠，自己不知关了多少年了。邓小平还转身问当时的统战部长乌兰夫：“你被关了多少年？”乌兰夫回答说，他坐了9年的牢。邓小平恳切地对嘉乐顿珠说：“我们大家往前看嘛，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令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与北京政府开启了沟通的大门，也使达赖喇嘛下决心不再谋求西藏独立。
回到印度，嘉乐顿珠把会见邓小平的情况详细作了汇报，并劝流亡海外的藏人应该与北京的中央政府多沟通，尊重邓小平的建议，多回去看看藏区的情况。虽然达赖喇嘛周围不少人有不同意见，甚至认为共产党靠不住，但达赖喇嘛接受了这样的提议并提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谋求独立，派人与中央政府沟通，派人去看看西藏的情形。”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在1979年8月，派了5人考察团离开新德里前往西藏和北京。考察团于北京停留两周，考察西藏4个月，开启了达赖喇嘛流亡后与北京政府接触的一页。自1979年到1980年间，先后派出了三批参观代表团到西藏。但前去西藏的访问团回来后的反映都不好，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是哭诉所遭遇的苦难。嘉乐顿珠将详细情况告诉新华社社长李菊生。李菊生向中央作了汇报，这是直接导致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
两个月之后，65岁的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包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4000多人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提出未来的核心目标是“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
1981年7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嘉乐顿珠，会谈约一个小时，胡耀邦交给嘉乐顿珠“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5条方针”。其中体现了邓小平“向前看”的精神，提出欢迎达赖喇嘛回国的邀请。“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可以当“人大副委员长”，也可以当“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中也希望达赖喇嘛不再兼西藏的职务，可以经常去看看，但不要在西藏定居。“五条方针”最后明确，达赖喇嘛什么时候想回国，以什么方式都可以，途经何处回国都由他自己定，“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迎接他，并发布消息”。
胡耀邦的豁达、谋求汉藏和谐的真诚感染了远在印度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随后亦宣布放弃西藏独立，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西藏人既不接受西藏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地位或状态，也不寻求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而是取中间路线，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寻求整个西藏三区施行名副其实的自主自治。达赖喇嘛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达赖喇嘛与北京的中央政府之间在他出走20年后开始了一段蜜月期，却好景不长。1983年，达赖喇嘛就曾提出要去西藏看看。但以后因环境变化及胡耀邦的离任，接触中断。（未完待续）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
西藏“流亡政府”宣传指出，中间道路是通过放弃极端的立场，从而保证有关各方必要的利益。对西藏而言，中间道路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与民族特性之保护、延续与发展；对于中方，中间道路可以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与领土的完整统一；而对其他邻国或第三国而言，中间道路促使边界的安全、安宁与和平推进国际外交活动。 早在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之间曾签订了17条协议，正式结束了对西藏问题的争端。第1条很清楚的表明：“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第3条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第4条则指，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等。
1959年4月18日，达赖喇嘛在抵达印度境内的底杂布之时，宣布十七条协议无效，并宣布将开始进行恢复西藏独立的事业。
20年后，达赖喇嘛试图以17条协议的内容为依据，寻求和平共存的努力即相当于对中间道路的实践。这主要是受当时邓小平向达赖喇嘛提出“除了独立以外，其他什么内容都可以谈”的建议的感召。此建议与达赖喇嘛的在互利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之立场较为一致，因而得到积极回应。达赖同意进行和谈，并决定将恢复西藏独立的政策调整到中间道路的路线。
之后，达赖喇嘛于1988年6月6日开始在达兰萨拉召集了为期四天的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所有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政府内阁（噶厦）成员”、“公务员”、各流亡藏人定居点的负责人和人民代表、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新近流亡之藏人的代表、特别邀请之有关人员等，会议在经过广泛的讨论后获得一致，据此，达赖喇嘛于6月15日赴欧洲议会演讲，提出了斯特拉斯堡建议。
归纳起来，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要点是：
1、西藏“流亡政府”将不寻求独立，而是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
2、这一政治实体必须具有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自主的地位。
3、这种区域自治应该是由根据民主程序，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所主导。
4、在中国政府接受上述内容的同时，西藏将不寻求分离并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存在。
5、在西藏未成为和平基地之前，为了防卫的需求，中国政府可以在西藏布署有限的军队。
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政治外交与国防。而与西藏的宗教、文化、教育、经济、卫生、生态环境等有关的事务则完全由西藏人自己主导负责。
7、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人权的践踏，停止向西藏的人口迁移。
8、为了解决西藏问题，由达赖喇嘛负责与中国政府进行真诚的和谈与和解工作。
依西藏流亡人士认为，“中间道路”有特点，达赖喇嘛将争取汉藏民族的团结与和睦相处的重要性置于首要位置，认为这比西藏本身的政治需求更加重要，从而实践以互惠互利为宗旨的中间道路，这在政治上无疑是一种空前跃进。
然而，北京方面最近的发言却显示出对于达赖政治路线的不同理解。
2008年底，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就西藏问题接受了BBC国际事务编辑丹尼森逊的采访。他表示，达赖喇嘛是因为1959年参加武装叛乱，不是“非暴力”，是武装叛乱失败以后逃到国外的，随后他就宣布要搞“西藏独立”。而且宣布撕毁西藏和平解放时与中央政府签订的协定。从1960年代起，达赖集团在某些外国力量的支持下，用外国的枪械装备起来，进行了十年的边境武装袭扰。尽管这样，从1980年代初，达赖喇嘛说他不想搞“西藏独立”了，中央政府马上就跟他进行了接触，请他身边的人，他最信任的人，先后20批回到国内和中央接触、到西藏参观。但是他们利用了中央的好心，在西藏境内又去大肆宣传所谓“西藏独立”。到了1990年代初，达赖喇嘛错误估计形势，称“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政权谈判”，于1993年宣布停止和中央政府的接触。但是，他们的预期没有实现，只好再度提出要和中央政府接触。从2002年起，中央政府又和他开始了接触，到2008年已经是第九次了。
朱维群说，达赖喇嘛1987年在美国国会散发“五点和平建议”，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又提出了“七点新建议”，最近一次进行接谈，他们又提交给中央政府一个“备忘录”。依据上述内容，朱维群概括出五条主要内容：拒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坚持声称西藏是1951年被中国占领的国家；如果将来能够回国，他要求把他的统治扩大到整个青藏高原；在这个“大藏区”之内，他要搞所谓的“高度自治”；他要求在这个“大藏区”，也就是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土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全部撤走，把这个地方搞成一个“国际和平区”；在这个“大藏区”范围内，也就是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上，除了藏族以外其他的民族要统统赶走，这要涉及多少人呢？涉及到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汉、蒙、回等民族，大体上有几千万人。“这五条加在一起就是‘西藏独立’。如果你是中国领导人，你会接受其中任何一条吗？”朱维群反问说。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