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28/通钢事件:少用“不明真相群众”词句

-新华时评:通钢事件 少用“不明真相群众”词句
-吉林通钢因重组引发群体事件
-吉林钢铁集团流血致死事件:政府官员腐败工作不透明
-通钢工人打死公司领导 2008年底就发生过一起
-资本积累进程中的高昂社会成本:以陈国军被围殴致死为例


新华时评:通钢事件 少用“不明真相群众”词句

新华网北京7月28日电 题: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

7月24日,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部分职工因不满企业重组而在通钢厂区内聚集上访,反对河北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一度造成工厂内7个高炉停产,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被殴打,不治身亡。目前事态已经得到控制,通化钢铁股份公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 摄

新华社记者黄冠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日前,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后,“不明真相”一词再次被反复提及。这一说法耐人寻味,值得反思。

首先,如果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蛊惑、挑动的话,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前为什么不能让群众知道“真相”?或者在事件酝酿阶段和刚露苗头之时,用公布的“真相”平息群众的疑问,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说群众“不明真相”,并不等于真理站在了自己一边,反而暴露有关部门没有尽到应尽职责。

其次,指责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无异于就说老百姓没有分辨事非的能力,这与事实不符。不容否认,有些事件确是因信息不实造成一些群众盲目参与,但即便是这样的事件,一般也有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瓮安事件最终证明当事人是因溺水死亡,但根子上却与当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群众安全感指数很低,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相关。同样,通钢事件是不是也有企业在重组过程中,没有照顾到职工利益的问题?老百姓都愿意过安定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最后,把群体性事件说成是少数人教唆“不明真相”群众引发的,还有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嫌疑。近些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有地方政府工作没有做好,发生问题后处置不当的原因。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借口群体性事件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起,可掩盖自己工作失误或试图减轻自己应负的责任。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轻易地称成百上千的群众为“不明真相”,是传统思维模式在作祟。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就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要打破群体性事件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发生的公式,值得人们深思。

吉林通钢因重组引发群体事件

人民日报综合本报与新华社长春7月27日电 7月27日下午,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喜东证实,24日,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部分职工因企业重组问题聚集上访,引发群体性事件,在协调过程中,重组方一名管理人员被部分上访聚集人员殴打致死。

王喜东说,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应对通钢集团当前经营危机,经与众多战略投资者近4个月的商谈和对多个方案反复论证、研究、比较,最终经各主要股东同意在通钢集团2005年已实施改制的基础上,由第二大股东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并控股经营。为保证此次增资扩股方案的顺利实施,吉林省政府成立了专门工作领导小组。

他说,7月24日,企业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有抵触情绪,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对通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在办公区内聚集,人员一度达到千余人,冲击生产区,堵塞原料运输线,造成部分高炉休风,危及焦化等分厂正常生产。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流血不止,并作为人质挟持。

王喜东说,在此情况下,建龙集团提出立即终止执行增资扩股方案。吉林省政府工作组考虑为尽快救出被扣押人质,保护其生命安全,防止事态扩大,避免酿成更大流血事件,同意终止实施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方案,并立即向职工宣布。但极少数人在焦化厂宿舍找到陈国军后,对其进行殴打,并继续煽动不明真相人员,对宿舍及抢救道路进行封堵,不准医护人员进入宿舍对其进行救治,阻止公安干警对其救援。后经吉林省国资委、通化市政府主要领导利用扩音喇叭,向围堵群众宣布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决定,让大家放出人质,退离现场后,大部分人员离去,但仍有少数人员不准他人进室救治已经奄奄一息的陈国军。在此情况下,吉林省委、省政府领导、省政府工作组,通化市委、市政府以及省市公安部门认真研究解救措施和方案,紧急调动必要警力,强行进入焦化厂宿舍,将陈国军抢救出来。23时,陈国军因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正在调查中。

王喜东说,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增资扩股方案,是在通钢集团已经实施改制,员工身份全部转换,并在各主要股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履行了相关审核、审批手续。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家法律规定。

王喜东介绍,事情发生后,吉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王珉和省长韩长赋多次及时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并委托省委副书记王儒林、分管副省长王祖继赶赴现场指导处置。经过省政府工作组、通化市委市政府、省市公安部门及通钢集团的积极努力,目前,事态已经得到控制,职工群众情绪平稳,通化钢铁股份公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

吉林钢铁集团流血致死事件:政府官员腐败工作不透明

德国之声/7月24日,吉林国有企业通化钢铁集团的员工因不满民营企业建龙集团的收购,约三万员工举行了抗议示威,结果示威演变为一场流血事件,导致该公司新任总经理被围殴致死。与以往发生在政府与工人间的冲突不同,事发仅几小时后当地政府则宣布撤销对通化钢铁的收购。《中国劳工通讯》驻法国代表蔡崇国认为,这次群体事件充分反映了地方政府官员腐败及工作不透明造成的恶性结果。

上周末,有多家中国官方网站和境外媒体对在吉林省发生如此规模庞大的抗议事件表示十分震惊。据美联社报道称,香港中国人权信息中心统计的结果显示,该起冲突中造成数百人受伤,1人死亡。在私营企业建龙集团入主通化钢铁后,该企业有约1万工人被裁员。有媒体认为,被群体围殴的主角–建龙集团派驻到通化钢铁集团的总经理陈国军的死是一场”悲剧”。《中国劳工通讯》驻法国代表蔡崇国则认为,悲剧之下应该看到此次事件的特殊是民怨积累太深所致。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通钢这样的地方一个工人失业了,他们就很难在其他行业中再找到工作,很多人又是全家在企业里工作。那么显然工厂垮了,全家的生活就完了。所以工人们特别恐惧企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其它企业并购,而且据说陈国军本人在语言上也非常蛮横。”

对于陈国军致死的真相各界说法不一。对此吉林警方表示,目前案情正在调查阶段。另一方面,不难看出政府为了平息三万名示威者愤怒的情绪,吉林省国资委在事发后几小时便决定撤销建龙对通化钢铁集团实施的控股计划。据一家境外媒体报道,实际上,早在2005年民营企业出身的建龙集团就是在吉林省政府的撮合下与当地唯一一家国营企业通化钢铁以资本注入的形式展开合作的。2008年,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钢铁价格下降,该厂退休员工仅拿到每月200到300元的工资,在加之工厂减产、裁员及员工减薪才导致了冲突事件的升级。蔡崇国认为,政府应该对多年来推行的大卖国营企业,造成大批国有资产流失的政策进行反省。

“一般来说,中国的国营企业完全由政府控制,但是政府又十分官僚和腐败,应该对这些进行改造,可以允许一些企业的资本进入国营企业。但前提是运作过程必须透明,必须要有工人的参入。所以这种没有工人参与就变卖国营企业的做法必须停止。”

蔡崇国还分析说,吉林国资委是这起”荒唐”并购事件的推手,它反映了很多中国国有企业在并购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认为,如果由腐败的与私人企业有紧密勾结的官员进行主导进行收购,就容易导致工人的普遍不满,影响工人的利益。另外,地方政府急于表现政绩的心态,也是酿成恶果的原因之一。

“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待遇十分低,所以他们总是想通过税收、集体企业的改制达到获取私人利益的目的,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并购的透明化必须得到改进。”

7月25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飞往吉林视察。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温家宝在视察过程中着重强调,保持经济稳定是目前中国的首要任务。蔡崇国认为,这是中央一贯宣传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

“地方官员认为,稳定压倒一切,如果工人不满,政府就可以动用警力。出了事中央就会责怪地方政府,而一旦地方有事,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地方就要撒谎,就要压制工人,而不是认真的与工人或农民代表进行谈判。”

2003年,温家宝曾亲自调查职工拖欠工资的工作,也曾多次深入矿井勘查那里的情况,可即便如此,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在群众中的威信仍在下滑。蔡崇国说:“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领导对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及社会矛盾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奥运以后的这一年来,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情。从杨佳、邓玉娇事件还有湖北石首的大规模群体事件不难看出,中国司法的不独立,媒体不透明的问题不进行改革,那其它问题就很难改善。”

采访记者:严严

责编:谢菲

通钢工人打死公司领导 2008年底就发生过一起

中国经营网/在7月24日,因建龙集团入股通化钢铁纠纷,造成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被愤怒的工人围殴致死之后,吉林省紧急叫停建龙重组,并宣布建龙将永不再参与通化钢铁重组,7月24日晚集聚的数万工人开始逐渐散去。

但由此所引发的种种风波仍然未能散去,在7月27日上午,记者来到建龙钢铁股份公司门前,发现仍然聚集了上千工人,现场有数百名武警在维持次序,这些工人是来自通化钢铁原先先属的其中一个矿产公司的,在建龙入主之后,被分离出去,此后就度日艰难,据现场的一位工人对记者表示,分离出去的矿产公司的众多工人每个月的收入在300到500元之间,难以维持生活,在压力之下,他们要求重新回归母公司。

一位矿产公司工人说,在把这个矿产公司分离出去之后,通化钢铁开始大量采用海外进口铁矿和没有分离出去的矿山公司材料,因此导致此矿产公司经营困难,此前在建龙入主之时是把这个矿产公司作为”包袱”脱离出去的,由镇政府接管,但实际上镇政府也是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一位工人说,通化钢铁公司在周围的子公司众多员工,因为听说建龙将退出后,都在向通化赶来,未来几日仍可能会出现大批工人聚集情况,工人所反映的主题普遍集中在提高待遇,保证建龙日后永不入主,还有就是查帐户,清查建龙在入股期间是否有把通化钢铁公司资金和实体转移之嫌疑。

据了解,当地工人与建龙之间的纠纷由来已久,长期未能解决,最终导致”7.24″悲剧性的事件的爆发。

据记者了解,2008年,通钢集团在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244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排名第128名、中国企业纳税200佳第195名,通钢集团现拥有资产总值268亿元,具备年产钢700万吨的生产能力。

“在当地和通钢有关联的从业人员至少近10万。”一位工人说。

早在2005年12月30日,建龙集团以近12亿元正式收购原通钢集团,并组建了吉林省省属最大企业新通钢集团,注册资本38.81亿元。在新组建的通钢集团中,吉林省国资委持有46.64%的股权,华融资产经营公司持有14.6%的股权,浙江建龙钢铁公司持有36.19%的股权,通钢集团管理层持有 2.57%的股权,实现了国有、民营、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的多元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

在2004年,通钢产钢470万吨。在2005年收购之后,建龙集团就提出,让通钢发展成为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和经济带动力的区域性大型钢铁企业集团,近两年内将形成1000万吨钢产能,建成精品钢和特种铁合金两个基地,形成特有的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

但这个计划并未能实现,虽然在2005年到2008年8月份之前,通化钢铁仍在赢利,但工人收入锐减,一位一线工人对记者说,此前他的收入是2500元每个月,但在建龙入主后,在效益并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工资越来越低,最后降到了千元左右,而在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工厂亏损大约在当月就有 30多亿元,平均每天都在上千万,更多的工人开始放假,放假期间的工资只有300元。

“经济不景气只是一个背景,关键还是公司管理层领导混乱。”一位了解的内情的公司中层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建龙的地位虽然是二股东,但其实是重组之后的通钢的实际控制者,包括财务、原料等均为建龙系人员控制,原来的诸多管理层悉数辞职,离开了公司。”原先管理层的离去,造成了公司的进一步不稳定。”一位工人说,”从2006年开始,下岗工人去北京上访,小范围的游行时常发生,但当地政府并未对这一现象充分重视。”在通化钢铁效益日渐下降、亏损之时,建龙无法承受压力,于是决定在今年3月左右建龙集团决定与通钢集团进行股权分立,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建龙集团将拥有吉林精品钢基地的所有权,并拥有通钢原有的矿山所有权。

但是,事情在今年6月又发生了变化。

在建龙退出之后,通钢的效益开始提高,一位工人说,”这和国家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有关,也和工人积极性提高有关系。”于是今年6月,通钢首次扭亏实现盈利6000余万元。

在7月23日,来自省政府的一个文件中说,建龙将再次收购通钢,而且控股比例从原先的36%上升到了50%以上。

“很担心在被建龙收购之后,引发裁员、减薪等,于是在7月24日集中爆发了。”当时参与现场的一位工人告诉记者。

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在事件爆发的十多天前,就已经有消息说,建龙将再次入股,并引起了工人的普遍不满,种种微妙的情绪已经开始在人群中酝酿。其实,早在 2008年底,就有位工人与厂领导发生口角,用铁锤打死了领导,而这种情绪公司管理层并未重视,于是开始迅速在工人间蔓延,种种便造成了”7.24″悲剧的发生。

资本积累进程中的高昂社会成本:以陈国军被围殴致死为例

作者:老田/自从前任总理朱镕基把“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作为国企减负的方法大力推广之后,各地政府和资本家都蜂起响应,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国家立法和行政支持手续,大体而言,国企职工身份在今天已经不能成为工人就业、福利和工资的任何保障。一般而言,所谓引入“民营企业机制”之目的,主要在于把工人雇佣化同时尽可能降低职工的福利和工资成本,这个方法由于业已实行多年,无论是资方、政府还是工人,都能够透彻地理解这一变革的真实“改制内涵”。

2009年7月24日,私营企业建龙集团聘用的职业经理人陈国军,在通钢被老工人围殴致死。据网友透露,陈总经理在该日下午一时,曾于大庭广众之下威胁通钢工人说要让他们全部下岗,甚至该总经理在被殴期间仍然威胁要让通钢工人下岗。看起来,陈总经理非常清晰下岗对于资本增效的价值,这正如一个跷跷板:只有工人所得足够低才能让资本所得足够高。像陈总经理这样视死如归,在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念念不忘为资本增值出力的敬业精神,在业界恐怕十分鲜见,真不愧资本家开出的300万年薪。看起来,通钢工人和陈总经理一样,都非常清楚控股和改制的内涵,双方在根本利益分配方面没有任何不同意见。而陈总经理丧失生命,只能看作是为了资本积累的快速完成而乐于奉献出宝贵的生命,在当事人极为清醒和自觉的情况下,这一条还算年青的生命应该被看作资本积累的社会成本。

在建龙集团入主通钢三年期间,工人收入节节下降,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低至每月300元,这当然符合资方的利益。除了需要最小化工人的工资福利成本之外,还必须保证工人在低工资成本下仍然能够付出更高的努力,这样,资本增值的强烈要求就与低成本条件下劳动强度加大联系在一起,这就不能不表现为管理层对工人的过高压力、以及在这个“过高压力”作用下的反作用力——工人的更强烈反抗。据报道,通钢管理层与职工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薪水过低、频繁加班、职工福利”等方面。 2008年通化钢铁炼轧厂出现了一起因为管理矛盾而引发的命案,死者是炼轧厂的主管厂长,而陈总经理则是为资本快速积累付出生命代价的第二个。

除了降低工资成本之外,还有生产成本方面可以动脑筋,通钢原本完成的技术革新措施,在建龙入主之后竟被勒令改回去:“通钢过去浇铸出的钢坯搬运时,工人们带着面罩冒着高温用链子挂运,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还非常危险!一不小心身上就被烫伤!公司为了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工伤事故改造了磁盘吊,大大减少了伤亡事故的发生,并提高了工作效率。建龙来了以后,为了降低成本他们让工人又回到最原始的操作方法继续用链子吊运!”

在企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之外,是社会成本的急剧上升,就通钢这个局部而言,已经葬送了厂长和总经理两条宝贵的性命。同时,资方的节节胜利,还导致党和政府威信的极大下降,这是另外一种非同小可的社会成本。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中间,毛泽东曾经展望过乡村贫农和富农支持共产党政权的条件,这在先富先贵人群急迫地要 “走台湾道路”的今天(从2006年春天“新西山会议”的秘密探讨到2008年公开发布的宪章),格外发人深省,他说:“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温铁军教授曾经精辟地指出过:“在这样的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矛盾之下,少数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就必然导致大多数人没有资源。私有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曾经发生的革命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就是这样的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无论是占有资源的人还是没有资源的人都不愿意出现这样的革命或冲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温铁军著:《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 2004年,序言,第13页)温铁军教授在另外的地方继续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苦难却要由全社会特别是付出几乎全部剩余价值的工农劳动者承受。而其在高度无组织和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根本没有谈判地位。又使被剥夺者的自发反抗越来越趋向于破坏性极大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长期以来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安定团结的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提出过,更没有通过讨论影响决策,因此才有我们这百年痛苦的波折:要么被动地在外来势力干预下发生革命或分裂,要么不断形而上学地按照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进行体制变革。”由于不计代价地推进资本积累和少数人先富,资本积累方面的微小收益远远抵不上社会成本的上升,或者说资本积累的“负外部性”过大,对于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影响太大,在中国,经济问题原本就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实现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离。

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地体现在吉林省发布的官方通报中间,这个通报说:“7月24日,企业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具有抵触情况,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节较深,对通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在办公区内聚集,……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流血不止,并作为人质挟持。”据此而论,最初的反抗并非来自在岗职工,而是反抗的预期成本较低的内退人员和退休人员,非常糟糕的事情在于,大量“不明真相”的人员完全不听“当地党委和政府、公安、武警、企业领导多次向围堵人员宣传政策、法律知识”,当地党委、政府、公安、武警和企业领导等拥有各种权威的人士,都丧失了对“群众不满情绪”的疏导能力,从党委政府企业领导到公安武警等国家机器,其威信和影响力降低到那些“挑拨煽动”人士之下,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极端遗憾的事情。如果考虑到资本积累对于工人生活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党委政府曾经有过的高度动员能力,再考虑到工人中间“国有情节较深”的事实,党和政府威信的极度下降,不能说没有受到不择手段的资本积累方法的严重拖累,这显然也是为资本积累所付出的另外一种社会成本。

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表示:“建龙集团增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既有利于通钢集团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实现省政府确定的通钢集团千万吨钢的发展目标,符合通钢稳定发展和全体职工利益的要求。”王副主任的论断,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这种官面语言完全正确而且很全面,没有什么遗漏,问题在于这种说法对通钢职工毫无说服力,因为对他们而言事实才是最雄辩的:“自从2005年通钢改制后,通钢职工的工资‘就没有上涨过,反而一降再降’,退休工人每月工资按工龄分布在 200元至600元不等,一线普通工人每月工资只有1000元,金融危机时,‘平均不到500元’。”所以,王喜东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只能说:“具有抵触情绪”“企业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能够“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在办公区内聚集”,不是王副主任这种明白真相的人,而是具有抵触情绪的个别退休人员,掌握了对于更大通钢职工的领导权。如果党和政府威信下降还相对抽象的话,王副主任的无奈则格外鲜明和具体。假如有可能的话,为了避免此后发生类似不幸事件,应该让王副主任这种对普通工人毫无说服力的官员去职,改由那些特别有鼓动或者煽动能力的内退人员来担任相关职责,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号召力和执政能力。

在王副主任信誓旦旦地保证建龙控股有利于通钢长远发展和职工利益的同时,建龙集团却很不光彩地留下了资本玩家的劣迹:在钢铁行业很不景气的3月,建龙集团曾经有过退出通钢的举措,把自己原来投入的股权兑现为通钢系统内部的优质资产 ——吉钢和矿山,等到4万亿政府工程启动之后钢铁市场回暖,通钢开始扭亏赢利,建龙集团才再次兴资入主通钢,并且还一举成功。作为国企股权改制的两个重要相关方,吉林国资委和建龙集团原本是谈判对手,给人的感觉是建龙集团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在市场低迷企业亏损的当儿,建龙集团可以随时退出并拿走优质资产,在企业赢利市场好转的时候,又随时可以回来控股,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似乎对于建龙集团而言不存在任何限制而是随时随地可以予取予求。这种情况下,国资委王副主任就算是再有能力,都不可能赢得工人的信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官员还可以尸位素餐,党和政府非要用这样的废物。

在正常情况下,资方可以百分之百实现自身的意志,在亏损时期自由退出让国有资本金承担损失,而谈判的另一方代表国有资产和工人利益的方面却完全不构成对资本的制约,这恐怕不能以官员的无能和渎职来解释,只能合理推定为“官员是资本家的内鬼”所以其作为完全符合资本家利益,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内鬼” 必定与腐败和收买相关。我们十分期待吉林相关方面告诉我们:为什么建龙集团能像“如入无人之境”那样予取予求?是什么人在何种条件下给建龙集团开了这样的绿灯,以至于那么多的老工人都完全丧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就算是竭力为资本积累开脱的自由派人士,例如著名的吴思先生就曾提出过“资本 —官家主义”等新词汇来为权钱勾结开脱,就算是他随时不忘记把估计矛头对准政府和官家,吴先生也依然能看到损害普通民众生存权的极端危险性,他曾经这样说过:“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吴思:《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从温铁军教授的精辟见解出发(作为自由派的吴思先生肯定也讲不出不同意见),我们希望吉林省党和政府不要在事后把精力浪费在抓捕凶手等等无谓的细节上,而是首先要集中精力解决为什么工人非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进行应对,为什么当地政权和警察机构在工人中间完全丧失威信等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但愿陈总经理的丧命,能够敦促人们思考资本积累的无止境需要和工人有限的生存权要求之间的平衡问题,也能够敦促政府考虑如何把资本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纳入决策视野,这才是追求“和谐社会”的正道。如果陈总经理的死能够敦促人们面对这些极端重要的问题,那么,他的死就真称得上是“比泰山还重”了。

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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