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贝次仁在达兰萨拉的住所）
（餐馆老板仁青当周）
（星星生活特稿/记者捷克佳）没有桌椅，没有电视，三张陈旧的单人床垫直接摞在地上便是一张亦睡亦坐的床铺，几件衣物堆放在一个小小的木板箱上，取暖机和电炉是房间内仅有的两件电器，室内的一面墙以彩塑壁纸装饰，其余的几面墙则全部是以报纸裱糊。只是窗台上摆放着一些藏文、中文及英文的书籍以及一把吉它，显示出这位房客还是一个读书人和音乐爱好者。
这里便是流亡藏人尖贝次仁（Jamphel Tsering）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住所。
从外表看，这间以石块堆砌的平房更像是简陋的工棚。在达兰萨拉，尖贝次仁的居住条件已经算是不错，单独有一房一厨，没有与他人合住。只是厨房里并没有灶台，看起来更像一个杂物间，不知盛有何物的几个塑料大桶里和锅碗瓢盆全部散放在厨房的地面上，墙面原有的黄色墙皮早已脱落，一个陈旧的旅行包挂在墙上，这便是厨房的全部家当。
这间住所位置十分偏僻，能够快速指认的位于一座小山头的电讯信号转播塔下，距外国游客通常比较集中居住的酒店区不远，道路的尽头是弯弯曲曲穿越树林间的羊肠小道，之后再登爬一个小陡坡，才可以抵达这个地方。夜半三更能摸黑走到这里还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
与尖贝次仁的结识完全出于偶然。他是上达兰萨拉（麦克罗干吉McLeod Ganj镇）街头一间餐馆的伙计，今年23岁。相对于当地藏人来说，他的打扮和衣着可归类为时尚一族。尖贝次仁来自青海省海南州藏区一个牧民家庭，2006年，正在青海某大学读大二的他，没有和家人商量，便从西藏的日喀则与其他20多人结伴出发，用了26天的时间徒步翻越雪山抵达尼泊尔。之后来到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喜马僧尔邦的达兰萨拉。
依据尖贝次仁的话说，尽管他没有出家，没有皈依，也算不上是信徒，出走的理由就是去印度拜见达赖喇嘛，他说这只是遵循藏传佛教的一个传统信仰。而他更狂野的梦想则是，在印度特别是达兰萨拉，他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民众并和他们交流，自己也会学到很多学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他手持一个父亲不久前从中国寄来的语言学习机说，除可以学英语外，里面还有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但学习的时间非常有限，因为偶尔还会去网吧看看。
当年抵达达兰萨拉后，尖贝次仁在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成人学校学习藏语和英语，并于2009年5月毕业。在学校期间，他还参加过针对懂汉语藏人的一次考试，据说职位是外派到西藏流亡政府驻海外办事处的翻译，虽然在约30名考生中成绩名列前茅，但一直悬而未决。
之后，尖贝次仁还参加过一个非政府组织(NGO)的翻译考试，经过面试后被录取，参与部分资料的翻译工作，工作5个月有余。尖贝次仁说，当时的薪水是每月5000多卢比，他租了一间月租金1500卢比的住房，但过了20天就已经没有吃的了。他抱怨说，因为是旅游区，这里的生活开支对当地人来说十分昂贵。
100印度卢比（Indian rupee）约折合人民币15元，或1元人民币等于6.60印度卢比。如果按美元的汇率计算，1美元约折合47印度卢比，210美元便可成为一个印度的万元户。
记者了解到，当地西藏流亡政府的公务员的工资相对较高，彼此差别不大。一位工作一年半的女职员每月收入1万卢比左右，但类似这样的工作职位非常有限，对很多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
现在，尖贝次仁在餐馆工作的工资是每月2000卢比，他在外租房的费用是每月600卢比。每天早晨7点开始起床，晚上10点下班，他在这间餐馆已经工作4个多月。虽然工资很低，但他说他十分喜欢这里的工作，因为可以和不同的人交往。
至少从表面的收入数字上看，尖贝次仁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似乎其中另有讨生活的难言之隐并没有讲述出来。
尖贝次仁表示，新难民往往受到双重歧视。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和思想上的分歧，早期来印度的藏民和新来的藏人之间有一些隔阂。本地出生的藏人有家有父母也有钱，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不少人会歧视刚从西藏出来的新难民。很多印度人也看不起流亡藏人，因为外来者占据了他们的地盘。好在印度人相对平和，直接冲突不是很多。
这间餐馆转手经营只有短短的6个月，老板仁青当周是尖贝次仁之前就认识的青海海南州同乡。他以前没有做过生意，唯一的经验是在来到达兰萨拉前，曾经在位于印度的佛教圣地菩提伽亚（Bodhgaya）自己做馍馍在街头售买。
1994年，仁青当周经过24天的艰辛旅程，翻越雪山抵达尼泊尔，后辗转流亡印度。时至今日，流亡已经16载的仁青当周仍然是在挣扎中求生存。
店老板仁青当周认为，达兰萨拉的藏民基本上都是近10年逃亡过来的。虽然流亡政府宣传，如果有项目有计划将会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但由于申请的时间长，需要借款的人太多，实际上难以得到。同时，作为流亡难民，本身没有权利在这里买房，但如果有印度朋友，私下给一些钱财，则可以利用他们的名字购买物业。
街道上一位名为Nirula的印度店主介绍说，15年前，上达兰萨拉（McLeod Ganj镇）人们谈论的多是宗教信仰，主街上只有一家规模稍大的餐馆和一些其他的小餐馆。现在小镇则是越来越热闹，很多人蜂拥而至，游客越来越多，除宗教外，谈论中还有更多的政治内容。此外，几乎每一个街角都有餐馆，但特点是大多都在楼上。“我们将餐馆踢到了楼上，”他笑着说。这是由于房租和利润的原因，零售商和礼品店将他们送上楼。
据Nirula介绍，10年前，达兰萨拉只有40家商铺，现在则有200多家，店主有克什米尔、西藏、尼泊尔、和印度各地。店主最多的是克什米尔人，约150家，另有约50家是藏人，其他是印度其他邦的人，如旁遮普邦，本地印度人并不太做生意。此外，大多数旅店和餐馆基本上都是印度人和藏人经营，比例大致是一半一半。
令人吃惊的是，Nirula说，单是手工艺品商店便有200-210家。如果观察一下，从庙宇到中心市场，短短的几百米路途上，几乎都是手工艺品商铺，另一条街道也是如此。看来Nirula所言极是。
餐馆老板仁青当周说，早年即50、60年前在这里的藏民已经扎根，这间餐馆实际上属于安多的一个组织，主人也是安多的。尖贝次仁更透露说，利用组织的地盘开餐馆通常是3年一个期限，然后再交回组织，他们内部通过抽签再安排转租给他人。
据介绍，流亡藏民的内部按来源地划分，有安多、康巴、卫藏三个类似于同乡联谊的组织，但局外人对于这些组织的主要职责和结构组成并不清晰。
藏人中有法域卫藏、马域安多、人域康巴之说。习惯上，以拉萨为中心向西辐射的高原大部称为“卫藏”，这一地区是藏区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的中心；通常将唐古拉山-横断山以北的藏北、青海、甘南、川西北大草原称为“安多”，安多因广阔的草原以出良马崇尚马而闻名；“康巴”藏区具体说就是川西的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西藏的昌都地区和云南的迪庆地区，康巴最有名的是康巴人：康定的汉子丹巴的女子。
仁青当周自言开餐馆只是一个小生意，收入并没有多少，生意不好时一天不到1000卢比，好的时候可达7000-8000千甚至上万卢比，每月的房租便高达2.5万卢比。而且据同行说，每年冬季从9月底至次年3月份初，由于没有游客光临，加之很多印度人也去南方，这里的街道十分冷清，餐馆更是没有什么生意。因此，他估计一年下来，这间餐馆不会有太多的收入。
佛教修行者的日子似乎也不轻松。尖贝次仁透露的一个数字出乎意料，他在成人学校就读时，一个宿舍有10个人，8个是僧人，但6个人后来还俗，比例很大。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有待证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生活绝不像流亡政府宣传和普通人想象的那般美好。
目前，仁青当周在印度只有朋友没有家人，自己一个人过着既有忧也有虑的单身生活。他说，之前同居的一个女友也已经分手，先后有两个孩子，一个送回中国，一个留给她。那时他还没有生意，也是白天在街道上买馍馍。他说，在这里建立家庭很是辛苦，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稳定的收入。
尖贝次仁也是单身一人，他说，这里藏民的比例男女大致是8：2，大部分是出家人，流亡难民的生存真是不容易，建立家庭更是困难，很多人连餐馆的工作都找不到。找工难是达兰萨拉流亡藏民所面临的最大难题。由于店面的房租十分昂贵，街头上有一些藏人或沿街边售卖藏式主食，或在外摆摊售卖旅游纪念品。
虽然现在开餐馆，但仁青当周认为这不算成功，赚的钱不是太多，只是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每天可以维持温饱，也可以帮助一些其他的朋友。他描述在当地租的房子，房间大致是两张床的大小，没有太多的地方，已经租了4年多，以前是1千多卢比，现在是2000多。
仁青当周在中国的最高学历是高中毕业。他平时也偶尔去网吧上网，每周约2-3次。与尖贝次仁同样，他也腾不出学习和看书的时间。
回国与否是流亡藏人普遍的心结。仁青当周说，作为藏传佛教的追随者，如果达赖喇嘛回国，他也会跟随回国。之前他的不少朋友回国，但后来还是想再来印度，因为国内正常的出国手续十分繁琐，签证难得，外面倒是自由自在。他说，不然就不回去，什么国家都可以，现在仁青当周持的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护照。
尖贝次仁说，他很想回国探望年迈的爷爷奶奶，还有父母，因为在这里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估计回国后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但是，他认为回去并没有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印度这里也只是临时的生活，并不准备长期滞留。他的言谈似乎暗示，准备寻机前往其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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