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德里以北500公里的山区，海拔高度1700米。按照2009年西藏流亡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目前达兰萨拉有15000人居住于此。
达兰萨拉的巴士站便是小镇的客运和物流中心。每日，蜂拥而至的游客络绎不绝，外人对达兰萨拉的最初印象便是从这里开始。
达兰萨拉的旅游区是被仅有的几条狭窄的街道所包裹，人们时常以标志性的庙宇或建筑物为参照物，没有几个人能确切说出街道的正式名称。
早晨6时，天刚蒙蒙亮，做早课的僧侣们已经开始去寺院诵经。入夜，临街的商户们纷纷拉下卷闸门，喧嚣一天的街道也开始沉寂下来。
达兰萨拉随处弥漫着浓厚的藏传佛教气息，转经筒是信徒们每日修积功德的最好方式，不但可以忘却世间的烦恼和忧愁，更可以将自己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祈盼乃至自己的来生都寄托在这些转动的经筒中。随风飘舞的五彩经幡，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人们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
但这里并没有与世隔绝，街头网吧的招牌似乎在明示，达兰萨拉仍然与世界同步。
在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在下达兰萨拉的住所，一位19岁的信徒，略显不安的表情中透露出一些羞涩。世纪之交的一个夜晚，15岁的大宝法王出走印度。这些年来，回藏的乡愁，一直是挥之不去。
藏人流亡印度的唯一方式是步行。google地图无法计算出西藏日喀则与印度达兰萨拉之间的距离，因为两地没有陆路、 空中或其他交通方式的连接。
跨越喜马拉雅山被认为是挑战人类的极限，但藏人不得不翻越雪山，步行去尼泊尔，而且白天四处躲藏，逃亡只能在夜幕之下行动。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从西藏步行去尼泊尔的平均时间是25天。
成立于1979年的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中心，其主要使命是接待刚从中国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藏民，并帮助他们融入印度当地的生活。
从1987年至1997年，难民中心每年平均接收2500至3000流亡藏人。然而，2008年拉萨事件之后，由于中尼边防收紧，当年3月至9月，达兰萨拉的难民中心没有收容一个人。2008年零星过来的藏人总共才有650名。2009年，人数稍有增长，有750人。2010年的头两个月，流亡过来的藏人有800多名。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公布的一项统计数字，在2007年全球范围内共约有145,150流亡藏人，其中70%在印度。
在达兰萨拉一个不起眼的建筑，便是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中心总部所在地，用于专门接待刚从中国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藏民。难民中心的办公室看上去非常简陋，文件架上陈列的一排排资料显示，这里接待的难民人数确实不少。目前，难民中心的主任是阿旺诺布(Ngawang Norbu)。
据介绍，流亡难民的构成是：大部分为僧侣，然后是学生。据阿旺诺布估计，难民中心成立以来，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男女相比是男性较多，因为很多是僧人，僧人与俗人比是僧人比例大。
在难民中心，一些僧侣们在手工制作工艺品，另一些则在焦虑中等待。僧侣们通常会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送往各大寺院修行。难民中心也会为流亡藏人提供电脑软件等技能的培训，为让他们能在社会上立足打基础。
等待拜见达赖喇嘛期间，这些手巧的女难民们也会做一些手工活。一个已有9个月身孕的逃亡者，从中尼边境的樟木口岸过关，她的愿望是想把孩子生在印度。Tenzin Dolma，一个15岁的女子，2010年3月抵达中心。她正在这里学习英文，一遍遍地抄写英文单词和句子。
儿童村是西藏流亡政府建立的一个综合社区，被遗弃的孤儿和逃离西藏的儿童在这里接受教育。儿童村遍布印度各地的流亡藏民定居点，有超过12000名从学龄前至18岁的孩子们在儿童村受到悉心的照顾。
“先人后己”是儿童村墙面的一个标语，这样的口号我们并不陌生。在儿童村，教室、操场、图书馆，与正规的学校相比，教学硬件一样都不少，下一代的培养就是从这里起步。
在图书馆的阅览室，老师在学生们中间不停地走动，指导他们的课业。如果仔细看，学生们是统一的着装，流亡政府在教育上可谓重资投入。幼儿园的环境亦令人满意，开放的空间给孩子们带来无拘无束的童年。在学前班的一个教室，老师在用传统的藏文教学。在儿童村，藏文和英文是两个主要的教学语言。
在孩子们居住的房间里，尽管地面坑坑洼洼，但孩子们仍将内务整理得井井有条。在婴儿之家的室外和室内，一张张婴儿床整齐排列，与标准的幼儿园无异。严谨中也有个性化，孩子们当然也少不了玩具。这里摆设的不少礼物都是世界各地的爱心人士捐赠的。瞧一瞧他们的洗漱用品，还有与世界接轨的“高露洁”牙膏。
儿童村佛教道场外一处以石块和石板垒成的尼玛堆上写满了无法识别的藏文。虽然不懂得这些藏文的涵义，但却理解设计者的一片良苦用心。
儿童村的建设得到各方的支持，当中有美国、荷兰等捐助的学校设施，类似这样的场所在儿童村为数不少。
眼见纯真无邪的目光，没有人希望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仇恨的种子。“有所作为”的标语，便是学校教育对孩子们的最大期望。
西藏流亡政府位于达兰萨拉，从一个没有门卫的大门便可以进入流亡政府的办公区。但议会大厅外则设有一个简单的安全检查站。一年两次的议会全体代表大会便在这间简陋的大厅举行。议会大厅的后部还有为公众设置的旁听席，流亡政府属下的电视台也会报道。
现任第14届议长Penpa Tsering正在主持会议。临近议长坐在前排的是几位部长级官员。议员中也包括身披袈裟的僧侣，如果话题有一些有争议，议员也会站起来辩论。
议长Penpa Tsering向记者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组织构架和历届议会的概况。资料柜上方的13张照片分别是前13届西藏流亡议会议员的合影，会客厅另一个角落便是沙发和茶几。
议长介绍说，西藏议会由46位议员所组成，本届是43位，分别代表西藏的卫藏、康区、安多三个地区和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和本教五个教派。
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新闻与外交部大楼内，走廊宽敞却并不明亮，看起来十分艰苦朴素。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亦在这栋楼内。
招待客人的茶点装备的一个暖瓶好像是8磅的，看来服务员各个都是大力士。接待室内，起皮的墙壁和塑料的椅子，看得出堂堂外交部的会议室内更是简陋至极。相比之下，部长的办公室的条件和设施看起来已经很不错。
西藏流亡政府新闻与外交部部长是格桑央金（Kalon Kesang Yangkyi Takla），她是达赖喇嘛姐夫平措扎西(又名黄国桢)的第二任妻子。
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总理桑东仁波切的办公室也在流亡政府的办公区大院内。
大院内还有流亡政府属下的藏传佛教经文图书馆。一些文稿是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时，由追随者翻越雪山从拉萨运到这里。
罗布林卡是一个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机构，为流亡藏人提供培训、教育和工作的机会。 在这里可以亲身感受代表西藏传统文化的唐卡绘画，金属雕刻，刺绣壁挂，和木工手艺。信徒手中的唐卡绘画，唐卡刺绣，一针一线编织着对于佛祖的虔诚。
西藏艺术表演中心位于山顶，磨破的扶手表明剧院已接待为数众多的观众，也说明维修经费的不足。
每年的3月10日是流亡政府设立的“西藏自由抗暴”日，而北京政府对此的说法是，1957年的这一天，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出逃印度。
对流亡藏人来说，这一天是法定假日。在达兰萨拉，所有藏人经营的商店全部拉下铁门，全镇的藏人不分长幼，聚集到大昭寺参加纪念集会。许多散居印度的藏人和其它族裔民众也会赶来，此外，参加集会的还包括一些外国的信众或游客。
纪念仪式在仪仗队的引导下开始，在高歌和音乐声中，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议长班巴次仁、法官、宾客等人陆续入座。
达赖喇嘛位于达兰萨拉的住所是一所幽静的院落，门口有印度警察和藏人保安共同守卫，每位来访者进入院落时，都要接受安全检查。
在会客室外面的等候室里，书架上排列着尊者多年来撰写的各种著作。中间的桌子上则是来宾们敬献给尊者的各类礼物。细细端详，许多礼物都来自中国大陆。
敬献哈达是藏人礼仪中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在场的喇嘛也会现场教授学习如何折叠哈达。正确的叠法是，从两边向中间层层迭起，最后形成两个卷，拿在手里；敬献的时候，双手撑住中间，两卷自动向两边垂落，再双手捧着哈达，献给对方。
走进达赖喇嘛的会客室。75岁的尊者尽管已经同前一批客人整整交谈了两个小时，但仍然毫无倦意。
坐定之后，达赖喇嘛开始与大家聊天，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不但包括政治、宗教，还包括健康与医学。谈到高兴处，他会毫不掩饰地哈哈大笑。两个小时的会见在不知不觉中度过，在临出门前，他为大家购买的佛教纪念品加持开光。之后与大家在他住所的门外合影留念，并回赠每个人另外一条哈达。
与达赖喇嘛的会面十分难得。据他的秘书说，达赖喇嘛每年在外的时间非常多，他出访行程已经排到了两年以后。
（文/北美华文媒体参访团捷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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