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达赖喇嘛特使嘉日洛地(右)与的达赖喇嘛办公室中文传译阿旺格西）
（星星生活特稿/捷克佳）曾全程参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与中央政府九轮会谈的嘉日洛地10月23日在出席“慈悲与尊重–华裔社区与达赖喇嘛对话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达赖喇嘛在国外圆寂，对藏人造成的痛苦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他希望中央高层应具有当年邓小平、胡耀邦那样的政治胸襟和胆识，西藏问题的解决将不会遥远。
嘉日洛地（Lodi Gyaltsen Gyari）是达赖喇嘛特使和西藏流亡政府驻美总代表，也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董事会执行主席。他10岁开始流亡，21岁在印度参与创立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曾先后担任过藏青会的主席，流亡议会的议长，以及新闻及外交部部长。
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嘉日洛地自2002年9月起，他一直参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与中央政府的历次会谈，对于双方的诉求和分歧十分了解。有消息指，双方的新一轮会谈正在筹划之中。
在长达8年的会谈期间，嘉日洛地先后曾与北京政府的多位高官直接接触，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普美，三任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刘延东、杜青林，统战部副部长李德洙、朱维群、斯塔，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尼玛次仁等。
**指商谈的大门像开光典礼
嘉日洛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与中央政府的第9轮会谈之后的，今年6月份再次向统战部要求，希望进行有实质意义接触商讨未来。“中央高层领导和统战部的朋友们一再强调说，对达赖喇嘛特使会面的大门是敞开的，但实际上只开了很狭窄的一个门，每年只有一次，像开光典礼一样。”他评价说，“越多的接触越能有弹性的解决方式，但我觉得他们对于接触没有那么真诚。”
今年1月份的第9轮会谈与2008年11月的第8轮会谈间隔超过1年，是从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政府官员指出，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在2008年11月的“西藏前途特别大会”上公开宣布停止与中央的接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并没有把接触商谈的大门关上，而是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诚意和一贯态度。
中央政府官员认为，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这个门一直是开着的。但是，想跟我们谈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即“半独立”、“变相独立”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还是坚持要谈所谓“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代表”这套东西，而拒绝谈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那么我们的接谈就只能继续保持2002年恢复接谈以来的状况。同时，希望达赖喇嘛方面不要再发生2008年11月他们“流亡藏人特别会议”做出不再和中央接谈那样错得太远的事情。
**谈判至今无实质性进展
嘉日洛地说，在2008年10月底的第8次会谈时，为了汉藏人民的福祉，他们非常坦诚地提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简称备忘录）。但非常遗憾的是，双方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他并不认为这是备忘录本身的问题。备忘录明确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宪法框架之下解决西藏问题，当中只字未提独立、分裂，连民族平等的字眼都未提到。他认为是一些官员偏执地对待这份备忘录的内容，造成目前的僵局。
嘉日洛地说，在多次接触过程中，他对中央官员一再提到，对西藏未来的解决完全不负责任，会在历史上留下恶名。“因此我一再强调，中央必须要大胆地接纳这个意见执行，让大家和睦相比安居乐业。”
中央政府官员认为，备忘录故意用晦涩不清的语言，企图以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语对“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进行包装，其实质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
中央政府官员表示，在第9次会谈中，达赖喇嘛私人又递交了一份“对备忘录的阐释”，中央对达赖喇嘛及其集团的态度在五十年前就讲清楚了，对“备忘录”的态度在一年多前也讲清楚了，没有任何含糊之处。嘉日一行应该做的是改正错误，而不是重抄“备忘录”的内容，搞什么故弄玄虚的“阐释”。
**指中央对藏政策三点失误
嘉日洛地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政策上有三点失误。他在今年8月11日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也提及这些。
一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非常强盛，但大汉族主义的文化统治亦日渐强盛。应当容纳各民族不同特色的传统与文化，体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地方，这样才能在世界上更加强盛。
二是中国希望通过经济解决西藏问题。西藏确实需要经济建设，因为西藏是中国最落后、最贫困的地区，但是中央一再要求爱国爱教，希望通过经济发展力求稳定并解决宗教信仰问题。他认为，由于地方上政策失误，没有将实情上报中央，导致诸多问题的发生。面对这些，中央应当反思。
三是中央在拖延，在等待达赖喇嘛的身后事。嘉日洛地说，可是对于达赖喇嘛圆寂时间的掌控，绝对不在我们两边。如果达赖喇嘛圆寂了，在西藏内部能够找到代替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的领袖绝对不可能。而对于藏人来说，由于无法见到尊敬的圣人一面，将是世世代代非常大的一种痛苦。
他表示，坦率地说，如果达赖喇嘛无法回到西藏在国外圆寂，这对藏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不会在一世两世内解决，藏人会把责任推给共产党。“因此，可以想象，他们对统一有信心吗？会对统一做出贡献吗？绝对不可能。这时就可能转化为仇恨，导致分裂。压抑在心中的困惑，终有一天会爆发。”
嘉日洛地说，达赖喇嘛是非常睿智非常有洞察力的。“因此我希望，中央在等待达赖喇嘛死亡的人是非常极少数的人。我非常担忧，如果现在不能解决，今后会更困难。”他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如果错过，以后可能就没有解决汉藏问题的渠道。
在今年1月的第9轮会谈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指出，达赖喇嘛如果真正希望接触商谈取得进展，真正希望与中央改善关系，就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彻底反思，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
杜青林从四个方面对达赖喇嘛提出要求，即：国家利益不容侵犯，宪法准则不容践踏，民族尊严不容诋毁，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不容背离。给接触商谈设置障碍，只会使达赖喇嘛更加孤立。
**宗教可弥补汉藏和睦创伤
嘉日洛地说，不用害怕藏人特色的文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对祖国的统一很有帮助。最为可贵的是宗教，回顾在过去几百年中，汉藏是和睦相处的，机遇便来自于西藏的宗教。宗教越兴盛，对汉藏的和睦更有帮助。
他说，在目前很困难的环境下，汉藏和睦的共同点就是宗教。藏地的很多道场，来自内地的朝圣者源源不断，都是汉人学习。很多曾遭破坏寺院的修复与重建，这些公德主都是来自汉地的。所以说，对汉藏友好过程中的创伤都是可以用宗教弥补的。
嘉日洛地认为，有关部门对达赖喇嘛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导致藏人内心的伤害，心理留下永远不可弥补的创伤。她说，中央领导应拿出政治家的胸襟和胆识，如同早期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那样，对藏人具有宽大的心胸接纳，西藏问题的解决并不遥远。
**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和地位之争
中央政府认为，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根本不代表藏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今年2月初的记者会上说，嘉日一行没有同我们讨论西藏自治区事务的任何合法身份，他们只是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要谈的只能是达赖喇嘛个人最多加上周围一些人的前途问题，也就是达赖喇嘛如何放弃一切分裂祖国的言行，取信于中央，取得全国人民谅解的问题。
嘉日洛地说，他个人从1982年开始，同中央政府接触已经20多年，完全是讨论西藏未来福祉的问题，而不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也不需要讲他个人的地位。因为能够真正代替藏人的大家都是心知肚明。他甚至表态：“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和地位是不需要跟中央政府商讨的。”
针对没有资格谈西藏的问题，这样的会谈将怎样进行下去，以及如何面对这样的地位落差？
嘉日洛地说，对中国的接触已经有一段时间。刚开始，国外藏胞回国探亲，后来是达赖喇嘛身边很亲近的人探亲，之后发展成为特使，地位慢慢提升，这是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所以，两个观点不同的人，讨论一个问题，难免会有分歧，这不用担忧。”
嘉日洛地说，对于备忘录，他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就是未来有一个建设性的政治体制下的解决方案。如果西藏未来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他将扮演宗教的代理人角色，完全退出一切的政治活动。但如果双方的对谈没有希望，他就向达赖喇嘛请辞，说明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停止。
他表示，只要会谈没有停滞，就会一直去努力。他引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的话说，只要中共领导人有政治洞察力、有雄心、有政治胆识，解决西藏问题将不会遥远。他也乐于见到汉藏人民欢欢喜喜地在和平环境中共同生活。
嘉日洛地透露说，与中央政府的第10轮谈判，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展。
新闻背景：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的历届会谈
至今为止，北京政府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共举行过九次会谈。
据了解，第一次会谈是2002年9月23日，地点是北京、西藏、成都、上海。第二次会谈是2003年5月底至6月初，地点是江苏、浙江、云南迪庆。这两次会谈被称为“破冰之旅”，以参观为主，没有任何实质性会谈。
第三次会谈时间是2004年9月12日，地点是广东、湖北、四川甘孜等地。第四次会谈是2005年6月底至7月初，地点是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第五次会谈的时间是2006年2月15至23日，地点是广西桂林等地。这三次会谈，双方从开始讨论到逐渐碰触到实质问题。
第六次会谈是2007年6月29日至7月5日，地点是上海、南京等地。嘉日洛地表示，与北京的对话进入一个关键性阶段，但是双方在涉及西藏的几个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2008年共有三次会谈，包括5月4日在深圳举行的非正式会谈，7月1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七次会谈，10月30日至11月5日在北京、宁夏举行的第八次会谈。在第八次会谈中，嘉日洛地一行向中央提交《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简称备忘录）。
第九次会谈，2010年1月26日至31日在北京、湖南举行。达赖喇嘛代表递交了“对备忘录的阐释”的文件。
新闻背景：中央历次西藏工作会议
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1980年
清除”文化大革命”影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领域.强调要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提出3-5年内免除农牧民赋税负担。
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1984年
在全国率先免除农业税，建立全国援藏制度，建设43项工程。
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1994年
提出发展和稳定两大主题，提出保护藏族传统文化，建设62项工程，投资24亿。
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2001年
提出深化改革，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建设117项工程，投资312亿。
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0年
根据西藏实际，逐步形成具有西藏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免费医疗。优先发展教育，消除城乡差距。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使西藏成为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保护生态环境，构筑国家生态屏障。发展特色农产品，提高科技含量，培育特色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使西藏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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