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震怒：奉命，奉谁的命令？——西路军千古（1）
《多维月刊》王可／1936年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接通苏联，取得苏联的军事物资援助，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
（9月11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至2万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洼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
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去！
10月25日，四方面军第30军、第九军、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以及第五军奉命渡过黄河。但原属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及第31军却因渡河受阻。
1983年7月28日，陈云(中)、李先念(左)、徐向前(右)在人民大会堂。由于这三位西路军历史亲历者的干预，邓小平的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得以澄清。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他们的骨灰都撒在西路军当年战场上。（资料图片）
11月11日，中央及军委正式决定，过河的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全军共21800余人。西路军组成如下：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参谋长李特。下设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还有骑兵师，妇女独立队，回民支队。其中机关、后勤等非战斗人员约占40％。
但是，11月8日，中央及军委已秘密制定《作战新计划》。要点是河东主力红军离开陕北根据地，向陕南、山西甚至鄂豫皖发展。
11月15日西路军占领古浪城。但不久又丢失，红九军损失惨重。西路军请求快速西进。但中央指示，坚决反对退入新疆，要求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
永昌凉州一带地处河西走廊荒凉戈壁滩，极利于敌骑兵驰骋，没有群众基础，没有人员与弹药补充。在这里坚持等于束手待毙。徐帅晚年在看到《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相，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让河东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战略转移。”
西路军在永昌与马家军打了一个多月消耗战，12月初河西走廊已是冰天雪地，战士没有棉衣和食物，于是又请示中央。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8日军委主席团来电：“你们的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即苏联）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州（张掖）肃州（酒泉）。”部队奉命西进。22日中央又来电让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抗击南京政府。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中央军委来电，仍执行西进。
1937年1月5日，军委电令暂勿西进。原因是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又派重兵威逼西安。此时西路军已占领高台。徐向前陈昌浩要求归还红四军和31军，以补充西路军。1月16日中央及军委来电拒绝，并下令东返。但是西路军占领高台后，在与马步芳敌人20多天的争夺战中，最后丢失高台。五军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均壮烈牺牲，3000多名战士战死。
李先念的题词（资料图片）
1月28日西路军集结到倪家营子，还剩一万多人，战斗员不及一半。徐向前回忆说：“因为子弹缺乏，步枪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的步枪都架在一起，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屯自为战，人自为战。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西路军已到了最后时刻。
2月13日，西路军以军委会名义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以夹击二马（马步芳、马步青），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根本不能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
2月17日中央以中央书记处及军委主席团的双重名义发来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除不同意转出青海大通西宁外，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指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合后，徐陈听命张国焘南下），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有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报对西路军领导人压力很大。
2月21日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24日徐陈电文告急，恳请中央驰援。26日中央复电：固守50天。27日中央决定成立西援军。3月5日行动，由四个军及一个骑兵团组成，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但距甘州1900多里，光步行军也要一个多月。3月中旬援西军在镇原固原地区待命。
3月14日，西路军弹尽援绝，分兵突围。徐向前陈昌浩回陕北汇报，陈激动地说，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去！要搞清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多维月刊》，未完待续）
李先念震怒：奉命，奉谁的命令？——西路军千古（2）
《多维月刊》王可／（续前）毛泽东对西路军的失败似乎早已料知。在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被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西路军才过河半个多月。如何会得出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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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西路军弹尽援绝，分兵突围。余下的部队在王树声、程世才、李先念等带领下，不足两千名向西挺进，最后剩420名到达新疆。
被俘的红军西路军男女战士。
西路军是当时红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约占红军2/5力量，其中军，师级干部23名壮烈牺牲，全军牺牲7000名，被俘遭虐杀活埋5600名，最后被营救陆续回到延安4700名。为什么会失败得如此悲壮惨烈？
毛泽东似乎早已料知
徐向前在一个半月后只身一人到达陕北，陈昌浩在返回途中病倒，得到一老乡营救后，回鄂豫皖老区，想重举义旗，再拉出一支红军队伍，因革命处于低潮，回到延安，已是1937年10月了。他受到了中央严格审查，并承担了西路军失败责任。1939年到苏联治病，次年出疗养院后，多次申请回国一直未获批准，直到1952年才获允返京。他偕妻、子回国时，刘少奇等人曾到北京火车站欢迎。尔后他担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爆发后，被迫自杀。他的苏联妻子在秦城监狱坐牢8年。
西路军到达新疆的420人，大多返回延安，其中有日后的大将王树声、程世才，国家主席李先念等。但也有少数干部，像李特、黄超，被诬指为“托派”秘密处决。
张国焘与毛泽东（资料图片）
毛泽东对西路军的失败似乎早已料知，早在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说道：“被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推算该文的写作时间，约在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那时西路军才过河半个多月。如何会得出此结论？
在《毛泽东选集》1951年版该文的注释里，对西路军这样写道：“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西路军损失最大的是1937年1月高台之战，就是一月底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还有一万多人。既早已料知必将失败，为什么不派驰援或命队伍东返？为什么置两万将士于不顾，任遭马家军骑兵围攻？
也有学者认为，这段讲话和注释是在西路军失败后加进去的。但是不管怎样，毛都认定西路军的失败是“奉张国焘之命”，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
在得知西路军完全失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3月27日起集中五天批判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后，中共党史一直沿用张国焘有“密电”给陈昌浩徐向前，要“武力解决之”。
王可著《我们那个年代》。
1982年徐向前郑重地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说：“1935年9月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任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执行过张国焘的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主管红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证实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长征期间所有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尤其是1935年9月间的电报，每天都有明确的记录。但是唯独没有找到这封9月9日张国焘致陈昌浩徐向前的“密电”。（《多维月刊》，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