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29/外交官说事儿:赴加拿大建馆记

(外交官说事儿/作者:徐中夫)1970年10月,我国同加拿大建交公报在斯德哥尔摩签字。这是我国同北美建交的第一个国家。它标志着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彻底破产,标志着世界战略形势在酝酿着新的变化,从两极对抗向多极中心转变。中加建交是我国外交战线上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我是赴加建馆的第一批人员的负责人,参加了建馆的全过程。迄今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但往事犹历历在目。现摘记下来,聊做雪鸿泥爪。

**1、到受“欢迎”的地方去

加拿大人解释“加拿大”一词系出自印第安语。据说欧洲人初到北美时,土著印第安人总是说“加拿大,加拿大”,开始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后来才了解是“欢迎”一词。这里我说到受“欢迎”的地方去,就是指带队去加拿大建馆。

中加建交时,我正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0月的一天,突然接到部里调我回北京的电话通知。有的同志猜测可能是与加拿大建交有关,但我本人一字不知。


【作者徐中夫】

我所在的干校位于河南信阳附近的息县。那里地势低洼,秋季多雨,道路泥泞不堪,有的地方积水相当深,汽车行驶十分困难。征得校方同意,推迟两天再动身,但部里催着报到,不能再拖。

经同校方领导研究后,想出一条万全之策,就是让我坐在一辆大卡车里,再用一辆履带拖拉机牵引着卡车,在泥泞和积水中前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我送到信阳。这样,我告别了“五七”干校,登上火车,匆匆返回了北京。

次日凌晨我到达北京,略事休息后,赶到部里报到。首先见到的是杨克明、许寒冰两位同志。当时他们负责干部工作。一见面寒暄几句后,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中加建交,组织上决定让我带队去加拿大建馆,因任务紧急,希望我稍事休息,一面检查身体,一面立即进行筹备工作,并说先遣班子初定11人,正在调集中。

接着姬鹏飞部长找我谈话,指出中加建交是我国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加拿大与美国毗邻,地位重要,使馆任务重大,并对建馆初期以及使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

乔冠华副部长在谈话中说,加拿大为北美第一馆,要积极开展工作,但形势复杂,要切实抓好调研。告别之际,他语重心长地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告诫我要好好工作。

两位领导同志都要求我们抓紧筹备工作,争取短期内出发。

我们11人的先遣队很快就调集齐了。集中后,第一件事是传达部领导的指示,了解建馆的任务,从思想上认识责任的重大,同时阅读有关资料、检查身体、抓具体的筹备工作。因为时间短促,只好齐头并进,显得特别忙乱,真可说是“夜以继日”了。

行前,黄华大使同大家进行了谈话,并备便餐送行。

启程前两天,才发现我们所乘航班恰逢在农历除夕晚上。根据同志们要求,我当即请示领导把行期推迟两天。姬部长指示,行期不变,仍按时出发。

这时,加拿大代办弗雷泽先生已经抵京。加拿大同我建交比较积极,行动迅速。我同弗雷泽先生进行了互访。他来北京,受到了我外交部的欢迎和帮助,加方对我建馆也表示合作,并建议提供萨沃依(Savoy,原文为“萨鹅依”,整理者认为“萨沃依”比较贴切和符合音译,故改译为“萨沃依”)旅馆为临时馆址。

70年代初,去加拿大的航班只有经过巴黎飞蒙特利尔,然后再转渥太华。我们于除夕抵上海,农历元旦到达巴黎,下榻大使官邸,受到黄镇大使和驻法使馆全体同志的热烈欢迎,三天以后又乘法航飞往蒙特利尔。我们11人就是踏上加拿大国土的第一批新中国外交官。

**2、从蒙特利尔到渥太华

蒙特利尔是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的首府,是当时加拿大最大的城市、经济中心和商港,也是国际民航最大的中心。从这里去渥太华要换乘加拿大国内的航班或火车。

我们到达蒙特利尔市时,已是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的时分了。由于在蒙特利尔的暂时停留是过路性质,在这里不接见记者,于是下机后驱车直接前往伊丽莎白(Elizabeth)旅馆。这在当时是蒙市最现代化的旅馆。

加政府对我们的接待比较隆重。外交部来迎接的代表已先期到达,在机场等候。我们一行11人由加方官员陪同分乘5辆轿车行进。车队的前后左右有摩托车队护卫,行人不能接近,所有过路车辆都要绕道而行或停止行驶,因而一路通行无阻,很快就到达了伊丽莎白旅馆。

记得旅馆高有24层,我们下榻在20层,上面的21层和下面19层除加外交部官员外,都由安全人员住用,其他人所乘电梯不允许在这几层停留。晚餐很是丰盛,都是送到我们的房间里。可见,加方对我们一行的安全是十分重视的。

在伊丽莎白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时许,我们乘火车向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进发。火车站就在旅馆的底层,既方便又安全。

渥太华位于安大略省,人口不过50万,远离闹市,主要是联邦政府及国家机关所在地,距蒙特利尔200公里,沿途是一片旷野,人烟稀少。那年加拿大的雪特别大,厚达170多公分。火车行驶在茫无边际的银色世界中,使人感到车的行速特别慢,而且寒气逼人。

在我们的车厢中,除了我们11人外,后排座的是几位彪形大汉的安全人员,前面是外交部官员。再前面便是几十名来自驻美国和加拿大世界各大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的男女记者,手持各式各样的摄影、录音设备。因为事前约定在到达渥太华后才接见记者,所以在途中没有采访活动,但大家彼此谈话的气氛相当活跃。

约10时许,我们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渥太华。

在车站等待欢迎我们的有加外交部亚太局长安德鲁先生和礼宾司副司长里德先生等人。互相寒暄后,我对记者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讲话。


【渥太华的冬景】

当我说到“渥太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时,引起了记者们一阵笑声。后来我才了解,渥太华最美丽的季节是在五月开始,那时冰雪融化,到处是五颜六色的郁金香花在盛开,非常美丽,冬季是一片皑皑白雪,虽然也有些特色,但未免过于单调了。人们大概是笑我不了解情况吧。

我讲完后,安德鲁先生耳语问我,是否答复记者提问,我表示今天时间匆忙,以后还有许多机会,加方遂宣布会见结束。我们在安德鲁和里德先生陪同下驱车前往萨沃依(Savoy)旅馆。

**3、第一个临时馆址

萨沃依旅馆实际上是加外交部的招待所。凡外交官赴任前或离任返国前都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或居住,这里为他们提供住房。这个旅馆不大,但环境安静,服务不错。我们住在第五层,共N个房间,办公、住宿兼用。


【萨沃依(Savoy)旅馆】

我们住下后,第一件事是吃饭问题,中午饭是在旅馆餐厅用的。我们这些人都能吃西餐,但为了吃得更舒服些,也是为了节约经费,决定自己起伙。

我们唯一的厨师——特级厨师蒋天泉同志不顾疲劳,买了些挂面,用住处现成的炉灶煮了一大锅面条,使大家享受了一顿味美可口的晚餐。这就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伙食的起点。

在这一基础上,经过同志们的努力,炊事工作很快就逐渐完备起来,不仅保证了我们的膳食,而且能够较好完成对外宴请的任务。在这狭小的场所里,我们多次宴请了加外交部官员,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同时,我们展开了拜会活动。首先,拜会加外交部礼宾司和亚太局负责官员。在拜会礼宾司长时,我递交了姬鹏飞部长致夏普部长的介绍信。接触中,我深感对方愿意同我发展关系,但同时又对我不了解,有顾虑。

礼宾司长对我说,我馆人员活动不能超出渥太华25公里的范围,如超出,须先取得加方同意,并说这是因为北京有同样规定的缘故。我当即说明北京系一般规定,并非专对加拿大的。加方对其他驻渥太华使馆并无此项规定。但加方仍坚持他们的意见,并称这是根据对等原则。以后,随着加方对我了解的加深,此项规定逐渐形同虚设了。

建馆最初几天曾发生过两件事,仍记忆犹新。一件是一位自称是美国议员的人,领着一个小孩儿来到旅馆,自称因为反对越战遭受迫害,要求来我馆避难,当即被我婉拒;另一件是有一天加警方当局通知我们,说他们接到匿名电话,称当晚10时我馆将遭炸弹袭击。对此,我当即表示,中国大使馆的安全完全由加方负责,一切后果均由加方承担。结果并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但这对我们全体同志是一次考验。

不久,夏普部长在国宾馆宴请了我代办,由副外长、首任驻华大使柯林斯先生作陪,现场气氛热情友好。

我们在萨沃依旅馆住了三个月。中加建交和中国外交官的到来,一举一动引人注目,一时间报纸和电视上经常出现相关新闻和镜头。

有一天,我和几位同志看一处房子,刚进门,一位中年男子站起来彬彬有礼地说“欢迎阁下”并作自我介绍,他是《纽约时报》驻加记者,几次活动中见过我,等等。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就来了条边栏,标题是“中国代办亲自找房子”。

在长期的外交生活中,我习惯于穿西服。“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批判我是资产阶级外交官,对此,我不以为然。我认为,穿西装和中山装都可以,一般场合穿西装比较随便,有些场合穿中山装显得更庄重些。

初到渥太华,我一般穿中山装,有时还佩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胸章,在我看来是无意之举,但人们看到“毛服装”又有胸章,感到新奇,一看便知是中国代办,都来打招呼,反而便于交往。后来大家熟悉了,我又更多地穿西装,比较随便。

渥太华的外交旺季活动特别多。中国外交官的前来,似乎尤其受人欢迎。我们强调尽可能多地参加活动,结识朋友,开展工作。当时,外交官较少,但甚精干,都能独立工作。我个人除了正式谈问题的场合也不带翻译,这样即可节省人力,又较亲切,有益于交友。

在一个大雪的夜晚,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结婚纪念活动,主人因为中国代办的到来很高兴,一再感谢。近散场时,坦桑大使的女儿因等不到车正在焦急,我便绕道把她送回家。后来她父亲为此多次感谢我们。这些情景,虽然已过去二十多年,但仍时常萦绕脑际,令人难忘。

可以说,活跃在渥太华的中国外交官,从一开始给人们的印象就是非常良好的。这是一支立场鲜明、不卑不亢、有礼貌、素质高、热情友好、令人尊敬的队伍,他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4、朱丽安娜大厦时期

因为萨沃依旅馆空间狭小,不敷应用,我们于1971年3月间搬进朱丽安娜(Juliana)大厦。这是一座公寓式楼房,可以自己起伙。该楼共14层,我们租用了第10、11层。后来,又在大楼前租用了一座二层楼,以供我们宴会之用。这是我们第二个临时馆址,在这里驻了一年多,直到迁入永久馆址。

1971年,北美的“中国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成为了与中国的联络中心。美国的许多著名记者、作家、华人和华侨代表人物、留学生等等,凡是要访问中国或要了解中国的,都来驻加使馆。我第一次认识叶南先生和袁晓园女士(叶楚伧先生的儿子、儿媳)就是在这个时期。

最动人的场面要数美国的青年人。那时“嬉皮士”现象盛极一时,美国青年最苦闷,最彷徨,在寻找出路。暑假期间,他们成群结队到中国驻加大使馆来访问。开始我们对他们有些看不惯,但经接触,立即感到他们善良可亲。他们对中国很友好,只是不很了解,想了解新中国。

现在我还记得,有一对美国青年男女,各背一个背包,背包上分别覆盖着星条旗和五星红旗,表示中美友好。他们把凉鞋系在腰间,赤脚步行在大街上,来中国大使馆。使馆的走廊上摆满许多椅子供他们休息,往往不够用。他们排队等待接见,井然有序。当你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时,他们都能耐心静听。这是两个伟大民族友谊的具体体现,及今思之,情景依然十分动人。

黄华大使于这年夏天到任,我们的外交更加活跃,在不断开展新局面。


【联大第2758号决议(中文版)】

1971年,我们在外交上的最大胜利是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这年夏天,亦即联大开幕前夕,这个问题已为举世所瞩目。我们感到加拿大对此很关心,而且持乐观态度。基辛格在访问北京时,曾表示71年联大还解决不了我席位问题,72年有可能。结果就是在这次联大大会上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恢复了我合法席位。加拿大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

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我们的老朋友朗宁先生从纽约大会现场亲自打来的电话。那天晚上,黄华大使和我在罗马尼亚大使家做客,收到电话,大家一片欢腾,晚宴立即变成庆祝会。


【朗宁】

关于朗宁先生,我再说几句。他父亲在湖北襄樊地区传教多年,他本人出生在襄樊,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会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自称“湖北佬”。他曾担任过加拿大代理外长,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是加拿大代表团团长,与周总理相识,对毛主席、周总理极为敬佩,同王幼平大使、黄华大使都是老朋友。他晚年与全家致力于中加友好事业,对中加建交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建馆后,他是首先来馆祝贺的朋友之一。他家住阿尔贝塔省,来渥太华必来使馆做客。现在他已逝世,但中加友谊永存,值得我们怀念。

1971年底我驻联合国代表团建团后,加使馆担负起大量的后勤支援工作。那时,我馆的车辆少,人手又不够,显得任务很重。袁祥龙和杨桂山同志为完成任务,带病单车行驶在美东山区,雪大路滑,难度很大,但他们都能克服困难,很好地完成任务。这两位同志均先后去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深深怀念他们!

71、72年中加两国关系发展比较快。我国访问加拿大的有石油代表团、医学代表团,以及表演艺术团体等,并签订了民用航空协定。这是我国同北美国家间第一个航空协定。

与此同时,我们始终没有放松为解决永久馆址的努力。这也是建馆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个问题在后面我们要专门提到。

总之,在朱丽安娜大厦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建馆初期最繁忙的一段。“文化大革命”期间,使馆工资只有一个标准,后改为四级,待遇甚为微薄,但全体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无不精神振奋,努力工作。回顾往事,令人欣慰。

**5、最后的馆址

从到达渥太华之日起,我们就一直在寻求永久馆址的解决,因为条件不成熟,所以拖到1972年下半年才得以解决。

这处房子占地4.5英亩(约合27市亩多),位于市中心,紧邻河畔,环境幽静秀丽;原来是天主教修女院的一所学校,兼做小旅馆;建筑形式为哥特式,与加议会相似;1939年遭火灾,后经修复(尖塔部分除外)。

对于这样性质的建筑作为大使馆是否合适,在向国内作出正式建议前颇为踌躇。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对我们不无压力。因此,我们首先邀请了几位中外友好人士来馆,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就外观与位置来讲,作为大使馆馆址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进而查看了有关档案资料,包括地质、建筑质量,以及水文等方面,均没有问题,同时商定价格为167万美元。这才正式向国内建议,很快得到批准。

按照加拿大的规定,购买这一建筑要经过五道手续:

1. 必须征得400英尺内全体居民的同意,如果有一户居民不同意,不能成交;

2. 必须取得渥太华市政府全体委员的同意;

3. 要经过渥太华专区政府的同意;

4. 要经过安大略省议会的批准;

5. 最后要经过联邦政府(外交部)的批准。

结果,全体邻居居民都同意。

有一位市政委员提出,该建筑具有文物性质,作为使馆是否合适,要考虑。但他声明,他不反对卖给中国使馆作使馆馆址用。

专区政府通过了,完全同意;安大略省议会虽然在保守党手中,也顺利通过了;最后是外交部,虽然拖了一段时间,也批准了。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经过初步修整,我们于1972年11月搬进新居,以后又经多次改建,这就是今天看到的驻加拿大大使馆。这座馆舍虽不能尽如人意,但我基本上还是满意的。

我于1972年底离开加拿大回国。行前,夏普外长又在国宾馆设宴送行。


【徐中夫在中智建交三十周年纪念封上签名】


【徐中夫书法作品】

二十多年来,我几次经过加西名城温哥华,但再没回过渥太华。许多老朋友,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年迈退休,我深深怀念那些老朋友,以及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 ,怀念我工作过的地方。

——本文写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

整理于2024年1月

– END –

作者 | 徐中夫 整理 | 徐同同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贾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