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中国远征军转战印度，很多士兵客死他乡，今天——花甲老人想到印度父亲墓碑前磕个响头
1942年，萧竹青作为驻印远征军中的一员，在中印缅边界地区修筑公路；1943年，当时的国民政府给萧竹青的妻子，颁发了一张轻飘飘的抚恤令，宣告她参加驻印远征军的丈夫客死异国。这就是安徽蒙城县化肥厂退休工人王云龙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了解的全部内容。父亲离家时，王云龙只有一岁多。“只知道父亲去修史迪威公路，死在那里了，在印度、缅甸，还是中国境内？具体什么地方不清楚。”虽然王云龙对父亲的“印象模糊”，但他还是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去看看父亲，看看父亲的长眠之地。说是希望其实只是奢望，随着时间推移，就在他渐渐灰心不再记挂此事的时候，竟然在报纸上一块两三百字的小“豆腐块”里，找到父亲的线索！
法新社的简讯出现父亲名字
1999年3月9日，安徽蒙城县雪茄烟厂职工张勇像往常一样，打开当天的《工人日报》。当他浏览到第八版《环球简讯》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本报讯 印度最东部的阿隆查省部落农民，日前发现约1200座坟墓，专家们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英国、美国和印度将士的公墓。
据法新社3月5日报道称，阿隆查省部落农民是在本月早些时候在中、印、缅交界处的浓密森林里发现这座公墓的。印度考古学家说，这些砖造坟墓排列成行，上面是一片刻有中国铭文的水泥板。其中相当一些坟墓上的铭文是中文，有的写作：中国驻印独立工兵部队十团二营二连连长萧楚卿。这座公墓的地点，就在著名的史迪威公路旁……
萧楚卿？张勇隐约觉得熟悉。他突然联想到岳父王云龙经常念叨的一个名字：萧竹青。
这是王云龙生父的名字。岳父曾说过，他的父亲正是二战期间驻印远征军中的一员。会不会是同一人？
一下班，张勇带着报纸就直接去了岳父家。
“是他，是他，就是我父亲！”王云龙翻箱倒柜找出了母亲留下来的一份材料，对照着看。母亲的材料上写着，王云龙的生身父亲是中国驻印独立工兵部队十团二营二连连长萧竹青，两个人的部队番号、军衔和阵亡时间、地点完全一样。但
一个萧竹青，一个萧楚卿。
随后，王云龙设法联系上《工人日报》的有关负责人，询问了消息来源，工人日报方面证实，人名是从外文稿音译过来的，可能和实际汉字有点出入。“不错，就是他。”王云龙激动地流着眼泪说：“快60年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消息！”
法新社一则不起眼的消息，给这位身处中国偏远小县城的退休工人带来了生身父亲的信息，“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安排。实在太巧、太幸运了！那位记者如果抄写的是另外一块墓碑，我可能就永远都没法知道父亲的下落了。”
母亲抱着生病的我四处讨饭
这个故事曲折而凄凉。
“父亲的老家在河北威县，是七级镇人。”因为有事走不开，王云龙让在无锡工作的女儿女婿带着材料以及老照片来到快报。通过电话，他又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萧家在威县属于大户，家中兄弟姐妹七人，大哥当上了威县县长，排行老五的萧竹青，则去读了黄埔军校的工兵专科。王云龙的母亲张景梅是山东禹城人，家境也很不错，张景梅的哥哥也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与萧家关系很好，通过他，萧竹青认识了张景梅，并相恋结婚，生下一子，取名萧五振，也就是王云龙。
时值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为了保护滇缅这条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国民政府派出10万精锐大军，远征中缅印交界处。第一次远征失利后，他们中的一部分退入印度境内，改为驻印远征军。萧竹青就是其中一员。
他离开家的时候，儿子只有一岁多。没想到第二年年底，国民政府发放了一纸抚恤令，称萧竹青已病死国外。张景梅悲痛欲绝。战火纷飞的乱世里，她必须养活儿子和自己。奇怪的是，拿抚恤令去领东西，人家总是说还没到。
根据张景梅留下的材料，一天晚上，急促的敲门声将她惊醒，外面来了个神色匆匆的人，来人问：“你是张景梅女士吗？”张点了头，来人就让她赶紧逃走。来人解释说，自己是和萧竹青一个团的军需官，两人关系密切。萧其实不是病死，也不是战死，而是上级发觉他与共产党有来往，秘密处死的。为了稳定军心，才发给家人抚恤令，现在正在派人回国逮捕张景梅，自己是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她逃跑的。
张景梅听后，来不及多想，抱着儿子连夜逃走。在同乡会的帮助下，她化名张雪仙，在重庆找了份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然而祸不单行，孩子患了病，张景梅去拿药，走在大街上给横冲直撞的美国军车轧碎了右脚跟。从此，张景梅瘸了，丧失劳动能力，只好抱着生病的孩子讨饭。幸好，有位好心人将她介绍给一个叫王安民的安徽人。王安民也曾当过兵，随着乱兵逃到重庆，做起清洁工扫大街。王安民收留了他们母子，一个清洁工收入本来就不高，又平添了两张嘴，日子过得可想而知，但继父将萧五振视同己出，常常省下自己那份吃的，留给营养不良的他，并为他改名王云龙，视作王家血脉。
文革中，那张抚恤令带来大灾难
王安民无意之中发现了那张抚恤令，上面写着萧竹青的身份，并有每月给张景梅母子若干米和钱，还有孩子的教育基金，以及供养孩子到十八岁等内容。王安民让她去领抚恤金，妻子无动于衷，王安民对她有了意见：家里日子这么艰难，抚恤金领回来总可以补贴一下。张景梅这才哭着告诉他事情的原委。听了妻子的哭诉，富有侠义心肠的王安民说，“你娘俩不要怕，有我吃的，就不会让你们饿着。”他让妻子将抚恤令收藏好，留作纪念。
没想到，就是这张抚恤令，日后给家里带来了大灾难。
抗战胜利后，王安民打算带着妻儿回家。为了给家人壮壮势，免得受人欺侮，他就向别人借了一套军服、军官帽，张景梅买了件旧旗袍，合照一张全家福寄回蒙城老家。
解放后，王安民回到蒙城。然而寄回家的那张照片就成了莫大的罪证。“王安民在外面当过国民党少校副营”，之前，这确实吓唬了不少人。如今却成了辩解不清的问题。再追问下去，竟然查出来张景梅的前夫是国民党驻印远征军上尉连长。
“斗私批修”中，张景梅被拉出来，要她交代清楚自己的前夫是怎么当的兵，怎么升的官，怎么去了印度，张景梅一遍遍写交代材料。儿子王云龙也因此受到了牵连：他的乒乓球打得很好，在省队集训得好好的，突然被遣送回了小县城。
一家人在惶恐中挨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将张景梅当做专政的主要对象，从她家中抄出了那张存放了几十年的抚恤令，以及旧旗袍和一直舍不得变卖的金戒指。抚恤令成了她怀念反动政府的铁证；旧旗袍和金戒指，表明了她曾经的奢华生活，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在城里批斗够了之后，全家人又被下放到乡下。
留下3张老照片，母亲离奇失踪
接连不断的重重劫难，让母亲不愿提起以前的事。王云龙对生父的了解，几乎是空白。但在他心目中，两人当年一定是金童玉女般登对。从老照片上看，父亲年轻时文质彬彬，相当帅气；而母亲的个子也高高的，眼睛很大，还读过新式大学。
记者提出能否采访他的母亲张景梅，王云龙先说“她已经不在了”，犹豫许久，吐露了实情：母亲已经失踪很多年。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有一天，母亲却突然消失。带走了她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件旧旗袍，只留下3张父亲的老照片，以及20多页她亲手书写的关于父亲的材料。
就是通过那份材料，王云龙才对父亲有了些许认识。
文革已经结束，母亲为何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去？这些年，王云龙一直想不明白。“她把和父亲有关的这些东西全都留了下来。自己却连一张小照片都没给我们。”王云龙觉得母亲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虽然母亲很少说起父亲，但内心一定是深爱着父亲的。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虽然迫于生活改嫁，和继父也相敬如宾，母亲却始终没有为继父生个孩子。
“这3张老照片，母亲小心翼翼藏了这么多年，走的时候，却一张也没带走。”究竟她是想彻底忘却父亲，还是要将最珍贵的东西留给儿子？这个谜底，无人说得清。
最大心愿：能到父亲坟头拜祭
父亲死在异国他乡，和自己一样流着萧家血脉的亲戚，在战乱中也全都断了线。
得到了生父坟墓的音讯，王云龙心中一下子又燃起寻找亲情的渴望，迫不及待想将这埋藏了60多年的消息告诉他们。偶然间，他在家中发现一张泛黄的纸片，上面写着教师进修学校萧玉芳，地址正是河北威县！看名字，这应该是父亲的姐妹。王云龙试着按地址写信过去，等到了回信，信中说，他是萧玉芳的丈夫，萧玉芳在20年前已经去世，但还有萧家其他亲戚的联系方式。按照信中给的地址，王云龙带着儿女，踏上寻亲路。费了很多周折，终于在北京找到了二姑母萧平，二姑母是公安部离休老干部，而二姑父吴杰将军已于1997年病逝。
不久，王云龙又联系到了四姑母，见到了几位堂兄妹、表兄妹。孤单了这么多年，终于在有生之年，找到了自己的根。
“我还有个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到父亲的坟头磕几个头，拜祭他老人家。”王云龙期盼，有一天，能踏上父亲参与修建的那条公路，带一杯故乡的土，撒在那片异国丛林。
墓碑铭文
少校萧竹青，中国驻印独立工兵部队十团二营二连连长，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威县，死于1943年12月。（译自萧竹青墓碑）
这处被遗弃多年的二战盟军墓地，埋葬着1200多名中国、美国、英国，以及印度官兵。中国官兵墓穴有250多座。
远征军
1942年3月，应英国请求，根据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组成一支包括第5军、第6军、第66军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3月初由云南开赴缅甸作战。但由于中、美、英三方指挥不协调，相互牵制，远征军几次战斗受挫。同年4月底奉命开始撤退，在缅甸中西部的第五军军部，新22师和孙立人的新38师撤至印度，在缅甸东北部的第五军96师、200师撤回国内。
撤去印度的远征军改称中国驻印远征军，后来改编为美式装备的新一军，在印度兰姆加军营接受集训。1943年3月，远征军开始反攻，占领孟关，消灭了犯下南京大屠杀罪行、横行大半个中国的日军第十八师团；随后攻克密支那、八莫、南坎等地，以全面的胜利谱写了这段抗日战争的光辉史页。
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第一次远征缅甸时，战斗和撤退死亡人员达到5万，1943~1945年收复缅北战役中，驻印阵亡的将士在1.5万到2万之间。
http://kuaibao.xinhuanet.com/html/2008-12/14/content_66596164.htm
少校萧竹青，中国驻印独立工兵部队十团二营二连连长……
1200座坟，唯一公布于众的墓志铭
寻父的故事，看似早该画上句号。九年以来，没有更多的实质性进展。有经济的原因，对一名退休的普通工人来说，掏钱去趟印度，实在很难；更困难的是，仅仅凭着那两三百字的简讯里提供的信息，就想准确找到父亲的墓地，几乎不太可能。王云龙想到向快报寻求帮助，这一次幸运降临——随着记者采访的深入，“中国驻印独立工兵部队十团二营二连连长萧竹青”的形象也渐渐变得丰满清晰。
阿隆查省究竟是什么地方？
那则9年前转载法新社的消息，实在太简单。
“印度最东部的阿隆查省”、“中、印、缅交界处的浓密森林里”。关于地点，只有这两句描述。那么，阿隆查省是个什么地方？在网络上，记者无法查阅到关于这个省的任何资料。怎么回事？难道根本没这个地方？
“应该是当时的地名翻译有问题。”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立即指出，印度的行政区划叫“邦”，而不是“省”。他告诉记者，史迪威公路又叫利多公路，因为在印度的起点，是利多这个位于印缅交界处的小城。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缅甸作战失利后，第五军的新二十二师和军部经过可怕的野人山，沿着古代的“身毒古道”翻山越岭来到了这里，出发时的数万人仅仅剩下了2000多人；负责修建史迪威公路的工兵团，正是从这里，向缅甸、中国昆明方向推进。他建议，不妨试着从这个方向去寻找。
而利多小城，正是属于一个叫阿萨姆的邦！也许，“阿隆查省”就是指阿萨姆邦。
这个猜想，很快得到印证。
记者拿到一份1999年4月12日的《参考消息》，上面刊登了一条“法新社印度莱卡帕尼4月9日电”的简讯，内容同样是关于这处新发现的二战墓地，但地名翻译更为准确，清清楚楚地写着“阿萨姆邦”。
6公里！他差点触摸到那块墓碑
关于阿萨姆邦二战士兵墓地的资料，非常少。就在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二战史专家戈叔亚今年5月8日的一篇博文引起了记者的兴趣。他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追寻二战中国远征军的踪迹，重走史迪威公路，当时正在为前往印度做准备。
博文中提到了一座中国军官的墓志铭：“Late Major Hsiao Chu Ching, Company Commander 2nd Company, 2nd Battalion of 10th Regiment, Independent Engineers of Chinese Army stationed in India. He was born in July 1913 at Wei Country of of Hapeh province, and died in December 1943”
翻译成中文正是：少校萧竹青，中国驻印独立工兵部队十团二营二连连长，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威县，死于1943年12月。
“这是真的吗？他的家人正在寻找他？这简直难以置信！他的名字怎么写？”听完记者的叙述，电话那头，戈叔亚激动地抛出一连串疑问。
“我以为他叫肖楚青。”戈叔亚告诉记者，萧竹青的墓地，位于南普(Nampong)小镇以西6公里处。从印度当地的网站上看到了这个葬着中国军人的二战盟军墓地的介绍，他们决定前去探寻。那一天，他们从利多出发，原本当天计划到30多公里外的江普(Jairampur)县城，住在政府招待所。结果客满。由于是边境，不可以在当地人家留宿，只能再往前走26公里，到南普(Nampong)小镇住宿。一行人决定，索性去探访那片墓地。
“那天我们租了一辆当地人的微型车，过了6道印度的边防哨卡，一路畅通。”他们沉浸在幸运的喜悦中。可最终，一道戒备森严的关卡完全挡住了去路，上方一排英文写着“Welcome to 29th BN of Assam Rifle(欢迎来到阿萨姆第29来复枪营)”。一名士兵过来仔细检查他们的护照。戈叔亚用英文向他解释，声称叔叔当年也是中国驻印远征军士兵，后来死在了印度，听说前面的密林深处有一个中国军人墓地，希望来看一看有没有叔叔的名字……
士兵的态度挺温和。拿走了护照去请示，虽然不许他们下车，却又拿来一些饼干之类的食物，让大家边吃边等。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许久之后，士兵再次过来，没有什么解释，只是命令他们离开，并派了辆吉普车跟在后面，直到离开防区。
“太可惜了，和我们离那些到死也没有回到祖国的士兵近在咫尺，却只能止步！”戈叔亚说，只有6公里的距离，他差点就可以触摸到刻着萧竹青名字的那块墓碑。
1200人中唯一公布于众的名字
据说，二战之后，就再没有中国人去过那里。几年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多诺万·韦伯斯特和玛利亚·斯太文，同样被关卡阻拦在外。算起来，戈叔亚比他们还要幸运一些，至少又向前接近了10多公里。
根据印度当地网站的介绍，这处被遗弃多年的二战盟军墓地，埋葬着1200多名中国、美国、英国，以及印度官兵。中国官兵墓穴有250多座。这些公墓隐藏在史迪威公路路边的茂密丛林中，大部分墓碑都因为野象的踩踏以及日久风化，变得残破不堪。
1200多座坟墓，从9年前被发现到现在，印度方面公布出
去的名字就这么一个：萧竹青。也许是因为这块墓碑上的字比较清晰。
在戈叔亚推荐的印度英文网站上，记者找到了萧竹青墓的照片，小小的墓碑很简陋，也许是图片的像素较低，完全看不出来墓碑上刻有文字；墓碑后，是水泥砌就的方形墓穴。通过网站的照片，记者看到，一排排水泥墓穴，上面覆盖着厚厚的青苔。
“真有这么巧的事？唯一公布的名字就找到了家人。萧竹青，河北威县人！是这样吗？”几小时之后，在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戈叔亚仍然无法按捺激动与惊奇，“这是最感人的故事。”
数月之前，当戈叔亚看到这段墓志铭时，感觉到的是悲壮与凄凉，刚到而立之年的大好青年，为了保卫祖国，就这样魂断异乡。完全没有想到，这位叫“Hsiao Chu Ching”的中国军官，他的家人事隔半个多世纪，仍在想方设法寻找着他；而萧竹青的家人，也不会想到，有个毫无血缘关联的人，也在关注着这个名字，并远赴印度寻找他的墓地。差一点，戈叔亚就替他们完成了心愿。冥冥中，仿佛一切早有安排。
听说记者找到了父亲坟墓的确实地点，王云龙连声道谢。只是母亲的材料里说，父亲是上尉，怎么墓志铭上会是上校，“不会不是同一个人吧？”
有关专家分析，通常连长的军衔是上尉，但也会有例外，特别是死于战争，被追认为上校也是有可能的。“姓名、部队、职务、籍贯等等，其他都能对得上，应该不会错。”
重庆找到工兵团91岁的老战友
另一个惊喜是，几经周折，记者终于找到了住在重庆的潘刚德老人。今年91岁的他，也是当年驻印远征军的工兵连长。他的经历与萧竹青极为相似，黄埔军校14期工兵专科毕业。1942年随中国远征军赴印度参战，任工兵连长。
同为工兵连长，他会不会认识萧竹青？因为年老体弱，潘老目前住在医院，不便打扰。记者托他的女儿帮忙，在老人精神好些的时候，打听一下。昨天上午，得到了答复。
“我父亲对修中印公路的那段日子记得特别清楚。”潘刚德的二女儿告诉记者，一听到萧竹青这个名字，老人一口就报出来了，“他是二连连长，我是一连连长，我们分驻不同的山头修路，偶尔还是有机会见面的。他比我大4岁。”潘老回忆，当时两个人都在工兵第十团二营。这个团的团长是李乐中。
利多公路的修筑始于1942年底，到第二年年初，共有1.5万名工兵参与筑路，他们分属于美国工兵第四十五团、第八二三航空技术大队及中国工兵第十团、第十二团。最初担任筑路任务的，就是萧竹青和潘刚德所在的驻印军工兵第十团，他们全凭人力，所用的工具，只有斧头、十字镐等，所以进展很慢。根据后来的统计，整个修路过程中，工兵们共搬运了1350万立方米的土方、138.3万立方米的沙子，修建了700座桥梁。
老人说，这条路太难修了，沿线全是山高林密的原始森林，最初就是靠手中的砍刀一寸一寸砍出条路，后来在大树上绑上炸药，有时候还动用空军轰炸过于茂盛的树丛。很多地方还是无人区，毒蛇、野兽经常出没。为了掩护工程的进行，中国驻印军和部分美军也对日军发起反攻，展开浴血奋战，工兵们则在后面忙于筑路。
8万中美官兵魂断史迪威公路
进入深山后，由于不能适应恶劣的生活条件，1942年年底，部队里开始流行疟疾，由于医药供给不足，患病官兵接二连三死掉，军中人心惶惶。
潘刚德当时也感染了疟疾，非常严重，上吐下泄，头昏目眩，在担架上躺了整整一周，以为自己不能活着走出去了！幸好到最后关头，美军的军医送来了药品，才从鬼门关逃过了一劫。除了疾病，丛林中还有很多“杀手”，毒蛇、毒虫、猛兽……
1945年1月，中印公路终于修筑打通，粉碎了日军的封锁计划，大量国际援华战略物资又源源不断运入中国。这几年里，统计在册的，就有8万多中美官兵为开辟和保卫这条公路而葬身荒郊。
萧竹青又是怎么死的呢？潘老说，他是1943年年底病死的。不是疟疾之类的传染病，他记得好像是很严重的胃病，到最后，他去看望萧竹青时，整个人已经疼得神情恍惚。
“我们也觉得父亲被秘密杀害可能性不太大。”王云龙推测，这段情节也许是母亲在文革中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编出来的，希望能够少受点罪。
“终于知道父亲的坟墓在哪儿了，还了解到这么多的情况。太感谢了！”虽然前去拜祭还有重重困难，不过，对王云龙来说，父亲那个模糊了六十多年的影子，终于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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