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13/《河殇》第四集:新纪元

(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一边看书,一边用脚在地上蹭著。 )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份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历史的舞台。 

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 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著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著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著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这个还带著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或者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有拣起了一个已经淡望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著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

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时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偏偏更衷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展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理,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虎门硝烟。荒芜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

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就具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够养育众多而周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当西方到处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这块土地正养育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工业化就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们很欣赏这种农业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

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著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棉衣。

一位□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乾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著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著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长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著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著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

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著人家的市场的时候,却又捂著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著双方的积极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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