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401/新闻记者亲历抗战胜利后的东北(上)

下文是新闻记者于衡写的回忆录,讲述有关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的全部内容,原文见《传记文学》杂志第20卷与第21卷连载《采访二十五年》。

新闻记者亲历记

作者:于衡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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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二十五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纪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接收长春时开始,写到现在为止。

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有的尚在台湾,有的自政治生活中隐退,有的已经变节,有的已经谢世。为了保持人与事的真实性,我只纪录当时的情形,不加评论。以维持写作立场的超然性。并忠于现代历史。

这廿五年,我看得太多,也经历了许多艰险,有些突出的事物,到现在犹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这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用狄庚斯双城记的话说:“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没有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就是处于这个时代之中。虽然我自己仅是恒河中的一粒细沙。但却正遇到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时期。

采访廿五年写作的原则是:写我自己所亲眼看到的或者经历的事物,以政治为经,以我的记者生活为纬,织成这一本书。当然我所没有遭遇的,则会漏掉,关于某年某月某日,所发生的事情。我尽量翻阅旧报,并配合我的记忆,以及日记。我确实希望写到“语语有来历,笔笔有根据”的程度,不煊染和夸大。以保持它的真实性。

采访廿五年的内容,采取重点式的写作方式,这里面自然包括一些漏网新闻,内幕性的新闻,以及在当时不能发表的东西。

廿五年,就一个人的生命言,不能算短,但在人类历史上却是一个极短的时期,我希望以两年的时间,把这廿五年的记者生活,写得很完整,为时代留一个纪录。一个真实的纪录。

这里是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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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个落雪的冬天,我自北平搭军机飞到了长春。那时的长春,完全在苏俄军队控制之下,机场的地勤人员,也全是苏俄兵,土地虽然是我们的,但却如同到了外国。特别是镰刀斧头的红旗,显得十分刺眼。

从机场进城的途中,看到了许多服装不整的俄国部队,其间有一些女兵,他和她们走在路上,没有队形。极像一些“散兵游勇”。

那时中长铁路不通,惟一的交通工具,依赖空运。中国空军飞机降落长春,要事先得到俄军的许可。我们接收东北的行政中心东北行辕,设在日本的一个“重工业会社”,满炭大楼内,展不开工作。

当时苏俄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部,设在前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苏军头目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帅旗,则飘扬在南岭的一栋别墅中。长春的防卫是,则由城防司令卡尔洛夫少将负责。社会的秩序很坏,苏俄士兵,会在白昼洗劫行人。

长春的一个最大的广场,大同广场,竖立了一个苏俄红军的战胜纪念碑。以纪念他们进行了“六天战争”而占领东北全境的“胜利”。那座高耸云霄的纪念碑上,塑了一辆苏俄的坦克车,炮口指向南方。

长春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城市,是日本占据东北十四年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所有的建筑采幅射式,宽阔的马路,高大的建筑物内。都有暖气装置,甚至比当时的日本东京,更现代化。

那一年冬天的长春。几乎天天飘着清雪,打开收音机所听到的是:“格瓦雷长春,格瓦雷长春”。那是苏俄空军导航的呼号。意思是这里是长春。因为当时苏俄的军用飞机,正大批大批的把东北物资,运回苏俄。飞机一架接看一架起落。

在长春市内,到处是苏俄的军队,一入黄昏,枪声四起,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市民的东西,年经的女人,把头剃得光光的,穿上男人的服装,以防备俄军的强奸。

在长春的日本侨民,畏畏缩缩的像一些老鼠,在小马路的摊贩市场中摆地摊,出售衣物和零用东西。每一个人,都面有菜色,在摊贩市场中,俄国军队拿了东西就走,不付钞票,是常有的事。在那里可以充份的看到一个战败国国民的惨象。

奸淫、掠夺的苏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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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同胞,天天盼望中央政府军队能够及时开到,因为单是行政人员的到达,接收工作无法展开。东北的年轻的一代。在收听重庆播出的纪录新闻后常用油印机印好送到朋友家中,他们含着眼泪。讨论着国家未来的命运。

那时候长春仅有一家在苏俄军队卵翼下的报纸“光明日报”,登载苏俄军部所供应的消息,副刊上刚开始对我们的接收人员,讽刺和攻击。那家报纸是接收了日据时代的一个报社。编排也和我们的报纸,不大相同。

从后方来的新闻记者,没有几个人,那时的中央社长春分社虽然已开始发稿,光明日报并不采用。他们似乎以苏俄的华文军报自居。目的是为苏俄占领军宣传政令。

当时最早到长春的记者除了中央社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外则是大刚报的张胆,张胆是随陈家珍少将的第二总队,穿了士兵的服装,空运到长春。这个伪装士兵的记者,在长春发不出电报,因为他的电报,要经过东北行辕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嘉璈签字,利用行辕的电台发出。所以苏俄军队初期的奸淫掠夺新闻,一字不能拍发,当时张嘉璈的主张是:不发足以影响“中苏友好”的新闻。有一天张胆到吉林省政府办事处,找教育厅长胡体干诉苦,我在旁边听着,深深的替他不平。因为我到长春的第三天下午,到一个亲戚家的途中,就被苏俄的一个士兵,用轮盘枪指向胸膛,抢去了一支手表和一支钢笔以及一些零用钱。对于苏俄部队,已恨之入骨。极其希望新闻记者们,能把苏俄军队在东北的残暴事实,向世界作公正报导。

那时我不是新闻记者,而是随吉林省政府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到省府工作的一名职员。后来被聘为国立长春大学讲师。但长春大学的校舍被苏俄军队用作军营,一时不能开学。当时人们所注意的是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上将和苏俄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但会谈卸一直没有进展。因为苏俄军队,正在扶植共匪,那时在东北的共匪头目是高岗、吕正操等。而实际负责共匪与苏俄军队联系的则是穿苏俄军装的周保中。周保中是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政治部的副主任,他化名姓黄,人们称之为黄中校。那个国际共产党员,处心积虑的向苏俄主子献计,如何阻止国民政府接收,如何把关东军的武器,交给共匪。不过当时,人们仅知道,他是俄军中的中校军官。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四月十四日苏俄军队撤出长春,周保中率领匪军四万之众使用苏军的坦克车,围攻长春,他的真正狰狞面目,才显露出来。

联欢晚会中的俄酋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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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政府所采取的对俄政策是维持中苏友好关系,希望苏俄协助我们顺利接收。而苏俄的政策则是表面敷衍国民政府,暗中扶植共匪,使它壮大,在战后的中国,制造内乱。

我深深的记得,东北行辕进驻长春后,熊式辉上将,董彦平中将,曾和苏俄占领军的高级人员,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罗曾科中将、巴佛洛夫斯基中将等,举行过一次联欢性的晚会,我们的接收人员也参加了那次晚会,那天晚上,带了金线肩章,青蓝色裤子镶着红条子的苏俄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显得特别突出,在乐声悠扬中,他首先拥着一个长春的交际花顾某,翩翩起舞。不过步子是生硬的,没有一些柔和的气氛。在场的人员,都有看一场沙皇时代的“宫庭舞会”电影的感觉,因为那天出场的苏俄将军,在服饰上都极讲究,金光闪闪的宽肩章,和我们在街头所看到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苏俄士兵,形成强烈的对比。

一座长春城,就在寒冷而肃杀的气氛中,度过了一个冬天。人们盼望着春天,早些到来,苏俄红军,早日撤退。东北的年老的一代,对于当时情势的解释是,日本垮了,一个强盗倒下去了,但另一个强盗苏俄,却比日本更为凶狠。

那时的东北行辕,一下子撤回山海关,一下子又派出各省的接收大员。一直留在长春的是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中将,和苏军总部不断的举行会谈。接收人员大部份集中住在满炭大楼,小部份有亲友的可以住在外边。熊式辉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他的职务由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代行。和苏军的接触和交涉,全由董彦平中将出面。那时的董彦平是新闻记者追踪的人物,但他为人稳健,很少透露什么新闻。他的处境是身在虎穴之中,陪伴一群吃人的苏俄老虎。但他却能不惧不惑,充份的表现出中国军人的军魂,不卑不亢的从事交涉。使得那群老虎,也对他敬畏三分。

董彦平、特罗曾科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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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时苏俄方面,一再延展撤退军队的日期,第一个目的是在要求获得东北的工业资源,但我们对这一问题,却一直采取强硬态度,不做些许让步,那应该是董彦平和特罗曾科等一直谈不拢的原因。苏俄的第二个目的是不愿看见中国和美国缔为盟友,他们很露骨的表示:国民政府要和苏俄作朋友,就不能和美国作朋友,他们一贯的论据美国是“中苏友好”的绊脚石。所以当五个美国记者到长春采访搭机返回沈阳时,苏军的两架飞机,曾在长春上空作攻击状,迫使那架飞机降落,五名美国记者,终于改搭火车返回沈阳。第三个目的,则是扶植共匪,在东北作乱。制造一个亲俄的傀儡政权。

蒋夫人莅临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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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冬,对东北人民而言,是一段苦难的岁月。许多矿场破坏了,冬天没有煤烧,日本人在远东建设的最大发电厂,小丰满发电厂的机器被苏俄拆去了大半,电灯半明半暗,一切工业停顿了,交通系统也停顿了!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因之失群的苏俄士兵,常常被人民打死,埋在地下灭迹,而他们的部队,少了人也不追究。而他们的士兵。也常会用一匹马和农民换一块花布,也从没有人追查。因为他们的部队,没有纪律,是一群乌合之众。

东北光复了几个月,大城市中,家家户户做了青天白日旗,但却不敢挂出。在长春除了东北行辕的屋顶上飘扬一面国旗,连市政府也仅能悬挂镰刀斧头的苏俄旗帜,一直到赵君迈市长到任后,市府才改挂国旗。第二年春天,蒋夫人莅临长春,中国旗帜,才在大街小巷上出现。

蒋夫人抵达长春时,是我开始做新闻记者后不久,那时长春已有了三家报纸,第一家是苏俄红军所支持的左倾的光明日报,第二家是赵君迈市长所支持的长春日报,第三家报纸是中央日报的前身,大华日报。我因为长春大学不能开课;吉林省政府接收无期,和一位大学时代的同学,到大华日报工作。当时的大华日报工作同仁,青一色是国民党的党员,但却不能以党报姿态出现,东北行辕也不敢正式出面支持。怕露出马脚给苏俄军队口实,所以资本也是国民党一些同志,东借西借,拼凑起来的。那是当时国民党人,基于良知所办的一张报纸,敢于多刊载一些对政府有利的消息。当时的社长是张明初,他每天东跑西奔,去张罗财源。

蒋夫人莅长春时,大华日报刊登的消息,也较另外两家报纸为多,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特写,题为:“热情的长春市民,将蒋夫人团团围住”,是描写蒋夫人莅临长春时,数度下车步行,和市民握手,被市民包围的热烈情形。

大华日报被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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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日报是接收了一家印刷厂开办的。设备很差,编辑人员大约有十几个人,采访人员七八人,用平版机印刷,当时的东北行辕和党部虽然没有给这张报纸一些实质的支持,但却希望这张报纸,不要开罪苏俄红军,而吉林省的教育厅长胡体干,却常给这张报纸,提供意见,有时还偷偷的写一篇社论。胡体干做过广东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是位文质彬彬的学者,他的老家是吉林,当年他已快六十岁,但他的爱国心,却和青年人同样热烈。因而大华日报,受到他的精神鼓励很多。

不过大华日报,在苏俄军队眼中,是一家有问题的报纸,某一天下午,突然有一队苏俄士兵,包围了编辑部,因为不是编报时间,编辑部没有几个人,当俄国兵刚进门时,社长张明初和我,从后门溜走,跳墙而逃。他们带走了几名工人,第二天也就放回来了!后来据说他们是奉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之令,搜查这家他们视为“反动”的报纸,但没有搜到什么。报纸停了两天,经过疏通后,又继续出版。那一天我跑到城区的经理部,把我的名字,改成于蘅,因为我年轻时,爱看红楼梦,对蘅芜君薛宝钗的印象深刻,因此把名字改得很像女人。

我是学法律的,做新闻记者不是我的本行,但我却在无意中,做了新闻票友,没想到一票竟票了廿五年,将来还要继续票下去。不过经过苏军搜查报社后,再加上遇到几次抢劫,后来常常做些恶梦,梦到被俄军抓去。拉出枪毙,惊醒时常常出一身冷汗。不过胡体干先生一直鼓励我从事这一工作,他说:做新闻记者可能比教书对国家会有积极的贡献。假如说:在我的半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一个是我的小学老师仲义三先生,另一个则是我以师礼事之的胡体干先生。体干先生在吉林沦陷时未及撤出,他是吉林省政府最初的一任教育厅长。也是最后的一任教育厅长。听说他已被匪杀害。如果他还在的话,今年也已八十开外了!

自危城中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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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的大华日报,一直支持到三十五年春四月十四日的围城之战。不过在三月下旬。我随吉林省政府的接收人员撤退。未能和那张报纸全始全终。记得撤退那天,还是体干先生来了电话:说要我和他一道乘军机飞锦州。转往北平。三月的长春,仍是冰天雪地,我们的飞机起飞后。体干先生说:长春的攻防战将在苏军撤走的那一天展开,他很担心守军的弹药不够充足。不过他深信陈家珍少将和刘德溥少将,可以支持到国军北上接收的时间。那一天我们的飞机,飞行得很稳,在锦州降落时,见到一片黄土地,地上没有雪,天气也暖和得多。

在锦州我们住了一天,便搭车进山海关,在“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下,体干先生和我徘徊很久,那一天我们住在山海关招待所,花架上的紫藤,已经发芽,第二天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感到无限宁静闲适。在长春的那段日子,在苏军枪杆下度过的那段日子,想起来像似做了一场恐怖的梦。体干先生说:我们在北平避过这次战乱后,将马上回去,那时我们将在自己军队的保护下,展开工作。

在北平,体干先生常约我吃广东小馆,每餐都两菜一汤,他也常和我提起吉林的北山,静静的松花江,还有荷花池,八百陇的吉林大学。我和他谈话,总像如坐春风之中。

在那一段闲适的日子中,我游了中南海,在北海的五龙亭上品茶,游故宫,登西山的颐和园,看排云殿,访慈禧太后吃窝窝头的草庐,在太庙看桃花盛开,仰卧在天坛的旁边,听布谷鸟的叫声,在王府井大街的大酒缸旁,用大碗喝酒。那段日子,真是美极了!就仿佛像大学生考完了期考以后的闲适。因为过去我经过北平,都是匆匆而过。

沈阳的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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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大约停留了二十几天,体干先生替我到军事调处执行部接洽飞机,要我先回沈阳,因为那时杜聿明将军所指挥的大军,出沈阳,正向长春推进中。军调部的美军飞机空位很多。一个清朗的春天早晨,我赶到西郊机场,那架飞机仅有三名乘客,包括吉林省的民政厅长尚传道,当飞机降落在沈阳北陵机场时,军调部的一位中校军官来接,用一辆军用吉普车,把我们一直送到中苏联谊社。一个八楼的房间,已经贴上我的名字。

那时由中美和共匪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重心已移到沈阳。我方的代表郑介民将军,和匪方的代表饶漱石,常常坐在餐厅内,一道吃饭,那时匪酋饶漱石,也穿着国军将领的服装,并挂了一颗星。不过看上去总有些邪魔怪道之气。还有匪酋李立三,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阴险的人。他们不大和外人接触,在进入餐厅时,坐下以前,总是向前后左右,特别是后面,仔细看看后才坐下。他们也从不和中国记者接触。

当时的中苏联谊社,在东北长官部管辖之下,凡是住进去的人,一律由长官部招待,在餐厅中,可以随意点菜、喝酒、然后在帐单上签字,并可以约请朋友共同进餐。单是国内外记者就有三十多人,被招待在那里。

入晚后乐声起处,楼下的夜总会,有大批大批的人员翩翩起舞,舞女大部是日本人,打扫房间的也是日本少女。那真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小世界。而进出这个小世界的人,大都是美式装备的年轻军官。后来有很多军官在沈阳娶了日籍夫人,多半是在那一时期,孕育了爱情。

重见汉家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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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春夏之交,出关的国军以新一军和新六军为主,全是美式装备,新一军军长是孙立人将军,新六军军长是廖耀湘将军,此外有石觉的十三军,赵公武的五十二军,陈明仁的七十一军。这些军队出关后,真像似猛虎下山,所向披靡。那时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也进驻沈阳,接收人员,陆陆续续的出关。

东北同胞用眼泪来迎接这批部队,因为他们在沦陷十四年之后,又重见汉家旌旗。军队所到之处,农民拿出鸡蛋,煮了白饭,毫无保留的欢迎。有些年轻的女学生以嫁给国军为荣,特别是英俊萧洒的空军,更是女学生追求的对象。那时人们所看到的是吉普车上载的尽是漂亮的年轻女孩。

但在歌舞升平的同时,东北的人民,对于接收人员很失望,因为那时的酒饭茶肆,尽是接收人员,他们的官架子很大,饭前饭后,一定要打热手巾,于是人们开始对接收大员们憎恶了,因为每接收一个地区,甚至是小县,也把官僚习气,带了过去。做假报销单,开假收据向公家报销,成为官场中的通病,关于这一些,东北的商人,过去没有做过,所以他们开始卑视那一批文职的接收官员。但对国军,仍充满了敬爱。虽然一批骄兵駻将,已逐渐形成,但因为他们能赶走共匪,所以仍极受人欢迎。

那时候,孙立人将军的黄马靴,廖耀湘将军的灰白头发,刘玉章将军的咬咬牙齿,都成为新闻记者写特写的素材,成为青年一代的偶像。

具有朝气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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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虽然看到了歌舞升平的景象,但也看到了一片朝气。那时候的东北行辕用了一批重庆干部学校的年经人,他们穿着灰布中山装,在办公室工作,东北同胞是喜欢像那样的青年官员。

刻在台湾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焕,当时主持沈阳日报,他也是穿着一件深灰色布料的中山装。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为沈阳日报带来一片朝气。

当时沈阳的社会秩序,已经完全恢复,北宁路已照常通车,东北大学也已复校,秦皇岛和葫芦岛都在国军控制中,北宁路上军运频繁。国军收复各地的工作,作扇形展开。沈阳的浑河机场,北陵机场,东陵机场,国军的飞机,不断起落。沈阳市的电车恢复了,公共汽车也恢复了。留给市民的谈话资料是苏俄军队,占领期间,如何奸淫掠夺,什么地方被百姓打死多少“毛子兵”。沈阳城郊区的老农,又有开始闲话桑麻的兴致。老农夫们会把多少年前日俄战争时,当年所看到的俄国兵和不久前他们所看到的俄国兵,做一个比较,结论是这次占据东北的俄国兵,多了坦克车,而军纪之坏,比中俄战争时更糟。

在沈阳的日俘和日本侨民,已经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可以宁静的住在目己的家中,等候遣送返国。租界地一带虽然有些日人摆地摊,出卖衣物,但买卖是公平的,那些日本人被苏俄军队吓得似惊弓之鸟,看到中国士兵,远远的就鞠躬致敬。日本侨民的窗上,大都贴有欢迎国军的标语。虽然他们穿的衣服,已经打了补丁,但却极为清洁。很明显的在沈阳日侨所受的待遇,远较在长春我所看到的日侨有天地之别。因为国军并没有以战利品来看他们,把人当人看待。而苏俄部队,却把人看成东西。

接收改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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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沈阳为中心,所展开的各地接收工作,也改变了方式,那是当国军推进到某一地区,行政人员,即随军前进,建立政权,并且立展开抚辑流亡工作。凡是没有军队的地方,行政人员也暂不接收。以避免张莘夫事件的重演。

张莘夫事件是在苏俄军队占领抚顺期间,他率领工作人员八名,赴抚顺接收煤矿,但在一月十六日目抚顺返回沈阳的途中,在李石寨车站,被共匪杀死。那件事很明显的是苏俄军队串通共匪所制造。当时的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中将,一再向苏俄占领军司令部特罗曾科中将交涉,苏俄军方,则称那是地方土匪所为,后来俄军仅将张莘夫的遗体运回沈阳,其他七名人员,连尸体也没有找到。那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张莘夫惨案。

张莘夫事件的后果是使许多行政接收人员,不敢再冒险到国军没有收复地区工作,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反俄情绪。

六月七日的停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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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春天,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声望最高的时候,因为他统帅的大军,于一月十六日进驻沈阳,五月廿三日克复长春。那时住在中苏联谊社的共匪代表饶漱石的精神极为沮丧,因为共匪的军队节节失利。沈阳城曾经为国军克服长春,举行了庆祝大会。杜聿明将军在克服长春当天,曾发出豪语,一周以内,收复吉林,驻马松花江彼岸。依照当时的情形,确实可以一举克复哈尔滨和佳木斯两地。但不幸的是来目南京的重要决策,指令杜聿明将军,停止军事活动。

六月七日杜聿明将军在他的司令部内,招待三十多名中外记者;他起立宣布国军已经渡过松花江,并在对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由于中央命令,自即日起停战,他已把停战令送到前方。

杜将军那次的记者会,表情凝重,我清楚记得杜将军步入记者招待会会场时,脸上没有笑容,但他很礼貌的和每一位同业握手,他的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中将并掏出打火机为坐在他身旁的两位记者,燃点香菸。

那次记者会,虽然准备了丰盛的茶点,但没有一个记者取食,与会的记者,在听到杜聿明的宣布时,也都心情沉重。因为那次停战,对国军而言,等于自己束苛耸肿悖??沂垢甙旱氖繗猓?艿搅艺乐氐拇煺邸km然在会中,有几名同业发问,如果共匪向国军进攻,国军是否还击?这样的停战令,是否等于马歇尔将军偏袒共匪?杜将军都避免正面作答,他仅说他所指挥的部队,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事实上那次停战令,给与了共匪一个喘息机会,能够从容的在后方整编部队,在三十六年春天,他们首先破坏了停战令。开始进攻长春北部的德惠。

马占山将军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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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战命令下达后,最抱不平的是东北的老将马占山将军。记得我在停战令下以后。到马占山的公馆,去看他时,他右手端着一碗蛤蟆油,很激动的说:我反对停战命令,我反对马歇尔的这项决定,其他你所要问的问题,你随便写好了!我相信你写的会比我说的更好。那一天他表情十分激动,托着碗的手,微微发抖。然后他一会从一个沙发上站起,坐到另一个沙发上,一会再回原座。他的短髯,已经竖了起来,他说东北人民,已经苦了十四年,他们不能再受共匪的蹂躏,我们该拯救他们,因为那些住在松北平原的人民,也是黄帝的子孙。

马占山那天穿的是便服,头带瓜皮小帽,他的两眼,炯炯有神。那一年他大约已超过六十岁,但是他说:如果国军能把他空投在哈尔滨以北地区,他仍愿号召家乡子弟,编组游击队。在东北和共匪一决雌雄。

在那次谈话中,我了解了马占山何以被称为民族英雄,何以在九一八以后,他能在东北北部地区,和日军一拼,并轰轰烈烈的打了几次大仗。当时我的感觉是他的宝刀未老,豪气犹存。

现在让我把问题再回到五月二十三日,国军克服长春的当天的情形,那一天杜聿明将军的参谋长赵家骧,在他的办公室中,接见了五名往访的记者,他当时就预言,国军收复东北全境,有绝对把握,但他所怕的不是松花江以北匪军部队的抵抗,而是怕调人马歇尔将军,压迫国军,不得继续前进。不幸的是那些话在半个月后。被他言中。

我更能清楚的记起,五月廿三日当天下午我在长春第十四地区空军司令金恩心沈阳的家里,访问金氏时,他对当时的局面,也表示忧虑,他说:他急须飞往长春,因为长春以北地区的战斗,须空军侦察支援。我们需要速战速决,否则军调部的停战令一下,便给予共匪一个喘息机会。同时他告诉我,四一四的那次长春防卫战,刘德溥将军指挥的东北子弟兵七千多人,能够和四万多匪军打了四天,足以显示东北子弟,保卫国家的战斗能力。他也想到他的参谋长曹志瑚在那次战役中被俘,他十分怀念。

金恩心司令,在四一四战斗以前,曾指挥空军运输机把刘德溥的部队,自北平运到长春,他在长春时,就曾坦率的告诉过我,我们运到多少部队,苏俄红军,都纪录的清清楚楚,有多少弹药,他们也纪录的清清楚楚。

金恩心是东北人,他在东北行辕进驻长春后不久,即在长春成立了第十四地区空军司令部,苏军自长春撤退时,他奉命飞沈阳述职,留下了他的参谋长曹志瑚代理他的职务,后来因为长春战起,飞机无法降落,他只好停留沈阳待命。

国军接收后的长春
有家归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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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夏天,我离开沈阳,搭中长路火车赴长春。那时所有到东北工作的新闻记者,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都发给一套美式装备的军装,仅是上衣上,不挂阶级,其他的一切和校级军官,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坐火车,也不必买票。而且受到相当的礼遇。那是国军出“山海关”后的黄金时代。当火车停在每一个小站时,穿军装的人,购买食物,小贩都自动减价。──是出自内心的对军人尊敬──不过当时车行得很慢,沿路都有“交警总队”的士兵荷枪站岗──当时的交警总队,是一个特殊兵团,都着军队服装。

六月的东北农村,高梁还没有达到“青纱帐起”的程度,从火车上眺望铁路两旁的人家,烟囱上冒着缕缕青烟,在田里工作的农民们吸着旱烟袋,看着火车来了,直直腰露出一些笑容。予人以一种宁静闲适之感。那是一种经过“兵荒马乱”以后,迈向“太平岁月”的景象。

我自六岁时,从山东的蓬莱大水坡“下关东”,由孩童时代起,就在辽南平原长大,对于那里的黄土地带、高粱地和大豆田,王瓜架,石头砌成的庭园、特别熟习。我的母亲,也就葬在辽南的一个小村庄中,我家后园的白杨树下。所以在搭车赴长春途中,感慨也特别多,回忆童年时代的往事,不禁热泪盈眶。但在当时,我却不能回家,看看我的老父和二哥,以及童年时的游伴,因为我家的村庄,在一个偏僻地区并没有国军驻守,共匪的正式武装部队,时常出没。不过在车厢中,我的脑中,一直出现我住的村庄南边的桃花林,当春天到来时,开得漫山遍野的花海。在春雪溶化时,青草从地层上长出来,一片绿意,还有毛茸茸的毛菇杜花,秋天的山梨红,野生的欧粒儿,牛群和羊群,还有秋天的雁阵,山神庙的钟声。那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外面流浪久了,就是想吃自己家井水煮的高粱米饭和山东煎饼。就是想嗅一下那里大地的土香。追回童年的那一段日子。

一个怀乡病患者,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长大了,但所遇到的 是一个离乱的岁月。一路上想了很多,在火车到达长春时,巳是黄昏时候,巿内一片灯火。

不欢而散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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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随吉林省政府撤退,离开长春,仅三个多月,但这回所看到的情形不同了,在那里巳经没有一个俄国兵,我们三月间撤退时,长春正是冰天雪地,回来后正万木葱笼。一切充满了希望和青春的生命力。

这一次我住在“军民联谊社”,也是军方的一个招待所。那里边住了许多军官和二三十名新闻记者。过去俄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司令部,已改为孙立人将军的第四绥靖区司令部,长官部在长春有一前进指挥所,由郑洞国将军负责。郑洞国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副长官,另一位副长官是梁华盛将军。当时梁华盛巳被中央发表为吉林省政府主席,但仍兼副司令长官,那年他才四十岁左右挂着中将官阶,真是威风凛凛,英年得志。这位少壮派将军和郑洞国将军,孙立人将军,廖耀湘将军,是当时长春的“风云人物”。梁将军主持吉林省政后,长春驻军曾为他举行一次庆祝晚会,那一晚,长春的名媛仕女,都参加了那个规模很大的晚会。晚会开始后,梁将军应邀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给与我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是“华盛是来做事的,不是来做官的”。在演说之后,接着是舞会开始,一时衣香嫔影,交换舞伴,在玄黄的灯光下,在乐声悠扬中,使每个人都陶醉在年轻女孩的柔情蜜意中,当乐队高奏“香槟酒气满场飞”,舞伴们并行向前迈步时,突然在一个角落上,掌声大作,一个青年人站到舞池中央,激动的发表演说。他首先说:“今晚看到这样盛大的舞会,衷心至感激动,他的良知告诉他,他必须在这个时候,说几句扫兴的话。

接着他痛哭流涕的说:东北同胞沦陷于日本军阀的铁蹄之下,已经整整十有四年,受苏俄红军蹂躝也已九个多月,在悠长的岁月中,同胞们天天盼望中央政府来接收。现在我们来了,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抚揖流亡,慰问父老,但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跳舞,享受醇酒美人之乐,这样我们能对得起苦难的东北同胞吗?松花江北岸,现在犹在共匪盘踞之下,他们正在厉兵秣马,待机反扑,而我们却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请问这是个什么时代?大家该不该这样的狂欢曼舞?……

讲话的年轻人,是吉林省教育厅的主任秘书魏际昌。在场中最感到尴尬的是吉林省主席梁华盛将军,他没有答辩,也没有向别人讲什么,会场沉寂得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一次舞会,自然是在“不欢而散”的情形下落幕。那时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还留在沈阳接洽公务。不过梁华盛将军事后似未向体干先生提过那件事。体干先生也一直继续担任吉林省的教育厅长。

赵君迈换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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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必须向读者们做一个交代,当东北行辕初到长春接收时期,中央发表的吉林省主席是郑道儒,郑道儒是政学系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时,他是秘书长。郑抵达长春后,在第一批人员撤回关内时,便回到北平,因健康不佳留在北平养病。他的主席职务,由财政厅长王宁华兼代,我们第二次撤回山海关时,王宁华和长春市长赵君迈,继续留在长春,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苏军撤出时,共匪立即围城,长春的保卫战,随即展开,在四天四夜的战争中,文职人员全部被俘,其中包括吉林省代主席王宁华和长春巿长赵君迈。王宁华被俘后,誓死不肯屈服,破口骂贼,死于共匪的俘虏营中。在那次战役中,长春防守司令陈家珍少将,也负伤被俘,突围而出的仅有保安第二纵队司令刘德溥少将和督察处长崔志光少将。以及中央社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先生。

刘德溥少将突围后,抵达沈阳时,行辕主任态式辉将军,曾经和他握手达两分钟之久,让新闻记者拍照。国军收复长春后,刘德溥出任五十六师师长,仍统帅整编后的第二纵队官兵。那支部队后来棣属四十九军。四十九军的老军长是王铁汉将军,王铁汉出任辽宁省主席后,由他的副军长郑廷笈升任军长。三十七年秋四十九军在锦州作战失败,郑廷笈被俘,但五十六师则一直驻防长春。

在四一四战役被俘的赵君迈,被共匪解往哈尔滨,当时共匪对俘虏的政策是怀柔,除了他们认为“反动的死硬派”像王宁华代主席那样的人,倍加虐待,对一般官员,则加以优待。因而赵君迈巿长在被俘期间,共匪除了相机加以“洗脑”以外,没有受到什么折磨,但那不是共匪的“仁慈”,而是要利用俘虏,作他们的宣传样本。

果然那年秋天,他们透过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人小组,提出交换俘虏,他们要换的人是以赵君迈换回共党著名作家金人。金人曾翻译过苏俄作家萧洛霍夫所写的“静静的顿河”。但是我方遍找俘虏名簿查不出金人这个人。而共匪俘虏也不透露谁是金人。一直到他们确知金人要被释放回哈尔滨时,金人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赵君迈换金人”故事。

“赵君迈换金人”,对共匪而言,是他们的胜利,它的影响是使左倾的作家们,死心塌地的跟着共产党走。给与知识界的错觉是“共匪尊重知识份子,而不重视官员”。和他们建立伪政权以后,杀萧军、萧红、清算胡风,整吴唅、郑拓等的情形,大不相同。

接收、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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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引回长春。长春自国军在五月廿三日收复后,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但那时的军队的权力,也迅速膨胀。他们在所有的机关,乱贴封条,并派军驻守,新六军先到的地方,贴上新六军的封条,新一军先到的地方,则贴上新一军的封条。许多漂亮的洋房都成为军官们的住宅。甚至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想接收日本人办的官方报纸“日日新闻”的厂房,改为长春的中央日报,也要费很大的交涉。

那时将领们对于办报,极感兴趣,新六军首先在长春接收了俄军占领期间的“光明日报”,改为“前进报”,新一军则办了一份“华声报”。梁华盛将军则接收了一座银行分行的建筑物和一家印刷厂,创辨“中正日报”。我回到长春不到两周,胡体干先生也回来了,当时他要我参加中正日报工作,同时也在长春大学教书。中正日报的筹办工作极为顺利,梁华盛将军从广州中正日报调来总编辑张知挺,张先生那年巳五十岁,为人和善,他是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则是梁华盛吉林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王候翔将军。王候翔在吉林办公,不问报社的事,一切由张知挺全权处理。我当时被聘为中正日报的采访主任,由军方拨来三辆吉普车,作为采访记者之用。在当时吉普车是车子中的“权威”,比轿车更受人重视。那时梁华盛将军和廖耀湘将军,都喜欢自己开吉普车,让司机坐在后边,前座右边,则常坐着将军的贵宾或朋友及家人。

第一做记者,就养成坐车采访的习惯,应该是受害于中正日报的车子太多。因此到现在,我还未养成记路的习惯,我脑子里可以记住上百个电话号码,不必翻电话簿,但现在要我找台北巿的谷正纲的公馆,我还是找不到。虽然我到过谷先生家,不止二十次。这个不记路的习惯,现在巳经无法改正。

“记者”不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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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正日报做采访主任那一年,仅廿六岁,每天可以连续工作十六小时,不知疲倦,那时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看稿、写稿,仿佛混身是劲。那时各报所重视的是军事新闻,吉普车开到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和各地的师部,因为穿的是军官的服装,车子一开进大门,卫兵便喊“敬礼”。采访上十分方便。

不久长春大学开学了,我是专任讲师,开的课程是国际公法、刑法和社会学,而不是新闻。那时我写的新闻稿文艺气息很重,常受到张知挺先生的警告,他说:“记者不是作家”,把一件事情写清楚就够了,不必用文学笔法去描绘,更不可像写小说般来写等写。这些毛病,以后逐渐改正过来。与我受大学教育无关,因为我在大学时读的是法律。而对国际公法,特感兴趣。

教书时讲法学方面的课程,虽是我的本行,但我真正的兴趣仍是文学,我在高中时代,是一个文学迷,一心想成为作家,这倒和我的家世有些关连。因为我的伯父是个秀才,他下关东,比我父亲早了几年,是个私塾先生,他的书桌上摆 红楼梦、西游记、三个演义、水浒传等闲书,但他不许我们看,他要我们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和易经以及全本古文观止。甚至连大学的注解“此章言天道也,此章言人道也”也要背。而我在背书之余,却常偷看他的红楼梦,于是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没想到后来作家没有作成,却做了半生拿笔杆的新闻记者.

长春的中正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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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春中正日报工作得很愉快,报社除供应三餐之外,还分配给我一间九坪大小的寝室,一具军用电话,一个办公桌,一个大牀,四张沙发,于是报社就成为我食于斯、寝于斯、工作于斯的“家”。特别是那具军用电话,给我工作上的帮助更大,它可以接到驻军前方的司令部,给予采访上很大方便。报社真正的老板梁华盛,每次从吉林到长春来,必定偕同他的主任秘书施白,到报社来“巡视”,也常用毛笔下条子,指示社务。有一次他兴致来了:写了八个大字“节省公帑涓滴归公”,压在张知挺的玻璃板下,第二天张先生就告诉锅炉房的人,午夜三时以后,停止开放暖气四小时,因为那时各办公室和宿舍,都设有“暖气包”,二十四小时输送暖气。

当时编辑部大约有十几个人,采访记者九人。总编辑仅管编务,不管采访组,因此采访主任的权力很大,不像今天台北各报的“权力集中”。那时采访主任如果发现记者的程度不够,或者工作不力,只讲一句“明天你不必来了”,或者是“明天你到经理部结清薪水”。那位记者,就要卷铺盖走路。

当时那时的采访主任也够辛苦,不但自己要采访,要指挥同仁采访,而要要看稿改稿。一个人几乎要做三个人的事。最苦的是晚间的应酬,特别是军方举行的舞会。因为在舞会中,可以从高级将领的口中,得到一些新闻。当时的将领中,除了孙立人外,多喜欢发表谈话,而且希望见报,那情形仿佛今日的官员们,愿意出现电视,愿意接受电视记者的访问一样。

孙立人将军,对于记者,采取“被动的友善”态度,不拒绝接见记者,但他和记者见面时,是谈生活情趣,谈他所看到的日本人在东北的建设,谈苏俄军队的掠夺,一问到他所主管的军事方面的事,则肯定的回答:“军事无预言”。或者:“无可奉告”。这大约是与他受的美国教育有关。

“主席”召见“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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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正日报工作的初期,有两件我自己认为满意的事。其中之一,是我访问了溥仪在长春做“执政”及“康德皇帝”时的宫殿。

那是一所房顶上镶着黄琉璃瓦的建筑,分内苑与外苑,那座“皇宫”,虽经苏俄军队洗劫,里面仍残留在许多东西。其中包括“皇帝”的菜单,宫女们的绣鞋,网球拍,郑孝胥写给溥仪的书信,罗振玉的奏章,以及挂在正殿的“勤政楼”匾额。

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溥仪仓惶逃往通化,被俄军俘虏后,一直没有新闻记者,想到这座宫廷以及宫廷中的故事。

在“宫中”我也检到了溥仪之妹二格格三格格给他哥哥的信,还有粉红色的浴缸中,残留的脂粉盒。虽然都是些“一麟半爪”的东西,写起来也具有高度的趣味性。

我的“溥仪故宫访问记”,在中正日报发表后,王候翔社长,还特地自吉林打来长途电话,向我致意。不久后他到长春开会,和我拥抱着,拍拍我的背,对那篇文章,多所称道。王候翔讲起话来,很像黄少谷先生,慢条斯理的温文典雅。

我的第二件得意的事,是有一天梁华盛将军,约总编辑张知挺到吉林去谈话,发表他治理吉林的大政方针。他的谈话指定由中正日报和在吉林出版的省府机关报吉林日报发表。

知挺先生回来自己写稿,他文中有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将军,“召见”本报总编辑张知挺发表谈话称:“吉林省将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他稿子写完后,交给我看,我把召见两子改为接见。知挺先生怕梁华盛不悦,仍主张用“召见”字样,我坚持如果写召见,只能写召见张知挺,而不能召见一家报社的总编辑。我请张先生两者选择其一,因为那是件关系“新闻记者职业尊严”的事,一旦发表,会成为报坛笑柄。知挺先生最后让步了,没有写“召见本报总编辑”而改为梁主席接见本报记者。

那时我对于新闻学上的若干问题,是一张白纸,但总觉得新闻记者面对达官贵人们,不能失格,不能卑躬折节。在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我想到这件事时,觉得我确是做对了!

政策上的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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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沈阳是东北的行政中心,长春则是东北的军事重心。孙立人将军的第四绥靖区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是自长春起到松花江畔。不过在当时新一军和新六军两支劲旅,常做战争胜利的竞赛,因为这两个军是全美式装备。甚至作战的方式,也是美国方式,先使用强大火力,作地毯式的攻击前进。

这两个新军,在收复长春以前,都作了急行军,希望先到达长春,不过新一军在沈阳长春间的四平一带,和共匪打了很猛烈的一仗。被阻碍了一些时间。后来两支劲旅,又在长春会师。孙立人第四绥靖区的副司令是贾幼慧将军,参谋长是史说将军,贾幼慧将军是孙立人的老搭挡,他有一个特征是清瘦得出奇,头上也是灰发比黑发多。史说是个矮胖子,带着深度的近视镜。参谋处的作战科长邓超和情报科长李明璁,是和长春中外记者接触较多的两个人,他们常和记者作友谊式的聊天,有时也作背景式的说明。

在停战令下达到各军之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匪我双方没有战斗,但松花江岸的共匪则大事扩军,当时共匪的重要军事据点是佳木斯、牡丹江,他们的地区行政中心,则在哈尔滨,那时军调部的美国联络机常常飞往哈尔滨与长春之间。

三十六秋天在双方达成换俘以后,吉林小丰满的发电厂也恢复对哈尔滨输电,供给敌人动力,当然是一件失策的事,但当时军方却无法阻止政治上的决定。

此外政府在决策方面,另一项重大错误是:对于日据时代编组的东北军队,一律解散,不予收编。那些部队在日据时代,是专门用作剿共之用,平日灌输的也是反共意识,政府不要他们,而共匪却十分重视那些武力,因而林彪的部队中,中下层干部几乎全部是东北的地方武力。而我们的士兵,却大多来自南方。把生长在江南一带的士兵,派往寒冷的东北作战,也不适宜。但这些都未为当时的参谋本部所注意。

“小工头”伍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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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人小组,也把重心放在长春。当时在长春的匪方代表是伍修权,伍匪修权在长春的安全,受到国军的特别保护,有一次美方代表和国军代表,匪方代表,举行联欢晚会,中外记者也被邀请参加,伍匪修权,就坐在一个角落上,记得当时他穿的是中山装,个子矮小而瘦弱,长春的中央社记者王万钧指指他告诉同业们说:那个像小工头的人,就是伍修权。没想到这个小工头,在毛伪的“秧歌魔朝”成立后,竟然跑到美国去大骂美国一通,和我们的蒋廷黻博士,唱了一场对台戏。伍修权现在巳不知下落,大约已被毛匪整肃。

当年在长春,最痛恨共匪的一位军人是邹壁将军,邹壁当时的职务,是长春军运办公处主任,记者们常到军运处去找他聊天。因为他在西安事变时,在蒋委员长身边作事,所以他也被困在华清池。因为早年受过共匪的迫害,所以一提到共匪,他就咬牙切齿。

他主管的军运办公处,交通方面的消息,极为灵通,所以他也常供给匪军调动的消息。他被长春的新闻同业,称为“记者之友”。有时记者要到长春北部一带采访,他也会给大家调动一辆专车。凡是到过长春的记者,直到现在还很怀念他。

青年学生投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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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下半年,长春地区的人民,过的是太平日子,那时每天都从松花江北岸,涌来大批逃亡的学生,那些青年,因为要奔向自由,投向祖国的怀抱,都抱着满腔热血,南下参加反共的行列。于是政府成立了教育部青年辅导处,辅导处下,并成立了青年训导班,训导班似乎像大学的先修班,处主任由姚彭龄担任,他的主任秘书是刻在内政部担任科长的刘胜超。有一段时期,我也被姚先生去教了几个钟点书。讲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我很喜欢那一批大孩子,既懂事而又热情。

也就在三十五年那一年,教育部并在长春成立了松北五省联中,由现在的立法委员王寒生担任校长。姚彭龄先生和王寒生先生也常跑到军方,去借些军装大衣,为那批大孩子们作冬天御寒之用。那些孩子后来继续随政府南迁,大部份到了台湾。这一批在烽火中长大的人,现在也都巳四十多岁了!

三十五年冬,我在长春一位亲戚家里,度过一个快乐的旧历年,也是胜利以后,长春巿民,开始燃放爆竹过年的第一个年。因为三十四年冬天,仍在苏俄军队占领之下,人们对于未来的日子,不敢预料。甚至对苏军是否要长久占据东北,也不敢预料。三十五年冬天,总算是真的看到了汉家旌旗,从异族的统治下,被解救出来,所以那一年的过年,居民们着实的大鱼大肉的吃了几天,有些商家并把国军的军官们请到家中吃年夜饭。

“派系之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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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三十五年冬天开始,接收人员内部的派系之争,也越演越烈。那时长春有三个派系,一个是陈果夫、陈立夫先生的系统,一个是朱家骅先生的系统,另一个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其中以陈系和朱系之间的争执较为剧烈,剧烈的程度,甚至到双方互在墙壁上贴标语对骂,在餐馆中吃饭遇到一起时,双方会怒目而视。

长春大学是由朱家骅系的人黄如今校长主持,吉林省议会议长毕泽宇先生,受到朱家骅系人马的支持。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中央日报的社长是李锡恩,属于陈系。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和省议会议长毕泽宇,过从较密。因此长春的中正日报也倾向朱系。

那些政治上的争执,政学系的人,似乎没有介入,因为东北行辕行主任态式辉将军,是东北政务的实际负责人。政学系的人,都位居要津,从事作官,对陈朱双方都不得罪。

那些派系之争,阵线十分分明,而且双方互相搜集对方的情报,这些内部之争,使得一些知识份子很失望,因为双方都忽略了共同的敌人共匪。至于军方人士,也未介入派系之争。但中级军官,则忙于和女学生谈恋爱,参加舞会,带女友坐在吉普车上逛街。

共匪破坏停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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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宁静的日子,过了大约半年,但不幸的日子,终于到来,在三十六年的初春,共匪军队首先破坏了停战令,开始进攻长春北部的德惠县城。德惠是长春以北的重要城巿,由孙立人所属的新一军五十师驻守,师长是湖南籍的潘裕昆将军,他率领所部,孤军奋战一周,击溃了十倍于守军的共匪,那次战役中央曾调动了陈明仁将军的七十一军驰援。记得某一个晚上,陈明仁将军自长春乘车东北上时,那辆车子挂满了霜雪,陈明仁的小胡子也结了霜,孙立人将军到长春车站送行,和陈明仁紧紧握手。陈明仁告诉记者们等候他的好消息。不过在陈的七十一军抵达以前,德惠之围巳解。

在德惠解围之后,孙立人将军和中外记者团,先后抵达德惠。笔者是随记者团赴德惠采访的记者之一。那次赴德惠采访的记者,包括北平益世报特员高庆琛,上海申报特派员赵展。我们坐了一火车之后,改乘军用吉普。在出发之前,每一位记者从第四绥靖区司令部领了一幅毡靴,一支手枪,一个手电筒,一套新的军用厚大衣。

一次危险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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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换乘军用吉普车时,巳经天黑,天空并飘着清雪,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天的气候是零下十七度,坐在吉普车的前座上,脚冻得很痛。虽然脚上的毡靴很厚,仍不足以御寒。那次采访确是一次冒险的采访,因为败退的匪军,仍留在我们经过的公路不远的村庄中,虽然我们的车队,有一队士兵保护,但战斗随时可以发生。而且车队前后的距离很远,不能相互照顾。

车行在前不着村,后不把店的东北大草原上,远处看不见灯火,近处也看不见灯火,大地寂寂,风雪凄凄。在午夜时分,才到达潘裕昆的师部。我们到达德惠后的第一件事,是用温水洗脸,吃饭,听取潘裕昆的简报以后,就钻进带拉链的羊绒被中睡觉。第二天一早,出城去看战争的现场。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堆积起来像座小山似的人的尸体。那些匪军的尸体,冻得僵硬像似鱼巿场上的冻鱼。匪军大多穿的是兀拉鞋,其中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扎着红布条,女兵和男兵的尸体堆在一起,因为是冻的僵尸,看上去都没有血迹。有些胆小的同业,用手挡上了眼睛,战场的四周,用一句“尸积遍野”来形容,实在不能算过份。

记得那一天早晨,是个晴天,但寒风凛烈。德惠城内,有些房屋被炮火打得倒塌,有些地方,还在冒着一缕一缕的青烟。电线也被打得七零八落。玻璃窗的碎片,也散落到街上。但我们的士兵,却满有精的荷枪站岗。

据潘裕昆将军告诉记者团说:共匪在围城之战中,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一波倒下去,一波又冲上来,但他们的人海,最后还是抵不住火海。因此他的结论说:德惠之战,是人海对火海之战。

自然守军也有相当伤亡,但国军的尸体,巳被掩埋。清扫战场的工作,巳初步完成。军用电话线正在修复中。

孙陈计划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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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们也在战地碰到孙立人将军和陈明仁将军,他们两人一致主张,乘机向松花江北岸进攻,直取哈尔滨。但他们的计划,受到南方方面的阻止。

那一天记者们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敌人最大的伤亡,也看到共匪部队少年兵、老兵和民兵混合进攻的实际情形,因为尸积如山是最好的证明。同业们回到师部后,便开始和报社通长途电话,大家抢着报告新闻。京沪和北平一带报纸的记者也把电报发到长春,再托人转发到总社。

那一晚我们又住在师部中,但我一闭起眼睛,就想到那个十五六岁头发上扎红布的女兵的尸体,那情景到现在想来,还恍似昨日。那晚很久很久不能入睡,想到共匪的疯狂攻城,进行残忍的战争……听到外边士兵在换岗时的脚步声。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长春,连夜赶写了一篇“吊今战场记”。动笔时,似乎毫不吃力。

在那次战役过后不久,潘裕昆将军升任了新一军军长,五十师师长则由他的副师长杨温将军升入任。

那次战争,打过以后,五个月内,共匪的部队未敢蠢动。长春和沈阳两地,继续沉醉于歌舞升平中。

不过民心和士气,却逐渐低落,东北各地的人民,对于接收人员的印象,越来越坏。报纸上也开始对若干接收人员,开始攻击。不论是政治和军事,都开始走向下坡。

当时最大的毛病是军事和政治,不能配合,高级将领和中级干部脱节,中级干部和士兵脱节。军事会议,虽然不断的在沈阳和长春举行,但大家都互相埋怨,互相推卸责任。地方向中央推,第一线部队,指责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则指责第一线部队已成为骄兵悍将。

也就在那一时期,东北的流通券逐渐贬值,通货开始膨胀,东北的人民在谈话时会说:“钱毛了!”东西贵了,于是囤积居奇的情况,开始发生。人民对政治的向心力,日渐衰退。历史该向谁追究责任?于是熊式辉军成了“众矢之的”。

陈诚、熊式辉走马换将
四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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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五月廿一日,共匪攻陷公主岭,长春和吉林外围,突然呈现紧张。五月廿四日,共匪又大举向四平进攻。到六月三日被守军击退。十天后再度向四平猛攻,根据当时军方发布的新闻是:共匪进攻四平时,曾经驱使日俘三万多人参加战斗,共匪的指挥部中,并有一个十五人组成的苏俄代表团在内,协助共匪作战。

四平之战,打到六月二十七日,共匪把铁西区的工事碉堡,全部摧毁,并且占据了那个地区。也就在四平之战的紧张期中,最高检察署在六月廿八日下令,通缉毛泽东。

四平之战的守军是陈明仁将军所属的七十一军,在血战的半个月中,七十一军连火夫都走上火线,把民间的黄豆,用作防卫的“沙包”。

在四平之战中,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和防守司令陈明仁之间,相处得十分不好,甚至是在战火最烈,守军撤守铁西区时,没有通知刘翰东。后来在四平解围之后,刘翰东曾经向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告了一状,说陈明仁的部队在四平之战中扰民。刘翰东是陈诚将军保定军校八期的同学,因此陈诚对于刘翰东的话,深信不疑。当时的陈明仁则认为他受了刘翰东的害,私下表示不满。

四平解围,是六月三十日,当天自长春和沈阳两地驰援的国军,在四平会师。七月二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四平守军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及其部队,并优恤死伤军民。又过了两天,国民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四平之战结束后,长春和沈阳两地的记者,分别由军方派飞机送往四平采访。笔者随长春记者团飞抵四平时,飞机降落后,所看到的是一缕一缕的浓烟,从大豆包中冒出;所嗅到的是人的尸体臭气。那是陈明仁从地窖中走出后的数小时。因为他的指挥部就设在一个地窖中。那时他尚没有时间,剃剃长出很长的胡须,所以新闻记者就以他的胡须作为拍照的对象。

断井颓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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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仁为长、沈两地的记者团举行了简报之后,并陪同记者们到铁西区视察,整个铁西区,几乎全部毁于炮火,陈明仁当时曾经表示:这座孤城,得以保存,守军是以寡击众,完全是如兵法上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那一天陈明仁留记者们晚餐,仅有一道菜,是猪肉炖黄豆。陈明仁不断的用筷子把菜中的猪肉,向坐在他身边的记者们的饭碗中挑。他并且说:大家来的快了一点,没有什么蔬菜来招待宾客但却可以看到若干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陈明仁的司令部。由于大部份通讯设备被毁,仅有一条电话线通长春和沈阳,大家约定当天晚上,不发电报和电话,但结果还是有两位同业,偷偷的和通讯连的一位连长联络好,在午夜十二时过后溜出去和自己的报社通了电话。

第二天长春的记者团,又在缕缕的浓烟,和人的尸体的臭气中,飞离四平,当飞机在四平上空绕飞一周时,从机窗向下望去,真是一片断瓦颓垣,景象十分凄惨。

当然这次我们又看到一堆一堆的共匪军队的尸体,也看到了受伤的俘虏,以及我们自己的伤兵。不过辽北省府主席刘翰东,没有和记者们见面,因为当时军政双方,依然在斗气。

四平之战,较诸同年春天德惠之战,打得更为激烈因为德惠之战,仅历时一周,即告解围,而四平之战,则打了半个多月。军方在当时为这两次重要战役所下的评语是:德惠之战,是共匪试探性的反扑,四平之役则是反扑的正式展开。四平之役后,东北国军,便处于被动的状态。

陈诚接替熊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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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四平之战后,中央才真的感到局势严重,因而打出一张王牌,那是三十六年八月廿九日任命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兼东北行辕主任,来接替熊式辉将军。在陈诚的新职发表以前的半个月,中央先宣布:东北的军政统一,将东北保司令长官并入行辕,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执行辕副主任,陈诚将军也兼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陈诚将军到任以后,特别注意整饬军队风纪,他不重视地方武力及游杂部队的观念仍然未变。在当时他对于新闻记者,也不具有好感。他在未就任行辕主任以前,以参谋总长身份飞沈阳视察时,便下了一个条子,把军闻社沈阳分社的一名记者,押解回南京法办。原因是那名记者发错了一条军事新闻。陈诚将军兼任行辕主任以后,看到了一批着军装而不戴阶级的记者,常追随在他的前后,采访新闻,他对于这批服装不整的记者,颇为恼火,于是又下了一个条子:新闻记者不得穿着军装,而且这道命令,十分有效。长沈两地记者的军装,都被军方收回,。一直到卫立煌将军接替陈诚将军之后,记者们才又重新穿上了军装。

陈诚将军那一年刚刚五十岁,他在沈阳停留了整整半年,但终于未能扭转危局。在他的任期中,共匪曾经连续发动了四次攻势,一度且曾向沈阳作试探性攻击,但都被击退。

当时陈诚将军在政治上,做了几件重要的事,其中包括裁并骈枝机关,限制东北的资金流向关内,调节物资和稳定物价。三十六年十二月,他的胃疾发作,仍在病榻上指挥军政事宜。一直到三十七年二月,中央派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陈诚才返回南京转赴上海,割治胃疾。

东北人民给与陈诚将军的评语是:他居官清廉,敢做敢为,肩膀有担当。他很爱让人民,但对文武官员,约束得很严,可惜的是对于扭转局势,似乎也无能为力,颇有大厦将倾,一木难扶的模样。当然陈诚将军那时正在壮年,刚愎自用的性格,也特别强,不过他忠党爱国,没有私心,一心一意想把事情做好,也是人们所公认的事实。

孤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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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夏秋之交,长春市长赵君迈,回到南方,那年八月,孙桂籍接任长春市长,那时孙桂籍还不到四十岁,他常和新一军的师长文小山以及警察局长乐干,到长春郊区视察工事。大事局虽然不好,他工作得倒是满有劲的。他和中央社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也有私交,在公余之暇,也常常跑到中央社去聊天。长春市民,觉得他的最大长处,是没有官僚习气,真正想做点事情。

当时的长春市,是一个省辖市,受吉林省主席的指挥监督,但她的重要性却行政院的院辖市。

那时长春的内部,虽然很平静,但除了吉林长春间的交通,尚能维持以外,事实上全城正陷于孤立中。那一年夏天,梁华盛将军,曾经邀请长春各报记者和京沪平一带驻东北特派员到吉林的省会永吉参观。梁将军除了为记者举行简报外,并陪同记者们游吉林北山,看大地荷花池,访问八百陇的长白师范学院。

那时候军人出任省主席,尚无“外职停役”的规定,所以梁华盛总是穿着他的两星中将军装。当时他成立了吉林省工矿联营处,省府的行政效率也很高。他也常倡导“府会一家”。那就是说省政府和省议会,该合作无间。

三十六一整年,对长春而言,虽然外围紧张,但内部的情形尚稳定。当时孙立人将军,己调往沈阳的长官部任副长官,不久他就到台湾凤山,训练新军。长春的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则由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兼任,同时把李鸿的一个师,扩编为新七军,成为防守长春的主力。

宋寿椿和“皇宫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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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长春地区另一位军方重要人士,是空军上校宋寿椿,因为当时他是空军长春站的站长。空军总部,于三十四年冬在长春地区,成立第十四地区司令部,到三十五年七月间结束,由钱国勋上校任留守处主任,实际业务,则交由长春站处理。长春空军站所主管的业务,以空运为主,长春地区本来有两个机杨,一个是大房身机场,另一个是宽城午机杨,已经不能用,于是宋寿椿在日据时代溥仪做“皇帝”时的“皇宫”,另修了一个小机杨,他为它取个名字,叫“皇帝机场”,专作L5小型机起落之用。L5机仅能乘坐三人,是小型联络机。“皇宫机场”在后来大房身机场也被共匪占据时,是当地最后唯一的一个小型机场。

宋寿椿当年刚刚三十出头,他爱和新闻记者做朋友,一有工夫,他就自己开吉普车到中正日报来接我一道打网球。他有时甚至强迫式的要笔者放弃其他工作,拉着骼臂坐上吉普车,开往网球场。

但在他做站长的那段期间,我也送走了许多朋友,自长春飞往沈阳。现在在内政部民政司担任科长的刘胜超,就是宋寿椿在一张纸条上批上“特准”两字,自长春飞往沈阳的。

三十六年底宋寿椿被调回第一军区司令部担任飞行科长,钱国勋也被调回第一军区任第四处处长。长春站的业务由副站长王丕绩中校代理,那时的军事情况,已愈来愈坏。有许多人准备离开那座危城。那一年冬天,长春的燃料缺乏,各机关多以豆饼,作为火炉的燃料—豆饼系榨豆油所余之豆粕,成饼状,大如卡车之车轮,地方人民,用为牲畜之饲料—用以取暖。但城内的粮食,尚不缺乏。

吉林被围十八天

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起,共匪开始向吉林进攻,并完成了包围态势。吉林的守军,正是不久前刚刚被云南省主席卢汉宣慰过的云南部队六十一军。那支队伍,当时的士气很高,防守严厉密,而且不大虚发子弹。

共匪在东北地区,所采用的战术,一直是围“点”打“援”,所谓围点,就是围住一座城池。所谓打援,就是埋伏下兵力,截击援军。同时他们善用“口袋战术”,等国军孤军深入袋形阵地中,他们就包围上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吉林省会永吉被围困时,自长春、四平两地驰援的国军,在试探中前进驰援,到了吉林被围的第十八天,长春四平两地的国军,才在吉林会师。

在吉林被围的一段时期中,长春的中正日报,常有极其确实的独家新闻发表,而那些新闻,多是梁华盛将军在长途电话中,自己讲给总编辑张知挺的。

不过在当时,战况愈紧张,报纸的销路愈好,吉林围城时,中正日报的销路,直线而上。但张知挺却说:他宁愿报纸垮台,也希望吉林之围,早日解除。

吉林解围之后,梁华盛来过一次长春,也到中正日报的董事长办公室坐了一下,对中正日报的表现,也多所鼓励。那时中正日报比省府的机关报吉林日报办得确实高明得多。惟一差劲的就是报纸的标题常有广东句法出现:例如称“抵达”为“抵步”……因为编辑部的班子,百分之九十是广东籍的总编。

当然吉林省政府中,也有许多广东人,那些追随梁华盛将军的广东人,在吉林和长春一带,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冬天,怕下雪,怕吃高梁米饭,也怕吃面食。所以后来一有机会,中正日报中的广东编辑,便想请假,回广东的中正日报工作。

沈阳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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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话题再回到长春。三十六冬天的长春,是在宁静而肃杀中度过。那年冬天,共匪林彪的第四野战军部队,自松花江南下,绕过春长,直扑沈阳。当时共匪的行军方法是昼伏夜行,以避开国军飞机的空中侦查。共匪的部队,也不结营,他们专住民房,对新窃据的农村,既不清算,也不斗争,而且呼农民为老伯。部队开走时,替农民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用虚伪的手段来骗农民纯洁的感情。但等他们一站稳脚步,清算斗争,立即展开,等人民觉悟到共匪的作法是“嘴甜心狠”,“先甜后苦”的那一套时,已经为时太迟了。

三十六年冬天,共匪就是用嘴甜心狠的手法,骗过长春以南的农民,昼伏夜行的接近沈阳。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沈阳外围,突然发生激烈战,十二月廿五日,共匪猛攻沈阳以南的新民和彰武等地,陈诚将军曾调华北剿匪总部傅作义的部队空运沈阳增援。北宁路上,也兵车辘辘,军运频繁。

那时也就是陈诚将军,在病榻上指挥军事调动的时期。在当时中央政府也下定决心,保卫东北。但毫无疑问的是国军所占领的地区是城市,是点,而共匪所盘据的地区是乡村,是面。正符合了共匪所推行的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他们的部队使用的是轻装备,而我们的部队在行军时,要挑着大锅、餐具,以及粮草。

市政府的应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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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政府所作的应变能力,不是准备如何武装民众和共匪进行一次巷战,而是替各级官员,填写假的身份证,盖上真的市政府印章,每位新闻记者,也发给一张假的身份证。市政府在发假身份证时并郑重说明:是给大家作为逃难之用,使共匪在进城后,无法根据身份证逮捕公教人员。同时把市政府保留的户籍册,也先行烧毁。这些作法,都是一些失败主义的作法。但在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

人们的脑海中所想的是怎么逃难,如何能搭上飞机,当地居民,把“接收大员”,称为“劫收大员”,以发泄胸中的愤怒。事实上那些人民都是爱国而且反共的。甚至有人翻出旧帐说:九一八时候,官员们把人民丢下跑了,让他们受了十四年的异族迫害,现在共匪还没攻城,而大官们却已作逃走的计划,又把他们丢下,任由共匪宰割。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感情显得特别激动,我每次到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上课时,学生们都要求,替他们分析时局的发展。他们并且表示:在抗战时期,他们没能为苦难的国家尽点力,这次在剿匪之战中,他们倒想替国家流一些血。但是他们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国家的事,似乎没有人管。

面对那些纯洁的灵魂,我实在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他们。但却觉得这批大孩子,十分可爱.

军事调处执行部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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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马歇尔特使返回美国,就任国务卿。一月十六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图继马歇尔之后,续作调人。但他刚把恢复和谈的方案向王炳南提出时,立即遭到共匪的拒绝。一月廿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政府恢复和平商谈的愿望与经过,一月廿四日共匪声明拒绝和谈,终于在一月卅日,政府郑重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这是“马歇尔八上庐山,晋见蒋主席”四个月以后的事—马歇尔最后一次上庐山,是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很明显得,当时的共匪,已经由劣势转为优势。他们当时的策略是:军事上失败,即态度软化,高唱和谈,等元气恢复后,即藉词破坏和谈,开始进攻。近廿五年来,不仅中共匪帮的策略如此,全世界的共党所使用的策略,也大都如此。

美国的马歇尔元帅返回华盛顿后,多少清楚了中共的一些作法,但司徒雷登在当时仍误认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并相信中共也具有“人性”,那是他受了北平燕京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徒的包围—一项有计划的包围—直到若干年后,他返回美国之后,才发觉他受了中共之骗,上了中共的当。

在长春和沈阳、东北的各重要城市中,对于政府和共匪间的停止和谈,解散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当时人们的心理,仍然未把共匪放在眼中,并对于国军具有充份的信心。

然而在军中,由于过去一年多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士气十分低落,而高级带兵官们,包括军长、师长、团长,很多人都找机会发财,除了极少数部队,像青年军的二○七师等尚未腐化外,一般部队,已逐渐丧失了战斗意志。

当时的知识界,虽然有很多人,对东北的前途焦虑,但却没想到后果演变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严重。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切在向下坡走,不论是在政治上以及军事上,都在走下坡路。

卢汉飞东北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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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派云南省主席卢汉飞往东北,慰劳云南远征军。

卢汉抵达长持春后,住在市政府的宾馆,他也在宾馆中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明蒋主席对远征东北的云南部队,十分关切,特派他前来慰问。那时驻在东北的有两支云南部队,一支军队驻锦州一带,另一支则驻吉林,那是曾泽生将军所统率的六十一军。

卢汉在长春时,长春市参议会和地方各界,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那时的市议长霍战一在致欢迎词时,曾引用东北的“谚语”说:过去的北方人发配到云南时,人们则称之为去遭“云南大罪”,现在的云南部队,到东北剿匪,则是到东北受“东北大罪”。因为比喻不大得体,卢汉听了颇不愉快。市府的官员特别跑到记者席上关照采访的同业们,不要引用这句话。以免登在报纸上,反而刺激了六十一军的官兵。

卢汉那次到长春和吉林一带劳军,曾到达云南部队所驻的防区,和高级军官及士兵见面,完成中央所赋与他的任务。那次陪同他一道赴吉林和长春的正是曾经和苏俄红军办过交涉的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将军。

董将军陪同卢汉,前后约十天左右,他们在吉林省城,也接受省主席梁华盛的盛大欢迎。梁将军并以吉林名产“锅铁”,来招待嘉宾。—锅铁系以打破之锅的一大块铁,上置肉烤之—卢汉一路上,看到东北资源的丰富,曾向董彦平将军,赞扬不已。他对于吉林的风景,也十分激赏。当他飞回云南时,专机上还带了两只梁华盛送给他的来亨鸡,那时来亨鸡在大陆上,还是很珍贵的东西。

吉林国军撤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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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春一月十七日,政府明令设置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任命卫立煌将军为剿匪总司令,行辕主任陈诚将军则飞往上海养病。行辕撤销。

那一年的三月十三日发生了几件重要大事,第一是国军撤离占据领将近一年的延安。共匪攻陷四平,吉林守军和省政府,撤离永吉,退守长春。当那批满脸倦容的国军,撤抵长春时,笔者曾到营区采访,曾泽生将军且曾表示:我们终将有重返吉林的一天。但实际的情形是士气大为低落,和国军最初克复长春时,像似猛虎下山的情形,已经不见了。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局势的变化,真是太快了!

记得撤退那一天,吉林省府的官员,更显得疲倦,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撤到长春,就卧病了一个时期。省主席梁华盛飞往沈阳述职,不久就担任沈阳地区防守司令。沈阳防守司令,第一任司令是楚溪春将军,第二任是王铁汉将军,王铁汉是在三十七年二月出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仍兼沈阳防守司令,到四月间他才把防守司令职务移交给梁华盛。

自吉林的国军撤守后,整编的新七军军长李鸿与六十一军军长曾泽生之间,便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摩擦,那些摩擦中,包括部队的武器不同,弹药不同,甚至在伙食方面,也相不同,驻防地区,也有争执,那些都是一些衰败的迹象。也就在那一时期,匪谍在军中,也作了一些挑拨离间工作,同时在长春市内,也发现了共匪的传单,他们用邮局寄信给各学校的教员,要他们保护校产,将功折罪。那些当然是他们所作的心战工作。因此长春市民,开始人心惶惶。

这是最后一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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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的宽城子机场,被匪占领了,大房身机场也渐渐不保险了!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长春空军代站长王丕绩告诉我说:明天有一架飞机载运国民大会代表到沈阳,那是最后一架从长春起飞的军机,如果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写了两封信,一封留给长大我教过的那班同学,一封留给青年训导班的同学;大意是说:我走了!我坐最后一架飞机走了!大局比我们想像中要坏得多,希望同学们能寻找机会,到南方去。

那时中正日报的总编辑张知挺,已奉梁华盛的电召飞往沈阳,由一位姓陈的编辑主管任代理总编辑。我告诉他,明天一早,我要坐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长春,那位陈先生,听了我的话,默不作声,但是也没有提出异议。就这样我告别了我工作将近两年的报社和学校。

魏德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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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卢汉访问东北的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将军,向华盛顿提出他的建设议:由五强监护东北,或由联合国托管。这项建议,自然遭到我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人民,在异族的迫害之下,过了十四年失去祖国庇护的生活,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所以当那个消息在报纸上以传闻的方式发表时,长春市议会,首先反对,市议会在反对那个建议时,也主张把香港九龙收回。记得当时,我写这一条消息时,中正日报曾以它作为一版的头条新闻。同时我也把长春市议会反对魏德迈的托管东北建议及主张收回香港、九龙等新闻,用电话发往沈阳的东北前锋报。

东北前锋报的发行人是马愚忱,社长是现在担任立法委员的侯庭督。我已记不清楚是什么人介绍我兼任东北前锋报驻长春的记者,但我却几乎每天都借用铁路电话,给前锋报发新闻。不过那时前锋的经济情形很坏,我兼做了很久的记者,仅领过两个月的薪水。当然借用铁路电话发新闻,是不用前锋报付费的。不过我很喜欢前锋报的办报精神,因为社长侯亭督在沈阳时,他自己接过我的新闻电话,加以纪录。副社长吴廷贤也接过我的新闻电话,不过我一直没见过马遇忱先生,但听别人说: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天下有很多事,就是那么凑巧。那一年社长侯庭督要到长春看他的堂弟。他打了个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在第二天的某一时间抵达长春。因为平日仅在电话中交谈,素未谋面。所以我特别写了一个大木牌:“欢迎侯庭督先生”,竖在车站的贵宾室前。结果是圆满的。没想到三十八年,我逃难到广州,一下黄沙车站,身上的带的财物,全被扒手扒光,身无长物。在爱群酒店的门口,遇到了侯庭督,那时他已是立法委员,他看到我一身狼狈之相,立即掏出二百五十圆的港币,送我作为零用。那两百五十元港币折合今日的台币相当两千元左右。那些港币的价值,却相当于实际币值的好几倍。

被卫兵软禁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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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自从陈诚将军出任东北行辕主任以后,所有的新闻记者,都不能再穿军装,因此在采访上也十分不方便。三十六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到第四绥靖区司令部去采访,因为穿的是便衣,吉普车刚开到门口,便被卫兵阻止:而且大喊一声“老百姓怎么可以坐军车”,当我下车拿一张名片给那位卫兵时,他更为恼火,连连说了两遍,“新闻记者有什么了不起,不要用名片唬我”。我告诉他要见司令官潘裕昆将军,请他代递名片,他就更为恼火。大喊一声,你用司令官唬我,我先把你关起来。不由分说,就往卫兵室里拉。在这个时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而且要真的僵持下去,会有更坏的后果。因为前些日子,北平世界日报的记者樊放,在一个师部里,就被卫兵打了一个嘴巴!一时新闻界引为奇谈。所以我决定忍耐,因而在卫兵室中,被软禁了十五分钟。好不容易,看到一位中校军官,自里面走出,于是我大叫:你们的卫兵太不讲理,既不让我进去,也不准我出去,是什么道理?那位军官问过我的身份之后,摇了个电话给潘裕昆的主任秘书陈鑫,陈带了卫兵连长,把我接出卫兵室,并告诉卫兵连长,要处分那个士兵。

不过陈鑫在陪我去看潘裕昆的路上,告诉我,见到军长时,不必提起方才的事,因为最近各地的战况不好,军长很不耐烦。不要再以这些小事,使他烦心。我当然依照陈鑫的话去办,和潘裕昆谈话时,没有提到被卫兵软禁的事。

不过那时是我做记者以后,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因而难过了好多天,但在以后的二十五年中,因为采访受人侮辱、挨骂、驱逐,到报社告状的事,层出不穷,又觉得当年在新一军被禁足十五分钟的事,到是很平常的事了!

近年来我常和我所教的新闻系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如何建立新闻记者的职业尊严,使人们能够衷心尊敬新闻记者,而不敷衍新闻记者;能够使采访对象对新闻记者采取友善态度而不敌视记者。能够不利用新闻记者,而愿意和新闻记者合作。讨论的结果是得不到具体的结论。但大多数新闻系学生认为:那是整个社会的结构问题。新闻记者的职业尊严,怕要等到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不过有一点该向读者说明的事:这二十五年来,国家的一切,都有显著的进步,但多数官员,防记者像防贼似的作风,并没有多大改善。官员们对待记者的手法,依然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作法。而一般没有常识的官员们,把报社的负责人看成机关的首长,把记者看成报社负责人的部属,更使人涕笑皆非,因此有很多政府官首长和新闻记者见面时,常开头便说些幼稚和浅薄的话:其实中最常见的话是:“你们的社长或者总编辑,是我的朋友”,“昨天还和你们的发行人一道打牌”。

对于这些不学无术的官员,会使人从心里产生厌恶之感,因为他们从不了解记者到底是做什么的。

沈阳的繁华梦
别矣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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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长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机场四周,白茫茫一片,远处隐隐有炮声。

在雪地上,约有四十几个人,在等候着飞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当选不久的国民大会代表,三分之二是经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员,新闻记者,仅有笔者一人,当时的大房身机场,已在共匪军队的大炮射程之内。军用连输机落地后,需要立即起飞。我们这批候机的人,每个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虑不安。生怕就在我们等候飞机的这段期间,飞来炮弹,或者匪军突然向机场进攻。因为空军方面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是最后飞来长春的专机,而且机场的安全不能保险。

一架C46军用机,终于落地,大家候机的时间,已经超过两小时。飞机停留不到十几分钟,即凌空起飞,在长春城的屋脊上,绕飞一周,可以看到“溥仪皇宫”的黄琉璃瓦,在阳光照射之下,正闪耀着光华。

在飞机上,默默的告别这座饱经忧患的名城,心中有着无限感慨,在两年多的日子里,在兵荒马乱中,日子显得特别长。但在当时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像第一次撤退时一样。没想到离开长春后,一转眼间二十四年过去了,而且“遥遥无归期”。

我很怀念,大同公园湖边的细柳,还有落雪的日子,把车子开到南岭的大学区。在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授课时的情形。那些年轻人的苹果脸,脸上充满青春的希望与笑容。以及中正日报的那座白楼,冬天坐在暖气包上,看窗外大雪纷飞。还有更美的是坐在马车上,听马车夫用脚踏车铃的声音。车轮带走一片薄雪,在马车的旁边飞舞,像一层薄纱。

在长春两年多,像似在“政治舞台”上,看了几幕戏剧,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辉将军,董彦平将军,苏俄的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参谋长特洛曾科将军,还有孙立人将军,粱华盛将军……那里的“晚会”,“迎官号”,心地纯朴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倾轧而互不相容的党务工作人员……那是一场悲剧,一件历史上的悲剧。不过我在最后一幕“落幕”以前,先离开那里。

近年来常常作梦,梦见苏俄红军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梦见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树枝上,结满了霜雪的公园,以及一群年轻人在玄黄的电灯下,讨论国家前途的影子。许多背景,都是长春城。那些梦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园寥落干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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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长春飞回沈阳后的第三天,我自军方借了一辆吉普车,回到我六岁到十二岁那段日子所生长的家园。探视父亲和二哥,以及为母亲上坟。因为那时国军已收复了我的故乡,防守那个地区的正是罗友伦将军所部的二○七师。

十多年了,背井离乡,在外面流浪,当吉普车开进村庄的山神庙前,第一次懂得了,并且感受到“近乡情怯”这四个字的意义。

依照我们山东老家的规矩,游子归来,进入村庄,必须下车步行,看见村庄的父老,都要行礼。所以在车子进入村口后,我就徐徐步行。辽南地区的三月,春雪初溶,刚刚解冻,农村里的人,正开始用大车“送粪”—把天然肥料,自家中的粪堆,送到田里。

我家的村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家,来自山东,村东有个山东坟—山东人客死在外的公墓。到春天青草发芽的季节,山东坟上的毛姑杜花首先开放,接着出土的是小根菜。吉普车停在我家的石头墙外,父亲和二哥,觉得我回来得太突然,尤其责备我不该着军装和坐车回来。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我童年时从未看见他落泪,但我这次回来,他流泪了,二哥则表现出既惊且喜。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了纸钱,拿了壶酒,到后园的白杨树下,母亲的坟前,焚化纸钱,并且痛哭了一场。然后二哥陪我看了母亲墓旁的几株老树,刚刚搭起来的葡萄架,那口老井,石头围墙,后园中的柴草堆。西厢房中的粮仓。一切都没有多大改变,只是正房中的陈设比从前简单了,祖先龛前的锡器蜡台,也收藏起来了!我的几个侄儿侄女,像看见陌生人似的看我。但不久他和她们,都高兴极了!

父亲从米仓下面,取出收藏很久的高粱酒,杀了只鸡,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一次晚餐。第一次全家团聚。父亲说:十几年来,每年过年时,就只少我,特别是在动乱中,不知道我是否还活在人间。然后哥哥告诉我一些共匪军队,占据我们村庄以后,我家被斗争的情形,以及国军收复后,邻居再把分去的东西,送还我家的故事。我家的长工老沙仍旧在继续工作,在共匪斗争我家时,他“阳奉阴违”,替我们通风报信。

村庄中,有很多人家毁于炮火,很多人家的男孩子,在共匪撤退时,被裹胁而去,过去一个小康的村庄,已经破落不堪,那真是“田园寥落干戈后”的景象。二哥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要告诉我,譬如张家的大叔死了已经两年,李铁匠上午还好好的,下午突然过世。……第一天晚上,躺在火烧的“坑上”,几乎“聊天”到天亮。

父亲反对做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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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的第二天,父亲提出警告:“三百六十行,样样都可做,就是不可以做新闻记者”。他的理论是,新闻记者不是我们这种“半耕半读”准“书香门第”的人家所应做的职业。在父亲的脑海中,新闻记者都是一些“造谣生事”的人,和不务正业的人所做的职业。有人得罪了他,就会用报纸揭人隐私。他对新闻记者这一行业,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父亲同意我在大学教书,他认为那是最正当的行业。可惜廿多年来,我仅听了父亲一半的话,而且做记者成为我的本行,教书则变成了副业。他老人家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将仍会保存着在报馆里做事的人,离不开设赌抽头、吸鸦片烟、敲竹杠、养成一身坏习惯……那些“集罪恶于一身”的观念。

我在家里住了两天两夜,看了我家亲戚,也会晤了童年时代的游伴。虽然时间很短,但却是十分快乐。我和童年的游伴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寻找儿时的旧事。我们重游南山、和西山,在日俄战争时的战壕中,找我们过去走过的脚印。闲话在那一道战壕中,扒得铅弹子最多—日俄战争时之大炮中,满装铅弹,炮弹开花后,铅弹子即散开伤人。战后数十年,农人仍在山中捡铅弹子出售—我和游伴们,敲着山神庙前的古钟,也回忆童年放暑假时,赶看牛群,打着响鞭,在夕阳西下时,所做的“牧童鞭影乱斜阳”的旧事。

我们穿过还没有长叶子的柳树林、桃花林、踏着白杨树的叶子,闲话农村生活。我们经过刚刚解冻的小溪流,去看山梨红树!那恐怕是我过去的半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被清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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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在我家居的两天中,详细讲了我家被清算以及村人摔死一个共匪“团级干部”的故事。那就是几个月以前的故事。因为我家是那个村庄中的“小地主”,虽然仅有房屋九间,却也整洁,所以共匪的“团部”就设在我家中,共匪的一个“团指战员”也住在我家中。最初一个月,他们叔叔伯伯的叫个满甜,士兵们也打扫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但一个半月以后。开始打锣,“扭秧歌”和清算斗争。于是那匪干告诉我二哥:因为我家有读过大学的学生,而且有田地在百亩以上,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阶级”,他劝我二哥:要自己打锣,自己带上纸帽子,在门前大呼:“我是开明的地主,自愿把东西分给邻人”二哥当然照着他的话去做,鸣锣高喊。邻居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戚,群来我家把东西分得一干二净。不过一个曲姓邻居。看到我们家的一些玉器,包括大伯父的玛瑙鼻烟壶等,偷偷的交给二哥收藏。一场瓜分,在一个下午就办理完毕,当然粮仓也被打开,粮食被人用麻袋和布袋装走。不过在半个月后,国军的二○七师收复我们的村庄时,被分去的东西,一样不少,全由邻人送回。彼此间也没有什么误会。二哥说:住在我家的那个共匪“团指战员”,在撤退时,被国军的炮弹炸伤了一条腿,许多匪兵也负伤,村人被征去做担架。有两人抬的就是那个“团长”。抬“团长”的人,虽然口喊着,大家要轻抬轻放,不要伤了“团长”,但当四顾无人时,却狠狠的巅了几巅,摔死了那个团长。用以报复他的嘴甜心苦、清算斗争的仇恨。

当夏天到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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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在第二天夜里,又和我长谈到午夜,闲话十多年来家中的遭遇。依照他的判断,共匪不可能在农村生根,但他也知道,政府的接收人员,很不争气。

那一晚,二哥谈得疲倦后睡着了!而我却难于入梦,我又想到童年时代,当夏天到来时,我家点着艾蒿薰蚊子,我和二哥睡在庭院中的大车上,点数着天上的星星,让夏天的露水浸湿短衣裤。到秋天,在明月当空之夜,老牛套上石头滚子,压着大豆的壳,用“连紧”—打谷壳之物,中有一轴—拍打拍打的击着豆壳,间以山歌唱和,那种农家的乐趣,以后将会少见了!

那次回家,使我感到父亲确是老了!他一生中辛勤所得,省吃俭用的积蓄,怕是保不住了!因为国军防守的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当我离开家时。我建议他便宜些卖掉土地,搬进城里去住,他却表示了,他自下关东后,用自己的血汗,所创造的家业,至死不离寸步。

当然,在第三天,父亲和哥哥又用眼泪送我离开家园,那情形现在想来,犹似昨日。谁又会想到,一转眼间,又已二十四年?

繁华的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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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沈阳后,现任立法委员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东北公报”,邀我做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东北公报的财务情况不好,工作人员也意兴阑珊,我住在报社,每天吃窝头、豆腐、高粱米饭,晚间有时还要帮助总编辑看大样,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当时沈阳销路最好的报纸是“东北民报”和由“中苏日报”改名的“中央日报”,其次是“新报”和“和平日报”,记者阵容,也以“东北民报”最坚强。“东北公报”的记者,外出采访,不大受人重视。在那里我仅作了三周,便悄然退却,到“新报”作采访副主任,当时的采访主任是刘兴武,一个月后,刘兴武调任经理,我则接充采访主任。

“新报”的社长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轻干练,作事颇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经理部处理业务,晚间则又坐到编辑部办公。他常常比较新闻,并在报纸上打红圈。

“新报”是青年军二○七师经营的报纸,但是军方却不加干预。“新报”有一个特色,是重视读者投书,对于贪官污吏的抨击,不遗余力。每天大约有四栏地位的横栏,刊载读者意见。我在这个报社工作得很愉快,当时每天下午必到剿匪总部的记者接待室和同业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东北民报”的采访主任朱澍,“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陈骥彤,剿匪总部的发言人是雷锡祺参谋。雷参谋每天下午三时,一定坐在记者接待室等候记者,有军事情况时,就发布新闻,没有“战报”,就和同业聊天。那时候,军事新闻没有什么竞争,仅是大家写稿时的写法不同。因为没有较多的新闻竞争,所以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尽管那时的辽南军情很紧张,但沈阳城内依然是歌舞升平的世界,是一个繁华世界。连我们这批记者也没有“大风暴”将要到来的感觉。但政治上的腐化,越来越深,物价一天天在高涨,军队也常有扰民的行为,东北大学的学生,常闹学潮,那里面自然有匪谍渗透,鼓动学生的情绪。

我在“新报”工作时,卫立煌将军已经接任剿匪总司令两个多月。卫立煌个子不高,他喜欢穿长筒黄色马靴,并带上刺马钉,但他不大接见新闻记者。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要他应付东北的非常局面,自然远不及他的前任陈辞修将军。

卫立煌坐镇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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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后不久,共匪就报以颜色,来围攻沈阳,旧历年除夕。他下令枪决了一个擅自撤离阵地的师长,才稳住了局面。

卫立煌有一个类似新闻记者的习惯,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总部办公,夜里十二时左右,在官邸接见客人。卫立煌到任后的第九天,辽阳失守,第廿一天国军撤离鞍山,但他很能沉得住气,新闻界人士称之为“福将”,因为他过去剿匪期间,曾打过几次胜仗。

三十七年二月间,中央发表了王铁汉将军担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董彦平将军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徐良接替刘翰东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个时期,中央开始考虑到组织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国民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了由中央拨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为时已嫌迟缓。因为那个案子,主要的对象,是在东北组织地方武力,而东北的地方青壮,已为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裹胁而去。同时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打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旗号,在辽南各地蠢动,所谓“民主联军”,实际就是共匪的部队。共匪是利用东北年老一代,对张作霖的怀念,委派张学思作“民主联军”的司令员,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统战的一部份。张学思的部队似乎和国军没打过硬仗,他们只是在乡村贴布告,给东北人民一个错觉,认为东北军在张学思的率领下回来了!,也就在同一时期,杜聿明向中央建议,应起用东北宿将,返回东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发表张作相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占山将军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

张作相和马占山在当时虽然都想有一番作为,但对整个东北腐烂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同时由于卫立煌要自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张作相实际上并未到差。至于组织地方武力、游击部队,也没有什么成效。

坐镇沈阳的卫立煌将军,所接到的报告,大都是请求援军,以及各大据点的相继失守。那时我们剿匪总部所发布的新闻,依然是抗战时期的老套,称“撤退”为“转进”。而且常向中央虚报军倩,伪造捷音。

王铁汉主席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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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情势,日趋糜烂的情形下,在沈阳最有作为的,则是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王铁汉任省主席那一年,仅四十三岁,他是一位学养都好的军事家,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担任第六二○团团长防守北大营与日本军队作战。以后并应邀在国联的李顿调查团作证。这位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军,在出任辽宁省主席之前,做过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三十六年九月他率领四十九军自江南返回东北,参加锦西战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调充沈阳防守区司令官,指挥第六军和四十九军,以及暂编五十五、五十七两师。他一向不赞同军人办报纸,设学校,所以他做了辽宁省府主席以后,省府也没有办一份机关报。他就任主席时,立志要把辽宁省从破坏散乱中整理起来,期能对东北大局,有些补救。所以他尽量整饬政治风气,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许多新人,推行新政,并制定“以工代赈”条例,解决难民的生活,并且主张“剿匪工作,应军民合作”,那时候河北省的新城县,有一套新的剿匪办法,他就派了民政厅长张式纶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卫立煌因循敷衍,王铁汉的许多构想,都未能实现。

王铁汉在辽宁省主席任内,奉行“公廉”两字,他要求同僚们四件事,第一是诚实,第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视舆论,第四是争取民心。

他和新闻记者们聊天时,常常提出:军政领导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并且要能用学问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认为军事、政治的领导人物,最忌讳的事,是胸襟狭窄,气度小和眼光短,喜欢用能力不超过自己的人,深恐怕所用的人,不好驾驭。

在沈阳那个动乱的地力,在那个可以混水摸鱼的时代,王铁汉将军,确实做到了不要钱,也不为自己打算的守则。同时他肯用心思索问题和研究问题,对省政事务,也不大“下条子”表示他的权威。更难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点时间读书,补充他的精神营养。

不在混水中摸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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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斯闻记者,是被动的友善,尊重记者,而不利用记者。他家里没有官僚习气,而且自己接听电话,有记者去看他时,随时接见。答覆问题,简洁中肯,从不使用官场中所常用的打“太极拳”方式。

他是生长在忧患中的人,在大时代的洪炉中经过陶冶,多少年来,从不自原则上撤退。我在沈阳做记者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和他有着接触。我看见过,他在家中吃高粱米稀饭,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对国事的焦虑。以及有胆识和抱负,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是我的采访对象中,极少数的清廉和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之一。

当时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东北的接收大员,人人能像王铁汉,局面也许不会坏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外我也极欣赏辽中县县长陆登的操守,因为他在辽中撤守时,把整整两麻袋东北流通券,交还给省府。那是当时省府拨给他就地买粮的钱,在辽中撤守时,他不交回那笔钱,不会有人知道,更何况在战乱中,他可以用任何一个理由,吞没那笔款子。

我特别要提出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陆登在缴回两麻袋现款那天,我正在省府采访,刚好给我碰到了,并且替他发了一条“花边新闻”。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闻记者。在过去这段悠长的岁月中,就是愿意和清廉的官员接触,例如我在台北看到田炯锦的衬衣打补丁,余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纲家中孩子睡的上下铺,王任远把有人送给他的礼物退还,沈之岳的儿子结婚时,不发一张请帖,连省主席陈大庆送的一件衣料,做为他儿子结婚的贺礼,也原封不动的退回去,宁肯在第二天亲去陈府致歉。李焕领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饭馆吃饭,全家仅吃了八十几元钱。凡是这些清廉的官员,我都从内心中,对他们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渐渐领悟到,东北之失,甚至大陆之失,原因之一是失败在“文官要钱,武官怕死”这八个字上。当然在政策上的错误,和匪谍的渗透,也是大陆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报”工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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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沈阳“新报”工作,一直很受社长徐露放的重视,他认为我的表现不差,只是脾气大些。因此他常劝我在修养上,多下些工夫。由于他的重视,因而上海“大公报”的驻东北特派员张高峰撤回关内后,该报的负责人胡政之写信给徐露放,要他在现地物色一位驻沈阳的记者时,徐露放就推荐我为上海“大公报”发电报和写通讯。当时的上海“大公报”和天津“大公报”,重庆“大公报”,都是属于国民党政学系的系统。是支持政府的报纸。后来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给王芸生抓到手里,带着报纸向共匪投降。共匪窃据大陆后,上海“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关闭,仅剩下天津的“大公报”和香港的“大公报”,十足的成为“匪报”。不过在共匪文化大革命时,迁到北平出版的天津“大公报”,也被共匪封闭了!因此人们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张季鸾先生还在的话,各地的大公报,都不致变节投匪,而且也必然是一张支持政府反共的报纸。

我兼任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后,就搬到“大公报”和上海“申报”合用的办事处去住。那是军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给两家上海报纸的办事处。是一栋高级洋房,在旧“日本租界地”内。内部的设备也很讲究。在办事处中,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合用了一个送稿的工友,一个厨子,有新闻时,我们交换消息,仅写法不同。不过在不久,上海“大公报”的责备来了,他的责备方法是,由地方组编辑张蓬舟先生写信,称道我的电报发得得体,通讯写得也好,仅是不希望和“申报”雷同。从那以后,张蓬舟天天寄一份“申报”和“大公报”有关沈阳专电部份的剪报,供我参考。我因为在“新报”做采访主任,发电报时,自然有很多方便,但“申报”的韩清涛是报界前辈,我必须礼让,而不能由于我的力求表现,使韩清涛先生难过。更何况我们每天同桌吃饭,相处得十分友善?因此我们想出个法子,今天我发几条重要电报,明天则要韩清涛发几条重要电报,表示两报仍有竞争。此外上海“大公报”有一个好制度,尊重记者的独立精神。例如我发的电报使用“匪军”,他们决不把它改成“共军”;报社不愿用的特写稿,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动记者署名文章的文字,并说明不用的理由。

那时侯我所担任的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地位实在很低。用今天台北各报的地位来说:似乎相当于“联合报”的驻桃园记者,但当时的报社负责人胡政之先生,却常常来信鼓励,也常有电报来称:“吾弟所发电报极佳”,在最后沈阳被围时,政之先生又有电报发来:“盼吾弟坚守至最后一分钟”。我兼做了上海“大公报”半年多的驻沈阳记者,不认识胡政之和张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报”的门朝那边开。但却觉得他们对于记者,颇为礼遇。对读书人很尊敬,这也就是在沈阳失陷当天,我尚替那家报纸,发了最后一条电报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报”对于记者发电报的字数,不加限制,而且要求发加急新闻电报。在那段日子,张蓬舟和我通讯较多,一直到后来我逃到重庆,张蓬舟还写信给我,他不相信共匪会席卷大陆,更不相信中国五千年的儒家精神,会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说。因而他认为报人应为保卫自由,多尽一分力量。

此外我过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经打到沈阳城的周边,“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即,大多数报纸,已改称“匪军”为“共军”,“新报”是否也该跟随大家改变,我告诉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后,我们即使管他叫“祖宗”,他也要捉拿我们去杀头。我们继续称之为“匪军”,他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很有骨气,即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杀头,也会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见,“新报”出到最后一天,第一版的头条标题,仍是“我军与匪军在东陵有激战”,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事。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军在长春所办的“前进报”的总编辑,他逃出长春在我之后,他本预备携眷经沈阳返回关内,但我却建议徐露放,把他留在“新报”做总编辑,于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来。等到沈阳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还有“中央日报”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单中,被指为地方性的第五级的“文化战犯”。因为当时我们曾为“新报”招考了六名记者,考试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们所录取的六名记者中,平日表现很好,文笔也流畅,新闻跑的也勤快,而且平日言行,也拥护政府,没想到沈阳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记者中,竟有两名是匪谍,一个是“城市工作部”的,一个是“教育委员会”的。我们之被列入“五级文化战犯”,就是这两个匪谍,所开的黑名单。沈阳城破后,这两名匪谍,到处寻觅我和汪河清。由于当时急于逃命,我逃亡时,没有和汪河清联络,也不敢联络,后来在我逃抵北平后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于是在北平见面时,给汪先生大骂了一顿。因为那时他的夫人,正在怀孕。汪河清在化装逃难中很吃了一些苦头。他责骂我“重命轻友”,自然是应该的。

一件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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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报”担任采访主任和作“大公报”驻沈阳记者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段在我的印象中,不能磨灭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蒋总统莅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并预备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飞到沈阳视察,十月一日晚间,国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先到达沈阳,当晚他就到上海“大公报”的办事处找我,要我给“大公报”发一条“国军收复辽西重要据点大虎山”的新闻电报。他并且告诉我,实际上大虎山并没有收复,发这条电报的目的,是要总统看了高兴。我告诉他何以不请“中央通讯社”沈阳分社发电,全国各报,都可采用,他说:“大公报”是政学系所支持的民营报纸,领袖很相信“大公报”的消息,中央社的消息,很可能被忽视。我说:时间已晚,而且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现在也找不到,电报不易发出。他则表示:由他本人在新闻电报上签字,就可以发出,勿须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过目。同时他说:他的车子就等在门外,写好稿后,立即可以发出。我说消息是不确实的,报社会不高兴。他答:胡政之那边如果有什么问题,由他负责。总之让领袖高兴一下子,比什么事都重要。这也就是新闻记者报效国家的作为,我最后告诉他那岂不成为我们在欺骗领袖。于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于这类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陆剿匪时期,将会有许多事,经由少数的高级官员,蒙蔽了上级,当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为,却极可能招致不良的后果。

昭陵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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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的那段岁月,我的工作虽然很忙,却也有一些悠闲的日子。夏天在东关的万泉河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红叶”,走在古老的树林中,欣赏一片一片的落叶。

沈阳的国立东北大学,就设在北陵。若是太平岁月,看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古老的树下,发出朗朗的书声。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

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游北陵当时的情趣。记得当时两人曾爬上一颗老树,合唱“长城谣”,采些不知名的红叶,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树皮刻上自己的名字,在华表的前面野餐,然后在太阳将落的时候,坐三轮车走在平坦的马路上,享受着晚风的吹拂。

没想到那次昭陵之游,也竟是我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次。也是记忆中,最美丽的诗篇。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满青春与活力的金色年代。

被围困的长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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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八月,距离沈阳六百公里的长春,被共匪包围得越来越紧,虽然从新闻电报中,读不到长春市民被围城后的生活情形,但从中央社长春分社的“参考消息”中,已经知道当时的新七军和六十军,不断发生严重的摩擦,市民们连“豆饼”也吃不到时,已经开始吃树叶了!当我从剿匪总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对外发布,单供军政首长阅读的“参考消息”时,心中像压了一块重重的铅,因为在那个孤城中,有我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学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军第一军司令部的飞行科长宋寿椿上校,在聊天时,他告诉我长春的存粮,维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经派飞机向长春空投粮食,作为军糈民食。有时派出C46运输机空投,有时派出B25轰炸机空投。由于我们在长春时,相处得极为融洽,他已经不把我看成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随空投的飞机到长春的上空去采访一次。写一篇文章。

宋寿椿上校,当时的答覆是:他要向上级请示一下,看看能不能获准。那时沈阳的第一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副司令是易国瑞将军。在当时有两位将军,常常亲自驾着飞机,飞往四平及长春一带侦察,一位是空军总部的副总司令王叔铭将军,另一位则是张廷孟将军。张廷孟和新闻记者接触不多,对记者也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但我计划随机采访,他并没有反对。因此过了几天,宋寿椿上校告诉我说:上面已经原则同意我随机飞往长春,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告诉其他新闻同业,第二不能发布任何随机采访的新闻,第三不负安全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允许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其他记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军区司令部无法应付。因此随机采访也不能发布新闻。如果我同意三个条件,宋寿椿将替我安排时间。宋寿椿并说:如果我要不遵守诺言,就是出卖朋友,那时第一个受处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当时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愿意随机到长春上空去看看,回来后不写一个字的新闻报导。也绝对不会伤害朋友。当时的断然决定,只是基于一种好奇心,现在想来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为新闻记者冒着危险随机去看空投,回来后又不能写一个字,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机。轰炸机上仿佛有七八个人,其中包括正驾驶和副驾驶、领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击手,还有几名士兵。机舱中堆了一些粮包,上面绑了降落伞。

我们的飞行大约在两万公尺左右,飞机经过四平,到了长春上空,绕了几周,士兵们开始打开舱门,把粮包推下。在长春上空,我什么也没看到,看到的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烟,一位士兵告诉我说:那是郊区匪军发射的高射炮弹,因为我们飞得高,炮弹对我们却毫无威胁。飞去飞回,B25轰炸机,飞得十分平稳,也没有开枪向地面射击。在回程中,飞机的副驾驶,并且走出驾驶舱和我们聊天。

当晚宋寿椿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告诉他,这是一次“交白卷的采访”,因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烟外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并请他安心睡觉,明天的报上,不会有一个字的空投报导。

尽管我那次的采访,毫无所获,但是我仍然感谢宋寿椿上校,对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于违背诺言。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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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被共匪紧紧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后,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连小型的联络机,也无法在城区内的“皇宫机场”起落,名符其实的成了一个孤岛。因为守军的兵力薄弱,也无力出击,当时它的处境,真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因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昆所部的新一军三十师和五十师以及暂编五十三师,都被调往沈阳,长春仅留下了李鸿的三十八师,以及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和由吉林撤到长春的云南部队第六十军。后来李鸿的第三十八师改编为新七军,李鸿也升任了军长,那就是防守长春的主力。

第六十军的军风纪,自吉林撤退后,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时,且有掠夺事件发生,而由新一军三十八师扩编的新七军,在心理上就轻视六十军,因此这两个友军,一直就发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军和六十军,在郑洞国将军指导下,自长春出击,出击的目的,则是扩张粮源,“抢粮”图存。当出击的行动开始后,新七军的卅八师和五十六师占领了距长春五十华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师则攻下了长春以南三十华里的大镇范家屯,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则占领长春东方廿五华里的兴隆山。但结果是“抢粮”的目的,丝毫没有达成。因为共匪在撤退时,已把粮食运走,出击的部队,仅在小合隆收购了几千斤粮食。

那次出击,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对军队的信心。于是郑洞国又及早下达命令,要卅八师撤回长春。因为那次出击,长春唱的是“空城计”,怕共匪乘虚而入。

郑洞国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师防守长春城区,六十一师第二团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师一二两团防守大房身机场。五月廿三日晚间,郑在他的指辉部内,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就在开会时,匪军发动了一次攻势,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军被围,经过一夜的战斗,共匪“以大吃小”的战术成功了。在战斗结束时,六十一师的第二团溃败,副团长被俘,五十六师的两个团,也全部瓦解,副师长王正国和两个副团长被俘。

洪熙街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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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长春有人口六十万,部队五万余,五月以后,军方由于粮食问题严重,开始鼓励市民出城,并开放卡哨,但共匪却把放出的人,又赶回来。不过有一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带出一支步枪或者机枪的予以放行。很明显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长春的粮食,减少长春的防卫能力。

进了七月,长春吃的问题,愈来愈为严重,守城部队,也以黄豆和豆饼作为主食,市内也有人因饥饿而死。于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不准随意搬动,由市府统一分配,而当时可以用作为食物的主要东西,则是造酒的麯子和豆饼。虽然酒麯并不好吃,但市民们仍然排队领取配给。

八月间,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十万市民,形成了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从市区出来,带着少许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不过也有少数人,爬出洪熙街的铁丝网。突破共匪的封锁线,逃得一命。另外则是匪军谍报人员,向持有黄金的人,售卖“窝窝头”,难民们用一个金戒子,可以向匪特买两个窝窝头,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个窝窝头。但当囊中金尽时,也就临近死期。

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极少数的人,从大劫数中,保住一条性命,当时从洪熙街爬出的文艺作家王光逖,便写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长春”,给北平“益世报”,读来一字一泪。王光逖也由于那篇文章,而被“益世报”聘为记者。

据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饥饿中,在生死的边缘上,人为了求生,什么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后,甚至连求死的勇气和愤怒的情绪,也完全消失。当时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话中的酆都城。

吃酒麯和树叶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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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们,也许没有人相信,民国三十七年秋天,长春的食米,每市斤会卖到一亿二千万元,在数学上是九位数字。更不会有人相信,在那个时候,还会有人用抬高物价的方式发财。但当时,确实有人囤积居奇,而且军需人员和粮商间,还在互通消息。

我的朋友韩道诚教授,当年他在新七军政工处任科长——后来告诉我说:“那年的中秋节,军方把储备过冬的食粮中,抽出了一部份,发了一天实物,算是犒赏,那是长春笼城中,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事。”韩道诚特别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长春的市民,吃完酒麯和豆饼之后,都面部浮肿,当人们,连树叶都吃光时,共匪却在更深人静时,故意杀猪,把猪的叫声,用扩音器,向驻军地区播放。那种心战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飞机,每天空投粮食十八万斤,但粮食投下后,落入六十军的防区,就由六十军没收,落入新七军的防区,就由新七军收藏。落入民家,就被拾获者隐藏。更有些因风向不对,飘落匪军地区。那些粮食,依照政府的计划,是给驻军过冬用的,但局面却没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辽南调来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由潘朔瑞率领,先向六十军进攻,然后再向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劝降,并在六十军司令部的地下室内,设了一个联络电台,作为匪军和六十军的通讯工具。那个秘密,很快的就被长春情报单位负责人安震东获悉,并且报请郑洞国处理,但郑却不敢动手。

十月初旬,政府决定放弃长春,并派了一架P51机空投突围命令。当时的撤退计划是:新七军和六十军,向梅河口方面突围,然后由廖耀湘兵团接应,撤至沈阳。但这个命令,马上被六十军泄漏给匪方,于是共匪就预备了两个纵队截击,另派十一个独立师追踪,企图一举消灭新七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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