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401/新闻记者亲历抗战胜利后的东北（下）

长春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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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撤退命令，预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时，开始突围，但十七日清晨，六十军却开始叛变。而且是一个计划十分周密的叛变。曾泽生首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先扣押了反对叛变的徐参谋长和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和李的两个团长。

在叛乱的当时，曾泽生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郑洞国，说明叛乱的理由，等郑洞国向他摇电话时，电话已经切断了！郑派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杨友梅访曾时，曾则闭门不见。

六十军叛变后，新七军和六十军，划大经路为界，六十军在大经路以东地区，新七军在大经路以西地区，互相警戒。中间则布满铁丝网和拒马。六十军的炮口，则对准新七军的司令部。

当时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正在患伤寒病，由副军长史说代行职务，史说是原先新一军的参谋长，他平时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所以新七军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郑洞国召集新七军的团长，举行紧急会议，说明匪军情况和六十军叛变的情形，然后征询“打不打”的意见。但在夜里他仍下达突围命令。然而那个命令，却没有发生效力。原因是新七军所属的六十一师第一团团长李卓彧和第二团团长姚凤翔，已经和匪方谈判“枪缴械，人回家”的条件，不想再突围了！

十月十八日拂晓时分，叛变的六十军和共匪部队换防，共匪开始入城。这时李卓彧和姚凤翔的投降计划，也为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所接受。于是新七军也派了五个代表，由政工处长杨天挺率领，打着白旗，向匪军请降。

郑洞国自杀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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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国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银行，陪伴他的仅是三百人的特务营。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准备自杀，当时他向中央拍了一通电报说：“曾部叛变，李部覆灭，洞国何为，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

据郑洞国的侧近后来告诉笔者说：郑国洞在十九日曾计划自杀，同时并与国防部派去的李萧两位视察官一道自杀。他们在办公室中，并每人写好一封遗书，各持左轮手枪一支。郑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烟，一脚踢开，然后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几分钟后，他又把香烟拾起，恢复镇静。在邻室的李萧两视察官，见郑未履行协议，也就继续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团的参谋处长郭修甲举着，从地下室爬出来，向共匪请降。但这时却有一位无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郑洞国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冲锋枪，爬到中央银行的楼顶，向包围央行的匪军扫射，最后是他自己中弹殉职。从那时开始，长春沦陷了。

长春沦陷后，在沈阳所得到的消息，是郑洞国将军殉职，李鸿将军被俘，长春的守军没有像四平街一样，发生巷战。事后证实，部分是确实的，部分却是以讹传讹。不过郑洞国发给中央的电报，“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一语，却成为当时各报的大字标题。

随军进入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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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失守前三个月，国军五十二军刘玉章的部队，曾经收复辽阳。那是在当时一切情势逆转下，国军的一次胜利，但也是在东北回光返照的一次胜利。不过在当时我们却没有回光返照的感觉，对战局仍然充满信心。

国军收复辽阳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军队收复辽阳的廿四小时后，笔者随同记者团和国军的后续部队，进入辽阳。第二天就坐军车，回到沈阳。回来后并写了一篇特写“再看辽阳”，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报”上。

我自沈阳逃难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出，仅逃出一条性命。到台湾后，却有一位过去在长春青年训导班读书的学生，把我写的“再看辽阳”的剪报寄给我。那是我手边仅存的过去写的一篇稿子。每当我读它时，都不禁热泪盈眶。回忆过去的年华，过去的遭遇，像似一场梦和一缕青烟。下面便是我当年所写“再看辽阳”的原文。

辽阳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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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收复的二十四小时后，记者团的车子，便开进县城，第一个接受记者访问的市民，讲的第一句话是：“昨天和今天，便换了两个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场梦。”接着他呆呆的望着我，不再讲下去，眼睛里像似有泪，但流不出来。

辽阳的市民，确是变了，他们像作梦似的，就换了一个天下。因为昨天和今天，他们完全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变了，事情变了，连人们的脸，也都变了！

在这一变又一变中，记者感到无限沉痛。因为记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辽阳时，看到的笑脸与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齐的街道，和完整的楼房，现在也都变得凹凸不平，弹痕累累，如今辽阳的人民，在彷徨、在迷惘，像是新从牢狱里放出来的囚徒。在打算着未来的生活。

这个方圆十里的小城，虽然已经收复了二十多个小时，然而仍然死气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迹象。街上的几辆三轮车、空着车子，兜来兜去，商店虽然已经开了门，但没有买主，街上走着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没精打采，若不是有几辆吉普车，风驰电掣的跑过去，我们真会感到这是一所没落了的大院落。

辽阳的晚上，一入黄昏，便宣布戒严，一轮明月，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这寂静在古城上，远处再传来几声炮响，使人感到这是一座荒凉的战场。

今日的辽阳，像似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旧的放风筝人撒了手，新的放风筝人，还没有牵着引线，只有任着它在半空中，飘摇不定。讲经济，匪币已经失去效用，我们的流通券还没有运来，交易已经失去媒介。论行政，县府刚刚贴上一张白纸条，正为开会忙。一切显得杂乱无章。

浩劫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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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从三十六年的旧历腊月廿七日，攻入辽阳，已经占据这个小城五个多月，人们在恐怖中没有平安的过一个旧历年，共匪带给辽阳的是恐怖与饥饿，因为他们入城后，就开始搜括粮食，然后再施行配给，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学生说：他的爸爸，在腊月廿七日那天，辽阳防守战中，中流弹死去，于是他失去念书的权利，他眼睁睁的看着共匪一车一车的拉走城里的粮食，他和他的母亲也就从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榖糠的生活。在作梦中他常常梦到他父亲告诉他死得很屈。他又说：他的同学，进了共党学校念书的，近半年来，除了唱共党编的歌曲外，也没唸到书。唸到的仅是：“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只爱毛泽东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吴的老先生也告诉记者，辽阳被共党祸害完了，在这里没有了往日的文化气息，也找不到过往的繁荣，共匪留给辽阳的是富人穷了，穷人更穷了。一位中学教师告诉我说：共匪统治辽阳五个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怀柔，因为辽阳城外，已经清算斗争，而城内则仍然没有开始动作。

在辽阳城，记者团曾参观了魁星楼，高丽门，车站，水泥厂，麻袋工厂，魁星楼的顶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厂的房屋内，看到了许多枪孔和弹痕，那些都是两次防攻战，所遗留的痕迹。在城墙下面，我们在一片瓦砾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残酷的“人海战术”。

一般说来，辽阳的市民，对共匪都无好感，他们痛恨共匪的极权统治，但对我们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欢迎。这件事由于记者团想找一家饭馆进餐时，在身后便听到有人说：“他们又来接收了，又来吃饭馆来了”，这种淡淡的讽刺，值得我们的接收人员深思与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极权统治和恐怖，而痛恶的则是我们自己的腐化与贪污。再加上无能。但老百姓对恐怖的统治者共匪，要满脸陪笑，对腐化的官员们，也要满脸陪笑。谁来了便请谁升堂入室。一个市民说：共匪虽然充满罪恶，但他们有统治力量，政府虽然自由，却表现出不办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担心辽阳会不会保得住，和辽阳会不会再遭共匪蹂躏。因此他们在说话时，也只能说到适可而止，甚至在骂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边的人。这些受难的青服民族，极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这个城市，永不再沦入共匪手中。

李运成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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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光复辽阳，首先进入县城的是五十二军李运成师长，这位讲话一口湖南腔的将军，在他的师部里，向记者团讲述收复县城的经过，他说：辽阳失守时，共匪从高丽门打入，这次他部队也先从高丽门攻了进去。他说，五十二军的部队，接到进攻辽阳的命令后，即澈夜准备，乘着暗夜，衔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过了太子河，向城东南角的麻袋，洋灰两工厂猛攻。不久就占领了上述的据点。同时更派出部队，由东城向城内伸展。另派一部份部队绕道南门堵击。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使城内共匪，走投无路，乃缴械头诚。然后他再派兵扫荡西郊和车站一带的匪军残部。他说：五十二军从攻击到占领，总计不过三小时，实在是历次战役中所少见的。

当时在辽阳指挥作战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还有刘玉章将军和龙天武将军，当记者团访问驻军高级司令部时，他们三人正在围看一张军用地图，研究今后的战略。廖耀湘将军表示：国军克服辽阳后，有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要由辽阳剿匪总部来决定。

当然，辽阳收复之后，地方上的问题，马上便要接踵而来，譬如县城的粮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问题，如何解决。已经由共匪分了的四乡土地，如何处理。共匪在时，高粱米每斤售匪币三千元，我们收复后便卖到流通券十五万元。普通日用品的售价，也比匪币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解决。

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比记者团早八小时，抵达辽阳，他指示县长，今年的田禾，归耕种的人收割，但当王志仁县长，召集地方人士开会时，地方绅士，极力反对，这一群土豪劣绅，实在是剿匪战中的一个阻力，有事时他们先逃，太平时回来捣乱。他们的脑子里，除了充满自私外，那里有什么国家，民族意识。这些人和贪官污吏勾结起来，刚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们没有大刀阔斧的作风，说做就做的勇气，辽阳的残局就更难收拾。今日之战，已经到了组织对组织，干部对干部的时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样的腐化与低能，军队虽然打下辽阳，依然是一个累赘。

静静的太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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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车子经过太子河，河水静静的流，一只木船在摆渡行人，河北岸已猬集了一批赶着骡车，拉着家具，携着妻儿，等候回家的人，他们皱纹的脸中，露出一些笑容。

伫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见石的流水和即将搭好的两座浮桥，我仿佛看到了辽阳的新生。车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随风飘来了麦香，远处有一望无际的高粱地。

车子经过长辛店时，看到了绕着这个大镇的老柳树，土围墙，一群农民，在那里替国军修路。农家的烟囱中，正冒着缕缕的炊烟。

七月的辽南，正是青纱帐起的时候，在吉普车上，我默默的祷告，愿上苍保佑这些良善的农民，永远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时，也从未想到三个半月以后，沈阳会沦陷。不仅我没有料到，就是当时的东北军政首要，也不会料到东北会沦陷得那么快。

卫立煌和范汉杰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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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辽阳战场回到沈阳以后，辽西地区的大战，正在酝酿，锦州守将范汉杰将军，曾到了沈阳和卫立煌商量应付辽西地区未来的战局。

范汉杰是一个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时，他直率的说：假如卫立煌将军，对辽西的局势，表示关切，他将在沈阳多留几天，并且要到本溪和抚顺两个工业区看看，要是为卫立对他冷淡，他将马上返防。范汉杰也向我表示：锦州地区，存粮很多，只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挥的部队，士气很高，当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队坚守城池，吸住匪军主力，然后以大兵团包围住匪军的主力，内外夹攻，在辽西地区，可以一举歼灭匪军。不知道卫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见。

但在第二天，范汉杰却悄然返防，很明显的，卫立煌和范汉杰的会谈，并不融洽。后来从剿匪总部传出的消息说：卫范之间的会谈，不仅不融洽，而且卫立煌还拍了桌子。

后来锦州之战发生了，参谋本部给卫立煌的作战命令是：加速增援辽西战场，但卫却从容不迫的慢慢作着军事部署，对锦州的救援，比参谋本部的计划，晚了十天。而导致辽西会战的失败。使锦州终于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锦州之战，发生于九月十九日，战事连续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场惨烈的战争，而且打了巷战。

事实上，锦州丢得十分可惜，笔者在沈阳弃守后，化装逃难时，途经锦州，那时战事已结束一个多月，但看到的锦州城内城外，仍残破不堪，共匪军队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边一个洞连着一个洞，那是共匪躲避空军袭击时，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击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当时战况的惨烈。

营口之行，中途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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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国军节节失利声中，表现得最好的，仍是刘玉章所属的五十二军。他的部队在收复辽阳之后不久，又收复了营口，在营口收复后，沈阳的记者们又临时组团，前往采访，但走到长辛店后，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军破坏，车辆无法前进。于是陪同我们的军方人员，和保护我们的两卡车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沈阳。

但在归途中，发觉情况，越来越不对了！于是走在前面的两辆车子，开始架起机关枪，并告诉我们，听到枪声响时，便伏身在大卡车中。同时把急救药箱，也递到我们的车上，告诉我们，如果同业中有人负伤，先用沙布包扎起来。在天黑下来以后，几辆卡车，全将灯光息灭。车队也缓缓而行，由于车上没有食物和饮水，真是又饥又渴。但却没有一个人畏缩。不过当夜风吹动高粱叶子的声音响时，我们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军，会从青纱帐中，冲了出来。

那一晚时间过得特别长，举头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仿佛改了方向。终于我们看到了远处城市的灯光，知道快回到沈阳了，当我们经过卡哨，经过守军盘查后，已经接近午夜十二时。在我返抵报社时，新报的社长徐露放、正在焦虑的等待，因为他已接到军方的电话说，辽阳到沈阳的这段路中，临时发生情况，记者团可能在中途被拦击，他看到我回来时，高兴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连说：“能回来就好了，能回来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惊无险”的采访，也是我们撤出大陆之前，最后一次的战地采访。不过那次如果能抵达营口，可能在以后少了很多次逃难的机会，因为刘玉章将军后来表示：如果我们到达营口后，想回沈阳，也无法回去，原因是后路已被切断，必然要随同他的部队撤退。

我回到沈阳以后，托人带了封信回家，不久父亲的谴责信也来了！他老人家，仍责备我不该在乱世中，做什么新闻记者，他再重申，教书也好，做个小公务员也好，就是不能做这种既冒险而又为邻里所不齿的职业。

那是我近廿多年来，接到父亲最后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话。我仍然热爱我这个职业，甚至到着迷的程度。直到现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乐，似乎就建筑在新闻采访上。这多年来，每当我获得一条独家消息，或者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我仍然会“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连吃饭也觉得香甜。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驱使我这样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许永远没有答案。当然在采访中，我也受过许多闲气，包括被采访对象辱骂，自然我也还击过。但更多的气，我还是忍受了！

辽西会战的失败
失去制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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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刘玉章将军所部的五十二军，收复辽阳后，依照刘玉章和廖耀湘当时的建议，国军应该立即前进，直下海城，收复营口。打开沈阳、营口间的通路。粮食和军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补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动用五十几架飞机，自北平向沈阳空运粮食。但当时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对于那一作战方案，犹豫不决，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胜机会。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弥将军第八军所属的一六七师，自山东的烟台，调往辽西，进驻锦州。当时沈阳和锦州两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锦州、沈阳间的铁路，使北（平）宁（辽宁）路通车。但剿匪总部，又没有能够利用那个时机出击。而失去了第二个制胜的机会。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军开始大规模调动，九月十二日，进攻义县，打了十二天后，义县失陷，廿四日开始攻锦县。就在那一天蒋总统电召卫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总统给卫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军空运锦州，其余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即时向新立屯出击。当时为了加强那个命令的执行，中央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在九月廿六日与卫立煌同机飞到沈阳，共策进行。但卫立煌却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军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对于驰援锦州，仍在考虑中。在那次军事会议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张，沈阳地区的部队向营口出击，然后用船只运兵，以海路驰援锦州。但参谋总长顾祝同则以总统的命令，不能变更，所以进攻营口案，也未能实现。

时间就在卫立煌的迟疑与考虑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还不能决定。十月一日蒋总统临北平，电召顾祝同、卫立煌两人到北平会商，卫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于是才下达命令给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挥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四十九军、七十一军，合计十二个师，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开始攻彰武，这一行动，已经较总统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实上是变更了总统的命令。因之在战果上也没有达到原先所预期的。但这个增援部队，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赶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锦州。然而国军的行动，仍然很缓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后，距离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为了争取这个时间，终于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锦州。

锦州陷落后，蒋总统于十月十五日又飞抵沈阳，并在自北平飞往沈阳途中的专机内举行军事会议。十六日再转往葫芦岛布置军事。在葫芦岛，总统又发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挥的十二个师继续西进，收复锦州。总统回到北平以后，二十日再电召卫立煌、杜聿明两人飞平，面授机宜。但卫立煌又没有依照总统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总部，进驻黑山县东二十华里的胡家窝棚，匪军自十九日开始，自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军，并在二十五日夜，突袭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与其他各部失掉联系，然后再分别截击各军的军部和师部，使十二个师全部溃散。从辽西兵败归来的新一军参谋长叶锟将军，在沈阳碰到笔者时，痛哭流涕，他说：怎会想到，十二万大军，在一夕之间瓦解，情况会变得那样惨。叶锟并说：那次战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卫立煌不依照总统的命令作军事布置，一拖再拖，致损兵折将。叶锟在担任新一军参谋长时，就会作画，我们常以儒将视之，但没想到他来到台湾后，竟成为画马的名家。

在东北的记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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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会战结束后，有一部份溃败下来的士兵和军官，陆续返回沈阳，等待整编，但廖耀湘本人却失踪了！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没有找到他。据后来逃出匪区的廖耀湘侧近告诉笔者说：廖在兵败以后，得到当地农民的帮助，化装成一东北老农，乘一辆大车，在兵荒马乱中，向关内逃亡，但经过匪军检查哨时，他不会说北方官话，致露出马脚，终于被俘。

辽西会战，国军大败的消息，传到沈阳后，我们这一批新闻记者，仍没有感到，不幸的日子会即将到来。我们对于政府几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们从不曾想到沈阳会很快的易手，所以我们和平常一样的执行采访工作。每天下午，准时到剿匪总部找雷袭琪参谋，等候他发布新闻。每天衹听到雷参谋说：“辽西兵团，败得很惨，沈阳防务，固若金汤”。因为雷的表情和平时一样自然，所以新闻同业，也和他一样，一些也没有对局势悲观。

现在再想起当年的旧事，我们这批记者，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骄兵悍将们，同样处于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觉。最后在陶醉中清醒过来时，几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当时自关内派往东北各地的记者，大约可分为三派，一派是坚决支持政府的记者，也是最反共的记者，一派是中间派，对政府和共匪都无好感，另一派则是亲匪派记者，或者是共匪渗透到新闻界的匪谍。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中，在一片乱糟糟的政治环境中，每一个人都不隐讳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我的记忆中，反共的记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沈阳分社主任律鸿起，“中央日报”的特派员徐佳士和马志铄，中央社吉林特派员张冰子，“申报”特派员韩清涛，“新闻报”特派员潘世征，“大刚报”的特派员张胆，“益世报”的特派员高庆琛，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张高峰，北平“世界日报”特派员樊放，沈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和平日报”采访主任陈骥彤，“新报”的刘兴武和笔者本人，还有东北“民报”的余敢。这些人不论是在长春或在沈阳工作，都表现出反共反极权的风骨。

中间派的则是江西“正气日报”的特派员杨卓之，“大公报”的特派员吕德润，“申报”特派员赵展。亲匪的记者则有上海“文汇报”的特派员雷特，长春“前进报”的郭而清等。后来中间派的记者在大陆变色时，多已投匪，但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反共的记者，大都到了台湾，自然也有几个人在大陆沦后，向自由区逃亡时，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踪后永远没有了消息。

想当年，那是一个敌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记者和亲共的记者堡垒分明的年代。当时同情共匪的记者，则指责我们这批反共记者是“国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进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记者在当时的气焰很嚣张，而且明目张胆的写文章，同情共匪，当他们张牙舞爪，为匪张目时，却从未料到在匪伪窃据整个大陆后，连他们也一道清算，被洗脑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运和萧军、胡风等共党作家们的命运，几乎完全相同。

“新闻天地”千字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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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前面所说的敌我堡垒分明中，也碰到过少数例外，譬如沈阳“新报”中，有一位刘姓主笔，每天我们都听到他在办公室中，大骂政府，他写的文章也很锋利，爱走偏锋，在当时我非常怀疑他是个匪谍，但在沈阳陷匪之后，他逃得比谁都快，而且在逃难的途中，又大骂共匪。

在北平沦陷以前，我常找“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方乃和聊天。他也常破口大骂政府的贪污、腐化。但在城破之后，碰到他时，他却劝告笔者，快些逃走，那时他又说：中共匪帮，比起国民党来要要坏上千百倍，那时他却又赞扬国民政府虽然低能一些，但行的却是仁政。而共匪所行的则是暴政。

不过在沈阳时代，所有的记者中，我仍极喜欢“申报”的特派员韩清涛。那时韩清涛除了担任“申报”的职务外，并在“和平日报”任经理，也是上海“新闻天地”的驻东北区代表。

当时的“新闻天地”周刊，是全国知识界所最爱读的一本新闻性杂志，全国各地的记者，多以文章能在“新闻天地”发表，是件荣誉。同时“新闻天地”的稿费也高，它首先提倡“千字斗米”。所以也能选用些好文章。同时由于“新闻天地”刊载的内幕新闻较多，所以它也成为各地军政首长必读的刊物。

由于韩清涛兼任“新闻天地”驻东北的代表，所以我们住的地方，钉了三块牌子，一块是上海“申报”特派员办事处，一块是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办事处，另一块则是上海“新闻天地”驻东北代表办事处。

韩清涛是一位很朴质的人，他的外型和谈吐，很像长白师范学院院长方永蒸先生，他平常和人谈话时就极其谦虚，面带笑容，遇到每星期六“新闻天地”空运到沈阳办事处时，报贩用现金抢购，韩清涛怕报贩因抢购打斗，特限定每人仅能批发二十本，但后来的人，仍买不到书，常常吵吵闹闹而去。但清涛却决不发脾气，相反的他的笑容更大。

韩清涛在沈阳的那段时期，把他的老父从乡间接来奉养，韩老伯是典型的北方庄稼人，他老先生看着我们每天吃饭时，总是大米，白面，似乎从内心感到不安。他觉得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太会浪费。

钞票像一块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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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薪水不差，沈阳“新报”，每次发薪，都领到像砖头似的，厚厚一大堆钞票，但我从那时起就不会理财，也没想到理财。每次发薪水，除了接济我的一位念高中时的一个卢姓同学的母亲外，剩下的自己化不完，连数都不数，就放在皮箱中。当然第二天的币值，远不如前一天，但自己却从来没有想过把现钞买成袁大头──银币，或者黄金。每天想的衹是怎样采访新闻，怎样写一篇够水准的通讯稿或者特写稿。

说来也奇怪，我自六岁随父亲下关东，是来自田庄的孩子，我读大学时，虽然环境好些，但在童年时代确确实实过了一段苦日子，也看见别人过的苦日子。但我却从来不重视金钱。儿时读论语时，特别喜欢子路所说的“愿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现在我仍觉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岁的人，仍有着昔日的豪情。

我不会理财，不重视财帛，可能和我读过一年私塾的教育有关，那时我的启蒙老师姜孝友师，常常告诫我，大丈夫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凡“寻田问产”者，终非大器。我的半生，虽然没有成什么大器，但却也不屑于寻田问产。当然这一观念，在今日工业社会中，已显得落伍。

在沈阳的那一段日子中，特别值得我记忆的是我有一个军方的好友杨温将军，他是新一军五十师的师长，他每自防地归来，必然到办事处来看我，并在我们的办事处吃饭，他每次来时，吉普车的后面，也必然载着几包白米和几袋白面，我和韩清涛吃不完时，就一袋一袋的送给卢家，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高中读书时，同学的母亲家里。因为他们家的情况不好。所以一直住在东关的贫民区。

后来共匪入城，指名要抓我这个小的“文化战犯”时，我就躲在卢家，卢伯母并且告诉我说：如果匪干真的搜查到他家时，就称我是她的儿子。这些都是以后的事。

梁华盛与活动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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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失守的前三个月，卫立煌决定把沈阳防守区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于是沈阳防守区司令官梁华盛将军，便被调回广州绥靖公署担任副主任。新任警备司令则由胡家骥将军充任。职权仅为防守沈阳城区，较过去沈阳区防守区司令的范围为小。

梁华盛将军，在沈阳做了五个多月防守区司令官，他交接时，东北的形势，正在走向下坡，那时和他一道离开沈阳的还有马占山将军，马占山之离开沈阳返回北平的原因，是感到事情已无可为，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悄然离去。

梁华盛将军，自吉林撤守后，他到沈阳确实想做些事情，但客观的形势，也使他没能发挥什么力量。不过在他的任期中，曾经想出了在沈阳周边，设立活动碉堡，所谓活动碉堡，就是用厚钢板制作的堡垒，下面有轮，可以在轨道上推动，人在碉堡中可以自碉堡的枪孔向外射击。也可以推动堡碉在轨道上运行。像似活动的装甲车。梁华盛将军的活动碉堡设计成功后，曾约邀记者们到现场参观。但约定不发表新闻。免得敌人知道我们有了这种设计。此外梁华盛也鼓励城防驻军和军医院，利用空地种菜和养猪，以备局势恶化，城区被共匪封锁时之用。那些措施，可能是鉴于长春被围时，城内缺粮缺菜，所作的未雨绸缪之策，遗憾的是沈阳最后的结局，竟是不战而退。

所以梁华盛将军到了东北末期，他返回广州担任余汉谋的副主任前，也没有了他初到东北接收时的豪气，和在卅六年冬天，他做吉林省主席时，当共匪围攻吉林最紧张时期，他忽然自沈阳坐了一架L5小型飞机，冒着大风雪，迫降在哈达湾机场时的精神。

石觉的十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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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沈阳失守的几个月以前，沈阳的记者团，也曾经计划去一趟承德，看看石觉兵团，但由于剿罪总部没有交通工具供应，致没能成行。

石觉将军所率领的十三军和赵公武将军所率的五十二军，是首先出关的国军部队。五十二军后来由刘玉章将军继任军长，十三军则一直由石觉统率。十三军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攻克山海关，经绥中、兴城，然后下锦州、义县、阜新、彰武转往北票。过朝阳、叶柏寿、凌源、平泉，最后驻守承德。

承德是热河的省会，在满清王朝是皇帝的避暑以及狩猎的地区，政府接收后，派出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刘多荃，后来由范汉杰兼任省主席，石觉部队进驻承德地区后，中央在承德设置了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石觉则担任绥靖区的司令官。

这支部队，是最先出关的国军，也是最后很完整的撤回关内的部队，这支部队是在沈阳失守以后的半个多月，才有秩序的从承德撤到张家口。算是剿匪战史中的一个奇迹。当然十三军的军纪很好，在驻在地区，从来没有听说有过扰民的事件发生。也是这支部队，能全师而退的原因之一。而当年在东北的将领中，下场最好的也要算是石觉和刘玉章两位将军了！石觉目前的职务是考试院的铨叙部长，刘玉章也累官至陆军上将。而且是守金门的名将之一。

早年在东北叱吒风云的将军多已风流云散，熊式辉在经商失败后，隐居于台中地区，垂垂老矣！梁华盛来台后，没有再担任军职，人们偶而看见他在西门一带的电影街看一场电影。住在台中的孙立人，也深居简出。

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范汉杰等兵败被俘后，陷身匪区。卫立煌后来自动投匪，已在几年以前死亡。据说卫立煌在香港时，常自己用熨斗，去熨美钞。以防止钞票发霉。那些钱，当然是当年在东北搜刮所得。到头来却也两手空空。他死在匪区，就如同死掉一条小狗那样，无声无息。

赴抚顺煤矿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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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秋，我也去了一抚顺煤矿采访。那是由于煤矿中一个留用的日籍员工，投书“新报”，说抚顺煤矿经国人接收后，已经把矿场糟塌得不成样子，用杀鸡取蛋的方式，进行开采煤矿。那位日籍员工，觉得他过去半生心血都化在矿场上，不忍见到一个矿场就那样被毁掉。同时早期派往抚顺接收矿场的张莘夫被俄军主使共匪杀死，他的血迹未干，中国人何以竟不珍惜这个事业。

“新报”社长徐露放，接到那封投书，颇为激动，他要我悄悄的到抚顺煤矿去看一下，访问几个下层员工，特别是政府派往接收人员以外的人。我到抚顺后，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便赴矿场采访。但一接触中下层员工，上层人士马上赶到。现在我已记不起场长的姓名。能够记得的是他们在当天中午，就预备了一桌酒席，招待记者。但却被我以“胃痛”不能吃大鱼大肉而谢绝。于是他们又要派专车和专人，在我采访后，陪我回去。他们提供了好多资料，都是属于好的一方面的，但他们也没有拒绝我访问员工，和由我选择的地区采访。

自然我回去时，也以坐火车较为安全的理由，拒绝了他们派专车相送。以便我能放手写一篇报导煤矿的黑幕的文章。我记得我回去后连写了三篇有关抚顺煤矿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就叫做“杀鸡取蛋”。

抚顺煤矿当局，提供我的资料，大约仅用了十分之一，其中十分之九，是用我自己耳闻目睹，实地采访所得。那三篇文章写的很火爆，后来接到了矿场要求更正的信，但也收到更多的员工，称道那篇文章写得很公正的信。

在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在几个月后，就会撤退，所以亟希望那个矿场能够好好的开采，好好的经营，如果真的预料到东北的变色，会那样快，也就不必写那几篇文章了！

连琐式的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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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都在闹学潮，自六月初发生的学潮，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沈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来自各地的流亡学生，都在摇旗呐喊。掀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并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当那些学潮初起时，大部份的学生是纯洁的，热情的和爱国的。但真正操纵那些学潮的人，则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制造学潮和工潮，他们则称之为学运和工运。

凡是一遇到机会，共匪的渗透份子，便在各学校中煽动并鼓吹学生闹事。制造社会问题，在学校中，如果有教授从事疏导，共匪的学生，立即会指他是“政治学教授”。同学们对于学潮持有异议的，则被指为“职业学生”。当时的共匪对学运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学校中支持共匪闹事的教授，共匪则发动学生捧那些教授的场，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则想尽种种方法，使他无法在学校立足。

正因为如此，各地学校所闹的风潮，是同一类型。在六月初各地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闹了两个礼拜以后，在重庆又发生抢米风潮，那些风潮，据后来共匪自己招认，都是他们所导演的，而且有些人成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间的学潮，由于沈阳是战区，施行戒严令，没有像关内那样扩大。但贴标语，骂美国人，学生们小规模的游行，则不断发生。在沈阳学潮的两个中心地区，一个是国立东北大学，另一个则是国立沈阳医学院。

有一次他们已经在沈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台子，称做“民主讲台”，预备在第二天，大举闹事。但消息为沈阳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长姚彭龄获悉，他连夜和负责保安业务的督察处处长崔志光少将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学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驻守，并告诉正要往市府广场集结的学生们说：大会已经延期。一场大规模的学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学潮像似传染病似的，一个都市发生了，另一个都市马上响应。而学潮一旦发生，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没有办法能够控制。

麦克阿瑟的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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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间的那次学潮，所掀起的反美运动，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反应，但在东京却激怒了一位职业军人。那就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他在中国各地的学潮发生三周以后，在东京发表了一项严正的声明。他说盟军总部没有扶植日本，也没有使其军国主义复活的意图。

麦克阿瑟元帅并说：在中国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日运动，是中共、日共、韩共，离间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识之士，应认把共党的阴谋揭穿。

我深深的记得，“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把麦帅的声明，标题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个大标题后，又来找我商量，这种标题，会不会刺激学生明天来打报馆。我替他壮了一下胆子说：如果学生打了报馆，就替我们做了一次大广告，我们一定要有面对暴力的勇气。于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把稿子发了下去。

因为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开罪学生，开罪学生，就如同捅了马蜂子窝一样。对于学生的事，衹有顺着他们说，那才算是当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则他们便会给别人戴上一项违反时代潮流的帽子，称之为反动的知识份子。他们所称的反动，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进一步解释，则是顽固份子。

当然，在广大的学生群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为匪张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惯政府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而责难政府，不过他们却忘了共匪正等待着机会，制造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使社会产生混乱，他们好在混水中摸鱼。

使人失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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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几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乱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国民大会在南京开会时，竟有四个人竞选副总统，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孙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潜。而这四个人全是执政的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大会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时起，中枢的要员们，开始勾心斗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时，才选出一个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当选。在五月一日，国大闭幕时，整整开了三十四天。当人们正在南京吵吵闹闹的，开国民大会时，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却正在励兵秣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则是政府一下子发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发行了银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布暂准银币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买卖银币。

王云五是行宪后的首任财政部长。他在八月十九日宣布发行金元券。并规定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同时限期收购法币、金、银和外币。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发行，连陈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积蓄的一点金子，拿去换了金圆券。而上海商人却开始囤藏物品不售。当时上海“申报”曾刊出的一则“花边新闻”标题是：“金元券发行后，王云五长衣饮龙门”。因为改革币制以后，财政部长王云五，曾穿了一件长衫，在“龙门饭店”独酌。

当然金圆券不久，就步了法币的后尘，而且膨胀的速度，不比法币缓慢。在当时真正有价值的货币，仍然是黄金和银元。虽然袁大头是民国初年发行的货币，但因为每一银圆中，有秤平七钱二的纹银成份，所以任何纸币的价值改变，银圆的价值，却依然不变。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一块银圆，可以买一袋四十斤装的面粉。

好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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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天，东北的中心沈阳，物价一天天的高涨，自关外向关内套汇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高级官员们，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并且把家眷送进关内，金银细软，自然也陆续的转往关内。若干武职人员也有临时的小公馆。小公馆中，自然也藏有年轻貌美的女人。

沈阳自三十七年夏天起，虽然形势日非，但她和长春不同，因为沈阳城内并不缺粮，同时沈阳到本溪之间和沈阳到抚顺之间的一段铁路，也还畅通，因为两地大量产煤所以准备过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辽西会战，一次败挫竟使卫立煌的司令部张惶失措，急于逃亡。加速了东北的沦陷。也使华北提前变色。

笔者自三十四年冬，抵达苏俄军队占领的长春到三十七年初冬，沈阳沦陷时止，前后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过得好长好长，脑子里记的事情，也显得特别多。但当重新回忆到每一件旧事时，都不禁要凄然泪下。

近年来，一些旧事，常常入梦，有时梦到背了一支步枪，随军出击，重作战地记者。有时梦到故乡的桃花林，古寺钟声，乡下的老牛车，大院落，还有小溪边的细柳。醒来后，虽然泪水会湿了枕布，但心情会仍然舒适而宁静。

但也有时梦到回到故乡后，匪兵像潮水般的围拢上来，被他们捉去时，五花大绑，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烧死，大叫一声惊醒，心跳得也特别快。

这些正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个怀乡病患者的悲哀。

现在，又是仲夏之夜，每当我一个人静坐在庭园中的草地上，对着天上的星星发呆时，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战末期，我们不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俄军队不进入东北时，中国的现代史会怎样写？假如当年政府派往东北接收的人员不是熊式辉、卫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胆有识而且清廉的人，中国的现代史又将怎样写？在接收东北以后，没有美国出面干涉，压迫政府和中共匪帮和谈，中国的近代史，又将怎样写？………

“沈阳末日”记
宣布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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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增援锦州的西进兵团，从辽西战场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带，败退下来的时候，沈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并没有和平时有什么两样，天上的飞机，照样飞来飞去，运来粮食，载走重要人员的金银细软。

当时留在沈阳的防守兵团，仍有二○七师、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以及五十三军，和当地的四个守备队，再加上收容溃退下来的部队约四个团，合起来，仍有八万多人，可以背城一战。但谁都没有想到，沈阳竟会没有经过战斗;，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与失陷之“惨”，是战史上所少见的。甚至连共匪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也未想到沈阳会“得”的那样容易。

沈阳的失守像似一个梦，一缕烟，因为它既不是主动撤守，也不是战斗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没有人指挥下，部队被敌人缴械了！

沈阳的易手，应该从十月廿七日写起，因为在廿七日那天，辽西战场上的残兵败卒，陆续进入沈阳市区。笔者和其他各报同业照例到剿匪总部采访，总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样，卫立煌的车子，照例停在总部的台阶上，驾驶兵经心的用毛帚，拂着车子上面的灰尘。

廿八日一切情况如常，夜里我摇电话给省主席王铁汉将军，他说：李弥的第八军可能空运沈阳。廿九日市内的情形，也极安定，但廿九日下午，沈阳警备总部，突然宣布自晚间五时起戒严，街上禁止行人。韩清涛先生要发给上海“申报”的新闻电报和笔者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报，都无法发出。于是我接电话给警备总部的胡家骥司令，因为当时的“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而且很受地方党政当局重视，所以胡家骥司令，马上派政工处长张一清少将，亲自来取电报，并就地作了新闻检查。夜里接到上海“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先生的来电说：“吾弟所发电报极佳，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我在前文中说过，当时我在上海“大公报”的地位，仅相当于今日“联合报”驻外县市记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视，自然内心里有些颇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层研究，“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一语，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们所知道的为坏。沈阳颇有“朝不保夕”的模样。于是我拿了电报到邻室去找韩清涛。清涛把胡先生的电报看了再看，最后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断：沈阳已到了“危急阶段”。我们也应有“应变”的准备，所谓“应变”，自然不是与沈阳共存亡，而是要设法逃命。

“匪军”？“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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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十二时半“新报”派吉普车来接，驾驶兵并且拿到了当晚的“口令”。（口令系戒严时，卫兵向通行人员所要求之答话，该项答话，如“剿匪”，“南京”、“胜利”等，由警备总部临时规定。）

我到编辑部后，总编辑汪河清便和我商量，明日“新报”的标题，是否仍使用“匪军”字样，因为有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和他通过电话说：情况很糟，是不是把“匪军”改为“共军”。我当时立即向河清建议：我们是二○七师所办的报纸，明天在报上即使我们管共党叫祖宗，在城破之时，他该捉我们，仍然要捉，如果我们不惧不惑，共匪反而可能看我们有几分骨气。于是河清下定决心：自己做了一版的头条标题，“我军与匪军在东陵一带有激战。”这是我过去半生中，自己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午夜一时，沈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打电话给我，他说情况已经好转，夜里将有两个师空运沈阳，我为了要证实那个说法，打了几个电话到几位要人的公馆，有的根本没人接听，有的是传令兵来接电话说：主人今晚不在家住。

十月三十日，是我过去这多年来，生命更上，烙印最深的一章，因为那一天，我曾跑了四次飞机场，准备逃命，而四次都没有成功。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点多钟，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一道到剿匪总部政务委员会去，看见各处室的大小官员，都在耳语，秩序非常混乱，气氛完全不对。于是我和清涛，便急忙返回办事处，收拾行囊，直奔沈阳城南的浑河机场，守机场的警备总部警卫团，正在布防，跑道上停着四架运输机，马达开动着，机旁边有一百来个人在蠕动。下午两点钟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吴礼将军，驾车抵达机场。当时在东北很有地位的名女人朱纶，和剿匪总部副总司令陈铁夫人，立即包围了吴礼，朱纶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她在沈阳的上流社会中，锋头很健，那一天她却显出了女人的弱点，她拉住吴礼将军说：“你要救救我呀！”接着她又补充说：“无论如何，也要把郑洞国的孩子带回去。”吴礼的回答很简单，“情况已经好转，不要焦急”。朱纶说：“但是你们都要走了”，……

不久那四架飞机，都空着起飞，没有一个人登上飞机，朱纶和陈副总司令夫人，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看着天上的飞机跺脚。

金条落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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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韩清涛的车子，紧紧的跟住吴礼的车子，他的车子折回城区后，转向东塔机场。三点多，东塔机场也挤满了一批人，比方才的浑河机场的人数少，但情况也很乱，大家似乎谁也顾不了谁，但卫立煌，赵家骧、高惜水、王铁汉、董文琦、王家桢和吴礼，都挤上了飞机，嫩江省主席彭济群，爬到机门，却被人挤了下来，在秩序混乱中，只见到飞机的旁边，落了一地黄金的金条，但没有人去捡它。

这时我和韩清涛，也在向前挤，勿宁说是向前冲。一个卫兵举着冲锋枪，向着混乱的人群说，你们再冲，我就开枪了！于是载着卫立煌的飞机起飞了！

我呆呆的望着丢在地上的金条，望着混乱的人群。看看守卫机场的卫兵，一脸愤怒之色。………

韩清涛和我再折返城区时，士兵正在布置拒马，情形比第一次出城时紧张多了！于是清涛和我商量，我们再跑一次浑河机场，碰碰运气，我们再度进入浑河机场时，朱纶她们仍旧等在那里，但机场里，没有飞机，于是我们第四次再跑东塔机场，这时卫兵们已经架了机枪，制止我们前进。于是我们无精打采的向后转。跑来跑去，最后回到城里时，已是黄昏时分，城内开始戒严了！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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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次赴机场抢搭飞机的逃亡过程中，第一次携带的东西最多，第二次在东塔机场看见满地金条后，把行囊里的东西，在回程中，丢了一半，那时候才了解到，除了逃命最重要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第三次再到浑河机场时，东西又丢了一半，等第四次再赴东塔机场时，一切的东西，都丢掉了，仅带了一本贴报簿，里面贴的全是我在东北工作的那段期间，所写的文章。

当时一再抛弃东西的原因，第一是怕东西太多，卫兵不准搭机逃命，第二是在抢搭或在人丛中挤时，没有东西，比较轻便灵活。

当我和清涛，抢搭飞机没有成功时，回到城区后，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注定，大概是没有逃走的希望了！于是我们一道赴电报局拍发电报，因为拍发电报，是由收报人付费，所以我们发起电报来，可以不带钱，那一天我发出的电报是：“卫立煌总司令，偕其司令部高级人员，今日下午离此飞往一未经宣布之地区，沈阳未来之命运，似已注定……”晚间再收到胡政之先生来电勉励，“沈阳失守后，请即化装逃出，社中同仁对吾弟工作精神，至表敬佩。”

三十日夜，我没有到“新报”上班，和清涛在办事处计划，如何逃难，当时清涛有个侄儿就在旁边听，在十一月一日下午，当共匪的军队进城时，清涛的这个侄儿，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说：他叔父和笔者，平常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他已经监视我们很久了，原来清涛的侄儿，竟是一个小匪谍，他是以“申报”的送报生来掩护他的身份。

那一晚“中央日报”的袁笑星，又接电话给我，他的嗓子已经沙哑，他抖颤的说：“一切都完了，没想到政府的首长，如此怕死，也许明天早上，一觉醒来，这城市已经换了主人，现在真是欲哭无泪”。

我接完电话，跑到院里去看天，天空没有云，星光灿烂。侧耳听。远处有隐约的枪炮声。那真是最长最长的一夜。我的心情，像是我读初中二年级那年，母亲逝世时，一样的沉重、凄凉，并且绝望。人在对一切都绝望时，有时反会有一张“白纸式”的一段时间的宁静。一种空虚感。感到心灵的深处，一阵凉森森的，什么都没有了！

十月卅一日晨，“中央日报”、“新报”、“东北民报”，都照常出版，其中“东北民报”，已经把“匪军”改为“共军”，称“国军”为“国民党军”。我推开房门，先看看街头的情形，一切岗兵如故，山河依旧，只是街头已无多少行人。

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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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声响了，来电话的仍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他说：“属于我们的时间，大概不多了，准备逃命吧”！然后他讲他三十日下午的情形，比我和韩清涛抢飞机更惨，因为三十日下午他和几位同业，仍到剿匪总部去采访，当时总部里，只有几个兵在里面找东西，他们还以为剿匪总部在应变，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一位电台上的勤务兵说：“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卫立煌这时候，已飞到北平了！”因为卫走时曾令台长发一电报到北平，但是台长在卫走后，气得马上拆了电台。

袁笑星在那样的紧张关头，仍然有闲情和笔者“闲话”，我以为他是为了排遣时间，但 后来我们逃到北平后他解释说：当时，他的感觉只像似人在水中，在要溺毙的一刻前，抓到一支草似的……

三十一日中午，市民们纷纷搬家。三轮车被人抢雇一空，洋面、皮箱、军毯，都纷纷由车站拖向旧城。下午突然地方性的“和谈”空气，传了出来，匪方派出代表为谁，无法获悉；地方及政府方面出面的人，则是商会会长卢乃赓，国防部第二区军法执行部主任赵毅中将，剿匪总部总参议苏炳文中将，还有地方闻人王化一和另外驻沈阳的部队，各推将级代表人员一名，这个和谈的酝酿，是起因于卫立煌逃走以后的三十日当晚，地点是赵毅的公馆，据说卫立煌逃走时，未通知赵毅，赵激愤异常。当时曾指挥过宪兵，到卫立煌住的第二招待所和机场去扣留卫立煌，赵并公开表示：捉回卫立煌后，“死守沈阳”。

但卫立煌给中央的报告则说：三十日清晨七时，沈阳东面匪军，已经进抵金家屯和沈海车站，沈阳北面的匪军，已经窜过大坝，西北则到了离皇姑屯约七里的地方，他在十时要召见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到处找不到人，接着有情报说：有很多人通匪，卫立煌就更慌张。因而他向正驻节北平的蒋总统报告说：沈阳的五十三军已经哗变，并拟扣留中央人员，情形非常严重，中央相信了卫立煌的话，电覆卫立煌，准他于下午一时半，携高级官员撤离沈阳。

与虎谋皮的“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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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在抵达北平后，怕中央处罚，当然强调五十三军哗变之说，而事实上，五十三军一个师的投降。是在卫立煌逃走的两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这段历史是笔者亲眼看到的。十月卅一日中午，商会会长卢乃赓，正式与匪方人员在沈阳郊外接触。那种接触，当然是变相的投降，然而那时沈阳周边的国军部队，仍然与共匪有着战斗。共匪向商会会长卢乃赓提出的要求是：市内弹药仓库，不得破坏，卢乃赓的条件则是保障各级人员的安全，遣送南方籍的官兵回乡，共匪部队和平进驻市区，免致人民涂炭。到了卅一日晚间，协商的条件，原则上成立，然而有问题的到是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他仍主张“死守沈阳”，他并对主张“谈和”的人们表示：他只有战死和被俘两条路，除此以外，没有什么选择。那个消息传出以后，主张和谈的人，责骂周福成不识时务。就在这时候，周福成的一三○师正式向共匪投降，周福成也被迫下台了！

十一月卅一日的中午，“和谈”没有得到结论，共匪的代表，见一三○师已经投降，乃讬辞向哈尔滨总部请示，就在他们的“请示”还没有结果时，共匪的李红光支队，已经从铁西区突入市区，那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一时。从那个时候起，东北地区，除了十三军驻防的承德以外，全部变色。东北人民又被关进铁幕之中。在共匪李红光支队，进入沈阳以前的两小时，向共匪投降约五十三军一三○师，开始在市区站岗放哨，他们的记号是在左臂上绑了一个红布条子。

一日下午一时，笔者和韩清涛同赴电信局发电报，我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文是：“沈阳现正逐渐沉入红潮中，记者发此电时，着草绿色军服的共匪部队，正自铁西地区入城，此间今日天气晴朗，山河仍旧，惟人事已非……”韩清涛发给申报的电报，大意也是如此，没想到我们真的坚持到最后的一分钟。

夕阳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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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正在发电报时，北平的电信局用长途电话告诉沈阳的电信局说：他们就要切断和沈阳的联络，要说“再见”了！沈阳电信局的人则说：现在有上海“大公报”和“申报”的两位记者，正在发新闻电报，等最后一则新闻电报发完时，就请切断线路。

沈阳变色了，它在三小时内完全改变了，我和韩清涛返回办事处，在小院落中，看着将落的夕阳，相对无言，默默流泪，因为我们已失去一切，我们空虚得一无所有。对于未来是死是活，也全然不知。

这时申报的送报生韩清涛的那个侄儿，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训他的叔父和我，平日养尊处优，骑在人民头上，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的“文特”，现在这所大楼，由他接管，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包括私人的衣物，也是属于人民的，不得移动。韩清涛和我没有和他争辩，我们离开办事处，真的什么东西也没拿，他大概以为我们已无路可走，绝对逃不出共匪的魔掌，所以也没有跟踪我们。于是我和清涛决定，分别躲到朋友家中，并且互相留了地址，俟机逃亡。

看到朋友，不敢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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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日，沈阳已经很冷，我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仓惶跑到我前文中提过的一位卢姓同学家中，因为他们家住的是东关的贫民区，预料共匪在一两天内，不会搜查。

我一进卢家的屋子，卢伯母便要我脱掉皮大衣，换上短袄，我问他老人家，敢不敢收留我，她说：“为什么不敢，你就是俺的儿子。”一日的晚间，我就躲在卢家，睡在火坑上，但怎么也睡不着。

夜里国军的飞机，来轰炸铁西区的弹药库，爆炸的声音很大，大约每隔四五分钟，就有一次巨响，我们住在东关，距铁西区很远，所以不怕有被炸的危险。

十一月二日，卢伯母要他家的大儿子，到外面听听消息，我也把我的皮大衣和平日存放在卢家的一些衣物，拿到露天市场上去卖，以便换些钱，做为逃难之用。

在露天市场中，我一眼就看见了沈阳市政府教育局的主任秘书刘胜超，他打扮成一个乡下人模样，也在那里卖东西，我们见面了，但谁都不敢和谁打招呼，怕对于对方不利。然后互相背转身，悄悄擦眼泪，因为天气冷，擦擦眼睛，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

晚间在卢家听收音机，知道“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和笔者，都被共匪列为第五级的地方性“文化战犯”。卢家大哥回来也说：“新报”中有些人是匪谍，其中有两个人，是经我考试进入“新报”的，其中一个是匪城市工作部的，一个是匪教育委员会的。那两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忘记，那是总编辑汪河清和我共同主持考试，招考进来约六名记者之一。城陷后那两个匪谍，到处找我，所谓“文化战犯”也者，也是他们弄的。不过那两个匪谍，平日的表现很好，也没有“不满现实”的倾向。据说：他们对报社中人的言行，都有记录。接收“新报”财产的也是那两个人。

“四野”人马统治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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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城陷后，我感到真是如同“丧家之犬”，当时也体会到政治可以改变一切，一切都是在政治支配之下。但偶尔也发呆想，国军或者会反攻回来，否则又何必轰炸弹药库，并且炸死那么多人？

在卢家，一闭上眼睛，那幕大批国军，像被赶绵羊似的，赶到剿总军法处去的惨象，就在脑中出现。那真是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十一月二日驻守浑河一带的青年军二○七师官兵，誓死不肯投降，他们从市郊西南，继续向城内猛攻，枪炮声整整打了一昼一夜，那是孤军奋战。据说二○七师是由一位旅长率领，可惜的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后来听说。他们退到长白山中，然而共匪则宣传“顽固的二○七师，已悉被消灭”。

十一月四日，共匪接收了沈阳的“中央日报”，改出“沈阳时报”，那是他们入城后第四天的事。那一天街上已有了稀稀落落的行人，但所有的人，都把西装脱掉，换上了破棉袄，街上走的，尽是穷人，沈阳立即变成了“穷人的城市”。

国军的伤兵，没有人收容，没有人理会，扶着拐杖，走在街上，向行人伸出乞怜的手，但却没有人敢对这群“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发点慈悲心，于是共匪教他们抢大户，抢商家仓库，然后共匪的“沈阳时报”趁机发出警告，要市民注意防范他们──指国军伤兵──的“奸淫掠夺”。接着共匪宣布与人民“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在墙上写煽动性的标语。“解放”变成了时髦的名词，金圆券被一纸布告，害得失了灵验，“八路票”成了市场上的宠儿。

共匪在沈阳成立的第一个机关，是“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一机构是共匪的最高军政机构，另外还有一个卫戍司令部，军管会由陈云为“主委”，王首道、张学思副之，卫戍司令则由伍修权担任，伪辽宁省主席是张学思，伪沈阳市长是朱其文。而张学思和朱其文，都是后来，才从哈尔滨赶到。突然接收沈阳那样大的城市，在当时的共匪而言，确也是手忙脚乱。

上面提到的这些名字，在当时都是林彪手下，第四野战军的当权派，谁会想到，这些人在二十四年以后，和他们的主子林彪一样，全被整肃。那也就是干共产党的下场。是必然的下场。因为共党在斗争之中，当“政治生命”结束时，“人身的生命”，也同时结束。这也就是真正读通了书的知识份子，必然不做共产党的原因。

沈阳城自一日下午沦陷，到四日下午的三天中，最刺眼的是他们到处挂红布条，满街都是红布，形成了“红色的恐怖”，直到现在，这多年来，我一看到一片红色，就有着恐怖的感觉。

在沈阳陷匪的三天中，我托卢家大哥，不断的和韩清涛联络，约定逃亡的日期，并作逃亡的准备。我则像小老鼠似的，躲在卢家，不敢出门。卢伯母给我弄了件破棉袍，棉袍子的面有好几处露出旧棉花，我自己则用黄粘糕涂牙齿，也不再刷牙。不再洗脸。让自己变成一脸风尘之色，卢伯母又把过去我送给他们的面粉，拿到露天市场去卖，大约凑足了二十几个银元，有几枚缝在破棉袍中，有几枚放在破皮鞋的后跟里，有几枚则带在身边。

烈士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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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下午我骑了卢家大哥的脚踏车，绕市区一周，看看沈阳市的情形，同时也看看我自己像不像一个商人，一个小商人。因为我和韩清涛约定五日一早就上路，向关内逃亡。

在火车站前，看见了许多伤兵在讨饭，在最热闹的一条街道太原街上，我看到了盖着草席的一具尸体，尸体旁边写着一片粉笔字，大意是说：他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败，他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他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他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好多人悄悄的看过地上的遗书，再悄悄的走过去。

那是一个离乱时代的悲惨而动人的故事。那里面蕴藏着国魂和军魂。那一晚我自己找到了韩清涛，他躲在黑暗的一间小屋子中，他问我明天能不能走得成，我说：再不能停留下去了，听说共匪入城一周以后，要进行一次大搜查。

然后我再告诉清涛，我在太原街看见地上遗书的故事。清涛开始流泪，我则说：我到底在沈阳城中，国军身上，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失去已久的“国魂”和“军魂”。只要有了它，我们一定会再度回来的。

清涛也告诉我，他的那个做匪谍的侄儿，到处在找他，要向共匪邀功，所以他真是十分焦虑，而且度日如年。那时清涛的夫人子女，已在北平，他所担心的是怕走路不行。因为我们的预定是从沈阳徒步走到山海关。而且决定无论在路上，遇到什么事情，无论共匪如何留难，一定要坚持我们是一个商人，清涛的身份是“货郎”，他必须知道，针线、扣子、化装品，包括香皂，毛巾的价钱，我自己的身份则是在车站旁边买杂粮的行商。我要知道，高梁米、玉米粉，小米面的价钱。以便在路上应付共匪的盘查。

我过去自长春撤退时，领了一个准备避难的身份证，职业栏内，填的是商，这次可以派上用场，韩清涛在沈阳紧急时，也弄了一张身份证，职业栏内也是商。我们相信，大约可以冲出囚笼。

逃离那座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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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晚我回到卢家，卢伯母给我包了三十个酸菜馅水饺，里面没有多少肉，他们全家则吃粗粮做的煎饼和稀饭，卢家嫂子，则用旧毛线替我织了一件毛衣，留着在路上穿。

卢伯母家，一直过的是苦日子，但是他们不欢迎共产党来，因为山东老家的来人，在过去已经把共匪的清算斗争和不人道的作法，包括带纸帽子，打锣，游街的故事，告诉了这些下关东的乡亲。所以卢伯母那晚上，特别嘱咐我路上要小心，像我这样念过大学的人，共匪是不会放过的，而一旦被他们抓去，一定凶多吉少。

那一晚，我仍然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铁西地区，仍有飞机声和爆炸声，同时我怕共匪在半夜进门搜查，连累了卢家，我极其希望，在这最后一晚中，不要出事。

我看到纸窗一点一点的发白，在黎明时分，我走到室外去看天。天上剩了一颗大毛星。那一晚我想了很多事，我想我如果不做记者，不写骂共匪的文章，今晚的心情也许会宁静些。现在和共匪已经结下了深仇大恨，能逃掉算捡一条命，逃不掉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在天将亮时，卢家大嫂起来烧饭，我实在希望能再睡一会儿，但是睡不着，我也想到这一次走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去。也不知道，路上会不会被共匪看出破绽。

五日清晨，是沈阳沦陷的第四天，我终于离开那座古城，在大南门外的两百米的地方，我和韩清涛会合，开始我们以后十五天的逃亡行程。

静静的松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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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年，时间过得仿佛很长，沈阳的落幕，又是那末仓促，从东塔机场抢登飞机未成，到躲进卢家，作逃亡的准备，那几天的日子，显得更长。东北从接收，到落幕，连头带尾，一共四年，真正的时间，仅有三整年，东北的三年，变幻太大，东北之失，失得过惨。

东北在惨痛的情形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接收，接收过后，又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沦陷，而最后一个据点沈阳，也那样的轻轻的被葬送了！

东北三年，在后代史家写来，也许用四五行小字，便可结束，然而在一个身历目睹，在战火边缘上工作了整整三年的新闻记者，执笔为文时，却有着无限辛酸与沉痛。

我深深的记得。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冬，我飞抵长春时的心情，虽然那时长春插的也是一片红旗，是在苏俄军队占领下，但心情是苍凉悲壮的，民国三十七年冬（一九四八年）我逃离沈阳时，城内也是一片红旗，却是在林彪军队占领下，而心情则是恐惧而衰微的。

三年虽然仅有一千多个日子，从大摇大摆的出关接收，到化装逃出塞外，飞去爬回，恍如一场噩梦。

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在沈阳失守一周年那天，我为“新闻天地”周刊为了一篇：“哀东北”的文章。那篇文章的开头是“一九四八年秋，十月十五日，锦州城陷，范汉杰将军被俘，是年十月二十日，郑洞国被迫投降，长春易手，十月卅日，卫立煌弃城飞逃，沈阳不守。仅仅半月时间，东北连陷三城，逾两月，林彪驱兵入关，平津又告急……回头看，一九四五年秋，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率军攻克山海关，翌年春，大军过锦州，进驻沈阳。五月廿三日占领长春。数日后，驻马松花江畔。”

下午三时左右，共匪的后续部队，陆继进城，国军所使用的吉普车，马上换了红旗，车上的驾驶兵仍是旧人，但坐在车上的人却换了主人，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

那是一个多雄壮的局面，又是一个多悲惨的局面。屈指算，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时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经二十七岁了。能逃出匪区的，只是少数，大部份东北青年，却看不见祖国的旗帜。松花江的水，静静的流，长白山的雪，终年不溶，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那里有几千年用不完的煤矿和铁矿，还有三千多万朴质而善良的黄帝子孙。翘首北望，又岂仅呜咽而已！

奔向山海关
逃难的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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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阳到山海关，约八百华里的行程，我和韩清涛先生，过去没有徒步走过这一条路，我们的计划是沿着铁路线走，但一出沈阳的大南门，就看见了逃难者群，于是我们很自然的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

在逃难者群中，大部份是伤兵和由匪方发给“路条”——〝共匪的通行证〝——的国军俘虏。一路上的行人，像一条长龙，其中包括推独轮车的，赶北方大车的，人群走得极为散乱。那一大批逃亡的行列，每个人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伤兵中照样穿着国军的制服，另外的一大批人，都是逃难的公教人员。不过每个人都经过改装，和老百姓一样。

我和清涛约定，一路上装作互不相识，如果有一个人被捕，另一个人，也不必等候，以免被匪兵对质。我们第一天，大约走了六十华里，那时候，还年轻力壮，走起路来，并不感到怎样吃力，只是担心被匪军发现我们不是商人。我穿着露出棉花的破棉袍，系了腰带，另外背了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破棉被。第一晚我们住在新民县的一个乡间小店，八九个人，睡在火坑上，韩清涛就睡在我的旁边。

半夜匪军的干部，提了马灯前来查店，我把在长春时领到的假身份证拿出给他们看，我的名字填的是于春财，兄弟栏内是春发、春福、春生一我排行第四，合乎“发福生财”四个俗气的名字，职业栏内写的是商。匪干问我到什么地方，我答以锦州。到锦州做什么去？我答去看姨妈。接着问清涛，他也很土气的答是到锦州去探亲，第一晚没有什么麻烦，但夜里被清涛推醒两次，因为我在睡梦中呓语。

说来也奇怪，在平常时候，我躺在牀上有看书的习惯。如果睡前不看书。就会闹失眠。逃难的第一个晚上，竟然能倒头便睡，不过我很担心我的那双破鞋，因为鞋后跟中，藏了几个银元。

磨老茧、睡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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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们背起行囊上路，路上的逃难者群，比第一天更多，走了不远，共匪开始检查，他们仅看看行人的面孔。就发出“命令”，要逃亡者站成两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左边的一排，有的被命令站在右边的一排、第一次韩清涛就被分配到左边的一排，我则被分配站到右边的一排，我们不知道究竟那排要被扣留，那排被放行。

经过初步的盘查，站在右边这一排的大部份没有问题，站在左边的要被扣留。清涛在他的行列中向我以目示意，暗示他可能被扣留了！我们这排每人被盘问三两句，个个放行，但轮到我时，一个三十几岁的匪干则说：“我看你不像是个卖粮的商人，然后他要我伸手，检查手指上，没有老茧，于是他更唬吓着说：他认定我是个“国特”，不然就是“情报官”，但我告诉他：我在沈阳两孔桥下卖杂粮，根本不要费力，我只看守我的摊子，自然没有老茧。他似乎被我说服了，摆摆手放行。我眼巴巴的看了清涛一眼，不能说一声再见。一个人，无精打采的上路。同时默默的为清涛祝福。不过从这一次检查后，我学得乖巧了，一路上用小石头在手指上和掌心中摩擦。因为说梦话，晚间也不敢再住小店。由于失去清涛，我真是少了依靠，只有一个人提心吊胆的随着人群走，一路上没有卖东西的，便随着伤兵们讨饭。所谓讨饭，也就是作乞丐。

十一月的东北，已经飘雪，讨来的剩饭是冷的，喝的水也是冷的，但吃下去竟是十分香甜，而且肠胃也能消化掉。晚间打开包袱，取出棉被，就睡在山腰里，听呼呼的风声，但也居然能够入睡，这时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餐风宿露”这句话的意义。人到了仅需要保住一条性命，而且不存什么欲望时，凡事到可处之泰然。所以在山腰中睡了一晚，竟然毫无腰酸、背痛现象。第二天照常跑路，照常讨饭充饥。

那时候共匪干部们，正在各处搜查第九兵团的司令官廖耀湘将军，有的大乡镇的土墙上贴着“捉拿廖耀湘”的告白，为的要项是：廖耀湘，五十多岁，花白头发，操湖南口音，中等身材，是个胖子。那正像旧小说中描绘的“画影涂形”。

讨饭吃雪、长夜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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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仅仅二十几岁，而且自六岁由山东蓬莱下关东后，能说一口纯正的东北话，而且手上磨出了老茧，所以前四天到也未遭遇到较多的麻烦，于是胆子也就壮了起来，但自己却没有把握一定能顺利过关。

随着伤兵讨饭，看见匪兵就喊声“队长”，再加上一脸风尘之色，真像是一个北方老粗。我觉得在逃亡最初的四天中，我学了很多，但每天都要找一个背风的山腰，披被坐着睡觉，醒来后看看天上的星辰，渴了时，就在附近抓一把雪吞下去，然而却一直没有生病。

随着逃亡的行列，“晓行夜住”，除了怕被捕以外，心如止水，所以一路上脑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应付匪干，如何至死也不暴露我是“新闻记者”这个身份外，一切都是空洞的。从沈阳到新民，经黑山、北镇，度过大凌河，那时河水已经结冰，从冰上步行渡过大凌河时，心中生出无限感慨，回想过去两度出关，一次撤回，坐的是飞机，大凌河在机翼下，只是一条白带。而今逃亡了，却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现在没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来庇护，一条小生命，真像一只蚂蚁。再看大凌河竟是那样宽，水也结得那么厚，自然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而个人却是无家可归，真的体会到“国破家亡”的这份感情，不禁悲从中来，但竟不能放声大哭一场，也不敢放声大哭一场，那该是人生的最大痛苦。

前路迢迢，自己走了多少路程，没有计算，也不便向人问路，走呀走的，渐渐的走得两腿发酸，再加上一路上讨饭过活，缺乏营养，渐感体力不支。不过自大凌河到锦州间，已经有北方大车，可以乘坐，但要每人化七块银元，并且讲好，如果在路上被匪兵留难，缴付的银元，不能退回，而且晚上车老板要住在什么地方，车上的人，也要住什么地方，但短程行旅，一天的日程，则要一块银元，我决定做短途乘客，因为晚上我不能和别人共同住店，怕说梦话，露出马脚。就这样我开始坐上大车。

凶狠的共匪儿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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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难进入第五天的行程中，在黄昏时候抵达了一个小村庄，这次来检查的不是匪干，而是共匪的儿童团，他们把红缨矛—像似戏剧中张飞使用的矛——一举，拦住了大车，对每一个行人，包括伤兵，检查得十分细密，他们也许并不识字，但都要看每一个人的路条或身份证。

这些儿童团，虽然小小年纪，却都具有共匪的一付凶狠像，据说这批小东西，都是经过匪干训练不久，由匪干在后面撑腰，于是这批本来性善的第二代，却变成性恶的小匪干。我看到这些孩子，心中十分难过，因为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是农村的好孩子，而经过共匪短期训练，竟然走火入魔，装模作样的要管教起大人来。

在冬天的黄昏，在太阳将落的时候，看见那群孩子，唱看共匪的“军歌”，扛着红缨矛，耀武扬威的样子，心中有着一种极其沉重的感觉。

渡过大凌河后，沿途看到的防空洞很多，那些防空洞，仅能容纳一个人，而且小洞就挖在公路两旁的土崖上，共匪挖掘的防空洞，有些地方，一洞接着一洞，以防国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并投掷炸弹。

第五天晚上，也就是被儿童团检查的那个晚上，我就睡在“一人防空洞”中，以后的行程，每晚都如比，因为路的两旁，都有防空洞，所以可以寻找背风的洞中睡觉。

逃亡的第六天，没有再化钱坐车，但走累了就休息，逢到村庄就讨些剩饭吃，东北的民风朴厚，对乞丐向来乐予施舍，所以讨饭并不是件困难的事。而且有些人对于伤兵特别同情。除了给些高梁米饭，还加给咸菜。有些村庄，也住了匪兵，有些匪兵，并且和逃难的人聊天，但在路上，我们没有遇到匪军的大部队。偶尔有国军的战斗机飞临上空时，他们就进入民家。

在逃亡的第七天，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庄中，忽然又遇到了韩清涛，原来他被匪干拘留了一天，经过盘查后，认为没有什么嫌疑而放行，坐了大车赶来。过了那个村庄，我们又走在一起，两人这次相遇，不禁热泪盈眶，恍如隔世。清涛说：因为他的年龄正是四十多岁，匪干曾怀疑他是什么“接收大员”，后来见他讲些粗话，甚至连“坦白”两字，都装做不懂，所以拘留了一天，也就把他放了！

一只手表，过了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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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清涛在路上告诉我，对付共匪，就是要装得“傻里傻气”，尽量讲东北土话，至死也不要“坦白”，我也告诉他，我一路上在手掌上磨老茧的故事，清涛也开始用石头磨他的手指和手掌，同时我们再度重申，无论何人被捕，另一个人，要表现得毫不在乎，自己赶路。第七天的晚上，清涛也陪我住防空洞。我们两个防空洞相距有十步远近，不过第二天清晨，清涛告诉我说：他仍然听到我说了梦话，并且在梦中喊叫，但我本人竟然毫无所知。

第八天我们又各化了一块银元，坐上大军，黄昏时候，别人住进小店，只有我们两个新闻记者，继续前进。找郊外的防空洞休息，清涛并预料，前途大概“吉多凶少”，可以一道入关了，但第九天的中午，在一个大检查哨，列队搜查时，清涛被放行，我却被留住了！被留难的逃亡者，大约有七千多人，被拘留在一个大院落中，从中午到黄昏，没有匪干来审询，不过晚间却吃到了一顿热的高梁米饭白菜汤，那是九天来第一次吃到新出锅的饭，但由于心理的不安，吃饭时并不觉得香甜。入晚有匪干七八名，分别来审询，审问的内容，仍就是既然是商人，为什么忽忽忙忙的赶着去锦州，这次我的答覆是姨妈病重，必须及时赶到锦州去探望，他问住在那一条街，我告诉他是大南门外。那一晚大家都坐在大院落中的火坑上。大家坐着打瞌睡，但没有人互相交谈。

第十天的清晨，一个匪干拿出一支毛笔，要每个人写出自己的名字，那是他要试验被拘留的人的教育程度，轮到我时，我用舌头先舐舐毛笔，然后歪着头，用四支手指，紧握毛笔，姆指向上，用手写下“于春财”三字，写的歪歪扭扭，那匪干接着问我念过几年书，我说：私塾一年，然后注意到我的手表，问我小商人怎能带手表，我说做生意人，人人都有手表，然后他带我到一间耳房，似乎要单独审问，我想这下子真的是要被留下了，但结果却大出意外，他问我这只手表他想买，要多少钱，我说：队长喜欢，我奉送就是了！他说：“人民的军队，怎可拿老百姓的东西”？我说：没有关系，是我“心甘情愿”，于是我从腕上取下手表，交给他，他就放在他的衣袋中，然后告诉我，可以走了！我走了不久，又有十多个人，被放出来。另一些人的下落如何？似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互相探询，大家都默默的走路，每个人都在设法保护自己，而且似乎都十分警觉。

菸斗带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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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逃难的第十天行程中，中午时分，又在一个共匪的检查哨被留下来，这次的被扣，是因为检查时，匪干注意到我的菸斗，我在逃亡时，买了半斤高丽菸叶，放在卢伯母给我做的一只菸荷包中，高丽菸叶，是东北俗称的旱菸，用旱菸袋吸食，当时我的烟瘾很大，所以荷包中装满了旱菸叶，一路上使用菸斗吸菸。

那个匪干要扣留我的主要原因，是使用菸斗，一定是国民党的高级份子，问我在那买的，我告诉他路上抽旱菸袋不够方便，我在沈阳做小生意时就使用菸斗，他翻了我的菸荷包，看看抽的并非菸丝，而是旱菸：对于我的话，似乎是将信将疑。

然后我就装满了菸，当着他点着火柴，大口大口吸菸，表现得一副老粗的模样，这下子他又开始看我的手掌，一路上摩的老茧，这回可有用了。他说。看样子到是个劳动阶级，我再问他什么叫劳动阶级，这时那个匪干笑了：“劳动阶级，就是做苦工的”！

然后他继续讯问许多人，却没有说放我通过那个卡哨，于是我就坐在地上等。直到日落时分，那个讯问过我的人说：你可以走了，前边就有村庄。我走了大约半里路远，怕那支菸斗，继续给我带来灾祸，就把它抛得远远的，同时在路上检了一张共匪的废报纸，把它放在菸荷包中，以后菸瘾发做时，就用报纸卷着菸叶猛吸。有时也分给伤兵们一支。

那天夜里，自然也和平常一样，住在防空洞中，越往西行，天气越暖和，也觉得逃出匪区的希望越大。

果然以后的五天行程中，没有再受到留难，而且在第十一天的逃亡行列中，又遇到了清涛，原来他也又被匪干留难过一次。自然我又将两次被拘留的情形，告诉了他，他也把他再被留难的情形告诉了我。他说：但愿上天保佑，以后再没有被留难的情形发生。我们能携手入关。

大车上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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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行程中，我和清涛坐大车的机会越多，但却是每天化一块银元，坐短途大车，而且我们分坐两辆不同的车。

在大车上因为我打扮得过于土气，而且有一副傻像，所以同车的人，都欺负我这个“老粗”，一辆大车要坐上十几个人，但是车上的人，全是逃亡者，我估计几乎全是化装逃亡的公教人员，他们坐车时，常常因为我伸了脚或者由于车身动摇，碰到别人，于是有人打我一拳，我不还手，忍耐下去，因为怕在争吵时，暴露了身份，由于第一个打我一拳的人，我未抵抗，也没有怒目而视，表示心里上的反抗，所以接二连三的连吃老拳，你一拳他一拳的，这个说我坐的位置太多，那个说我一副蠢像，于是我变成了大家的出气筒。

我终于忍耐不住了，那是在一个人又打了我一拳的时候，我开腔了，而且声音很大，我几乎是怒吼了：我说：“大家都在逃难，那个是真正的老百姓，为什么在逃难中，还有人欺负人，一旦拆穿了，一个人也跑不了，大家一道作俘虏，同归于尽”。这几句话，立即产生了效果，其中一个人出来打圆场说：“老弟说得对”，于是我身边的人，每人收缩了身子和腿，给我让出的地方，足可以躺下睡觉，但我却十分后悔。

从那以后，车上的人，对我十分客气，因为我的估计没有错误，全车的人全和我一样，都是要被共匪追捕的人。直到后来逃到“三不管”地带——没有国军，也没有匪军的真空地区——前所，大家表明身份时，才发现用拳打我的人，有的是县长，有的是警察分局长，有的是中学校长，那时候，我和清涛，也都表明身份，我们是新闻记者。

那是大动乱中的一项小插曲，当然我的怒吼，可能遭来横祸，被共匪拘留，但当时年轻气盛，而且化装得太土气，而致遭人欺负，事隔二十多年，现在回忆起来，车中怒吼的事和一天跑了四次机场，抢登飞机未成的事，在脑里的烙印最深。

国军飞机的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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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过了义县，沿途看到的共匪所挖的一人防空洞越多，几乎像似蜂巢，公路两旁的土崖，不到五步远，就有一个防空洞，过了义县，就是锦州，是范汉杰将军司令部的所在地。

屈指算，已经走了十二天，心里想，过了锦州，还有锦西、兴城、绥中、前卫几个大地方，共匪的检查，可能更严，但却也有了一种希望，那是逃出匪区的可能性很大。

当我和清涛抵达锦州时，战火已经过了一个月，但城内外却依然残破不堪，共匪围攻锦州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断壁颓垣，使人惨不忍睹，那座古城，完全给共匪的炮火毁了，毁得面目全非。

前文说过，在俄军占领长春期间，我曾随吉林省府的接收人员搭军机自长春撤退到锦州，然后搭车到北平，那是三十五年春间的事，所以我对这个城市，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三年后我再重临旧地，几乎认不出那就是山海关外的重镇锦州。

当时我也想到在锦州攻防战时，没有一个记者留在锦州，写一篇现地报导，所以范汉杰将军，打的那次硬仗，在报上的新闻也不多，但从全城房屋毁了三分之二的情形看，可以想见当时战事的惨烈，范汉杰将军和他的官兵，总算替国家、民族，尽了最大的努力。较诸那些“不战而降”的将军，在风格上，要高得多了！

过了锦州，在女儿河附近，有两架国军飞机低空扫射，当飞机扫射时，距离我和清涛，仅有两千米左右，我们迅速伏在地面上，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步行。当飞机扫射时，清涛低声在说：如果不死于敌人的追捕之下，而死在自己飞机的弹下，那才惨哩！不过那两架飞机，仅扫一次，即行飞走，有一辆大车被击毁，两名逃难者受伤，我们急于赶路，不敢多管闲事，对那两名伤者，如何处理，也就未再加理会。

前所之夜、百官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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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逃难，进入第十四天行程，经过兴城、绥中，在黄昏时到了前所，再一站就是国军驻守的山海关。

前所是共匪和国军的缓冲区，敌我双方都没有军队驻守，也没有行政机构，在前所的前一站前卫，是共匪的防线，当时我们预料，那一定是很难过的“关口”，但出乎意料之外，匪军竟没有查验，即全部放行。到达前所后，清涛和我手牵着手，高兴得流出眼泪。互庆“死里逃生”。那种心境，是难以形容的，也是半个月来，最快乐的一天。

前所是一个山海关外的小镇，由于我方与匪力均无兵驻守，所以当地人称为“三不管”地区。不过敌我双方都有便衣谍报人员在活动。市面反而较其他地方繁荣，因为那地方可以使用三种货币，第一是银元，第二是政府的金圆券，第三是匪军的纸币，当然那些货币，都有一个兑换率，是以纸币所能购买的东西，作为兑换率的标准。

在前所的那一晚上，我和清涛，住在一家小店中，我们买了高梁酒、猪蹄，吃了逃亡以来，最丰盛的一次晚餐，那一晚我们也逛了前所的夜市，由于前所没有电灯，夜市中摆着马灯，各种东西都有。

那一晚我们也睡了火坑，而且有了羊毛毡铺在坑上，入晚之后，许多逃难的人，都兴奋 得睡不着，大家相互微笑着打招呼。

那些化装逃难者，百分之百是政府的公务员以及军官，文官最高的是县长，武官中官阶最高的是军长。

其中有人“纵酒”高歌，有人痛哭流涕，有人长吁短叹，有人大骂共匪，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大家都得庆更生，能逃出匪区。前所之夜，像是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等级的官，在那里开了一个自然的晚会。

在烛影摇摇中，有人唱起“红烛将残，瓶酒已干……”抗战时期的老歌，有人高吟：“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畔、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九一八、九一八……”，我和清涛、静静的听、静静的感受，清涛忽然说：“我们路上所遭受的罪，都是日本人带给我们的，因为没有九一八事变，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没有西安事变，共匪老早就被消灭掉，没有共匪，中国在战后，将是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清涛祖籍河北，他的祖先已迁东北七代，是不折不扣的东北人，他说：这些血债，总有一天，要追回来的。

山海关外、黄昏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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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难行程的第十五天中，我们抵达山海关外，那是黄昏时候。山海关内，灯光通明，关外则一片漆黑，关门之外，有一大批黑鸦鸦的人群，大家高呼，我们是来投奔祖国的，我们是冒者生命危险，向关内逃亡的，但城楼上，却没有反应。城门也不开放，大家席地而坐，我突然想起童年时看小说中：“罗成叫关”的故事。

我们一边望着城内的灯火，一旁听着远处的炮声，惟一的希望是有人出面开关，放我们进城，进了山海关，那才是我们自己的地区，那里有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那里的一切，才真是属于我们的。当时我们并深深的体会到。惟有失去政治保障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政府，更为可爱。惟有失去自由的人，才会感到自由的可贵。惟有失去国家庇护的人，才知道国家的重要。

大约是晚间九点多钟，关上的城门开了，走出的是督察处的巡逻队，他告诉那些等候巡城的人，写下自己的名字，职业，来自何处，山海关城内，有没有认识的人。那时我一个熟人也没有，韩清涛到想起他的一个朋友高澜波，现职是十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可能在山海关内。

十点钟，清涛带进去的纸条，发生了效用，城门开了，十一行政区的督察专员高澜波亲自出迎，高专员一手拉着清涛，一手拉着我，缓步入关，关门又关上了，那一晚仿佛就允准我们两人入关。

进了山海关后，我们立即乘了专员公署的车子到了高澜波办公的地力，高先生要勤务兵替我们打水洗脸，并要我们更衣，是两套棉军装。然后他陪我们一道吃绿豆稀饭，细问路上情形，原来他和清涛是十几年的老友，在胜利之后并和清涛同乘一架飞机，自重庆返沪。那一晚我们才算真正的重获自由，下榻在专员公署的宿舍中。清涛躺下不久，就鼾声大作。

榆关一夜、今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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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日清晨我们一觉醒来，高澜波先生，己在外面的房中等候，陪我们吃了早餐，然后拿了两张招商局的船票送给我们，他并且说：在离乱的岁月中，在军旅中，他末能善尽地主之谊，山海关能守多久，他也不知道，那两张船票，是他送给我们的。我们除了感激得流出眼泪以外，连声谢谢，也没有说，现在清涛己身陷匪区，他是在自北平再度逃亡时，逃到山东德州，又被匪干截回去，不知道高澜波先生是否已来到台湾？廿多年来，我一直感念高先生的情谊，到处打听，总是没有他的消息。

高澜波专员在廿日早餐后，又陪我们看了一下城防，山海关驻满了军队，秩序也十分良好，在我们看城防时，我想到第一次自关外撤回北平时，我陪吉林省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住在杜聿明将军的招待所内，第二天一早，看到了阳光照进房内，紫藤花刚刚发芽，那是多么闲适的意境，第二次在山海关内过夜，却是一个刁斗森严的晚上。抚今追昔，徒增无限感慨。

二十日上午十点多钟，高澜波先生亲自送我们到秦皇岛，登上海宇轮，不久船开了我们驶向塘沽。船在大海中，航行得很稳，当天我们就抵达塘沽，换乘火车，转赴天津。在黄昏时分，抵达天津车站时，清涛的夫人，已经在车站上等侯我们，原来高澜波在送我们上船之后，发了一封电报给韩清涛夫人，在兵荒马乱中，难得他想得那样周到。

天津车站，兵车辚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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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车站上，我们看到大批军队在调动，兵车辚辚，天津似乎已进入战争状态中。因为整个车站，都堆满了军用物资，货运火车上装运的大炮，都穿着炮衣，车站上有着武装的宪兵在巡逻。十足是一副战时景象。那时我又发奇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度随军出关，收复锦州。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又是二十四年，虽然这二十四年，生活得很宁静，但我却永远忘不了那段忧患的岁月，甘四年前我只有二十七岁，现在已经五十出头，当年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北望中原，遥想当年山海关的灯火黄昏，天津的大铁桥，还有我逃亡时的伙伴韩清涛先生，他今年如果仍然健在的话，也已七十岁了！

人过中年，常常会回忆起往事，包括甜蜜的日子和苦难的日子，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五十岁左右的一代，一直生活在炮火的边缘中，在炮火中成长，在离乱中奔驰，我们所遭遇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艰巨的时代，也是最促人奋发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近年来，每当更深人静，仰望天空的星辰时，我常常低吟放翁的诗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虽然我个人的青春，在岛上的宁静岁月中消逝，但愿在最近的几年中，能再度随大军北伐中原，立马山海关外，以雪二十四年前，仓惶夜奔，微服逃难的耻辱。

让我在眼未花，耳未聋之前，再看看松花江的流水；大凌河的坚冰塞外的雪爬犁，还有一望无际的高梁田，六月三伏天的青纱帐。让我的脚印，重踏一遍当年讨饭逃亡所经过的地方，寻回我的青春，以及逝去的那些日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