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们的故事
作者：刘琪
目录
前言
1、吴八老岛的冲突
2、虚惊一场
3、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
4、叛逃者和特务
5、奔丧
6、面对死神（上）
7、面对死神（下）
8、我要读书（上）
9、我要读书（下）
10、我们队里的知青们
前言
1970年我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插队，与苏联隔江相望，不仅对岸的哨所、军营、车辆、人员走动看的清清楚楚，顺风的时候连对岸的人说话也能听见。到这里来插队也是自己自愿报名的结果。当时虽说是“一片红”，中学毕业生都要去农村，我不选军垦农场或离上海近的安徽、江西的重要原因便是只有呼玛县是真正的“反修前线”，和苏联只有一江之隔，1969年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我的一些朋友们已经去那里插队，他们用白桦树皮写的充满激情的来信也使我蠢蠢欲动，想到那边去扛枪打仗，保卫祖国。
1970年4月15日，我们在夹道欢送的锣鼓声中，从集合点交通大学出发，经过淮海路、西藏路，在彭浦火车站乘上专列，带着藤条帽和口罩的工人民兵手拉手在月台上组成一条保卫线，奋力抵挡着冲向我们挥手告别的家长亲友的人群，高音喇叭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巨响也盖不住火车启动那瞬间爆发出来的哭泣声，我们则在啜泣中向黑龙江挺进。
在出发前我们被告知和黎明、五原中学的一批毕业生一起被分配到金山公社三间房生产队，心情十分沮丧，倒不是嫌三间房这个地名露了穷相，而是因为看了地图，三间房是在公路边上。我们马上提出申请要去靠近江边的生产队插队，到了塔河下车后不久，上级居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就地把我们转到黑龙江边的察哈彦插队。4月22日晚10点多，行进在大森林中的我们忽然看到在前方上空接连伸起几发红绿色信号弹，随后又看到月光下蜿蜒冰封的黑龙江时，心情十分激动，到中苏边境了！
中苏边境上的八年的土插队生活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和奇闻逸事，中苏两国的边境冲突的余波，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作为一个普通知青的我都有过体验，因为和许多以知青为题材的小说还有些不同，现在挖掘出来与各位朋友以及下一辈的孩子们共享。信不信由你，也不要对号入座，如有巧合，纯属偶然。故事就是故事，不是历史。
（《老知青们的故事》1996 年首先在日本筑波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办的《筑波园》上连载，其后又被亦凡书库转载，通过网络迅速传播。从 google 和百度上检索，可以发现海内外许多网站的纪实文学和文革小说栏目中都收入了故事的前七章的内容。 2004年6月进行了重要修改，增补了八、九、十等三章，并参考了刘世杰主编的《呼玛知青风云录》及《续集》。感谢童世敏、王建、陆亚平等兄弟姐妹提供了大量的照片和资料。刘琪注）
一、吴八老岛的冲突
一谈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很多人都知道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其实同时在黑龙江上还有个吴八老岛，也是中苏激烈冲突的一个热点，只是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程度罢了。我插队的察哈彦离吴八老岛只有百里多地，因此刚到那里，老知青和老乡们便给我们讲了一些围绕着这个岛中苏冲突的故事。据说当时有首叫“手握一杆钢枪”的歌曲最初就是从这里唱出的，后来被编进一本叫《革命歌曲》的书时，则把“我守卫在吴八老岛上”改成“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此外，由上海知青叶磊作曲的“吴八老岛红旗飘”也是当地知青民兵中流行的革命歌曲。
吴八老岛位于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三合村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苏联曾经想继承沙俄时期的不平等条约，把边境线划到中国岸边，视界河为内河，中国方面从来就没有认同过。岛上虽说没有金矿和石油，但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苏方人员经常上岛打草，中方也不加以阻挠。好比是邻居偶尔用一下你的东西，在关系好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这就给苏方在以后视吴八老岛为苏联领土留下了隐患。我所在的生产队附近的一个小岛也是因为过去默认苏方人员上岛打草砍树后来引起了纠纷。
中苏关系交恶以后，中国红卫兵开始上岛，躺在苏军打草的地方，抗议苏军入侵我国领土。据说苏联军人从1967年夏天首先开始在岛上挑起冲突，阻止中国边民上岛。记得当年中国的一部纪录片上曾经有过苏联军人在岛上把中国渔民赶得四处乱跑的场面。新华社还专门发过几张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吴八老岛地区的侵略行为，一张是全副武装的苏军在一名校官两名尉官的指挥下，站在岛上用长棍阻挡在小船上的我边民上岸；一张是我边民坐在岛上休息，头顶上有一架直苏军直升飞机在盘旋。(下图左为吴八老岛冲突亲历者山秋林)
听当地人讲，当时苏联军人每次出动都有几十人，身材高大，训练有素，执枪持棒，气势汹汹，驱赶中国人时动辄拳打脚踢，棍棒齐下，土生土长拖家带口的老百姓挨打后都谈虎色变，心有余悸。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主权，同时为了揭露“新沙皇”的罪行，中央制定了在黑龙江边境针锋相对，但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落实到吴八老岛地区就是以群众斗争的方式来对抗苏联武装军人入侵，不扩大紧张事态和冲突规模。于是上面便动员了一批血气方刚的知识青年上岛抗议苏军的入侵。知识青年经过短时期的军训，也算是武装民兵了。但开始因为听从上级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节，只能进行说理斗争，不能携带枪支刀具上岛，不能主动出击，不能未经批准随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为揭露苏联“新沙皇”以强欺弱的暴行，也为了不扩大冲突规模，上面还明确规定了每次上岛的人数不能超过十几名（每次都明显少于对方），有时为了拍摄纪录片的需要还要把殴打中国边民的苏军吸引到岛的内侧来，这样赤手空拳的民兵只有挨打受气的份，没有还手的权利，甚至多次被苏联军人摔进江里，吃了很多亏。一名在江汊的小船上隐蔽拍摄苏军暴行的新闻记者也被入侵苏军扔过来的大棒砸中脑袋昏倒掉入江里，幸好被及时救起，摄影机的资料也没有受损。有一次，有位民兵见到自己的好友被几名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怒气冲天，实在忍无可忍，从船上抄起一根船浆，冲上岛去，一下子把一名苏军士兵打得昏死过去，结果回来还受了批评。
1967年和1968年苏军开始用暴力阻挡中国边民登岛，中国人当然要据理力争，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要在吴八老岛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不这样做无疑是承认苏联对吴八老岛的领土要求。于是双方人员便在岛上发生对峙和冲突，从吵吵闹闹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国人老吃亏，给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无招架之力。苏军一名中尉常是现场指挥，据说棉手套里藏有铁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员打昏过去，从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他打过人后，马上回到苏军人员保护圈中，趾高气扬，令我方人员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级也觉得老是挨打有损士气，如此如此调遣一番。
(苏联边防军在中国乌苏里江地区对我军民实施暴力驱赶。)
不久又有一批我方人员上岛生产，与前来驱赶的苏军开始争吵，我方人员当然都是老百姓装束(一般来讲，解放军是不准参加这种斗殴的，只能在岸边观望保护，据说是怕被苏军抓去，查明身份，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区别。苏军中尉于是指挥手下人员挥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国人员也如以往一样被追的如鸟兽四处散开。中尉正得意之时，忽然有几位似作逃避状的中国老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还没有出手便被一个中国人狠命地摔倒在地，另外几名中国人上去接着拳打脚踢，还有人拿起从苏军手里抢来的大棒对准他的腿部和腰部猛击，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等其他苏军士兵跑过来时，这几位中国人频频出手，把冲上来的苏军一个个摔倒在地，不慌不忙地回到自己的队伍中去了。
据说当时苏军士兵都给镇住了，因为过去苏军在和中国老百姓的冲突中一向是占上风，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老百姓有如此高强的本事，不知中国是否是把特殊部队的军人改装派上来动真格的，加之现场指挥被中国人打断了腿昏倒在地，所以没有人再敢冲上来继续斗殴，只好灰溜溜地抬着不省人事的中尉回到苏方一侧去了。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期，这一段江面上的冲突少了许多。（1996年写的这段故事全凭记忆中青少年时期听来的传说，2002年12月在网上看到徐焰在“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谈到“1967年夏天，苏边防军及其阿穆尔河(苏联对黑龙江的称呼)分舰队的人员又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历来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附近驻军和民兵的组织下，同年秋天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出面，以棍棒对强行闯入吴八老岛的苏军进行还击，终于将苏军赶出岛去”。2003年内部出版的《呼玛县知青风云录》中也有参与1967和1968年用棍棒将苏军赶出吴八老岛斗争的呼玛知青的回忆。2003年在网络上看到一篇萨苏写的“中国摔跤选手在珍宝岛的战斗”，据说是这场战斗亲身经历者的叙说，和我故事的情节大体相同。）
事后据称，那几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专门从省内各处调来的摔跤和柔道运动员，上级给他们的指示是不和苏军士兵纠缠，专打那位经常出面指挥打中国人的苏军中尉，这叫擒贼先擒王；还给他们放苏联军人无理殴打我国边境居民的纪录片，看各种照片，激起运动员的民族恨，幸好上级最后还没有忘记提醒他们当时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节)“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苏斗争方针，决不允许打出人命来，这就使苏军中尉在这几位彪形大汉的痛打之下不至于丧命。
那位苏军中尉从此再也没在吴八老岛上出现过。但据人说，他又在珍宝岛上多次指挥苏军人员向我方挑衅，最后在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被我军击毙。记得在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内部报导中出现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阎王老子要找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1969年3月2日阵亡的苏联下米海洛夫卡哨所所长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2）1969年3月2日阵亡的苏联克格勃特别处侦察员Ｈ·布依涅维奇上尉。
（３）苏军边防总队政治处摄影兵彼得罗夫（４）据称这是彼得罗夫3月2日临死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５）苏军宣传的英雄巴班斯基。
1969年3月2日、15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尤其是3月15日，苏军动用坦克装甲车和重炮，并用榴弹炮、最新式的冰雹型火箭炮火轰击我阵地和后方，把我纵深的公路打了个稀巴烂，运输车辆完全不能通行。但我军靠人海战术，由知青民兵配合把弹药运上了前线，炮兵也投入战斗，打退苏军多次进攻，最后把珍宝岛牢牢控制在手中，总算让苏联人吃了一回亏。据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我军的前线指挥员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原志愿军46军军长肖全夫少将，沈阳军区司令员、原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坐阵北京，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下遥控指挥前线作战（请注意是周恩来总理而不是副统帅、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亲自决策指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苏军前线最高指挥官，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也在15日的冲突中被击毙。中国方面一直认为他是被我军炮火击毙在指挥所里的。2004年7月俄罗斯历史学家金马写信告诉我，列昂诺夫上校亲自指挥4辆T-62型坦克向珍宝岛进攻，列昂诺夫上校乘坐的领头坦克被中国军队埋设的地雷炸伤，上校在逃生的过程中被打在坦克侧面钢板上的跳弹击中阵亡，在3月15日还有一名苏军上尉在珍宝岛上阵亡。3月15日列昂诺夫上校的尸体和3月2日阵亡的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的尸体都是由“苏联英雄”巴班斯基下士在珍宝岛上找到运回的。
（6）被我军击毙的苏军尸体（7）被击毁的入侵苏军坦克装甲车中乘员烧焦尸体（8）1969年3月14日苏联伊曼地区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左起第一人）、伊曼摩托机动边防分队指挥官扬辛中校（右起第一人）在珍宝岛前线。（9）1969年3月15日，列昂诺夫上校在珍宝岛地区被击毙，图为出殡行列。
（以上苏联方面拍摄的九图选自http://www.damanski-zhenbao.ru/ 俄罗斯达曼斯基-珍宝岛基金会网站上发布的照片，经该网站编辑金马同意可以发表。）
（关于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的详情请见）
那辆被击毁在中国境内江汊上的T-62型坦克，苏军几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苏联境内未逞（中国方面只默许苏军在当晚运走尸体。），无可奈何用重炮对其猛轰（网上称3月17日中苏在珍宝岛还有一次激战，但我至今未见中俄官方公开承认有步兵的混战，可能就是指苏军为这辆坦克大举炮轰我珍宝岛和纵深地区吧。），最后将周围冰块炸碎，坦克残骸落入黑龙江中。被中国潜水员拖上岸，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内展览。
此后，在吴八老岛对岸的苏军也许怕与我军发生直接冲突，加上黑龙江已经开化，上岛的进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飞机在岛上盘旋，耀武扬威。我方则由知青民兵上岛盖房种地。但从1969年5月12日起，苏军开始用轻重机枪向岛上射击，第一次机枪点射直接瞄准了和苏军有过多次交手、正在岛上干活的呼玛知青、民兵连长山秋林，幸好他赶的那辆马车的白马一下子惊慌狂奔起来，他又反应灵活，伸手拉缰绳，子弹就擦着他耳边飞过，烤得他耳朵发热（山秋林后来把那几颗险些要了他的命的苏联机枪子弹头从树上挖出当作传家宝保存在自己家里。）山秋林临危不惧，勇拦惊马，使马车上民兵的武器弹药没有暴露，在当地传为佳话。
那些日子，知青在岛上隐蔽地点吃饭时，被苏军子弹打断的树枝不时会掉到碗里，我方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有时子弹也飞到三合村来，把我方的高音喇叭也戳了几个洞，气焰十分嚣张。据统计从1969年5月12日至9月6日，苏方共向我吴八老岛地区进行2160个点射，1363个单发，共8191发子弹，射击最大纵深约1000多米。在岛上掩体内潜伏观察的知青或许是受了宣传中志愿军挑个帽子逗美国大兵开枪故事的影响，倒也挺大胆幽默，半夜三更不时把一个戴草帽的稻草人举升出掩体，引得离他只有五十米左右的对岸一个苏军地堡火力点不断射击，机枪子弹在头顶上乱飞，震得耳朵嗡嗡直响。
（google提供的吴八老岛卫星图）
为了显示中国的尊严，保卫领土完整，上级领导要求三合站的边防部队和民兵迅速组成联合巡逻队，上岛行使主权。当时已有知青来三合插队，得此消息，纷纷写血书要求上岛。经上级再三考虑，最后决定由解放军边防部队官兵四人上岛正式巡逻，知青民兵准备掩护和救援。出发前，开了军民誓师大会，群情激昂，巡逻官兵的代表也发言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走出国威和军威来，走完全部的巡逻路线，完全是敢死队的气慨，令人敬佩。（当时知青上岛前，有专门的新闻记者给拍标准照，大家戏称“遗像”。）
1969年5月15日上午，四名官兵身穿崭新的绿军装昂首阔步登上了吴八老岛。最初的几分钟，对岸的苏军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但没有象往常那样开枪。因为中国军队自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还没有在白天如此大模大样上岛巡逻过，我方岸边站着和隐蔽着的知青，民兵和军人都为之兴高采烈，还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之类的口号，不过马上被人喝令不准出声。谁知忽然对过苏军隐蔽点中终于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枪声，开始苏军还只是往空中开枪，见我军巡逻官兵还是一付大无畏的样子在岛上行走，便从卡里洛夫卡哨所和卡里洛夫卡下岛两个方向多个火力点用大口径机枪形成交叉火力，对准吴八老岛上巡逻队必走的一块开阔地狂射，子弹越射越低，可以说把我军巡逻队前进的道路完全封锁住了。我军巡逻队队员也不再昂首阔步了，开始借着岛上的小树灌木丛、坎子之类的隐蔽物来保护自己继续前进，后来在那块开阔地前不得不止步在一个小土包后隐蔽起来，只有领头的一个班长冲过了封锁线。岸边的中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受阻于苏军的枪林弹雨，纷纷要求上级下令开枪还击，保护我巡逻队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谁知现场总指挥，好像是一位师级首长说上级有命令，决不能把一颗子弹射到苏联领土上，这是绝对不准违反的军令。
在岛上潜伏的知青向冲过封锁线的班长传达了电话命令，让他带队撤回。班长又冒着枪林弹雨、靠着平时练就的娴熟的军事技术连爬带滚安全地冲回那个小土包。巡逻队趁苏军暂停扫射的空隙，撤回到岸边。过了几个小时，上级命令巡逻队第二次上岛。下午一时许，四名队员拉开距离，一字排开，迅速冲过了机枪子弹封锁的开阔地段，安全地和吴八老岛潜伏点上的知青民兵会合，气得对岸苏军一阵狂射后也泄了气。领队的边防站副站长组织大家朗读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庆贺胜利。不一会，上级来电话让他们继续巡逻。副站长打头，1949年出生，入伍不到三个月的辽宁锦县籍战士任久林第二个出发，他出发前，还和知青民兵握手言别，“让我们再一次迎接胜利吧”。
苏军的机枪又疯狂地响起。巡逻队官兵在子弹的威胁下进不得，有生命危险，没有命令又退不得，大概怕丢中国人的脸，违背自己的誓言，再说当时我巡逻队也没配备对讲器之类的通讯装备，即使上级要他们马上撤退也无法知晓。十几分钟后，岸上的我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在枪声中开始匍伏前进，不一会儿，第一个队员已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入一个隐蔽点，但第二个队员稍稍猫腰爬了几步，一个踉跚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也不动弹了，很明显他是中弹负重伤了（其实子弹击中任久林左胸，他喊了声“班长”就牺牲了。），其他队员和在岛上的知青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躯体拖到了隐蔽地带。岸上我方军民不禁义愤填膺，有人号啕大哭，再次请求还击。那位首长也热泪盈眶，他说我也有枪有炮有部队，跟你们一样想打，但没上级的命令，我是一颗子弹都不能放的，军区已下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中国军民是绝对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不会主动扩大武装冲突。此后，在7月的某天，经常在吴八老岛附近黑龙江江面游弋的两艘苏联炮艇在多次越境挑衅后，有一艘居然搁浅在岛下端我方一侧的沙滩上动弹不得，离我知青的隐蔽阵地和炮口不到100公尺，苏联水兵自知理亏，也手忙脚乱，急得哇哇大叫。我武装民兵在发现情况后未接到命令前，自动进入阵地，枪炮上膛，这时只要谁情绪冲动先打一枪的话，那么所有的枪炮都会发威，报仇雪恨，让这艘炮艇葬身于火海中，后果不堪设想。结果是连长及时赶到，宣布沈阳军区首长不准开火的命令，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越境炮艇来回挣扎，最后在另一艘炮艇的帮助下退回苏联一侧。
虽然已经打倒了中国边防军，对过苏军仍不罢休，轻·重机枪依然封锁着上岛的各条路口，苏联直升飞机也侵入上空盘旋侦察。我军的救护人员虽然冲上了岛，在躲避中丢失了医药箱等，最后是知青组成的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机灵地冲上了岛，但发现伤员早已经牺牲。夜幕降临后，中弹牺牲的巡逻队员的遗体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里供大家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来，这是知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真正的烈士。后来县革命委员会又在十八站公路边为这位死去的战士建了个陵园，树了个几米高的大碑，往来汽车上的人只需抬头便可看到上面刻着“反修斗争中英勇牺牲的任久林烈士永垂不朽”十几个大字。(2004年我去呼玛时特意去十八站瞻仰了烈士墓地。)
烈士算是壮烈牺牲了，但后来给我们知青搞军训时，边防军的杨排长总把任久林通过封锁线时没有象其他队员那样采取低姿匍伏前进而采取猫腰高姿匍伏前进而牺牲的事例作为一个教训，告诫我们在战场上要学会利用地形和战术动作保护自己，千万不要逞英雄，丢掉性命。杨排长还说，他听孙玉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时任边防军站站长，曾在中共九大上代表解放军发言，后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1976年被免职。）的报告讲，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位战士是模仿电影中的战斗英雄，一下跳出战壕，背靠在大树上端着冲锋枪对着苏军横扫一阵而被打死的。他说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将来一旦和苏修打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血的教训，技术不过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别看一个小军人，说话也挺有道道的。
1975年，政治谣言四起，据人传说，叶剑英元帅在批判林彪不注重军事训练专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时，也举了这个关于背靠大树的珍宝岛战士的例子，他愤慨地说：“当兵的当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挂帅搞得战士连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不知道，这不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吗。”
1971年，毛泽东在《参考资料》上看到了英国《泰晤士报》高级记者、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写的《印度对华战争》，甚感兴趣。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外交部立即组织由柯柏年、周南、龚普生、田进、葛绮云、吴景荣等六人进行翻译，并邀请马克斯韦尔访华。马克斯韦尔夏天乘坐由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海知青驾驶的船只秘密访问了抚远三角洲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上中苏冲突的一些热点地区，周恩来在11月19日接见了马克斯韦尔并进行了交谈。马克斯韦尔在冬天也到了吴八老岛地区采访，随后向国际社会客观地报道了该地区中苏边境冲突的真相。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也引用了马克斯韦尔1975年在《现代中国》第1卷第1期上所发表的”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段考”（第116—126页。《纽约时报》,1974年5月24日）等文中的资料,。呼玛三合村后来在山上建了马克斯韦尔亭，表示纪念。据我2004年采访的亲自接待马克斯韦尔的吴八老岛冲突亲历者、原三合民兵连指导员山秋林说，为了马克斯韦尔的来访，报纸上公开的身份是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的张颖（对当地人称是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亲自打前站；三合村后方基地专门为高个的马克斯韦尔定制了大床。忠于职守的马克斯韦尔除了听当地老百姓和干部的讲述外，坚持要求实地考察。中方为了他的安全，最后只得答应让他乘坐吉普车到江边转一圈，还给他化了装。结果穿着不合身、短窄的东北黑棉袄的马克斯韦尔到了三合村的江边，跳出车子就开始拍照，把全程陪同的山秋林急坏了，只能把马克斯韦尔头上那顶大棉帽往下拉掩盖一下。尽管如此，我想对岸苏联哨所的官兵肯定通过高倍望远镜看到了这个高鼻子的西方人。我在俄罗斯达曼斯基-珍宝岛基金会网站上看到一个前苏联边防军回忆称，在1967年12月珍宝岛地区的一次纠纷中，“好几个记者（包括外国的）从中岸过来了。他们用摄影机和照相机开始拍所有的事件。”
二、 虚惊一场
中苏武装冲突后，中国的报纸上天天强调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备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到生产队不久，上级便把我们知青武装起来了。虽说不是人人有枪，但比起文革时一个讽刺上海造反派头目的政治笑话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数量来讲，要多得多。
当时那个笑话讲，有一位造反派头目对下面的民兵说：“经上级批准，决定发给大家枪。一人一条枪(停顿，台下热烈鼓掌欢呼)，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有点低落)。经我向上级反映，两人一条枪(停顿，台下稀稀拉拉地鼓掌)，也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更为低落)。最后决定，三人一条枪(停顿，台下没有鼓掌)是可能的(台下有人开始鼓掌)，不过暂时发的还是木头枪。”（台下沉默片刻，随后爆发出哄堂大笑，台上的人也尴尬地傻笑。）
我们知青的武器当然是真枪实弹。最初给知青配备的只是仿制苏联1944式卡宾枪后定型的国产53式7.62步骑枪，但因是非自动武器，打一枪要拉一下枪栓退弹壳。1969年局势紧张时期，在吴八老岛地区的知青民兵便向前来视察的某军长大发牢骚，抱怨武器落后。军长豪爽地回答，马上给你们全面换装，配备和边防军一样的武器。于是那里由各路知青组成的两个民兵连所装备的大小枪支、反坦克火炮等武器和现役连队几乎相同，连排长都有手枪。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上岛作业，埋置地雷、修挖战壕掩体，象征性种地打鱼。为防备苏军偷袭，冬天则长时期潜伏在岛上雪地里，经常被冻得起泡褪皮。一次，为了准备在苏军枪林弹雨下收割吴八老岛麦子去另外一个小岛进行演习时，浓雾中小船撞到横跨江叉的铁丝上翻船，两位民兵不幸殉职牺牲。利用演习得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一个月夜中，民兵们在解放军连长吴长富（此人即后来在1987年指挥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时全国闻名的23集团军大胡子师长，1998年在副军长任上离职休养前还指挥抗洪抢险。）的带领下，在吴八老岛用2个小时抢收了麦子。
我们大队知青民兵最初虽然名义上也是三人一条枪，但总有几十个男女知青轮流在外面搞副业，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陆续来到的三批共两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产队的时候连一天都没有，所以一人一条枪甚至两条枪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半自动（56式）、自动步枪（部队淘汰的63式）、仿AK-47的56式冲锋枪、轻机枪的样式和边防部队的差不多（在公社所在地的知青民兵武器库里，还有几门老掉牙的60迫击炮。），只是装备到我们手中的时间要比边防部队晚两三年，知青民兵连长也没有手枪可带，但比起当年的土八路和志愿军的战士来讲要强得多，我们知青也心满意足了。当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男孩女孩几乎都喜欢拿把枪拍照留念，至今许多人还保存着当年骑马握枪威风凛凛的照片。
不过相比之下，对岸苏军兵营里有百来号人，他们的具体武器装备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辆装甲运兵车，三辆吉普车，五辆卡车，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几乎每天都来，偶尔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领空，从我们头上低飞过。乃至今天，我一听到直升飞机低空飞行的嘈闹声就感到烦躁不安。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不时看到对过蓝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黑龙江通航时，苏联的船只来往不绝，苏军配备的高速巡逻舰艇也经常神气活现地在江面上游戈。苏联边境线上的居民点很少，军营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点对岸必有苏军哨所兵营。他们三天两头搞实弹射击，那机枪的三长二短的点射打得十分熟练。对报纸上说的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这时才有体会。
当时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叫“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插队知青组成的武装民兵显然是正规边防军的最大辅助力量。最初边防部队派了一个排长和两名战士来为我们搞军训，练刺杀学打枪。有一回为了模拟炸苏联坦克，让个知青把土炸药包绑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桦树上点燃，一声巨响，白桦树顿时被炸成两段，有一段从空中直向在几十米以外观摩的我们飞来，大夥儿只得四下逃避，结果刚好落在一位双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边两米远的地方，险些弄出人命来。（在吴八老岛地区，部队首长还应知青的要求，开来了一辆苏式旧坦克车和一辆装甲车配合民兵实战训练。）
把知青编为武装民兵，是要我们守卫边疆，自己来保卫家园，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举三得的决策。第一手握钢枪能够激发知青的政治激情和责任感，使我们能够安心在边疆农村，缓解执政者面临的社会问题；第二是宣扬了全民皆兵的思想，大批武装知青能够威慑和迷惑苏军，也不容易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第三是符合高层领导的战略方针，不在边境地区驻扎大量正规野战军，用大批武装知青弥补我边境地区布兵不足的遗憾。
苏军在我生产队周围三面的对岸山岭上建了三个十来米高的了望哨所，位于半岛尖上我生产队人员的所有活动大概被他们看的一清二楚。生产大队背后方圆几十里都是密密的大森林，无人居住，离公路有一百数十里，离最近的其他居民点也有五十五里地。我正规部队布署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边防军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人数也少得可怜，一年中象征性地巡逻到我们生产队只有几次。如果在这里一旦真的和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打起来，靠我们在山边开的只有半米多深的战壕和在村子里挖的那几个拖拉机在上面走几次就塌陷的地道阻击，等到七十里外的边防军来救援，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旦苏军大举入侵，我军大步后撤，关起门来打狗，把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苏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要比我们强得多，那时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丝毫无恐惧之心。钢枪在手，还想欲欲一试。
但一到那里，上级就向我们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准把枪口朝着苏联方向射击，即使在我境内发现特务和小股入侵苏军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弹飞到苏联领土上。第二，不准向入侵我领空的苏联飞机(主要是直升飞机)开枪，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让它掉在我国境内。1970年冬天，我们要到队里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侧的察哈彦岛上砍柳木杆子，男女知青纷纷要求上岛，甚至于还有人写血书请战。鉴于过去苏联人也去该岛打过草，并派过巡逻队赶我方老乡下岛，上级命令不准带枪上岛，遇见苏联边防军上岛，岸边的担任武装保护的民兵不准开枪，上岛的人除据理力争外，必要时主动撤回。那天上岛的知青与其说是怕苏军入侵，不如说是希望苏军来和我们吵架，让我们有个表现自己英雄行为的机会，有人还偷偷地带上了自制匕首。结果是苏联人当天根本没来，让知青们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和生产队告别时，每年我们都平安无事地上岛好多次，也没有发生过苏军上岛的事件，苏联方面实际上承认了察哈彦岛的主权属于中国，而我们也不再兴师动众派人保护了。当时边境上的我方军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层领导的旨意，不在边境向苏联挑衅。尤其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当时称为“坦率的会谈”后，双方都有所让步和克制。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任何情况下不准在边境线二公里之内开枪打猎和实弹射击的命令，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萌芽。(1969年7月8日，苏方人员登上在黑龙江上的中国领土八岔岛与我方人员发生冲突，知青民兵开枪还击，击毁苏艇一艘，俘虏一名，见刘琪《八岔岛中苏武装冲突真相》)
因为当地青壮年很少有拿枪的机会，插队知青人数是当地基干民兵的十倍多，所以晚上站岗巡逻的任务也基本由知青负责。每晚六人，三人一组，上半夜岗 ( 九点到一点 ) 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岗 ( 一点到五点 ) 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义务，没有工分报酬，白天还要出工劳动。人少时每月要轮到二三回。尤其是在冬天、冰雪封江或形势紧张时，还要加岗巡逻。
每次巡逻要从村里到生产队周围的田地里，树林子，江边绕好几圈，我们常在晚上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气候下，趴在江边的柳毛丛里，用一个自备的十六倍的望远镜监视对岸苏军兵营的动静。此望远镜是中波远洋海运公司的某船长给他插队的儿子的送行礼物，带到队里后便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我们当时把苏联当做敌人，时刻要防备对方袭击，刚去的时候，晚上单人在村里行走也经常提心吊胆，不敢靠着路边，走在大路中间，一旦遇上特务偷袭，也有个短暂的防备时间和缓冲的余地。有一天，一个女知青在江边地里放猪，忽然看到有一条船靠了岸，下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向她走来，吓得她扔下猪群就往村里跑，大叫苏联人上岸了。大伙儿拿上枪赶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中国航标艇的船员在修理岸边的航标灯。其实对岸的苏军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国边境的农村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经常荷枪实弹穿草绿色服装的年轻人，也是戒备深严。
1970年6月，我们刚领到枪不久，一天晚上一点多忽然被对岸苏军的机枪声和我村庄里的紧急集合的钟声(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钢管)叫醒。五分钟后，全体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给我们讲话的是负责我们军训的边防军杨排长(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足智多谋的杨排长)，他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刚才发现有特务潜入我境内，上级要我们兵分两路马上进行搜索，在他讲话的同时，村子后面的树林和对岸苏军兵营的上空同时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不一会儿，在村子边上的泡子(小湖)边也响起了几声冲锋枪响，大概是巡逻的人发现敌情了，这时谁都认为这已不是一场训练了，刚才还是昏头昏脑，走路摇摇晃晃的我们都从梦中清醒过来了，心情十分紧张也有几分激动。
杨排长带着我们一部份知青迅速向泡子方向奔去，刚到泡子边，他大喝一声“卧倒”，几十个人这时刷地一下马上伏在地上，只见一下光亮，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炸开。然后大家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两边向前搜索。一分钟后，对岸苏军兵营里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和车辆的急驶声。杨排长脸色大变，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们也明白了这不过是一场紧急集合的演习。不久由另一名边防军战士带领的一路人马派人来报告，对岸苏军已经乘军车进入江边战壕，不过不象是要对我们发动攻击，好像是在防备我们进攻。杨排长听完来人报告后，宣布演习结束，除民兵连排长留下继续监视对岸苏军动静外，其余人马上解散回宿舍睡觉，但不准脱衣服。事后杨排长虽然挨了上级的批评，但他对我们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习之认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次夜间紧急集合虽然事先已通知上级，上级也同意让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经受一下锻炼，但对具体的演习计划则未加过问。打枪扔手榴弹都是杨排长精心的策划，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苏军的实弹射击和信号弹四起作渲染陪衬，结果弄假成真，让我们知青和对岸的苏军都虚惊了一场，差点儿真的闹出武装冲突来。
由此看来，双方处于极端的对抗和敌对的情况下，惶恐不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感到是大敌来临，一触即发。一些武装冲突大概就是起源于这些偶然的突发因素吧。 (来日本后，遇见一些台湾来的男留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后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门岛经受锻炼的签，在那里也经历过防备共军突然袭击的演习。)
在边境上呆的时间长了，敌情观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岗巡逻转个一圈便跑到队部的大热炕上去睡觉了，值勤日记上记的都是平安无事。因为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消失，1972年以后，上级也许是察觉到每天晚上要那么多的人受罪也过于紧张，不再要求我们知青民兵每晚站岗巡逻了。
1973年冬天，知青民兵连长在公社开完会搭队里的拖拉机大爬犁回队，途中拖拉机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没动弹，他让拖拉机手们继续修理，自己一个人从大江上走了几十里地回生产队叫人送零件去。他则在队里召开民兵大会，传达上级的最新指示，说最近在内地抓住一个苏联武装特务(原是中国的叛逃者)，据说就是在我们队对岸的苏军兵营里过夜，一大早在我生产队上游附近三十里地潜伏入境的，上级要求我队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传达完上级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在我生产队下游附近的江面上，发现有一串从对岸走过来的脚印。我和连长跟来人一起骑马跑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脚印从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苏联一侧笔直地延伸过来，在岸上的马车道边消失了，看样子是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不一会儿，先前在下游抛锚的拖拉机大爬犁也轰隆轰隆地开到了这里，于此同时，对岸苏联一侧江面上也出现了五个撑滑雪板穿白色服装的全副武装的苏军巡逻兵。拖拉机手们告诉我们，这几个苏联兵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在对岸监视和尾随他们前进。回到队里，又有人报告对岸苏军兵营里汽车往来不绝，九点多时直升飞机也来过了。这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事，一切发生的都是这样的奇怪，看来确实有大事要发生了。因为此时生产队的大多数知青和男劳动力都已陆续出发去林区伐木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给公社打电话，公社说边防军和县里负责人要早上才能赶到，要我们保持镇静。那些个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妇们害怕的拉带着孩子们几家住在一起，生怕武装特务溜进村来把她们杀了。所有的在队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男女知青这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在冰天雪地里拿着枪放暗哨和巡逻。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知青和两个老乡出发了，因拖拉机还没修好，这七十多里地，他们只能步行了。不一会儿，边防军和县革委副主任兼外办主任也分坐两辆吉普车从山路来到我队，在连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出事现场分析情况。苏军的几个雪地巡逻兵也站在对岸岸边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十来个人的动静。气氛有些紧张。
外办主任自然是经验丰富，先让边防军回到岸上的吉普车里去，自己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脚印后，马上就问这两天你们生产队里有没有人从江上走过。连长回答，我昨天才从江上走回来。主任接二连三地又问了连长几个问题，随后不准我们保护，一个人往江中心走去，这里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谁知他回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竟让连长大吃一惊，“我看这从对岸走过来的苏修特务大概就是你。”
原来黑龙江在这里有个大拐弯，从公社回生产队，或者从生产队到公社，顺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边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们脑子活胆子大，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就不会越境走过主航道。连长走的便是这条近道，他看到岸边有我队的拉柴火的马车经过，就从江中笔直地回到岸边，坐上马车回队了。因为这一带的主航道离苏联岸边特别近，离我方岸边比较远，连长的这一长串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对岸有人走过来似的。而当他听人讲有特务越境，加之对岸苏军活动异常，一时警惕性高涨，未能冷静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马上向上级汇报，结果引出了一次让全县军民虚惊一场的闹剧。
外办主任把连长一顿好训，便坐吉普车从山路回县里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经验丰富，还不知全县军民要折腾多长时间。下午他在办公室向各级领导通报了所谓苏联特务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议取消已发布到全县各生产队及各交通要道的检查站的三级战备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县城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打出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心里一震，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三，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
俗话说“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际”。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双方只是在几个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边防和外交会晤，大至边境冲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尸漂入对岸、牛马猪狗误入他界，都是谈判的话题。我县各生产队，公社管辖地带发生的边境事件都必须报县，由县外事办公室会同边防统一和对岸苏联边防直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县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傅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傅主任原是学俄语出身的大学生，在1968年一次围绕吴八老岛边境纠纷的中苏会晤中妙语惊人，崭露头角。当时苏军侵入我方领土，殴打我边境渔民，铁证如山，常被我方指责的哑口无言。苏方自知理亏，一直想找点材料来反驳我方。有一次苏军又与我边民在吴八老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一名苏军和我渔民同时掉入岛外侧的江中，我渔民入水后当然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抓住苏军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这一切都被苏军拍成照片，在双方会晤中作为中国人员故意殴打苏联边防人员的铁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当时的我方首席代表见此一叠照片，便知被苏方抓到了把柄，还未想出强辩的句子来，时任翻译的傅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对苏方说，这不明明是我国渔民在奋不顾身地救护你们落水士兵么，怎么会是我国渔民在殴打你们士兵呢。双方谈判的代表凑过头来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个中国渔民在水里抓住脑袋搭拉着苏军士兵的后领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苏联，指责苏军侵略我神圣领土的行为，迫使苏方表示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误会事件。傅主任于是官运亨通。
上次讲到傅主任刚处理完一起所谓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回到县城后又接报告说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挂出三面红旗，这是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当时两岸没有国际电话直通，约定有事要临时会晤，就在各自的了望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况的紧急程度有关，三面红旗表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会晤，属于发生了最紧急的事件。县里的老百姓只要一看到双方了望塔上升旗，便马上知道要有中苏边防人员会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之间有直通电话，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曾启动过这条多年未使用过的热线，要求和周恩来总理直接通话，中南海的年轻的女接线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仅一口拒绝，还义正词严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一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严厉地批评了女接线员的未经请示的轻率举动，文革期的中苏高层唯一一次会谈直到越南胡志明死后才得以寻机在北京机场实行。)
晚上八时多，傅主任接到了一个从县公安局转来的电话，说是我察哈彦生产大队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被苏军巡逻车和巡逻队发现追赶，幸好知青及时跑回我境内，没有一个人员被抓住，苏军也没有开枪。
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我队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当地老乡早上出发步行去下游的公社修水库，走的是才冰冻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个拐弯处，老乡们胆子小，只敢顺着我岸边走远路，知青们胆子大，不听老乡劝阻，顺着江中主航道走直线，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走在我方岛的内侧，无论如何也不会越境。
当时我们知青虽说已二十岁，在生产队里大庭广众下男女生之间还是一本正经的，授受不亲，连话也不太多讲。走在大江中间，开始也许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语，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问东问西，不一会儿大家也边走边聊上天了。特别是走在有汽车压过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儿说今年的江道咋会这样好走，不会走到老毛子的车道上去吧。领头的男孩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标。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来，前面来汽车了。果然在远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飞快的黑点，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县里派来调查特务潜入情况的官员的车，没有在意，继续聊天，走了几步，觉得有些不对头，回头一看，我方岸边走的那二位老乡已停下来，挥着手不知叫喊什么，后面很远处有几个苏联人滑着雪橇飞也似地朝这儿赶来。“糟糕，我看漏了一个航标灯，我们走到苏联的岛边上来了。”领头的男孩发现自己犯了个重大错误。那个小黑点也迅速地变大，大家发现它就是熟悉的那辆苏军巡逻车。车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来，走出三名苏军，一名军官和一名拿枪的苏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朝这里走来，还有一名站在车身边作掩护，拿枪作瞄准状。而六名知青虽然不是手无寸铁，但能够护身的只有男孩们的两把自制匕首。当时不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是绝对不准带出生产队的。知青们深知被苏军抓住的后果，一时也慌乱起来。
眼看前面苏军已逼近，后面追兵也快赶到，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六个人赶紧向我方一侧的岸边跑。谁知在这大江的转弯处，水流比较急，冰结得不厚，加上又处于风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仅可以听见冰的裂开声，还可以看见冰下奔腾的江水。尽管后面的苏军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站住”，尽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人还滑了一跤，哥们妹们还是大胆地往前走，不回头。十分钟后和岸边的老乡汇合后，看见对岸已有十多个苏军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霉了。
1968年冬天，1969年夏天，苏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以埋伏和强行绑架的手段，在我国境内江面和属于我国领土的岛屿上抓走我边民数十人。有位分配在某公社当兽医的大学毕业生和两名老乡在江面上行走时，忽然四周雪地里冒出几个苏军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苏军打伤打昏塞进一辆从对岸急驶过来的军车里，送到苏军兵营里分别受审。兽医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在大学里学过俄语，所以不断用俄语大骂苏联人，结果挨了顿臭打，闹的兵营里人人都能听见。老乡们避重就轻，在关于中国边防军情况的讯问中，一问三不知。不过苏军从老乡的口里也得知，抓来的那个会说俄语的青年并不是中国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只是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而已。晚上，三人被关在同一房间里，冻得嗦嗦发抖，只有受了伤的兽医的床上有一条毛毯，三人只好挤坐在这张床上渡过了第一夜，后来在兽医的据理力争下，第二天开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发现人员失踪后，一查下来，找到了苏军越境抓人的证据，便在谈判中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苏军不得不把这三名绑架来的中国老百姓归还中方。回来后，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审查，要他们检讨一下有否变节行为。逼极了，老乡们向领导反映，苏军对兽医特别照顾，我们的床上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他床上有一条毯子，为什么他用俄语和苏联人一讲，苏联人就改善我们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他告诉了苏联人什么情报。于是兽医便被怀疑有变节行为，调离出边境地区，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还有一名兵团军垦农场的上海知青和一名老职工接命令在大雾天开小艇去一小岛送东西，结果在江里转了几个圈后把方向搞错了，糊里糊涂地靠上了苏联岸边，被苏联边防军抓住审问了几天，回来后立即被告知：你的经历不合适在前线边境工作，请你立即去后方开荒连队劳动。所以当地人都说，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来，哪怕是跳进黑龙江，也一辈子洗不乾净。
苏军在对岸和知青们并行走了十几里地后，见我方也无进一步的行动，就回去了。知青们原先和老乡约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说出去，免得自找麻烦。在公社吃过晚饭，听人讲昨天发生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其实是连长的脚印引起的误会，心里也慌乱起来，只好一齐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的事实。派出所长赶紧向县公安局汇报，于是县外办的傅主任对明天苏联方面可能提出的抗议有了对付的准备，不过他也没忘记提醒我公社的领导不要处分那六名知青，因为他们已主动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龙江中心的会晤中，苏方人员首先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指责我穿军服的武装人员六人(知青们穿戴的是统一购买的远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绿色棉衣裤和帽子，每人还斜背个小书包，看起来都象背了手枪似的)，在岸边人员的掩护下，昨天中午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侵入苏联境内纵深几百米，长达三公里，进行有计划的侦察活动，蓄意挑起事端(苏军的了望哨所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把时间记录在案)。苏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组照片，要求傅主任对此作出明确解释。傅主任当然胸有成竹，应答如流，他说，“你方所指称的武装入侵事件，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据我所知，中国边防部队昨天在这一带并没有任何巡逻活动。中国方面绝不会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黑龙江上故意挑起事端。关于照片上人员的真实身分，我建议双方都进行一下详细的调查。如果真是我国居民误入你方境内，那我表示遗憾。黑龙江冬天江面上的温度实在太低了，我个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会晤能在我方温暖的小屋内举行，就此事件交换各自的看法。”苏联方面也知这是外交辞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顿，大饱口福，也就不再继续追究和抗议了。
当时我们那一带的中苏交涉，冬天是双方谈判人员各坐车辆开到江中，下车站着会谈；夏天是一方人员坐小艇到对方岸边，上岸后在专设的小屋内进行会谈，这次你来，下次我去。后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渐渐淡下来，每次在小屋的会谈结束后都要宴请对方。中方人员不习惯苏联的黑面包，苏方人员又特别喜欢中国的料理，不仅味道好，吃不完还可以带回国去。他们老是强调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对中方的盛情宴请赞不绝口，评论一番。我方人员也觉察到对方的用意，为了给谈判创造些良好气氛，我方谈判代表总是建议下次谈判在我方境内举行(左图为漠河中国最北的边防哨所,2002年摄)。苏军谈判人员开始还有些警惕性，后来实在抵挡不住中国食物和茅台酒的诱惑，大多同意双方会晤在中方境内举行，甚至转弯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谱，烤乳猪便是苏方谈判人员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中方谈判人员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用来贬低苏联修正主义的物资贫困，炫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刚生下来不几天吃奶的小乳猪烤一下便可成为名菜，也知道苏联人确实爱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说是开我们知青的出国风气之先，无意中在苏联领土上走了一趟。其中某人后来作为官方代表团一员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访俄罗斯，他对一个谈判对手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国家的国土上，对方开始没有明白过来，后来听完解释哈哈大笑起来了。
其实我们那儿当时四十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老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都有过出国打工淘金的经历，当时也不要护照，几个人凑成一夥就过境了，苏联人也眼开眼闭，正好来了一夥苦力，无所谓合法违法。淘金者回国后必要经过中国境内一个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里设了检查站和控制着许多妓院，十八里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里曾有过妓院、商店和住家联成一片的繁华景象(后来被一场大火烧尽)，淘金者辛苦淘来的一点点沙金又被“野鸡”很快淘去，最后落入日本人的腰包。1950年代老乡们也出过一次国。黑龙江上游森林着火，和苏联商量后，上级组织了一批人过江，在苏联坐上火车，绕道到现场，迅速扑灭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境上根本没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只能在江边和船上观望苏联。
在我们的眼里，苏联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机械化程度都比我们发达。苏联沿江各兵营，居民点之间都有公路相连，直升飞机也经常飞来飞去，夏天还有双体流线型客船在江上来回行驶。而我们这边，黑龙江通航时，除了航标船和拉木头的驳船外，只有两只客船在对开行驶，一大一小，大的叫“东方红十七号”，烧煤和木头，尾部上有一个象水车大转轮似的推进装置，小的是螺旋浆推进的。客船一个航班是半个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据人讲，现在实行经济核算后，因客船亏本，黑龙江上的国营客运业务已停航，也无私人经营从漠河到黑河这一段的客轮航运事业。)中国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无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间砍出来的简易道路连北京越野吉普车都不敢跑。就连从县城到最近的火车站塔河的唯一一条正式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破旧不堪。有一年坐长途客车去火车站，车子一个颠簸(其实时速不过是六十来码)，一声巨响，原来是后排我边上的一个女知青弹起来，脑袋把车厢顶上的三合板撞了个大窟窿，幸亏是冬天，头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护作用。司机若无其事，照样把车开得飞快，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当时苏联老百姓的生活，在我们的眼里怎么也不象中国报纸上宣传的那样“苏修”已内外交困，穷途没落。黑河对过的海兰泡又叫布拉戈申维克晚上灯火通明。(来日本后从电视里看到，现在那儿已成了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中俄贸易交流的中心，中国的倒爷们在那里大发其财。)对岸沿江的一两个居民点的房子上都有电视天线，夏天苏联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们在江边洗衣服时经常唱着歌，男人们则坐在屋前喝着什么东西，一点也没有贫穷的样子。而我国这边，连县城也三天两头要停电点蜡烛和煤油灯。对我们知青的困惑，老乡们的解释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中国自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后，边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连我呆过的那个生产队里也家家有了电视机。倒是对岸老大哥那边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畅，一些俄罗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国东北来打工挣钱，让一些中国人过了把当阔老的瘾。这在当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2002年去布拉戈申维克旅游时，惊讶地发现他们1970年代就开始建造的大剧院至今还是一栋烂尾楼。)
(1)布拉戈申维克,曾名海兰泡(2)1977年时就看到开始建造的大剧院(3)黑龙江上的俄罗斯军舰
大概苏联当局只陈兵百万对付中国就够了，大概中苏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们坐船经过苏联村庄时，不仅看不到有背枪的苏联老百姓，那儿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一开始中国人大多反应冷淡，不敢主动招手，深怕引祸上身，落个有亲修倾向、立场不稳的罪名；上级也曾介绍过苏联当局拍摄我们招手的瞬间进行反华宣传的事例。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边境上形势反而有所缓和。中苏两国的民间客货轮在江中交会时，或者白天经过对方村庄时，都互相鸣笛致意。上级也告诉我们知青，要主动向对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对方先招手和鸣笛时，一定要回礼。
197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有过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人民日报上甚至有鼓动有着光荣传统的苏联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语句。但在两国边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驱使中苏两国要合作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忆中有一年倒开江，上游的江水夹着冰块奔腾而下，下游江面还冰冻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向沿江的村庄和田地漫延，两国的房屋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中苏两国人员不得不在高层次进行商讨，共同防止灾害的扩大化。最后决定由苏方派出直升飞机，放下苏联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药，把冰屏障炸开，让上游下来的江水和冰块通过。中国方面破例允许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在江面作盘旋时，可进入中国沿江领空×公里和在中国领土上紧急迫降。当时各生产队都接到命令，发现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进入我领空或者在我境内降落时，除马上报告上级继续监视外，不准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