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叛逃者和特务
文革期间，中国这边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划小船渡过黑龙江，冬天则直接从江上进入苏联境内，那时当然不会是为打工挣钱非法过境，所以中国当局称他们为叛逃者。叛逃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走投无路跑过江去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在文革初期较多。有些人过去就和苏联人有交往或有亲戚血缘关系。其中有几个人被苏联派回来后，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还得到“宽大处理”，再任某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家说他可能是假叛逃。因经济问题，男女问题受到审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动而逃入苏联。我生产队里有一个会计受到口头审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对岸苏联兵营里去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把林彪儿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计划”作为林彪一夥武装政变的罪证发至全国进行批判，该计划指责毛泽东(B-52)把国家经济搞乱，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实际上是暗暗地开始纠正毛的文革的错误。毛泽东也批发了给李庆霖的信，不得不对下放农村的知青遭遇表示关心。各地开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因调查说她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孩、还调戏过上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礼给苏联人，学着小人书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际，到民兵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来的一个知青排长发现。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自己则从容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拴和二支冲锋枪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苏联立了大功。苏联军人问他为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比我们好。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多后，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特务。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高度警惕”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逃，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虽然后来上级有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伏了。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我相信这必是苏联特工和军事人员的杰作。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要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外，还肩负着保卫边疆的重任。由于不时有破获苏联克格勃间谍案的通报，我们也受阶级斗争、反修理论的影响，我们时刻保持警惕，期望抓个特务间谍来立功受奖。
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苏修特务”。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批斗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们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我们发现身为大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地营子内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一两次我们半夜巡逻也躲进地营子取暖时，他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
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才发现吴大队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回家了。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头，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商量后，三个男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地营子；三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围监视动静。大约一个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跑到江边一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天亮以后，对岸苏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把吴大队长接走了。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桶麦子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一个人晚上看守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定给苏联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岁。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经见到过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并审问抓来和逃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有时送回来的只是尸体。我生产队一个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赌气就游过江去了。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联人便把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苏联情报机关还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有人还在北京颐和园碰见过他。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身上居民证和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回来的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面当场抓获，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中国报刊上曾对此事有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圈套的结果。
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黑龙江人于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车票。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他接头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成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当时被苏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有个电波发射器（类似现在的手机短信接发功能），曾被告知必要时可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北京高层便策划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当然不甘落后。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公安局已把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级公安局去了，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了。北京方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当日从苏联大使馆开出的一辆小汽车七转八拐，天黑后在郊区一座桥上放下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在桥下见到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交接完情报后，突然信号弹升起，中国警察和民兵马上从四处冒出来。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抓获。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在，铁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苏联使馆的汽车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公布于世，想赖也赖不掉。
（以上一组有关苏联间谍的照片2004年3月用数码相机摄自重庆卫视播放的一部介绍中国公安历史的系列纪录片）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里。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方审讯，最后也被驱逐出境。
五、奔丧
(1)周恩来静静地躺在花丛中。(2)1974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3)毛泽东在中南海逝世。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多，我从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路过，只见小宋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听谁说的？”，“刚才我给公社卫生站打电话时，没人接，只有哀乐，把我吓坏了，再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我听了二遍了”。那时我们队里和公社联系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么年代造的手摇电话机，电话线路是用普通铁丝连接的，常和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线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后，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这是我们早就从一个参加过陈毅追悼大会的老干部那里听说过。1976年5月，自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后，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毛主席今后不再接见外国客人时，我们就知道他身体确实是不行了。当时有个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员家看到一份美国的《时代周刊》，上面刊登的评论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照片和讲话时，说毛患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两腿行动不便，说话时流口水，吐语不清，连翻译冀朝铸都好几次听不明白，凑在毛的耳朵边再三询问，外国人预言毛活不过今年。那时候知青们还没有公开说毛要死了的胆子，回来后，这件事只在几个好朋友中传过。倒是贫下中农们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后太阳周围有两道彩虹，联想到在吉林掉下的大陨石，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嘴无遮拦地说：“这青红两剑是杀皇上的，那三国演义开头便讲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体有危险。”现在，这一切预言都成了事实。
我们俩正说着，小邱也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他小声地对我们讲：“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听老毛子台讲，老人家过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听。这两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们知青传谣言的事。”
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念完悼词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节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报纸上对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点名批判也转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公开政治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带来的，宋庆龄、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以及文革前华东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各局主要干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著名演员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区。特别是1972年后，周恩来几次陪同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等外国领导人到上海，亲自开了几串名单，点名要见一些老干部和著名人士，虽然后来并没有接见他们，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亲戚却得以从干校、监狱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为父母们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们都有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队的知青们受此影响，对政治开始感兴趣，对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敏感，并互相传播一些对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不利的内幕消息。譬如周恩来故意把美国记者写的《红都女皇》呈递给毛看，毛对江青向外国人透露毛当年追求自己的详情大为愤怒，乃说出赶出政治局、从此分道扬镖的气话来。这些消息大多是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老干部们私下里故意透露出来的国家机密，虽说传到我们这里已有点添油加醋，但很多后来都被证实确有其事。毛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毛对邓小平的评价等等，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下达到县团级时，我们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县里来的干部也经常要从我们这里先听为快。那回县组织部长在我队蹲点，听小白讲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的动人经历，也和我们一起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县城后把我们队的知青的政治热情大大夸奖了一番。至于陈毅夫人张茜编的《陈毅诗词》油印本，广东李一哲的大字报，伪造的“周总理遗嘱”，天安门四·五事件诗词在我队都有传抄。
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作为全县、全公社“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出了名，运动一来，县里不得不装模作样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队来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个想入党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们几个传播“政治谣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白天乘我们下地干活，溜进宿舍偷看我们的笔记本，把我们的言行摸的一清二楚，搜罗了不少罪证，于是便写了报告准备如实上报，建议逮捕几个知青。我们开始还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大祸临头。幸亏公社派来的陶副书记和我们一样对江青、张春桥也无好感，对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他看到小魏的报告后，马上威吓小魏，“你吃了豹子胆了？要抓知青进巴篱子(监狱)？你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几级干部吗？连省军区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视察县边防时，还特意让边防捎信和吃的东西给他们。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知青传播过什么政治谣言。你要真敢把这报告递上去，咱们俩的关系也算完了。到时候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吧。”在陶副书记的暗中保护和警告下，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公开议论也变得收敛了，并注意防备知青内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我们三人议论毛死后天下会大乱时，小魏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忽然在我们后面发话，“出什么事了，你们那样紧张。”我们定了定神，告诉他听到中央台广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惊，赶紧说要去通知陶副书记，布置追悼大会。我们提醒他，不要忘记把小学校广场上的国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周总理逝世时，我们知青要大队的程书记降半旗，程书记说打开国以来，咱们从来就没有降过半旗，还把我们训一顿，“这国旗是你们随便可以降下来的吗，对过老毛子还以为我们要投降呢。”我们知青只好自发地在食堂里进行追悼，把报纸上的周总理遗相剪下放在镜框里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知青们当时担心的是毛死后中国会不会打仗，自己还能不能调回上海。1972年以后，周恩来开始落实政策，知青们各显神通，陆续以各种方式返城和走后门调走，我队花名册上的二百个知青只剩下几十个人马了。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报纸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乡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变成泡影。老乡们和知青不同，他们对周恩来的死无动于衷，对毛泽东的死则哭的死去活来，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了。我对站在身边的贺南南说，“我已经决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明天大早船下来时便出发。方大龙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说11日到17日在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18日在天安门开追悼大会。周总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遗体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种大事将来是再也看不到了。”贺的父亲是个抗战前参加地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据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里当过毛主席的小秘书，文革前在广东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病逝。贺南南的上层关系很多，她带到黑龙江来的一条黄军毯便是担任过内务部长的曾山送给她父母的结婚礼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大会堂里瞻仰主席遗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帮忙。贺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
10日夜里十点，我们坐了十二小时的船，到达县城，在县邮电局的一个朋友宿舍里大家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邮电局的朋友那里知道中央现在严格控制各地人员进京，贺南南便给前几天去了哈尔滨的袁艳拍了个电报。袁艳已办妥了回上海的手续，准备住在她爸爸的老战友–省军区曹司令的家玩上半个月，听说省军区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边防捎信来，让贺抽空赶快去哈尔滨见他，袁临行前给贺南南留下了一个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让贺到哈尔滨时可以联系见面。王副司令的信里没有电话号码，他的通讯地址是哈尔滨××信箱，那时冠以××信箱的大多是军事保密单位，不会接收民用电报。无可奈何，贺只好向袁艳留下的临时住址拍了下列内容的电文，“哈尔滨XX路××号××转袁艳，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买13日赴京车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军区正副司令这双重保险，去北京的车票应该绝对没问题。
11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坐上当天唯一一班开往塔河火车站的客车出发。谁知客车开出不到五百米，便在县公安局门口被人拦住了。车门打开后，二个带手枪的警察在外面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车来，大声喊着：“这车里有没有去北京的察哈彦青年？”。车厢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以为要抓人了。坐在后排的我们四人不得不站立起来，色厉内荏地回答，“我们就是，找我们有什么事？”。那干部语气顿时缓和下来，“你们昨晚住哪里了，让我们好找。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请你们马上跟我下车。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家坚守岗位，不要都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你们的汽车票县委给退，来回的船票钱县里给报销。”一听是这事，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是回上海，请过假了，这事县委管不着。”那干部也不强迫我们回队，下车时关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火车很挤，你们如果要到北京去，恐怕连火车票也买不到”。我们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这事就不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们一眼，泱泱不乐地下了车。
(十月，我回队后，有人问我，你们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县城里被警察关起来过？这才知道，我们的奔丧活动曾在县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死后，整个边境地区进入一级战备戒严状态，据说是为了防备苏联搞突然袭击。县委听说有几个察哈彦的上海知青坐船来县城要去北京奔丧，马上下令要劝阻我们的无组织行动，谁知查询了县城所有的旅馆和招待所的旅客住宿名单，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幸好县委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起了个大早，让县公安局的警察拦住了客车，才算找到了我们。而我们不听劝告的举动被同车的旅客传播开来，变成了一个故事。据称县委接到报告有四个上海知青要叛国投修，派出公安人员在全县各路口和旅店到处搜查，终于在开往塔河的客车上发现了这四个人，打起来后，知青挺厉害，把警察也给打伤了，结果抓住审讯后才知道搞误会了。)
12日晚十一时许，晚点的列车到达哈尔滨站，还没等我们开口问车票的事，在站台上接我们的袁艳便告诉贺南南，“你的电报闯祸了。司令发火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买不成了。”原来司令夫人接到门口警卫递上的电报，马上把袁艳找来，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你还有没有革命警惕性？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别人。这周围的人原先谁都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那个送电报的人骑个摩托车在门口一叫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密可保。要是让坏人知道，派人来暗杀你曹伯伯怎么办。现在阶级斗争那么复杂，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家附近住的那个老右派，高兴得喝酒包饺子，派出所已经把他关起来了。”眼看托司令买票要落空，袁只好按电报要求询问王副司令的电话号码，×阿姨更是大发雷霆，“你还有完没完，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王副司令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们，不也是要对外保密么。他们既然认识王副司令，就告诉他们去××路省军区大门口找，那是原先哈军工的地方，不保密，一问谁都知道。还有，晚上你自己要回来，给门口警卫班挂电话，让他们派车去接你。但不准你把乱七八糟的朋友带到这里来住，我们家不是你们县城的工农大旅社、马车店。你愿意和他们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后去售票处一看，里面人山人海，三天内经过北京的车票早已售完，买三天后的车票还要单位证明，等退票看来也无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车早已停开，那年代也无出租车可叫，贺南南和袁艳只好步行去××路省军区直接找王副司令，听人说，只有半个小时的路。我们则在车站广场前等待。过了有二个半小时左右，正在我们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烦时，一辆小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向我们走来，再一看，贺南南坐在车里得意地招手让我们快上车。
上车后才知道，贺南南她们走错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处有解放军和民兵站岗巡逻，一路上也不害怕。后来她们走到新造的省电视台门口，向警卫战士打听路时，看到两个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军区副司令，当兵的起了怀疑，把她们请进警卫室，来了个穿便衣的干部，严肃地要她们出示身份证明，还问她们和王副司令是什么关系。贺说从没见过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战友。看到贺拿出了王副司令的亲笔信后，那干部顿时热情起来，说你们挺幸运，撞到我手下来了，我是省公安局负责保卫电视台的内勤，我可以通过特殊线路，帮你们找人。他在五分钟内把电话接到了王副司令的卧室。王副司令刚要睡觉，听说老战友的女儿贺南南和几个朋友还在大街上流浪，马上派警卫员开上那辆苏制吉斯专用车来到了电视台。先把袁艳送回曹司令家，又来接我们去省军区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们一切安排妥当，警卫员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楼的王副司令叫醒。王副司令倒是一点也没有架子，他询问了我们在边境插队的情况，看我们对政治那么感兴趣，便善意地劝导我们，他的有些含义深刻的话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国家的政治本来不应该需要人人都来关心。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念书，解放军保卫边疆，大家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会安定团结。大家都不务正业，来关心政治，结果只会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学点东西，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将来才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中央的方针如果还要像你们这样的小娃娃来担心，那不是出问题了吗？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我们这些党的老干部”。他让小李把招待所负责管车票的干部马上找来，当面嘱咐那人一定要买到这两天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没从梦中清醒过来的那个干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发呆，怎么也弄不明白王副司令为什么在凌晨三点会为这几个满身土气的知青兴师动众，把整个军区招待所服务人员闹的不得安宁。
15日清晨，经过两晚一个白天，我们终于到达北京。当时因唐山地震，山海关至天津一段线路不通，火车从赤峰、承德绕道行驶。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上厕所都要从人头上跨过去，快赶上红卫兵大串联那阵了。我们男孩子晚上累极了，便轮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来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过道上那大嫂怀里吃奶孩子撒的尿吧。车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乐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上下下，并不像我们那样因为领袖的逝世而对中国的前途有所担忧。也有人发牢骚，说去年万里当铁道部长搞整顿时，火车通行万里，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邓，这火车又不正点了，还乱七八糟，连开水也没有了。
到了北京，贺南南便到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家里住宿，我们各人到自己的亲友家安排好行李后，下午便到那儿集中，王副司令关照儿子想法开后门让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体。贺从书房里拿出一大堆大参考让我们看，看到有些外国评论员认为江青可能会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大家纷纷表示不可能。记得在队里时，我讲起住在我家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很孤独，一年到头呆在屋里，也很少有人来看她，形同软禁。贺告诉我，她听一个红军女干部讲过，毛主席对自己和贺离婚和江青结婚也有后悔之意。延安时期，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和一个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好上了要和她离婚，女干部不依不饶，到主席那儿告状，要求处分丈夫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毛听任她哭泣一番后，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话，“我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你让我怎么处分他呢？”。女红军楞了一下，转身边走，痛快地离了婚，从此再也没嫁人，只领养了几个烈士子弟在家。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为此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议，江青作为主席的生活秘书，不能在公开场合用主席夫人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报纸上公开发表江青主席夫人名义的照片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见从美国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时候。文革开始后，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干部。1974年以后，她似乎不太在公开场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了，据说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贺把女红军的故事讲过后，方大龙也说，他听文艺界的人讲，江青过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员关系很好，前两年，有个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员一直没有得到解放，别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变问题，他始终不认罪，逼极了，便大叫“江青同志了解我”，弄得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只好托人传话给他，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的问题，只要你不再把自己的问题和她联在一起，端正态度，我们马上放你回家。
晚上，我们又应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邮电部副部长李XX的邀请，到那里去吃饭。宋一平的父亲是个老劳动模范，那年当工宣队时保护了落难的老干部李XX。四届人大后，李XX当上了副部长，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问宋一平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说我儿子二十多了，还在农村插队，这样下去连媳妇都找不到，你能否给开个后门，调回上海咱不想，在当地给他安排个工作就行。这次宋来北京就是准备谈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长听说宋还有几个插队的朋友一起来京悼念毛主席，便让我们一起去谈谈。李副部长深情地回忆延安时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他说，那年延安大整风抓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特务，我们搞电台通讯的人员差不多个个都受到审查，搞得大家情绪很不稳定，最后没办法，只好托我们的王诤部长向主席反映情况，他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但参加红军后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后，便在春节时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拜年，把我们都解放了，还脱帽向我们道歉。（2004年在网络上看到《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上有一篇林玉华写的文章《毛泽东：“我给大家行个脱帽礼”》记的是1945年春节军委三局的通信机要人员在王诤带领下浩浩荡荡的赴枣园给毛泽东拜年的事。）
在这非常时期的北京，充满着悲伤、不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们对领袖毛泽东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伤的，但对挂着主席夫人头衔江青和她的政治伙伴张春桥则心存不满。因为国家今后前途未可预知，大家都有些紧张。当时四五事件的余波未尽，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中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就会被人汇报上去，当作现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个人在学习会上散布内部新闻，中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已把毛主席遗体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来，因为越南的胡志明遗体比苏联的列宁遗体要保存的好，还请了越南专家来帮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变成污蔑毛主席没有心肝，公安局马上派警察来把他拷走了。我们在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家那个小四合院里聊天的当天晚上，就有户籍警上门调查白天是否有人来此聚会过，说如果有外地来客住这里，你们家也应该和普通居民一样申报临时户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儿子说，直打他们家搬到这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都没有上门查过户口，这会儿政治形势一紧张，准是隔壁院子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听见你们在说什么事告的状。于是贺南南知趣地搬到了父亲另一个战友家，和刚解放不久的副部长夫妇挤在一个屋子里。
当时人们互相告诫，说话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报告，在紧张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我们在方大龙亲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门诗词时，那个靠买冰棍为生的老奶奶马上端个小凳子坐到厢房前的院子里，看到有人进出，便大声喊叫：“大妈，您上街道开会啊。小五子他爹，今个下班咋那么早啊？”。提醒我们在屋里说话的人把声音放小点。老奶奶解嘲地说：“快解放那年，大龙他表姑和一帮学生到这里来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给她们放哨，提防国民党警察和便衣特务就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连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都要提防”。
当然私下直言不讳的人还是有的。我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后来被周恩来、邓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局势肯定会朝着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向发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会下台。有个老教授对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干部会违背民心，听任江青再胡作非为。张爱萍(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国防部部长)去年复出后，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好得我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多了根拐棍。”吓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还没受够。一位在上层机关工作的大朋友告诉我，江青因《红都女皇》一书被毛主席严厉批评的事外交部里人人皆知，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等一批女将对部长乔冠华及夫人章含之在周恩来逝世后紧跟江青批邓十分不满，一直在散布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正面评价，和乔唱对台戏，王海容甚至说“毛主席让邓小平当副主席，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我们到北京来奔丧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我们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领导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议书上签过名，表示死后要火化，周恩来带头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会违背毛主席意愿，让他睡水晶棺材吧。来到北京后，离17日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只有三个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儿子倒是挺有办法的，16日两次在中央机关争取到了两个临时名额，但打电话回来，因贺南南不在家，只好又让给别人。两个女孩事后知道错过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后悔得大哭了一场。18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我们五人则在李副部长家站着收看实况，当时他家的21寸进口大彩电在普通老百姓家是没有的。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丧服，还是挺会打扮自己的。年初中央一号红头文件说有病离职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精神抖擞地出席了。看到华国锋用大拇指沾着口水翻悼词时(晚上电视台再放的实况录像已把这个有损领袖光辉形像的镜头删去)，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谁也没吱声又低下了头。说句老实话，他虽然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大家明白他显然是作为老干部和江青两派中间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临终前推荐指定的，并不是理想的接班人。
自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话已经消失，毛开创了新中国，固然是伟大，但他也有糊涂的时候，把林彪、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明显是个错误，临终前还支持江青、张春桥他们搞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来、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两者都没有办完。听到华国锋讲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暗暗地想，这样的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在我接触到的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谁都认为，毛主席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希望并不渺茫。
19日，我们五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背景里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横幅标语。28日，因国庆到来，北京遵循往年惯例，要赶外地来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俩人回上海，宋一平则由李副部长的夫人陪着上哈尔滨省邮电总局落实到我县漠河邮电所工作的事。只有贺南南还没下决心开后门调走，便和我一起回黑龙江生产队。回去的路上，火车经过了被大地震摧毁成一片废墟的唐山，那种惨景让人看了终生难忘。火车进入大兴安岭后，这里已经下过雪了。有位外国诗人说过，“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通过这次奔丧，我感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后，除了美英日苏的电台广播了江青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们的报喜信件和各种内幕报导也纷至沓来。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插队生活就要结束了，中央马上就会着手解决全国的知青问题。10月22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作为一个普通的知青，我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历史巨变的发生，我和人民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就是国家的命运，任何想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人必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时，她已经是作为犯人受审了。
六 、面对死神（上）
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来黑龙江边境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是自愿报名的，他们渴望在边境的艰苦锻炼和血汗洗礼中，让自己也成为和父辈那样的英雄人物。哪里的活最艰苦，哪里的任务最危险，他们就自告奋勇地冲在前面，他们的许多人逐渐取代了当地老乡，成为生产劳动和保卫边疆的最有生气的主力军。当地的领导也乐意把最艰苦的任务譬如修路，盖桥，建水库等等交给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时向知青们悄悄地走来。
知青们不仅在黑龙江省留下了丰硕的劳动果实，有时在那里也会留下鲜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里修那条战备公路来讲，就有三四个十七八岁的知青被炸山飞来的石头打得脑袋开花，被砍倒的大树压得血肉模糊，长眠在林中。当时大家只想赶进度，比速度，也不重视安全保护，加之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级只是给各个生产队派任务，就是崩山炸石头这种人命关天的活也是听任各队自行其事，整个工地现场缺乏统筹管理，险象横生。点火之后，大家就数炮的响声来判定是否有哑炮，如果这时其他生产队人员也在崩山的话，爆炸声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数错。你认为自己队的炮全响过了，其实还有没响过的炮，等你一走进工作现场，最后一炮刚好炸响，大小石头如雨点般似地扑天盖地飞来，你又忘记戴好安全帽，那就惨了，轻者伤筋断骨，重者一命呜呼。有时其他生产队崩山的石头也会飞到我们躲避的安全地带，这可谓是飞来横祸。我队有位知青，从小弹的一手好钢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钢琴比赛中还得过名次，刚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颗飞来的小石子打断了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1973年落实知青政策时虽说是以此伤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无法重续他成名成家的旧梦。
现在的年轻人来到国外，虽然也有各种非正常伤亡，车祸，疾病，自杀等等，但那时有些知青的非正常伤亡有时更带有一种英雄主义和悲剧的成份。
还在1969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宣传过一个在黑龙江插队的叫金训华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委员，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工矿，自己却主动报名去边疆，号称“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结果在黑龙江倒开江发大水的时候，为了捞回队里几根漂走的圆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这种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牺牲，当时却被当局大肆渲染成为一种英雄行为，要大家学习。那个时代在黑龙江锻炼过的许多知青，在潜意识中或许确实存在著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先人后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车去林区伐木，卡车翻到路边，把他摔昏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同志们怎么样了”，和报纸电影中英雄的口气如出一辄，周围的人调侃他，“怎么样了？还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尴尬。其实他不一定是装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点。我队有位知青回沪顶替父亲，在远洋轮上当了海员，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机舱里两次发生火事，他勇敢地冲入火中，关掉了阀门，虽说受了烧伤，却为扑灭火事立了大功。谁知回来后，有位局领导在找他谈话时，不怀好意地问他，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别人不敢冲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没有什么个人动机。因为一时找不到火事的发生原因，他竟被怀疑了好长时间，直到三个月后部里的调查组下来排除了他纵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复了原来的二管轮的职务，得到通报表扬。
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队玩，那里有不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已经熟悉的朋友们，其中就有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时间长了大名倒没人叫了。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一带的小石匠，十五岁时和二哥一齐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还可以到城里去做官。二哥一听，想想与其天天给人干活还吃不饱饭，不如去当兵闯一闯，反正家里有大哥孝敬老娘。于是便扔下手里的工具，带著弟弟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还生了一身癞皮疮，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长得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于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后来转到华东野战军，是华野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有一年回山西老家给老娘扫墓时，才知道村里出来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二十来个人，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还当上了官，其余人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死了。不禁感慨万分，老拿这事教育我们这些小孩不要忘本，还把四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兵。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中学毕业面临上山下乡，小五子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人打仗打死，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于是他找到学校革委会的领导，要求让小五子去边疆最前线去插队。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71年秋天寄来一首水调歌头词，“清光一万里，云港蔽星舟。阅尽秋色，灯火圈圆唯神州。列宁故土沦陷，红河子孙离散，问君知几秋？倍思手足亲，何己醉温柔？?涛声息，风行疾，披莹霜，跃步飞升，欲攀天缆操天舟，登峰枪挑纸虎，下海缨缚叛蝤，佳节共环球。有血便无泪，断头不低头”。小五子也回了几首诗，我还记得其中好几句，“远瞻芦荡军，白发欺黄忠，更兼兄弟辈，纵横皆英雄。依呀黄口儿，犹唱红灯颂。随征已三载，帐前无寸功。未继登山止，得展壁辉宏。吾亦将门子，何独怯青峰。千文能奋笔，点谋不存胸。白食千家米，赭颜顾江东，思绝冲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干活从不肯落在别人后面。有次当地的老乡对我们一部份知青和他们拿一样多的工分不满，提出要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和几名男女知青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因为来插队的知青人数要比当地老乡还要多，所以盖了几排象兵营那样的长房子，一排房子里又有好几个大房间，门是分别开的。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分上下铺睡，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著。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了回去，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边，帮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李金锁，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来他们是没有抓到那个肇事的当地民兵排长。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我们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著我们，谁都否认知道李金锁的下落。
晚上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江上赶来了。这时在生产队领导和当地老乡的保护下，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著的李金锁戴上手拷，并保护他免受愤怒的知青的痛打。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我们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他妈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小五子妈过去在部队医院给不少伤员送过葬，这次面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死，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分，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李金锁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妈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感动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开始几年，还经常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没发生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龙江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了我，她伤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临死前那平静安祥的神态，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七、面对死神(下)
谁知道，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件悲剧。
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大学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
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阿安算是连马屁都不会拍的正人君子，疾恶如仇，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春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冬天带着一帮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倒大木(伐木)，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上下下的关系，譬如你把林场的头头给弄顺气了，他会默认你量下来的从伐木场到公路边木材堆积地的虚假距离而不认真复查，只要你编个弯弯曲曲的运木路线，多报个几百米距离，这样伐下来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钱就会提高，你给林场的检尺员送烟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头，立方的数量也会无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许会计要阿安继续努力，搞好和林场检尺员小罗的关系，小罗已经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林场的这批人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都是我们自己给喂出来的。我就是不送，他还能把我们给吃了”。小罗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林场方面扬言要核实我们生产队的运木头路线，重新商量给我们的工钱。事关生产队的收入和每个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开始责备他太死板，缺少当干部的灵活性。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著礼物一齐向小罗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著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这社会复杂得很，毛主席要你们上山下乡，不就是要你们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长长见识吗？哈哈。”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他给正在上海养病的胖子写信，叙述了他思想变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欢伟人们欣赏的那些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可是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认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劝说下，要我见了何等丑恶的事，都要无动于衷，见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也要阿谀奉承。我多年来精心构造的道德马其诺防线竟如此轻易地崩溃，而我们一直痛恨的东西倒成了天经地义。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来为自己的屈服辩解，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无能。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违背良心去做，这和过去出卖理想，出卖革命当叛徒有何区别。”
他开始怀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政治信条和人生准则，“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著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而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总是要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问题。我们口里心里相信的东西和准则，在人生中却并不如此去做。我们的书生气非但不能改造别人，而且使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和知青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人的苦恼和忧虑。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我最近心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力求达到的是不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现在报纸宣传又要知青扎根边疆农村了，把朱克家，柴春泽，翁永曦当做典型。凭我这个懂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基本知识的人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必然要流产，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可仔细想想，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努力地去实践的人生准则却不被大众所接受，我们的辛勤劳动最终不过是无用功，为某些政治骗子的蛊惑人心宣传作点缀，岂不可悲。我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推荐上大学要轮到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么意思。”
阿安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语调越来越尖锐，1976年四·五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他因为传播谣言，散布反动言论，收听敌台，几次被来我队视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长在队里的学习大会上点名批判，甚至于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单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无可忍时还要据理力争，那刻薄的讽刺幽默，弄得全场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长憋得满脸红一阵青一阵。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大学入学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五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革委会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我不是贱民，不需要这种特别照顾。我需要的是我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价值的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真是没希望了。听听美国之音居然还会影响我上大学，这种罪名还不是秦始皇那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咱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这时他父亲的问题虽说还没有结论，但因为有个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来华访问前，向中国方面提出要见老朋友–阿安的父亲，某领导一个批示，文革时住进舒家祖传的那栋小洋房里两层楼面的两户人家立即搬出，看来平反落实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开了有严重哮喘病的假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还指责他父母弄虚做假的行为不能为人师表，声称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伤心。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迎考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7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齐回队。他让我们先走，还幽默地说，他要过完儿童节恢复童心后才走，并托胖子给他买张6月2日去大连的三等舱船票。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齐走，六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
6月2日下午我们在公平路码头上，左等右等还不见阿安的身影，让送行的朋友给他家挂电话，他大哥说他早上11点就离开家了。离3点开船还有20分钟，阿安被小柏拉着匆匆赶来，小柏大声向我们喊着，“阿安这个家伙，都快开船了，他还笃悠悠地坐在候船室里抽烟，要不是我看到，他准误点不可。你们看，回黑龙江参加考试，他的旅行袋里除了一条烟，几件衣服，一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一本《中国地图》外，什么复习材料也没有，真是把书都藏到脑子里去了，就准备回上海读大学。哪像你们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东西和家里的所有复习材料都带回黑龙江，准备在农村长期作战。你们在考场上一定要学学他这种镇静的本领，祝你们六个人都凯旋归来。”
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记录。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余辉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我们对这美丽的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不过到时候还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3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会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胖子马上打断他的话，“阿安，老提你那走麦城干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考场又不是刑场，今天是你请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种悲观论调来影响大家情绪。一会儿我们还要一齐复习历史和政治，不能痛饮三百杯，还是乾杯吧，与尔同销万古愁，预祝我们六人个个考上大学，回到上海。”于是我们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声背诵李太白的将进酒的长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乾杯。”引得周围的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这付摇头晃脑的得意劲，以为餐厅里跑进了一群疯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你打听这个干吗？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混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我们就请阿安出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十一点，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虫已经袭来，他这一说我也犯困了，阿安看我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将会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的，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那时候我们队里许多知青都喜欢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不仅抄在笔记本上，还能一字不差的从头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飘翔着一只海燕－－－－”，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在阿安请求下，我们背了三回。“我来了，我来了”，我也逐渐进入了梦乡。
6月3日早上六点半，我睁开眼睛，对过阿安的铺上没有人，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而其他四人都已经起来看书了，没有法子只好起床去刷牙洗脸。等我从洗脸间回来后，胖子他们也出去了，舱里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铺的小陈那个女孩了。过了一会儿，胖子他们陆续回来了，每个人进舱时都问我看见阿安没有，快吃早饭了，怎么还不回来，不知他上哪儿看书去了，还是掉到哪个臭毛坑(厕所)里了。于是我们四个男的又分头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五个人坐在舱里正纳闷时，胖子说他六点起来时，就没看见阿安在铺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懒觉，今天怎么会起哪么早？奇怪！”小陈有点胆颤心惊地接着说：“我昨晚上失眠睡不着，就一直躺在床铺上看书，他也一个晚上都在看书写东西，后来他下铺看见我还在看书，就对我说，都两点了，还用功呢，快休息，你这个小病鬼，要注意身体，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说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厕所吧。我很快就睡着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清楚。”
这时，我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海燕—–我来了，我来了”，我和胖子几乎是同时冲过去翻开了阿安铺上的枕头，旧军装上放着一封写着“胖子等收”字样的信，“他—–？？？”，我和胖子实在不愿这样想。信封没有封口，里面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着：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而继续呆在队里，这想一想就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这句话下划了强调线)。
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厂XX车间?XXX
别了。祝你们幸运！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捎回去。”
这封信在我们五个人之间传来传去，谁都没有说什么，房间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小陈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凝聚着的空气。“你们还坐在这里干吗？快叫船停下来，回头去找”，她便哭便催我们赶快去找船长。船当然是不会开回去找的。船长告诉我们，文革时，跳海自杀的人很多，即使看见有人跳海马上停船，也几乎连尸体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后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当然会游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实那更痛苦，在海里挣扎一番后，不是被鲨鱼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边上的乘警也说，跳海自杀的人被过路船只发现救起死里逃生的事我只听到过一次，清晨两三点时，周围也没有其他船只通过那块海区，你们还是赶快通知他家人吧，人死不能复活，你们也不要太悲伤，好好复习功课，考上大学，前途无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边，凝目注视着这茫茫的大海，阳光虽然灿烂，但海水并不象天空那样蔚蓝。我力图摆脱那种想象，能够在黄埔江上游几个来回的阿安心里高喊着“我来了”，跳下东海时，没有马上死去，周围一片黑暗，除了那远去的海轮上暗淡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愿望，他也只能一个人在海里奋斗，或许他能坚持到东方出现曙光，最后一次望着这已经不属于他的黎明，终于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没。
胖子哽咽地对我说：“我实在没有想到阿安会走上这条路。昨天他上船的时候跟我说，只要这种政治审查制度存在，他这种反动分子今生今世就进不了大学，而呆在农村苟活一辈子，也实在忍受不住，我劝他把眼光放远点，不要太悲观，现在邓小平上台了，一切都在变，右派都平反了，那个悼念周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迟早会平反，到时候你说不定就是英雄，让那个狗所长向你陪礼道歉。他说，其实那所长人也不坏，从没向下面的生产队要过东西，他也是为他所坚信的真理而奋斗，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而且忠心耿耿，过去父亲被打成美国特务时，我也不是说过要和他划清楚界限吗？后来才明白自己做错了，后悔莫及。阿安说文革时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后悔地说：“后来他把话题扯开了，大谈关于大海的哲学和美学，又吟了文天祥的过零仃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注意些，说不定就能阻挡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我们都太迟钝了或者说是太现实主义了，所以无法理解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阿安他自己选择了不苟活偷生的庄严的死，马上就要面对死神，他还无所畏惧，象英雄那样平静地要我们朗诵海燕为他送行，这样的勇气是谁也拦不住的。我们只有鼓起生的勇气，继续面对这严峻的现实，才会有出路，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仪式是他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时由朋友们操办的，由于龙华殡仪馆不能为追悼自杀者出借场地，仪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遗象两边挂着一付选自他遗诗的对联：“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路有气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种欲哭无泪的悲伤样子，还在黑龙江农村里复习迎考的我们都掉下了眼泪。当了国际海员的小柏，每次随船经过东海黄海相连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烟和罐头，奠祭我们的好朋友阿安。
当然也有人无动于衷，那个被阿安认为人还不坏的派出所所长，在我们向公社领导汇报阿安的情况时，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话，“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学吗，这回可如愿了，上了东海大学。”气得胖子当场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拉开了胖子，反过头来倒把所长训了一顿。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达了关于插队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沪的文件。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学，小贺考进了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上海。小鲁和小陈虽然接到了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他们都没去，而是办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续，成为离开生产队的最后两名知青。回到上海，他们俩参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进了大学念书。小鲁后来对我说，接到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时，他曾犹豫不决，看到大家都走了，极其悲观失望，甚至于想拉颗手榴弹自杀，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给父母朋友带来的痛苦悲哀，还是选择了生的道路。
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尽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里。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金山大队探望了他，被野草掩没的墓牌上的字迹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来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笔把墓牌重写了一遍，把两盒牡丹牌香烟和两瓶松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两口，然后放在墓牌前，隐约中我仿佛感觉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别，再见，再见，永远别忘记在黑龙江边，还有你少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今后有机会再来看看我，我想你们，我太寂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