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15/我的西藏–一个援藏医生的回忆(续)

（此为作者投稿的另外4个章节，因版面所限，本部分内容没有刊发）

作者/谐和

**次仁的故事

次仁被送进病房的那天下午，拉萨的天气开始转凉。少有的阴雨天气，夹着飕飕的凉风。

我走进病房时，次仁正拿着一本厚厚的平装书坐在床上读着，见我和他打招呼，就马上将书放在床头柜上，对着我和善地笑了一下。我走进他床边，顺便瞟了一眼那本书，是一本小开本的英文书，封面花花绿绿的，可惜因为太赃，糊了些油腻和糖水之类的东西，竟然辨别不清楚上面的英文字母了。

他是个35岁左右的藏族男子，个子高瘦，皮肤黑黄。黑头发因为疏于整理，凌乱地支楞在头上，一对深陷进去的黑眼睛好像罩着一层雾，无神而疏懒。我开始习惯性地向他问起了病史：“次仁先生，你哪里不舒服？”他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笑着摇摇头，指一下自己的嘴巴。

我想，他是不懂汉话。但是，在西藏，大多数老百姓都是说“双语”的——即能说藏语，也能听懂普通话。也许，他不是此地人，我想。我看他既然能读英文书，那么英文可能是我们交流的唯一的共同语言。于是，就用我当时并不灵光的英文和他交谈，问他病史。他果然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口音很重，带有很强的印度人说英语的腔调。

他是从与西藏近邻的尼伯尔回拉萨定居的藏族同胞。不过他35年的生活圈子并不仅仅限于尼伯尔。他的父亲在西藏民主改革以前，曾经是藏南一个大庄园的头人。拥有成百上千奴隶的头人和他的家庭应当是穿金带银，吃穿不愁的。次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母亲是他父亲最宠爱的一个小老婆。当次仁长到两岁时，有一次父亲带着他和母亲去了尼伯尔，在那里买了土地和房子，次仁就和母亲在那里住下了，那一年是1959年。

因为那时年龄太小，次仁根本就记不起在他五岁以前家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他只记得，他和父亲，母亲，还有些亲戚搬到印度的一个懊热难忍的地方住了几年，那地方就象是个印度的贫民窟，大人们整天愁眉苦脸，小孩子却在尘土飞扬的街上跑来跑去，不知愁为何物。后来有一些白人来到了难民营，再后来，他就和父亲，母亲搬去了一个叫瑞士的欧洲国家。

对他在瑞士的生活，他一点也没有提起过，只是告诉我，他曾经去英国“念过书”，念的什么书，他也没有说。只是有一点，他毫无顾忌地告诉我“我在英国念书时，开始沾上了毒品，朋友介绍的，一吸上就成瘾了。”吸毒的结果，是他失去了在英国“读书”的机会，他被重新送回了印度，住在一个叫做达兰萨拉的地方。年青时的次仁应当是一个高大而俊朗的小伙子，在达兰萨拉的西藏难民营里，通过别人介绍，他与一位藏族姑娘结了婚。婚后，他们曾经有过快乐的日子，妻子给他生了一个男孩。

为了小家庭的生活，在儿子满半岁时，他带着妻子回到了尼伯尔，在以前他父亲买的那座房子里住下。不过，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吸毒的恶习，在尼伯尔的时候，他吸毒更厉害了。接下来的日子，次仁不愿意仔细地详谈。只是说，由于生活困难，他将房子卖了，搬去住在一所公寓的三层楼上。我估计，吸毒这种只有钱出去，不见钱进来的恶习是家庭经济陷入拮拘的主要原因。

家庭的不合就从这时候开始了。次仁告诉我，那时候妻子经常和他吵闹，开始小吵，以后大吵，最后两人大打出手。妻子脾气大，打起架来，就将屋子里的东西从三层楼的窗户里一件一件地往楼下摔。最后，8个月的儿子就在一次例行的打架中……死了。次仁以后又经常向我重复这个故事，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把事件中的WHO，WHEN，HOW 说清楚过。他总是说“那天又吵架，妻子象发疯了一般，就那么一下，孩子就从窗户里飞出去，死了。”孩子是怎么“出去”的，是自己掉下去的，还是有人扔出窗外去的，他始终没有说清楚。脸上布满哀痛，眼睛凝视着空中，双手就僵在那里了…… 。每次他叙述这个故事时，都是这样一付表情。

这个故事他以后又重复了几十次，对我讲，对其他医生讲，对护士也讲。最后他的叙述终于成了和祥林嫂的“我只知道冬天有狼…… ”的故事一样，只要次仁一开口，大家就抱着同情的眼光听他的故事，虽然大家都知道结局是什么。而且也总是没有弄明白故事中的WHO，WHEN和HOW。

儿子死了，谁的责任，次仁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只是，妻子终于离开了他，跟别人走了。留下他在异国他乡孤独一人，拖着个戒不了毒瘾的身子，无法工作。值钱的东西卖光了以后他的经济来源也断了。在他穷愁潦倒，万般无赖的时候，他的住在拉萨的舅舅向他伸出了援手。舅舅在拉萨的八角街开了个小铺子卖杂货。一次，舅舅的朋友去尼伯尔进货时遇见了次仁，回来后将他在尼伯尔的情况如此这般地告诉了舅舅，舅舅就毫不犹豫地将次仁接回了拉萨。

拖着个骨瘦如材的病身回到拉萨的次仁，口袋里空空。可是毒瘾难忍啊，拉萨这个地方，不象尼伯尔那样容易找到毒品。他想戒掉毒品，可是，不容易。没有了亲人，那东西是唯一能够让他“感到点什么”的。白天他去街上转游，是为了想发现那东西，坐在街边乞讨，也是为了那东西。毒瘾发了，随便哪个墙角一蹲，一躺，一身污泥，一身虱子，35岁的人，篷头垢面，皮包骨头，倒象个60多岁的老头子。过路的人看见他，心里想着“这个可伶的老乞丐”。

次仁的舅舅一家人开始还同情他，劝说他，给他饭吃，给他暖和的床铺睡觉。可是他的我行我素，自暴自弃，肮脏喽烂使得这些佛教徒们渐渐失去了耐心。他先是向舅舅要钱，回来竟是偷钱，只为一件事情——买毒品。在他舅舅将他送进医院以前的一周里，他被舅舅反锁在小屋子里，除了吃饭，他不能出自己的房间。

他就是这样，混身肮脏，爬满了虱子，被送进了我们的病房，门诊医生的诊断是“慢性肝炎”。

我去看他时，他总是在蒙着头睡觉，不声不坑。床头上永远放着那本英文小说。我终于在书的内阜页上辨别出书名，是英国19世纪作家查尔斯。迪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英文简写本。我在中学时读过这本书的中译本。书中的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从一个被人欺侮的清贫家庭出身的青年人，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一位有学识有成就的绅士，终于娶得上流社会的美丽小姐为妻。这是一个英国19世纪男性社会的灰姑娘变成白天鹅的故事。说句题外的话，那时候，我们那颗青春朦动的心，对大卫经过千曲万折娶回的那位美人，爱丽思小姐，真是□慕得要命，都希望将来长大了遇上大卫这样的可人的绅士。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天天模仿爱小姐的走路姿态和娇媚的说话腔调。次仁这么喜欢这本书，也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不过我从来没有和他讨论过。

次仁出院时，身体仍然很衰弱。但他对在医院里基本没有吸毒的这段经历感到很高兴。他对我说“我想去罗布林卡玩，好久没有去过那里了。”。说来也是，血管里流着“八旗子弟”的血，还是喜欢去贵族的林园玩。

我也喜欢去逛“罗布林卡”，我想许多普通老百姓也喜欢那里的参天大树和优雅的园林。我尤其喜欢观察那些快乐的藏族家庭。有一次，我被一阵肆无忌惮的大笑声吸引过去。那是一家藏族的农民，没有帐篷，席地而坐。栓在树干上的马儿在嚼着干草，一条小黄狗突突乱跑。主人是个健壮骠悍的男子，高原上长年的紫外线照射，使他的皮肤格外的黑红而粗燥。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年青而同样健壮的女人。长长的黑辫子盘在头顶，一双大而亮的黑眼睛光彩诱人。她坐在丈夫身边，怀里有个黑红的小胖疙瘩正在专心地吸奶。她的乳房肥硕而光滑，人见人爱。笑声就是从她那里发出来的。她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旁若无人，那么令人□慕，竟一直笑倒在丈夫的怀里。就那么，敞着胸脯，怀里抱着个胖小子，弄得那男子也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我想起了次仁。他的儿子如果没有从尼伯尔的三层小楼里“飞出去”，也该有那女人怀里的小胖疙瘩那么大了吧？

**我的朋友毛主席

主席他姓毛，本名毛一民，是我的好朋友，护士长小周的丈夫。毛一民在拉萨近郊的一个大型机械厂当工会主席，人称毛主席。毛主席热心为大夥儿办事情，厂里职工上至文娱体育，生活补助，下至夫妻吵架，鸡毛蒜皮，都来找毛主席。厂里的藏族，汉族职工都把这个个子不高，风风火火的汉子当着自家人，走在厂里，他就是个名人，一路上都有人叫“毛主席，吃饭了没？”在厂里，他的人缘儿是连咱们韶山冲那位同姓的伟人也赶不上的。

只有爱人小周不高兴他，套句四川话说，就是“不安逸他”。两人在成都由认识，到恋爱，到结婚，通共两年。毛主席在工学院毕业后，分配来拉萨工作，小周三番五次地要求组织上把他调回内地，毛主席本人却不同意。最后，小周也作为“援藏家属”从成都的大医院调到拉萨来了。两口子在西藏一呆就是10年。我遇到他们时，他们那小儿子明明都五岁多了。小家伙是在成都生的，在外婆家带到两岁。当妈妈的想儿子想得常常看着儿子的相片哭泣，最后，冒着得“高山病”的危险，毛主席回成都去把明明接到海拔3000多米的拉萨。

这种高海拔缺氧的环境，确实让孩子身体吃了一些亏。五岁的小孩，瘦瘦小小地，与三，四岁孩子个头差不多，面颊上还有两团高原缺氧的标志 —紫红色的“ 高原红”。身体差一些，可是小家伙却出聪明得出奇。五岁的小子下像棋，楞是可以让邻居上中学的大孩子一遍一遍地输得傻了眼。在一阵哄笑声中，邻居的孩子被他爸骂了一声“没出息”，憋着眼泪回去了。为这，明明没有少挨隔壁大哥哥们的黑拳。

毛主席和小周住在机械厂的家属院的平房里。从前门进去，穿过一通三间一厨，就到了后院。到了后院才知道毛主席的手艺。窗户下是一排象反光镜似的玻璃，我问小周“这是什么？”她说“老毛自己安的太阳能灶。”倒也是，西藏这一年三百多天的大太阳，不用白不用，太阳能灶烧热的水就进了小周的厨房。另一个受太阳能惠顾的是温室，温室里的蔬菜种子全是从成都带来的。真是什么太阳下长什么庄稼，饱受阳光照顾的园子里，西红柿，白菜，辣椒，茄子，青葱…… ，一窝窝地疯长，油光水滑，逗得人心花怒放。一个夏天，他们这园里的蔬菜吃不完，想吃点鲜菜又懒得跑农贸市场的，就来园子里掐一点回去下锅，左邻右舍都沾了毛主席的光。

毛主席在厨房里穿着围裙炒菜。小周进进出出地想帮个忙，被他一次次地挡回去“去去去，陪你朋友说话去，这里不用你。”一个多小时，毛主席将菜一盘盘地端上桌子，计有：蒜泥白肉，火爆双脆，酸辣蹄筋，鱼香脆皮鸡，花椒鳝段，三鲜豌豆和东坡墨鱼。亮鲜鲜地摆了一桌，配上高脚杯盛红酒，……哇，麻辣辣，脆生生，还没有动筷子，口水就直往下流，挡都挡不住。这其间，还有三，四拨人来家里找毛主席解决各种私人的，公家的，蒜皮的，鸡毛的问题，他都在灶台上给别人如此这般地说了个明白。吃饭间，我说“老毛啊，你真是个大忙人哇。”小周在一旁，小嘴一撇，说“ 他龟儿子的，一天到晚就晓得在外头忙。自己屋头的稀饭还没有吹冷，尽去帮别人吹汤元。”毛主席笑着敲她一筷子“鬼婆娘，乱说。……嘿嘿，鼻子歪了！”

我们说好了，夏天去藏南的泽当玩一次。西藏的夏天是最好的旅游季节，你根本没有“出门带雨伞”的概念 ……很少下雨，但是气候并不乾燥，温润而凉快，可能是托福于雪山上吹来的凉风吧。终于，我们三个人都请好了假。毛主席总是有办法的，他找到在物质局车队的哥们儿，趁有货车去泽当拉货的机会，让我们搭个便车。事先，小周已经有了指示：只坐五十菱的大货车，其它车子不坐。毛主席也就“老婆挥手我前进”，每天去哥们儿那里打听五十菱大货车什么时候出发去藏南。

终于，我们搭上那辆崭新的五十菱大卡车。车架子很高，驾驶台前的窗户明亮而视野宽敞，适合在西藏这种天气和路况都不太好的地方行驶。前面的驾驶室里可以容纳 4 – 5个人，黑色的车座位富有弹性，即使走在西藏特有的“搓板路”上也不会让人在座位上跳上跳下。开车的老夏和毛主席很熟，一路上照顾毛主席和他的老婆，朋友，还非常尽心尽力，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阳光更加明媚的泽当。

泽当是一个安静而乾净的城市。说是城市，规模也就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小县城。来往的各种车辆，多半是卡车，在道路上扬起阵阵灰尘。牛啊，羊啊，狗啊，在路上与汽车抢道，倒也悠哉游哉。县城虽小，却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旅馆…… “泽当旅馆”，绿色的大字配着粉红色的围墙，十分抢眼。还有一个半博物馆半美术馆的展览馆。我是每到一地必去博物馆，一行三人和几个老外在这个展览馆里饶有兴味地读着这里的半神话，半现实的故事。故事说，远在几万年以前，有一个非常聪明的猴子住在泽当的山洞里，手下还有一批小猴子，权当是个“美猴王”罢。有一天，林子中来了个天上下凡的仙女，与美猴王一见锺情，由此，产生了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以后，从这山洞里生出来的小宝宝们，成了西藏人的祖先。

这个故事很美，还配着一个个的画面，更增加了真实感，似乎也符合达尔文老头子的进化论。只是，我们悄悄地议论说，宁愿相信它就是个神话故事。毛主席笑着说“ 我说孙悟空这小子假道学呢。说是凡心不动，一心一意跟师傅去西天取经。敢情是跑到泽当和仙女私自幽会来了。好个吴承恩，把这么重要一段历史给隐瞒了，该挨板子。老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小周又撇小嘴“你比那猴子还要精。”“是啊，不精怎么能把我老婆十万八千里地从成都弄到这块鬼疙瘩地方来呢，还是有缘份。”好脾气的毛主席，边说还边美美地搂一下身边娇小玲珑的翘嘴巴。

那天回拉萨时，才知道我们倒了霉。老夏的五十菱因为临时有急事，等不及我们，先走了，撇下我们三个人。我和小周明天要赶回去上班，不能在泽当过夜，我有些着急起来。小周说“不急，老毛有办法。”果然，不一会儿，剃寸板头，背着个兰书包的毛主席匆匆跑来，拉着我们进了一家藏式小饭馆。饭馆简陋，越过门口飘着兰色招牌小旗的小门，就踩在那屋里面高低不平的土地上。

屋里光线很暗，几个藏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喝酒。老毛走过去用藏语和他们打了个招呼，要了一瓶酒，就和几个藏人就着风干牛肉喝将起来。原来那几个藏人都是经常跑拉萨的司机，其中一位黑脸的汉子叫格桑，今天晚上就要去拉萨，跑的是解放牌大卡车，放空。毛主席塞给他一些钱，说好了在哪里等他，这事情就办妥了。说完了生意，毛主席还在那里陪他们喝酒，叽叽咕咕的藏语，又吃又笑。我们两个女眷在一旁不能吃不能喝，又不敢走。小周终于忍不住了，一把走上去挨了挨毛主席，用汉话小声骂一句“龟儿子话多！”他就红着个酒脸跟小周出了饭馆大门。

那一晚啊，真是碰上了藏南少有的“好”天气 ……又是刮风，又是下大雨。解放牌大卡车一会儿在平路上跑，一会儿在搓板路上罾，就由着格桑去折腾。我们三个人站在空空的带帆布篷的车厢里，一会儿往前颠，一会儿往后退，手还得抓紧支撑架，又没有座位。三，四个小时的行程，那个难啊，唐三藏和徒弟们上西天取经也不过如此也。

毛主席呢，倒是占据了有利地形，搂着个娇小的小周，两人挤坐在靠驾驶台后的一堆麻布包上，减少了颠簸。我站在车厢后面，背对着他们俩。只听得风雨中两个人又是笑又是骂，又是唱又是说的，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待到最后，没有声音了，我以为二位睡着了，回头一看 ……两人正在嘴对着嘴作那猴子和仙女的动作呢。我赶紧回过头来。

就这么，一直站着，回到了拉萨。

**过林卡

“过林卡”是拉萨居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休闲和社交活动。“林卡”的意思和汉族中的“野餐会”，和北美的BBQ 意义相近，但是“林卡”除了吃喝以外，还是一个热爱唱歌跳舞的民族与朋友一齐痛快玩乐的时候，一个居住在世界屋脊上的人们与太阳尽情亲近的时候。

西藏的大大小小的节日数不胜数，据说是因为喇嘛喜欢过节的关系。因为日照时间长，在拉萨一年360天中，有300多天都是大晴天，阳光普照。游牧民族的后代当然不会呆在家里，很多人家在假期中都把“家”搬到草地上，搬到阳光底下，搭起帐篷，从早晨玩到晚上。

拉萨的七月，晴空万里，但是因为在高原，并不感到躁热。天空象被水洗过，兰得洁净，兰得透明。记得有一次我走在拉萨一条行人很少的林荫道上，抬头看见夏日的晴空，象一块兰色的水晶玻璃，罩在头顶，我突发奇想，从地上捡起几块小石子，使劲往天上扔去：我想看看能不能把那水晶玻璃砸个小洞洞出来。

布达拉宫后面有一个公园，公园不大，但是古木参天，有小桥，有流水，有干净的绿草地。据说以前是达赖的禁地，一般的老百姓不准进去。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搭个帐篷，享受夏日的阳光。可以在那里过一天，也可以过几天，晚上就象游牧民那样睡在帐篷里。常常有藏族老人，大多数是妇女，手里擎着个象拨浪鼓似的东西，不断地摇晃着，嘴里还念念有词地绕着布达拉宫的外墙，一遍一遍地走，一个上午少说也要走几十里地吧。她们多半是来自西藏的乡村地区，是来“转经”的。“转经”的意思是，为自己和家里的人转个来世的吉祥如意，荣华富贵，也就是佛教的“修来世”吧。不少人花了一生的积蓄，就是为来这里向神明乞求这么一次。

我们几位医疗队的同仁经常和大扎西一家在这个风景秀丽，阳光和煦的草地上过“林卡”。大家随意坐在帐篷里。帐篷是用白颜色的布料作的，很轻很大，帐篷的“门”松松地开着。帐篷里光线很好，一大一小两张桌子，大桌子摆吃食和青稞酒，葡萄酒，小桌子围一堆打麻将的人和在旁边吆喝助兴的人，音箱总是大开着，流行音乐，藏族的，汉族的，印度的，来来回回地放。

女主人自然是大卓玛。她穿着鲜艳的藏装，领着两个侄女，一人擎个锡酒壶，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不为什么，专门敬青稞酒，而且以把客人灌醉为止。据说这样才能表现出主人的情谊。酒杯是我们喝水的那种玻璃杯子，规则是，杯子里必需永远装满酒，如果客人喝了一小口，卓玛的“敬酒部队”就马上来把杯子里那个降下去的“酒平线”加回来。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喝了几杯酒，为什么醉了，心里也没有数。如果我不喝了，让那酒杯满满地放在那里行不行？这也不行。卓玛和其他两个姑娘眼睛尖着呢，你不喝，她们就轮番跪在你面前，握着酒壶，依依呀呀地唱起劝酒歌，唱得大家都盯着你起哄，你红着脸，还得继续喝。人们就是这样给灌醉了的。不时有人站起身来，又“扑”的一声倒在地上。对这，主人早有准备，帐篷里有一个角落专门给被青稞酒打败的人们预备着，铺着床垫，倒下去就可以打呼噜。

饭饱酒足了，麻将也搓腻了，卓玛就开始张罗着跳舞，音响开得大大的。那时有一首在拉萨流行的迪斯科曲子“吉米，吉米，来吧，来吧……，让我们手拉手，来跳跳迪斯科……”这个曲子的节奏是那样有诱惑力，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吉米”们都脚痒痒地跑到太阳下面来手午足蹈了。跳得最好的数小扎西。小扎西是检验室的实验员，康巴人。他不是大扎西的亲戚，只是朋友，可是大扎西每次过林卡时都要邀请他来，因为他是饮酒，唱歌，跳舞的能手，是过林卡的大红人。他长得高大硕壮，对人却异常恭谦有礼，风度翩翩，尤其是在邀请女孩子们跳舞时。我猜想，每一个和小扎西跳过舞的女孩子都有一次从灰姑娘变成美公主，或者是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愉快经历。

热闹的林卡随着太阳的下山开始沉寂下来。大家帮着大卓玛收拾帐篷回家。这时，却有两条大汉，一人手里提个塑料空桶，勾肩搭背，摇摇晃晃地哼着小曲儿向城里的酒铺走去，他们是大扎西和医疗队的一个北京小伙子一乐，他们还要去买来青稞酒继续喝。

那天晚上，一乐和大扎西都醉得被人抬回了家。以后，大扎西逢人便说：“一乐，好人，我的好朋友。”

**大卓玛

大卓玛是内科病房的老护士，说“老”，她也才三十多岁，但是工龄十几年了。

我始终没有弄清楚西藏人的姓和名的关系，好像我们汉人叫人李狗儿，这“李”是姓，“狗儿”是爹妈取的名字。可是当有的人叫“卓玛央金，又有人叫“才旦卓玛”时，这“卓玛”到底是姓还是名呢？事实上，你如果去大昭寺后面的八角街吆喝一声 “ 卓玛…… ”，起码有一百个 “卓玛”会回过头来望着你。所以大家乾脆将年纪大的叫“大卓玛”，年纪小的叫“小卓玛”，就象咱们汉人叫“大李，小李”一样，省事儿。

大多数在高原长大的藏族妇女，肤色和男人一样，呈现黑里透红的古铜色，唯独大卓玛的肤色象平原上长大的姑娘 …… 象牙白的皮肤，细腻而光滑，配着脸颊上一边一团的“高原红”。我总觉得她的面貌和大昭寺里坐在松赞干布旁边的文成公主塑像相象，都是细鼻子细眼睛的。长长的辫子盘在她的头顶，平时上班时就穿一身汉装(方便)，周末和过节时才穿上鲜艳的藏装。大卓玛的丈夫大扎西也在医院里工作。她为大扎西生了两个喜欢上树爬墙的可爱儿子。在西藏，你不会有执行“计划生育”的烦恼，这里是全国有数的几个不施行“一胎化”政策的地方，以至好多沿海一带的居民躲到西藏来生第二胎。

大卓玛夫妇很好客，科室里的姐妹们经常是他们家的坐上客。她家里是典型的藏式布置，地上，墙上，床上铺满了藏式地毯，窗上挂着藏式绣花的窗帘，到处打扫得一尘不染。一行人嘻嘻哈哈地进了她的家门，鞋子通常都留在门口，光着脚丫子坐在她那宽大得象北方人家土炕那样的大床上，床上放一小木桌子，大卓玛就招呼大家“来，来，来打麻将。”麻将在拉萨很流行，尤其是在家庭经济比较好，汉化程度较高的家庭里。喜欢打麻将的在桌子上唏唏哗哗地推牌，不打麻将的聊天，听音乐，嗑瓜子，小顽闹们在屋子里跑进跑出，最忙碌的只有一个人……大卓玛。她准备的茶有酥油茶，有绿茶，恭恭敬敬地送到每个人面前，小吃有瓜子，花生，糖果，藏人吃的一种用牛奶作的固体甜食“奶子”和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吃食。最妙的是，卓玛炒一手不错的川菜，而且还特别讲究颜色好看。在我的记忆里，大卓玛象一团粉粉白白的面团，和气的，温顺的，悄悄地来，悄悄地去，让每一个在她身边的人都感到很舒服自在。

不过，有一天在病房里，我领教了她的威风。

那天快下班时，门诊收进来一位新病人。病人名字叫次仁，男子，瘦瘦高高的，约莫有三十五岁。他说他不会说汉话，只会讲藏语和英文。我了解到他是刚从印度尼泊尔那一带回拉萨定居的藏胞，就好象我们内地的归国华侨似的，就用当时不太灵光的英语问他病史。病史问完后，我开始作例行的体格检查。他身上本来盖着薄薄的被单，这下他更是紧紧地抓住被单不让我掀开。我只得从他那浮肿的脚面检查起。

突然，我看见一些密密麻麻的小生物在他的裤脚上爬来爬去，爬得裤缝处都成了一根黑线。一股恶臭味从被子下面传出来。正巧这时护士长来病房发药，我请他帮忙将被单掀开……我从来没有过的情景让我呆在那里 ：次仁先生的全身爬满了蠕动着的虱子团！连床单上，枕头下都是，头上就更不用说。我赶忙招呼护士长来清理。可是，不知是因为惊吓，害怕还是可伶这个遭罪的病人，总而言之，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站在那里哭了起来，就在病房里！

护士长忙把我拉到一边，她跑出去叫人，叫来的是大卓玛，她那天当班。大卓玛带着一个实习的小护士进来，她一眼看着我站在门口抽泣，就轻轻地把我推开，但那严厉的眼色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好象在说：你怎么能在病人面前哭泣？只见她麻利地指挥着小护士，拉紧床单的两头，将皮包骨头的次仁从病床上提起来，提到淋浴室里去了。等到我晚些时候回到病房时，次仁先生已躺在重新换洗过的乾净床上，没有了虱子爬来爬去。

第二天，谁也没有提起我哭的事情，大卓玛没有说，护士长也没有说。早晨在过道里碰见正在忙碌的大卓玛时，她甚至用手搂着我笑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