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文：谐和）
**作者序
作为北京援藏医疗队的一名医生，我曾经在西藏工作和生活了一年。
医疗队为西藏培养了许多本民族的医生和技术人员，我们为普通藏民全部免费诊断治疗，为危重藏族病人输血，汉族人和藏族人的血液流动进同一根血管。
把自己一些在西藏的亲身经历写下来，取名“我的西藏”，表示一个汉族医生对那块土地和人民的爱。
达赖喇嘛和西方反华势力妄图把西藏从中国56个民族的大家庭里分裂出去，注定是痴心妄想。
**在拉萨看天葬
曾经在西藏拉萨住过一年。
有人说“五岳归来不看山”。我说“西藏归来不看景”。那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美景地。
那里的蓝天，雪山，阳光和清澈的河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这一辈子也不奢望看到比在西藏看到的更加原始而粗犷的自然美景了，无论走到世界何处。
还有一样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西藏的天葬。
和任何宗教对生命死亡后的出路一样，佛教也讲究个“灵魂升天”。但是让肉体和灵魂一齐升天，全世界好象只有在西藏才有这样的实践。
那是在拉萨的一个六月的清晨，我和妇产科的黄医生，病理科的扎西医生起了个大早，医院的小吉普车，要赶到第一抹阳光射到天葬场之前到达那里。这里还得交代一下，对这种灵魂和肉体一齐升天的过程，除了天葬师和死者家属请来念经的喇嘛外，外人一概谢绝，
连家属通常也不来参加。改革开放后曾经准许游客参观过天葬。但自从有人偷偷把天葬过程拍下来，并且在上海向外国人兜售以后，国内的游客就被一律谢绝了。我们能够得到参观的殊荣，全靠老扎西医生，他因为作病理解剖工作的关系，和老天葬师是朋友。扎西医生和他的朋友不在被拒之列。
天葬场设在拉萨近郊的一座小山顶上。山不高，山顶是一个光滑的平台，约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我们到达那里时，太阳还没有露头，天空灰兰兰的。六月的拉萨仍然凉飕飕的，我们都把自己裹在厚厚的毛衣里。家属请的老喇嘛已经坐在山顶上了，深红色的袈裟裹着紫铜色的皮肤，对我们一行穿白大衣的人友善地微笑着。
这时才发现天葬场所在的小山顶背面被一座更高的山环绕着，兀地看去，一群大鸟在那座山顶上一字地排开，舞动着翅膀，吱喳喳地挤来挤去恬噪不停，有的干脆不耐烦地在山顶上盘旋来盘旋去。问过了扎西才知道，呵，那就是今天要带领死者肉体和灵魂“升天”的运输大队—-秃鹫群！山顶上看得见的只是它们的一部份，更多的挤不上山顶的还在山背面的坡上歇着等待呢。
等到天葬师们背着两具由白布裹着的尸体上到天葬场山顶来时，照耀拉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摇摇晃晃地爬上了山顶。三位天葬师：一老一少，中间夹个中年人。开始我以为三人都是男的，结果扎西告诉我，那个最年青的是个女娃，老天葬师的女儿，才16岁。她穿一身汉族服装，长辫子裹在一顶军帽里，咋一看还真分不出男女。但仔细一看，军帽下那张两颊“高原红”的秀脸和一对乌溜溜含羞的大眼：是个典型的藏族女娃。
天葬师这个职业在西藏民主改革前是一项低贱的职业，往往是父传子，子传孙，因为招不到徒弟，而且女人是不准沾这一行的。现在，天葬师在人们的眼中地位高多了，也可以传女弟子了。
天葬师除了作拆卸尸体喂食秃鹫外，还负责在头一天晚上把尸体用白布裹上，背着尸体在拉萨大昭寺旁的八角街绕街走三圈，可能是向家属告别吧，但家属并不陪同。可以说，天葬师是陪同死者走向天国的最后一位人间使者。
天葬前要进行宗教仪式。在一位穿戴整齐，佩着藏刀的男人陪同下，老喇嘛闭目合十为死者念超度经文。那位男陪同据说是其中一位死者的远房亲戚，这是今天唯一出场的死者家属。
宗教仪式完毕后，佩刀的男人就下山去了。留下几个专业的天葬师和专业的观察者为死者送行。
待老天葬师在女儿的帮助下打开白色的裹尸布时，我们才看见，死者为两位老人，都很瘦。
这时，两位男天葬师开始拆卸尸体。他们的工具很简单：斧头，锯子和几把锋利的藏刀。当第一斧砍在死者的颈子上，头颅和身体脱落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秃鹫们闻到了血腥味，一群秃鹫俯冲下山，大胆者甚至落脚在天葬台上，盯着尸体嗷嗷直叫。可是它们好象与天葬师有默契，只见天葬师向他们吆喝着什么，这群大鸟，少说也有十几只，便缩脖子缩脑袋地站在天葬台的边缘上，还互相挤来挤去，眼睛却都盯着天葬师。这使我想起峨眉山的老和尚每当正午就向山里叫唤：“猴居士，开斋罗……”。接着就有成群接队的猴子下山来吃饭。人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两位男天葬师熟练地用工具拆卸尸体，在切下四肢时都是非常准确地沿着解剖线下刀，使人感到他们在熟练地杀一只鸡。很快地，四肢卸下来，老天葬师开始扔尸肉给秃鹫们，它们叽叽哇哇地抢食着，有时，两只秃鹫扯着一块肉的两端转着圈地拉扯，直到各得其所为止。秃鹫们大抵也受过“有富同享”的教育，第一批吃得半饱时就飞回山背面去，让第二批等候的秃鹫俯冲下来吃食，就这样轮替着。这时，另外一批食客也来分享尸肉，那是一群乌鸦。它们的身体只有秃鹫的六分之一大，通常只能在天葬场的边缘站着，趁秃鹫不注意，赶快几步小跑冲进场地，叼上一块尸肉又赶快冲出来，跑慢几步，秃鹫的喙子就啄到它们身上去了。
等到最后一块尸肉被秃鹫和乌鸦“带上天”去以后，两位男天葬师也累了。他们坐下来抽一袋烟。这时，轮到天葬师的女儿熟练地用斧头将一块块剩下的骨头砸碎，这件活路费了她不少时间。等到骨头都砸成了渣，她从一白色的口袋里掏出酥油和青稞面，用手把骨头渣，酥油，青稞面混合起来。一些还没有吃饱的秃鹫和乌鸦闻着香味又飞回来，那姑娘就将食物一把一把地扔给它们，直到天葬场的大青石上面什么也没有剩下为止。天葬师的工作是保证死者的所有肉体都“上天”，不能有一丝一毫身体残留物留在地面上，据说那是对死者的不敬，家属若知道了，也会扣掉付给天葬师的工钱。
最后的事情就是打扫天葬场那块平台。天葬师们用水把上面的残留血迹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很有专业水平和素养。
西藏的“藏医学”在对人体的解剖构造和内脏位置的认识上比汉族的中医早很多年。天葬师可以说是西藏最早的解剖学家。到底藏医比西方医学对人体解剖的认识早还是晚，以无从考察。但正是这些长期被西藏社会认为是“贱民”的天葬师，对藏医学的发展作出过伟大的贡献。
**一妻多夫
那是在拉萨夏天的一个炎热的下午。都晚上八点了，外面还是阳光普照。西藏一直使用北京时间计时。在首都，是早晨七点天亮，晚上七点天黑，换到了拉萨就是：早晨十点太阳出山，晚上十点太阳落坡。
我正在急诊室偷懒呢，就听挂号室来电话：“有急诊病人，出来看一下。”我赶紧披上白大衣去了诊室。病人是个藏族女人，看上去有三十来岁，瘦得一把皮包骨头，还躺在板车上。
推车人是个二十来岁的藏族小伙子，穿一件红背心，脏希希的裤子已经分辨不出颜色，挽得老高，绿军帽上沾着几根稻草，好像才从田里回来，满头满身的大汗。“可能是拉萨郊区的农民。”我想。藏族女人双目紧闭，苍黄的面孔上满是汗水，扎着小辫的头发乱烘烘的，发结飘带已经从红色变成了黑色，穿的衣服比小伙子的还要脏，发出阵阵汗臭味。我在检查这个女病人时，发现她反应很迟钝，有时几乎没有反应，问她问题也没有回答，我只得转而问推板车来的小伙子，我想他是她的弟弟。
小伙子回答的病史主要是：达娃(藏族女病人的名字)近一个月来不思饮食，吃啥吐啥，消瘦无力。我当时也无法马上作出诊断，我告诉小伙子，需要作X-光，验血和超声波检查。当我说到，要作妊娠检查时，小伙子突然双眼发亮，露出兴奋的表情，他说：“达娃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我的，不是我哥哥们的。”我说：“你是他的……”“我是他丈夫呀。”他不等问完就赶紧回答道。我说：“为什么你说孩子不是你哥哥的？”“因为我哥哥们都出门三个月了，不在家里。”
经他一番解释，我才明白。原来，达娃是嫁给小伙子家四兄弟的。四兄弟共一个女人，并不是因为他们都同时爱上了达娃，而是四兄弟不愿意因为娶媳妇而分家产。这在西藏城市里并不多见，但在农村却并不少见。因为经济和家族财产而四兄弟共一个女人，女人所生的孩子属于四兄弟共有，将来兄弟们死了，财产也不落在外人手里。
我不是学社会学的，不知道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还是农奴社会留下的规矩，或者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种风俗习惯。
其实达娃嫁到他们家里来并不是享福来了。她要对家里的四位青壮年男人尽到妻子的责任。
大哥在家时，她是大哥的女人，大哥出门在外，她是二哥的女人，这样以此类推下去。等到三个哥哥都出了远门，才轮到这位穿红背心的小伙子当丈夫，所以，他对达娃的“怀孕”那样地高兴。达娃永远是家里最忙碌，最辛苦的劳动者，她要给四个青壮年煮饭，洗衣，挤牛奶，作酥油茶，要给四个人生孩子，带孩子，还要下地种青稞，割草，喂牛。可能是严酷的自然环境，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因吧，藏族女人的身体在高原上是很强壮的一群，总使我想起高原的牦牛。但是即使是牦牛，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下也有不支而跌倒的时候。
化验结果出来，与我和穿红背心的小丈夫的期望相反，达娃患的是严重的全身血行播散型结核，已经到了晚期。脑脊液检查显示她有结核性脑膜炎，这样严重的结核我在内地时从来没有见过。当我把结果告诉她的小丈夫时，他眼红红地说要赶快通知三个哥哥回来。
可伶的达娃，在送进传染病房的第二天，经医生们全力抢救，回天乏术，终于撒手人寰。她甚至没有来得及和赶回来的其它三位丈夫告个别。我站在一旁默默地希望她在天国找个角落躺下来，好好地休息一下。
如果达娃的一妻多夫是因为风俗习惯和经济原因，则在拉萨我见过的另一类“一妻多夫”纯粹是为了“好玩”(HAVE A FUN)。
那是在传染病房工作时。有一天早晨我进病房，看见新来的病人是个漂亮的兰眼金发的澳大利亚姑娘，双眼泪汪汪的，金黄色的头发因为懒于梳洗而结成一块块的。她是来西藏旅游的游客，患了急性肝炎。这里要说一下，西藏的外国游客多为西方人和日本人，而且大多数是年轻人。冒险的心理使他们梦想来“世界屋脊”寻找奇迹。我在拉萨时，曾经听说有一位日本老人的尸体存放于医院多日，等待空运回日本。老人七十岁，为了蓄毕生心愿看看喜马拉雅山，不听家人劝阻，写下了遗嘱，与旅行社签下保证书，一切后果自负，终于随旅行团来到西藏。可是，还没有走到日思夜想的喜马拉雅山脚下，便在拉萨的旅馆里因心肌梗塞而一命归天，缺氧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了，言归正传。这位名叫卡罗琳的澳大利亚女孩一个月前与四个对喜马拉雅山抱着同样罗曼蒂克梦想的年青人一道，从墨尔本出发，来西藏旅游。在旅游的路途中，一个姑娘和四个小伙子演出了一拘西方的“一妻多夫”，当然只是同居关系，没有正式结婚。卡罗琳周旋于四个男人之间，今天是约翰的女友，明天又与迈可睡觉。四个人轮流来，为的是“HAVE A LOT OF FUN！”一路到了拉萨，待卡罗琳和一个“丈夫”相好时，另外三个“丈夫”心生嫉妒，互相埋怨，终于，四个男人变成“四剑客”，在旅馆里开打，被旅馆“请”了出去。约翰和迈可一气之下跑到藏南玩去了。留下卡罗琳和另外两位金发兰眼的年青人继续在拉萨过他们的一妻多夫日子，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二夫”。日子一直过到到卡罗琳出现急性肝炎症状，不吃不喝时。两位小“丈夫”将穿着脏希希的长裙，象个吉普赛女人似的她送进了医院。接下来的日子，与卡罗琳曾经渡过A LOT OF FUN的小丈夫们再也没有露过面，不知了去向。
这也算“洋”一妻多夫的一例吧。
**差点进天堂
那一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西藏有史以来第一座现代化医院在首府拉萨市建成。
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我真正的爱上了西藏，它那洁净透明的蓝天，清澈见底的雅鲁藏布江，一年到头白雪闪耀的山顶，豪爽，达观的藏族百姓……拉萨所有的寺庙我都去参观过。
直至有一天……
一位六十岁的藏族牧民被送进了我的病房。他因大量吐血，休克而进了位于布达拉宫脚下的医院。X-光发现他右肺上叶由于肺结核的侵蚀，出了个大空洞，造成肺血管破裂，大量出血。
经过一夜的抢救，病人停止了吐血，但血压仍偏低，贫血严重，急需输血。那时医院的血库还没有建立完善，需要输血的病人都是临时向捐血者买血，而且要当场付现金。
西藏是全国唯一全民公费医疗的地区，上至喇嘛，下至边远草原牧民，看病，吃药，住医院都是免费的，唯独这输血因为是要现金买，不免费。我在查房时对这位老牧民讲了输血的必要，希望他拿出一点现金，我们下午就买血为他输。老牧民当场一口回绝说：“我没有钱，我不要输血。”我告诉他：“你仍然有生命危险，输血后才有好转的希望。”他仍然说：“我没钱。好不了，死了也没啥。”住院医生卓玛也劝他输血，一直到中午也没有劝动。他只有一句话：“我没钱，不输血。”
眼看这老牧民的生命在一分钟一分钟的流逝，我急了，最后决定找院方想办法，让医院掏钱为他买血。病房在五楼，院长办公室在一楼。一个下午，我就在这一至五楼的楼梯上练脚劲(幸好是“壮丁”)，不停地找院长批条子给钱，找会计科出钱，找捐血人和血，找血库技术员抽血……终于用院长批的五百元现金给这位老牧民买了几百CC鲜血，傍晚在病房输进了他的身体。
西藏的肺结核发病率较内地高。由边远地区来拉萨朝拜的牧民患肺结核的尤众。他们多是辛苦劳动一辈子的老年牧民，也有年轻人。我的这位病人就是把牛和其他牲口卖了，房子交给了儿子，怀揣上一生的积蓄，沿途面向“佛主”磕长头(每走三步路后就将身体长长地匍伏于地，往往是灰尘漫天的公路边)，走了一年多才到拉萨。由于舍不得花钱买食物，沿途乞讨，常常是有一顿无一顿的。由于天天在灰尘里匍伏，吸进的尘埃里什么细菌都有，结核菌最常见。很多人到不了拉萨就肺病，胃病等疾病夺去了生命，连家属也不知道。
我的这位老牧民病人就是这样在往拉萨的一年的向“佛主”磕长头的朝拜路上染上了肺结核，因疏于治疗而差点儿毙命。最妙的是，在他健康出院的那天，他从枕头下抽出一个肮脏的布包，里面是一叠叠的人民币！少说也有一千多元。他告诉卓玛医生：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钱捐到寺庙里去供给“神”，因为是“神”(而不是医院的抢救，更不是那要命的几百CC血液)救了他的命。由于他对“神”的虔诚，他死后“神”会让他进天堂，将来还会让他有美好的“来世”。然后，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声“谢谢”，径自出院找“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