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李凤明/1964年8月2日深夜，在我国南部的北部湾，早在4个月以前就处心积虑地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美国，指使海军驱逐舰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了激战。8月4日，进一步扩大了海战的规模。与此同时，又悍然派出飞机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我国南部边界。
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8月6日清晨6点，他审阅了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声明的广播稿，反复思考，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中断骑马沿黄河考察的多年宿愿。于是，他在广播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当日，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中国政府声明》》严正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决不会坐视不救。”
（一）毛泽东审阅了重要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6个字的三线选址原则，是周恩来于1964年1月提出的核工业选址原则。林彪将“隐蔽”发展为“进洞”，并写进了中央文件。毛泽东后来提出要“靠山近水扎大营”
1964年8月19日，根据毛泽东“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批示和此前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指示精神，李富春和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说明已经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议，并作出了决定。《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国务院成立13人专案小组，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防备措施除作战部提出的4条外，还应包括大专院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15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15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扩大范围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现在来看，虽然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三线建设曾经发出过多种文件，但这份报告可以说是确立三线建设决策首份、也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10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在总投资 134亿元中，三线建设是42亿元，约占三分之一；在初步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建设是187个。
需要讲到的是关于报告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的三线选址原则。“文革”后曾经有人将它作为林彪的极“左”路线破坏的结果。然而，从当时事实看，最早提出这6个字的，是周恩来在1964年1月为中央专委起草的报告里，当然，那时只是指核工业的选址原则。后来，国家建委召开搬迁会议时也提出过一些项目要搬进山洞去。“文革”开始后，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将“隐蔽”发展为“进洞”，并写进了中央文件。也有人认为这个原则是根据毛泽东的“靠山近水扎大营”意见制定的。但那是在上述报告提出近一年后的1965年6月16日。况且他还认为工业应当根据各行业情况布点，分散、靠山、隐蔽问题强调过了一些。可见最早提出这个原则的是这份报告，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现代化军事打击和情报手段的认识程度。
（二）毛泽东在大连讲：你们现在又搞大三线，又搞小三线，好得很。我看比较主动，打起仗来比较稳当。在天津他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 在济南他又叮嘱：“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把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
美国于8月上旬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议上两次讲话，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主管工业的负责人：“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迅速开展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大家的共识。
遵照毛泽东指示，处于一、二线的各省迅速地行动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小三线。
提起三线建设，大都指的是大西北和大西南后方建设。其实三线又由大三线和小三线两部分构成。西南、西北三线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省区（一、二线）的腹地为小三线。在大、小三线上，中央主要抓大三线，小三线由各地党政军部门负责。
1965年1月 24日，毛泽东再次谈到小三线建设，指示各省三线建设都要注意搞。但强调搞大小三线建设两手准备的同时，还要做战争和建设两手准备。他胸有成竹地说：兵工厂搞起来，地方军搞起来，每年才6亿，军队同志就放心了。过去只有正规军，没有民兵。你重庆造的子弹，怎么能运到上海？设想如果出现了像日本占领时候的情况，到处被占领了，你没有两手怎么成？军械、武器不但运输有困难，数量也不够。
10月，毛泽东表扬大连市委的负责人：你们现在又搞大三线，又搞小三线，好得很。我看比较主动，打起仗来比较稳当。在天津他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 当地负责人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听了很满意；同时强调，在三线建设中要作好两手准备，一是战备，二是长期建设。在济南他又叮嘱：“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把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他询问：“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浪费不浪费？”然后又自答：“也没有什么浪费。”根据毛泽东的设想，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和各中央局先后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三五”计划。最终一致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
（三）三线建设决策迅速作出并雷厉风行地实施，使毛泽东松了一口气。同时，他又注意到要适当照顾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作了具体解释。
1964年10月18日，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省，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很快地批示：“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要15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批示既表扬了广东省，对其他各省建设一、二线也是有力的督促。
10月29日，党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开展三线建设的指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局，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云南各省、区党委，北京、上海两市委并告计委、经委、国防工办：中央现将广东省委10月18日报告和主席10月22日批语转给你们。中央同意并转发周恩来。罗瑞卿两同志10月29日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望即抓紧执行”。同时又附上了周恩来、罗瑞卿“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文件虽然比较短，但还是引起了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一是文件既下发到各大区中央局，又发到有关省、市、自治区和部门；二是当天周恩来、罗瑞卿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中央当天就转发了。当时．大家都认为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一系列指示极为重要，是我们国防战略的一项重大措施，必须认真对待努力做好。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在和平时期开始高速运转起应对可能突然发生的战争了。
1965年，国家计委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重新草拟《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指出：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我国“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强调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汇报提纲》，并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战略决策。大规模三线（战略后方）建设开始布局。为此，中央决定对一、二线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分出部分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国家“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就由“先抓吃穿用”，从根本上转变为集中搞三线建设。
为了提醒人们充分认识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毛泽东还将三线建设提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指出：现在如果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下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他还指出；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经过毛泽东的多次强调，进行三线建设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
三线建设主要为了备战，但并不是仅仅为了国防工业，还有基础工业。毛泽东比喻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中，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关注的目光放在西南三线中的攀枝花和西北三线中的酒泉。刘少奇曾经讲：主席着重讲到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位，第一是攀枝花，其他方面少搞，重点搞攀枝花。邓小平也指出：酒泉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是第二线。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不能到处铺摊子。周恩来也主张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兼顾战争准备和长期建设这两手。他说：“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平衡。”“要备战和长期结合”。
1966年，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解释这个方针时说：一是“备战”，军队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则即使有枪有炮也无所用；二是“备荒”，若遇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储备，仅依靠国家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则困难更大；三是“为人民”，国家积累不能太多，要为“部分人民”至今粮食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以后成为我国进行三线建设的基本方针。
转自：毛泽东旗帜网 http://www.maoflag.net/
http://maobo.7x.com.cn/gushi/junshi/3xianjianshe.html
“三线”缘起
“三线”这一概念出自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在这个构想中，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这些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南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1964年5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在那次会议上，时年71岁的毛主席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同年8月，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谈到建设“大三线”问题时，毛主席表情严肃地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其时他还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沿海工业这么宏大，不搬家不行，要好好学习斯大林经验教训，他们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个教训。”
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在1965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各省、各部及军内各部门着重汇报、交流了全面加强战备、加速三线建设的情况和计划。会议同意“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转变为备战。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毛主席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总理：“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周总理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毛主席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这开满攀枝花的地方，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接下来。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地的1500辆汽车，满载着设备和物资，日夜兼程在滇川道上。10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安营扎寨，攀钢建设当时成了“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其间形成两次高潮。第一次形成于1965年。是年8月21日，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确定了要立足于打大仗和快搬、早搬的指导思想，但不久即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处于停止状态；第二次高潮是因1969年初发生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事件而起，大部分“三线”企业都建成于这一时期，而“三线”地区的崛起也是在这一时期。
向“大三线”搬迁工厂的备战行动中，地方政府对这不可逆转的决策有拍巴掌的，也有皱眉头的。拍巴掌的，工厂进山沟无疑会给贫穷的山区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繁荣。皱眉头的，众多的工厂拥进狭窄的山沟，势必会侵占大量的农田，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的心目中，土地就是命根子呀。无论是拍巴掌也好，皱眉头也好，工厂最终都是不可阻挡地“依山傍水扎大营”，在山沟里落了户。有些对环境条件要求较高、生产精密设备的企业，也进了川、云、贵的溶洞。有的企业，顺山势在60公里长的地区分散布置车间，形成一串“羊粪蛋”等等。总之，“羊拉屎式”的企业有之，“飞机大游行式”的企业也有之，只要是进了山沟、山洞，算是隐蔽了就行。在那短短的10多年里，“三线”地区崛起了30多座新兴工业城市，攀枝花、十堰、德阳、六盘水……哪一个都耳熟能详。
“三线”企业的保密性和艰苦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其对人员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有着更高的要求，当时的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正因如此，三线地区在崛起了座座新城的同时，还锻炼培养出了一大批厅局级、省部级干部甚至于国家领导人，他们中包括二汽的李岚清、王兆国、厉有为、陈清泰，“长机”的顾金池等等。
摘自《党史纵横》子荫/文
http://skb.hebnews.cn/200518/ca489781.htm
揭开三线建设神秘的面纱
——《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读后
胡建华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进行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规模和过程是怎样的？三线建设设施在今天西部开发和今后现代高新技术战争中还有作用吗？陈东林的著作《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为读者揭开了三线建设神秘的面纱。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局势。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并打算联合苏联进行。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并与台湾进行了具体商议。面对战争威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人民不得不付出暂时不能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的牺牲。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内地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面对再次的战争威胁，中国的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在1964年至1980年长达16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主要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一部分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10条铁路干线，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建设战略。
20世纪60~70年代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20世纪80~90年代以“军转民”为中心的三线调整改造，体现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陈云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江泽民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与时俱进的开拓与探索。十几年的三线建设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培养出一大批久经磨练的建设人才，他们中不少已经成为走进新世纪的共和国领导人。可以说，三线建设是共和国伟大历史的一个剪影，一个精神资源。
纵览全书，其主要特点是：首先，使用了大批过去鲜为人知的解密资料，描绘出当年复杂国际国内形势的内幕。其次，比较好地把握了当年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为三线建设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客观评价，指出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三线建设仍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重要成绩；三线建设是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最后，广泛地使用了有关部门的资料，勾画出三线地区企业布局的全景，可以为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提供重要的投资开发背景资料。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6283428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