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21/全球化语境下城市文化的多元共生

——“上海–多伦多城市文化会议”综述

文 | 李 薇 | Li Wei |

2006年12月14日至18日,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加拿大约克大学共同主办的“上海-多伦多城市文化会议”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举行,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致开幕辞。来自约克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以及上海社科院等各方面专家学者20余人,以上海、多伦多这两座城市为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侧重点探讨了城市化和城市文化问题。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文化比较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杨剑龙在论文《世界格局中都市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中提出,在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在地理隔绝的地区还存在着相似的文化,因而不能单纯用历史联系与文化传播来解释这种文化现象,环境、心理与文化条件以及文化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都成为可能的解释因素。由此也衍生了多样的城市文化研究方法,包括文化社会学、文化历史学、文化心理学,以及文化生态学,等等。

二、全球化流动——城市空间的复杂性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包亚明以上海为例,认为在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国际商务人士的消费文化“诉求”被合理化、自然化为与世界接轨的先决条件。这一过程既有合理的功能性的考虑,又同时受到梦幻式的想象与意象的引导,复杂地交织了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各种因素,包含了历史性与地域性知识的重建。

复旦大学王宏图教授则从20世纪国内外文学文本入手,认为当时上海的都市空间是由包括工厂、金融总部、商业区、广场、公园、街头沙龙、公寓和其他公共、私人区域在内的无数片断组成,呈现极度多样化的特征。

约克大学的专家谢莉·赫纳斯坦纳(Shelley Hornstein)敏锐地指出,互联网时代,人们变得更加“流动”起来。由于网络,政治地理得以突破,不同城市空间和记忆被构建在同一张新图中。由此诞生了“绝对本土化”(local absolute)的空间地图,并产生了 “跨城市”(transurban)的新概念,在不同城市之间构建起差异化的文化回忆。

三、视觉时代的文化呈现

杨乃乔教授在论文《都市的图像文化时代与三种族群的叙事观念》中将当下中国大都市的总体生存者身份分为人文知识分子族群、科技知识分子族群与大众消费族群。从西方泊来的后工业文明高科技及其工具理性以解放叙事(emancipation-narrative)击败元叙事(meta-narrative)与小叙事(little-narrative)。这不仅标识着叙事方式的转换,也标识着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击溃。

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在论文中批评了中国都市和都市群的高速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趋同性问题,并指出,只有注入本民族、本地区政治与文化的内涵,才能使其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都市和都市群鲜明地区分开来。

复旦大学中文系梁永安教授在论文《后现代文化与上海景观社会的构建》中指出了上海景观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缺少一个特色鲜明的城标、一个文化核心区、丰富的历史符号体系、人本的空间标示体系和创造性的共时影像,最关键的是文化的包容度还不够。他认为,若发挥丰厚的历史传统、富有想象力和创新形态的移民文化、平面空间的无限向上可能性以及建筑形态的多样化等优势,上海的城市文化将会得到更大的扩展和丰富。

四、城市精神的溯变

约克大学环境研究系教授基因·戴斯福(Gene Desfor)通过研究多伦多湿地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发现自然与社会恒常不断互相塑造着,这一过程表现在:首先,自然不可避免地政治化;其次,生物和地理的自然在塑造社会地理和历史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再次,“精神的场所”不断被社会以及日益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关系改变着;最后,由于改造自然的过程包含着社会、社会公正和权力关系,因此,再造自然过程与社会演替存在必然的内在关联。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追溯了全球化背景下上海的多元文化传统。他认为,近年来所谓的“怀旧风”怀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代表的那个传统,是作为历史的资源来反思1949年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与此相应,上海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尤其是在为多国半殖民的近代——是一个另类:既有新教传统带来的工具理性,又有天主教文化带来的浪漫和超脱。这两种文化之所以得以植根,源于上海双重的本土移民传统:一方面上海江浙文化中的理性主义成分(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和新教传统相结合,另一方面江浙文化中才子佳人的浪漫温情成分又与拉丁文化产生回应,加之世界性的开放,上海形成了富有张力而多样的文化传统。

五、多元城市的政治实践

约克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帕特丽夏·凯·沃德(Patricia K. Wood)在论文《多样性、碎片化、公民权和城市:加拿大的(意外)成功与多元文化主义》中认为,为抵御“全球化城市”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必须提供有利政治活动的环境和空间,以实现碎片化、多样化的公民权。他的研究表明,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多个因素综合影响下的“意外”产物,这其中,可达、可见及集体属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发挥着主动推进民主进程的重要作用。此外,多元文化实践也植根于日常生活的互动中。

约克大学环境研究系副教授哈里斯·阿里(Harris Ali)、约克大学城市研究学院院长、环境研究系教授罗杰·科尔(Roger Keil)各自分析了SARS的全球性传播与”9.11”事件后旧有政治文化秩序面临的挑战。

阿里在论文《全球城市和多伦多和上海的传染病文化政治:以S A R S为例》中探讨了SARS爆发后多伦多和上海政府与市民的不同反应,他提醒人们,虽然全球化时代的自由市场王国倾向于强调个人的经济权利,但从道德伦理上讲,不仅要保护个人幸福也要保护包括文化和公共健康在内的集体幸福。

科尔在题为《帝国与国际化都市:“9.11”之后的城市化》的演讲中深刻地指出,9.11事件不仅把人们从与世隔绝的“美国梦”中震醒,也提出了尖锐的问题:9.11事件后美国的城市发展能否不再以美国道路为唯一模式?是否能参考世界其他地方,即内部和平、社会多元、较少市场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专家学者们通过个案研究或者比较研究,从或批判或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的城市多元文化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表达了这样一种共识,即建立一种合理、健康、人性的城市化模式,关键在于要将自身继承的文化遗产、历史传统与后现代的全球经济、政治环境有机地融合起来,培育独具特色而多元共存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

■ 责任编辑:徐振昌

编者注:查阅演讲或报告全文,请访问“上海——多伦多城市文化会议”官方网站。http://chinese.fudan.edu.cn/zhongwenxi/toronto2006/

http://www.china-up.com/meeting00/070609/pdf/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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