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第12期
作者系文史学者
【劝降信成了“通敌”铁证】
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张国焘固然曾以“肃反”为名剪除异己，但那时严峻的现实是，在川陕苏区确有一些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武装反革命活动。比如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干部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动员老百姓疏通河道，以帮助红军畅通后勤运输。混在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突然向台上的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和守卫杀死，劫走犯人。
1933年8月，暗藏在红29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与敌人勾结，发动了震惊苏区的“马儿崖事变”。红29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等军、师级红军将领几乎被斩尽杀绝，只有副军长刘瑞龙（刘延东之父——笔者注）一人生还。
面对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应当和必要的。问题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漫无边际，以致不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仅因无端猜疑就被推上断头台。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连上衣口袋别钢笔的人也不幸成了肃反对象。
而且领导肃反的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不同意见，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途中，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人在小河口会议上尖锐批评了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等错误。张处境孤立，被迫检讨，但一直耿耿于怀。红军进入川北刚站稳脚跟，他便开始下手：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监狱；邝继勋入川不久即被夺去兵权，先去刚成立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当主席，很快又被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
1933年2月中旬，川北土皇帝田颂尧倾力围攻红军之际，张国焘亲临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视察，在走出大门准备上马离开时，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邝继勋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很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想了想说：“谢德堪（川军旅长）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罗泽洲我帮过他的大忙。这次他俩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们写封信试试。”
可是，邝继勋写给罗泽洲和谢德堪的信，却莫名其妙落到了张国焘手上。张国焘以“通敌罪”将这位英勇战将、红四方面军创建人之一逮捕，政治保卫局五花大绑将邝押送到通江洪口乡的关帝庙。曾中生、余笃三也先后被张国焘以“右派集团头子”、“托陈取消派”等罪名关押。
面对张国焘精心设计的阴谋，邝继勋知道凶多吉少，在执行死刑前的遗书中写道：“中生、琴秋（张琴秋——编者注）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几个执行队员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用绳子套住邝继勋的脖子，将绳头抛过树桠，另外的执行队员抓住绳子使劲一拉……
5天后，余笃三被杀。1935年9月在川西卓克基，张国焘下令将曾中生处死。
【祠堂内的血案】
小河口联名上书的反对者被张国焘一网打尽，而由地方武装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的指挥员们，也很快成了肃反的重点对象。部队被调离原防地，集中在宣汉的南坝场、马桑沟、黄石杠、土门子等几个地方整训学习。方面军派来了300多名河南籍、湖北籍、安徽籍的干部“掺沙子”，执掌各级统兵权。政治保卫局派出十几个肃反工作团一头扎进33军，根据他们掌握的名单，大抓“反革命”且严刑拷打，草草审讯一下，就开始处决。
噩耗频传，连骁勇善战的红33军97师师长王波也受到了一场惊吓。这天，王波接到罗南辉副军长电话，通知他第二天前往双河场开会。王波带着4名警卫员半夜出发，快马加鞭赶往80多里外的双河场，赶到后，王波才知道会场设在两里外的杨家祠堂，而且只允许首长前去，警卫员原地等候。王波与98师师长蒋群麟、政委龚堪彦步行出了场口。他们凭着军人的直觉发现当日的警戒不同凡响，沿路两侧隔几步就站有一名持枪的红军士兵，而且从服装一眼就能看出不是他们33军的兵。
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就在一天前，政治保卫局局长亲率300名执行队员赶到了双河场，守株待兔，等着33军的中高级指挥员规规矩矩前来引颈受戮。
王波和蒋群麟、龚堪彦一进祠堂大门，便被要求交出武器统一保管。
王波不安地走进大厅，注意到33军3个师长只剩他一人：蒋群麟刚刚被抓，99师师长冉南轩也不见人影。过去开会时见了下级指挥员的面总喜欢说粗话“涮坛子”，显得特别亲热的罗南辉副军长，也仅是神情冷漠地向他点了点头，眼神中分明有什么难言之隐。
后院的叫喊声、怒骂声很快传到堂屋里，在座的指挥员们惊慌起来，纷纷交头接耳。王波还有其他参会的33军指挥员情绪激动，要求离开堂屋，却被门口荷枪实弹的执行队员拦住。当保卫局局长得知除33军政委杨克明、政治部秘书长魏传统尚未落网外，其余上了死册的70多人已全部就擒，站起来厉声喝道：“大家不要躁动，在座的同志都是党的忠诚战士，只不过反革命分子太阴险狡猾，他们以假象蒙住了你们的眼睛。我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向大家宣布，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不是白吃饭的，我们已经掌握了混进33军中的‘盖天党’、‘白扇会’分子的准确情报，才对他们采取行动的。”
执行队长一声令下，已被五花大绑的黎时中、冉南轩、蒋群麟等73名中高级指挥员被押到了天井上。四周围满了手执雪亮大片刀、杀气腾腾的执行队员，再外面则是子弹上膛的持枪战士。
黎时中一看这场面，怒气冲冲地向着保卫局局长吼道：“看样子今天这场面是你在当掌墨师了。我问你，大家都是共产党张主席领导的红军，你凭啥把我们捆起来？”保卫局局长没有耐心与他理论，猛然对执行队长大喝道：“愣着干啥，还不动手。”一声令下，众战士一拥上前，雪亮的大片刀向着红军指挥员们的脑袋砍去……
已被打入死册的杨克明、魏传统刚到场口，一位做过川东游击军战士的老汉从路边飞跑出来大喊：“去不得去不得！”并说自己刚才在杨家祠堂院墙外面看见川东游击军的好多头头被“外省老乡”捆了起来，看样子要砍头。杨、魏赶紧掉转马头狂奔而去，才幸免于难。
张国焘趁热打铁，又以学习为名下令将33军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集中关押，随后，邓廷壁、高继升等二百余人陆续被处决。
双河场惨案发生前，红33军军长王维舟已被夺去兵权调往彭扬军政学校学习。当众多部下惨死的消息传来，王维舟被强烈地震惊了：党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怎么会用比对付敌人还要残忍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当初两军会师敲锣打鼓放鞭炮，每一个官兵都为自己能成为主力红军的一员而倍感骄傲。可是，他们中许多人连红军的军装都没来得及换上，就落入了张国焘设下的一个又一个圈套，砍头的砍头，活埋的活埋，死得惨不忍睹，不明不白！悲痛交加的王维舟不顾个人安危，闯进总部找到张国焘为屈死的战友喊冤，却遭到了张国焘严厉的驳斥：“什么党的忠诚战士？一个个头上包着白帕子，身上穿着长衫子，动作稀稀拉拉，我一看就和土匪差不多嘛。维舟同志，我们虽然算得是老战友了，可是，我仍然得提醒你，在当前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你必须加强自己头脑中的敌情观念。”
王维舟愤怒地反驳：“国焘同志，你的意思是，我王维舟这么多年来在下川东就率领着一帮土匪在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是谁把我川东游击军当土匪？是国民党，是军阀！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样的话，居然能出自你这共产党中央全权代表之口！”
张国焘冷冷说道：“维舟同志，你太意气用事了，我采取断然措施，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等到发生了29军那样的事件，就后悔不及了。”
与张国焘的争辩丝毫未能减轻王维舟的痛苦。而且，他还得遵照张的命令，回去收拾这副烂摊子。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从未对党的事业产生过半点动摇。当部下情绪冲动地要他带领大家离开四方面军另立山头时，他坚决制止；当少数人被大肃反吓得心惊肉跳，背着他密谋拖枪投敌时，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手段先发制人。他忍着心中的痛苦，顾全大局，一如既往地带兵打仗……
【张国焘摆下“鸿门宴”】
被张国焘冤杀的，还有红军独立师师长任炜章。4个月以前，任炜章还是川军杨森部独立旅旅长。该旅是杨的精锐，有2000多人，有不少手提式机关枪、迫击炮，火力配置很强。可就在南江城外，经张逸民策动，任炜章毅然反戈一击，投向革命阵营，喜得时任红25军第73师师长的王树声紧握着任炜章的双手，不住声地说：“革命不分先后，过来就好，过来就好！”不久任炜章的独立旅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
1933年5月，田颂尧企图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任炜章率独立师在空山坝迎战，给了田部重重一击。任炜章也因此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通电嘉奖。
但是，具有浓厚宗派主义思想的张国焘骨子里从未相信过起义、投诚过来的部队，尤其是军官。他在与亲信的谈话中，多次强调对起义、投诚部队，要枪，要兵，不要官。
6月下旬的一天，张国焘在旺苍县木门镇木门寺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各军师级以上指挥员被要求参会。他们满以为是来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没想到这是一场“鸿门宴”。
指挥员们在古刹前下得马来，就感觉到了气氛非同寻常，四周不仅设立了岗哨，还有荷枪实弹的巡逻队走来走去。
张国焘抬起头来，逐一审视着各位与会者：“有的地方肃反不坚决，不彻底，有的人参加红军之前是反动派的爪牙，当了红军依然去抢地主老财家的钱财，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女人都强奸了，结果怎么样呢？口头承认一下错误，叫家里人给部队抬两口猪来，就算是自首了。有的部队，混进的地主富农分子不少，甚至还担任了不低的职务。我要问某些领导同志，这样的队伍，到底算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已经演变成了地主富农的武装……”
任炜章心中猛一揪扯，他领导的这支部队确实成分复杂，改编后，虽在战场上表现还不错，可抢劫民财，私分战利品甚至奸污妇女的事情也偶有发生。对于这种种劣行，他和刘杞、张逸民毫不手软，都按照红军的纪律作了严厉处置，还把强奸地主家大小老婆和女儿的三个为首分子公开枪毙了。还有更令他紧张的，前几天川军进攻时，他手下一个叫杨西如的营长带着人在前线哗变。当天晚上，张逸民就被保卫局的人抓走了，至今还不知道他的一点消息。
张国焘继续说道：“第一，必须在红军中继续清查阶级成分，经常注意考察，要考察得周到、迅速，特别要加强对投降士兵和新兵的考察，要坚决彻底地把一切坏分子和地主富农分子淘汰出革命队伍；第二，反革命老早就有混进地方武装中来的计划，各级政治部及军区指挥部必须大力清洗地方武装，特别是地方武装中的领导分子；第三，必须加紧改造苏维埃，将暗藏在苏维埃内部的坏分子，一律清洗出去……”
张国焘突然沉下脸，猛地一声怒吼：“把混进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任炜章给我抓起来！”
任炜章一惊，没等他张口申辩，早就站在他身后的两位保卫局的战士已将他的胳膊反扭到背后捆绑起来。张国焘继续宣布一长串的“反革命分子”名单，念一个，捆一个……
任炜章被抓后，才知道张逸民3天前已被处决。独立师连级以上干部也全部被关进大牢。他们成为犯人后经受的第一个考验，便是用石头砸他们敬爱的师长。任炜章被推进一个坑里，随着一声令下，犯人们排起长队，每人手中抱起一块石头，依次上前往坑里砸。2团长邱正和与任炜章是拜把兄弟，拒绝动手，当即也被反捆双手，推进坑里……
历史，不仅浸透着太多苦涩的泪水，还染着斑斑血痕。对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由自己人造成的大劫难，徐向前元帅记忆犹新：“张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红军之家”的毁灭】
红33军中的各级指挥员被张国焘一锅端，而身为军部特务营营长的任俊卿，自然难逃一死。
任俊卿是战功累累的英雄，还是当时川北根据地著名的“红军之家”的成员。在这个家庭中，王新敏、王新正两兄弟，王新诗、王新国、王新兰三姐妹，加上入赘到王家的任俊卿，总共6人参加了红军。“红军之家”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是如今健在的女将军王新兰（萧华将军的夫人，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编者注），她参加红军时只有9岁。他们的亲叔叔，就是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
王家满门参加红军，在川北苏区传为佳话，连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川北穷人》也发表过介绍“红军之家”的文章。可这6人中的4人成为革命烈士的原因，却让后人感慨万端：他们没有一人牺牲在对敌斗争战场上，全是被自己人杀掉的，仅剩下王新诗、王新兰两姐妹。
“红军之家”中第一个被杀掉的，是王新兰的四姐夫任俊卿。罪名是他参加红军前当过清溪乡的团总（那是党组织派他以反动面目去为共产党抓“枪杆子”的），而他当团总时交往密切的不少地方头面人物后来都成了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白扇会”、“盖天党”分子。
193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任俊卿被反捆双手，押上了落叶萧萧的峰城山。几名红军战士把他推到一个土坑前，坑很大，里面裸露着骷髅、白骨和野狗撕碎的灰色布条，以及许多新鲜残缺的尸体。站在他身后的几名红军战士都提着大片刀，却不动手杀他。他们推出一个犯人，要犯人当刽子手。犯人不愿意，哀求着拼命往后退，红军战士就用刀背砍他，有个当官的还威严地呵斥：“这是给你个机会，看你能不能够和你的反革命姐夫划清界限，能不能接受革命的考验！”——被强迫当刽子手的，竟是王新敏和王新正，任俊卿妻子王新雪的两个亲弟弟。任俊卿怆然喊道：“来吧，兄弟，你们不砍我，他们也会动手的，哥不会怨你们！”
即便是经受了如此严峻的考验，王家兄弟也难逃一死。一个月后，兄弟俩也被保卫局处决。临刑前，满腔悲愤的兄弟俩提出，要和自己的师长见一面，告个别。王波师长和士兵站在了一起，眼泪却只能往心里流淌……
王波后来在一次老同志聚会时发言说：“5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两双泪汪汪的眼睛，像灯一样，一直在我脑海里亮着。”
王波还说，解放后他碰到王新雪，从不谈任俊卿被杀的事，也从不谈他和新敏、新正最后分手时的情景。
北京的王新兰则对看望她的人说：“其实，任俊卿刚死，我四姐就知道了，在峰城山杀任俊卿那天，有个认识他的农民躲在岩包后面看见了，马上跑到清溪场给我四姐报了信。四姐赶去已经是半夜了，她摸着黑从死人堆里认出了丈夫，把他背回长田湾，悄悄挖个坑埋了，还请石匠打了块碑，立在坟头上。后来红军撤走后，还乡团回来把坟挖了，把碑也砸了。”
长得最漂亮的王新国则是在炉霍被处死的。
那时前进剧团和中央党校、红军大学都住在炉霍城里的一座大寺庙里。一天深夜，小新兰和姐姐新国睡在一起。不知啥时候，小新兰被惊醒了，睁眼一看，姐姐已被几名战士拖了起来，正在用绳子反捆双臂。战士们不解释，捆好，就推着她往外走。王新兰那时虽然才12岁，可一看这肃杀的气氛，就明白大祸临头了。她一下子扑上去，死死抱住姐姐的腰拼命哭喊：“我姐姐是好人，你们不要抓走她呀！”王新兰眼睁睁看着姐姐被带进沉沉的黑夜里，再也没有回来……
对新国的死，王新兰一直挂在心上。许多年后，她才通过丈夫萧华，从当年负责肃反的一位领导口中得知，杀王新国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
王新兰的五姐王新诗是妇女独立团战士，长征时背着个奶娃娃跟不上队伍，在夹金山脚下被组织上动员离开部队。她一路乞讨才回到了故乡清溪场，从此一辈子在大巴山上当农民。
“红军之家”就这样被极左思潮毁掉了。
在这样一场屠杀中，王新兰却无法认定真正的凶手是谁。执行的士兵当然不是，他们全都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战士。甚至连下令杀人的张国焘、陈昌浩，在肃反运动中具体执行杀人命令，杀了许多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赤色群众的几位四方面军干部也不是凶手。王新兰不能否认，换成自己也一定会那样做……因为主观上，他们同样是为了“纯洁革命队伍”，同样是为了“把红军的事情搞好”啊！
1950年，王维舟与余洪远率领中央慰问团重返川北，在通江王坪红军公墓前悲愤地说道：“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300多名青年干部，遭到了无辜的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和我风雨同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创建壮大了川东游击军，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和自己人胜利会师以后，在张国焘左倾路线的屠刀下牺牲了。”
袒露结疤的伤口，是为了汲取流血的教训。而这浸透着血与泪的悲剧，无疑是牺牲者献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