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0日凌晨2点，长征路上的中共中央反对张国焘的南下主张，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当时情况异常紧急，叶剑英在出发时，不仅忘了随身携带手枪，甚至竟然还来不及通知自己的机要秘书和机要科的骨干，就独自上路了。
当时，张国焘孤注一掷，甚至在中央单独北上后还敢于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党籍，通缉杨尚昆与叶剑英。那么，当时张国焘为何没有动手以求一逞？许多人猜测原因在于中央红军是在半夜秘密出走，张国焘并不知情，所以避免了武装冲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其实张国焘对中央准备单独北上的行动知道得一清二楚。
1935年9月9日24时，也就是在中央即将出发前两个小时，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要改变中央北上的正确路线，他认为“左右两路绝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当时，中央已经决定独立北上，并即将开始行动，张国焘的来电显然是在暗示中央，表明他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动态。事实上，张国焘此时明明已经密令部队南下，却还在装模作样地向中央表示“立候示遵”，这其中显然有试探和麻痹中央的用意。
10日凌晨，张国焘又向林彪等人发出了一封转中央的电报：
林、聂、彭、李(富春)转恩、洛、博、泽、稼：
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为然。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南进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朱、张 九月十日四时
这两份电报的时间紧贴中央单独北上行动的前后，说明张国焘当时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央红军的动态，根本就没有被蒙在鼓里。这就更令人云里雾里了：当中央红军北上时，张国焘为什么非常嚣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可偏偏就在关键时刻慌了手脚，没了底气？
早在1935年9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了陈昌浩关于张国焘来电要求右路军准备南下的汇报后，给左路军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电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中央 九月九日
这份电报除了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的内容外，有一个最关键的信息，那就是“陈谈”二字。这两个字隐藏着两个对张国焘极其重要的心理暗示：一是告诉张国焘，陈昌浩已经把张国焘9月8日22时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的秘密电报口头报告了中央；二是这份电报同时发给张国焘、徐向前和陈昌浩。把陈昌浩向中央的报告同时发给张、徐、陈三人，表明中央光明正大，所述内容绝对属实。
可想而知，张国焘看了这样的电报一定会对陈昌浩的立场产生极大的怀疑。因为他知道中央在组织上有着绝对的权威，毛泽东又聪明过人，尤其擅长思想说服工作，谁能保证陈昌浩不会转而支持中央。为此，张国焘担心夜长梦多，就立刻在当晚分别给陈昌浩和中央各发出了一份电报。前者是命令陈昌浩第二天，即9月10日就率领左路军南下以制造既成事实。后者就是前述给中央所谓“自信不会胡说”的电报，试探中央是否已经掌握自己命令右路军立刻南下的计划。结果，毛泽东的回电使张国焘大惊失色。
原来，在1935年9月9日晚，叶剑英突然收到张国焘独自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给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政委的密电，后来将这份密电交给了毛泽东。据杨尚昆回忆，张国焘的那份电报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
于是，中共中央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抢先单独北上以争取主动，避免冲突。会后，毛泽东作为对张国焘9月9日24时来电的回复，发出了第二份电报。
这份电报内容几乎与前一份电报雷同，但实际上，这份电报有个最关键的信息，那就是第一句“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的“阅”字。这个字强烈地暗示张国焘：陈昌浩不仅向中央进行了汇报，还给中央看了张国焘的第二份秘密电报。
这下张国焘的思路和计划全乱了。张国焘当年之所以敢向中央叫板，就是依仗由陈昌浩指挥的四方面军主力。一旦陈昌浩的态度有变，张国焘就成了孤家寡人。根据毛泽东在两份电报中的暗示，张国焘必然会认为：陈昌浩最终被毛泽东说服了。如此机密的电报，陈昌浩都向中央汇报，张国焘又岂敢相信陈昌浩会再执行他的命令？又岂敢再命令陈昌浩阻拦中央的单独北上？陈昌浩立场的转变，将完全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样一想，张国焘确实立刻就失去了底气。
当然，在慌乱中的张国焘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这份电报是只给张国焘一个人的，而陈昌浩完全被蒙在鼓里。如果让张国焘与陈昌浩及时通气，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
[稿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湖南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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