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为“猪仔华工”作传的意义—— 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翎谈新作《金山》
新华网渥太华8月8日电（记者杨士龙 赵青）去多伦多采访张翎的时候，她正准备回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11日为其最新长篇小说《金山》举行的研讨会。我们的话题自然由此而始。
48万字的《金山》前不久被《人民文学》少有地分两期连发，在世界华文文坛引起震动。小说以广东开平一个方姓家族的兴衰为基线，反映加拿大早期华人背井离乡，“劳作受苦，屈辱地死或者坚韧地生息”的百年沧桑。
这是一部浩大的作品。方家五代人的故事循着“故乡”（中国广东）和“他乡”（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两条线平行展开，几乎涵盖了冒死修铁路、被征“人头税”、遭遇排华法案以及参加二战等加拿大华人历史上所有重大事件。
落基山下的墓碑与广东碉楼里的丝袜
张翎说，其实这本书已经酝酿了20年。
1986年，她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郊偶遇一片废弃的墓碑，它们属于数十个在修筑太平洋铁路期间死去的年轻华工。这些被称作“猪仔华工”的年轻人远赴重洋，试图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受尽磨难屈辱，却落得“金山”梦碎，埋身荒草，怎不令人嗟叹？
“我当时没有动笔，但那份感动一直在心底，”张翎说。
2003年，她受邀回中国采风时，在著名侨乡广东开平的一座旧碉楼里发现了一件女人衣服和藏在袖筒里的一双破了洞的长筒玻璃丝袜。“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瞬间，一个在开平苦苦守候的女人的形象与落基山下那些华工的墓碑交替出现在张翎面前。
“那时我强烈感觉到，我要写一本书，一本关于那些在墓碑底下躺了一个多世纪的人的书。”
“真正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发现这不是一个要扒我一层皮的大工程，而是要扒我两层皮，”张翎坦言创作的艰辛。
《金山》的写作过程实际也是一个发掘历史和还原历史的过程。当年的铁路华工大都是文盲，几乎完全没有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载。再往后的先侨历史开始有了一些零散的口述资料，但系统的历史回顾却必须借助大量的考证。为此，张翎曾多次前往华人最早登陆的加拿大西部城市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以及广东开平实地考察，并在加拿大几所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加联邦和省市档案馆等处做了大量的文献调研。
张翎说，写《金山》时，她的思路一直奔涌，但不时堵在历史细节上，不得不停下来核查。比如，她曾为书中有关照相机的10行字做了3天的调查研究。书写完后，她体力、精神全部透支，生了一场大病，甚至“几天不能说话”。
“为了缅怀和珍惜”
《金山》里的铁路华工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为了养家，他们自愿签了生死约，到加拿大同大自然进行肉搏。他们被称作“猪仔华工”，对“生”无主张的权利，但要求死后７年内尸骨要回乡。
“这是一个在贫穷和无奈的艰难生存状态中极力钻出一条活路的家族，”张翎这样解读主人公方姓一家。“他们像极了蚯蚓，再坚实的土也要钻出个洞来。”
她说，《金山》的人物都是立体的、多面的和复杂的。书中主人公可能一生都过得很窝囊，被人忘却，死后连坟墓都没有，但他人生的某一瞬间是闪光的。
张翎说：“我在写作的时候，笔下没有白人、土著人和华人之分。有的只是人精神的磨难，不同历史的精神磨难没有可比性。”
张翎说，写作《金山》是为了缅怀和珍惜，“向那些没有姓名的，只会按手印的先侨们致敬”。
“加拿大今天独特的多元文化不是在一天里造就的。华工们一生走在黑暗里，用他们一生的行走给后人带来光明的希望。”
张翎表示，希望《金山》的问世可以使那些默默抗争一生、被人有意或无意遗忘的华工们的灵魂得以安息。
与一个世纪前相比，现在的移民国际大环境虽有了很大变化，但移民落地生根过程中的疼痛是一样的。张翎说，重温华工历史可以让后辈移民更加珍惜生活、更加奋进。
她指出，重要的一点是回顾历史，更理解华侨华人与祖国命运紧相连的深刻含义。
《人民文学》评论说，《金山》揭示了现代中国认同的形成——中国的普通民众如何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用血泪体认世界，如何由此孕育出对一个现代中国、对祖国的坚定认同。
“我追求纯粹的写作”
问及她作品量多质高的原因，张翎说，她不是以写作为生，写作是“出于对写作的挚爱和激情，此外别无所求”。
“我不会因其他理由写书，也不会因为写剧本挣钱快而写剧本，”她说，“我追求的是纯粹的写作”。
张翎说，她不认为自己是个有超人才华的人，不过自己有一个特点，“写作时，我处于耐心、安静的状态，其他杂念都不存在。当走出这个状态时，我又可以深入生活的细节”。她还强调，写作需要恒心与耐力。
《金山》对张翎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她认为，此书是她“北方风格”作品的代表，意味着她“在朝着更宽的视野前进”。“此前的‘江南系列’代表着我的童年和故土，但江南的锦衣包裹不住我灵魂的膨胀。”
张翎认为，由于地理的阻隔，海外华文作家能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自身与故土的关系，但距离同时也切割了海外华文作家与本土生活最直接鲜活的联系。
她最后说，接下来她会用写作《金山》过程中积累的材料，再写一个系列的“金山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