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暴动撕裂民族感情伤口
-中国疆史专家剖析分裂势力背景
-BBC:伊斯兰史专家谈新疆民族问题
-中国新疆地区暴乱的原因与对策
-解读新疆骚乱：防止民族仇杀
-中国民族矛盾的新特点 稍有不慎天下大乱
-中国民族矛盾难化解，未来恐更多动乱
-胡锦涛提前回国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4000公里的导火线
-新疆事件是否影响穆斯林国家对华关系
新疆暴动撕裂民族感情伤口
联合早报网特稿韩咏红/发生在星期天的新疆乌鲁木齐流血暴动，一下夺走了156人的生命，近千人受伤。然而，比这场新疆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暴动更叫人震惊的，却是局势的后续发展：逾万名以大学生为主的汉族青年昨天走上街头，他们手执铁棍与木棍，高喊“镇压恐怖份子”、“打到热比娅”等口号，声称要用武力保卫家园，要维族人血债血偿。
谈起新疆问题，大陆专家往往不愿意谈到民族矛盾。诚然，对于敏感的民族问题确实不宜渲染，可是经过几天来局势的演变发展，汉维民族矛盾与心理隔阂，已经以血的方式摆在大家眼前。
维吾尔族与汉族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在观察一片土地上两个民族的矛盾时，我们首先关心土地归属与居住合法性的问题。疆独核心的观念是：汉族占领了属于维族的土地，掠取了当地的资源，而且在文化上将其殖民，将维族“汉化”并最终在文化与精神上都被驯服。
中西方的研究都指出，“维吾尔”或者说维族的认同，实际上并非自古以来既有的概念。维族是个多源民族，也就是多个民族融合形成的民族，“维吾尔”的意思指的就是“联合”、“同盟”，而在民族形成以前，沙漠上逐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有的是部落认同，而没有民族概念或者民族认同。
他们生活的新疆地区，自汉代起称西域，清朝时更名为“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清朝时代，中央王朝已经完全控制着新疆地方政府，实现了新疆与内地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
疆独的理想是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中国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也曾两次出现，一次是在1933年，政府设在喀什，一次是三区革命（“三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地区）初期的1944年，政府设在伊宁。但是时间都不长，第一次只维持了几个月，第二次，三区政府最后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改组新疆省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放弃“东突厥斯坦”的称呼。
东突厥斯坦是上世纪20年代，在特殊的国际环境背景下随着泛突厥主义传入中国，有考证说，突厥族与突厥斯坦，实际上与维族并没有主要关联。
从一种意义上看，这个在当时有苏联支持背景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理想或者说疆独思想理论体系，催化了维族对中国的离心力，“我的土地被你侵占”了的观念由此被强化。不过，换一种角度说，民族相处的矛盾，经济地位的差距，维族对汉族政府统治的不满，应该也加强了疆独理论的魅力，为分离主义提供了土壤。
民族尊严的问题
在各种问题之中，一个较常被忽略的是民族尊严的问题。
少数民族问题往往让汉人满腹不平，政府对少数民族施行许多优惠，如高考民族加分、经济扶持、计划生育特殊规定等等。然而，这些政策是否解决一些少数民族人士感觉“被统治”的心理，在新疆与西藏这两个地区里，显然还有困难。有少数民族在网上留言称，政府虽然施予“小恩小惠”，但是在民族关系敏感地区，他们感觉到被防备、行动受监控。
在乌鲁木齐暴动后的，国际上的许多目光再次聚焦到中国民族问题上。西方学者指出，疆独煽动了一部分极端分子，但毕竟不是所有维族，政府需要检讨固有的少数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手法。
这应该也包括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思想感情的了解与尊重。以汉人为主体的政府也需要自我教育并且教育广大汉族人口，在照顾经济均衡发展的同时，以更大的包容心来看待文化、生活习俗与自己千差万别的少数民族。
也有国内学者指出，苏联时期留下来的民族政策框架或许已经过时。这套政策设计下的“民族”是一种政治认定，长远而言，将“民族”去政治化，以文化取向的“族群”代之或许更有利于淡化民族识别，促进和谐。
在乌鲁木齐暴乱发生后，中国官方与世维会展开了相互指责。在将矛头指向疆独组织，痛声谴责暴力的时候，中国政府显然陷入两难。电视画面播出汉族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画面，固然加强政府镇压的合理性，但也在反向激起汉族对维族的怨恨。
汉族大规模上街，手执武器要打少数民族，在新疆、西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都是罕见的。这说明他们已不信任政府能够有效地保护他们，也表明他们认为，星期天的暴动不是维族对汉人官员、汉族政府的暴力，而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罪行。
汉维关系走到今天，是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暴力、流血不可能为任何问题的解决催生良善的方法。如果暴动真有策划者，这恐怕是他们最愿意看到的结局，反之，这更凸显当政者化解民族矛盾的重要性。
乌鲁木齐昨天宣布了戒严，也许暴动就此结束，愤怒的情绪可能被抑制下来，但抚平民族感情裂痕却将是未来一段漫长的旅程。
中国疆史专家剖析分裂势力背景
香港文汇报／“‘七．五’恶性恐怖暴力事件是1884年新疆建省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罕见恐怖流血事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教授指出，这次事件毫无疑问是有预谋的，由东突恐怖主义分子操控的，以分裂为目的的恐怖流血事件，极端宗教和民族主义只是他们包装的外衣。
厉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覑经济发展，政治环境宽松，新疆地区宗教不断“升温”，长期积聚国外的分裂势力开始对新疆进行渗透，加之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偏激与宗教复兴思潮对新疆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得这一时期新疆社会稳定面临覑复杂的形势。
另一方面，他说，新疆仍然残存覑分裂主义思想。尽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平息新疆伊犁和南疆局部地区分裂暴乱，以及七十年代初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后对里通外国分子的清理，使新疆分裂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新疆得以保持大约十年没有大的分裂活动出现，但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大环境，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分裂思潮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错位认识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一度蛰伏的分裂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又复燃和蔓延，进而借端煽动民族偏激情绪和宗教狂热，组织分裂政党，制造分裂事件。
分裂组织成员呈现年轻化
厉声介绍说，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境内外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新疆的分裂活动呈上升趋势。分裂政党和团伙组织成员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和组织统一化。其中以地下或私办经文学校培养具有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学生居多，达半数以上。同时，这些分裂政党和团伙组织还加紧向学校渗透。
他说，在当前国际反恐怖主义大背景的压力下，“东突”分裂势力制造分裂的方式和手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像这次就是利用恐怖暴力事件挑起民族对立，进而鼓动民族仇杀。今后一个时期有可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各国反应
俄罗斯：事件纯属中国内政
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指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谴责发动骚乱者的暴行，并指出当地发生的事件纯属中国内政。
希拉里：结束暴力最为迫切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美国“深切关注”新疆骚乱，呼吁各方克制，认为目前“最迫切事务是结束暴力”。
越南：相信秩序很快恢复
越南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黎勇表示，越方相信中国政府已经和正在采取有效和适当的措施，将很快恢复新疆的社会秩序，保持该地区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BBC:伊斯兰史专家谈新疆民族问题
BBC 麦克尔·迪伦 中国伊斯兰史专家/
新疆乌鲁木齐的骚乱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其根源是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这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甚至远至18世纪满清对新疆的征服。
在1940年代，部分新疆地区曾经成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许多维族人认为这就是他们天经地义的归属。
可到了1949年，整个新疆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新疆被宣布为维吾尔自治区。
但所谓自治其实有名无实。尽管目前的新疆自治区主席是一名维族人，但真正的掌权者却是北京派来的汉人党委书记王乐泉。
移民政策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的经济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过去二、三十年来，大批受过更好教育的年轻汉人移民的迁入使新疆维族人的生活面临更多困难。
和大多数维族人相比，这些移民都能讲流利的汉语，最好的工作也由这些人获得。
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维族人的反感。他们认为，这些汉人移民进入新疆是政府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其目的是淡化维族文化，防止出现有碍北京控制的严重抗拒行为。
近来一段时间，政府还鼓励年轻的维族人离开新疆前往中国其他地区寻找工作。
宗教压制
新疆维族人的最大不满之一是中国政府对他们宗教的压制。
新疆现在所拥有的清真寺数量不但比1949年前少了许多，而且还遭受严格限制。
18岁以下者以及共产党和政府的官员都不能前往清真寺进行礼拜，宗教学校受到严格控制，曾经是新疆维族人生活中心的其他伊斯兰学院也被禁止。
中国所有的宗教都是国家宗教委员会的控制监视对象，但针对维族人的伊斯兰教的控制却远为严厉。
这种严厉控制的结果导致了穆斯林团体和新疆独立运动的结盟，而疆独运动令北京深恶痛绝。
新疆一些组织支持疆独观点，但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分裂祖国”被视为叛国罪。
在1990年代，随着苏联的垮台和中亚地区许多穆斯林国家的独立，新疆出现了对”分裂行动”的公开支持，最后演变成伊宁地区1995年和1997年的大规模抗议示威。
示威活动遭到了北京的严厉镇压，活动分子或者逃出新疆前往中亚以至巴基斯坦，或者被迫转入地下。
“恐怖气氛”
随着1996年的”严打”，中国开始了严厉的压制行动。其中包括更为严格控制宗教活动，拘留涉嫌支持分裂运动的人士及其家属等。
这种做法不仅制造了恐怖气氛，也引发了维族人对中国政府和汉人的极度憎恶。
奇怪的是，这种憎恶直到今天而不是更早才公开爆发出来，而这也正说明了北京当局对新疆压制的严厉程度。
在欧洲和美国有一批维族组织，一般情况下他们只是倾向于支持新疆获得真正的自治。
北京过去一直指责是东突伊斯兰运动导致了新疆的动乱，然而却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运动曾在新疆存在。
北京当局一直不承认它自身的新疆政策可能是导致骚乱的根源，而是一味地把它归咎于外部势力的挑动。在西藏和达赖喇嘛问题上北京也是采用这种说法。
其实，即使一些维族团体企图挑起新疆的动乱，也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大部分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干涉，新疆内部的矛盾已足以引发动乱。
（麦克尔·迪伦曾任英国杜伦大学中国现代研究中心主任，曾撰写《新疆：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一书。）
中国新疆地区暴乱的原因与对策
联合早报网中国聚焦 作者：纪赟/
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经济问题一直是应该重点加以解决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始终是贫富分化问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发展再快，最后必将是以动乱和大破坏来加以结局。
中国应该借鉴美国以及新加坡等的成功经验，要以民族大熔炉的政策（Melting Pot policy）来取代民族自治政策。强化华人（Chinese）概念而不是某一单独民族概念。
这两天新疆地区的暴乱，以及造成的巨大的人员伤亡，联想到去年西藏发生的流血冲突，感觉实在是太让人痛心。然而仅仅痛心是没有用的，现在已经到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首先要说明一下中国大陆目前的民族政策，其核心就是“民族确认与民族自治”。说实话，如果不是一个像我这样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三十来年的人，外国人是很难能体会在中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所能享受到的好处。在我幼年时，物资还异常匮乏，而我的一位姓杨的同学，据说他是回民，所以每到过年时，就有普通汉民没有的牛羊肉、芝麻油等副食品的供应。这几乎让每一个汉族人都觉得非常羡慕。
而且，我知道他家里是完全和普通汉族人没有任何区别的，甚至包括吃猪肉等等一般回民的禁忌。以后，开始上大学了，才知道，原来少数民族上大学也是有分数照顾的。直到我读硕士时，那一年的全国统考的英语及格线是55分，而如果你是少数民族，那只需要50分。前几天大陆刚刚又爆出了丑闻，重庆的高考状元将自己的民族由汉族改成了少数民族。
另外，一个社会一般来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中国，如果你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犯了同样的罪，你完全可以获得更宽厚的处罚。因为在大陆法律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待少数民族要实行“两少一宽”的政策。什么叫“两少一宽”呢？无非就是对少数民族的犯罪人实行“少捕少杀”，并且在“在处理上一般从宽”。所以，整个大陆在九十年代以后内地出现的大量新疆籍犯罪集团的问题，内地的司法机关几乎都束手无策。由于政策的原因，不少地方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犯罪的纵容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种事情，我想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因为在中国，你如果是少数民族，是可以享受到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好处的。
民族政策的误区
但是，即使是这样，得到的实际效果却并不好。中国境外总会指责中共当局歧视少数民族，中共当局更是自感冤枉到了极点。少数民族尤其像藏族和维族固然是不买账，而一般汉族的普通民众也是牢骚满腹。觉得自己和少数民族一比，纯粹成了二等公民。在这所有的族群之中，竟然没有一家感到满意，真是奇怪到了极点。所以，无论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它绝对是一个有问题的政策。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根源还在于中国的民族政策本身就是一个误区。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实完全是照搬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策。关键就是我上面讲的“民族确认与民族自治”。其实在中国，强调“民族”（Nation），并同时强调“民族自决”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以前有人问我“汉族到底是个什么民族”？说实话，我用了几乎好几个小时才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因为对这个问题，你不能仅从血缘上考虑，而要从文化来加以把握。
其实，一般有过出国经验的人都知道，出国时填你的民族，我们决不会写“Han（汉）”而只是写“Chinese（华人）”。像我提到的那位回民同学，他自己的爸爸是汉人，妈妈是回民，他自己填表时填的是回族（不能不说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后来又娶了一位汉族的女子，而他的孩子，据我所知，到现在填表时还是填回族。像这种情况，再强调他的民族，又还有多少意义呢？而且，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在于，前苏联诸多加盟共和国，一遇风吹草动，就纷纷独立出去，这种民族自治造成的分裂局面殷鉴不远，难道中国还想重蹈覆辙吗？
但是有人可能要问了，同样是民族自治地区，为什么只有新疆和西藏闹独立呢？这是因为这两地除了民族问题以外，还有宗教冲突，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矛盾就是贫富分化问题。看看中国最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其中一个主导因素也是因为贫富、官民之间的对立。而到了新疆地区，这些问题都被民族和宗教问题掩盖掉了而已。
应取消过度倾斜的政策
那么解决之道在哪里呢？首先，要重新考量民族政策中不合时宜的地方。不能再“人为地扩大民族问题”，比如说应考虑逐步取消不平等的过度倾斜的民族政策。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借鉴美国以及新加坡等的成功经验，要以民族大熔炉的政策（Melting Pot policy）来取代民族自治政策。强化华人（Chinese）概念而不是某一单独民族概念，否则，一旦有了社会动乱或者其他问题，即使现在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等也难保不出现独立的趋势，前苏联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其次，要正视并解决民族矛盾之外的其他矛盾，比如宗教上的矛盾。这一点在西藏问题上尤甚，中国政府在以前，比如文革期间是有欠账的。而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对无神论的推崇和宗教的防范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将之过度强化到全体国民的意志之上。当然，对于以宗教为工具来分裂国家，自然已经超出了可以容忍的限度。
另外，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经济问题一直是应该重点加以解决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始终是贫富分化问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发展再快，最后必将是以动乱和大破坏来加以结局。而以新疆为例，南疆这些维族聚居地就一直比较落后，贫富差距、汉维之间的差距也大。而这些经济上的赤贫者，是最容易被煽动而参与暴乱的人。解决了他们的贫困问题，就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同样的道理是要加强赤贫地区的教育问题，除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外，可以考虑再延长三年。多建一所学校所花的钱，总比少建一所监狱对一个社会的贡献要大一些。而这两点，不仅对新疆适用，对中国其他内陆地区也同样适用。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民族政策已然实行多年。现在要想改变，又谈何容易。再加这几年整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割裂与对抗已是愈演愈烈，作为一名海外华人，思之真是不胜伤感。
作者祖籍中国安徽，专业为佛教文献学，现为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解读新疆骚乱：防止民族仇杀
何亮亮凤凰卫视评论员／新疆乌鲁木齐骚乱的性质与后果比西藏骚乱更严重。现在乌鲁木齐一些汉人出现了报仇的想法并且上街游行，内地一些民众也产生了激愤的情绪，虽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不能冤冤相报。当务之急是要防止再次发生民族衝突，骚乱事件的策划者必须为挑起民族仇恨付出代价，犯法必须受到制裁。乌鲁木齐骚乱事件，其实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恐怖袭击事件，试问：成百上千青壮年，手持利刃棍棒，在大城市的市中心突然闹事，针对党政机关和平民目标，包括行人、商店、交通工具等等，疯狂袭击，造成严重的死伤和车辆焚燬、商店被抢劫，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群体性事件和刑事犯罪，这难道不是恐怖袭击吗？
新疆当局迅速处置
就事件本身而言，新疆和乌鲁木齐市当局的处置是迅速的。据报道，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介绍：7月5日1时6分，指挥中心就接到报警，称有人在网络上散发非法集会信息，号召5日19时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进行非法集会。凌晨3时10分，指挥中心又接到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电话，称在其辖区内发现类似情况。新疆公安政法部门立即在自治区公安厅启动应急预案，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二道桥佈置警力，以防不测。地处乌鲁木齐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是周边居民休閒去处，平日裡舞步不绝、乐曲缭绕。新华社记者当日18时40分赶至这裡时，有三五成群的人散佈在广场上，人数明显多于平常，且多以男性青年为主。20时许，乌鲁木齐始自人民广场的聚集事件迅速演变成打砸抢烧事件，数千名暴徒分散在市区多处打砸抢烧，杀害数十名无辜群众，伤者数百人，砸毁烧燬数十辆机动车。20时50分，新华社记者在二道桥目睹了打、砸、抢、烧、杀情形，看到有人倒在血泊中，现场情形较为混乱。新疆公安厅迅速调集武警、特警赶赴现场维护秩序，驱散人群，并对施暴者进行抓捕，消防武警、医院救护车也赶往现场救治受伤群众。事件发生后，处理事件的指挥部迅速调集近万名警力分赴广场、南门、团结路、赛马场、新华南路、新疆大学、红雁池电厂等事态严重的地点进行处置。至22时许，大规模打砸抢烧杀得到了基本控制。暴力犯罪分子开始改变策略，分多路、多股行动，製造打砸抢烧杀事件。指挥部迅速调整策略，组织部署前线处置力量，组成小分队沿市区搜捕打砸抢烧分子，营救被困民众，凌晨事态基本得到控制。
公佈画面掌握主动
虽然当局事先察觉到有人在策划闹事，但还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掌握闹事的时间和地点、规模，但是因为有了准备和预案，故能在大规模骚乱发生后有效控制事态。
同样重要的是，7月5日当晚新华社就发了英语新闻，报道在乌鲁木齐发生了骚乱，有人死亡；7月6日新疆自治区政府就举行了新闻发佈会，区政府主席出面公佈了骚乱的详情并指出了「世维会」是幕后策划者。当天许多海外记者从北京和香港赶赴乌鲁木齐採访，没有受到阻拦。同时，中国的官方媒体，首先是电视台播出了骚乱的画面，特别是无辜平民被砍杀受伤的画面，暴徒的恐怖行径在画面出现，胜过千言万语，这些画面立即被国际媒体转载。与去年西藏的骚乱事件相比，这次事件中国在国际媒体掌握了主动权，这与迅速处置骚乱，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乌鲁木齐骚乱的性质与后果比西藏骚乱更严重。现在乌鲁木齐一些汉人出现了报仇的想法并且上街游行，内地一些民众也产生了激愤的情绪，虽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不能冤冤相报。国家有法律，社会需要安定，各民族之间需要也能够和睦相处。当务之急是要防止再次发生民族衝突，骚乱事件的策划者必须为挑起民族仇恨付出代价，犯法必须受到制裁。
西方媒体在报道分析新疆局势的时候，难以摆脱对新疆历史与民族问题的无知，难以摆脱西方的思维定式，也难以摆脱在涉及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其实，只要不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即使是穆斯林在俄罗斯、中国发动的恐怖袭击，西方媒体往往并採取双重标准，开放西方媒体在新疆的採访，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角度。
中国民族矛盾的新特点 稍有不慎天下大乱
联合早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近日发生维吾尔族人攻击汉人的暴乱，伤亡之大令人触目惊心，并且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谓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所罕见。如同去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的西藏拉萨骚乱，此次大暴乱的发生也是出其不意，肇事者看似充满仇恨，行为嚣张而凶残。
以过去情形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虽然时而发生小规模冲突事件，但基本上都是针对政府机关和其他权力部门的行为，当地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大体上都是相安无事、和平相处。可是，从拉萨和乌鲁木齐的骚乱事件看，闹事者把无辜的汉人一律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毫无同胞之情，这是值得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新特点。
中共执政以来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政策，大致可概括为政治上怀柔、经济上优惠、待遇上优厚，目的旨在增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这种政策使少数民族人口享受了汉人所不能享受的好处，因此使一些汉人颇感羡慕，例如在升学机会和仕途升迁等方面。
但是，从拉萨和乌鲁木齐骚乱分子仇视汉人的行为看，少数民族虽然从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但身份上的求同意识并没有增强，反而越来越强调民族身份的差异。而排斥汉人、仇视汉人的心态，乃至逢汉人必除之而后快的恐怖行径，就是这种身份求异意识的极端表现。
当然，这种现象不只出现于中国，其他一些国家也都遇到过。虽然具体的原因有所不同，但冷战结束之后民族自觉以及民族自决意识的抬头与作祟，是近年来各国发生种族仇视悲剧的大背景。而中国西部边疆地区通常易受外部局势影响，此次乌鲁木齐的骚乱事件难免与外在因素有牵扯。
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行之有年，至今已经成为理所当然之事，目前实无作重大调整的必要，而且也不现实。但是，鉴于西藏和新疆两大自治区先后发生同一模式的暴力事件，现在应该是中国有关当局提高警觉的时候。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对内部安全的保障和维护机制进行重新检视，弄清楚此类动乱何以迅速酿成、何以突然爆发、何以动辄导致大批无辜者死亡。只有这样，将来才能有效地防范暴乱，并在暴乱发生后及时地作出反应。
此次暴乱事件的导火索，是上月底在韶关发生的汉、维两群人的冲突事件。而那次冲突却因一则网上谣言引起，指称几名维族工人强奸汉族女孩。假若确是谣言导致了冲突，那么，有关网络管理当局就应当受到严厉指责，并且更要以此为戒。
民族问题或者种族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敏感话题，极容易引起误会、冲突和悲剧。现在网上信息难辨真假，各种谣言满天飞，很多人已经见怪不怪。但是，网络管理者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对涉及种族和宗教话题的信息和言论要特别慎重对待，不能因为言论自由而导致社会大乱。至于虚假信息和谣言，就更不能有自由传播的空间。从这个角度看，乌鲁木齐的骚乱事件，对网络管理者和广大网民也是一大教训。
中国民族矛盾难化解，未来恐更多动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中国官方媒体把7月5号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骚乱称为“严重打砸抢事件”和“境外遥控指挥的暴力犯罪”。而海外维吾尔人团体则说，新疆维吾尔人为争取民族平等和抗议广东6.26事件进行和平示威，遭到镇压。如何判断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未来中国民族矛盾走向何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邀请现在美国的中国民族问题及历史学者、《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的作者朱学渊先生和美国西东大学政治学者杨力宇教授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新疆的这个事情呢，我想两位都有所了解。我想首先请问杨教授您看官方媒体的报道有没有报道真相呀？”
杨教授：“我认为没有，完全没有。中共的民族政策问题太多。中共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政治上非常严谨，经济上比较宽松。而且中共是坚持要党治。在少数民族自治区里面都有党委书记，可是自治区主席虽然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来出任，但基本上，中共要坚持党治。而这些少数民族是要坚持真正的自治，这是一个根本的矛盾。而且中共常常把这些少数民族的要求把它说成是分裂主义，甚至跟恐怖主义划成等号。有意无意之间，你看得出来，中共现在是积极汉化，采取汉化政策。这个是这些民族，各地的民族不能接受的。而且中共对于少数民族根本不信任，经济上虽然有所开放，比如说给少数民族一些经济上的利益，修建青藏铁路，经济上的支援。可是政治上是没有任何松动。所以，我认为中共现在还是把自己掩盖在鸵鸟里面，还是坚持它那一套政策。所以，中国的民族问题越来越多，而且一出现任何问题，它就加以扭曲，就说是境外的操控等等。我想中国的民族政策问题太多，现在他们中共的政策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朱先生呢，您看7月5号乌鲁木齐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您觉得通过您的分析？”
朱学渊：“要说单是一次打、砸、抢，我想是大大的低估了这次事件的一种性质。我看上去呢，这么大量的死亡，死者的血照片我们都已经从新华社传出来的一些照片看到。那么这个死亡的数量已经快将近160人了，是非常严重了。就是我当年年幼的时候看到匈牙利事件的现场还没有这个来得残酷。这个情况我想应该说是一次暴乱。我个人认为是中共的民族政策的全面失败的一个迹象。”
记者：“您认为是中国民族政策的一个失败的迹象，是吧？”
朱学渊：“是”
记者：“为什么这么讲呢？”
朱学渊：“因为中共的民族政策，现在看来明显维吾尔族的暴力的一种行为是超过了藏族。但是他们中共对非暴力和暴力的这种态度它全部是采取一种鸵鸟政策，就象杨先生讲的，它是视而不见，它是坚决不谈，它就是顽固到底，坚决不谈。大家都知道西藏藏族的问题是一个群龙有首的问题，它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为代表人物在那里。而达赖喇嘛宣传的是非暴力的手段，但是它对达赖喇嘛这么善意的一种表达，它是一次次不理的，坚决不谈。等到你死了为止。它就是采取这个态度。那么，它对这个要求非暴力的这样一个意向全面的不谈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因此去年就爆发了有一些微弱的暴力的一些倾向，就是三一四事件。那么，这一回呢？在维吾尔族本身我觉得里面就有一定的暴力的倾向的这样一种行为，它更是不谈，它完全采取一种非常严厉的态度，因此就爆发了这一次非常严重的，这是大概世界上最近几十年以来很难得看到的这样一种暴乱，因此我说它的民族政策已经完全失败。”
记者：“那么对于中国官方现在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手段，杨力宇教授您怎么看？”
杨教授：“官方处理的还是过去那一套。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些维吾尔族、西藏人、少数民族是累积起来的反感，不然不会一下子爆发成这个样子。不到几小时，会有这么多人死亡。‘暴乱’这个名词并不一定完全正确，我是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抗议事件。反对中共民族政策的事件，而且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记者：“那朱先生呢？您怎么看中国官方的处理？”
朱学渊：“完全同意杨先生的意见，我刚才用的这个‘暴乱’这个字，我并没有完全负面的意见，因为我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形容，这已经超越了‘骚乱’、或者是‘暴乱’、或者是起义都可以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中共在这些政策上和这些民族的坚决不谈的态度，以后这些情况还更为严重。”
杨教授：“完全同意，中共它跟这些各地的民族它没有真正地去对话，去了解。”
记者：“那杨教授，去年西藏发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骚乱，那现在乌鲁木齐又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今后中国这个民族矛盾会向何处去呢？这个有没有还缓解的可能呢？”
杨教授：“那问题就在于中共会不会真正地调整它的民族政策。但我看不可能！你看得出来，去年的3月西藏事件发生以后，中共没有改变呐。中共政策如果不调整，坚持它的党治，永远是党委书记领导，少数民族的这些官员只是一个象征而已。”
记者：“最后请问朱先生您的看法。”
朱学渊：“我想中共对于治理中国的办法不仅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多数民族地区，在汉族地区同样它把整个社会结构把它粉墨化了。把社会的群体、各种各样的组织全部消灭光。因现在很难在一个群体里面找到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除了共产党的一些花瓶。就象维吾尔族它有一些花瓶，藏族有些花瓶、汉族有些花瓶。这些花瓶对于这个社会的安定是毫无价值的，都是他们的应声虫，所以等到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巨大的政府和一堆粉墨，它又无法进行对话。有能力和它对话的，它坚决不对话。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这一次新疆的事件是一个群众性的一个起义，或者暴乱。这是积怨已深的一次，而可以预料的。我曾经预想过这样一个情况可能要发生，想不到在今天就发生了。当然是非常悲哀的，而且中共的行为是已经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已经很久了，所以，这个情况中国将走向动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邀请现在美国的中国民族问题学者朱学渊先生和美国西东大学政治学者杨力宇教授进行的讨论
胡锦涛提前回国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德国之声／八国集团峰会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由于新疆发生骚乱，胡锦涛决定提前结束访问行程，返回北京。德国之声记者冯海音发表评论认为，胡锦涛提前回国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新疆的局势当然是非常严重的。超过150人死亡，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相互使用暴力。尽管如此，胡锦涛从意大利启程回国还是让人非常惊讶。毕竟，他的政府总理温家宝还在北京，而且似乎安全力量也已经控制住了局面。那么，为什么胡锦涛还要让国务委员戴秉国代替自己参与这次大国峰会呢？有两种彼此并不矛盾的说法。
首先，其实胡锦涛原本预计在拉奎拉峰会上可以受到隆重礼遇。因为中国是世界金融海啸之中的一座安定小岛，而且中国和印度已经在气候保护方面发出了做出让步的信号。但是，乌鲁木齐的骚乱使得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而胡锦涛显然并不愿意对此加以讨论。过去几天里，胡锦涛在罗马进行的几次会晤中肯定没有谈到新疆问题，但是如果他前往拉奎拉的话，这一话题将是不可回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就此做出表示。也许胡锦涛希望避免这种尴尬的场面。
第二种说法：中国领导层认为形势异常严重，必须让国家最高元首回国坐镇。毕竟，这是多年来最为血腥的一次民族冲突，而且就发生在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前。在共和国宣传机构制造的诸多神话之中就包括”56个民族和谐共存”，而汉族人和维吾尔人手持棍棒钢管互相攻击的场面显然与官方宣传的和谐画面格格不入。正因如此，这次骚乱被认定是从外部策划操纵的。”和谐社会”的口号正是胡锦涛提出的，他希望能以此被载入史册。而乌鲁木齐街头的景象使得”和谐社会”这一说法的可信度丧失殆尽。
人们将会以紧张的心情观察中国政府如何在目前的困境中寻找出路。官方媒体中出现的汉族人都是受害者，这对于改善民族关系不会有多大帮助。要想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的和平，乃至和谐，中国必须停止长久以来的一种错误想法。必须认识到，正如同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维吾尔人也有充分的理由表达不满。他们一直强调的自治权利迄今为止依然停留在纸面。现实是，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日益受到边缘化：汉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金融、电信、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经济部门的一把手中几乎没有维吾尔人。手握大权的自治区党委书记是汉人，公安部门首长同样如此。维吾尔人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根本不需要来自外国的煽动。他们需要的是能够真正行使的权利。
作者：Matthias von Hein/石涛
4000公里的导火线
BBC中文网记者乐安/新疆的骚乱事件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引起了新一波维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对立。
周日乌鲁木齐维吾尔人示威的直接起因是远在4000公里之外的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6月26日发生的维汉两族员工斗殴事件。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斗殴事件是因为有人“造谣”说该厂有汉族女工被维族工人强奸，结果数百人参与的斗殴导致两名维族员工死亡， 100多人受伤。
出事的旭日玩具厂香港老板蔡志明称，是响应政府的扶贫政策才聘用了这批新疆人。
不过，纵观新疆近年来向中国内地、沿海劳动力输出以及这一政策出现的问题可以发现，韶关事件固然可以说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但新疆少数民族对劳务输出的抵触由来已久。
从疏附到韶关
韶关斗殴事件中的维吾尔族人主要来自新疆喀什附近的疏附县。5月21日离开疏附的这400多名农村青年已经是这个只有36万人口的小县今年送出去的第七批外出务工人员。
在内地省份，河南也好，安徽也好，谁都无法想象一批青年南下打工会有当地党委、政府举行欢送仪式。但疏附县和新疆其它县市一样不仅举行了仪式，行前还由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汉语、法律甚至礼仪方面的培训。
可以看出，和内地外出打工不同的是，新疆少数民族出去打工更多的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政府的事；更多的不是一个外出赚钱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东西合作、“民族互助”的政治问题。
而更根本的不同还在于汉民族和当地少数民族不同的观念。
内地汉人相信“人挪活树挪死”，离家打工是多数人自然、自发的选择。而新疆农村的很多维族父母则担心，孩子外出打工会“学坏”，会“惹祸”。
对年轻穆斯林女子来说，外多打工则面临更大的来自传统习俗的压力，甚至会担心连未来找婆家都可能受到影响。
打工运动
正因为这样，劳务输出这个中国西部开发经济大战略的构成部分在新疆变成了政治任务。
至少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地各级政府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动员工作。
乡村干部（往往由经常是汉族的乡党委书记牵头）和青年团、妇联一起，不仅做可能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的工作，也去作他（她）们父母的工作；不仅作普通村民的工作，也作民族人士，比如阿訇们的工作，让这些有威信的人出来宣传外出打工的好处。（新疆有些地方过去曾用同样手法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尽管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并不严格。）
不少地方都制定了劳务输出的目标和奖惩办法。有的县甚至把措施具体到了一个单位完成计划奖励几千元，具体工作人员输出一个劳动力奖励几十元的程度。
还有的县向同意外出的青年家庭奖励电视机，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时代。
在真主和金钱之间
按照一般汉族人的想法，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常理”。这也是很多主持劳务输出工作的新疆汉族干部的自然想法。但是正如藏人把来世看得比今生更重要一样，对很多新疆穆斯林来说，他们贫瘠的乡土、他们去礼拜的清真寺比内地的高楼大厦、比数倍于眼前的收入更加重要。
何况，面对已经政治化、运动化的劳务输出，人们也可以问：内地也提倡的“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办法为什么在新疆不能大力推动，而一定要把劳力转移出来？
近年来，在大约有800万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包括各种年龄段）的新疆已经有十几万人次（青壮年为主）外出打工。而同时，每年在棉花收获等农忙季节又有大批内地汉族农民工进入新疆。
另外，在包括疏附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县，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劳力输出真的是脱贫致富的唯一灵丹？
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后果
新疆少数民族员工在内地或者沿海地区工作的收入和待遇应该说还是过得去的。根据地区的不同他们基本都有1000元上下的月收入，他们一般也都每年给家里寄回数千甚至上万块的积蓄，也可见他们在打工地的消费并不多，生活并不宽裕。
接受和派出务工人员的地方也不能说没有意识到这些少数民族员工的特殊性，一般派出地也会有带队干部陪同。
在韶关，这批维族员工到来后，当地劳动和宗教部门就曾考察了他们打工的玩具厂的食堂和宿舍。
不过，现在我们仍无从知道这批维族人在厂里工作生活的情形到底如何。
韶关骚乱发生后，玩具厂老板、旭日国际集团主席蔡志明对香港《明报》表示，这次事件“主要由于厂内新疆人与广东人的生活习惯出现差异”。
近年，中国企业，特别是沿海加工企业经常发生因工资和劳动条件而起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汉族员工来说不过是劳资矛盾，但对少数民族员工来说就可能加上了民族矛盾。
而这一点，估计很难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企业主和以确保当地经济增长为要务的地方官员所愿意考虑的。一旦出了问题，还得上级、甚至中央政府承受后果。
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的新疆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民族关系，连“新疆”这个名字本身今天听起来也显得怪异，因为乾隆年的收复已经有250多年，新中国的自治区也成立了50多年。
新疆固然已经不新，但新疆仍然特殊。劳务输出如此，其他事情也如此。
中国各地近年拆迁纠纷不断。在新疆，南疆名城喀什的老城也不断在保护和改造的名义下遭到蚕食。
周日的骚乱已经暂时平息，但难保动荡下一次又因为哪个地方的“旧城改造”而再起。因为对地方官和开发商来说，中央政府的维稳大计远没有他们的政绩和金钱来得重要。
新疆事件是否影响穆斯林国家对华关系
VOA记者前卫/新疆突然爆发特大规模的流血暴力冲突，让世人感到震惊。然而，穆斯林国家政府对多名穆斯林被打死的反应却非常低调克制。这是什么原因？多名新疆穆斯林死亡从长远来看是否会影响穆斯林国家跟北京的关系？
*维族人权代表指穆斯林国家反应不足*
星期一，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权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热比娅批评那些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对北京政府长期打压维吾尔人保持缄默。热比娅讲这番话之前一天，北京当局武力镇压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抗议人群，造成多人死亡。热比娅指出，各个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对这个惨案的反应不足。她说：“巴基斯坦、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埃及、叙利亚和其他穆斯林国家以及中亚国家都遣返维吾尔人。这些维吾尔人因为在中国举行和平抗议或者发表个人言论而受到北京政府的迫害。这些人被遣返以后或是被杀害，或是被判处终身监禁。”
热比娅把穆斯林国家对北京的做法不加评论归咎于中国对穆斯林世界的宣传的成功。她说，这些宣传向穆斯林世界发出的信息是：“维吾尔人极端亲近西方。他们是现代派穆斯林，不是真的穆斯林。”热比娅说，同时，中国政府在跟西方打交道的时候指责维吾尔领导人“跟基地组织有联系”。她说，中国的宣传对穆斯林和西方国家都很有效。
*穆斯林世界对华政策有待观察*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政治学教授傅礼门认为，新疆骚乱对国际间的影响，不妨注意一下穆斯林世界的观点。他说：“这事件不太会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能做的事情不多。比较有趣的问题可能是：新疆事件会如何影响穆斯林世界的对华政策。还有，乌鲁木齐的骚动会不会引起穆斯林媒体的广泛关注 。中国一直以来致力和穆斯林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尤其是伊朗，因此，中国政府处理乌鲁木齐骚动的方式会不会让穆斯林人民失望，都可以关注。”
谈到星期天乌鲁木齐的流血事件时，热比娅承认有些维吾尔人攻击了汉人。但是她说，中国当局长期压制性的政策导致维吾尔人的绝望，而暴力反抗是这种绝望的一种象征。
*阿拉伯国家立场难一律看待*
为了更深入的分析和了解穆斯林国家对中国行为的立场。美国之音采访了柏林自由大学的伊斯兰专家迪亚特里奇-利兹博士。这位专家说：“我认为，在穆斯林国家和中国之间有某种战略共识。这种共识早在冷战时期就存在了。双方对全球力量的分布和对垒有某种共识。它们认为，西方力量的核心是美国和北约。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共识。因为中国需要穆斯林国家的资源，这些国家同时又是中国产品的有利可图的市场。”
利兹博士接下来谈到穆斯林国家民间对新疆事件的反应。他说，在阿拉伯国家，能代表民意的代表人物很有限。比如在阿尔及利亚，也有像热比娅这样的活动人士。利兹博士说，必须区分穆斯林国家的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精英阶层有自己的政治日程，而老百姓的想法却完全不同，很难一概而论的谈论这些国家的立场。
*维族境况阿拉伯人民了解有限*
那么，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人们对维吾尔人的态度如何？利兹说：“他们对维吾尔人的了解很少。他们对这个突厥民族在中国的境况恐怕了解更少。比如，阿拉伯国家的人很多是以阿拉伯为中心，较少考虑其他民族的事情。特别是对讲突厥语的维吾尔人的境况就关心得更少。他们更可能会把新疆事件看作一个政治事件，而不是宗教、社会事件。”
利兹教授最后说，在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在如何组织力量对抗北京的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他们是不团结的，有一部分境外的维吾尔人已经加入了极端派穆斯林组织，比如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当然，这些维吾尔人并不象车臣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流亡人士那样暴烈。利兹教授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有些在中国国内发生的暴力反抗的确与境外的维吾尔极端力量有联系。但是，他说，要说这次新疆暴乱是由境外力量鼓动的，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疆独势力对新疆民众的直接影响力恐怕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