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25/中国十大寻根基地

系列之一:独具特色的固始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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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后裔迁徙至台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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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原的小城固始,近年已有数百台胞来此寻根

近数年来,福建和台湾的许多姓氏在探寻祖根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大都来自“光州固始”(即今河南省信阳市的固始县),于是在他们的家族和每个人的思想中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固始情结,他们对于根在中原的印象便是“光州固始”。这一现象引起从事中原文化研究和姓氏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注意,称之为“固始寻根”。

固始在今河南省的最东南部,全县在淮河以南,东境与安徽六安邻近,地理位置特殊。按照古代广义的“中原”概念,固始已不属于中原,但今天它是河南省所属的一个县,我们在讨论问题时不妨仍然把它看做中原的一部分。历史上,固始是中原人渡淮之后向东南前往庐州、安庆、徽州直至浙闽的必经之处,是历代中原民众南迁的集散地。对于南迁至闽台的中原姓氏后裔来说,固始不是这些姓氏最早的本根所在,但它却是在姓氏寻根过程中必然会探寻到的较近的根源。因此可以说,固始寻根是独具特色的。固始成为闽台一带许多姓氏近根集中的地区,与中国历史上中原民众三次大规模地向东南迁徙有直接的关系。第一次是西晋末年随着晋朝皇帝的南渡而出现的移民潮。《闽书》记云:“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福建通志》、《福州通志》及福建的杜黄陈郑等大姓的家谱族谱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这八个姓氏的原始祖根皆在中原,但他们大规模南迁的始发地却未必都起于固始,只有福建客家人的林氏原曾“聚族于河南光州”。

中原大姓南迁并且起于固始的是以后的两次移民潮。第二次发生在唐朝初期。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陈政入闽平叛,其哥哥陈敏、陈敷率58姓军校增援,这些人都是固始人。到陈政之子陈元光任漳州刺史时,这58姓军校便在闽地落籍,建设与开发漳州,陈元光父子因此被誉为“开漳圣王”。于是固始陈氏和固始58姓便成为福建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次大规模移民潮发生在唐朝末年至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的闽国的创建者王审知即是光州固始人。唐末大乱,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王绪率众攻占光州,自领光州刺史,王审知及其兄王潮、弟王审圭阝参加了王绪的军队。不久王审知兄弟杀掉王绪,王潮代领光州刺史。王潮死后,王审知在唐末时被朝廷授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于是率部入闽,割据一方,五代初后梁开平三年(909年)被朱温封为闽王,945年闽国被南唐灭掉。王审知及其子孙经营闽地数十年,原来入闽时所率本部军校多为光州固始人,后来都在闽地落籍。随王审知入闽的固始人,有不少是中原的大姓,如郑姓等。

从以上考察可知,唐初陈元光和五代王审知两次率众入闽,在福建入籍定居,繁衍生息,构成了后世福建民众的主体,究其根源,多来自固始。今天可以看到的福建一些大姓的族谱、家谱,如王、陈、刘、黄、郑、周、许、方、曾、吴、谢、尤、施、余、颜、吕等20余种谱牒资料中,都有其祖先由固始入闽的记载。而台湾的民众又大多数都是来自福建的,因此,台湾的姓氏自然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光州固始。有人说,福建人来自固始的,占福建人口总数的70%左右,而台湾人来自福建的,占台湾人口总数的70%左右。由此推算,台湾人应有约半数来自河南固始。今见《台湾通志·氏族篇》中记载,大约有60个姓氏来自光州固始。这样的事实,说明河南的固始对于闽台地区的姓氏寻根来说,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台湾“河洛郎”的寻根起点

河南固始人自唐以来两次大规模入闽,此后,其后裔大批迁徙台湾,据专家考证包括陈水扁、连战的先人

□本报记者 谢言俊 李艳 河南、北京报道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李艳

台湾人素有“河洛郎”的自称。“河洛”即指中原地带。

淮河之畔的河南固始,与台湾供奉着相同的远祖———“开漳圣王”陈元光。据专家考证,每5户台湾居民中,有4户先民来自固始。

自唐代以来,固始人两次大规模入闽,此后,移居闽地的中原后裔多次大批迁徙台湾。据考证,其中,既包括陈水扁的祖辈,也包括连战的先人。

水杉、水稻,成片的荷花,地处中原的小城固始,有着水乡江南一样的景致。

自2003年始,台商陈道明多次来往于台北与固始之间。

除了打点生意,陈道明步足中原的另一个目的是寻根,“固始是我最真正的祖籍。”

淮河之畔的固始,隶属豫南信阳。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刘秀封其妹婿大司农李通为固始侯,县名改为固始,由此沿用已有近两千年。县志记载,固始是取“坚固初始”之意。

固始县原政协副主席、现任固始文史研究院院长陈学文提供的资料显示:1953年台湾官方的户籍统计,当时户数在500户以上的100个大姓中,有63个姓氏的族谱上均记载其先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这63个姓氏共670512户,占当年台湾总户数828804户的80.9%.

这就意味着:每5户台湾居民中,有4户先民来自固始。

4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大演讲时提到,“在台湾,我们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我们大多是‘河洛郎’。”

学术界的通说认为,“河洛”指古河南,即包括固始在内的中原地带。

第一次入闽开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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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随陈元光入闽的87姓军校均就地传衍,成为各个姓氏的开闽始祖,这些军校的许多后人迁居台湾。)

三河尖,固始城北100余华里以外的淮河码头。4月27日傍晚,码头两岸青葱,渡船来往,古码头的痕迹已难以寻觅。十几条运砂船泊在河边,老人们蹲在船头做饭。炊烟升起,水波微漾,一条大河伸向远方。

24岁的周炳伟是一位船主的妻子,她家世代跑船,以淮河货运为生。10天前,她的丈夫张少斌从这里出发,押着一条1700吨的货船沿河而下直抵南京。整个航程将持续半个月左右。

许多年前,许多固始人就是从这里出发,经淮河后再辗转前往福建。

“固始紧*淮河,水系发达,水运方便,当年固始人南迁很多人走的就是水路。”陈学文说。他还说,他曾经在泉州的一条古街上发现一块石碑,即是上述迁徙的实证。他回忆说,石碑上记载了唐代固始人迁徙入闽的路线图:由三河尖码头乘船起航,入洪泽湖,进长江水系,经赣江、汀江,终入福建。

史载,福建、台湾第一大姓———陈姓始祖陈元光即在唐代入闽。

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泉、潮州间,“蛮獠”“啸乱”,13岁的陈元光随父亲岭南行军总管事陈政率府兵3600名,将校123员,共45姓(史载:除一许姓将校不能确定外,其余皆固始籍),南下“征蛮”。

随后,朝廷又派陈政的哥哥陈敏、陈敷率领固始军校58姓,入闽救援。仪凤二年(677年)四月,陈政卒,由20岁的陈元光代父领兵,经过9年战争,局势平定。

垂拱二年(686年)报请朝廷批准,设置漳州。陈逝后,被尊为“开漳圣王”。闽南尚有100多座陈元光庙宇,台湾存53所。

随陈元光入闽的87姓军校均就地传衍,成为各个姓氏的开闽始祖。其中“郑”姓后出郑成功,“施”姓后出施琅。

福建漳州诏安县太平镇白叶村(旧称“诏安县三都镇磁窑村”)有座保存400多年的圆形土楼:“星斗楼”。200多年前,“开漳圣王”的第35世孙陈乌曾生活在这座直径40多米的土楼里。

1760年左右,年轻的陈乌离开“星斗楼”,漂过台湾海峡,成为陈氏去台始祖,从此子孙繁衍不息,1951年,陈乌的第八世孙生下一名男孩,他的名字叫陈水扁。白叶村至今保存的陈氏族谱显示,陈水扁应为“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后裔。

2003年,同是陈氏子孙的陈道明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固始。在陈集乡陈氏将军祠,他第一次拜谒了陈元光将军像。“原来只知道是一个中国人,是闽人的后裔,来到这里才知道自己祖上是固始人。”

两年多的时间里,在他的劝说下,30多位台湾朋友到来谒祖。官方的不完全统计显示,2000年固始共接待寻根问祖台胞91人,2004年达到157人。陈氏将军祠已接待包括台胞在内的3000多名后人。

寻根使台胞对这座中原小县城产生了特殊的感情,越来越多的台商将投资的目光投向固始。陈道明自己与朋友合伙投资2400多万元,在固始修建一座双语幼儿园,眼下,这座幼儿园竣工在即。

陈道明最大的希望是,连战此行能够为在大陆的台商带来更大的便利。

第二次入闽

固始城东60华里外,分水亭乡王堂村,村民陈文芝祖辈住在这里。在茅草顶土坯房的破旧农舍边,一条条规整的长方形青石条石似乎暗示着这里曾经的辉煌。

陈文芝说:砖头是十几年前在家后面的那片废墟里挖出来的。当时挖出来好多,五毛钱一块卖给村中的人做房基,现在地底下还有好多。

63岁的陈文芝打小就经常听老人讲起“闽王”的故事,让他困惑的是:“闽王”到底是多大的官儿呢?只是这几年,不时有一些操着闽南口音的外地人来到这儿,长揖叩拜,拍照留念。

史书记载:这里是五代十国时期“闽王”王审知的旧居。在陈元光之后200多年,王审知又进行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固始入闽运动。

据传:王审知少时在村中常骑一白马,有“白马三郎”之称。这一美称跟随在他此后的戎马生涯中。唐朝末年,在黄巢起义的影响下,王审知与其兄王潮率众起事,领固始义兵数万人转战安徽、浙江等地,后在福建创建闽国,同子孙经营福建达50余年。

到了此时,福建人口上升到46万多户,王审知被尊为“王氏闽台祖”。后闽国内讧,王氏子孙为避祸,纷纷改姓叶、游、沈。王又被推为闽台叶、游、沈始祖。

史载:随王审知入闽者有陈、张、李、王、吴、蔡、杨、郑、谢、郭、曹、周、廖、庄、苏、何、高、沈、卢、孙、付、黄、薛、韩等27姓,台湾流传家谱中写明源于“固始”的有18姓。

其中“苏”姓为都统军使固始人苏益,福建厦门同安文管处资料显示,元朝时,苏氏后裔被官府追杀,族人为避祸,改姓连、许,或从外祖姓周。苏益又被连、许、周、苏共推为始祖。

康熙年间,连氏后裔连兴位从漳州马崎社渡台湾海峡赴台,定居台南马兵营。

1878年,连兴位第七世孙连横出生。1918年,连横仿《史记》体例,撰写成我国第一部台湾史籍《台湾通史》,通史记述大陆开拓台湾的历史,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

当时,台湾正处日据时期,日本强迫台湾改用日姓,禁用汉字,不许讲闽南话。连横在《台湾语典》自序中开宗明义:“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

1936年,连横孙辈连战生于西安。《祖父与我》一书中,连战说,在自己出生前两个月,祖父在上海因患肝癌处于弥留之际,知悉远在西安的儿媳即将分娩,遂留下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又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之光明希望!”

闽地未见与连横相吻合的祖谱,因此连横、连战祖籍尚有波折,连横曾有意修谱,后未果。

据海峡导报报道,台湾苏周连宗亲成立联谊会,1965年刊印《台湾苏周连氏族谱》,连战担任名誉会长。

河洛郎入台

“去福建那边,我们完全没有陌生感。土话一样,生活习俗也差不多。”陈学文说,他曾多次去福建考察,虽然两地相隔数千里,但是所及之外都能发现太多固始的印记。

陈道明对固始也是一见如故,这里和台湾供奉相同的远祖,陈集乡有陈氏将军祠,供奉“开漳圣王”陈元光,而在台湾全岛,奉祀陈元光的庙有53座。

“我们是最后一批从福建去台湾的,”58岁的陈道明两岁时离开祖国大陆。此前,移居闽地的中原后裔已经历多次移民台湾的大迁徙。

学者李学勤研究认为:历经多次迁徙艰险和开闽之苦之后,这批中原后裔养成了冒险犯禁、勇于进取的移民特质,尤以居于漳、泉沿海的移民为最。同时,由于处于不同的地区、乡族之间,生存发展的竞争相当激烈,又造成闽南人强悍多心机的性格,所谓“事杂易淆,物多觊,襄隙构戾,职此之由。”

在持续七八百年移民流入后,明清时代,福建山多田少,人口过饱和现象很快突现,加上闽、台位置毗邻,选择移民台湾就成为一种客观必然,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

移居闽、台的中原后裔保持着“同文同种”的传统,走到哪里,便把中古河洛话带到哪里。

陈学文曾陪同国家台联一厦门籍的研究生考察固始方言,他们去拜访一个农家,小孩一见来客人,赶紧朝妇女叫道:“大大(注:读去声),家里来客人了。”陈告诉她,“大大”是固始人对母亲的叫法,父亲则叫大(注:读上声)。女研究生十分震惊:在厦门、泉州一带,对母亲、父亲的称呼,跟这儿是一模一样!

固始方言、闽南方言和普通话及其他语言差异很大,惟独固始方言和闽南方言相似。这种保留在民间的语言“活化石”,充分印证了闽台与固始之间的祖根关系。

根据学者研究,固始处于“吴头楚尾”、“豫南杨北”交通孔道的地理位置,逢中原战乱,每必祸及,但“百里不求天”的沃野,使它创伤的愈合力特别强,战乱一平息,故邑之民返居,他邑之民迁入,很快又聚居成邑,因而成为中原人口迁徙的集散地。

固始成为人口迁徙集散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固始是中原腹地惟一一处水陆交通俱佳之地。

1926年,日据当局对台湾汉族祖籍地进行调查,台湾在籍汉人达3751600人,其中祖籍地为福建省者3116400人,占人口总数的83.1%.原籍为泉州、漳州的,约占70%以上。

1979年台湾公布,全台湾1740万人中,汉族有1710万人,占98%,占80%的是由福建去台湾的河洛人。1988年,台湾出版了巨著《台湾族谱目录》,收录了200多种族谱,这些家族的开基祖大部分是来自中原河洛。

台谚曰:“陈林半天下,黄郑排满街。”陈、林、黄、郑四姓等大姓来台始祖均来自固始。

陈姓,台北《清源陈氏家乘叙》记载,“入台始祖”是跟随郑成功的陈水华、陈泽,而他们的“入闽始祖”就是陈政、陈元光父子。《武荣诗山霞宅陈氏族谱》上说:“我祖自颖川分派于河南光州固始,以抵入闽。至一郎公卜居武荣诗山霞宅。”

林姓,南迁始祖,为晋时东迁时从河南固始辗转到福建开基的,然后再流入台湾。

黄姓,台北县深坑乡《黄氏族谱》载:“世居光州固始。至晋,中州板荡,南迁入闽。“

郑姓,唐武宗宰相郑肃曾孙郑摄,偕同姓18人从固始县佐王潮入闽。

《台湾省通志》指出:“本省人,系行政上之一种名词。其实均为明清以来大陆闽粤移民即河洛与客家之苗裔“。

正因为此,台湾人习惯称自己“河洛郎”。

今年清明,陈学文曾陪同专程从台湾回来寻根的陈舒(音)来到陈氏将军祠。对着陈元光画像,82岁的陈舒俯地长揖。起身时,老人发现祠前两株铁树长出了嫩芽,于是毕恭毕敬地将一棵嫩芽连同泥土捧出,用一方白巾仔细包好:“这是故乡的土,故乡的根。两岸同根,一直可以追到这里来。”


系列之二:山西洪洞大槐树

在整个河南,在山东,在河北,在安徽……乃至大半个中国,都有这一歌谣流传。过去上年纪的人总爱对年轻人说:“咱是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的人。”为了证实这种说法,老人们总是让孩子们看小脚趾甲,说凡是过去从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趾甲都是两瓣的。歌谣和传说标示着历史对发生在明代的一串惊天动地的“老鹳窝底下”事件的惨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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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槐树根纪念 老鹳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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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大槐树根纪念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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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西洪洞县城西北广济寺旁边的槐根

元末明初 天灾人祸致中原人烟稀少

宋朝灭亡后,元朝建立。在一百多年的统治中,元朝统治者对农民是残酷的。到了元末,不堪忍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农民终于举行起义。官方镇压农民起义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当时中原地区又接连发生水、旱、蝗、疫四大灾害,天灾和人祸折磨得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等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为了求生,农民起义更是不断爆发。元军出其精锐,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结束了元末长年的兵灾,但水、旱、蝗、疫已使中原之地“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墟”。元末和明初黄河和淮河多次泛滥,不但吞没了田园,甚至连村庄、城池也埯没于地下。在兵患和天灾中有侥幸不死者,也纷纷逃往外地,致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山西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相比,却是冰火两重天。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那里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说明当时山西比较安定,再加上邻省难民流入山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明朝建立以后,由于中原地区人粮剧减,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开封就由上府降为下府。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朱元璋深有所悟“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人的奏议,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见明太祖实录》、顾炎武《日知录》等)。在移民的同时,也鼓励原来逃亡外地的中原百姓返回故土。

明初移民使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元末战乱的创伤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疮痍尚未及医治,“靖难之役”却接踵而至了。朱元彰去世后,其孙朱允Χ继位,号“建文”。此人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觊觎江山,危机四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朱允Χ便采取“削藩”的措施,其叔父燕王朱棣大为恼怒,以入京诛*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建文帝发兵北剿,冀、鲁、豫、皖又成了两军鏖兵的战场,你进我退,拉锯战长达四年,四省的百姓遭了大殃。《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受传统思想影响极重的中原百姓对皇帝愚忠,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更恼了朱棣,于是便对百姓大肆诛戮,中原百姓又经受了一场灭顶之灾,苟生者纷纷逃难,中原一带成了千里无人区。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明朝建立时山西的蒙古王爷未加抵抗就缴械投降,所以那里没经战乱,人口仍然众多。

多次移民,历史聚焦大槐树老鹳窝

时局安定之后,朝廷为了发展经济,巩固新政权,仍然采取了移民政策。据史料记载,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涉及到了十八个省的四百九十多个县市的八百八十二个姓氏。山西是人口稠密之处,而当时的洪洞县又是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担负民众外移自然首当其冲。相传,当时洪洞城北一公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香客不绝,又是古来驿站,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于是,这里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山西《洪洞县志》以及洪洞县《大槐树志》记载,明永乐年间,当地官府曾七次在大槐树左侧的广济寺集中泽、潞、沁、汾和平阳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人多地少的百姓迁往中原一带,并给所迁之民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当地官府人员在树下为被移之民办理手续,登记造册,按所去地点编队,然后发给一应物品。被迁者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时总割不断故土之情,他们凝眸古槐,见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想着自己这一生不一定能返回故土了,为了让子女永远记住自己的家乡,有朝一日回来时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自己的老家,就指着孩子们最好记的大槐树和上边的老鹳窝说:“不要忘了,以后若能回到家乡,记不住咱的村庄,就先找这棵筑满老鹳窝的大槐树,然后再慢慢找自己的老家。”并对他们说:“到了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从这大槐树的老鹳窝底下出去的,彼此要互相照顾!”以后不论走到山南海北,只要一说是老鹳窝底下的人,都亲热无比。中原地区少见老鹳而多见老鸹,后来人们就把“老鹳窝”说成了“老鸹窝”。

经济复苏,惨痛的记忆却一直传承

在后来人的心中,“山西移来者”的观念影响是深而又重的。传说,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由陕西打往北京,一路对百姓秋毫无犯,但后来进入山西洪洞县,却突然不是那么秩序井然了。李自成拿几个带头违犯纪律的小头目问罪,审问之后,得知士兵们原来都是“大槐树老鹳窝底下的人”,混乱是出于对家乡的感情,不但没有问罪,反倒放假三天,任将士们寻亲访旧。又有资料显示,辛亥革命时期,山西赵城县人张煌率兵杀死了巡抚陆钟琦,张锡銮受袁世凯所派,率卢永祥部去就任新巡抚。卢永祥军一路烧杀掳掠,但士卒到了古槐碑亭前却下马,将一路抢掳之财供于“二代古槐”树下长跪不起,原来他们都是明朝古槐树下移民的后代,虽然沿途肆虐,到了那里也不敢有背祖宗。

明朝的移民对当时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大的作用。明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免租三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便由洪武十四年的三百六十六万顷骤增至八百五十万顷,全国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载:“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种经济繁荣与当时的大迁徙是有直接关系的。同时,这种迁徙也促使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但这只是从大道理上说,而对当时被迁徙的每家每户来说却都是莫大的悲哀。明统治者定出的移民条律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同姓同宗者还不能同迁于一地,好好的一家人便被拆得七零八散。同姓同宗者为了和亲人迁到一处,不得不改姓。有的因恋家而半路逃跑,被追回后要受残酷的惩罚,有的被割去耳朵,有的在脸上用刀划成标记。如此所受的心灵上的摧残、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被迁徙者心中几十年,甚至以后的几代人心中都难以弥合。“老鹳窝底下”的惨痛记忆一直延绵至今。

“解手”和“复形趾”的传说

朝廷派人动员群众迁往外省,虽然宣布三年不缴公粮,当地百姓也都不愿到那兵家常争、自然灾害频频的地方去。为了完成使命,聪明的钦差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大肆宣传,并写成告示到处张贴,说谁家不愿外迁,可以到大槐树下登记,登记后可以不外迁,不登记的一律迁往外地。不愿外迁的百姓不知是计,纷纷前往登记。但登记了之后,钦差并不让他们离开。待登记工作结束,便让大队官兵将他们团团围住,即刻宣布凡来登记者一律迁往外地,有胆敢反抗者就地处死。百姓们见上了当,叫苦不迭,然而手无寸铁,只好听天由命。他们分别被编成队伍,按照官方宣布的地点,在官兵的押送下出发。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一样被押解上路。押解途中,常有人要大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我要撒尿(或者我要拉屎),请解开手。”后来便直呼“解手”。此事在长途跋涉中形成了习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

老年人说:“谁的小脚趾甲两瓣儿,谁就是大槐树底下迁来的人的后代。”如今山西洪洞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仍有两副民谣似的“楹联”,分别是“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说的就是足小趾甲两瓣的事。传说是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后代的脚小趾甲便成了两瓣儿。

树有根,水有源。追根溯源,认祖归宗,是中华民族的天性。明朝在洪洞大槐树处迁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元末战乱之后,历经20余年,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但是,此时的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初的统治者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据证,从明初至永乐十五年的五十年间,疏散山西府五十一县之民,遣送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甘……遍及大半个神州。而山西洪洞广济寺的大槐树处,则是民众办理迁徙手续的地方。传说,官府曾采用了欺骗的形式:官府预先张贴告示说,除大槐树底下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迁。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聚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兵四面合围,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迁移。当他们在官兵的催逼下踏上征程时,一边走,一边回首,最后看到的就只有远处的这棵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鸹窝了。因此,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山西移民惜别故乡的一个标志。

如今,古大槐树处迁民后裔已遍及海内外。千百万人民怀乡思土,寻根问祖,古大槐树处已成为人们祭祖胜地。洪洞县每年四月一日至十日举办的“寻根祭祖节”,吸引了十多万前来祭祀和观光旅游的海内外华人。将大槐树迁民这段历史比较完整地加以收集、整理并出版,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系列之三:湖北麻城孝感乡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 在西部:

民国《简阳县志》卷17″氏族表”中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

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在南部:

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泸州《王氏族谱》:”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

在东部:

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卷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端祥之子叶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陈、王、潘、肖、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落迹(籍)忠县。”

在北部: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在中部:

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

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谁也无法统计,从孝感乡到底迁出了多少人口;谁也无法相信,区区一个小乡,为何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人口输出量;谁也无法推算,现在的四川人中到底有多少非孝感乡人的后裔!

难以相信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相信!
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

最近而又最典型的有邓经武、雷兵的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

但是,质疑一个定论固然需要非凡的勇气,而否定一个史实却显得过于草率,历史的真实并不因为有人质疑而虚无化!

下面,我们通过史料的搜寻来看看麻城县孝感乡到底隐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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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初的麻城四乡

明初麻城的区划情况在清康熙9年的《麻城县志》中可以找到清楚的记载:

①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

② 所谓 “初分四乡”当然是指明初已分全县为四乡。也就是说,孝感乡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存在了105年。但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的寿命只有105年。元代麻城的基层区划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而不甚了了。不过,据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记载:”中,麻城。(黄)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山、永泰河。”③则北宋时麻城即为四乡区划。最近在网上读到周启志的《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周先生引《石柱厅乡土志》说:”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存在,历宋元而明并无变化。我们相信,在中国历史上,”乡”这一级组织相对于州县的频繁撤并省废来说,其稳定性要大得多。这与它们在政权割据和攻城略地中无足轻重的地位是一致的。成化八年麻城改为三乡以后,至清代”国朝因之”,直到清末乡之设置再无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

关于明初四乡的位置,尤其是孝感乡的方位,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弘治《黄州府志》记载合并后三乡的位置为:”太平乡在县东,领四十三里;亭川乡在县南,领一十二里;仙居乡在县西,领三十九里。”(卷1)我们认为,初分四乡时,四乡乡界如”十”字形。孝感乡的位置应该在西南,而仙居乡在西北。孝感乡的范围当包括现在的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集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以及今红安的城关镇、两道桥乡、杏花乡南部、桃花乡、叶河乡、永家河镇、八里和太平两乡镇的河东部分。(附图一)需要指出的是,四乡中其他三乡均为高山丘陵,只有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

这样确定孝感乡位置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 麻城西北光山州曾有仙居县,至宋南渡始废。西北境有仙居山 ,黄安建县时划入辖境。应为仙居乡得名之源。又麻城县城西北十里亦有仙居山(今名五脑山),因麻姑在此成仙飞升而得名。城北还有仙居坊。

第二,孝感乡并入仙居乡,而仙居乡既在县西北,再往东是太平乡,则 孝感乡只能在县西南;

第三,众多来麻寻根的四川人提供的地名中,我们只找到了寥寥几个历近700年沧桑仍未改变的故址,但已足够我们重现明初四乡,尤其是孝感乡的地理位置了。四川仁寿《李氏族谱》称:”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这里所说的”青山”,就在县西今顺河集镇南部,现在的麻城行政区划图上就可轻易找到,我们相信它已*近孝感乡的北部边界。另据重庆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称:”2002年9月10-12日叶国村带妻专程去麻城考察:……据现歧亭镇叶家大湾村的一些年岁高的人讲,孝感乡就是现在的歧亭镇一带,和仙居相近。……但歧亭镇叶家大湾村(叶姓1000多人)人们的风俗称呼与我县叶姓一样,如叫祖父称”爹爹”少称”爷爷”;对外公外婆称”噶噶”(ga)。”

需要指出的是,曹树基先生认为,”黄安位于麻城之西部,孝感乡极可 能并入了黄安。”曹先生用 “极可能”一词表示了谨慎地猜测,但这个猜测只对了一半,因为孝感乡并入黄安的范围只有将近一半。乾隆《麻城县志》有一幅三乡区划图(附图二),乡界恰如一个”丫”字,只是下面一竖有一个先向右后向左的弯曲。”丫”字的上部是太平乡,左边是仙居乡,右边是亭川乡。说明当时乡界划分均呈由城区向周围辐射型,除城区(明时称关厢)划入亭川乡外,其他各乡均与城厢接壤。可以想象,孝感并入仙居乡以后,面积占总版图的二分之一,幅员过广,于是将县仙居乡北部若干里甲划入太平乡,使三乡面积大体相当(附图三)。于是,太平乡辖区从麻东北扩展到麻西北,与黄陂接壤,乡界终于形成上面所说的”丫”字形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嘉靖42年设置黄安县时,从麻城划入的20里甲中,也包括太平乡部分里甲的原因。

二 孝感乡的里户数和人口

按照明朝的规定,在乡村中,人户被编成里甲。每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下百户为10甲,每甲有10户。这个规定到洪武14年(1381)开始规范化推行,同时规定每十年重新册定一次人口。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有一个令很多人费解的问题,即原额分乡里数加起来超过了总数,等于137里,而不应是130里。其实,这两个数字也不矛盾,成书于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和弘治《黄州府志》均记载麻城为135里。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又记麻城为120里。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记载,正可以说明明朝初年麻城人口减少的速度之快。

上述引文中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按原额全县137里,亭川乡只占总里数的22.3%。成化8年由25里并为24里,只减少1里,故其辖境亦应较为稳定。而太平、仙居两乡由112里并为50里,减少62里,说明两乡为麻城人口主要输出地。二是太平、仙居的原额112里中,包括了孝感乡的里数。那么,即使按三乡平均算,孝感乡也应有37里,何况孝感乡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南平原地区。因此,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在洪武14年(1381)开始在全国通过编制赋役黄册推行里甲制度的。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所说的130里,应该是这时编定,并且是严格按照110户为一里编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当时麻城的总户数为14300户,总人口约为8.5万(按户均6人计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明初至洪武14年,麻城人口应有90760以上。也就是说,14年时间,麻城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4000多人。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其中,孝感乡人至少在2000人左右。

表1:明代麻城户口表
年 代 乡数 里 数 户 数 口 数 说 明
明 初 4 137 约15000 约90000
洪武14年(1381)4 130 约14300 约85800
洪武24年(1391)4 130 16252 122349 户均7.5人
成化8年(1472) 3 94 约10340 约72400
弘治5年(1492) 3 94 13423 131493 户均9.8人

注:洪武24年、弘治5年户口数均据弘治《黄州府志》卷3。康熙《麻城县志》记洪武24年户15809,口105112。我们认为前者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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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与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

我们以明初麻城的9万人为基数,以6‰的递增率计算,到成化8年,麻城总人口应该约有9.6万人。据表1知麻城成化8年实际约有7.2万人。也就是说,麻城全县人口输出能力只有约2.4万人。那么,孝感乡大量输出的人口是从那儿来的呢?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关麻城和孝感乡的人口来源问题。

元末明初,江淮之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当中。西有陈友谅,中有朱元璋,东部则有张士诚,各路英豪崛起,相互厮杀火并。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这一区域成为战后移民充实的主要地区。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只孝感乡全部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为移民们定居的理想选择。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而来。”

民国《彭氏族谱》:“(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

光绪《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

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氏家族,因为曹树基先生以为:“在麻城县志中,该家族中有40人名列其中,考中进士者竟有15人,是当地一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其来历不详,亦极可能为土著。”但光绪《麻城县志》卷33有一篇王世贞的《周鲁山先生墓志铭》,对周氏家族的来历记得非常清楚:“周之先不及考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从饶之鄱阳徙于黄,遂为黄麻城人。”

这样的例子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你如果在麻城随便问起谁的祖籍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告诉你是江西,就象四川移民都说祖籍麻城一样。

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来到麻城的移民,使麻城的人口不断得到补充。以至全县总人口不仅不见减少,有时甚至有所增加(见表1)。

曹树基先生在详细分析江西迁入黄州府的人口情况后说:“洪武年间的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春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口,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万。……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万人口迁往毗邻的德安府,因为路近,他们不大可能马上在新地取得户籍,而实际上他们以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所以减去5万人口,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民籍移民为30.4万。”这30.4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迁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数13%的从江西以外迁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乡的人口当在6万以上。

江西师大方志远教授认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至于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

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曾下诏曰:

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怀。②

所谓“豪强割据”即是指陈友谅,陈友谅于至正23年(1363)为朱元璋所灭,至洪武4年正好九年。这个诏书明确说江西“归附之后,供亿更繁”,这正说明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尽管江西“资财空匮”,还要加重江西的赋税负担,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为困苦”。江西的这种情况,与江南一样,实际都是朱元璋对原先敌对势力占领区实行重赋政策的结果。

然朱元璋仅减免了一年秋粮,并未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洪武21年(1388),南昌府丰城县民反映赋税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则。《明太祖实录》卷190记载:

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管田一亩岁输五斗,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郡)县地土颇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①

但每亩3斗的赋税,对土地瘠薄的当地来说,仍然是属于重赋。事实也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终存在重赋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江西的瑞州(今高安、上高、宜丰三县地)、袁州(今萍乡、宜春、分宜、新余等市县地)二府。这与麻城移民大多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记载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看黄州府的情况,弘治《黄州府志》:

洪武24年,官民田地塘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九亩三分五厘,夏税小麦三千五百五十石二斗三升三合四勺,大麦八斤九两九钱六分……。秋粮米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九升三合九勺。(卷3)

按上述税额计算,黄州府平均每亩税赋仅6.2升,只相当于南昌府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江西人口大量涌入麻城地区是势所必然的。

事实上,麻城已成为一个移民中转站,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最典型的如泸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在麻城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

遗憾的是,孝感乡的人口输入量最终没有赶得上输出量的增长。到成化8年,动态平衡终于难以维持,孝感乡结束了自己输出和中转人口的任务,在麻城的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下面是明朝三个时点江西、湖广、四川三省的户口变化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孝感乡必然消亡的趋势。
表2:
年 代 江 西 湖 广 四 川
洪武14年(1381) 1553924户 785549户 214900户
8982481口 4593070口 1464515口
弘治15年(1502) 1363629户 504870户 253803户
6549800口 3781714口 2598460口
万历6年 (1578) 1341005户 541310户 262694户
5859026口 4398785口 3102073口

资料来源:洪武14年《太祖实录》,弘治15年、万历6年转引自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表2-7”。
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西的人口持续下降。湖广的户口数大幅下降后,直到万历初仍未能恢复。而四川的户口则持续上升,洪武14年到弘治15年的121年间,增长幅度达77.4%。这样,孝感乡于成化8年被撤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四 麻城至四川迁徙路线

麻城移民入川的路线分水、陆两途。据四川省图书馆藏《湖北麻城王友山冯氏巴县谱系拾略》:“明末,王应熊以英年洪识,佐命燕京,后值蜀乱,奉诏赴川镇抚,在荆襄摒挡就绪后,由麻城携祖公友山、祖婆冯氏,暨诸兄嫂子侄全家男女溯江而上,至渝城驻跸。”此为水路入川。又石柱县《秦氏繁衍史传记》:“秦公讳安司逸其字,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也。……元季遭徐寿辉乱,安司公偕兄弟七人入蜀,自荆州石码头分袂,俱散处蜀中。”此为先由水路入川,到荆州后水陆并进者。《万县何氏家族史料汇编》:“子孙世居湖北麻城孝感高家堰、洗脚河、太平坝、千家村、凤凰山一带,皆其族也。传至二十余世,至元末明初洪武二年己酉岁,松、柏、梓三人品投来川。……因岳母隆(龙)氏年迈随后岳父杨仕虎。行至长溪河,丈婿二人骑马过河,以姓氏更名曰杨何溪。”此为陆路乘马入川。

根据明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程春生《士商类要》、明清两代官书及地方志书,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入川的道路里程。水路为:麻城至湖广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驿至荆州府荆南驿965里,荆南驿至四川夔州府永宁驿860里,永宁驿至重庆府巴县朝天驿1360里,朝天驿至成都府锦官驿2235里,全程5660里。陆路为:麻城至黄安90里,黄安至黄陂120里,黄陂至孝感县120里,孝感至云梦县40里,云梦至德安府60里,德安至随州130里,随州至枣阳130里,枣阳至襄阳140里,襄阳至巴东县930里,巴东至四川巫山县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00里。

五 孝感乡迁川人口辨正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迁川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军人及其家属;二是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数代或数年后入川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但我们并不否认这个庞大的群体里面存在着误籍与冒籍的情况。下面试作粗略辨正:

第一,孝感县误籍为孝感乡。元至正17年(1357),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据曹树基先生估计有40多万人。①这4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麻城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误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为“湖北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人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入明以后,孝感县是没有人口输出能力的。明初,孝感县与安陆、云梦、应城和随州同属德安府管辖。由于元末战争的破坏,使这一地区的人口消耗极大。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13年复置的,而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或武昌府,至洪武13年才复为府。康熙《安陆县志》作者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①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之麻城人。孝感县《夏氏族谱》在谈到自己的祖籍时说:“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县。”

又据广水市政府网站《历史述要;明初江西移民应山》介绍:“就保留下来的姓氏族谱看,应山现有十之八九的姓氏,均为明朝初年至明朝中叶从江西、安徽、麻城过来的移民,而以麻城移民为多,所谓‘麻城过籍’便由此而来。”又据麻城市第一中学教师郑重建先生说:“1984年元月,笔者在省参加《布谷鸟》编辑部举办的全省业余骨干作者培训班学习期间,邂逅原孝感县文化馆馆长宋虎先生(此人为楚剧《双教子》的编剧,湖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先生年龄60开外。其时,宋先生见我来自麻城,甚为高兴,他亲切地称我为‘小老乡’。我觉得很新奇,便问:‘先生何以称晚辈为老乡呀?’答曰:‘我们孝感民间有一种民俗,把睡觉说作是回麻城去了,因为老辈有许多人自称原来的祖籍便是麻城’。”

第二、本县移民冒籍孝感乡。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麻城其他乡的移民冒籍孝感乡;二是成化8年孝感乡撤消以后,来自原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祖籍孝感乡(甚至还有自称是明末清初迁自孝感乡的)。这两种情况历明清两代而不衰,但这种冒籍无关弘旨,因为他们冒的是“乡籍”而非“县籍”,他们毕竟是真正的麻城人。

第三、外地移民冒籍孝感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势力都很大,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冒籍孝感乡人。也就是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曹树基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引民国《云阳县志》所举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说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的例子,然后说:“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①实际上就是肯定向氏属冒籍之列。但此论也略显武断,向氏为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事实,但他们可以先迁到麻城,取得麻城籍以后再迁四川。就如曹先生所说的“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乡停留时间很短即入川,有的则定居数代成为土著后再迁移。”②麻城向氏正是后一种情况。据四川长寿《向氏支谱》载,其族于“元人入侵时,为避战乱,文秀由湖南沅陵迁湖北麻城县,生子爵禄,安居乐业。不知相传数代,至本支始祖万恩公住麻城县孝感乡向家坪、中坝、陈家沟一带(现麻城市松鹤乡)”。

上述误籍和冒籍情况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对此,我们并不讳言。但如果因此而否定整个孝感乡和那些孝感乡先民的历史存在,则未免以偏概全。

六 不要重演“大禹是条虫”的闹剧

最后,我们想谈谈邓经武先生那篇大作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第一,没有充分地占有资料。众所周知,要想否定一个定论,除了必须掌握并否定所有支持这个定论的材料以外,还应尽可能的找到新的反证材料。可惜的是,这两者邓先生都没能做到。我们注意到邓先生没有引用过《麻城县志》,研究一地历史而不研究其地史志,令人颇感奇怪。是不是清代三部《麻城县志》邓先生手头都没有呢?当然,邓文引了谭其骧先生“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的话,以否定族谱资料和地方史志的可信性。但谭先生强调的是要通过分析和研究后再加利用,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读懂的话。不知怎么吓得邓先生连看都不敢看。

第二,逻辑推理错误。邓先生先罗列了麻城县和孝感县的有关史料,证明了两个地名的不相干,推论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并由此得出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我们且不说这个推理过程中将“孝感县”偷换成“孝感乡(县)”
的问题(偷换概念也是逻辑错误),仅就这个“因为A与B无关,所以A与C必然无关”的推理公式,我们就不敢恭维。

第三,囿于先入之见不能自拔。因为只知道有个孝感县,故陷入以证明孝感县的存在来反证孝感乡不存在的泥潭。

第四,史料为我所用。邓文虽然对地方史志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厌弃,甚至骂康熙版《成都府志》和《明清史料》“只是骗人的‘鬼话’”。但他也有连族谱资料都愿意使用的时候,当然,这就要看这些材料是否能为我所用了。如蜀州火井塘《杨氏家谱》、民国版《荥经县志》,还有咸丰《云阳县志》。最有意思的要数对《云阳县志》的引用了。邓先生在试图证明四川土著多于移民时说:“咸丰版《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也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但是,请读者不要上当,《云阳县志》紧接着说:“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我们怎么也看不出哪里“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学问做到这个份上,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总之,孝感乡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我们不敢想象:从600多年前直到现在,涉及数十代人;从湖北到四川,跨及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家都在共同“虚构”和编织着一个“子虚乌有”的孝感乡的神话。据曾在网上与邓先生讨论过孝感乡问题的周启志先生写信告诉我,说邓先生祖籍也是麻城中馆驿镇的邓家榜。我想,如果邓先生的始祖是明成化八年以前迁川的话,那么准确的祖籍地也应该是孝感乡!

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界曾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疑古”思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疑古是无可厚非的。在更多的情况下,疑古恰恰是学术进步的动力。但后来弄出一个“大禹是条虫”的惊世之论出来,让大家都目瞪口呆。我们希望,在移民史研究领域,不要重演这样的闹剧!

[主要参考文献]
⒈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⒉康熙九年刻本《麻城县志》,1999年影印本。
⒊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⒋弘治13年《黄州府志》。
⒌万历《黄安初乘》,2005年影印本。
作者:凌礼潮 中共麻城市委办公室

寻根问祖是中国人、尤其是迁居他乡或飘零异国的炎黄子孙们永远割舍不断的历史情结。提到寻根,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古代八大移民集散地——山西大槐树、苏州阊门外、江西瓦屑坝、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珠玑巷、福建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八大移民圣地以其在历史上移民规模大、影响深远而闻名遐迩,或载于口碑,或书之典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移民圣地之一的湖北孝感乡几乎被历史湮没,致使当今湖北人和四川人数典忘祖、鲜知其事。

何处寻踪孝感乡

如果你问四川人,他的祖辈从何处来?他们多会回答是从湖广麻城县或麻城孝感乡而来。此说可征诸县志。如民国《南溪县志》称:“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 又如民国《荣县志》曰:“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又可见之家谱记载。如内江《周氏族谱》:“洪武出治,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诏旨令湖广黃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填实四川。我祖奉命襁负其子,入川于红合乡落业。” 又如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 由此可见,麻城县曾有过孝感乡,其地名并非虚构。然而查检当今麻城市行政区划或乡镇名录,是找不到孝感乡这一建置和地名的,使得许多寻根者断然否定曾经有过孝感乡的历史存在。

在当今麻城市版图上找不到孝感乡,并不意味着古麻城县没有孝感乡。光绪《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 载:麻城县在“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注:此处之“里” 为里甲,110户为里,里分10甲)孝感乡在明初即见记载,至成化八年裁撤并入仙居乡,作为建置和地名在明代虽只存在百余年,然其影响却延绵数百年。

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北,北境与河南省接壤。因地处偏僻,政令难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读史方舆纪要》)李大夏等人的意见得到巡抚湖广副都御使陆杰和巡抚湖广监察御使史褒善的赞同。但建县主张也受到地方官吏和乡民阻挠,勘测地界亦无法进行,使建县之事不得不暂中止。嘉靖二十六年,黄州知府郭凤仪上书再陈建县事,得到麻城籍户部尚书耿定向的大力支持。特致函前湖广右副都御使冯岳以争取支持。嘉靖三十九年,耿定向在京城又与新任湖广巡抚刘伦面商建县事宜,刘伦很为重视,并即将建县之事交麻城县令苏松筹办。不久,刘伦离任,建县事再被搁置。次年,耿定向奉命视察西夏,途中偶遇新任湖广巡抚张雨,又与张雨洽谈建县问题。此际监生王国任联络了一批蓍宿联名上书,于是巡抚张雨令下属集议建县事宜。黄州知府应明德、同知袁福徽、巡按湖广监察御使唐际禄、布政使徐南奎、按察使刘斯洁均赞同建县,建县之议至此遂定。嘉靖四十一年,礼部尚书徐阶竭力襄助,嘉靖四十二年春,经户部复奏,朝廷批准正式建县。拟析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滠源乡八里甲,黄冈上中和乡十二里甲为新建县属地,定名为新安县,嗣后改名为黄安县(今红安县)。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一。

据《麻城县志》、《红安县志》载:麻城县原有版图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现约有3607平方公里,析出仙居乡千余平方公里(原孝感乡面积为千余平方公里,占麻城县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黄安县原有版图面积约1976平方公里(民国时期划出180平方公里与河南新县及湖北大悟县,现版图面积为1796平方公里)。由此可知,黄安县有近半人口和土地是从麻城县柝出,而孝感乡为麻城县边隅,地接河南,相当于今红安县七里坪以及城关(姜家畈)一线东南的大部为原孝感乡属地。原孝感乡小部属地留在了麻城县。如麻城《邓氏宗谱》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而邓家磅村自孝感乡划入黄安后一直属麻城浮桥河乡。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二。

黄安县自建县至晚清,一直设置三乡(亦称为里)未曾更易,即沿用原乡里之名—–太仙(太平乡、仙居乡的缩称)、中和、滠源。民国时实行县、区、会、甲建制,全县设10区,笫五区名为仙居区;1929年5月红七军在黄安建立苏维埃政权,全县亦划为10区,第五区仍名仙居区。1947年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立黄安解放区,全县划为7个区,其中有名太仙区者,乃沿袭明清旧称。这里所称之仙居乡,实为原孝感乡旧土,原孝感乡已是有其地而无其名。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三。

据上,可以确切地说,移民圣地孝感乡地跨今红安县、麻城市,大部分在红安县境内。

孝感乡移民与“湖广填四川”

麻城孝感乡向外移民起自何时于史缺载。据《石柱厅乡土志》载,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它告诉我们二条重要信息,一是说明孝感乡之名在宋代已有,二是说明至迟在南宋初孝感乡己零星向外迁播。然而大规模向外移民,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大规模移民的要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容纳众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

元、宋之战曾使四川人口锐减。据《内江县志·内江旧户多楚人说》:“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 这是说四川人被杀得无民可牧,故元朝廷无法设置地方官府。《潼川府志·九贤祠记》载元军屠川云:“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应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 余[王介]守土抗战八年之久,“使敌不近边,岁则大稔。”(《宋史·余[王介]传》)余[王介]遭权臣所忌,召回临安夺职削权,[王介]郁愤而死,蜀事更无可为之人。于是蒙军如破竹之势攻占全川,所到之处,尽行“元法” 。各州县百姓逃之不及,被捕获者以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 ,日日如此,屠杀不止。仅在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传》)汉州城破,元军屠城,“血洗焚荡,死者十余万家。”(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以每家5口计,则为六十万人左右!按此数计,元军“屠成都,焚眉川,蹂践邛蜀鼓汉简池永康,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又有欲乘舟避兵祸者,因拥挤落水“以数十万计。”(佚名《昭忠录》)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资料,南宋嘉定十六年四川户数达2590092户,人口达6610831之多,到至元十九年仅为12万户,元朝数十年的恢复尚不足宋末的1/20,足见元蒙对四川屠戮之惨。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明升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户数仅84000户,知川人雪上加霜,又遭屠戮,称四川人“十丧七八”是可信的。故向四川移民势在必行。

大夏政权据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时已有孝感乡民向四川移民。如内江《吴氏宗谱》:“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 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明祖龙飞……元主北遁,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 许多族谱中称是“奉旨入川” ,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权有过号召移民的“诏令”。此际有一定数量移民入川,其原因一是鄂东(今黄州市范围)是红巾军根据地,明氏之兵多楚黄籍,故有招徕乡人壮其势之举,明氏号召必有人响应之;二是红巾军与朱元璋争锋的主要战场在鄂东、鄂北,居民为避战乱亦愿迁徙四川;三是据《明氏实录》载其所征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之征。” 轻赋薄徭也吸引大批乡民奔蜀。明氏偏安一隅,能使四川人口增至约15000户左右(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134页),也是很不容易的。

自明玉珍开移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向四川移民。见诸当时族谱记载,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 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然查明代史籍,却不见官方移民文告记载,惟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事当属不谬。移民的成效是显著的,洪武五年从明氏政权接手人户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如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又如内江《张氏族谱》载:“大明宣德元年丙千岁,奉旨以江西填实湖广,遂尔奔楚,既居黄州府孝感乡……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广人稀,皇上诏以楚民填实西蜀……” 说明孝感乡民不断被补充且又不断移向四川,人口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如《湖北方志》1991年第1期邹功勇“麻城迁民四川问题初探” 文中提供的数据:洪武二十四年全县册定人户为15809户,而永乐七年为15810户,相隔18年仅增1户,这足以说明人口的平衡状态。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始于清初,仍是因战争致使四川人口剧减。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凶是张献忠,对此正史野史多有记载,甚至大西军中外国传教士也直书其事。如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也随之而逃。” “他们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 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所著《鞑靼战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证明《蜀碧》等野史记录的张献忠屠川事是可*的。张献忠屠杀了多少人,难有确凿统计。张献忠死后,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四川人口又处在历史低谷。

据赵文林等著《中国人口史》资料,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958196人丁,可知其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己被摧残得破败不堪。因此,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例如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康熙二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在此背景下,麻城、孝感乡民也成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

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不能不谈到张献忠的“新营”。崇祯十六年四月,张献忠在麻城收5万7千人,别立一军为“新营选勇”,这支新营随张献忠进川。张献忠败后,这些来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县志》载一新营老兵事:“杨可举,字香吾。顺治三年脱献贼之祸。六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人。” 这类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人中所占比例甚大。其他填川之民,如作家艾芜(汤道耕),祖辈原籍麻城孝感乡,康熙中叶入川定居成都附近。又如1991年版《南川县志》称该县许多移民来自湖广,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孝感乡早已不复存在,而麻城填川之民或用旧名孝感乡,或称麻城县,可见孝感乡这一历史地名影响之久远。从移民史角度看,麻城和孝感乡在明末清初兴起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中多有混淆,然麻城还留有原孝感乡一部分旧土,以怀旧之情而续用原籍之名或用麻城为祖籍都不为错,故本文在梳理此阶段时亦无意分其泾渭,而许多研究移民史家在据方志和族谱统计时,也将孝感乡移民归入麻城县统计。如胡昭曦先生《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一文便多作此种处理。据此,麻城(含孝感乡)填川之民见于县志所载者,如《广安州新志》:“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大邑乡土志》:“全资二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 又如《合川县志》所载清初麻城籍乡民迁入计17户,仍占同期各地迁入移民数之首。可见在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乡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对重建四川的贡献当不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闲话麻城孝感乡移民

在撰写本文时,欣悉重庆市在建“湖广填四川博物馆” 。川渝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在建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将重现当年移民迁徙的历程,并展示先辈们的奋斗历程。我以为麻城、孝感乡移民不仅是“湖广填四川博物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为我们留下许多可资叙说的话题。

首先是麻城、孝感乡移民可以作为“新客家”文化研究的课题。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一书被认为是1949年以前家客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明确指出,湖北有二个非纯客住县:红安县、麻城县,总人口约15万人,而对红安县、麻城县的表述,总是割不开移民圣地孝感乡的。红安县、麻城县的这15万客家人应是江西填湖广时,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孝感乡客家先民移居四川时,带去了那些客家民俗文化?例如四川民间凡遇婚嫁丧寿或庆贺开业、请“满月”等等,传统席面多为备办九种荤菜宴客,此即俗称“九大碗”或“九斗碗”。此种“九碗”待客之俗即源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除“九大碗” 习俗外还有那些风俗带到四川?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是空白。

麻城、孝感乡民对四川是卓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从“麻乡约”可见一斑。明永乐年间,麻城、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由麻城人经营,替人们传递财物、书信的麻乡约商行。这种形式也从成都、重庆等地,逐渐普及到了四川、云南、贵州等许多大中城市。麻乡约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民间的通信状况,它在中国邮政史上占有很重要位置。这种惠及民众的善举正是他们的创造。

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中,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士。

洪武四年从麻城、孝感乡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是隆昌郭氏的开山祖。家族繁衍人丁兴旺,距今己有600余年,传30余世,估计在世人口5000余,俨然一大家族。郭氏家族在明中叶已致富,至清嘉庆年间已是富甲一方。万历十三年,郭氏在泸州兴办天成生曲酒厂,是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的原产地,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隆昌郭氏笫十九世孙郭书池,光绪年间举人,曾主持湖广总督张之洞垦务,被张之洞视为干才。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又在隆昌开办了知耻中学。长子郭蔚华乃辛亥革命之中坚,同盟会员;他在知耻中学、叙属中学任教时,宣传革命,当时四川革命党人,多出其门下。郭蔚华有子女七人,长子郭坚白为留法理科硕士,历任十余所大学教授,为教育界闻人;子郭士杰是早期共产党员,曾任安庆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1927年在汉口被捕壮烈牺牲,时年23岁;子郭步陶是知名新闻记者,任《申报》、《新闻报》主编多年,著作颇丰;子郭彝主持铁道部技术工作,贡献卓越,授全国劳动模范,享有死葬八宝山的殊荣;子郭彦曾任国民党军装甲司令,现居台湾。郭氏子孙涉身党政军农工商文等届别,人才代出,可称为是麻城、孝感乡移民中的典型。

如富顺县罗氏先祖罗尚凤万历年间从麻城举家入川居富顺县洪合乡,顺治初迁威远县罗田口。罗氏以耕读为本,历代均有进士、贡生、举人;又涉盐业开发经营,是一盐业世家。传至十二代世字辈,可谓人才荟萃了。如世字辈中人有:抗日烈士、少将罗世泽,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烈士罗世文,近代农学家罗世嶷,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系,并在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任教的罗世齐等等。又如张爱萍将军,作家艾芜等,祖辈皆由麻城、孝感乡移民至四川的。而尚未梳理出的贤良俊杰之士当会更多,这说明麻城、孝感乡移民及其后裔对养育他们的四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和回报。

那是一条延走了六百多年的悲壮乡情路:回望大别山,泣别举水河,溯长江,穿三峡,踏蜀道……凄风苦雨,抛别故土,他乡繁衍。而那辈辈相传的追亲寻祖之念,更是至今绵绵无竟期!

3月11日至14日,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主任、重庆湖广会馆修复领导小组组长何智亚率团赴湖北专题考察,探寻先祖足迹、搜集文物资料、丰富“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内涵。这次活动,引起了湖北方面的高度重视,湖北省委统战部、工商联作了周密的安排,有关市、县的党委、政府、政协、统战部、工商联热情接待,在移民原发地——麻城市歧亭古镇,乡民还燃放鞭炮迎接来自重庆的寻根人。记者随行,顺江而下,走荆楚故道,揽江汉平原,直抵史称中华“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麻城、孝感,探寻到“湖广填四川”源头的一些情况——

认祖必称“麻城孝感”

地处神州腹心,峰连鄂、豫、皖三省的湖北麻城、孝感两市,因其五关形胜、屏蔽江南、扼中原之咽喉,历来成兵家必争之地。而明清的大规模移民,麻城、孝感两地又是最早的赴川之地。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载,洪武6年(1373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腴,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从之”。《麻城县志》也载,明洪武年间便开始向四川大批移民。近年麻城、孝感两市文物工作者所搜集的大量民间族谱、家谱,屡见“……世祖明洪武年间入川”的记载。重庆市文物工作者搜集的大量古籍资料和家谱也有不少对接。有趣的是,历年到湖北寻宗问祖的人,大都言称祖籍是“湖广麻城孝感人”,专家认为,这虽有移民从众的倾向,但其中也不乏历史依据,麻城孝感的地理位置,的确处在移民集散的水陆要道。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何智亚副秘书长也证实,从目前已收集到家谱的记载,大都称祖籍来自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如江津幸氏族谱记载:“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见风俗淳美,山川壮丽,遂采三山而居”;江北县曹氏族谱记载:“初祖兴王公,湖北黄州府麻城人也,明洪武初入蜀,卜居於渝北跳石河”;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南溪县志》“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

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

孝感市台联会的鲁鋆,今年已86岁,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1944年即在重庆和其他同乡组织成立“孝感旅渝同乡会”,联络4百余人。鲁老近年多次接待四川、重庆各县市以及**等地来孝感认祖寻宗人士,都提到祖辈留下“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的遗言,其中还有不少追溯至源头江西省。对此鲁老表示,根据他多年搜集研究,证实麻城孝感居民确实多自江西迁来。他说,据《湖北通志》记载,唐朝末年,瘟疫流行,麻城孝感一带人烟稀少,而临近湖北的江西人有大批到麻城、孝感定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并定居下来繁衍后代。湖北民间一向流传着两句话,叫“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也是明证。

四类迁徙人 不绝乡情泪

麻城市委办公室主任凌礼潮,也是多年研究“湖广填四川”问题的专家,最近著有《李氏祖籍考》。他认为历史上的湖广移民,有以下四类情况:一是逃避赋税自发移民,如明初皇帝报复藩王,导致江西赋税过重,农民不堪其苦,于是向临省又赋税相对较轻的麻城孝感迁移,此后又向无赋税的四川迁移;二是土著避移民而迁,如麻城孝感新迁移民势力壮大,当地土著屡受欺压,被迫迁移;三是政府组织、鼓励动迁。明末清初,随着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政府即组织大规模移民,并鼓励开荒,“插占为己,视为永业”,并免税10——20年,奖励耕牛、稻种,于是引发大规模移民;四是明玉珍、张献忠招兵入川。据《湖北通志》和《孝感县志》记载,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家乡(湖北应山县)举旗反元,应山、孝感、安陆、云梦等地农民投军数十万之多,元至正十八年,明玉珍统兵十万西征,经巫山入川,先后攻克重庆、璧山、铜梁、德阳、成都等地,后在重庆称帝,国号“夏”,明玉珍病逝后,其子明旻战败投降明朝,入川将士多流落重庆——成都沿途各县。另据许鼐《小腆纪年卷》记载,明崇祯十六年(1627年)4月,张献忠攻进麻城,一次征兵五万七千余人,别立“新营”入川征战,后大部军籍改民籍,兵败后,其将士也隐姓埋名,定居四川繁衍后代。

如今的川渝人,据说80%为移民后代,而麻城孝感较之其他地方移民,人数最多。不管是“奉旨入川”,还是被迫迁徙,回望热土,谁不留下思亲情,抛洒思乡泪!

“麻乡约”传递思亲情

记者在麻城、孝感两市,阅读到不少描述民间邮政组织“麻乡约”的文章,麻城市干部凌礼潮对此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麻城大批迁徙农户远离故土,思乡心切,每年推选不负众望者回乡探望,往返带送家信和两地土特产,以至于年年如此,相约成习,成为我国通信史上的一大创举,也为明朝中叶民信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清代咸丰中叶(1855年左右),“麻乡约”逐渐衍变为专业客运、货运、送信的民间帮派组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创立者陈洪义(又名陈鸿仁),重庆綦江县号坊乡陈家坝人,陈抬轿子、滑杆出生,为人讲信义,博得同行一致推崇。“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业务不断扩大,在重庆、昆明等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业务不但近至西南三省的穷乡僻壤,还远至汉、沪、津、京、滇缅、滇越。

清末明初,“麻乡约总行”设在重庆西二街口子上,外面招旗高悬,三开间的大门面,两边各为黑漆红面柜台,十分醒目气派。虽然随着历史进程,“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后来也消亡了,但由“麻乡约”带动的乡情传递,至今绵绵不绝。

艰辛血泪迁徙路

在麻城市歧亭古镇(过去属孝感乡)采访,记者见镇中民房多为石片垒砌,但飞檐翘角和窗棂雕饰,尚保留着明清的民居风格。特别是贯穿镇中的那条斑驳光滑的石板路,有的还带有“清康熙……年”的刻迹。

麻城市党史地方史办公室副编审李敏认为,当年麻城的移民,大部分应是踏着这条石板小路,或乘船顺镇边的举水下长江,又上溯长江入三峡进川;或走陆路,顺“官道”驿站入川;或走山间小路,翻越“登天”蜀路栈道……

移民的具体入川路线,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但数千里蜀道迁徙跋涉,先人们历经的艰险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研究学者的文章屡屡提到,清朝第二次大规模移民,由于朝廷重视,“上谕”层出不穷,急如星火,又视招徕户数为官员提拔依据,导致各级循吏急功近利,求官心切,朝廷只问到川数字,下面便层层加码,于是暴力、捆绑、虐待以及沿途死伤枕藉情况不少,移民苦不堪言。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千里鄂川道,瘴气、酷阳、冻馁、寒夜、伤痛、倒毙……浩浩移民潮,或三五成伴,攀援于蚕丛山道,或官兵押解,跋涉于激流峡谷。至于川人爱缠头巾的习俗,民间老人的解释是,当年押解途中死人太多,经常头缠孝布,天长日久,便逐步演变成多用途的头巾了。

现代许多川渝人称其祖籍为孝感,孝感谱牒中有许多关于乡人迁川的记载。

《鄂澴青石桥胡氏宗谱》(明嘉靖10年本,清历代续修,民国元年重修):“元末刘福通之乱,孝邑子弟从军入蜀”,洪武4年,三世“思贵公因讼入川”,迁四川简州。

《澴西罗氏宗谱·雍睦堂序》(崇祯12年首修,光绪14年续修,民国25年重修):“遗诗一首,叙其源流:平地干戈闹若蛙,红巾赶散各天涯。湖庥太守麒麟种,永合綦江丹桂花。一姓易为三两姓,数家分出几千家。吾今题笔留于后,唯愿儿孙读五车。卿公生四子,一二三子皆徙于蜀之永胜,其后不详”。 “永合綦江”,指迁居当年四川所属永胜、合川(江)、綦江等州县。从这首寓意深刻、对仗工整的七律诗透出的基本信息,显然表明在元末明初罗卿先生的三个儿子随明玉珍等红巾军入川了。

《澴东义门陈氏宗谱》(康熙36年刻本,同治、光绪年重修):明朝,初年,(陈谂之三子)延广迁成都;景德2年(1427年),宗全迁叙州;康熙4年,希远迁南溪,知用迁金堂;凤道落籍四川,官巡城都御。

《板桥梁氏宗谱》(光绪20年本,民国重修):(以元初为始祖):明代,十五世荣万,迁居成都卧龙桥;十七世三房超元,迁移四川。
“又忆日寇投降第二年丙戌(1946年),有四川省碧水县七塘乡宗人来函寄梁桥,系后亲来一人,共商起稿续谱……”。

《苏氏宗谱》(道光25年、咸丰11年本,民国元年重修):(以明初、1370年起始为一世祖)“因红巾军祸隙复起,……时真辈三公,其一潜逃麻邑,其二远逃孝感,其三生死不明”。此老二老三,即暗指随军入川了。因而又说:自川“十四世怀飏偕三子虽蚧丶?∧梗?吻焓??甑?傥尥?础保?坝敕蛩拇ā⒔?摇⒑?系却Γ?辔聪曜⒌刂罚?觅购笠椤?等语。

《汤氏宗谱》(康熙10年、乾隆15年刻本):(奉明初为始祖)“三世仲宝公迁川”,“我族旧谱(由仲宝儿子)治恩公携以归蜀,全谍遂亡”(康熙10年十一世序)。

《澴东孙氏族谱》(光绪11年本):(康熙朝三世三房)爱川迁川。 谱载嘉庆年有南江后人回籍事,“后嗣失查考者居多”。

《明氏宗谱·源流考》(光绪23年本,民国6年重修):“或迁居西蜀”。此明氏即与元末入川称帝的红巾军领袖明玉珍等为同宗。

《孝昌鲁氏宗谱》(崇祯8年、康熙44年刻本,重修。孝昌即孝感古名):“……明玉珍及至元末红巾军刘福通起兵,尽皆逃散。唯辚公与轸公存焉”。明朝庚子(1420)年,鲁伯溶重庆长寿县知县,落籍四川;清初,(以明初为始祖)第十七世正贵,住成都府城内东门,门前有文庙。十八世钟意、宝珊、竹珊、玉珊,迁成都县。

《涂氏族谱》(小河溪支,光绪本):元明之际,有讳务义公者,“迁夔州云阳”。

《孝感简氏族谱》(明英宗正统4年、万历元年、清乾隆16年、咸丰7年本,民国6年重修):(以明初为始祖)二世汉元、汉鼎二兄弟,正本 夫妇往四川叙宁;三世寅轼止于四川;十世凯侯迁新津。

《李氏宗谱》(康熙、同治、光绪本,民国年重修):(以明初为始祖)太始祖季八,祖*熊太夫人,生谷中、玄中,入籍四川;三世振铎、振刚迁川;省三支五世义甫,入成都。

《杨店杨氏宗谱》(民国6年本):(始祖三十六世杨震)*邴氏葬成都府西门外黄龙洞,二弟杨霖迁成都,三弟杨霨迁万县;(六十世祖)杨岩,官至左丞相,*张氏葬成都府大西门外;(六十三世)杨淑,号文友,官刑部员外郎,*容氏,次子杨轼,迁居成都府。

明代,(孝感五世)杨浓,号春,字元之,迁居成都府新都县,成化进士,历官按察使,长子廷和,少师兼太子太书师,华盖殿大学士,孙杨慎,殿试第一,官授翰林院修撰、兵部主事,文学家。(孝感六世)廷官、廷玉兄弟,迁居重庆府涪州;(孝感十世)杨洪功,号九谦,字惰石,崇祯年官四川遵义府知府。

清代,(孝感十世)洪茂,*王氏、子谟善,同(孝感十世)敦知,*黄氏、子五,悟知,*白氏、子二,迁居成都府崇庆州;明华,子宣琦,迁四川石桥铺;(孝感十七世)中元、中墀二人迁居罗志县。

另,族中口头流传,清朝初年,杨店镇杨八湾西的垱子湾,因参加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反清复明失败,为避祸整体搬迁四川。

《董湖萧氏宗谱》(康熙61年刻本,民国7年重修):(以明初为始祖)十一世萧耀,乡魁,丁巳年会试副榜,中进士,梓潼、灌县县令、升天全署,特授直隶州丹棱、邛州、绵竹诸州县。十一世君臣、君豹,迁居四川;十三世之望,迁四川杨柳龙潭。

《熊氏宗谱》(乾隆37年等本,民国11年重修):(以明初为始祖)二世子艺,生于洪武四年三月十一日,永乐丁酉科副榜,任四川夹江知县;立绳,迁重庆。

《孝感县志》(康熙本、光绪9年重修)有关乡民移川情况:(元至正)“12年,徐寿辉起兵蕲州(今浠水),招应山明玉珍为元帅,孝感人多附之。16年,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王,孝感人多随之入蜀”。县志也载有《杨店杨氏宗谱》所记杨春三代。《卷二十四》:明嘉靖进士、兵部尚书张佳应,其祖“孝感人,元末入蜀,舟泊黄陵庙,……比至铜梁,有地曰吕奉里,以土黄名黄泥坝,遂居焉”。还有原籍孝感的沈远标,而由河南桐柏转四川当了知县。

有一点需要说明,方志乃封建王朝的产物,慑于专制主义的高压统治和大兴文字狱,如大清律规定,“一人反清,株连九族”、“杀无赦”;兼之捉笔者皆封建文人,他们依照正统宗法、典制惯例,凡造反者,诬之为“匪”、“贼”、“盗”,概不能明显入谱。对于这些追随农民起义、或因参加或避祸而逃往四川者,许多族谱采取了隐讳的办法,即于分支栏填“外迁”、“出外未归”、“下落不明”等,并不深说,在众多族谱中较为普遍,尤须我们于解读方志时,持实事求是和辨证客观的态度。

孝感南乡有一姓族谱曾谈及当初移民情形有“依洪武法,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等语。从已掌握的史料可以看出,孝感先民移川的数量,明朝多于清朝,而清代主要集中在清初,乾隆年后即基本不见迁蜀的记载了。

木本源流,慎终追远。上述所列举的材料,尽管是随机性,难免挂一漏百;虽囿于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但真实可信,仍可大补正史所阙,亦完全与川渝史志关于孝感大量移民的记载对榫,相互印证,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系列之四:河北小兴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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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小兴洲行宫

河北小兴洲是长城古北外第一重镇,是辽东、内蒙南下北京的交通要冲,因而成为我国北方历次移民的重要集散地,特别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由关外各地向北平及河北一带移民的集散地。相传,元朝末年,明军北上击溃元军主力,元残余势力逃往漠北,但仍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明朝建立后,为防止蒙古人入侵,就在长城以外,东起辽东,西至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的广大地区屯兵,并多次从燕山以北地区向北平一带移民,发展生活,充实边防。永乐皇帝登基后,又抽调长城以北各卫所15万将士在北京附近屯守,同时组织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安置在北平周围和河北各州县。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河北北部、内蒙古、辽东、山东等地,总人数达十万人之多。

兴洲位于滦平县城北偏东十公里处,地处兴洲河西岸。春秋时为东胡地,战国时为燕国地。秦属渔阳郡。西汉为渔阳郡白檀县,北魏属安州广阳郡广兴县,西境为御夷镇地;后并入厍莫奚。隋唐因之,属饶乐都督府辖。辽为中京道北安州兴化县地,西境为奚王府地。金为北京路兴州兴化县、宜兴县地。据《钦定热河志》载:“宜兴故城,在滦平县(今承德市滦河镇治所)西北七十五里,金初,为兴化县白檀镇,泰和三年(1203年)置宜兴县属兴州。元初因之,致和元年升为宜兴州,以旧有兴州,故俗称此为小兴州。”由此可知,金、元时所说的小兴州,即今日的兴洲。“州”字演化为“洲”字。

据介绍,兴州古城占地面积139830平方米。 地处交通要冲,是金代的军事重镇。城址为长方形,城墙夯筑,北城墙东西两端建有翼墙,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城内曾出土大量砖、瓦等建材和生活用品。

进入兴州古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座废弃的门廊柱基一字排开,并列于门前,上面粗糙的刻有龙鳞、水纹和荷花模样的纹理,中有凹槽,据说是安插门柱所用。进入大门,是一块刻有“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兴州行宫”字样的石碑。


系列之五:河南滑县白马城 “中国十大寻根基地”

河南滑县白马城,有如山西洪洞大槐树,根植了一种深厚的“移民情结”。岭南“白马现象”与中原“槐树现象”,异曲同工,都是历史的回音。

山东,古为地理名词,秦代泛指六国,唐代属河南道,明代置山东布政司,清代称山东省;古河南指河南道,约今山东、河南及苏北。白马县始于秦,汉至晋属兖州,归河南政区,明代并入滑州。故白马不在山东,而在河南。

秦始皇平六国后,派员定“百越”,谪中原50万人戍守岭南,屯居邕钦廉三州,至北宋皇祐年间及南宋初期,又有大批北民南迁。这些北方移民的后裔,自称“祖先从白马来”。

宋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侬智高率兵攻占邕州城,杀知州陈珙等千余人,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封官拜爵。宋王朝派狄青率大军前来征剿侬智高后,留军戍守,驻扎在南郊一带,实行屯田。宋军将士久戍邕城,与当地壮民通婚,在此安家落户,解甲为民。赵宋后亭子、白沙、上尧、老口、坪南(后改为平南)一带的村落,是当地留守将士的后裔建立的;也有的从山东白马苑(今河南滑县)迁来,至今已有76代。宋熙宁年间,交趾李朝派兵攻占邕州,宋王朝任命陆逵、赵禼为正、副招讨使,率领10万大军南征,击溃交趾侵略军,收复邕州后,又留下一批军队戍守,以加强邕州的防务,其中有一部分将士落籍南宁。


系列之六:八闽史迹宁化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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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市宁化石壁村

石壁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西,闽赣边界武夷山的东麓,距县城25公里,现属禾口乡的一个行政村,是一片比较开阔的盆地,历史上森林茂密,从远处望去,像一堵绿色屏障,由此得名玉屏。唐中叶更名为“石璧”,五代再改“壁”,后又改今用之“碧”。古称“石壁”即指村落,又指地域,包括了周围的一些村落,石壁是个中心,是这一些区的代称。

中国历史上,曾由于战乱、饥荒、兵灾以及政府的奖掖,安排,外地经济的引诱等因素,有大批的中原汉人南迁。这些南迁的汉人史称客家人。客家流迁始于东晋,但构成民系则在五代以后。五代以后流迁的被称为正宗的客家人,这些正宗的客家人在流迁中,大多经过宁华石壁(今名“石碧”)。在石壁居住,繁衍生息数代乃至数百年后,又陆续辗转迁往闽西、广东、广西、四川、湖南及香港、台湾、东南亚各地。所以他们多称一世祖出自石壁,石壁便自然地成为这些客家人的第二祖籍。

八闽史迹–宁化溯源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本以为闽、赣边界的宁化县城,定然是林木幽深的山城,没想到却是个四野开阔的水城。偌大一条翠江携其众多支流穿城而过,隋末唐初开县先驱巫罗俊的祠堂附近,更是家家流水,户户垂杨,一弯弯古雅的小桥底下,水声潺潺,水色清清,长长的荇草在水中飘荡有如美妇人的青丝,恍惚间,似乎走进了滇西的名城丽江。

以往只知道青海是中国的三江之源——长江、黄河、澜沧江,均滥觞于此。此番随省作协的采风团初访宁化,方知宁化乃闽、赣、粤三省的三江之源——闽江、赣江和韩江均发端于此。其中,东流的翠江,经沙溪汇入闽江,而闽江源便藏匿在建宁与宁化交界处的严峰山上。西流的横江溪,经琴江注入赣江,辛弃疾咏赣州郁孤台的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那东流之水则源于此。至于南流的下坪溪、叶公岭溪,皆属于汀江—韩江水系,滔滔不绝从广东奔向大海。

一个县,有如此三江分流,惠及三省,不能不令人暗暗称奇,难怪此次采风,被大家戏称为溯源之旅。当然,这不仅仅只是就山川地理而言。在宁化,许多独特的文化现象,许多宝贵的人文景观,也都令人遥想“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清正与淳厚。

比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如梦令·元旦》一词,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诗人领袖毛泽东在马背上哼出来的。据说,他当年率兵行军的路线,就在宁化泉上乡一带的高山密林之间。作为中央苏区的“乌克兰”,万里长征的始发地之一,当年人口仅13万的宁化有13700多人参加红军,包括长征途中最惨烈的血染湘江一役在内,为革命牺牲的宁化儿郎多达六千之众。女红军黎盛珠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她今年已经103岁了,问及当年动员家人“扩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侃侃而谈。作为全国“健康老人”,作为儿孙绕膝,五世同堂的红色老寿星,她每天还能喝半碗米酒,每年还要资助五所希望小学办学,豪气丝毫不减当年!

宁化的居民十之八九为客家人。从晋代的“永嘉之乱”到宋代的“靖康之难”,两千多年来,他们的先民从中原一带辗转向南迁徙,最终汇集到宁化县西部的石壁村一带,在十里平川、百里林涛、万顷荒原中,垦荒拓殖,生息繁衍,并由此诞生了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也许,是宁化的水都往外流吧?客家人又不断从石壁村出发,南下广东梅县,再从梅县走向南方各省和世界各地。如今的石壁村,已成为全世界五大洲两百多姓一亿多客家人公认的祖地,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客裔子孙来此寻根问祖。我们到石壁村参拜客家公祠时,适逢天降大雨,雨中,大殿立柱前的一副对联特别耀眼:“确保祖乡声音居家永讲客家话,坚持民族气节出国自称中国人。”客家人四海为家,爱国爱乡的深厚传统,由此可见一斑。

宁化又是名传遐迩的书画之乡。清代“扬州八怪”中的黄慎、以“八分出篆”的隶书而名扬天下的伊秉绶,都是宁化人的骄傲。从他们的故里沾染一点灵气,自然是我们此行不可或缺的内容。比如,山明水秀的湖村,不但有万亩水蜜桃的“世外桃源”,百亩银杏林的“银杏山庄”;有“天鹅栖息的地方”——国家地质公园天鹅洞,而且还有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处女湖——蛟湖,它水深达103米,是南方罕见的深水湖,水平如镜,倒映着天光云影和湖畔的竹林,唯有一只野鸭轻轻在湖面上画出一道浅浅的波纹,恍若仙境。而黄慎就出生在湖畔的竹篱茅舍之间。可惜,蛟湖草堂早已不复存在,不免让人深以为憾。

宁化的客家早茶,其品种之繁、制作之精、口感之佳,选料之“绿色环保”,又堪称一绝。席上有一道小点,美国纽约的唐人街称其为“广州粉肠”,却明明白白是这里的传统客家美味。由此我忽然想起,所谓“饮茶粤海未能忘”的广州早茶,追根溯源,其源头兴许就在宁化的石壁村,而后按客家人的南迁的路线,逐渐传入广州的。但愿客家学的学者们能有兴趣作一番研究。(章武) [NextPage]

石壁客家祖地“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宁化石壁是客家摇篮、客家祖地。 石壁,是宁化县石壁镇(原禾口乡,1993年更名设镇)的一个行政村,它地处宁化西隅,与江西省石城县毗邻,距县城22公里,在福五线(福州至闽赣交界的五里亭)公路旁。史料所称的“石壁峒”、“石壁村”、“石壁寮”、“石壁城”等称谓,只是一种地方概念,泛指一个地域,即石壁盆地,其总面积近200平方公里,包括现石壁镇、淮土乡的全部以及方田、济村乡的一部分。石壁村位于这一地域的中央,在历史上也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石壁被称为“客家南迁的中转站”、“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客家摇篮”、“客家祖地”、“世界客家人的朝圣中心”等,这是海内外学者从大量的史料中研究出的结果,有其充分依据。

客家民系是汉族的一支,属中原汉人。由于战乱,大量中原汉人背井离乡,辗转迁徙到以宁化石壁为中心的闽赣结合地区。当时集中到宁化或石壁居住的客家人,来自8省50多个州县,这也说明他们到宁化之前是分散的,未形成特别的民系。客家人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宁化(石壁),主要原因有2条:一是自然条件。石壁是一个拥有200平方公里的平坦盆地,土地肥沃,提供了优越的生息条件。客家人主流是经江西来,闽赣交界有武夷山相隔,石城到石壁的隘口比其它闽赣交界的隘口更为低矮,交通方便,且宁化是闽江、赣江、韩江的源头,水路交通便利。二是人为条件。宁化,特别是石壁,开发较早,这一地域在南宋之前无战乱,社会安定。唐末黄巢起义军自北而南,自江西、浙江进入福建、广东,而又北上江西,转了一大圈,并未进入宁化,宁化便成为“世外桃源”。正如台湾陈运栋在《客家人》一书中说:“福建宁化,地接赣南,西北有高山环绕,宛如世外桃源,尤为当时避难最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一批逃难的人民,也就以迁居宁化为最多。”迁居以石壁为中心的客家人,在安定的环境里,生息繁衍数百年,他们把中原汉人的文化、语言同当地的文化、语言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既保留中原古风又有新变化的一种文化、语言,它区别于汉民族其它民系,被称为客家文化、客家话,由此也形成了客家民系。据考证,客家民系形成于宋代。宁化是客家地区,她不仅有着典型的客家文化、语言,而且许多是在宁化形成,且流传到其它客家地区。宁化境内明显地反映出客家文化、语言的承前启后的现象。宁化(或石壁)不仅被称为“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而且也被称为“客家文化、语言的摇篮”。

客家民系形成之后,由于战乱、政府奖掖及开拓发展之需要等多方面原因,客家人开始以石壁为中心的闽赣地区向国内外迁徙,而今遍布五大洲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2亿人口。客家人不仅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客家文化、客家语言,同时也涌现了众多显赫人物,如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理学家朱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邓小平、朱德、叶剑英,现代伟大文学家郭沫若,马来西亚首任国王叶莱、圭亚那前总理张西瑟、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及台湾李登辉等。

石壁正是由于其在客家史上的特殊地位,而受到客家人及史学界的重视、仰慕,以致视为“圣地”、“图腾”。近年来海内外客家人、学者、新闻界人士纷纷前来寻根谒祖、考察研究。

随着“客家热”的逐渐升温,石壁客家祖地建设也日渐规模。1992年以来,宁化县人民政府斥资、 四海乡贤襄助,在石壁村兴建客家公祠及配套建筑。以客家公祠为主体,先后兴建了停车场、接待站、管理房、长廊、牌楼、客家之路、碑亭、功德碑、玉屏堂、碑林、文博阁、客海寺等设施,面积1万余平方米,总投资790万元。石壁客家祖地景区主体建筑客家公祠座落于石壁村土楼山上,后倚武夷山脉,前瞰石壁盆地,近山匀称,远山环抱。公祠仿古宫殿形式,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气势雄伟,蔚为壮观。公祠主体占地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分前、中、后三厅,由回廊连为一体。前厅(亦称下廊),供歇脚、陈列姓氏渊源资料;中厅为正殿,也称玉屏堂,即神祖堂,堂内祀奉着客家160个姓氏的始祖神位,供祭祀朝拜,一次可供三百多人同时祭祖。后厅称文博阁,为展示客家文化、珍藏谱牒及文物资料,供观赏、查找、阅览之用。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同志亲自为公祠祠匾提书—“客家公祠”四个金光大字。公祠四周开阔挺秀,风光绚丽。公祠左侧的客海寺金碧辉煌、香火不断、烟雾缭绕,是宗教朝圣游的理想场所,其主体建筑基本完工。公祠右侧的“碑林”,可供立碑、游览、观赏。公祠正下方,有一碑亭,古朴典雅的亭中立着一方大石碑,正面镌刻太平绅士、客家贤达姚美良先生题撰的“客家魂”,背石镌刻祠记。距公祠五百米外是福州通往江西的公路干线,公路旁是开阔的迎宾广场,在公祠的通道口,屹立着一座雄伟堂皇的牌楼,牌楼的横匾镌刻着杨成武将军的墨宝—“客家祖地”。牌楼右侧是接待厅、擂茶馆、长廊和古建筑“德润亭”、“维藩桥”连结一体。牌楼与公祠由“客家之路”连接。“客家之路”长500多米,由马来西亚局绅姚森良、美良昆仲捐资兴建。

客家人素有爱国爱乡、慎终追远、敬祖穆宗之传统美德。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掀起了一股“客家寻根”热潮。1992年开始,宁化县人民政府为满足众多海内外客属乡亲的“寻根谒祖”需求,在石壁村兴建了一座仿古建筑群——客家公祠,世界客家人从此拥有自己的总家庙。从1995年客家公祠落成至今,每年都举办一届“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并将每年的10月定为“祭祖月”。祭祖大典期间(每年阳历10月15日—17日),众多海内外客家乡贤千里寻根,共聚石壁、虔诚谒祖,一起参加盛大的祭祖仪式,有祭诞、仪仗、乐舞、主事、仪式等五项程序,而后查阅族谱等史料,细品客家酒娘、石壁擂茶,欣赏客家山歌、舞蹈等艺术表演,祭祖大典庄严肃穆、场面宏大、古典性强、民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客乡情结浓郁。1997年还举办了“福建省首届客家文化旅游节”活动。十年来,石壁客家祖地景区共接待来自国内1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共27万人次,其中海外寻根祭祖团207个,14309名代表海外80多个客属团体。尤其在2004年,隆重举办了第十届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暨石壁客家公祠建竣十周年“双庆”活动,世界客属十九届恳亲大会在江西赣州举行,石壁祖地祭祖大典作为恳亲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规模和声势大大超过历届的祭祖大典,特别是新华网的介入,不仅现场直播了“双庆”盛况,而且将石壁历次祭祖活动、历史定位等全方位宣传宁化,此届祭祖大典在海内外客家人中引起了轰动效应。如今,随着海内外“客家寻根热”的不断升温,前来石壁客家祖地寻根祭祖的海外客家人络绎不绝,石壁客家祖地日益成为五洲四海客家人的朝圣中心。同时,以宁化客家祖地为主要内容的“客家风情旅游专线”已列入福建省三大联合促销线路之一,“客家祖地”品牌亦成为三明旅游三大知名品牌之一。

宁化石壁是客家民俗文化的发祥地,最原始的客家话从这里形成,最古老的客家民间艺术、山歌、戏曲从这里推出和流传,最古朴的客家服饰从这里产生,最早的客家礼俗从这里延续。宁化及其石壁方言,保存着中原许多古汉语的成份,同时在音系、词汇、语法等方面,又发生了变化,而成为一种新语系—客家话,客家话随着客家先民的流迁而不断演变,但现代的客家话的浊母清化是在石壁形成的,宁化及其石壁方言成为客家话的源头。宁化客家民间艺术异彩纷呈,这里可寻觅中原文化的古老痕迹,又具客家特色。尤其是久盛不衰的客家民歌山歌,诸如“曲棚”、“道士音乐”都为客家人所喜闻乐见,都是石壁传统文化的瑰宝。客家音乐内容丰富,有怀古歌、劝世歌、情歌、革命山歌等。现今石壁一带的村村寨寨,仍活跃着为数众多的民间歌手,从老人到娃娃,都能即兴而发,唱上几曲地道的客家山歌。宁化客家服饰保持了中原宽博的服饰特点,但也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以短窄为上的服饰特点。过去女人多梳髻子(船形)以五件金、银簪子插牢,并穿“掩腹子”(围裙),上部有绣花或桃花图案,脚穿绣花鞋,中老年人的绣花鞋多为蓝、绿色。小孩则有“绣花肚兜”载鱼尾帽、凉圈子或狗头帽,上面都有绣花,身佩“包袱子”,项挂长命锁或玉佩;男人过去多系腰带和“荷包”。宁化客家礼俗继承了中原汉民族的传统,又与南方山区的特殊环境相适应,如其重孝悌、讲仁义、重教育、讲卫生、重节俭、讲礼仪、热情好客等风气。


系列之七:寻根古巷数珠玑

珠江三角洲人的“祖宗故居”南雄市珠玑古巷日前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广东最美的街区”。街区有一定的长度和适量的建筑物,建筑物之间和谐,形成一定的风格,整体看来具有一定的美感,构成了一种文化景观,居民生活祥和满足、给外来者以愉悦的感觉。评委认为,珠玑古巷是岭南文化与华侨文化的完美结合,最能代表独特的岭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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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南雄珠玑古巷

南岭之险阻,把古代广东隔于岭南,但两千多年来中原文化不断地穿越南岭传延而来,从唐代开始,中原文化就是通过这条梅关古道,渗透到了粤北,并在广东扎根繁衍。而距离这儿只有20公里的珠玑巷也成为岭南客家人最早的聚居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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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南雄珠玑古巷百家姓大全

在历史上,这里曾经是荒蛮之地,而后来的早期居民,不少是在中原一带通过梅关古道迁移而来。他们穿越南岭,首先来到了珠玑巷。传说南宋末年,珠玑巷附近58村的大约70多个姓氏,在一场由胡妃事件导致的灾难中,从这里南迁到了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而现在据说共有153种姓氏的珠玑移民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的29个市县,并有数以千万的人移居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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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南雄珠玑古巷

走进珠玑巷,最常见的就是祖谱和祠堂,短短的1500米的古巷两边,就有20多个姓氏的祠堂,在这儿,您就会不由自主地融入了一种中华民族独有的姓氏文化。每逢春节期间,这些广府民系的后人,都会纷纷前来珠玑巷寻根问祖,所以卖姓氏祖谱也成了当地最红火的生意。在小巷的两边,随处可见的是一个个小铺子,上面摆放着各种姓氏祖谱。 韶关南雄珠玑古巷姓氏 据传,珠玑巷唐代时叫“敬宗巷”,因有族人张兴七世同居,得唐敬宗赏赐珠玑绦环。至南宋,中原开封祥符许多官员避元人而南迁,在南雄住了下来。祥符有珠玑巷,为怀念故里,“敬宗巷”被改名为“珠玑巷”。珠玑巷的住户后来又再南迁到珠江三角洲,成了广东许多族人的祖先。广州市西关有一条内街叫珠玑巷,据说也是由南雄珠玑巷南迁来的人聚居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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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南雄珠玑古巷闹端午

南雄珠玑巷位于南雄县城北九公里处。这是一条古村的古道,长约半公里,南北向,颇宽,古屋夹道,道上有三座门楼。第一座门楼名“珠玑街”,第二座门楼名“珠玑楼”,第三座门楼名“珠玑古巷”。“珠玑楼”有石刻“珠玑古巷吾家故乡”字样,这句话如今也成了珠玑巷的宣传语。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根的意识,故乡的观念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门楼有神龛,供“太子菩萨”神像,“珠玑古巷”门楼另一石刻“祖宗故居”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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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南雄珠玑古巷

“珠玑古巷”门楼附近,有一座石塔,名珠玑古塔,高三点五米,七层,实心,一至四层为八角形,有人物浮雕;第五层是半椭圆形:第六层是圆柱形;塔顶是葫芦状。“珠玑楼”的一段街称翔凤坊。“珠玑巷”内有周屋、雷屋,以族姓氏作地名。

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各地有一段故事。

据南雄县志,南宋时期,有一位被宋帝打入冷宫的皇妃逃出宫外后改名换姓,嫁到南雄珠玑巷一户人家。朝臣知道此事,不敢告知宋帝,虚说南雄贼多,要派兵去镇压,其实是派人到珠玑巷追究皇妃事。当时在珠玑巷内聚居的有三十三姓,九十多户,为免株连而集体南迁。后来散居珠江三角洲一带,开村立族,繁衍子孙。这些人及其后裔,就把南雄珠玑巷叫作“祖宗故居”。有些广东人要寻根觅祖,也自然要到南雄珠玑巷一游了。广州市西关有一条内街叫珠玑巷,据说也是由南雄珠玑巷南迁来的人聚居而得名。

据南雄珠玑巷乡人相传,当年那位皇妃嫁到此地,被官兵追索得急,深怕株连乡人,见村中人家纷纷逃亡南迁,她在悲愤中投井自尽。至今,珠玑古塔下有一口古井,就是皇妃当年葬身之所。她死后,乡人怕她的鬼魂作祟,便建一砖塔盖住井口,用意是压住她的冤魂,可见那位”皇妃”命运之悲惨。古塔在宋亡时毁于战火,元代重建,是广东罕见的元代石塔。

年珠玑 繁华隐逝却古巷古韵依然

布满历史苔绿的珠玑巷道

如果说粤北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小镇,它承载过太多悲欢离合的命运;有这么一条铺砌着鹅卵石的巷道,它记录了太多候鸟般的先人悲壮迁徙的历史,那么,如今散落在珠三角广袤大地乃至海外的数千万珠玑后裔,当他们循着先人南迁的路线,藉助更为先进便捷的交通工具一路逶迤而来,踏上这片被誉为“七百年前桑梓地”的热土,在数着脚下一颗颗被历史打磨得泛着岁月青光的卵石时,在立着自己姓氏的祖居牌坊前遐想缤纷时,在一页页发黄的厚厚族谱中寻觅自己的宗族发祥地时,珠玑古巷,这个常常令人魂牵梦萦的故里,虽历经千年风雨洗礼繁华隐逝,然而,在那一片普通民居与巷民悠闲自得的生活中,在春风春雨的涤荡下仍旧散发出浓浓古韵。

四月的一天,古巷被一片盎然春意所薰染。我们驱车绕巷而过的新国道323线,被称为“梅花长廊”的公路两旁的各色梅树已是花落叶绿,而放眼所及的大片田野,青绿的黄烟和水稻成为主角。在离南雄市区不到10千米处拐向,一幢幢新矗起的楼房背后,珠玑巷静静地迎候了我们。

程途驻马问珠玑

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寻根问祖热,粤北南雄市珠玑古巷才如藏身深闺的俏丽才女日渐被人赏识,名气远播海内外。

作为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站点,珠玑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古代自唐代以来岭南最为重要的商贸集镇,并因商贾云集与商业繁华,成为历朝中原人士远避战乱与逃离饥荒的必经之地和中转站,在历史跌跌撞撞的前行中,造就了灿烂的珠玑文化。

在巷道深处的张昌纪念馆,墙上壁立的众多现当代书法家的书法作品,无不表达了后人对那个时代作为孝德典范的张兴以深深的缅怀与敬佩之情。张昌之祖先张兴的孝德故事,不但感染了栖居巷道的先民,而且绵延至今,泽被一代又一代的珠玑后人。而珠玑巷的得名,无论从有关史料的记载,还是从民间闾里的传说,亦与张兴大有关系。

据清代屈大钧的《广东新语》记载,“珠玑巷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与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讳,改所居为珠玑巷。”这便是被众多史学家认同的珠玑巷得名的由来。而另一说法则是,南宋时,地处中原的河南开封祥符有许多官员,为避乱元人入侵而大举南迁,越大庾岭定居于南雄盆地沙水镇,因祥符有珠玑巷,于是将此改名为“珠玑巷”,聊解思乡之情。此说同样见于屈大钧的《广东新语》。

现时的珠玑镇因珠玑巷而得名,在珠玑巷得名之前,因此地有沙水湖,湖畔有沙水寺,故称“沙水镇”。中山市黄慈博先生在其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抄录诸族谱中,多称“沙水村珠玑巷”、“沙水珠玑巷”。可见,珠玑巷只是沙水镇的一部分。今沙水湖穿巷而过,在湖畔一侧的沙水寺亦被改建为蔚为大观的大雄禅寺,与质朴的古巷互为映衬。

因是周一,来珠玑巷的游客数量仅为双休日的三分之一。倘大的珠玑巷把游人吸纳得无影无踪,寂静的张昌纪念馆里,几个来自巷里的张家后人,坐在朱红大门旁,默默地打量着从巷道里经过的每一位游客。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张氏先人,千年之前的孝德传统至今仍闪烁着和睦、亲善、体恤和宽容的光泽,召唤着一个个远方来客。

明代进士黄鸣谷的《过沙水村有感》诗云:“程途驻马问珠玑,沙水村前是旧基。”如今,巷里风物依旧,风俗尤存,只是曾经的繁华与喧嚣随岁月的长河如烟淡逝。我们走走停停看看说说,许多的感言自在心中,徒有一腔“空抱风前水木思”。

摩肩道上马交驰

站在双龙桥上,春水涨满的沙水湖泛起雨后的天光,翠绿翠绿的垂柳绕湖而长,柳枝拂水。在一处如茵绿草里,一对青年男女游客偎依而坐,时而低首呢喃,时而面朝湖水。此情此景,曾是荟萃商贾旅人、达官贵人、才子佳人的风流珠玑,湖水般一波一波地漾来。

珠玑巷的繁华兴旺自唐相张九龄奉诏开凿梅关驿道始。这条有着“中国古代陆路丝绸之路”称誉的古驿道,从大庾岭穿岩向南而来,从而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使南北交通顿然通畅,成为岭南最重要的通道。这条长1500多米、宽3米多的砌着大小相致鹅卵石的珠玑巷道,正好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其最佳的必经之路,千百年来承继着迎来送往,成为南来北往旅客的最佳歇息地,继而上升为大庾道上最重要的驿站。

据专家考证,沟通大庾岭南北的珠玑巷,夹道成镇,每天往来客商达千人。自北宋始及其后历朝历代,商运勃兴,仅盐运挑夫就需10万人次。至于其他南来北往的客商,海外使者,更是无法计数。意大利人利玛窦在其所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描述了1595年(明神宗23年)5月经过大庾岭时的所见所闻:“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象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商运的兴起,带动了珠玑巷的第三产业,茶楼酒肆、客栈饭馆等店铺繁盛时逾千家。“南来车马北来船,十部梨园歌吹尽”,正是珠玑巷繁华时期的真实写照。

除商运外,自北宋末年始,中原人数次为避战乱而移民岭南也造就了珠玑巷的兴盛。他们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历尽艰险万阻之后多终在珠玑巷栖息定居下来,缙绅流寓日益增多,才子佳人也渐次活跃起来,珠玑巷便逐步发展成为诸姓什居的繁荣古镇。极盛时期,沙水湖上楼亭歌榭笙歌夜夜,珠玑巷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活脱脱一幅岭南《清明上河图》的再版。明万历年间进士,曾官至御史的广东新会人黄公辅在《过沙水珠玑村》一诗中写道:“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 许多流传下来的诗词也记载了当时珠玑巷的繁华。

七百年前桑梓乡

沿着卵石铺设的路面一路走来,巷内村民出售着各种姓氏书籍的车摊不下20个。他们几乎都会讲着不太纯熟粤语,招徕以来自珠三角为主的游客,而这些游客也大多数是珠玑巷后裔。他们在农忙之后,倚*古巷的名气和祖先的恩赐,经营着小镇丰富的姓氏资源,贴补着一家的经济生活。

而巷道两旁的民居,几乎每一扇大门的门额都贴着书写各种姓氏祖居字样的红纸。《百家姓》列出的姓氏,基本上可在这里找到。岭南深处的这条巷陌里,能够汇集着152姓,这恐怕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小小的珠玑巷,无疑成了中华姓氏展览的大舞台。随便走进一间幽静的祖屋,有奉祀的姓氏祖公牌位,厚而发黄的姓氏族谱记载了先人惨痛的迁徙史。在现今珠三角,不少姓氏族谱上记载的先辈均来自于这里,遍及珠三角和东南亚数千万的珠玑巷后裔都把珠玑巷奉为自己的宗族发祥地。

珠玑巷人南迁的历史分为两部分,前部分为大量的中原人因躲避战乱而大举迁往岭南,落足于珠玑巷。后部分则是繁衍生息于此的中原后裔,基于同样的原因而迁往更南的珠三角,再由珠三角散迁至东南亚一带。上千年来的迁进迁出,先民们的族根像网一样撒开,远至海外落叶生根,形成了如今的根系一脉,叶茂全球的景象。

研究珠玑巷移民历史的曾祥委、曾汉祥专家在他们编著的《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这条古巷自秦汉至明清2000多年来的移民史。他们认为,珠玑巷频繁且大规模的移民主要出现在唐末开始的战乱、农民起义,以及后来的五代纷扰时期。期间,不时有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处于战乱中心的中原百姓只好落荒而逃,而偏远的粤北却有幸成了他们逃难“避风港”。珠玑巷繁荣的商贸,沙水镇周围可开垦的荒地,像绿洲一样吸纳着奔逃至此的难民。到南宋末年,大批难民入迁南雄,使珠玑巷的人数达到了高峰。

曾祥委等专家还认为,社会发展和朝代的不断更迭,使得中原战乱的烽火越过长江,燃至岭南,曾经为“避风港”的珠玑巷也被推向了战争的旋涡,散居在珠玑巷周围的百姓,又不得不为躲避战乱而再次举家南迁,他们扎竹排顺浈水而下,漂入水网密布的珠三角等地区。

在沙水湖畔一处较为开阔之地,矗立起一尊白色雕塑。一个清秀娇美的女子,默默地守望着这条巷道。她便是胡妃(一说苏妃)。在巷中,则立有巷民为感念她的大义与善举而建成的“贵妃塔”。据《南雄县志》载,此塔是广东省内现存元代石塔中唯一有确凿年代可考的石塔。流传于当地的“胡妃之祸”传说,讲述了一个与珠玑巷人南迁有关的悲壮故事。

据说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胡妃因*臣贾似道陷害流落江湖,被珠玑巷富商黄贮万收留并带回巷内生活,虽改名换姓、隐瞒身份仍被黄的家仆告发,朝廷诏令“血洗珠玑巷”,捉拿胡妃问罪,众乡邻为逃胡妃之祸,大批南迁,胡妃亦为不牵连四乡居民,遂于深夜投井自尽,后人感念胡妃义举,在井上立塔以示纪念,当地政府还在巷内建成了胡妃纪念馆,收藏了她在珠玑巷生活时期教习本地妇女刺绣织布等中原先进技术的工具。其实,历史上并无“胡妃之祸”,它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但也反映了社会动乱给百姓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历史上真正的南迁大事件有3次,分别发生于南宋末年、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朝局动荡之际。

岭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当推发生在南宋末年,元军从大庾岭进入广东而引发的一次悲壮南迁。在珠玑巷学廪贡生罗贵的带领下,包括珠玑巷在内的牛田坊58村97户村民几乎倾巢南下,走避一空。他们扎竹排沿浈水一路南下,到清远直至三水等处上岸,继而通达南海、新会、中山等地。2004年11月,由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策划、中央电视台导演兼制片人陈建军监制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千年珠玑》,取景南雄境内的凌水,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悲壮场景。

在此后的多次南迁中,直接由珠玑巷和周围村落迁出的村民仅在南宋就有近10万人,而且每次都近乎悲壮,人祸加上天灾,致使逃难的村民或打死,或饿死,或淹死者难以计数。自宋以来经过数百年的不断南迁,迁至珠三角的珠玑巷及其周围的先民就达数十万之众。

为彰表罗贵等珠玑巷先民的南迁拓荒精神,1998年10月,罗贵后裔在珠玑巷内建成罗贵纪念馆。该馆和建于巷内的珠玑博物馆、胡妃纪念馆及许多建成的姓氏祠堂一样,画栋雕龙,溢光流彩,为珠玑巷增光添色。

“七百年前桑梓乡,二千里外梅花岭。”如今,这条小小的珠玑巷已被越来越多的古巷后裔奉为桑梓之地、发祥之乡。随着珠玑古巷知名度的提高和世界旅游寻根热的增温,每年来此旅游和问祖寻根的游客达几十万人之多。

寻根古巷数珠玑

在珠玑巷中门楼,我们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第三师副师长蒙志题写的“珠玑古巷,吾家故乡”八个大字。许多游人不顾舟车劳累,驱车珠玑巷,在目睹祖先居住地之后,都会记住这八个慰藉游子心灵的大字。

既为祖籍之地,当然有着许多丰富奇特的风土人情。舞狮耍龙、珠玑飘色、装扮故事、春牛闹耕,各种地方小吃、土特产品,以及许多流传于民间的动人传说、传奇故事等等,也是吸引游客并有待于深挖的旅游资源。

曾经繁忙了千年的梅关古驿道,在现代公路贯穿之后哑然无声。如今,绕巷而过的新国道323线更把居扼交通要道的珠玑巷弃于一隅,古巷有幸在与现代文明脱节后,能够在尘土飞扬的建设中得以保全原貌。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珠玑巷只是作为一条简陋而凌乱的乡村里巷,一直沉睡于粤北乡野之中。1995年,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正式成立,正式拉开大规模修复珠玑古巷的序幕。经过多年的修葺,古巷唐宋风貌又得以重现。当地政府还在巷道西侧辟建祖居纪念区,供各姓氏兴建纪念祠堂。目前,在纪念区内建成的姓氏祠堂已有数十家。在我们踏访时就看见,李氏、沈氏等祠堂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近年来,南雄市委、市政府以打响“珠玑牌”、唱响“珠玑歌”为主旋律,主导南雄的旅游业走人文历史与自然山水相融合的发展路子。2003年10月,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暨经贸洽谈会,大会本着弘扬“异姓一家,同舟共济、勤劳勇敢、开拓创新”的珠玑巷人精神,借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运作方式,确立了“一个姓氏引来一二个招商项目”的发展思路。并且藉助联谊会在联谊、沟通、协调等方面的巨大力量,充分发掘古巷丰富独特的姓氏文化资源,今年更是提出了打造“珠玑旅游名片”,把南雄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的姓氏文化旅游基地的设想。

在珠玑巷内,张昌家族的孝德典范、罗贵南迁的拓荒精神、胡妃殉难的大义善举,正是深蕴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创业进取和舍生取义的民族文化精髓。而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他们慕名远道而来,或瞻仰,或凭吊,或寻根,或研究,亦正是珠玑巷蕴含无穷的魅力所在。

几可囊括中国“百家姓”的珠玑巷,因为社会动乱而导致的频繁迁徙,令珠玑巷的先民如候鸟般的散栖于整个珠江水系,足迹遍及海内外。数千万的珠玑后裔,无不把这条小小的珠玑巷作为寻根问祖的最佳之地。打响“珠玑牌”,唱响“珠玑歌”,助推南雄的旅游事业,需要当地做大量的工作,不仅大有可为,而且任重道远。

著名诗人、原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韦丘先生曾作诗咏珠玑巷,诗云:“寻根古巷数珠玑,石塔胡妃孰可稽。溯远追源南徙恨,南疆沃血泽芳菲。”

作家姚中才在他的散文《千年珠玑》里这样定位珠玑巷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也许,这是一个注定了会发出深重回响的地方,是一个注定要被历史记住的地名。珠玑巷,这条现在看来并不起眼的巷道,岭南文明和中原文明就是在这里交汇,碰撞出声震古今的巨大回声!”

在我们渐行渐远时,暮色已然四合,春天中珠玑巷,又将沉醉在犬声和春风里,在惺忪睡眼和平和心态中迎接又一个游客满巷觅走的早晨。


系列之八:山东兖州枣林庄

作者:村学究 来源:中原姓氏寻根网

山东枣林庄是中国移民史专家葛剑雄、曹树基先生近年来实地调查考证中新发现的明初移民集散地之一。在当今山东兖州县城北七里之遥的安邱王府村,据明代石碑所载,该村原名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于此,始称安邱王府庄。

该村位于兖州东部丘陵山区,地处兖州府城郊,正当济南各州县南下的交通要道,元末明初,未受战乱波及,人口较为稠密,具备了集中移民的基本要素。虽然在官方文献中未曾发现有关移民的记述,但在安徽濉溪县志中却发现了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初由山东迁民本县的记载,并标明占本县人口80%以上的“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均为山东移民。笔者近年来在从事姓氏、族谱研究中,也曾多次收到辽宁、吉林等地民众的咨询电、函,称其祖籍原系山东枣林庄,清初移民加强边疆,迁居关外,要求帮助查证山东枣林庄的确切位置和迁徙史实。这也可作为山东枣林庄为明清移民点的旁证。


系列之九:苏北人心中的寻根圣地——苏州阊门

苏州阊门是苏北民众心目中的移民圣地。据史籍、方志和族谱记载,苏州阊门移民集中于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遂“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苏州阊门遂成了移民的出发、集散之地。于是扬州、江都、泰州、淮安、泗阳、高邮、宝应、盐城、阜宁、东海以至于连云港等地,都有了苏州阊门移民的后裔。如宝应县之刘氏、乔氏、王氏,兴化市之顾氏、张氏、来氏、周氏、姚氏、扬氏,泰县之葛氏、徐氏等,即是此次移民后裔。大名鼎鼎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等文人名士,其祖籍均来自苏州。


系列之十:江西瓦屑坝

作者:曹树基 葛剑雄

1991年一个温暖的冬天,我们由安庆去桐城。路上停车用餐后,信步走出饭店,见一位60来岁的老人正在翻晒棉秸。闲聊中问他:”您是本地人吧?””是呀。””您的老祖宗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哦,老祖宗..是从江西来的。””是江西瓦屑坝吗?””是呀!你怎么知道?”老人激动起来,”我们这里的人差不多都是从瓦屑坝迁来的,不单是我们村,前前后后的村庄都是瓦屑坝老祖宗的后代。””您是怎么知道的呢?””这里谁不知道?从小就听老辈说的嘛。族谱上也写得清清楚楚。”像其他实例一样,老人的话证实了我们根据文献资料得出的结论:桐城、宿松、潜山、怀宁等安庆市的属县中有很多人是瓦屑坝移民的后裔。

江淮大地处于中国南北相交之地,在分裂时期往往沦为战场。1127年金灭北宋后,江淮之间既是金军南侵的必经之地,又是*近宋金对峙的前沿,原有人口或随南迁洪流而走,或在战乱中死亡,留下的人数有限,新迁入的更少。安庆府所属的淮南西路,在整个南宋都是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以至在元朝数十年间也没有恢复元气。

元朝末年,江淮和长江中游反元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安庆一带战略地位重要,是不同的起义军和元军争夺的焦点,残酷的争夺战持续多年。元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等在湖北蕲州、黄州一带起义,次年徐寿辉就率部沿江而下,围安庆城,攻下周围各县,并继续东下。十一月,徐寿辉大举攻安庆城,无功而返。至正十五年,徐寿辉势力复振,攻占湖北沿江府县,安庆府又受战祸波及。次年,余阙被元朝任命为江淮行省参政,驻守安庆,徐寿辉部将赵普胜攻安庆失利。至正十七年,朱元璋部四出扩展,击败赵普胜和元军,占据江南的池州(今贵池地区),逼近安庆。陈友谅与赵普胜率军包围安庆。至正十八年,陈、赵军攻克安庆,余阙自杀。四月,赵普胜夺取朱元璋占据的池州府。至正十九年,朱元璋军西进,与陈友谅军激战,四月收复池州,九月破潜山,十月攻安庆不克。二十年,陈友谅杀徐寿辉后称汉帝,率水军东下攻朱元璋的基地建康(今南京),大败而归,朱元璋军乘势攻下安庆。二十一年七月,陈友谅将张定边攻陷安庆。八月,朱元璋亲率徐达、常遇春西征,收复安庆。但江西、湖北大多还是陈友谅属地,安庆以北也非朱元璋所有,安庆一带并未脱离战祸,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彻底消灭陈友谅余部后才恢复安宁。

十几年间,安庆多次易帜,在旧政权维持无望、新政权统一尚未来临之时,争夺的各方都不会顾及百姓的生命财产和地方的长远利益,残酷的报复和仇杀、毁灭性的破坏和掠夺在所难免,安庆及府属各县遭受的浩劫可想而知。到朱元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时,安庆府留下的人口已少得可怜,大片土地只能任其荒芜。

相比之下,相距仅数百里的江西饶州路(约相当今波阳、余干、万年、乐平、德兴、景德镇、浮梁等市县,元属江浙行省)较少受战乱影响,依然地少人多。明初政府鼓励向江淮和其他人口稀少地区移民,外来移民开垦的土地不仅能合法登记为私有财产,还能在一定期限内享受赋税优惠。饶州路的大量无地贫民纷纷北迁,当到达安庆府属各县后,大片宜垦荒地和与家乡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很快就吸引他们就地定居。消息传到故乡,又促使更多的饶州人加入了移民的行列。江西其他地区渡江北迁的移民,也被安庆地区的条件所吸引而就近定居。

有关明初江西移民迁入安庆和定居的史实,在官方的史书中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安庆与饶州相距不远,一旦在人口和土地比例上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就必然会出现自发的人口迁移,政府的优惠政策对抚州人已经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根本不需要再采取什么特殊政策,更不必加以强制。第二,与明初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相比,从饶州迁往安庆,无论从距离还是数量来说,都算不上重大或突出。

但在当地,在移民家族和后裔的心目中,这次迁移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大事。正因为如此,在地方志和族谱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不少证据。

清康熙年间官居大学士的张英,是桐城人。他说:”吾桐(城)与潜(山)同郡而接壤,相距百里许。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潜亦同时同地并来鄱阳,始祖为贵七公,徙居于潜之青山焉。”(康熙《潜山县志》卷十四)清初宿松人朱书也说:”吾安庆,..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杜溪文集》卷三)

根据族谱记载所作的统计分析,证明张英和朱书的说法是可信的,张英的祖先张贵四、张贵七正是千千万万饶州移民中的成员。有人统计了桐城县的63种族谱,其中有20%的家族的始祖来自江西鄱阳瓦屑坝,其余也大多是在元末明初由江西迁来。而元末以前的家族只有两个–方氏和姚氏,分别在宋代和元中期迁入。我们对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庆市图书馆所藏36种族谱的统计结果是:迁自瓦屑坝和鄱阳县的家族有18个,占50%;迁自饶州和江西的合计有26个,占72%。从迁入的时间看,除了迁入时间不详的4族和明以后迁入的3族外,在29族中有27族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占93%。

宿松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民国《宿松县志》记载了该县256个氏族,除去迁入时间和原籍不详的外,尚有213族,其中182族是明中期以前迁入的。在这182族中,迁自江西饶州的有82族,占总数的45%;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143族,占88%。在元末明初迁入的143族中,迁自江西的有116族,占83%;其中有38族明确记载来自瓦屑坝,31族来自饶州或鄱阳县,其余来自九江、南昌、南康、吉安或”江西”、”江右”。

根据这样的推算,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安庆府的约42万人口中,大约有28万多江西移民,其中约20万来自饶州,迁自瓦屑坝的有10万人,占饶州籍移民的一半。6个世纪过去了,这10万瓦屑坝人的子孙已经植根在江淮大地,成为安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瓦屑坝,族谱中有”江西瓦屑坝”、”鄱阳瓦屑坝”、”鄱阳桃花渡瓦屑坝”、”瓦屑坝叶家村金鸡岭”等不同的写法,肯定在鄱阳(今作波阳)县。但岁月流逝,瓦屑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今的波阳县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地名了。

我们把目光注视到今波阳县城西面一个叫”瓦燮 ”的村庄,果然在该村现存的《朱氏族谱》和《何氏族谱》中明确记载着”瓦燮”就是”瓦屑”的雅称。而”的本意是小土沟的底,与”坝”的含义正好相反。”瓦燮 ”就是元末明初的”瓦屑坝”。

瓦燮 今属莲湖乡,离波阳县城鄱阳镇(即当年饶州府治)不过一二十里,处于鄱江三角洲,离鄱阳湖的汊湖大莲子湖不过十来里,周围湖泊密布,水路通畅。根据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在宋代鄱阳县城已逼近鄱阳湖,而鄱阳湖的南部在元明时期正经历一个扩展期,到清代才逐渐因泥沙淤积而有所缩小。所以可以断定,当年的瓦屑坝是一个濒临鄱阳湖、*近鄱江的聚落和水运码头。瓦屑坝的”坝”应该是鄱阳湖边的一条坝,真正起着护岸作用的坝,聚落因坝而得名。时过境迁,由于泥沙淤积,鄱阳湖逐渐远离瓦屑坝,坝因不再有存在的意义而湮没,瓦屑坝这个聚落名称也被改称为瓦屑(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濒湖县中已找不到带”坝”字的地名,说明防止陆地陷湖和湖水的漫溢冲蚀早已成为历史。今天波阳县中带” ”的地名不止一个,还有 口镇、 口曹家、南湖 等,所以瓦屑坝之改称为瓦屑 ,也不是偶然的。

遥想当年,饶州府属各县的外迁人口沿昌江、乐安河(婺水)及其众多的支流顺流而下,出饶州府城后,在鄱阳湖边的瓦屑坝集中,然后登舟北上。到达湖口后,多数人就近在安庆府属各县定居,少数人或溯长江而上,迁入湖广(今湖北省),或顺长江而下,迁往安徽及其他省份。迁入安庆府的20万饶州移民多数是从瓦屑坝出发的,加上迁往安徽其他地区和湖广的移民,二三十年间瓦屑坝至少输出了30万饶州人。

虽然瓦屑坝只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对绝大多数移民来说,还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但当年的移民多数没有文化、没有资产,更不可能有文字记录,当他们历尽艰辛在他乡定居后,留给后代的记忆只是他们的出发地–瓦屑坝。有些人甚至没有来得及给子孙留下任何故乡的信息,他们的后裔就与周围的移民后裔一样,以瓦屑坝为故乡了。

鄱阳瓦屑坝,已是安庆地区和其他地区饶州移民后裔一致认同的根。

安庆很多姓的宗谱也都记载着本族来自江西瓦屑坝,也无人知道瓦屑坝何在?2000年3月1日《安庆日报?下午版》有一篇《瓦屑坝─安庆人的根》的文章,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所撰,文章指出元代江西饶州路约相当於今日之波阳、余干、万年、乐平、德兴、景德镇、浮梁等市县,属江浙行省。鄱阳县就是现在的波阳县,那里有一个叫瓦燮土令 的地方,那就是瓦屑坝。5月10日署名共水的作者也在该报发表了实地考察文章――《走近瓦屑坝》。文章说:当地方叫“瓦屑朗”。并附了一张妇女在坝底拾瓦砾的照片,一张几人合抱粗的老樟树的照片,他分析说该处可能就是当年人们离开这里的码头。葛先生写道,自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彭莹、邹普胜、徐寿辉在湖北蕲州、黄州一带起义,徐寿辉及其部将赵普胜与陈友谅多次率兵沿江而下攻安庆及周围各县。朱元璋与陈友谅和赵普胜又多次大战于鄱阳湖、安庆、池州一带,直到至正二十四年朱灭陈后安庆才恢复安宁,战乱长达十三年之久,其毁灭性的破坏可想而知,人口必然锐减,土地大片荒芜,江西饶州一带受战乱较少,人多地少,明初朝廷鼓励向江淮及其他人口稀少地区移民。葛先生对安庆各县36种宗谱的统计,迁自瓦屑坝者有18姓占50%,又据《宿松县志》记载全县256个姓氏,除去迁入时间和原籍不详者外有213个氏族,内有182族是元末明初迁来,其中就有143族来自瓦屑坝,占总数的88%。当时安庆府的人口约42万,他推算有28万为江西移民,20万来自饶州,其中有10万来自瓦屑坝。而这些也只是保守估计,实际上迁入江西移民可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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