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29/妇女史上最惨痛的记录:26个慰安妇的血痛控诉

日本《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学者给“慰安妇” 一词作的定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

日军在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被国家默认的合法的强奸中心——慰安所。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强征中国、朝鲜等地妇女为日军性奴隶,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目前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较为困难,但是,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人员仍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慰安妇的数量作了推断:在亚洲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区和本土,慰安妇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日军与慰安妇之间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集体奴役、摧残的现象,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阀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

日军在亚洲最早设立的慰安所可以追溯到1931年,日本海军在上海指定“大一沙龙”等4家日本娱乐场所为指定慰安所。1932年3月,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从长崎派遣“慰安妇团”到上海大场等战地。此后,日军诱骗大量朝鲜妇女到中国(满州)充当性奴隶。

1937年日本侵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后,日军在军队中有计划配备性奴隶。经过多年的经营,日军在中国各占领地都设立了慰安所。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结果,上海一地的慰安所就达83个,海南岛62个,南京、武汉的慰安所也分别有60多个,日军在中国占领地的慰安所数量可以千万计。随着日军在东南亚侵略战争的进行,日军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建立了大量军队慰安所。

以下文字是日军几所慰安所的当事人关于当年慰安所的回忆及证言。

讲述人吴连生,海南三亚人,曾在日军那大慰安所做杂工。

海南岛檐县那大市(今信州市那大镇)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出于生计,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做杂工,当时21岁。慰安所“巴那个”(日语音译,即慰安所管事)差派我负责清洁卫生等杂务,目睹了日军慰安所里的情景。

1940年秋,侵琼日军开始修建那大市日军“军部”(民间俗称,即驻军机关营地)。在军部即将建成时,筹设那大市日军慰安所,首先强占赵家园三进十二间民房,设置赵家园慰安所。

1942年2月,第一批21名慰安妇被押送到赵家园慰安所。慰安妇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年龄在16岁至18岁,大多是邻近的临高县新盈地区人,也有东部的文昌县人,个别台湾人。慰安所挂牌开张的头天,早有日军士兵通霄达旦地在门外等着。天刚拂晓,慰安所前已门庭若市,人头攒动,日军用7辆大卡车接送士兵。日兵排起长队,每人免费领到一个牌号和一个印有“突击一番”字样的卫生袋,袋内装有避孕套和清洁粉。按照“巴那个”的指挥,日兵手持牌号依次进入慰安所,这边出那边进,一批刚走一批涌入,川流不息。原定日军每人“慰安”时间为30分钟,由于等候的日军人数众多,吵吵嚷嚷急不可待,结果缩减为15分钟。为了抓紧时间加快速度,进入慰安所的日军按照预先要求,自觉戴上避孕套,完事出来自行脱下,连同卫生袋一起随手扔进大门侧角的大水桶里。由日军方派遣进行性卫生监督的日军“值日官”站在一旁逐个检查,若发现未按规定使用避孕套和清洁粉者,便上前盘问记录在案,上报所在部队长官,罚其一个月内停止“突击一番”,目的在于严防日兵患上性病,造成部队减员。开始10天,我每天挑出倒掉的避孕套、卫生袋,就有满满的4个大桶。平时,日军用过的避孕套、卫生袋也不少于两大桶。

在开始的10天里;赵家园慰安所先后接待日军3千多人次,慰安妇每人每天至少接客2 0人次。持续地频繁接客,使慰安妇们精疲力竭,每天都有几个人因体力不支而休克,有的甚至一天数次昏倒,下阴大量出血。记得慰安所开张的当天,有位名叫阿娇的16岁台湾姑娘,被接连而至的日兵连续摧残,子宫破裂,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糟踏她的日兵出门时告诉值日官,是我们过去将她抬出来的。经过抢救打针止血苏醒后,仅过半小时,“巴那个”又强迫她继续接客。在后来正常的接客日子里,我们每天抢出一、二个慰安妇进行急救,也是家常便饭的事。

赵家园慰安所除就地接客外,还要按照日军方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到据点“慰问”皇军。在“慰问”期间,“巴那个”把慰安妇分成几路,每路二至三人用汽车送到日军各据点。“慰问”的路线一般是由远至近,有时亦由近至远沿途“慰问”。每个据点视日军人数多少,安排一天或半天或者一个夜晚。“慰问”的慰安妇比起在慰安所里所承受的折磨更是有加无减,她们日以继夜地接客,一天长达12个小时以上,每人每天接客多达50人次。

慰安所没有休假日,服务不分昼夜,日军随时到来,慰安妇随时接客;“慰问”则轮流摊派,在日军人数众多的突击接客日和下据点“慰问”期间,慰安妇一律不准休息,月经来潮也不例外,慰安妇如有不从,便受到严厉的处罚。慰安所开张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一位名叫好英的新盈姑娘,因一日兵逼迫她躬腰趴地接客,她没有顺从,“巴那个”听到报告后,恼羞成怒,派人揪住她的头发连抱带拖,将其捆绑在砖柱上,用抹污脏布堵住嘴巴,用辣椒盐狠狠地往她阴部抹擦。好英姑娘痛不欲生拼命挣扎,令人目不忍睹。

赵家园慰安所究竟有多少慰安妇?难以说准,时多时少,总的来讲人数不断增加,由开张时的21人增加至39人,后来多达45人。但人员变化无常很不稳定,有的来了一段时间,却突然销声匿迹,有的来了三五天后,便不见踪影了。究其原因,慰安所为迎合日军官兵喜新厌旧心理,将“老”的慰安妇转送他处,以换旧补新;或日军方将身患性病、治疗无效或身虚体衰、无力支撑的秘密处置,销尸灭迹了。有一位刚来不足一个星期的临高姑娘,名叫“报知”(临高方言,即河四),圆圆的脸蛋,年仅17岁。那天一下来了两卡车日兵,“巴那个”明知她月经来潮,身体不干净,却还逼她接客,结果染上性病,尿不出,痛得厉害。医生给她打了针,不见好转。第二天她病情恶化,下阴红肿,流淌浓血,疼得裤子都不能穿。她光着下身在铺板上翻来滚去,喊了两天两夜,慰安所里的人无不心里难受。第三天深夜,“巴那个”用汽车把她拉出去,偷偷将她活埋了。“报知”姑娘是“巴那个”叫我把她拖上车的。象“报知”这样半夜三更用汽车拉出去清理的,并非绝无仅有,在慰安所的第一个月里,我亲历亲见的还有两个。

赵家园慰安所的慰安妇来源,主要是日军从海南岛各地强征硬抓而来的。从语言口音上分辨,以临高县新盈地区的占多数,还有各县的,台湾妹也有,但比较少。她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未婚女子,也有部分十五、六岁的少女,二十一、二岁大姑娘仅有少数。慰安妇人员经常变动,她们的名字我大多难以记清。

赵家园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是个中年日本女人,身穿日本和服。她对外必恭必敬礼节周全,对内则心狠手毒。平时,“巴那个”要求慰安妇们身着和服接客,以营造日本故国乡情气氛。但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一天要接数百名日兵,为节时省事,加速进度,她则强迫慰安妇们整日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躺在铺板上和“慰安椅”上,任由日兵接连不断地发泄性欲。

慰安所里的设备非常简陋,房间里没有专人床铺,只有一层离地约40公分高的木板通铺;通铺既没有专门的隔房,也没有固定的间隔,仅仅拉根绳子挂上布幕或毯子。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里显得太狭,行动拥挤,“巴那个”干脆连布、毯隔帘都不用,嫌其挡风碍路。在大厅和露天的庭院里则设置一排排的“慰安椅”,以满足性猎奇的日兵欲望。慰安椅设制特别,慰安妇仰躺在椅上,臀高头低,手脚失去活动自由,任由日兵变换花招地站着行淫。

慰安所里的伙食简单粗淡,一日三餐,都是大锅饭、菜。米饭粗糙,常掺有百分之三十的表米;菜食匮乏,量少缺油。为了保持慰安妇的苗条体型,“巴那个” 只给她们素食,难尝荤腥。慰安所实行分饭制,由我们按慰安妇人头分派。在突击接客日,常有一盒盒丝毫未动的饭食被倒掉喂猪。“巴那个”没有给持续不断接客的慰安妇安排专门歇息进餐的时间,而疲惫不堪的慰安妇们亦早已胃口全无,根本就吃不下饭。

慰安所的管理相当严厉。为了防止性病传染,保证日军的性安全,慰安妇定期检查身体,每星期一次。若发现有性病者,马上令其停止接客隔离处理,轻者在日军卫生所打针治疗,病愈后转送别处继续使用,经三五天短期治疗无效的重患者,则被悄悄处死销尸。慰安所还规定:不准慰安妇私容日兵在慰安所过夜;不准私陪日兵外出留宿;不准与所里工作人员眉来眼去,如有违反,则严加惩罚。赵家园慰安所在那大市日军兵营范围内,慰安妇不能私出营区,否则以擅自行动或有潜逃企图罪名处治。

我在慰安所做工的那段时间里,尽管赵家园慰安所从开张时的21名慰安妇增加至45名,但还是供不应求,难以满足本地区驻军日兵的性要求,日兵为此争抢打闹的事时有发生。第二年(1941年)初,日军将那大市日军慰安所扩大,强占那大市民房李家大院三进二十间增设了李家院慰安所。李家院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名叫“我闯”(音),是个好酒凶狠的台湾人,40岁出头。自此,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分设两处,慰安妇人数增加到150人,大多为16岁至18岁的临高县新盈姑娘,也有当地的妇女。如周××(隐去名字)原系中共琼总第四支队第一大队炊事员,下村筹粮运米被日军俘虏,1943年6月投入慰安所,直至日本投降后,才得以解脱。

李家院慰安所的情形和慰安妇的遭遇,与赵家园慰安所大同小异。

与此同时,白马并、新州、新英、中和、光村等墟镇也相继设置日军慰安所,许多地区驻军有了发泄性欲的场所,那大市日军慰安所的紧张状况才稍有缓和。
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干了近两年,1943年底;我设法逃离了慰安所,日军对我擅自脱逃大为恼怒,便逮捕了我父亲吴亚老,将其押到那大市芋子顶活埋了。

讲述人宋福海,生于1927年,海南新盈人,曾在慰安所里干杂活。

1940年1月5日,日军在现在的新盈镇红民街设立了一个“慰安所”。 “慰安所’原是3间民房。其中两间用木板隔开,住着4名“慰安妇”;一间管理人员居住(两个日本中年妇女)。“慰安所”的后面有3小间低矮的瓦房,一间为饭堂;一间为洗澡室;一间为杂勤人员居住。

“慰安所”里的所有人员,都作了分工安排。两个日本中年妇女直接管理4名“慰安妇”及勤杂员。“慰安妇”都是美貌姑娘,年纪都在20岁左右,其中一人为朝鲜人,一人为新加坡人,这两人都是日军在新盈登陆后才从日本司令部送来的。一人为姓屠的姑娘,是从海口送来的,一人为姓刘的姑娘是在当地抓来的。我当时仅12岁,在那里干扫地、煮开水、煮饭等杂活。

“慰安所”直属派遣队,受队长川岗领导。川岗为管好“慰安所”,制订了苛刻的规定:“慰安妇”不得随便走出“慰安所”,不准逃跑,否则,连同家属立斩;要无条件听从日军的使唤与安排,对日军不得无理;要绝对服从两个管理员的管制,否则,处以重罚;日寇官兵无论什么时候需要,都应无条件地顺从。

川岗规定每个“慰安妇”每天接待20–30人,平均每小时要接待两到三名官兵。 “慰安所”的门口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慰安妇”们常常是通宵达旦工作。川岗曾派军医给“慰安妇”定期体检。

“慰安所”里的那个姓刘的“慰安妇”,是一户渔家的独生女,年龄十八,眉目清秀,身材也好。刘姑娘是在出门去洗衣服时,被正在巡逻的川岗抓住关进 “慰安所”的,记得那天正是“慰安所”设立后的第十天。进了“慰安所”,一个日籍女管理员,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刘姑娘宣布: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慰安妇”了,要严格执行制度。日本管理员刚出去,就进来了一个日本中年军人,强奸了刘姑娘。这一天,刘姑娘先后遭受了几十名日军的糟踏。第二天早上,刘姑娘躺在床上起不来,又有一个日本军官过来要她接待,于是刘姑娘就向军官说了自己身体不适,不能接待。但军官硬是不听,非要刘姑娘接待不可。刘姑娘不从,于是日本军官就毒打刘姑娘,姑娘被打得不省人事,最后还是被军官粗暴地强奸了。

“慰安所”里其余三个“慰安妇”的命运,与刘姑娘的也都一样。

讲述人何十里,文史工作人员。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在石碌铁矿开办了一间“慰安所”。以香港“合记公司”为名,在香港、广州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女工。先后共有300多名青年妇女被骗来石碌矿山。她们年纪最小的仅有17岁,最大的不满30岁,这些青年妇女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到矿山后不久,她们就被强迫进了“慰安所”。

“慰安所”位于石碌矿山脚下,距日本碉堡东侧的100多米处,建筑面积约3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瓦片盖顶,房屋模式呈J形,西南角向南设大门1个,东、北向各设小门1个。室内中间为一条约1.5米宽的通道,两边对列隔成20多个小房间,门窗均为木质日式开敞,地板为水泥砂浆铺设。为防止慰安妇逃跑,“慰安所”四周均设警戒网,日夜都有日军巡逻,戒备森严。对逃跑被抓回来的慰安妇,有的当场被活活打死,有的被脱衣服后赤裸着身子吊在树上毒打,施加电刑、灌水等。慰安妇每人每天只供给3两多米饭,有时甚至是几块蕃薯。平常每人每天接客最少8次,碰到日本官兵休息的日子,多时接客竟达24次。每个星期都必须集中排队到医务室,做一次体检,以防性病传染。

石碌慰安所2名慰安妇曾因不能继续接客,便被脱光身子,吊在大树上活活毒打致死。一个叫黄玉霞的慰安妇,因不堪凌辱,乘黑夜在“慰安所”里的一棵大树上吊自尽。另一位叫娜芳姐的慰安妇,跟着10多个姐妹一起逃出苦海后,却无颜回家去见丈夫和孩子,从悬崖上纵身跳死。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石碌铁矿“慰安所”里的300多名青年妇女,被毒打、奸淫、折磨,惨遭暴行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10多个人。

讲述人朱永泽,海南澄迈县人,小时家在日军慰安所旁边,曾目睹慰安所里的一些事情。

1939年冬,侵琼日军十五警备司令部派遣两个警察中队入侵澄迈县,每个中队约300余人。一个驻在金江镇;一个驻在石泽乡的石浮岭。日军每个中队设一所“慰安所”。驻金江中队“慰安所”,设在金江乐善堂旁边陈国宗的家里,全所有“慰安妇”30余人,陈国宗一家被驱逐到别处居住,楼上楼下几百平方米全部供“慰安妇”居住,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里面的“慰安妇”是无法逃跑的,外人也无法进去;驻五浮中队的“慰安所”设在石浮岭的军部里,全所有“慰安妇” 2 0余人,也是用铁丝网围住,派专人看守和管理。

这些“慰安妇”都是被抓来的。如:山口乡一位姓叶的农民的妻子名叫黑姑,刚生孩子不久便被抓进“慰安所”服役,丢下丈夫和孩子在家里,直到日本投降后,一家人才得到团圆。文儒乡加炳村一位农民的妻子被抓进石浮“慰安所”后,受到日兵日夜轮奸,后来染上梅毒病,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又传染上丈夫,夫妻倾家荡产卖掉耕牛和生猪,拿钱请医诊治,才保住了生命。长相特别漂亮的,被选进军部专供指挥官玩乐,如丰盈墟有个青年姑娘名叫塔市姐,就是这样。“慰安所”里还有一条规定,就是非日籍日兵不得进所,违者从严处治。

讲述人钟强,海南黄流人,81岁,抗战时任过国民党152师情报参谋,1945年冬奉调到黄流机场与投降日军办接交手续,从而得知日军黄流机场“慰安所”的一些情况。

黄流机场日军慰安所称“军中乐园”,其实是随军妓院。设在黄流机场东门外围。有宿舍两间,分为两个“乐园”。第一“乐园”有慰安妇5人,第二“乐园”慰安妇有16人。第一“乐园”慰安妇专供空军军官玩乐,第二“乐园”供空军士兵享用。“慰安妇”大部分是从

广州抓来的,我到黄流机场接收日军投降时仅存4人,我们给她们都安排了工作。其中一人名叫吴惠蓉(广州人),有一天她和我谈军中“乐园”情况,泪水直下,诉说道:我16岁被日军抓来,同时被抓来的约 100人左右,到黄流后只剩下40多人,其中留一部分在黄流派遣队(即黄流司令部)。我们是从中挑选出来送到黄流机场的,挑我们5人为军官“乐园”慰安妇,余者为士兵“乐园”慰安妇,任由日军轮班玩弄取乐。有时月经不调,或是因病不能满足他们的兽欲,就遭殴打,有的甚至被打重伤,特别是日军喝酒后,我们更受不了,被侮辱被折磨更甚。“乐园”有哨岗日夜看守,我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我们日夜思念自己的父母、姊妹。黄流日军派遣队慰安所的姊妹们境况也是跟我们一样,非常悲惨。吴惠蓉在海南解放前夕,随丈夫去了台湾。

现年81岁、来自中国山西省的刘面焕

刘面换背景资料

刘面换,女,1927年6月28日生于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现住址同前。

刘面换自述,虚岁16岁(周岁15岁,应是1942年,但判决书确认为1943年)农历3月下旬的一天早上,刘正与父母在家时,几名持枪日本兵和汉奸闯入刘家,逼她们出来开会,刘与父母来到院外门口的场院时,已有二、三十个村民被带到那。之后,日本兵将刘与另外2名年轻妇女要抓到距羊泉村十几公里的进圭村,日军在那设立了军事据点。刘面换哭着说不去,日军用枪托打她的左上臂,并打耳光。之后日本兵将刘与另2名年轻妇女用绳子捆上,强行抓到了进圭村。

刘被关在进圭村一家民居,院子门口有汉奸看守。刘在被抓的当天晚上,便被日军的一名队长强奸了。刘被关押在四十多天期间,每天都遭到5-6名日本兵的强奸。
被关押期间,不能自由走出院外,只是需要上厕所时,经看守同意后,才能出去。

刘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下身流血不止。二十几天后,便全身浮肿,走路困难。

刘在进圭村的亲戚得知此事后,告诉了刘的父亲,刘父借了几十块银元,交给进圭村据点的日本兵,这才将刘赎回。

刘被抓时,家中无其他兄弟姐妹,是独女。由于遭受了日军的强暴,后来只能与一个再婚的男子结婚。现丈夫早已去世。

当年日军的暴行,给刘的身心造成严重的创伤。刘的左上臂被殴打致伤后,至今活动受限,且经常做恶梦。

1995年8月,刘面换与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等性暴力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赔礼道歉并赔偿。2001年5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连事实都未涉及便驳回了刘面换等人的诉讼请求。为此刘面换等提出上诉。2005年12月15日,东京高等法院经审理,认定了刘面换等人的受害事实,但以“国家无答责”等理由免除了日本政府的法律责任。刘面换等受害者遂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对本案未做判决,口头通知律师不受理上诉,以此轻蔑的处理方式免除了日本政府的法律责任。(康健律师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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