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16/1987年中印桑多河谷冲突始末

-1987年中印桑多河谷冲突始末
-1987年中印边境冲突始末
-1987年中印边境冲突始末(桑多洛河谷冲突)


1987年中印桑多河谷冲突始末

核心提示:这是一次令人非常惋惜的战役行动,之所以最后没有能够达成收复藏南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后退,而因为我军在云南的作战行动,当时中央认为,不能在两个方向同时与两个国家作战,特别是与印度这样的大国,一旦战争开始,规模、时间和发展很难预料,所以才最终放弃了这次进攻战役。

1962年后仅有1967年9月乃堆拉山口、1967年10月卓拉山口及1987年3月桑多洛河谷的三次流血冲突。有关“87·4”演习的详细资料网上十分有限,也许桑多洛河谷冲突就是“87·4”演习的序幕或组成部分。不过“87·4”演习未能演变成1962年那样的自卫还击作战。

在中印边界的纠纷中,有一次事件虽然知道的人很少,但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这次事件差一点酿成第二次中印边界战争,那就是位于山南地区的桑多河谷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1987年5月的一天,由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团副团长带队组织的一次例行性边境巡查活动所引发的。根据军委和总部要求,西藏军区由于冬季气候恶劣,每年从入冬后的十二月到来年四月间,为大雪封山期,在此期间,边防连队除了对关隘和重点目标、地段保持监控和巡逻外,一般不能进行全防区的巡查。为了保持对边境的有效监控与安全,每年开春后,由各边防团组织团属步兵分队分成若干机动巡察支队,对整个边防线的情况进行拉网式的检查和布控,防止印军利用这个季节蚕食我国领土。而由山南军分区某团副团长带队的这支机动巡逻分队由一个步兵连加强一个侦察班(骑兵)、82迫击炮排(3门火炮)、一个82无座力炮排(4门炮)、一个重机枪排(3挺重机枪)组成。可以看出,这是一支按照战斗姿态组成的,可随时应付突发情况而战斗的巡逻分队,所有人员与装备分乘10余台车辆执行任务。除了副团长外,指挥组还包括一名作战参谋、一名侦察参谋、一名通信参谋和步兵营副营长。

当巡逻队到达桑多河谷地段时,已经天黑,副团长命令部队就地宿营,准备到第二天早上再前往河谷南端的中印边境山口进行巡察。部队宿营后吃过晚饭就扎营休息了,但晚间九点多,负责夜间宿营警卫的卫兵发现,河谷南端的边界山口上有火光和说话声,便立刻报告了副团长。副团长马上起来观察,确认是有人在山口方向活动,并判断为印军在那里活动。于是,副团长马上命令侦察参谋带一个侦察组前往山口进行侦察。二个小时后,侦察参谋带一各侦察员返回(其他仍在原地监视印军),向副团长报告了可能有一个连的印军,已经占领了河谷过去双方虽未经划定,但彼此默契的我方一处制高点,并已经构筑了战斗工事。从侦察到的情况看,印军到达的时间也不太长,工事还不完备,好象正在加紧构建中。从其警戒状态看,似乎并未发现我军巡逻部队已经到达。

根据这个情况,副团长立刻命令通信参谋打开电台与军分区指挥所进行联系,报告情况,但由于在宿营时已经完成了电台通报,而十点以后又不是与分区电台约定的联络时间,报务员无法与军分区达成通联。这位副团长当机立断,命令副营长和作战参谋拟定战斗预案,并命令部队立刻起来,进行战斗准备,五点钟开饭,五点半出发,在拂晓以战斗状态前往印军占我地区进行交涉,电台明天早上八点,将当前情况与自己的决心和部署报告军分区与团部。

早晨六点左右(此时西藏的天亮时间约在七点左右),除通信与后勤人员外,巡逻队全体战斗员按战斗编组和攻击部署,进入攻击出发阵地。在阵地上,副团长向各分队指挥员再一次明确了作战预案和战斗部署,一旦发生意外,部队将根据情况采取进攻或防御。随后部队开始构筑战斗工事。从当时侦察情况看,印军位于河谷我方重要制高点的兵力约有一个加强排,但在其后500米处,还有一个排的兵力,副团长判断印军兵力约为一个连,并配备有60迫击炮和重机枪等重武器,在纵深可能有更多的兵力和大口径炮兵支援。从印军的部署看,是准备在原由我方控制的这个制高点上长期驻扎,实为蚕食我领土,推进实际控制区的行动。印军已经基本完成战斗准备,按正常交涉,其不会退出我方控制区域,并有可能对我进行主动攻击。

根据这个情况,副团长又草拟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将侦察情况进行了再次详报,并请求立刻给予增援,副团长判断印军这次是有组织的武力蚕食我领土行动,估计不可能象过去那样通过交涉使其退出,战斗很有可能一触即发,并有可能迅速升级。我们将本着不打第一枪的原则,努力通过边境交涉迫使其退出我方实际控制区,但一旦印军主动使用武力,我们将在确保整体安全和主动的情况下,坚决予以还击,并坚守到增援部队到达。

在8点多左右,副团长令副营长带侦察参谋和3名侦察兵、一名报话员和一名翻译,前往印军占领的我方高地据理进行交涉,指出印军已经严重侵犯了我方的领土,现在必须立刻退出去,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要由印方负责。在副营长到达印军阵地前,通过手提喇叭向印军喊话后,印军一名军官带几名士兵走下了高地,副营长向其通报了职务和要求后,印军军官表示,这是印方的领土,印军不会撤退,并要求中国边防军人离开,否则由此发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中方承担。在耐心的进行交涉后,印军始终态度蛮横,在发现中国军队好象人数不多时,印军士兵开始以武器对准中方交涉人员进行威胁,同时,据守在高地上的印军也开始进行战斗活动。印军军官和士兵甚至以下流的手势和语言对我军交涉人员进行侮辱。看到交涉无果,副团长命令副营长和侦察参谋撤回。但在我方人员回撤的过程中,印军突然向我交涉人员射击(据印方后来解释是因为士兵紧张而走火所致),当场打伤我副营长,该副营长后来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鉴于印军首先向我开火,并打伤我交涉指挥员,我副团长当即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此时,我攻击分队已经完全占领攻击出发位置,并采取了迂回包围战术,迂回到印军后方发起了攻击。在我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等火力的支援下,我攻击分队仅用半小时,既攻占了由印军非法侵占我方高地,共击毙印军13人,其中军官1人(准尉副排长),俘敌8人,其余向南溃逃,我军未予追击。战斗中,我方亡4人,伤11人。夺取印军非法强占的我方高地后,副团长立刻命令部队进行防御部署,准备抗击敌人的反扑。果然,下午二点左右,在印军位于纵深的大口径火炮支援下,约一个加强连的印军开始对我防御部队展开了攻击,但在我军的火力打击下,印军的进攻很快的退回。

入夜后,印军不断的以迫击炮和纵深火炮对我阵地进行断续的火力攻击,副团长判断印军可能在第二天天亮会继续进行攻击,命令部队加修工事,做好抗击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准备。我军所有指挥员战斗员,通宵达旦的构筑工事,利用印军留下的工程器材和物资,迅速完成了防御准备和部署,严阵以待印军进攻。同时,副团长将已发生的情况迅速向团部和山南军分区做了报告,表示将坚守到最后一个人。

山南军分区在接到副团长报告后,立刻向西藏军区、成都军区报告了当前发生的情况,并立刻抽调、组织机动兵力增援巡逻队。西藏军区首长也立刻命令山地步兵53旅紧急出动,增援桑多河谷方向,同时将情况报告成都军区和总参作战部。

第三天天亮,印军果然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向我边防巡逻队发起了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由于我军的顽强抗击,印军在伤亡了数十人后,停止了进攻。但随之而来是印军派出战斗机和直升机,对我方进行了持续的侦察、威胁,并在纵深不断的增加兵力,似乎准备进行更大的攻势。

但就在第三天晚间,我山南军分区增援部队一个步兵营首先赶到,随即进入防御地域,增强我防御力量。第四天,我山地步兵53旅开始陆续赶到,并带来了大口径火炮和火箭炮,我方力量进一步增强。同时,西藏军区也迅速派出指挥力量,在桑多河谷纵深开设了前进指挥所,准备组织力量,对印军的侵略行动展开反击,将印军完全驱逐出我方领土。

由于我军的增援力量不断增强,印军判断我军可能要对其发起全面进攻,于是,也开始不断的调集兵力,印军总部向东部军区发出了战争动员令,开始大规模的向冲突地区增强兵力。冲突发生后两周,印军已经向这个方向调集了一个军部、二个师共约7个旅的兵力和大量的炮兵与坦克,开始部署与我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行动。

鉴于印军反应迅速,部队调动又快又多,我方判断印军有扩大和升级战争的可能,为了应对印军的战争挑衅,总参作战部向第13、21、54集团军下达了预先号令,要求三个集团军的部队准备前出到西藏参加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确定第一批参战部队为149师、37师、61师和160师(即1962年在中印边境反击作战中取得瓦弄大捷的130师),并要求成都军区在西藏开设前进指挥所,组织预定参战部队指挥员前往战区勘察道路和地形。冲突发生半个月后,我预定参战部队的师以上指挥员乘飞机到达前线,开始察看地形和道路情况,并受领成都军区首长下达的预定作战任务。6月份参战部队的团营两级指挥员到达前线,组织察看地形,受领任务,其中149师和37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前线。

根据军委首长“保持克制,坚决反击”的作战方针和指示,成都军区前指首长的决心是:以13集团军指挥山地步兵52旅、37师和160师在瓦弄和巴普卡方向作战,准备歼击位于该方向的印军第2师,以西藏军区前指指挥53旅、149师和21师,在德让宗至拉鲁地段作战,准备歼击击印军第4师,相机打击印军第17师。要求部队在六月底战役集结和准备,7月作为战役开始的初步时间,待第二批作战部队到达后就开始发起进攻。战役以歼灭印军前线两个主力师,收复藏南争议土地两个重点为目标,一举解决我方主张的领土边界。

当时印度判断我军已在云南方向正与越南军队进行作战,可能难以同时应对西藏方向,所以才有恃无恐的对我进行战争威胁。但由于我军迅速增援部队迅速机动到位,并不断的从内地前调精锐的主力部队,印军开始感受到事态严重,于是要求苏联给予支援。印军感到大规模战争随时可能一触即发,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为此印度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既能否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同时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面临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困难,苏联当即表示,不能支持印度的战争,并要求印度放弃战争打算,与中国进行政治谈判,和平解决边境冲突。同时,苏联还派出特使,向我国表示要尽力制止印度的战争行动。印度内部的理智派也占了上风,于是印军开始主动后撤部队,脱离与我军的接触,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与我和平解决这次冲突。

鉴于印度开始从战争的立场后退,同时也表示了不想与中国进行战争的态度,并主动的命令位于桑多河谷的部队撤回原来双方传统控制地区,中国政府接受了印度的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8月,军委解除了西藏作战任务部队的任务使命,前出到西藏的部队和指挥机构陆续撤回内地。中国向印方移交了战俘和战死人员的尸体。

这是一次令人非常惋惜的战役行动,之所以最后没有能够达成收复藏南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后退,而因为我军在云南的作战行动,当时中央认为,不能在两个方向同时与两个国家作战,特别是与印度这样的大国,一旦战争开始,规模、时间和发展很难预料,所以才最终放弃了这次进攻战役,我们准备参战的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而扼腕叹息,如果当时开打,印度将不仅失去对我藏南土地的强占,还将失去他自认的两个王牌师–第2和第4师,在我军的铁拳打击下,这场战争将比上一次战争打击更为惨重,因为我军为此调集的兵力和火力,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作战力量。

战略机遇就是这样,一旦失去了,就很难再找回来,印度应该为躲过这次打击和教训而庆幸,而我们也会为了这次未竞的行动而惋惜。正是由于这次冲突的警醒,印度新总理拉吉夫甘地上台后,立刻提出了与中国缓和的政策,并开始了双方的政治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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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印边境冲突始末

核心提示: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撰写的《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一书称,当时印军打算使用一个师的兵力来“清除”桑多洛河谷地带的中国军队,但有两次均在最后一分钟撤消了攻击令。

环球时报/最近,印度媒体大量炒作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日报》甚至扬言说印度军队已经做好准备,“想要深入中国给解放军一个足够的教训”。这些不负责任的报道对中印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实在1987年,中印两国在桑多洛河谷地区的对峙就差点引发一场战争,最终靠双方的外交努力和政治智慧才得以化解“战争危机”。

印情报小组潜入桑多洛河谷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失败,使印度国内的一些鹰派分子很不服气,20世纪60年代末,印军精心制定了一个所谓的“防御作战”计划。不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虽然部署到前沿支撑点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但通往这些地区的公路网却始终未能建成。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下令重新审议印度的安全形势,1982年-1983年间,她批准了一份由陆军参谋长克里希纳?拉奥上将提交的军事计划,即加快速度部署军队到与中国接壤的实际控制线上。与此同时,印度下定决心大力进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

位于西藏南部的达旺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那里是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后来被印度非法占领。由于有1962年战争的教训,印度思考着如何才能长期霸占达旺地区。经过重新评估后,印度军事战略家认定,在未来的战争中,防守达旺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1983年,印度派出一个情报小组,前往中印边境东段的桑多洛河谷牧区侦察,他们在那里进行着秘密情报搜集工作,并监视中国军队行踪。印度情报小组在桑多洛河谷呆了整整一个夏季,建起了一个临时哨所,这个哨所位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侧,是个特别敏感的地点。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印度情报部门一直没有放松对桑多洛河谷的谍报工作。1986年,印度情报人员报告说,中国军队在桑多洛河谷建起了半永久性建筑,新德里顿时一片哗然。

西方外交官预言“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

1986年2月,印度鹰派将领克里希纳斯瓦米?桑搭吉上将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他设法使印度政府批准了一个代号为“棋盘行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练如何将位于阿萨姆平原的印度军队快速部署到同中国接壤的实际控制线附近。这次演习涉及印度陆军10个师和数个印度空军中队。印度陆军使用新装备的米-26重型直升机,将一个旅的部队空运到了靠近达旺的吉米塘。随后这支部队从塔格拉山口出发,越过纳木喀措,占据了附近的哈东山口。桑搭吉上将还把3个陆军师调到了旺敦附近,另有5万印军前往被他们称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的中国藏南地区。

印军的频繁调动引起了中国军队的警觉,为了防止印军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克服重重困难,把部队派上了实控线中方一侧。在实控线沿线的众多岗哨,中国军人面对面地同印度士兵对峙着,西方媒体曾推测说中印之间将爆发一场新的战争,但中国军队采取了克制态度,并没有主动同印军产生摩擦。桑搭吉不无得意地宣称,印度同中国存在着较大的边界分歧,印军的调动可以使北京认清形势。

1986年底印度议会两院通过法案将非法侵占的中国藏南领土———他们所谓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北京不止一次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印度不仅不听,反而在达旺一带有异常军事调动,中国人的忍耐已到极点。由于印军拒绝解除战备状态,1987年初,西方媒体认为北京的语调已经同1962年时类似,一些西方外交官甚至预言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不久即将爆发。

印军叫嚣将战线推至雅鲁藏布江

面对紧张的中印边境局势,印军高级将领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反而下达了代号为“猎隼行动”的命令,桑搭吉试图在边境地带显示印军巨大的进攻实力,以此来压制中国军队。印军从西向东和从南向北部署重兵,米-26重型直升机频频起飞,步兵战车和装甲部队也出现在了锡金东北部。到1987年4月,印军向塔格拉山脊下的阵地补充了大量兵力,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建立了直接威胁中国军队哨所的尖兵哨。7个分得很开的尖兵哨所显示,印军不仅侵入中国领土还向前作了少许移动,这引起了中国军队的强烈反应,两军紧张地对峙着,战争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

桑搭吉自认为印军已同1962年时完全不同,现在印军不仅熟悉地形,而且装备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可提供给养、支持地面攻击。按照他的设想,如果中国军队像1962年那样发起反击,印军就可以利用新式装备“围歼”以轻装步兵发起进攻的中国军队。桑搭吉甚至计划一旦战争爆发,印军可进入中国西藏纵深作战,将战线推进至雅鲁藏布江一线。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撰写的《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一书称,当时印军打算使用一个师的兵力来“清除”桑多洛河谷地带的中国军队,但有两次均在最后一分钟撤消了攻击令。

外交斡旋化解“战争危机”

1987年4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毓真反驳了印度对中国的无理指责,马毓真指出,中国没有侵占过印度一寸土地,相反倒是中国的大片领土被印度占领着。中国已经基本完成裁减军队员额100万人的任务,而印度1987-1988年度国防预算却增加了43%。第二天,印度《每日时报》报道称,印军至少有5个战斗机中队已部署在前沿地带,数目不详的米格-23战机也调动起来。《印度斯坦时报》4月17日报道说,印度“政府可靠人士”证实,“印陆军和空军正沿中印边界向东部调动”。

其实,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早日合情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国内的鹰派言论已被煽动起来,舆论频频向中国发难,印军的动向也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在美国访问时表示,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但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进行侵略性刺探,中国将不得不作出反应。

就在西方媒体纷纷预测第二次中印战争会在何时爆发时,中国和印度之间化解“战争危机”的外交努力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英迪拉?甘地之子)并不希望鹰派分子真的挑起一场同中国的全面战争。从地缘政治和后勤方面考虑,无论胜负,同中国开战都是得不偿失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毓真也表示,如果印度从中印边境撤军,就可以使那里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5月印度外交部长蒂瓦里在赴平壤参加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期间顺访北京,他向中国领导人带去了拉吉夫?甘地的一个口信,即新德里不打算继续使边境地带的局势恶化。在国际上,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感到中印两国间有必要更认真、“更现实”地谈判,以便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当年7月,拉吉夫?甘地在北方邦国大党支持者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说,有关中印边界局势的错误报道是由某些西方大国蓄意传播的,目的是要在印中两国之间制造误解和紧张。

中印两国都意识到了边境地带对峙的危险性,两国政府决定逐渐减少在前沿地区的兵力部署,并重新开启双边对话。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寻求实现中印两国之间的真正和解,希望两国能共享和平之福。到1993年,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以确保实际控制线两侧的和平,在这项协定中,引入了“平等互利”的安全原则。至此,这场边境危机终告化解。


1987年中印边境冲突始末(桑多洛河谷冲突)

中印边境“874演习”(印军在最后一分钟撤销了攻击令)

铁血社区/1986年印度在巴基斯坦边界实施了直到当时为止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黄铜平头钉行动——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其目的是“制造一种巴基斯坦将被迫进行攻击的局势”。森达尔吉没有得到将其计划付诸实施的机会,因为巴基斯坦政府镇定自若,不为挑衅左右。于是他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将陆军的重力转到在麦克马洪线地段针对中国。

东段的局势通过另一次爆发的也许可以被称作是以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的地点命名的“朗久综合症”而变得再次燃烧起来:印度人坚持有权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那些他们认为当地地形说明麦克马洪将线画得太过靠南的地区(他们从来没有发现他将线画得太过靠北的地段)。正如自1959年以来所证明的和在1962年10月斩钉截铁地回答那样,中国不允许这种单方面调整,总是勇敢地面对它们。然而在1985年,当春天冰雪融化,印度人的巡逻季节再次开始时,特别服务局(SSB,1963年成立的一个边界侦察和情报机构)派出了一个分遣队。在桑德洛河(The Sumdarong Chu)(编者注:即桑多洛河)上建立了一个观察哨所。那个地点使哨所对中国人在塔格拉山脊背后的军事部署一览无遗;而且这个新哨所不仅是位于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中国一边,还由于它曾是边界战争的爆发点因而是个具有特别意义和敏感的地区。

1962年人民解放军单方面撤军时提出的条件规定:

在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不丹边界和塔格拉山脊之间三角地带的领土要成为非军事区,并且保留“反击”的权利,如果印度进入该地区。

然而,中国人对新哨所的建立没有立即作出反应,直到冬天降临时特别服务局分遣队撤离前它未受到挑战。在察看撤走的地点时,中国人注意到已经开始工作要把这个地变成一个长年性的哨所:他们摧毁了那些结构,并建立了自己的哨所,还开辟出一个直升机场。在1986年7月特别服务局的人员返回要重占阵地时,他们发现中国人已牢牢地把守在那里。中国人预料到的那些言词很快地披露给新闻界,官方发言人同往常一样将它说成是未经挑衅的对印度领土的入侵;8月8日印度政府正式谴责中国故意派出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中国人在桑德洛河地点先发制人和不让印度占有它一事被森达尔吉将军利用来作为陆军必须采取行动的一次挑战.接着一次新的演习,猎隼行动,在一次例行的地图演习棋盘行动的基础上被很快组织起来。后者原来曾计划大约在那个时候实施。猎隼行动是要同中国对抗以在其边界显示巨大的进攻力量,如黄铜平头钉之对巴基斯坦一样。

1987年初印度陆军逐渐收缩黄铜平头钉,开始从西向东和从南向北部署重兵。作为开端,三个步兵师,尽管由于它们在黄铜平头钉中担任的角色弄得紧张而疲劳,还是穿越印度被调往麦克马洪线地段。到1987年4月,印度军队已以巨大的兵力据守在塔格拉山脊下的阵地,在那里其几个营在边界战争开始时曾被打垮过。印度人在桑德洛河建立了两个很强的威胁中国哨所的尖兵哨,中国人立即在距其7至10米处部署与其对峙。印度人在七个分得很开的尖兵哨所,都跨过麦克马洪线向前作了少许移动,这立即引起中国人的反应,形成对立的两军之间的紧贴接触对抗。于是,森达尔吉放弃了交火。

到此时为止,印度陆军经过几十年的重新武装和扩军,与1962年勉强集中起来要将人民解放军从其在塔格拉山脊居高临下的阵地上赶走时的装备不良、衣着单薄的军队大不相同,后来尽管有牢固的防御阵地,但是由于将领无能,没有进行战斗即告崩溃。现在印军不仅对在这种地形中作战很有准备,装备精良,而且有多条公路通达靠近关键的边境地区,并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提供给养和支持地面攻击。在演习的高峰时,印度部署了12个师和好几个附加的独立旅来反对东北方面的中国人。印度空军的地面支持和战斗轰炸机都被调到阿萨姆和北孟加拉的机场:据来自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有5个空军中队。

森达尔吉将军的计算是,如果中国人象他们1962年所干的那样被招引作出反应,使用轻装步兵开展迅速移动,猛烈打击扫荡周围的印军阵地,他们可以被从准备好的防御基地进行攻击的优势印军所制止、包围和消灭——一种被森塔尔吉称为“围歼”的策略。如果中国人以武力作出反应,他的战略还要求对西藏实行有限的反攻,伴随着印度空军对步兵起支援作用。必要时扩展到确保制空权,轰作中国在西藏的空军基地。森达尔吉的战斗方案似乎以越南成功地抵抗中国的入侵作为范例:不久前他曾率领一个印度军事代表团访问过河内。

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象他们在1962年所干的那样作出反应。他们对西藏大大地进行了增援。包括来自成都和兰州的野战军,伴随着战斗轰炸机和适于在高原上行动的战斗直升机。北京的领导人无疑知道在新德里官方圈子里所表达的观点——公正地说,是在他们异常偏激的时候——即印度应当将其边界推到雅鲁藏布江,因此慎重行事。5月间,北京正式警告印度它坚持“侵略”的严重后果。

当时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印度陆军计划并准备以一个师的进攻来清除在桑德洛河地区的中国人;但有两次,据这些报道说。在最后一分钟撤销了攻击令。此种行动无疑会重新点燃一次全面规模的边界战争,或许有更严重的事情;但是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北京没有被一些刺耳的话挑动起来进行报复。

印度政府将这次对抗看作是中国借故生端侵占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的另一结果的说法淹没了北京比较真实的陈述,犹如曾经匆忙走向边界战争时发生的那样。但是考虑到这一对抗的潜在爆炸性,令人吃惊的是在国际上却很少公开对此予以关注。然而,卫星观察使华盛顿可以看到所发生的一切,行政当局从大约1987年3月起便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看来美国人在4月间中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将军访美时向他提出了此事,引起的反应是: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进行侵略性的刺探,它将不得不作出反应。这使华盛顿的官员想起邓小平在去年10月当时的国防部长温伯格访问北京期间对印度所进行的激烈批评,据《远东经济评论》消息十分灵通的通讯员称,当时邓“指责印度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说,如果不停止这种行动.中国将不得不‘教训一下印度’”。在1987年3月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去北京时,邓再次就印度行动的潜在后果发出警告.并劝告美国政府考虑美国计划向印度提供高技术防御装备在印度的各邻国所造成的忧虑。

美国人全然不喜欢看到任何一种情况。在印度与中国发生争吵中华盛顿的最高希望(和最深远的计划?)得到满足的欢欣鼓舞的日子早已过去了。现在此类冲突不符合美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得到过这样的通知。从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此之前即清楚表明,苏联希望看到新德里和北京之间恢复良好的关系,自己还采取了为开始解决同样棘手和显然难以处理的中苏边界争端所需要简单的——但有预兆性的——步骤。

1987年夏末对抗以惊人的速度缓和了.这一巨大逆反大概反映了印度总理或内阁在回应美国的警告中对权威的一次过时伸张。新德里在其声明中把调子放低了;还接着伸出一个橄榄枝:寻求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北京的邀请。

沿麦克马洪线对立两军的地方司令员之间的会见得以安排。这导致在某些地区的脱离接触。然而在塔格拉山脊的4个哨所眼对眼的对抗依然如旧。在整个东段,印度陆军仍将兵力部署在前进阵地上,森达尔吉学派的另一位将军在1995年发表意见说,这使其部队“自他们1962年正是在这些山地上受辱以来第一次在斗志上胜过了中国人”。此后不久森达尔吉的任期结束。他退了休.但强调说:他曾提出挑战,而北京对它的反应被动,这恢复了印军在1962年丧失的斗志,“将其尾巴再次翘了起来

话说当年。。。。。。

中方在有争议的前线地区建立直升机基地,接收刚从美国引进的“黑鹰”直升机,印方不满声称是挑衅,不撤掉就要开打,同时在西藏的间谍开始作种分裂西藏,战争中期叫西藏内乱和印度里应外合。

咱们也不手软准备随时开打,猫耳洞都挖好了。巴基斯坦表示一旦有事将调5个坦克师从克什米尔进攻以牵扯印军主力。

但当时国内形势是重点发展经济而不象79年那会儿刚改革开放出生牛犊不怕虎又有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越南又刚打完仗实力很弱,再加上当时和越南的冲突并没结束,腹背受敌兵家之忌,相信印度人也是看中了这点。

美国又决定如果中国将黑鹰直升机部署在中印边境美国将不负责黑鹰直生机的后续零件维护和购买,当时中美正在蜜月期,中国还想依靠美国获得军事技术经济援助,国内在治理整顿,那时的煤炭电力运输等基础设施可不象现在这样,当时的条件是很差的,大战略上讲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

当时和越南的战争也行将结束,和越南的10年战争已使中国疲倦,中国不想再为一个直升机基地打仗,而且这场战争的优势并不明显。

老邓最终决定撤消直升机基地计划重点发展和周遍国家和平友好的关系,中国在国际上受到好评,邓公肖像也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但印度阿三并没罢手,在西藏制造内乱扶持藏独,藏独也不甘心,箭以上弦不发不行了,最终在在印度授意下88年制造了拉萨暴乱导致拉萨戒严。

从此中印边界便一年也没消停过,年年有枪击事件发生直到2000年中国经济实力大增而印度遇到经济危机新领导人上台印度不得不决定调整对华关系。印度在大对决中败下阵来,而藏独那些人为此失去了武力斗争的条件改变了策略,这也使911后美国没把藏独放进恐怖组织,而使藏独作为政治团体有机会生存下来没有象东突那样走向灭亡。

我可以从侧面证明楼主资料。记得那时我正在重庆沙坪坝,离歌乐山军用机场不远,从87年初开始,从各地转场的战斗机运输机彻夜不断,到春节到高潮。现在想起来当时歌乐山机场应该是一个重要转进场,从东面南面调的歼7应该是从这转场的。听成都同学说凤凰山机场也一样,尽是大飞机,往年还可以去放风筝,那年不行,老远就被纠察拦了。但我没亲眼见到。有成都朋友可以回忆一下,就是有恐怕也都三十好几了吧,真是岁月催人老啊。从北方来的歼8应该是从凤凰山转场的。就是从87年开始,7开始进藏的,邦达机场也是87年也空军2个工程团赶急的[修了多年,烂尾工程,八十年代收缩军费的牺牲品]叫小三一闹,起死回生了。中印缓和以后改军民两用了。

接着回忆:大概是三月吧,我记得天都有点热了。我走红排楼过,堵车,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当时成都连2环都没有,西门外都是郊区了。我实在不耐烦,下车到前面看究竟怎么回事,前面人山人海,过兵了!那气势,回想起就两字:震撼。最外层是穿老式警服的警察维持次序,然后是是背半自动警备区的兵,指挥交通的是野战军的纠察,个个1。8以上,戴墨镜,手拿红绿旗,背AK,面无表情,站得笔端。靠,王牌军啊。从老成乐路来的,大车下了车牌,小车把车牌用纸覆了,望不到头的解放,中间夹盖伪装网的小车,扫尾的是炮车,122加,122火箭炮,最后是电子车,车上架全是天线,最后纠察的车,几十个纠察,在最后一辆车过了后,翻上最后一架车,扬长而去。一句话都没说,真他妈酷。然后警备区开上他们的吉普就走,恐怕心头有点不爽。。。。。不过他们回去就开饭,车上人还要开上千公里啊。最后是警察,疏散交通。

用今天词说:今研判我当年看到的恐怕就是参加楼主说的874演习的13军驻乐山149。或南充38。

说句题外话,围观人上万,人人喜笑颜开,卖汽水卖小吃什么都有,好象是在看戏。哦对了,人们都说是去打越南,走川藏线打越南,呵呵。由此可见人们心情之放松。也由此可见人们对自己子弟兵的百分之百的信任和放心。我想,今后城里人再见这么大场面恐怕很难了,以成都为例,三环,绕成高速都通了,再出现这种事直接就绕城都走了,不扰民,再说,航空运输越来越发达,老兵新兵都是坐飞机进出藏。我们国家在发展地方在发展,我们的军队也在发展,不是么?

当时是作了准备,只是战斗机放上一段时间不开机,就必须用”外挂“的发动机辅助点燃。川藏路路况复杂无法使大部队快速通过,不用印方空袭,光交通意外就可以让咱们堵上个把月;而青藏路过唐古拉山至林芝段比川藏路好不了太多,而过林芝后只有通过5200多米的米拉山口进至拉萨这唯一通道,交通保证对我方十分不利。

而且当时的我军大规模兵力空运的能力及其有限,对气象条件依赖性很大。那时可以用的机场应该就是日喀则的和平机场吧,其实就是个场站条件很差(说起来很怀念,在那里服役时我们连长说,一旦开干我们的任务就是负责和平机场的防护。他开玩笑说:那时在山的正斜面上作点假目标然后放几个防空了望哨,反斜面做点防空火力点,就可以到防空洞里打牌(纸牌)去了)。而我军在印度方向上的兵力于了人家数倍,人家从第一次冲突后就在咱们正面逐渐扩军,到目前已经有了2个军,几个山地师。而咱们还是因为后勤问题把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口、通道都放弃了。

基于那次演习最终能“顺利”结束而没有升级的说法还有(老兵口述):“军委决定再给阿三点厉害看看后就征询成都军区与西藏军区的意见,说在冲突发生后(那时已经是箭在弦上,只要出现成规模的冲突就会升级为地区战争)是否可以凭借目前在藏的兵力坚持数周(具体时间不祥)?军委得到的答复是明确的”不可能”,再考虑到后期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等诸多问题后“演习”终于没有升级。

就连目前我们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还是一直忍让,由于后勤等问题,我们目前的实际控制线和我们早就耳熟能详的臭名昭著的“麦克·马宏线”是有很多相似点的。而印方目前在我们正面的部队可是连飞机、直升机的场站都有了,而我们的一些部队在下雪封山后就基本与后方断了地面联系,而我们的陆航在那次损失中将的坠机后就“一蹶不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进藏的,而且对气象条件要求的十分苛刻。

所以我们的青藏铁路是非常伟大的战略工程,先不说它多么的劳民伤财,多么的破坏环境,也不管他成就了多少贪官污吏(大家对高原冻土地区施工费用如果没有什么概念,我就提供一个数据:平均海拔4600米的高原山地7~9公里的盘山公路最低标地是2个亿,当然是人民币)。一旦它顺利通车那我们的军用物资就可以及时而廉价的运进西藏,而且老百姓的物资供应量在提高的同时成本也下来了,那可是安定民心的大好事呀。到时如果真要动手估计成都是看不到多少兵了,他们都转移的青海去了。

在网上看到不少关于中印两军在边境上对抗的种种资料,不过都不大详细,特别是1987。3月开始的对抗,据传是中印两军最后一次正面较量。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战而屈人之兵,获得完胜。在此敬请各位了解这一段军史的在西藏军区服役过的军人,特别是这一次演习的亲历者赐教这一次对抗过程和细节,满足一下广大军迷好奇之心。

以下为网上摘抄的部分内容:

一、桑多洛河谷冲突

八十年代拉 甘地上台后,印度的“1962年悲情”开始发酵。经过多年来苏联的支援而实力大增的印度认为,报复1962年失败的时机已到,于是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举行军事演习并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1986年,印度在中印边界的争端地之一达旺地区建立了一个哨所,最终导致了年中的边界对抗和紧张。同年,印度单方面成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妄图造成既成事实从而迫使中国不得不接受。1987年,为了向中国显示印度的军事实力,拉 甘地政府在印度东北部展开“棋盘演习”,公开向中国军队叫板,以试探中国在边界争端上的反应。

1986年到1987年,中国边防守军根据军委指示,曾组织过多次挤占行动,87年局势达到过一触即发的程度,相当紧张。最终,中印两国军队在桑多洛河谷发生激烈战斗,斗争结果以中国赢取胜利告终。中国在这一次的反蚕食斗争中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在边界上中国收复了自62年撤军后的部分领土,夺回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部分土地。

插曲1:

人们不会忘记,1987年夏,中国战略备忘录记载的西藏边境的那次武装对抗。那个夏天因为这个镜头而被定格:我百余名官兵手持多种现代化轻武器一线排开,怒视蚕食我领土的400多名印军……一小时后,暴雨挟着冰雹砸下来,打得钢盔和枪管直响,我军官兵岿然不动。冰雹过后,刺眼的阳光带着强烈的紫外线洒向大地。硕大的汗珠顺着面颊流到枪管上,发出“吱吱”的响声,中国官兵依旧岿然不动。6个小时。大地,静得令人心颤。中国军人从容不迫地逼视着印军400多名“胡子兵”微颤的枪口。最后,对手竟在这无言的逼视中潮水般地溃退下去……

这支与印军对峙的中国部队其前身是解放战争中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部队,曾参加过“护国运动”,解放后参加了“抗美援朝”,堪称解放军中历史最悠久的部队,其历史之久连参加过“北伐”的叶挺独立团也不能相比。1985年12月,该部成为我军中第一批改编为山地步兵旅的部队。

插曲2:

桑多洛河谷冲突后还有一个小尾巴:一个印度士兵向我方投诚,这个士兵是印度阿萨姆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黄皮肤黑头发,在部队里受到其他印军的欺负,便乘机跑到我方。后来从大局考虑,我军还是没有收留他,将他遣返印方,他回去后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

二、1987——中印桑多洛河谷之战

1962年的失利深深地挫伤了印度这个大国的自尊心,印度知道要想抚平创伤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中国复仇。尽管在80年代印度各党派都同意继续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确保了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但是,拉 甘地个人对中印关系正常化却并不感兴趣,拒绝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边界问题的一揽子交易,并且在陆军势力的鼓动下重拾尼赫鲁的“前进政策”。经过多年来苏联的支援而实力大增的印度认为,报复1962年失败的时机已到,在1986年印度成立非法的“阿鲁纳恰尔邦”,于是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举行军事演习并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导致在1987年3月与解放军在桑多洛河谷发生激战。

解放军在这次冲突中,让印军发热的头脑重新又冷静下来,印度政府发现中国军人并不象陆军将领所说的不堪一击。同时印度的挑衅也不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由于美苏对峙,他们无力支援印度对抗中国。早在1986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新德里,婉转地向印度传达了一个信息——如果中印间发生冲突,苏联不会履行苏印条约中对印度的承诺。

1987年的那次中印边境冲突规模不大,交火时间也很短,但紧张对峙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印军被击毙16人,受伤人数不详。虽然具体情况不清楚,但阵亡的印军中有6具尸体是由我方交还给印方的,说明很可能是印军入侵我方控制区然后被击毙的。当时路透社援引印度的报道说是中国军队首先在一个有争议的山口(地名很拗口,记不得)树立五星红旗,然后引发的冲突,印度军队在驱逐中国军队的途中遭到有预谋的伏击,为避免事态扩大,印军撤离了交火区。我方损失情况也不清楚,不过看来印度又吃了亏。实际上在80年代的反蚕食的斗争中,我方争回了麦线以南的部分土地,今天的实际控制线并不完全按麦线行走。但大体趋势,则可能无法挽回。

在卤莽地边境军事试探遭到了挫折后,印度政府重又务实起来,1988年12月甘地总理克服种种阻力成功访华。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开始了缓慢但逐步平稳地解冻(尽管其中又有曲折),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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