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17/华国锋整治乔冠华始末

作者:温相/华之所以选择乔冠华为整治的对象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颇有一番来由。

乔本人在文革之初受到冲击,甚至沦落到卖报的境地,这点对于一个热衷的乔冠华来说不啻于绝大的震动,后来有人说这件事之于乔来说大概已经可以用“恐惧”来形容并非过分。

而乔晚年的政治伴侣章含之在外交部因为与王海容势同水火,并且伴随着章士钊的病故而渐渐失宠于毛。在章来说,需要拉上救命稻草。而这根稻草便是江青。

王海容的失宠时间是在1975年下半年,她和唐闻生被毛称作“小老鼠”,其比喻和当初的陈伯达类似,焦点是她们投靠邓小平。王、唐改换门庭这件事深可琢磨,如果铺陈开来,恐怕一两篇文章也说不完。但章含之因此看到了机会倒是真的。

党内沿袭最久的就是“宗法观念”,说白了也就是纲常之道的现代版。周恩来是乔的举主,也是乔的恩人,没有周的提携和教导,乔不会有后来。从私人的一面说,周又是乔近乎兄长的人。从公的一面说,在文革后期仍旧苦苦支撑局面的以周为主。所以,不论是哪一个方面来说,乔出面批周都是最伤人的地方。

而另一个不易察觉的地方在于,此时的江青等人已经声名狼藉到可以的地步,连带着统帅他们的毛也面临着极大的信仰危机,其实这种危机从林彪事件以后便已经开始了。所以,这才有了王唐等人的小动作,也才有了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进一步的整顿。文化大革命在1975年的时候已经濒临全面破产。

可是,毛并不准备收手,他最后的一击尽管已经没有了十年前的力度,却到底收到了部分预期效果,邓、叶几乎同时下课。乔冠华、章含之上了贼船,暂时获得了重新的信赖。

华成为接班人是毛的一步缓棋,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毛远新有个笔记本,后来被收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传》中专门引用了毛远新这个笔记本中的部分记录,据外流出来的手抄本中记载,毛与毛远新说过:“锻炼好身体,和邓小平他们斗下去”的话(原话大意如此)。

虽说这是目前没有解密档案支持的孤证,却也孤证不孤。

毛召开的批邓的政治局会议名单送审时,毛提出叶剑英、苏振华等人不能与会。这种“挑三拣四”的做法之于一向雷厉的毛来说,也是迟暮之举。这说明毛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已经步入衰迈。

这也就是毛最终无法直接将权柄交付毛远新等人的最大缘故之一。

周恩来病逝,毛不准大规模纪念,但老干部当中对此反感最大,杨尚奎等人甚至在私下里摆设小型灵堂表达自己的心意,王震更是半公开的搞“串门”活动。这些暗流的涌动毛不可能知之甚详,但多少应该了解一些,而此时的毛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来处置这些内容。

华的登台,江青是最为知晓过程的。她对华的轻蔑随处可见。但近来有些资料显示,江青之所以与华闹翻,在于华并不准备遵守毛生前界定的各自权力范围,有“篡改”领袖遗愿的“嫌疑”。

按照常理说,瓦罐要离锅沿远一点才是,庶几可以避免粉身碎骨。但是,章乔二人非但没有远离,还有进一步的打算。

据张颖回忆,乔、章甚至为江青“拉客”拉到了她和章文晋的门前,章文晋是书生,张颖更是闲人,而乔、章的奔兢、献媚于此可见一斑,说到底还是一个“权”字。

而这时的乔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因素,说了一句至今人人皆知的话:陪太子读书。

这位“太子”指的就是日后成了英明领袖的华国锋。

乔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但他不是丁玲一类的书生,而是周扬、刘白羽一类的书生。

刘白羽生前说过一句实话,这句话还是刘在延安时说过的,他说希望像周扬那样,既有权又能写文章。其实,这是中国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之一,乔冠华也不例外。

但遭逢大变之际,乔的书生本色就露了出来,即不懂进退之道。

江青等人虽然手中大权在握却早已是众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务必除之而后快。老头子在日大家自然无法可想,一旦冰山消融,他们有何可恃?乔、章虑不及此。

四人帮被捕以后,收拾乔冠华、章含之也就提上了日程。上面有整治的意图,下面还要有推波助澜的帮衬,而这个帮衬则来自于早就与乔有着矛盾的姬鹏飞。

章含之对于姬鹏飞当年的表现深感痛恨,这在她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有过相当露骨的流露,到底因为见证了姬鹏飞父子最后的下场而变得多少有些惬意的章含之好歹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乔在政治上被打倒还有一层潜在或可说由来已久的因素。

党内歧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是源远流长的,一俟说到整治这些人,一般来说都是很有市场的。郭沫若那样的地位,罗点点当初不过是个孩子就能当面嬉笑,虽说给乃父罗瑞卿制止,但已经露出此类端倪。乔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干部,收拾他这样一个“树倒猢狲散”的人物,对于已经将一度炙手可热的四人帮抓捕的胜利者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李先念对回来的黄华描述说乔冠华陷得很深,李先念还用手笔划了一下,表示乔已经陷到“脖子”这里了。如果徐景贤转述王洪文的回忆属实的话,李先念早于批邓之前就已经在毛面前揭发了邓,不知道这算不算“陷得很深”?

乔本人既有政治上拆烂污的劣迹,也有人品上的缺陷。关于后者,同为外交部同仁的符浩有过专门的回忆。符浩有过一本在朝鲜买到的《红楼梦》的珍稀版本,据符浩自己说,此版本在国内也只有两本,后来这本书在文革初期遭到洗劫,不知所终。稍后,复出的符浩在乔冠华处又看到此书,当面问及乔,乔顾左右而言他,令符浩大感愤怒。

倒是周南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乔的另一段“不省事”的往事特为传神。乔冠华有一罐英制555香烟,是外人送给他的,当年供应紧张,即便是邓小平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也难得一见这样“洋烟”,但每次开会,乔冠华只顾自己“开荤”,独自享用三五香烟,从不让一让近在咫尺的邓小平,后来邓有些忍不住的问乔,你有什么宝贝怎么也不拿出给大家尝一尝?乔这才放手让烟。

应该说,乔冠华并无政治才能,对于处理各类复杂政治斗争也无定见,当次天崩地裂的环境,他不选择退保,也不选择沉默,而是选择冲锋,正所谓“望乡台上敲鼓-还嫌自己死的慢”,这是他的自我取死之道。

而墙倒都要众人来推,之所以要推,原因之一就在于乔的人品的缺陷。

有了以上两点,乔不倒也要倒了,不但倒了,至今也没有看出任何还阳的起色。

自然,在众人推倒的身影中还有章含之的“功劳”。这位“贤内助”的热衷比较乔还要强烈,有些女人实在不能预政,其狂热的属性注定她只能充当炮灰。只是在她充当炮灰的同时也拉上了乔冠华,尽管乔也是深表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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