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谭卫儿／直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电视新闻仍以卫星传送新闻画面为主。那些年，到内地採访的香港电视记者都有过类似的痛苦经验﹕採访完一宗新闻，气喘嘘嘘赶到中央电视台的传送部，赶著在订好的十多分钟时间内(卫星传送价钱不菲，一般电视台只订十至二十分钟)传送画面。
如果在开始传送后，忽然间香港同事在电话另一头气急败坏地大喊﹕「收不到信号啦，赶快查查！」这时，你发现这边并没有发生技术故障，于是，你会心中暗暗叫苦﹕糟糕，肯定是这宗新闻太敏感，有关方面把传送信号卡掉了！
时光飞逝，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以上情景，对于北上採访的香港记者来说，已成天方夜谭。随著科技的发展，卫星传送这四个字已成过去式。如今只要有一部手提电脑，随便到一家网吧，你都可以即时把拍到的新闻传回香港。这一来省下昂贵的卫星传送费，二来也令记者再无需担心敏感的新闻画面可能被卡掉，因为电脑传送免却了香港记者的报道内容在传送过程中被相关人士有意无意的「监视」。
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通讯科技的突飞猛进，实现了更大的民主化，也令新闻自由得到更大保障。然而人们很快也发现，互联网是一把双面刃——互联网令世界变平，却也令世界不安，网络媒体正以其独特的个性，嘲弄著那些压抑任何煽动言论的各种法律法规，科技的不断创新，更大有把人们面前的既定一切击溃之势。
只是，互联网在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自由成长后，遇上应否接受监管的挑战了。而这挑战，近日因著中国政府整顿「不健康」、「低俗」网站而再次备受外界关注。
中国有超过二亿五千万网民，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互联网，中国政府是充满戒心的，这里不但有政治上的考量，也有文化道德的顾虑。网上监视、防火牆等，在中国内地都不是新鲜事，以至外界把政府对互联网的开放程度看成是中国新闻自由的一个指标。奥运期间，境外记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奥运新闻中心内提供的上网服务有没有「隔绝」那些被北京视为不友好的网站。
值得玩味的是，与以往外界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出于政治原因，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监视及审查不同，这次北京七大部门集体採取行动扫荡「低俗」网站的举措，外间反应不太强烈。美国CNN在其一篇报道中也指出，过滤互联网内容，特别是限制色情内容是全球的大势所趋。想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是时候不要随意把中国对互联网内容的监管泛政治化；
而被北京点名存有「低俗」内容和链接的，不乏内地知名网站如新浪、搜狐、QQ、百度等。官方理据是这些内容「违反社会公德，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被点名的多家网站纷纷公开道歉，表示会「自觉抵制低俗之风，淨化互联网环境」。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新闻媒体，许多人一直以来的观念都是不应轻言立法监管。原因只有一个﹕维护言论及新闻自由宜宁纵毋枉。科技令我们的世界变小，一种创新产生出另一种创新，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最终的结果会怎样，但信息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因此形成统治阶层与平民间距离的拉近和平等，却是不争的事实。
统治者与民众可以同时平等接收、收看重大新闻。只是当科技改变媒体和新闻运作之际，当新闻工作者被视为那位喊出「快看！那个皇帝」的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在戳穿了皇帝的新衣后，在监视皇帝和披著权力外衣的人的同时，有没有把自己排除在批评与监督之外？
事实上，当权者也好，新闻媒体也罢，其所行使的权力均是以公众之名及公众利益为前提。有时就很可能出现谁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弔诡，一如这次中国政府整顿不良网站一般。政府部门义正词严指责某些网站罔顾公共道德，但另一方面，也有舆论担心这是否中国政府借故收紧对互联网引发的资讯自由流通加以管制，如何小心平衡箇中的界线，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二零零九年对中国而言也是特殊的一年，不但要面对严峻经济挑战，也具有独特政治意义的一年。十年前，北京正式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二十年前，天安门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大悲剧。我们常说，温故而知新，如此便意味著国人应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要做到这一点，容许更多公开的讨论，特别是开放网上讨论，才显示出泱泱大国懂得自省，进而自强的个性。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上，做人尚且该「事无不可对人言」，一个政府更应该「事无不可对民说」，一个要求人民莫谈国事的政府，人民对其自然有保留。人民的眼睛始终是雪亮的，他们会分得清楚﹕为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为维护公认的道德价值而整顿不良网站，与以此为由收紧言论自由这两者间的根本区别。
科技的潮流浩浩荡荡，既改变我们的社会，也改变媒体。要紧记对资讯提供价值判断的，始终是人不是科技。
谭卫儿﹕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穿梭两岸三地和世界各国多年，见证多个重要历史时刻。热爱新闻，因为「每天都是新的开始」（Tomorrow is another day）。现任亚洲电视新闻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