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9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草原。就在这场风雪中，产生了一个后来在中国大陆可谓家喻户晓的故事和两个光彩夺目的小英雄——“草原英雄小姐妹”。
经过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课本的传播，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影响了几代人。但是，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这个故事背后还有鲜为人知的故事。我是在80年代就听说这件事的，但一直没有见到任何文字材料。后来看到一本《蒙古写意》(内蒙民族出版社，1998)，说到这故事背后的真相。我曾想为此写一点文字，但写了一半就放下了。
2006年5月的一天晚上，偶然打开电视，看到内蒙古卫视“北国纪事”栏目正在播放关于这个故事的访谈。当事人几乎都出现了，救她们的老人虽然已经去世，但也播出了照片，还有几年前有心人留下来的录像资料。它让人想起那个年代，想起那个年代的新闻报道和文学艺术。于是，我决定写完这篇文章。因为这个故事很有典型性，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不应忽略的。
一
事情发生在达茂旗新宝力格公社日光大队。两个年幼的女孩——吴龙衣和吴玉荣，一个11岁，一个9岁，在替父亲放羊的时候，被卷进了突然到来的暴风雪。这是草原上常见的事，也是极为可怕的事。在风雪中，两个女孩紧紧跟着被暴风雪驱赶的羊群，在零下37摄氏度的风雪中走了一天一夜，奔波了三十多公里。2月10日早晨，妹妹玉荣已经走不动了，倒在了冰雪中。姐姐龙衣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追赶着顺风狂奔的羊群。
就在姐姐龙衣也几乎挺不住的时候，一条铁路挡住了狂奔的羊群。更为幸运的是，风雪中出现了两个人，一个蒙古族中年男子和他的儿子——一个9岁的男孩。他们刚刚去白云鄂博车站送走了要回呼和浩特过年的朋友，正冒着暴风雪赶回家。他们在铁路边的低凹之处发现了挤在一起避风的羊，还有那个追赶羊群而来的小女孩。小女孩用蒙语断断续续地说，她的妹妹找不到了，就在不远处的山上!中年男子拉起女孩穿过了铁路，把她安顿在铁路的扳道房。他留下儿子照顾女孩，自己又急急忙忙到矿区打电话，找人前来寻找玉荣。几个小时之后，人们在山上找到了玉荣。
小姐妹被送进医院抢救。由于冻伤严重，妹妹双腿截肢，造成终身残疾;姐姐也失掉了脚趾。
小姐妹的事迹令人赞叹，因为他们用生命保护了公社的羊群。她们放的384只羊，只有3只被冻死，其余安然无恙。当她们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赶来看望的公社书记就是这样表扬她们的。
事情发生的时候，一位著名作家和新华社内蒙分社的一位记者正好到白云鄂博采访。他们听说有两个牧民的小女孩在大风雪里跟着羊跑而被冻伤的故事，马上进行采访。于是，196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
第二天，3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乌兰夫亲笔题词∶“龙梅、玉荣小姊妹是牧区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接班人。我区各族青少年努力学习她们的模范行为和高贵品质!”
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草原英雄小姐妹》。接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做出决定，授予龙梅、玉荣“草原英雄小姐妹”光荣称号。
此后，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她们成为家喻户晓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她们的事迹不仅在报纸上被反复宣传，而且被搬上舞台，搬上银幕，画成连环画，编入课本。
在我的叙述中，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一个问题∶被表彰的“英雄小姐妹”与生活中保护羊群的小姐妹之间，名字有些不同。这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错误。小姐妹本来姓吴，姐姐叫吴龙衣，妹妹叫吴玉荣。她们的事迹迅速见报了，但人物的姓名却没有写对。多年以后，玉荣在接受田炳信的采访时说∶“姐姐的名字搞错了，我叫吴玉荣，姐姐叫吴龙衣，见报后，姓不见了，姐姐也变成了龙梅了。”小姐妹对此只能将错就错，从此之后，她们的名字干脆没了姓，吴龙衣干脆成了龙梅。新闻报道竟有如此力量，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大概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重要的误差还不在这里。
按照常理，这个故事中有两类英雄，一是保护公社羊群的英雄，二是救小姐妹的英雄。龙梅被发现时已经支撑不住，而她的妹妹玉荣早已倒在山上的冰雪中。如果不是遇到这个中年男人，她们的结果可能就不仅仅是截肢。英雄小姐妹是那样光彩，救了英雄小姐妹的人当然同样光彩。那么，是谁救了我们的小英雄？
在当时的宣传中，这个英雄是扳道工人王福臣，是他救了龙梅和玉荣。王福臣是铁路上的一个扳道工人。在中年男子带着已经冻坏的龙梅穿过铁道奔向扳道房的时候，他正在指挥着即将通过小站的火车。龙梅就是被送进了他的扳道房，因而他是龙梅获救的第一目击者。在所有的报道和宣传中，救了龙梅和玉荣的人，都是这个工人王福臣。关于英雄小姐妹的获救，当时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龙梅的身子也冻僵了。她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向前去拦羊。“呜-呜-”一阵火车的鸣叫声传来。原来，他们已经走到了白云鄂博火车站。这时，他们已经走了七十多里了。
这时候，铁路工人王福臣叔叔发现了她，连忙把她带进屋里去，用雪搓她的双手。过了一会儿，龙梅暖和了些，才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来∶“公社的羊……还有妹妹……在山坡上……”
但是，这不是事实。那个救人的中年男人名叫哈斯朝鲁，男孩是他9岁的儿子那仁满都拉。这是所有当事人都清楚的，龙梅和玉荣清楚，王福臣清楚，参与寻找玉荣的工人们也清楚。然而，在所有的报道与宣传中，这事似乎与哈斯朝鲁无关。他的名字被王福臣替代了，他应得的荣誉也都落到了王福臣的头上。
原因究竟何在？原来，哈斯朝鲁是一个被下放到这里来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他本来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在1957年的那场运动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划成了“右派”，然后被开除公职，送到达茂旗草原上劳动改造。1964年，正是那段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阶级敌人不能成为英雄的救命恩人，他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必须彻底抹掉。而王福臣这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是共产党员，当然有资格成为英雄。于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他被派做在风雪中救了小姐妹的英雄，因此而多次受到表彰。
二
如果只是适应政治的需要而遮蔽和改写事实，救人者虽然无功，但也无过，哈斯朝鲁还可以继续他过去的被改造的生活。但不幸的是，哈斯朝鲁救了人，不但没有获得荣誉，而且因此而陷入更深的苦难。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艺术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不仅在报纸上广泛传播，而且被拍成电影，搬上舞台，谱成歌曲，写进课本，画成宣传画，成了对青少年进行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然而，这个被无数记者、作家、诗人、编剧写过的故事，这个被无数人读过、讲过、唱过的故事，从新闻报道到文学艺术，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无论在银幕上还是舞台上，故事都又有改动，进一步进行了加工。
比如，在动画片中，有这样的一段对话∶“苏格尔大叔，苏格尔大叔，我们队里有一只母羊早产，从下半夜到现在还没有生下来，哦？偏偏兽医又不在，只好麻烦你这接羔能手去跑一趟了。”“行啊，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到。龙梅，玉荣!……”父亲喊来女儿，吩咐她们替父亲去放羊。在多种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是这样处理的∶小姐妹的父亲吴添喜不再是去帮助邻居刷房子，而是加工成了为人民公社的羊羔接生。这个改动的意义在于把私事变成公事。因为按照当时的观念，小英雄的父亲之所以让两个孩子去放羊，只能是为公，而不能是为了邻里之间的私人关系。
更为严重的是，在那个强调“千万不要忘记”的背景上，内蒙草原上发生的在天灾中出现的小英雄，有点不符合宣传的需要，因而要进行处理，英雄小姐妹的对立面不能只是恶劣的自然天气，英雄故事必须体现出阶级斗争主题。因此，在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加入了阶级斗争的内容。那么，阶级敌人是谁呢？就是把小姐妹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哈斯朝鲁。他被写成了反面人物∶“偷羊贼”、没有改造好的“反动牧主”、“破坏分子”、凶恶的“阶级敌人”。是他故意打开羊栏把羊群赶出去，而且是企图杀害小姐妹。京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舞剧《草原儿女》，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大都做了这样的处理。
这是那个时期文艺作品的一个特点，作品必须表现阶级斗争，否则就有违领袖的教导，就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有英雄人物，就应该有斗争的对象，否则就无法表现其阶级斗争觉悟。于是，在小英雄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的时候，哈斯朝鲁走向了更深的苦难。
在内蒙古卫视的节目中，有薛晓先在2004年拍摄的玉荣与哈斯朝鲁在一起的资料。说起当时的文艺作品，哈斯朝鲁说∶“我是牧主白音老头，拿这么长的刀子，把龙梅玉荣家羊圈门的绳子砍开，把门打开，把羊赶走了。”玉荣也说∶“还有中国舞剧院的舞剧，那里边也有，我看过。因为当时我们毕竟小，那时候还分不清黑白，后来逐渐长大了，明白了，老人确实二十多年受了很多委屈。”老人说∶“没关系，是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让她们俩说我是什么坏人，不客气说是上边领导政治需要，让她们俩说我偷过她们的羊。当时是极左路线，不怨他们。文艺作品里也需要阶级斗争。”
众所周知，艺术可以想象和夸张，也可以虚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对号入座。它也不可能对人构成伤害。可是，在那个年代，艺术想象与现实生活的界限早已非常模糊，艺术想象让哈斯朝鲁无法逃脱，因而雪上加霜，使他陷入了更深的苦难。他被反复批斗，似乎真的做了许多坏事。1966年，他被关进了监狱，开始被关在当地监狱，后来又被送到内蒙古东部的库伦旗监狱，1972年因病提前获释回到了日光大队，一家8口却成了黑户，没有户口，没有口粮。从那年代过来的人们都知道，在那时没有户口，将意味着什么。他们一家异常艰难地活了下来。
事实是清楚的，任何一个当事人都清楚当时的事实。42年后，2006年3月10日，某电视台记者与当年那个9岁男孩那仁满都拉一起回到了达茂旗草原，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年过七十的王福臣老人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况，毫不否认是哈斯朝鲁第一个发现了龙梅，并把她救进了扳道房。也正是哈斯朝鲁，放下龙梅又去通知找人救玉荣。对于当时的替代，王福臣没有办法，人们不准他说出真情，他必须保护自己。他曾经多次找过哈斯朝鲁，希望得到哈斯朝鲁的所谓“认可”。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王福臣是有良知的。他受过多次表彰，也有许多关于他的报道，但他没有保留那些记录虚假荣誉的材料。
从1964年起，哈斯朝鲁积累了大量关于英雄小姐妹的宣传材料。当知道自己救人不仅没得到认可，还被写成反动牧主和坏分子等反面形象时，哈斯朝鲁无法忍受了。他开始上访申诉，但在那个年代，这一切只能是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罪过。他并不要求表扬和奖励，救人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不能见死不救，但宣传不能颠倒是非，把功过完全颠倒。他只是要求实事求是，试图找回历史的公正。可是，在那个时期，一切都不会有结果。
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哈斯朝鲁恢复工作，从草原回到呼和浩特，经过反复上诉，这件事终于引起了当时主持工作的胡耀邦的重视，批示“彻底甄别处理”。内蒙古党委于1985年做出了《转发关于“谁是第一个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一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通知》，为哈斯朝鲁当年的义举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三
至此，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划上了句号。然而，一些事仍然值得深思∶
首先是龙梅和玉荣的父亲吴添喜的表现。据薛晓先的采访，当年吴添喜听说龙梅和玉荣找不到之后，就像疯了一样，留下一句“找不到俩孩子我也不回来了”的话，就骑上马不顾一切冲进了暴风雪中去了。这很好理解，每一个父亲都疼爱自己的孩子。尽管这个父亲受到了乡亲们的指责∶他不该在风雪天让小孩子去放羊。但是，从一般道理讲，哈斯朝鲁救了他的孩子，一个父亲不能不对孩子的救命恩人感恩戴德。
可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吴添喜一家一直不敢公开承认“管制分子”是他们的恩人。这或许是因为政治的压力，不愿找麻烦。因为陈长生就是例子，是他在山坡上找到了冻僵的玉荣，所以成了英雄，却因为替哈斯朝鲁说了句公道话，从此与荣誉再也无缘。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批斗哈斯朝鲁的时候，吴添喜竟然上台“扭打”这个“破坏分子”。
如果是不知内情的外人，因为受报刊宣传的影响，对哈斯朝鲁充满仇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哈斯朝鲁的亲人，这样做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文革”中，软弱的人们有种种无奈，为了表现自己的进步，或者仅仅是划清界线，咬牙殴打老师、揭发父母者颇为不少。但是，吴添喜作为英雄小姐妹的父亲，不会受到逼迫，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真的忘记了事实是怎么回事吗？如果没有，这种表现就更值得深思∶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精神现象？
其次，是虽然有了公正的结论，谎言却仍然得不到纠正。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之下，事实早已得到澄清。但是，20年过去了，故事的真相却依然少有人知。一家权威媒体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对此是这样说的∶“1964年2月10日，龙梅和玉荣与暴风雪进行英勇的搏斗，保护了公社的羊群。……龙梅已冻僵了，她挣扎着向火车站走去。火车站扳道员王福臣看见了，赶忙把她带进扳道房，用雪替她搓揉冻僵的两只小手。龙梅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来∶‘我的妹妹，在石坡下……’铁路职工们发现小玉荣时，她的下半身己被大雪盖住了。姐妹俩就这样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走出了七十多里地。384只羊仅冻死3只……”
这或许不难理解，因为媒体的撰稿人并非对一切事件都能弄得清楚，沿袭旧说是常见的。包括一些教科书对历史的叙述也是这样，明明已经有了新的结论，旧的说法却常常挥之不去，原因就在于编写者仍然不知情。旧的说法是以强大的宣传手段达到家喻户晓的，而新的结论却往往只是一纸被装进档案袋的公文。因为这种传播上的不对称，一个时代留下的谎言，不知要多少年代才能一一澄清。
更值得注意的是，“英雄小姐妹”的家乡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展览。直到2006年3月(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所改变)，里面的陈设和说明都没有改变，仍然沿袭着1964年的说法。如果说一般人沿袭旧说是因为不知情，那么，在最清楚事实的小英雄的家中，这些陈列板为什么仍然张冠李戴？他们不知道事实的本来面目吗？不知道中央有关部门为此做出的结论吗？不知道自治区党委为此而发出的通知吗？都不是。
采访的记者感叹说∶“由此看来，掩盖历史的真实不容易，而恢复历史的真实也不容易啊!”
值得继续思考的，正是为什么不容易。事实早已澄清，宣传为什么依然如故？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谎言中已经太久，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根本不把它当成什么问题？还是我们早就习惯了事实是一回事，而官样文章是另一回事，所以想不到陈列板需要修改？还是因为习惯了澄清历史、拨乱反正、平反冤案是一回事，而宣传和教育是另一回事，所以不知道那陈列板是否应该改动？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可怕的。一个民族如果面对谎言而无动于衷，什么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教育，还谈得上吗？
(■李新宇《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