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04日 10:09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2月4日电 据加拿大《星星生活》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第三十个年头,作为国家历史的回顾,可以用一连串的数字表达出这些年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但在普通人当中则是完全不相同的经历。对于近年来移居海外的华人来说,他们可被认为是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受益者。这些人大多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出国变换自己的人生轨迹。该报采访了几位华人,希望可以从华人的角度反映出改革开放的一些侧面。
改革开放带来人生的新机遇
周松年是加拿大平台公司(Platform Computing Inc.)的CEO。他说,正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他的人生,特别是邓小平的“二拍”,即邓小平1977年拍板决定恢复高考,和1978年拍板外派成千上万人员出国。
1977年,他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1980年,他又通过校际合作留学美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迈出国门的中国公派大学生之一。之后,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深造,相继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周松年与他人合作在多伦多成立高科技公司。
“如果没有这些改变,我可能还在工厂。”周松年说。但事实上,他曾经工作过的那间国营企业已经关门倒闭。
鞠文涛是多伦多一家电讯市场营销公司CanJu Marketing Solutions的总裁。他的父母早年被下放去农村学校教学,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可能会与同龄人一样,至今仍留在农村。
高考重绘了鞠文涛的人生之路,后来他读研究生,当教师,之后再出国,都与高考那关键的一步分不开。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他能够顺利移民加拿大,并能在新的国度迎接挑战,走上创业之路。他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近年来,鞠文涛多次往返中加两地,深切感受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中国经济的腾飞,尖端科技的发展有目共睹,还有城市面貌的改观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常明显。此外,人们在精神和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也很大并且非常超前。他说,这些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土插队和洋插队的苦乐
在出国大潮中,有不少人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土插队和洋插队有深切的感受。
于首三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文革期间,他响应号召上山下乡,1971年被煤矿招工。“当时自己是一线矿工,在掌子头打眼,每天与死神相伴。”两年后,他被推荐上大学,之后进入研究所工作。1987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深造,后在爱尔兰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理事。
他说,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必须走的。三十年给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个人的理想和价值也得到充分的发挥。改革开放让他走出国门。
目前居住于多伦多的潘兆鸿是景德镇潘氏陶瓷世家的第四代传人,也是《陶瓷300问》的作者。他自嘲道,从红卫兵、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到出国潮和移民潮,他几乎赶上中国兴起的每次大潮。他说,正是由于上山下乡的磨炼,他可以在后来的各种逆境中克服艰难。
当年土插队如今洋插队,令潘兆鸿感慨万千。他说,这三十年对他人生的影响非常大。正是由于国门顿开,让他切身感受到西方国家先进的科技和生活水平。中国就应该改革开放,而不是闭关封锁。
汪伟明是多伦多东风汽车维修中心的业主,他对之所以对“东风”独有情钟,是因为他移民前来自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他当年下乡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日后能出国,还能在加拿大开自己的修车行。
“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尽快从农村抽上来当工人。在那个环境下,也不会有那么多想法。”后来汪伟明如愿进入二汽当工人,不久,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他也于1979年考入大学,后毕业分回二汽的技术中心。
他说,改革开放让人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人们的心态从封闭中走出。现在中国的国力雄踞世界前茅,人民的生活富足,有房有车的人不在少数。这些成就与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尽管自己身在海外,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对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
三十年的财富变化
中国有句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以比喻人事的盛衰兴替和无常变化。对比1978与2008这三十年的数字,是难以让人忘怀的。
周松年1980年去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留学时,身上只有30美元,连出租车都不敢坐。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他说,刚出国时,看见外面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很新奇,也非常激动。当时的美国朝气蓬勃充满自信,相比百废待兴之下的中国,美国则处于鼎盛时期。他回忆说,在波士顿河畔,每年在美国国庆节期间举行露天音乐会,礼花非常之美。
他说,现在来看,真是应了中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语。现在美国遭遇金融风暴,经济千疮百孔。而现在中国人的心态则完全改观,自信心有极大的提高。
于首三也记得当年妻子出国伴读时娘家人的担忧。当时于太太的母亲拿出一枚金戒指说,如果在国外经济有困难,就把戒指换成钱坐火车回来。
早期出国的人员,无论是留学生还是访问学者,大多都有餐馆打工的经验。很多人的目标都是为了回国后能够购买每年四大件、四小件的电器。他说,那时在爱尔兰,即使在餐馆低薪打工,1小时只付2爱尔兰磅,15个小时就相当于中国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电器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甚至出口到欧美国家。购买电器的件数指标和风行一时的外汇券早已成为历史,出国旅游也不再是一件难事。
知识产权和民族品牌有待重视
周松年认为,人们应以成熟和平衡的眼光去看待这三十年的成就,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说,中国长久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压,长期以来缺乏自信心,崇洋媚外和过于自满,两者都不够健康。
他说,应该看到,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非常雄厚,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公司运作等方面的差距还很远,因为这些是反映国家生机的重要指标。他说,尽管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面临瓶颈发展期。
周松年说,中国拥有知识产权的大型公司和产品屈指可数,在全世界财富创造的产业链中,中国仍然是一个大的加工厂。制造大国亟须向品牌大国转变。
汪伟明在谈话中,不断强调“民族品牌”这个词。他说,现在中国的轿车遍地,日本、韩国和欧洲车充斥市场,虽然有一些民族品牌的汽车,但主导市场的还是外国车的品牌。中国在汽车工业特别是轿车产品上,自主品牌上的发展比较差。到目前为止,尽管也有不少研发,但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占据市场的品牌产品。
他发现,西方国家对中国一些尖端科技的封锁和排斥,反而促成中国在那些领域的发展。他说,如果国家从产业的政策上进行特别倾斜调整,注重自己的品牌,情况将会有大的改观。(捷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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