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红色中国的警告
9月29日，麦克阿瑟把入侵北朝鲜的计划向华盛顿作了报告。他打算在10月15到30日之间发动进攻，而事实上，10月9日进攻就已开始了。尽管麦克阿瑟从未承认，他无疑还是等到联合国的决议通过后才调遣军队的。东海岸的南朝鲜军队9月30日就越过了三八线，并不断向前推进。南朝鲜军听命于李承晚，而李承晚在9月19日说过，不管联合国军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决不会止步不前。”在战争中，李承晚多次无视联合国的政策，这是其中的第一次。
麦克阿瑟想出的占领整个北朝鲜并摧毁北朝鲜残余军队的计划蹩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麦克阿瑟没有派军队紧迫不舍，直逼北朝鲜的首都平壤，也没有调遣强大的兵力跨越陆地，向东北元山进军，以封锁集结在铁三角和华川-麟蹄一带的北朝鲜军队，而是把已经集结在汉城的唯一一支士气正旺的部队，即第10军，撤了出来，让他们兜了一个大圈子，经过旷日持久的航行，到元山去发动一次两栖登陆。北上攻击平壤的任务却落在了第8集团军的头上，而第8集团军自洛东江防线突进以后已经筋疲力尽，并缺乏给养。
就这样，麦克阿瑟没有迅速派第10军去消灭南部士气低落、装备不良、已经处于崩溃状态的北朝鲜残余部队，而是命令第1陆战师和第7步兵师撤往仁川和釜山，然后从这两个港口乘船出发，发起两栖入侵。而这两个港口是仅有的能够为进攻输送必备给养的港口。结果是，这两个师有好几周置身于战斗之外，和仁川、釜山相连的公路、铁路也被堵得水泄不通，而这个时候它们恰恰应该用来为进攻输送补给才对。
由于在决定是否入侵北朝鲜的问题上耽搁了时间，攻势发动得太晚了。元山的两栖登陆则更晚：10月10日，陆战队的进攻部队甚至还没有登上船，南朝鲜的士兵就已经步行到了元山。麦克阿瑟原来打算让第10军从元山出发，第8集团军从汉城出发，发动巨大的钳形攻势，夺取平壤并把铁三角和华川-麟蹄一带的北朝鲜军残余牢牢地封锁住。他的计划彻底流产了。早在第10军在元山登陆之前，第8集团军就已攻占了平壤。这时，北朝鲜军为数不多的受过训练的残余部队得以脱身，并重整旗鼓，重组了北朝鲜军队。
奥马尔·布莱德雷后来说，要是指挥参谋学院里有个校官就这个问题交上一份这样的方案，他会被嘲笑得无地自容。虽然如此，由他担任主席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的计划竟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9月29日，马歇尔部长和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份计划。
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了三八线，美国和英联邦的军队正着手入侵，西方领导人和联合国军的指挥官们此时把目光投向了苏联和红色中国，猜测着他们会怎样行动。
谢天谢地，情报部门发现西伯利亚的苏联军队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虽然红色中国在7月和8月初把11.5万人的常规部队和36万人的民兵调到了满洲，但仔细的观察却显示，他们对朝鲜不大感兴趣，北京的兴趣似乎都集中在台湾上。
然而，8月中旬，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大使奥斯汀发表的敦促南北朝鲜统一的声明显然起了催化作用。8月10日奥斯汀第一次发表关于朝鲜的声明，几乎与之巧合的是，据8月17日《纽约时报》发自香港的报道，毛泽东会见了苏联副总理V·M·莫洛托夫。该报道说，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在苏联提供物资援助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参战。8月20日，奥斯汀在联合国发表他的“‘一半奴隶制’、‘一半自由制’”的讲话之后三天，红色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给联合国发了一份电报：
“朝鲜是中国的邻邦，中国人民不能不特别关注朝鲜问题的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并且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周恩来的电报从北京用英语在电台播出，同时也刊登在北京出版的英文《人民中国》杂志上。
8月22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警告说，这场战争的持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的扩大，“其责任将完全由美国政府来承担”。马立克的声明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此时起，中国的报刊和官方声明开始隐隐约约地暗示人民共和国将保卫鸭绿江。
8月中旬以后，中国军队开始调往满洲。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国的焦虑显得更加明显。远东司令部的军事情报部门估计，到8月31日，红色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在满洲的正规部队已增至24.6万人，9月21日，达到45万人。美国情报机构也开始收到具体的报告，说是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考虑介入北朝鲜，或者中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
越来越多的有关人民解放军在满洲集结的证据在远东司令部情报处和陆军部之间以远程电传会议的形式传送过去；联合国司令部的《每日情报综述》每天都派专人送往陆军部，并在几天后送达五角大楼。9月8日，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报概要中有如下报告：“如果北朝鲜的军队不能在适当长的时间内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或者，北朝鲜军队的胜利显得没有把握的话，林彪将军的第4(野战)军很可能投入作战。”
虽然如此，五角大楼并不完全相信红色中国可能进行干预。不过，杜鲁门政府还是通过印度政府，试图弄清红色中国的意图。据迪安·艾奇逊说，印度驻中国大使卡瓦拉姆·马达范·潘尼迦起初报告说，周恩来强调了中国的和平意图。这个报告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潘尼迦大使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有谣传说，仁川登陆后不久，大批军队从北京向北调动。9月25日，潘尼迦还说，中国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对他说，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打到他们的边境”。奥马尔·布莱德雷报告说，华盛顿于9月27日从英国人那里收到了关于此次和其他谈话的报告，但是却不以为然，因为英国人认为潘尼迦是个“反复无常、很不可靠的报告者”，并且在过去有亲共和反美倾向。
10月1日，麦克阿瑟得到进兵北朝鲜的授权4天以后，红色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在北京发表正式讲话，说越过三八线可能引发战争。在此之前的9月24日，联合国收到一封电报，其中抗议一次新的所谓的美国飞机扫射事件，此前，美国飞机曾在满洲出现(所有这些可能都是偶然的，但却惹得中国人大动肝火)。周恩来在10月1日的讲话中公开谴责了“这种美帝国主义疯狂的暴力侵略行径”，并宣称，美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周恩来警告说，中国人民“决不会允许外国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邻国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2日到3日间的午夜刚过不久，就传出了红色中国最强烈的警告。印度大使潘尼迦被召到周恩来的府邸，周恩来铿锵有力地告诉这位印度人，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入朝干预；但是，如果南朝鲜军独自越过，中国则不会干预。潘尼迦立即向他本国的政府汇报。在第二天，潘尼迦还通知了英国和缅甸的外交代表。
10月3日上午，周恩来的警告通过英国渠道传到华盛顿。国务院把它转给了马歇尔部长，随后陆军部又通知了麦克阿瑟。
潘尼迦转达的警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杜鲁门对印度人的话半信半疑，因为他评论说，潘尼迦“曾时不时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效力”。杜鲁门反而怀疑周恩来的警告可能是一种宣传策略，或者是企图阻止联合国大会通过干预北朝鲜的决议，此时决议正在辩论之中。国务院远东问题专家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却对此作出反应说，虽然周恩来发出的信息“无疑含有极大的虚张声势的成分”，但他觉得美国不能完全以为这是虚张声势，并建议在北朝鲜只使用南朝鲜军队，联合国的空军和海军可提供支援。但是，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苏中试图迫使联合国撤军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艾奇逊和杜鲁门二人都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影响，该机构到10月12日还在建议说，尽管周恩来发了声明，并有军队调往满洲，“但尚未有充分的迹象表明中共有大规模干预朝鲜的意图”。
10月14日，远东司令部《每日情报综述》(其中很可能反映的是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的官方观点)认为，红色中国在满洲共有38个师(每师大约1万人)。然而，综述却这样说道，中共最近发出的一旦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即入朝参战的威胁“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不过，综述也说，这些师中有24个师部署在鸭绿江一线的渡口处。
美国根据潘尼迦的信息所采取的唯一直接行动是，经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了一份通知。通知说，万一“在朝鲜的任何地方发现中共公开或秘密部署的主力部队”，只要“有获胜的机会”，他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除非得到华盛顿的授权，否则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
现在回顾起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间接交流中产生的误解令人悲哀。红色中国领导人无疑感到，他们完全是以负责而正式的态度和美国打交道，因为双方都没有在对方首都派驻外交代表。印度是一个主要的中立国，并且大家公认，通过它与英国的密切联系，可以直接和美国官方的高层取得联系。周恩来之所以选中潘尼迦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朝鲜问题来说，印度试图保持不介入态度并由此受到双方的尊重。然而，华盛顿之所以注意潘尼迦却是由于他的亲共名声，而不是由于他是一个主要中立国的大使这一官方职位，正是这一点才使他的影响尽失。
自8月20日始，红色中国持续不断敲响警钟，再加上情报人员看到的大批军队调动，都证明华盛顿已经充分注意到了中国的忧虑以及可能作出的反应。权衡其他国家的威胁，并决定美国所要采取的适当措施，是杜鲁门政府的责任，而不是麦克阿瑟的责任，也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责任。麦克阿瑟是否想要美国和中国开战，或者他是否低估了中国的威胁，这并不是问题所在。决定该由华盛顿官方做出，而不是由麦克阿瑟来做，并且华盛顿不必依赖麦克阿瑟去获取信息或作出指导。它通过可靠的外交途径，还有电台和出版物，直接从中国收到了毫不掩饰的威胁。它从多种情报渠道，包括从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获取信息。杜鲁门政府，尤其是国务院，故意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要么就是低估这些有不祥之兆的情况报告。权衡美国面临的危险，决定是入侵北朝鲜还是与北京达成和解，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责任。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过失是毁灭性的，但是，这些过失纯粹是在军事方面：麦克阿瑟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进入了伏击圈，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则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进去。可是，假如杜鲁门政府注意到中共的威胁，也就不会有麦克阿瑟所落入的陷阱了。
美国和北京具体能够达成什么种类的和解不得而知。虽然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越过三八线即可能引发战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样告诉印度大使潘尼迦，南朝鲜军队越过线去无关紧要，只有美国军队的入侵才会遭到红色中国的抵抗，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余地。如果南朝鲜军队得到了更多的大炮、坦克和空中支援，他们将能够摧毁北朝鲜的残余部队。
甚至当联合国军向北进军之后，如果联合国军在平壤以北朝鲜的蜂腰地带明智地停止前进，这样在鸭绿江前就给中国人留下相当的缓冲区，中国人也可能对此表示满意。而北京向全世界广播的并非如此，艾伦·怀庭这才认为，正是由于越过了三八线才促使红色中国人进行干预。不过，中国人能够接受南朝鲜入侵到三八线以北，并且一直等到联合国和南朝鲜军队实际上打到了他们的家门口才最后做出反应，这充分表明，美国在仁川登陆后通过与北京谈判所获得的，可能会比通过两年半的流血战争所获得的还要多。
现在看来，杜鲁门政府之所以决定不同北京寻求和解，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是一个重要原因。11月大选在即，共和党领导人大力鼓噪，敦促美国继续进攻，同时有些人把任何停战计划都说成是对共党分子的姑息让步。当时正是麦卡锡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开始抬头的时期，况且在国务院中，杜鲁门政府已经成为右翼势力指责“共产主义阴谋”的目标。然而，1950年底，没有多少美国人会支持针对红色中国的战争，一个有勇气的、把详情向选民坦诚相告的政府所制订的既能恢复两个朝鲜，又能消除再次侵略的可能性，并避免与中国交战的方针，定然会得到有力的支持。
联合国军对北朝鲜的进攻刚刚发动，杜鲁门总统便对中共干预的威胁有些担忧，他相信，在向麦克阿瑟传达政府的外交政策这一方面，他本人比其他人有更大的把握。于是，他决定与麦克阿瑟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在历史上，这是一次一国元首与一位作为下级的战区司令官之间奇特的会见，尤其是因为杜鲁门找到麦克阿瑟的门坎儿上去，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似乎把将军的政治地位提到了与总统并驾齐驱的高度。
会见的日期定在离11月大选不久的10月15日。因此，杜鲁门也希望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他本人与远东司令官之间团结一致的形象，以便提高他的政府的威信，从而在选举中对民主党产生有益的影响。
国务院有许多人反对这次会见。迪安·艾奇逊拒绝前往，他把自己的反对意见总结如下：“虽然麦克阿瑟将军身上有许多外国君主的特征……但把他当君主一样看待似乎不太明智。”
杜鲁门明确表示他要去找麦克阿瑟。起初他想与麦克阿瑟在朝鲜会面，但出于安全考虑这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又选中夏威夷，但在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建议下，地点改在威克岛。这是一座美属环状珊瑚小岛，位于檀香山以西2300英里，东京东南2000英里处。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对北朝鲜的进攻行动正处在白热化状态，麦克阿瑟不能走得太远。
一开始，杜鲁门想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成员都陪他去，但却遭到了反对，理由是大家一起离开是不可取的(布莱德雷说他们也不想去)。布莱德雷主动提出愿作为全体成员的代表前往。随行的其他成员包括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总统特别助理W·哈里曼、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巡回大使菲利浦·C·杰瑟普、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J·穆乔(由麦克阿瑟派专机送来)，还有太平洋舰队司令亚瑟·W·雷德福上将。
麦克阿瑟在杜鲁门的“独立号”专机降落前到达，当总统从专机上走下时，将军站在舷梯的下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是热诚的。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登上一辆破旧不堪的轿车，朝着海滨的一座临时营房开去，在那里，他们举行了一个小时的私下会谈。据总统说，他们讨论了朝鲜和日本的局势，麦克阿瑟保证说一定会在朝鲜冲突中获胜，中国干预的可能性不大。
随后，总统和将军转移到另一座房里，与军方及外交顾问一道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官方记录，但布莱德雷说至少有7个人，包括布莱德雷本人，做了笔记。然而后来，关于杰瑟普的秘书韦尔尼斯所作的速记记录产生了争论：他是在隔壁房间边听边作记录的。麦克阿瑟后来反对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人在逐字记录，或者确实保留了会议记录。布莱德雷将军叙述说，10月19日，这份记录的5份副本送给了麦克阿瑟，10月27日将军的副官代为签收。美国总统及其主要顾问和正在参战的军事力量的司令官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已发生的战争问题，麦克阿瑟或别的什么人竟对正式会议留下的记录表示反对，这似乎有些奇怪。
或许，麦克阿瑟不高兴的真正原因，在于记录表明他的错误该有多大。他在会上说，他相信北朝鲜人的有效抵抗感恩节就会结束。他还说，他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把美国第2、第3师和其他国家的分遣队作为占领部队留在朝鲜。杜鲁门问道：“中国和苏联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
“微乎其微，”麦克阿瑟回答道。“如果他们在头一二个月里进行干预，那将是决定性的。现在我们不再害怕他们干预。我们已不再卑躬屈膝。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一带可能不超过10万到12.5万人。他们没有空军。我们现在在朝鲜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到平壤，那他们就是自寻灭亡。”
至于俄国人的干预，麦克阿瑟说，那是行不通的，也不会发生，因为苏联根本没有随时可以开赴朝鲜的军队。要把军队运到朝鲜得花6个星期，而“过6个星期，冬天就来临了”。
后来，麦克阿瑟将军利用一次机会对这个声明做了评论。1957年11月15日，在对罗伊·阿普尔曼所写的关于这场战争头5个月的官方陆军史所做的评论中，麦克阿瑟说，他对中国或苏联干涉的判断纯粹是投机性的，判断是从军方的观点出发做出的，他想当然地认为，联合国会对中国的交通线和补给基地(即满洲境内)进行报复性打击。他说，杜鲁门提出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需要从政治上做出决定的问题。这话一点儿不错。关于中国的干涉问题，麦克阿瑟错了，但是，美国的最高领导层，包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即美国总统，则更加错了。判断红色中国的意图是杜鲁门的事，而不是麦克阿瑟的事。
然而，人们还是肯定会相信，在有关中共意图的问题上，杜鲁门确实很重视麦克阿瑟的意见。由于他在仁川的成功，他已成为非凡之人，他的观点很有分量并受到极大的尊重。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总统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对麦克阿瑟的意见表示怀疑，而这些人，正如阿普尔曼所说：“应该是熟知这一事件最高级别的相关情报的。”
威克岛会谈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声明，称会谈十分令人满意，“在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执行方面，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这理所当然地意味着麦克阿瑟与总统共同制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杜鲁门这方面来说，他可能是不经意地，但却令人瞩目地承认了这一点。不管杜鲁门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或者是在掩饰实情以不让国内的民众知晓，他宣称的意见一致却是错误的。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