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凤凰周刊》8月15月以封面故事为题，报导了香港出版状况，何频创办的明镜出版社是其报导重点，除了报导中多处引述何频说法，并刊出题为《何频与他的“禁书”帝国》专文
凤凰周刊记者 段宇宏
何频自称厌恶政治，却从事政治研究写作和出版；何频自称不懂商业，却搭建了一个出版帝国──明镜出版社；何频自称讨厌新闻，却创办了海外着名的多维新闻社。何频曾写过《中共太子党》、《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名噪一时。何频身后的资金背景与政治背景到底如何，却鲜为人知。
多年后，他回顾当年的着作《中共太子党》，认为那是“垃圾”，完全没有学术价值；他经商，却从不看账，不清楚公司的出版发行详情，也不从出版社领薪水。有人说他是个商人，有人说他想搞政治。何频说，他喜欢看海、游山、喝酒，“把我说成商人、政治人物，都会让我很难受”。总之，何频是个有争议的人。
“明镜出版社20年来的生存壮大，充分说明了‘一国两制’是真的，是香港新闻出版自由得到保障的最佳见证。”何频笑着说。香港的出版社很多，喜欢出版内地政治书籍的出版社也不少，但如此密集出版中国政治书籍的出版社只有一个，就是明镜出版社。何频称，内地没有看过明镜出版社书籍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商业精英极少，如果真有这样的人，说明他还没有入行。
打开明镜出版社的主页，令人心跳的书名比比皆是：《中国第一家族》、《中共十七大幕前戏》、《中南海七巨头》、《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晚年周恩来》、《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人民心中的胡耀邦》、《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迄今为止，明镜已出版过200部关於中国政治历史的书籍。
一张纸片走上传奇出版路
1990年某天，加拿大多伦多一位华人女导演给了何频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一部小说的内容简介：“这个小说很不得了啊，可惜现在没有人看小说了。“女导演对何频说。
何频对小说提要感兴趣，在香港的媒体上发表了介绍文章，引起极大轰动，并萌生了出版这本小说的念头。可是没有出版资金，怎麽办？台湾有出版社找到何频，问能否帮助联络接洽，愿意出版此书。“这样吧，你们出台湾版，再帮我做一个香港版，你看如何？”何频提议，台湾出版商答应了。
与些同时，对出版业一无所知的何频在加拿大花几十加元注册了一个公司名为“明镜”，意为“明镜高悬，以史为鉴”。很快，明镜出版社的第一本书出来了──《黄祸》，何频称这种出版方式为“借船出海”。
《黄祸》的市场反响很好，紧接着明镜出版社如法炮制，与台湾的时报出版社、新新闻出版社合作，“借船”出了另两本书──《中共太子党》、《邓小平之后的中国》。这三本轰动一时的书奠定了明镜出版社的基础。出师大捷，何频想自立门户，找到香港一位熟悉出版发行的画家朋友合伙，明镜出版社在香港正式开张。
港台很多新闻出版界朋友告诉何频，对於他搞出版社的做法很不看好。“你一个大陆来的人，没有几个钱，又没有什麽好书，搞什麽出版社，除非你找到金庸，让他给你点武侠小说出版，否则前景堪忧。”朋友们都这样对他说。
反市场之道而行之
当时香港最畅销的是那些流行类书籍，漫画武侠和生活消费的口袋书深受欢迎。但何频志不在此。他想专出大部头政治、历史类书籍的念头，常引来同仁的悲观点评和摇头叹息。
内地没有看过明镜出版社书籍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商业精英极少，如果真有这样的人，说明他还没有入行
何频认为，口袋书很幼稚，真正要看书的人不在乎书的厚度，也不会在意书的价钱，他还认为，香港回归后，中国的政治历史类书籍市场前景不错。何频制订了一系列与当时市场之道相反的策略：出版厚书，专注於中国政治历史，价钱比香港的其他书籍高出20％。
何频解释说，他当时判断，中国已有一个经济特区??深圳，1997年后，又会多一个政治特区–香港，这里是新闻出版的天堂，可以专门出版大陆不许出版的书籍，应抓住这个机遇不放。他把明镜的读者群定位在三种人身上：官员、商人、学者。因此经营方面决不能接常理出牌。
明镜开创了一种新的出版经营模式，把印刷和发行中心放在香港，把编辑部散布全球。正值互联网兴起，通过网络在编辑部与作者群之间进行稿件编修交流，可节省一大笔经营成本。
创业之初，何频心里也不太有底，因为1997年即将来临，业界的传言颇多，他也作了两手准备，在美国与香港都搭建基地，如有不测，可从香港撤退至美国。何频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国两制是中共的一种战略，并非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权宜之计。”
“北京对我很宽容”
明镜开张头几年，声名鹊起，西文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对其作过报道。在内地官学商群体中，明镜的名头也颇为响亮，因此何频才敢如此“狂妄”地说出那番话。现在何频最发悉的不是稿源太少，而是太多。“我现在对於投给我们的大部分书稿不忍心看，因为对我是一种煎熬折磨，这些书大部分都是个人对‘反右’、‘文革’等经历的回忆，不是书稿质量不好，而是市场上消化不了这麽多个人经历作品。出版吧，我们会活不下去；不出版吧，作者被拒后的反应让我难受，感觉对不起他。”
明镜出版过一些这类书籍，但是亏得一塌糊涂，甚至一度面临生存危机。书稿被拒出版后，有的作者告诉何频：“这本书是我一生的价值体现了。”有的痛斥：“看来你们还是唯利是图的商人！”
何频坦言，他有时不得不从商业角度来量，但是从明镜出版社的风格中也可以窥视到他个人的理想主义。“实话实说，我对明镜最大的期望就是能生存下去，而不是发达起来，”何频解释，“明镜几十年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政治基金，没有吸纳过任何商业投资，完全靠出版物生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持明镜出版社的独立新闻出版者的角色和风格。”
外界关於明镜出版社的传言不断，曾有人称其背后的资金支持不明，有政治背景等，但何频本人之前对此并未明确作出表示。
何频14岁时在湖南当工人，17岁进入电台当记者，1986年到深圳某报当新闻部主任，20岁刚出头，移民到美国，担任台湾《中国时报》的主笔，后来创办了明镜出版社和多维新闻社。他表示，办这个出版社，他的理想就是要搭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料库”。
“北京对我很宽容，很客气，我从来没遭到过什麽压力和骚扰。”何频介绍，自从明镜出版社与多维网名声大震后，北京方面顶多派人请他吃顿饭，客气地咨询一下所要出版书籍的状况。与众多内地官员交流后，何频感觉到，他们在私下交流时的思想开放程度远超过许多海外华人。
近年来，海外有众多评论指明镜与多维路线日趋温和，何频直率地笑着说：“我们湖南人嘛，脾气就是这样，你对我这麽客气，我反而要自律一点喽！可以说这是明镜出版社、多维网走温和路线的一个背景之一。其实我不是想扮演一个政治反对派的角色，而是想搭建一个表达多种声音和视角的平台。”
他透露，中共有一些领导人在写回忆录，有的已与明镜接洽，希望合作，明镜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将会放在这方面，推出一系列高品质的回忆性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