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业对待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进驻《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态度，仿佛是罗马人看待西哥特国王亚拉里克（Alaric，译者注：公元410年，亚拉里克一世率领西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并大举劫掠）。《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声称，这位年迈的大亨接管《华尔街日报》的那天是“一代美国记者的耻辱日”。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08年7月28日 星期一
《大西洋月刊》担忧，默多克模式将牺牲“负责的、严肃的新闻业”，并在这一过程中损害公众生活。而默多克的捍卫者们则将此种观点视为妄自尊大的胡言乱语。
当然，对于英国《金融时报》的人而言，看着《华尔街日报》发生的事，态度都会有点复杂。但是，我最初的本能反应是同情默多克。很多美国报纸的新闻文章给我以自我欣赏、冗长、编辑过度和傲慢的感觉。
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国新闻文化的巨大差异，大约是在20年前。那时，我在华盛顿做一名自由撰稿人。我不时会到隔壁《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办公室逛逛，但我可以觉察到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们分社社长感到心烦。后来，他终于走到我面前说：“进我们办公室之前，你能不能打上领带？”
我意识到，就像律师和银行家那样，美国记者自视是受人尊重职业中的一员。而英国同行通常乐于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他们喜欢引用已故的尼古拉斯?托马林(Nicholas Tomalin)的格言：“在新闻工作中，取得真正成功只需具备一些基本素质，比如像老鼠一样狡猾、花言巧语以及一点写作能力。”
英国人有时认为，由于美国的记者已经融入体制内，因此很容易被“高层消息人士”所欺骗。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新闻界所扮演的、支持政府的角色可为证据。
事情也许是这样吧。但在就一方面而言，正是辛勤勇敢的美国新闻业揭露了水门丑闻。
确实，在华盛顿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勉强对《芝加哥论坛报》产生了一些敬意。他们的调查报道团队肯在一篇文章上耗费数月功夫，这让我感到钦佩。而在我当时工作的英国报纸，“调查”二字意味着周二着手工作、周日就发表文章。我还可以肯定的是，当美国报纸使用“消息人士说”这一措辞时，那些消息人士的确存在。但当这句话出现在我们那家报纸上时，我并非总是心里有底。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曾为一位在泰国的英国同事辩护——他引用《曼谷邮报》(Bangkok Post)上的话，却没有注明出处，因此受到一些美国人尖刻的批评。我冷冷地提醒美国同行，他们是在“张冠李戴”，小题大作。美国人离开后，我那位英国同事对我表示感谢，而后他不经意地提到：“提醒你一下，别费劲在《曼谷邮报》找那些话。”原来，那些话是他编的。
这类事情败坏了英国新闻业在美国的声誉。乔纳森?福尔曼(Jonathan Foreman)在《Standpoint》杂志上写道，当他就职于一家美国报纸时，发现该报有条官方政策是“不要相信任何英国报纸上的任何东西，英国《金融时报》除外。”
当然，英美新闻文化的差异也不是绝对的。我那位在曼谷的英国同事不反对在文章中编造一些“路人”引语，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记者，敢于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伊拉克做报道。
美国新闻业也有自己的丑闻，例如斯蒂芬?格拉斯(Stephen Glass)一案，此人在编造一系列的假文章后被《The New Republic》解雇。我的看法是，当美国记者发现可以编造新闻而又能逃脱惩罚时，他们会因此疯狂，会去编造整个故事，而不只是偶尔编造引述。
不过，一般而言，英美新闻文化间的区别还是存在的。美国人更为自重和谨慎，但他们也更加细致，并且更为严肃地认为新闻是一种公民责任。尽管我很不情愿地承认，但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恐怕比英国人做得更加正确。
对公众生活来说，准确和及时的新闻是至关重要的。卢旺达大屠杀期间，联合国的指挥官罗密欧?达莱尔(Roméo Dallaire)发现，“一个可以与西方通电话的记者顶得上一个地面营的兵力。”
捕捉事实的前线记者们最为重要。但对于民主辩论来说，那些将事实转化成大众观点的编辑和评论员也很关键。
然而，奇怪的是，英国的新闻从业人员经常不愿承认自己的影响力。路透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最近一份关于“评论家的影响力”报告说明，无疑是那些评论员影响了政治。但是该报告的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的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以及朱莉娅?郝博斯鲍姆(Julia Hobsbawm)指出：“在接受我们采访的评论员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影响力。而我们没有指望从英国评论员那里得到与此相左的回答。”
否认自己的影响力既值得称颂，也有不好之处。自我贬低是英国一个高尚的传统。不太自以为是的记者，不大可能写出夸大其词的文章。
不过，英国评论员不愿承认自己的协作重要，也反映出他们拒绝承担责任。最终，美国记者坚持优秀新闻对公民的重要性是对的。我们的写作很重要，即便有时更容易假装它不重要。
译者/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