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曾是原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的和田，坐落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片荒土边缘。如果中国采用时区制度，那么，和田市离北京至少相差5个时区，甚至对中国人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分遥远的旅行地点。但是并非遥不可及，上周，有消息传出，在和田，一直不服汉族统治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徒在3月23日进行了抗议示威。记者想了解那里的情况。
据《新闻周刊》记者Melinda Liu和Mary Hennock报导说，可是，当记者联络上4名当地官员时，他们都草率地否认当地有任何示威、逮捕或者严禁的报导。其中一人说：“你不应该散布谣言！这里一直都很平静！”其他人也是给一个没有礼貌的回答，“没有示威！”，要么就立即挂电话。
报导说，让人不解的是，和田市政府和另一官方网站声称，巴扎日发生了一起事件，多达10万人聚集到市内的集市。网站上说，“一小撮”代表“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反动份子，在集市上挂上一面“分裂主义”口号的旗帜。网站称，当地警方已经就此展开对应行动，此事件已经“依法”解决，无人受伤。
这难道算是一条很难对外澄清的消息吗？近几周，中国的一举一动看起来，更像一个低劣的独裁主义国家，暴躁、唠叨和叛逆，而不像是一个新兴的世界强国。
全球观众都看到了那些在拉萨和西藏其他地区挥舞着警棍，镇压从3月10日起的反北京示威活动的防暴警察的图象。中国官员说是“阴谋”，西方媒体的“偏见”。
每一次新的镇压似乎不仅引发西藏和维吾尔少数民族更强烈的反抗，也增加了那些计划参加今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国家的更大的不满。但是，这些并不是北京最想讨好的观众。对话基金会的康原（John Kamm）是一位望族商人，长期来一直为释放中国政治犯四处游说。他说：“我遇上的一名政府官员还指这是场（国际）公众意见‘危机’。”他还表示，就算如此，“我没看到政府有任何打算让步的迹象。”
《新闻周刊》的报导指出，这一直是北京的一个取舍问题：为了维持大部分中国人对政府的忠诚，有时候甚至不惜得罪全世界，来利用国民的仇外情结。尽管中国渴求有国际的正当性，但是，政府更担心触怒国民的爱国主义情绪。问题是，这些老路子，在今年这个奥运年是否行得通。
一年多来，达尔富尔问题活动家一直称本届北京夏季奥运会为“种族灭绝的奥运（genocide Olympics）”，希望羞辱感能够促使北京采取行动，帮助停止苏丹西部的屠杀行动。现在，本届奥运会在全球引发一系列示威活动。希腊示威者影响了奥运火炬的点火仪式，维吾尔族活动人士试图于上周破坏土耳其的火炬传递活动。中方让火炬在5月穿越珠穆朗玛峰和在7月通过拉萨的计划肯定会掀起更多的抗议活动。
少数外国首脑已经决定抵制奥运开幕式，另外，针对奥运会赞助商的消费者抵触情绪虽然尚未成型，但是，赞助商们都为本次奥运投资了上亿美元资金，他们有理由担心。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匿名公关顾问说：“他们的声誉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包括可口可乐、大众电器、和UPS在内的数家大规模赞助商，都在试图宣传他们为达尔富尔难民提供的援助，意在挡住负面批评，其中，光是可口可乐就为难民捐资500万美元。
《新闻周刊》的报导还指出，本次奥运会原本带有象征中国上升至世界强国地位的毕业典礼的意义。北京正面临着不及格的危险。那位匿名公关顾问说：“中国现在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巨大压力去以一种不会得罪外国民众的方式来管理好这些内部问题，例如，民众不满。这就是一种对北京的全新的期待。”他承认，这些问题就算没有举办奥运会，也会渐渐变得重要起来，但是，他说：“奥运会所做的，就是最大化地加剧了世人的注意力。”
当北京于2001年赢得奥运会举办权时，世界的期望是奥运会会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在可口可乐总裁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于4月2日写给“自由西藏运动”的信里，他用相同的理由来为他们公司赞助火炬传递活动做辩护：“我们认为……利用本次活动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反而会减弱奥运会给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带来永久性变化的能力。”
但是，正是因为北京下决心举办一次完美无缺的奥运会，政府方面势必开始向任何可能成为阻碍的问题宣战。有些目标并不是像维吾尔族和藏族人问题那么遥远；上周，一北京法院宣判对34岁的维权人士胡佳监禁3年半，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康原说，胡佳的审讯过程，禁止任何海外媒体出席，如果要问，这说明了什么，那就是，司法程序正变得比以前“更不透明化”了。他在三藩市的对话基金会预计，中国今年的政治犯人数，会因为大批被捕的西藏犯人和网络异议份子而将超过去年的742人的数目。
每一次新的示威都会激发起另外的示威。3月10日，是1959年西藏失败的叛乱发动49周年纪念日，拉萨的麻烦再次爆发。
在当局开始对各个寺庙进行管制后，情况变得更糟。即使在武警部队平息了西藏首府的暴力以后，但是在周边省份和地区的暴力仍在持续，这种暴乱至少持续到了4月3日。
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族活跃人士热比娅说，远在西部省份新疆的维族人被西藏的局势所鼓舞，同时对当局为了不让新疆维族人模仿藏人搞暴乱，先发制人实行的宵禁所激怒。热比娅声称，有多达1000名妇女参与了在和田的抗议，要求取消不准戴头巾的禁令。
《新闻周刊》的报导认为，在西藏爆发暴乱前，北京在处理国际社会的批评上是比较平稳的。针对奥运尔发生的国际上的批评示威，主要集中在要求中国政府对其在苏丹喀土穆的朋友，商家、施加更强硬的措施和压力，迫使苏丹的政府结束在对达尔富尔种族灭绝的支持。今年2月份当导演史蒂芬史匹柏因为北京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表现，辞去奥运会的艺术创意顾问时，北京的反应还是相对安之若素的。最近，在3月7日，中国政府派出了特使前往达尔富尔，并准备会见一些奥运会赞助商。
但是西藏问题，或者说任何中国的躁动不安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触及到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和最担心的问题－国家分裂。3月2日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冰岛冰岛摇滚天后碧玉(Bjork)使人吓了一跳。她在献唱《宣布独立》（Declare Independence）一曲时，到结尾突然高喊”西藏！西藏… ”
一位在北京的外交官说，经过这次事件后，中国显然“开始忧心”。于是中国政府突然规定，涉外的各式各样的创意项目，都必须要获得当局批准。
自从发生拉萨的抗议活动以来，外国驻北京大使都被召到外交部，外交部向他们解释西藏暴乱的政府说法，放映一段很长的录像，证明发生在3月14日的“打，抢，砸，烧”行为。严厉谴责对那些政府领导人提及的可能抵制奥林匹克的决定，并向有关国家施加压力，让他们发表公开声明，称赞中国政府对西藏暴动的”克制”反应。
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Nirupama Rao）表示，有一天凌晨两点钟，中国外交部把她叫去，向她表达中国政府对印度大使馆安全的担心，因为在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外，西藏人的示威者攻击了使馆建筑。拉奥琦女士说她当时不得不急急忙忙套上衣服、找上一个大使馆司机，赶到中国外交部。外交部的人士还坚持说他们非常敬重拉奥琦女士。
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一度被中国外交部召去和被要求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严打”，“就像我们的朋友在苏丹问题上已经做的那样”。一位驻华大使指出：“我们看到，如今中国的做派就像一个超级大国。”这个大使已经被召去多次了。他说，我们看到，那些与中国签署了大宗合同或接受北京的经济援助的国家是要为此要付出代价的。
这些做法，有一些是简单粗糙的，但是这个专制王朝也知道，采取这些强硬动作，有助于对付中国的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的热情一上来，是未可预料的。这一代年轻人中的许多人所获得的信息，都被官方宣传机器和网络警察所严重限制了。他们对于在1959年反抗北京失败后掏出西藏的达赖喇嘛几乎无所知，所以他们完全相信当局所长期描绘的达赖的形象－邪恶的“分裂份子”。
“许多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要批评中国，”在香港研究中国因特网的专家芮贝卡·麦考宁(Rebecca Mackinnon)说，“他们觉得，为什么这些藏族人这么忘恩负义？！”当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时，这一代中国人就推动他们的政府要对外国势力和活跃分子挺起腰杆，保卫国家的荣耀。
《新闻周刊》的报导说，中国人对西藏动乱的反应，现在还和一种丑陋的“民族主义”联系上了。对许多汉人来说，过去30年来，他们取得了不可估量的发展进步，而满腹牢骚的少数民族，像西藏人，他们的不满，好像是要回到过去的落后社会去。在北京地铁站，有一名藏族女子在卖传统耳环和小饰物，她说，现在没有人愿买她的首饰，因为没有一个汉族愿意被人误认为是藏人，甚至也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说藏语。她说，自从西藏发生流血动乱后，每天都碰到一些上下班的人诅咒她。3月14日后好几天，她和她的朋友们都不敢出门。“我们听说一些汉人会对我们藏族妇女扔石块和啤酒瓶，还想殴打我们的孩子，”这位藏族小贩说。她还要求不要把她的名字等出去，因为她在北京是“黑人黑户”。
目前有迹象表明，至少有一些中国官员已经承认，政府之前的做法有失误。如今中国国内的媒体已经开始更多地强调这样的信息，即拉萨暴动，汉藏都是受害人，而不再只宣传汉人是受害者。
在3月底曾带领和陪同一组外交官前往拉萨的一位人士也强调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中国应当少一点妖魔化自己的政治敌人，而要用更多时间告诉人们，有关他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正面的事情，”一位在北京的公关公司的顾问说，“全球化的一个代价就是，你得找到一种平衡中国内部和外部听众的方式。”如果中国用奥运会作为毕业典礼，想向世人显示，他们已经“毕业”了，那么，这就是中国政府需要尽快学会的一门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