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10/清华围棋纪事（1964～1983）

《围棋天地》2006年22-23期，文／余昌民

那金刚瞥我一眼

在武汉十五中最后两年迷上的围棋，一路上陪伴着我，须臾不曾分离。一九六四年考入清华的时候棋力大约只有业余3段的样子，着急着到处找棋下，有人告诉我教工俱乐部里常有棋局，周末前往，偏偏有人把守，我长久徘徊于门外，情牵于室内，最后寻了个破绽才入境成功。

有一桌正在对弈，观者如堵，嬉笑声喧。我挤近桌边，见一黝黑壮实如金刚的中年男子一边悠然落子，一边念念有词，不外奚落与调笑；对面一谦谦老者受让数子，显然已被盘内及盘外的招数搅得乱了方寸，笑呵呵地听凭众人摆布。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频频为老者支起招来，那金刚瞥我一眼，并不言语。这时有人碰我，眼风示意老者说：“你知道那是谁吗？”我摇头，那人再次向我俯耳：“钱伟长。”

当时令我听了一怔的，尚不是后来被誉为中国航天功臣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里的钱伟长，而是作为清华头号大右派的钱伟长，入学教育的反右展览说他反苏谄美，在科学界的“假头衔”有几十个之多。今天与之不期而遇，近距离瞧他非但平凡，甚至稀松，并无半点可怕。那位老师提醒我的意思，究竟是不可与右派站在同一营垒呢，还是让我晓得此人稀松平常后面的的分量，岂是随便拨弄得了的呢？到底也没弄清楚。

轻轻教训我的便是后来中关村第一个下海的教授倪振伟；那尊金刚就是清华附小老师关培超。

许纯儒先生也在同一地方出没，他非让子不下。许先生是工程物理系主任、教授，形似薄不胜衣，飘洒得有点仙风道骨，但行棋凶悍，落子如飞，一股霸气让对手好端端地矮了三分。等“文革”烽起，师道变得不那么尊严，我与许先生多次同室操戈；研究生时期技痒难耐的许先生会找上宿舍来，我们成了一对好对手，共同打发了许多苍凉无奈的日子。

京城访棋

邻班的北京同学周宝宣不下围棋，但对棋事挺关心。有一天他说他们街坊有个赵秉义，下围棋远近闻名，还带了不少徒弟，问我有没有兴趣登门造访。我初到北京，正愁无处继续学棋，一听欣喜异常，说好星期日便进城。

宝宣家是北京胡同里的典型民宅，一张宽阔的大炕，敞亮的窗棂射进冬日的阳光，暖融融的，大伯大妈又和气又热情，忙着抻面给我们吃，把我都给看傻了。

赵先生家院落还算开阔，墙下的石锁、石担暗示者此时的安静只是平日热闹的间歇。右手边有一小屋，正中摆放一方日式棋墩，这就是棋室了。主人不在家，我和宝宣坐下静候，一面品味着周围的一切。

不一会儿有人进来，我俩起身，原来是赵先生的朋友。“有事吗？”来客问道。 “找赵先生学棋。”“会下吗？”“会一点。”“来吧，摆九个子。”不由我分说，气盛的来客就按高手对初学的名分跟我下起棋来。不用说我把他搞得相当惨，这位在打火机厂工作的同好几乎要打出火来，我心中直后悔不该如此恶作剧。尴尬中赵先生出现了，气度自是不同，他看了看棋盘说：“这棋没法下了。” 说话间闪进一个带眼镜的高个少年，是赵先生的高足，在北京市拿过不错名次的彭申久，赵先生要他与我试一盘授三子局，我赢得很漂亮。

撤了棋，我说了求师问道的愿望，看得出来赵先生挺高兴。

可是因为种种变故，我再也没有机会重新踏进赵先生的院门。

宝宣现居承德，他发伊妹儿说欢迎我和陈雅华去他那里度假，我想有朝一日能在避暑山庄共同回忆皇城根下的往事，该是别有一番情趣。

围棋小屋

“文革”的狂潮一阵扫过之后，学生们经历了若干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四下“串联”的折腾，到一九六七年秋，大多数人已从高度亢奋的状态重归平静，且因过度接触政治的严酷和世态的丑恶而变得心灰意冷，斯文扫地、见惯荒唐的清华园笼罩着令人压抑的冷寂。

下围棋的同学多起来了，住在同一层楼的电○年级同学平时耳濡目染，早有一批初悟棋道的“看客”，现在姜彦福、吴元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有一晚我一觉醒来还听见姜彦福啪啪打谱的声音。他们毕竟聪明，进步神速。冶金系的丁琢如聚集了一帮围棋迷，七号楼一楼的一间宿舍仿佛祭起了围棋的香火，自我们加入，棋友日夜云集，随时开局对弈，常伴谈笑风生，我至今也搞不清楚究竟谁是这间宿舍的主人。

当时我和建筑系的金柏苓在大学生中并有“围棋教主”之谓，与丁琢如、刘桂槐、陈章沂、蒋寿炎、侯玉琨、姜彦福、吴元几个把围棋小屋闹腾得春意盎然。不久又有工程物理系许纯儒教授与清华附小关培超老师加盟，益发呈现“盛世景象”。一天晚上，棋盘上又起硝烟，有一人推门进来，以四川腔朗声打招呼：“听说你们这里棋风很盛……” 只见他身材粗短，平头，戴眼镜，笑嘻嘻地四下一扫，马上就又客气地点头告辞：“改日再来，改日再来！”我们大笑完了才知道他是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是十号楼无线电系的同学。我们常常模仿这两句戏韵十足的念白，可是改日也没有见他再来，听说后来他受父亲的牵连吃了很多苦，愿菩萨保佑他度过国难家难的鬼门关！

文采斐然的金柏苓曾经口占一首，就是当年小屋风景的真实写照：

陋案厅前才罢饭，小窗灯下又鏖兵。飞关扳打凭君走，拆立挖门看我行。半晌沉思棋一步，终盘惊道夜三更。输赢原乃寻常事，付于清宵阵阵风。

围棋小屋的名气不胫而走。有一天，一伙清华附中的学生摸上门来，要找大学生学棋，说着话，窗外还趴着一个孩子往里瞧——他们心里没底，把最小的留在了门外。我们唤他进来，惊异他居然会下棋！小家伙十岁，上清华附小五年级，眉眼间透出灵慧之气，看着令人煞是疼爱。我让九子与他测试了一局，他竟赢了，看他棋路虽野，却琢磨有心，特别是不甘为上手牵着走，这对于稚嫩棋童来说尤为可贵。让七子再弈一局，他输了。我只顾望着小家伙笑，金柏苓在一旁使劲窜掇：“你收不收这个徒弟？你不收，我就收了！”我高兴地应承了，满屋的人一哄，也就象征行过收徒拜师之礼了。

这孩子名叫常振明，带他来的是上初二的哥哥常振工，其父是学部委员（院士）、无线电系的名教授常 。这帮少年都下围棋，有孙立哲、郑清诒、史青、张铁良、张克诚，加上后来的陈小悦、刘红阳、马骏，一色清华子弟。他们的潜质那么优秀，个性那么鲜明，我怎么也料想不到，与他们的交往使我对清华的深层结构与血脉传承有了超乎寻常的认识，尤其是从收围棋小徒、走进常家开始，竟演绎出说不完的故事……

野花遇到了阳光

丁琢如兼有上海人脑子活络的精明和北京人目空一切的气度，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突发奇想，给国家围棋队的顶尖国手陈祖德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清华园来作客。当得知陈祖德欣然同意的时候，我们这帮棋迷仿佛堕入了梦里，迷迷瞪瞪地在徒有三个双层木床和三张课桌的“迎宾大厅”里张罗起来。

一九六七年冬日的一天，我和金柏苓代表一屋子棋迷，冒着脆冷，前往31路清华园车站迎候尊贵的客人。看着陈祖德和曹志林跳下汽车，我真有一下子被照亮的感觉……。我们推着自行车穿过纵深的校园——比这更朴素的礼遇便是后座伺候了，那时毕竟还不好意思。

按计划我和陈祖德下第一盘棋，让四子。陈祖德落子很快，敏捷地手臂轻轻一送，棋子便珍珠落玉盘似地飞到棋盘上；而对面的我呢，脸上的肌肉不自主地跳动，从深心到脊背一阵阵地闪过激灵——我那时的模样一定很可笑。桌边、身后、上层床铺上堆满了人，连窗户也遮满了人影，本来就不大的小屋只剩下两张棋盘上方的空间。我下的棋就像我的表情一样僵硬，又被几个变着乱了枪法，只好推枰认输。

接下来金柏苓、许纯儒、关培超、丁琢如、姜彦福轮番上阵，许先生发挥正常，弈出一盘好局，只见陈祖德身陷险境却微微含笑，追杀中双方一招一对，竟然下出一个神来之笔“倒脱靴”来，绝处逢生，妙不可言，小屋爆发出一声轰雷般的惊叹！

到姜彦福受九子那一局，气氛已融融洋洋，妙语、笑声此起彼伏。有一处纠缠是白方无理，我见状忍不住提示以术语：“‘大头鬼’！”我的徒弟顿时会意，笑吟吟地正确操刀，取得了局部胜利，陈祖德但笑不语。另有一处对杀，眼见黑方快一气，从上铺传来老侯山东腔的呼喊：“再加一刀！”众人不解，老侯煞有介事地一板一眼解释“侯氏法则”：“跟低手下可以宽一气，跟高手下要紧一气！”满屋子人个个捧腹绝倒，陈祖德、曹志林也笑得喘不过气来……

小家伙常振明这次也得到和陈祖德过招的机会，陈祖德笑咪咪地与他盘上嬉戏，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开头，多少年以后回过头看才能理解它的含义。

陈祖德十九年后在《超越自我》一书中这样回忆：

我这一生中表演过很多次，观众密度最大的要数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了。然而，这种超密度却给予了我那样的温暖，晚上我睡在这简陋的学生宿舍里，觉得枕着温暖，盖着温暖，很快就美美地进入了温暖的梦乡。

是大学生们的热情招待使我首次品尝了方便面。……

从这两天的围棋盛典开始，清华的围棋强豪们与围棋国手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缔造了友好往来的传统。

一九六九年毕业以前我给陈祖德写信：

我们像连自己也习惯了的、被人遗忘了的墙角的小花突然受到阳光的沐浴一样，沉浸在欢欣和感激里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里，这宝贵的一段将记载在最瑰丽的一页上。

陈祖德在书中还写道：

在清华大学的那些日子是令人怀念的。对于爱好围棋的师生来说，可能是我辅导了他们棋艺；然而对于我来说，是他们在我空虚无聊的时候给我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也使我更坚定了对围棋事业的信心。

九公寓26号

清华派战的激化起先表现在校园广播上，音量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有的狂呼“革命生师”，有的整日哀音滚滚，两派都力图压倒对方，那交响的噪音令耳膜欲破，头脑昏胀，却逃遁无门。更难堪有一度高音喇叭绑在我们宿舍的窗口上，只要它出声，碗勺便在桌子上跳舞，小提琴的共鸣腔也会不情愿地哼哼。我严重失眠了。

常振工、常振明兄弟邀请我到他们家去住。

清华九公寓是教授楼，走进26号，除了主人的热情之外，我立刻就被这一家融融的温馨与和谐吸引住了。我依稀知道常 先生是从哈佛回来的名教授，因为对苏联教育模式有看法而戴上了“右冠”，现在更是从精神到肉体承受苦难的巅峰时期，可是这一切都像尘嚣一样被屏在了大门之外，家庭里有的是理解、关爱和幽默，永远荡漾着和煦的春风。有一天在八饭厅里无端地站了一排“黑帮和权威”低头示众，忽然我仿佛看见常先生的面影，怅怅然不忍多加一眼去辨认。晚上一家人坐在灯下有说有笑，常先生依然神清气朗，好像外间发生的不公和疯狂全都与他无关。

常先生的学识自不必说，在“怎一个乱字了得”的局面下已经开始思考信息科学的问题了；而对三个孩子，如平辈共处一样，既民主又开放，叫人不由不感触良多。有一次常先生面露得色，说新编了一套无线电专业教材“适合工农兵不同水平的需要”，三个孩子立刻群起而嘲之，常先生笑呵呵地躲进书房去了……

正因为实为学术权威的父亲在兄弟俩的心目中不是一个权威，我这个年轻大学生才受到他们近似崇拜的亲近，他们的父母后来索性通过我来转达他们的某些主张。这种关系在下棋之外、又影响他们接触文学和理解音乐的时候，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有一天晚上我睡的小屋里来了一群半大的孩子，听我给他们讲外国小说里的精彩故事：普希金的《射击》，果戈理的《画像》，爱伦·坡的《金甲虫》……。讲《画像》的时候我故意关了灯，当“黑夜中响起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的时候，我的听众不由自主地发出紧张的唏嘘声……后一天我没来，更多的少年听众等我，挤满一屋子……我相信故事里枪手的潇洒、古画的神秘、藏宝的诱惑会在日后坎坷的经历中一直伴他们同行。

此后我常去九公寓，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好时光。自信而好强的姐姐常放也被我们吸引，她比较关心读书和愿意探讨“重大的事情”。一九六八年春天清华开始武斗，我曾经悠闲下棋的楼间坪地成了砖石纷飞的战场，我和好朋友杨士元再度住进常宅避难。其间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半夜里我忽然被喧哗声闹醒，灯光雪亮，走廊里挤满手持长矛的红卫兵，一家大惊。其中一人向我问话，两人笑谈了几句，气氛顿变，旋即退兵。大家忙问所以，原来那是无线电系的学生，常来我班看老乡，不想几面之缘，派上了用场。

振明十分聪慧，我与他对局切磋，不计其数，眼看着棋力上长，直逼振工、孙立哲之辈。凡有趣之事，他皆有灵敏反应，旁人的话语有不谐之处，很容易被他抓住，如某人说的病句“我是培养前途”，略加点染，呵呵一笑，惹得众人大笑。有一回我同王漱瑱老师（常师母）提到家中养鸡的事，振明插嘴：“武汉也能养鸡？”“为什么不能？”“那不都掉到长江里淹死了？”稚心童趣，叫人忍俊不禁！不过对我，小家伙自然地小鸟依人，调皮时会爬到我的背上来。振明正是小学毕业的年纪，适逢学已不学，国亦不国，常家的掌上明珠将来的命运，几成靠自己，又几成播弄于纷乱难解的历史呢？

一队自行车向崇文门外驶去

自从陈祖德、曹志林亲临清华与我们结下棋缘以后，又有一扇神奇的大门为我们打开——我们可以到国家围棋队去下棋了！这一福音顿时使我们感到天下没有比我们更幸福的围棋迷了！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和金柏苓、丁琢如、姜彦福、许先生、关老师几个骑着自行车，风一般地穿过北京城，向崇文门外体育馆路国家队宿舍驶去。金柏苓与我并辔而行，路上他问我听没听过一首慨叹世风的打油诗：“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事都改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国家围棋队两人一间宿舍，带盥洗台，比清华学生八人一室要宽绰多了。两间宿舍的桌子上都加摆了棋盘棋子，等着我们到来。陈祖德、曹志林而外，一下子遇到那么多国手，不亦快哉！那天邱鑫让我三子，王汝南、黄进先、黄良玉、朱宝训亦分别和我的同伴捉对开战，一片剥啄声中有人走动着隔岸观火：吴淞笙侧而托腮，罗建文抱臂颔首……我这边一个“大斜”定式遇到陷阱，苦思冥想，应对居然过得去，最终赢了下来。对局后认真的复盘等于授课的开始，国手剖析指点，学生大获教益；回来在灯下凭记忆抄下棋谱，标注得失，当日的作业方告完成。

中午棋局未完，因运动员食堂不对外，细心的主人推荐我们去附近一家包子铺，三毛钱一两，果然不错。边吃边侃，一路欢谈，话题不出那半盘棋局。一两包子三个，装下九至十二个大饺子似的包子再战。以后次次如此。

回来的一路要比去的一路吃力得多。

侯玉琨、常振工、常振明、孙立哲、郑清诒也都经受过这样的超级熏陶。不用说，那一段时间是我们棋力猛长的黄金时光。

从一九六七年开始，这样得天独厚的交往跨接了三个年头，直到陈祖德、王汝南、华以刚、曹志林等下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罗建文、黄进先到河南省“寄养”，同学们陆续散去，不久我也离校南去了，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关老师他们想下棋了，就会找到三通厂。

金柏苓

我在多年以后写了《严冬里的潇洒》一文，稍稍平抚了说一说柏苓兄的情结，起首有一段感慨之言：

对于“棋迷无坏人”一说我虽觉谈笑多过精确，但是围棋所赐予我的，除了纷纭棋局带来的至妙感受之外，确实淘出了人品和才华都十分优秀的朋友，而这后一种收获——我简直相信——恐怕非围棋这一尤物而难以使然！

在我一九六四年走进清华园的时候，身上并行着两套“搜索系统”：一套追求知识和学问，另一套则指向爱好围棋的同道。我潜入过教工俱乐部，跟着北京同学进城踩过点，剩下就只能在节日的学生游艺晚会上——或者在饭厅，或者在坪地——过过棋瘾，碰碰运气了。

金柏苓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旗鼓相当的对手，这位建筑系九字班（六三级）的同学身着风衣飘逸洒脱的第一眼印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俩不仅在横跨“文革”的年代把清华棋坛带动得沸沸扬扬，而且十多年以后又回归清华同读研究生，再续棋缘，就像不愿分离的双子星一般。金柏苓的棋风堂堂正正，又有一种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大将风度，是棋友圈子里颇负人望的“柏苓兄”。他的弟弟金国苓也是京城业余高手，且书法造诣不浅，我去过他们家北海羊角灯胡同老宅，所剩虽然已不宽裕，仍然幽幽散发着爱新觉罗氏远祖的气息。金柏苓手持的折扇是他养疴期间亲笔手绘，工笔病马，微以自况，棋枰倚坐开开合合，何其风雅之至！更难得他有赋诗填词的本领，“陋案厅前才罢饭，小窗灯下又鏖兵”是小屋岁月的写真；“弈道虽微，盈亏各分，谁可着着皆占先？盘终计，有哗群妙手，虽败何惭？”既有叹送华年的苦涩，又含人生感悟的玄机；而一联“一去阳关万里缘，谁论金角复银边（双关围棋格言）”，写透了风雅学子逐放西域的悲壮与酸辛，当年抄送陈祖德，惊为妙制，同声浩叹！

清华建筑系学生注重美术、文学、音乐的熏陶，多富才情。金柏苓早我一年分配在青海当瓦工，同班同学天各一方，青春蹉跎，他们鸿雁往来，不乏伤感、凄美的唱叹，有人摘编为一集《不多余的话》，又录成配乐朗诵，金柏苓因选了我的信文，放给我听，听得我心驰神飞，荧荧欲泪。不知这一弥足珍贵的杰作如今安在？
后来柏苓兄当了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院长——这对他再合适不过了。你看他一有机会就把“得月园”建到了德国柏林去。

蒋寿炎

蒋寿炎与我同一专业，比我高一届，宿舍则比我低一层。国庆之夜在院子里下完棋的第二天他便来找我，从此占尽楼台近水之便。起先他行棋粗疏，我授他四子，弄得他左支右绌，甚是好玩，而他每当随手落子，欲悔又缩，乃至顿足哀鸣。蒋寿炎是江阴农家的孩子，深度近视，憨态可掬，却心细如发，床头自制一小架，英语、诗词、歌曲等书册一尘不染，奇怪的是偏偏下棋草率，可见积习深重，很长时间才调整过来。他买了一副大号棋子，登门时捧持而来，此君越是心急越口吃，时有站在门口问“余……”，端着棋盒憋得左右摇晃，我的同屋立刻截住：“不在！”有一次与清华附中学生孙立哲对弈，孙立哲棋也凶蛮人也张放，下着下着突然一阵狂笑，蒋寿炎忽地站起，涨红着脸敲着桌子恨恨地一字一顿：“笑……什么笑！”见一向厚道的蒋怒不可遏，孙立哲傻在那儿，脸上凝固着残笑，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赔尽小心……。蒋寿炎是清华围棋群落的一抹浓彩，那种执著与率真留在遥远岁月的欢歌拍岸的青春波澜里了。

蒋寿炎一九六八年底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做管工，他写信说“连这儿的麻雀也是黑的”；他感慨清华那样令人神畅的围棋氛围不可复得了，现在每天劳动疲累，政治学习多，回到宿舍翻一会儿自己订的《人民日报》就睡了。他信笔写下的霎那的感触特别令我动情：

今天在硫铵液水塔上换管子时，看到了电网边的一小块土地上豇豆苗出得很整齐，想起去年武斗期间回家时自己种豇豆、苋菜钓小鰟鲏鱼的乐趣。其实在家里当个农民也不错的。……

他们这一届同学的着落确是凄惨不堪：在钢厂推小车的有之，在盐碱滩掘地拔草的有之，在碳素厂抡铁锤每天砸四立方石块的有之……而今我还在清华园，轮到我因扑朔迷离的分配去向而困顿，他不忘叮咛老朋友：

现在我体会到了毕业分配确实是一件大事：命运把种子撒到水边，长出了随风飘拂的杨柳；撒上高山，长出了耐寒的松柏；撒进沙漠，长出了光秃秃的仙人掌。

他依然爱棋如痴，研习资料匮乏，便不惜相隔千里向我借书：“一定尽快抄完，完璧归赵。”说完了同学说围棋，说完了围棋又泛起了缱绻的思乡之情：

国庆节每人配给半斤猪肉、二两酒，让大家欢欢喜喜过佳节。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是接踵而来。……在抚顺竟然买不到月饼，那天晚上天黑沉沉的，没有月亮，于是这佳节也就默默无闻地过去了。然而，我想起了老家的那棵桂花树，大概已经开花了吧！弟弟妹妹们现在又怎样，我仿佛闻到了清新的桂花香……

一九八七年蒋寿炎通过报端消息找到了我，事隔十八载，他已经十分沉静，连笔迹也变得端庄流转了。他说考研的计划因家庭变故而中辍，否则我们将会得到何等神奇的历史恩予啊！他引了莎士比亚的话：“风平浪静的海面，所有的船只都可以并驱竞胜；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的时候，只有大勇大智的人才能够处之泰然。”
他说：“围棋和桥牌伴我度过以前那犹如漫漫长夜的峥嵘岁月……”苦难过去了，伴随苦难的青春依稀在远处招手，这里有着无法掩抑的伤感：

八二年由省体委定为业余初段……过后一直没有升段赛。横向对比，四年前我在原籍江苏江阴县下棋时几乎没有对手，但他们的水平一年一提高，我今年正月回家探亲时去玩玩，不少人都高于我，由于人竟让我三子，可见不中用了。

一般我星期六晚上玩桥牌，星期五晚上玩围棋，由于地方狭窄，围棋只能放两副，输者下台，五、六个人车轮大战，直至夜半。

蒋寿炎随信附来电脑打印的《蒋氏围棋藏书目录》，意思是让我见机行事，为他补缺搜新。那时围棋出版物已不再稀罕，我也就没怎么上心，蒋君可有怪我？不料一晃又一个十八年过去了，我已不知到哪里去寻他，也不晓得他是否知道我十分想念他。

姜彦福 吴元

有道“国运兴，棋运盛”，着眼的是大台唱戏的社会环境；而我所经历的“国运衰”，围棋在民间野草般地顽强生长，证明了它不仅是特殊魅力所在，而且有寄托人心之功。对于个人来说，“文革”一本账很难理得清，因有棋之长进，我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多少得到一些损失回补的安慰。

五年半的耳濡目染，我的周围不少同学得以一窥围棋之门径，出去唬人绰绰有余；然而真正从头下过一番功夫——即使只有一段时间——而且“不辱门户”的，唯有姜彦福、吴元、金信远三人而已。

姜彦福是我班之长，长身玉立，翩翩有兄长之风。那时经过“革命大串连”的大学生背后都有难忘的故事，他从山西归来，似乎万念俱灰，一门心思地钻研起围棋来，以至有了深宵棋声的风景。自那时，小屋比赛也好，与国手过招也好，人高马大的他频频上阵，怯生生的神情透散着率真。染指围棋，爱与不爱是能否“上路”的分水岭，正因为姜彦福对围棋有过真心的一度缠绵，所以用较短的时间走过了通常需要数年走完的路，而且从此一往情深无穷期。一九六九年我们在石景山高景电站“接受再教育”，住在山坡上的席棚里，军代表小吴呼唤集合，大通铺上棋局未完，不耐烦的吴代表便拿班长是问，只见姜彦福边走边回头，走到出口又被无形的绳索拽了回来，“万般事小，生死事大”，继续对一块棋的存亡高声力辩，全然没有了平时宽厚圆转的影子。吴代表把头伸到棋盘上来看，两眼几乎冒出火来……

我在一九七九年选择报考清华经管系研究生，实拜姜彦福极力怂恿之助，那时他是参加建系、继而筹建学院的教师，因此他于我亦友亦兄亦师，相得相依。如今他是清华名教授，又是风险投资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高级专家，纵然许多事情在变，唯有我们不管在何处相遇、弈上一局棋的程式不变，像一道不可省却的清醇的茶。

邻班的吴元是校游泳队员，也就像游泳运动员那样长得既丰厚又绵软，似乎这也决定了他说话的神态，甚至进而影响了他在棋盘上的棋风。

上大学迷上围棋而又带着发现宝岛似的热情的棋手通常是天生的长考型，就像对弈软件不甚高明的电脑，长于运算，经验太少，往往“创作”出似是而非的招式来。吴元就属于这种聪明棋，连定式也要现想，不灵了就腼腆地深深点一下头。有一阵吴元怎么下都顺，曾经窜到了清华一流水平的边缘。

有一次电机系队和联队在围棋小屋对垒，吴元出场决胜局，我们商定游戏为之——我在棋桌下吴元的腿上支招：手写出最佳选点的坐标。不用说我们是赢了，事后吴元说信号传输的准确率并不高；这绝对是唯一一次作弊尝试，对于我们的对手已经成了永久的秘密。

吴元精于烹调，他做的毛蚶、馅饼和毕业聚会的鲥鱼都令我难忘。吴元的讲述十分传神，比如他游览上方山云水洞回来这样描绘：“那老和尚诵经到某一句，抬头张嘴，一滴泉水‘啪’地滴落嘴里……”我们听得情迷神飞。还有一回，他讲解吃烤鸭如何蘸酱、如何加葱、如何卷饼：“送入嘴里一咬，啊——精彩！”一屋子人听得像亲口尝过一般过瘾，在场的小不点儿常振明日后一次次模仿，每次都笑不能禁。

吴元分配在太原西山矿务局东风矿，下井锻炼期间回宿舍“一下子扑到信上，仿佛周围更亮堂了”；后来去了鸡西，再回到煤炭部，到如今还是跟煤炭打交道。不过最近来电说，中国神华已在香港上市，他是总裁。

关培超 许纯儒

“文革”乱世把清华的棋客没大没小地聚到了一起，有一条谁也没有说穿的共同理由：

在文明遭受凌辱的日子里，这些心怀良知的人们选择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回想起来，既是对乱世的逃遁，也是对恶行的鄙弃！ （拙文《严冬里的潇洒》）

清华附小的体育老师关培超可谓清华棋坛的中流砥柱，我与他有过三度“风云际会”的机会——两度在清华，一度在深圳，可是关老师毕竟是多朝元老，几十年来传承着清华围棋的薪火，近年有恙在身，以棋为寄托，以棋为良药，爱棋之心不见稍减，反而愈炽。

坐在棋盘前的关老师像一座山，他的棋也像山一样朴实厚重。支流和新潮的东西他每每知道，可见他毫不放松盘下的修炼。关老师下棋时通常不苟言笑，但言必有分寸，且富于幽默感；每当关老师 “晴朗”了，对手也就散开了“多云”的心情。

有一次关老师在对弈，刘桂淮从旁闲话：“关老师，您有几个孩子？”“……没有。”“那……那好！”“好什么？”“……清，清静……”刘桂淮慌不择路，若不是关老师放他一马，他准得掉到悬崖下。

我一九七○年毕业离校以后，为常振明学棋拜师的事写信托付过陈祖德。许多人尽可能照拂常振明，关老师“远征”回来，转达过祖德老师对小振明的关切之意，后来再去还带过他，小振明的棋便不至于荒疏，且能得到开眼的机会。

关老师对围棋像对佛那么虔诚，我想佛也会保佑他。

我是在棋桌上认识的许纯儒先生，所以只能说我熟悉一尊雕像的一个视角而已，不过在那荒唐的“革命生师”的年月，除了围棋也不可能取其他的视角。不妨再追一句：以围棋观人何其透也！

对许先生不能不怀有敬意，一来他身份高——名教授，工程物理（原子能）系的主任；二来他的棋凶悍，常在老同志云集的杯赛上直取冠军，该收手时不收手！

许先生出身于杭州世家，行棋颇带古风，亦即嗜杀成性，曾经视布局与官子如草芥，现在当然早已不同。若说古稀之年的许先生如苍劲之松，那么盛年的他有一种飘逸的神韵，是袖藏之剑。我们在围棋小屋里手谈，有时他耐不住寂寞，也会到学生宿舍来找我，他长我也长，呈互有胜负之势。只是他落子太快，我则惯于长考，磨得他频敲棋子，如坐针毡，偏偏许先生有时躁中失手，便抱怨不迭：“太慢太慢，我一着急就出错……”

一九八一年我在清华读研，一日有工物系学生为棋来访，自称与本系许主任相识，说话间许先生冲了进来，不容分说，把桌上书册一推，端来棋盘就要下棋，那位访客已觉无趣，悻悻而归。

二○○一年我随祖德老师赴台参加“两岸名人围棋交流”，从同行的北京前辈得知许先生病后恢复很好，又闻许先生对邓丽君慕宠有加，非邓丽君的歌曲不听，并以邓的忌辰恰是许的生日为奇。后来趁赴京公干，作家葛康同陪我往清华探望许先生，照例要下棋，一别二十年，纹枰对坐，不禁兴沧桑之叹。这局棋我下得轻快从容，已没了二十年前的凝苦，许先生反而踌躇再三，幸亏一着妙招脱险，否则难挽颓局。许先生心情大好，提议破例再弈一局，不过必需静听几曲邓丽君，裨补元气。随后我又惜败一局，许先生喜不自胜，连夸我下棋速度今非昔比。看着许先生情绪飞扬，我心想输得值得。

我和葛老师辞去。不待我们各自到家，这两局胜负已经传遍了京城。

丁琢如 侯玉琨

冶金系七字班（六一级）的丁琢如身材挺拔，团脸浓眉，机敏自信不愧为上海人，通达随和又极似北京人，他能将七号楼一间宿舍张罗成了围棋圣地，容下一帮清华棋迷在心无所托的“史无前例”之中得以逍遥于尘嚣之外，终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他竟然有魄力投书陈祖德，硬是把中国围棋第一人请到清华园来，给众棋迷带来了狂欢节般的快乐，开了国家围棋队与大学交流之先河，其功劳实不可没。

丁琢如的棋透出他的理论功夫，积淀不浅，行棋多是“一般分寸”，却稍苦于纠缠相搏和随机变化。然而依仗聪慧敏悟，棋力节节上长，已达到我对他让先的棋分了。丁琢如一旦沉浸棋中，表情丰富，姿态俯仰，只见他时而单手托腮，侧身斜睇，时而双眉紧蹙，悬身盘上，狂客气韵十足。某次在比赛之中，人人敛声，棋子剥啄，忽听得丁君“啊呀呀呀——”高声惊叫，旁若无人，众人纷纷回首，随即会意莞尔。

我猜凡想做的事他总能做好。有一次提起羽毛球，曾与他小试，果然出手不凡，称他有“业余高段”实力毫不为过。

琢如据说客居美国多年，推想应该事业有成，且论年纪已该进入“棋之境”了。他留下的印象是鲜活的，配上鹤发长眉一定很有趣。

古人说“人以文传”，其实人有特色即可传。侯玉琨当年是清华一帮棋迷中的“笑药”，有了他便笑声不歇，也就成了我们温馨回忆的不可或缺的快乐因子。

侯玉琨是自控系的调干生，年龄约长我十岁，一九六六年临毕业被“文革”截住，儿子已经放羊养家了，他还在清华园里晃荡。某日他也是找上门来，满脸堆笑，好似山东快书般地说：“昨晚我看你下得好……” 老侯一向胡子拉碴，笑眼常眯，一颗牙俏在唇外，我不由联想起唐太宗眼里的魏徵“我但见其妩媚”的味道。

老侯若是挑出一杆“侯”字旗号，熟悉的人便能看出隐在底纹里的“骗”字来，他的玄巧机关不知怎么那么多，还眼见有人一步一步掉进他设下的陷阱里。遇到高手他常顾左右而言他，施盘外招而不露痕迹，或者作出甘愿称臣、随时就范的姿态，而经验告诉我，在他最谦卑却又不肯放弃的时候，就是他最接近阴谋翻盘的时候！

老侯爱悔棋，当你执意不让，他便央求：“摆一摆，研究研究！”几个变化摆下来，终于有一式对他有利，他立刻按住你捡子的手，堆起乞赖的笑容：“就这么哋，接着下吧！”屡试不厌其烦。

老侯自有他称王称霸的地方，故如陈祖德所谓“低棋的阎王高棋的饼”。老侯评棋具有哗群的效果，首先那缓缓的山东腔就惹人想笑，更别说那天外神来的思维，如陈祖德第一次来清华同欢，他从“上座”发出的极认真的劝诫：“跟低手下可以宽一气，跟高手下要紧一气！”几乎笑倒了所有的人……

老侯离校最早，从此失去了音讯。我想象他在某一处地方，仍然是一剂讨人喜欢的笑药。

孙立哲 常振工

对于成长中的中小学生，“文革”的狂潮除了带来家庭的动荡，还把社会上最丑陋的东西揭给他们看，他们像在冰河里浸泡过的婴儿，早早就懂得什么是坚强。教育的时钟停滞了，时光却不会停下脚步，他们只有朦朦胧胧地四处奔突。

孙立哲与常振工是清华附中初二年级的伙伴，围棋使他们同大学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我们相比，十三、四的孩子更加无虑和纯真。他们好学颖悟，棋力见风就长。两人性格各异，比如遇到有趣的事，常振工掩口，孙立哲狂笑。孙立哲好动，一刻也不得安宁，浓眉密须，说是自幼多病吃激素吃的；一着急就口吃，说是学结巴学的。

在棋盘上孙立哲大刀阔斧，凶悍无比，落子作金石震撼声。得手则放声大笑，连蒋寿炎那样的忠厚夫子也不堪忍受。那年月虽说前景难料，但他那凌驾一切的气魄和的胆大心细的风格早已在黑白方圆世界里尽显无遗了。

一九六九年初他们分别走向农村改造天地去了，一年后回京探亲，带着啤酒、熟肉、午餐肉罐头来看我，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惶惑，依旧保留着过往的乐观。最想不到的，孙立哲竟已是陕北知青中名播远近的“神医”了！原来他久病成良医，平时拿出自备药品为知青同伴和老乡服务，后来索性做了赤脚医生，落得免除地头劳作之苦。我问：“女同学不介意你打针？”“除非她愿意跑几十里去县里。”“你也能拔牙？”“用老虎钳。”……“真有揭开棺盖、起死回生的事么？”“我发现那农民就没死，扎一针就活过来了。”听到这里，我和姜彦福、杨士元、王普几个同学喜而跳，鼓而呼，为之绝倒！

接着孙立哲表演了扎针：捋起裤管，不管穴位，由我们指哪儿扎哪儿，但见他稍事消毒，手捻银针，顷刻没入……观者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此后不久，孙立哲被钦点为全国五个知青典型之一，在体育场知青万人大会上“讲用”，还登上过卫生部领导成员的宝座……“文革”劫后，他读书，出国，学医、学工商管理、学金融，以多病之躯回国创业，投资电子、印刷……最后搞起图书版权引进，以独到的眼光，对中国出版业产生了从观念到实务的有力推动。有说人生如棋，而深感其襟怀、谋略得惠于棋者，远非孙立哲一人。

就在孙立哲青云之上、身不由己的那一段，常振工踯躅在山西农村和北京老家之间，背着一架手风琴，梦想改变被人遗忘而又日渐长大的自己的命运。若论苦练技能，像常振工那样不知疲倦、如醉如痴的世上一定不多。乒乓球是他汗水浸出来的童子功，围棋是他自觉认识世界、认识朋友和挑战智慧的文化取向，现在手风琴又成了唯一看得见的出路。他的围棋功夫被弟弟常振明的光焰遮盖了，平心而论，在常振工身上是琴艺第一，球艺次之，棋艺第三，其实业余4段已经很是不错，只不过手风琴和乒乓球的水准超乎一般人想象罢了。

为了投考地方歌舞团，常振工两次南下武汉，他与我棋、琴厮磨，留下了可堪回味的许多故事。“文革”噩梦过去，对国家、对每个人都意味着揭开了新的篇章，一九八六年我们在纽约相见，常振工开着为餐馆送餐的旧车陪我游逛，遥望自由女神像和双子星大厦；后来在加拿大创办了数据恢复公司。2004年他站在了加拿大杰出华裔创业家的领奖台上，事后传来照片让我分享，电话里我能感到他刻意按捺的激动。

苦尽甘来，常振工不忘为围棋出力，以多伦多中华围棋协会会长的名义，延请了聂旋风为海外的围棋赛事大壮声色，他还偷闲代表加拿大参加世界业余围棋赛——过着这种惬意的生活的人一定不多。

郑清诒 陈小悦 刘红阳

清华子弟里人大附中的郑清诒当数围棋强手之一，被“文革”冷冻在了高二年级，论年龄正好置于我和孙立哲、常振工之间，若不是多了一副浅色镜架的眼镜，颇有唐三藏的丰朗之貌和端庄持重。心智成熟，也就懂得自觉修炼，郑清诒钻研棋谱很是用功，一番陶冶，棋风变得坚实厚重而有内涵，自诩为“木谷流”，成为清华园里重镇之一，不容小觑。

一九六八年五月，清华武斗升级，我避之武汉，一日接郑清诒来信，报告他的心中之寂寞和武斗之荒唐：

武斗以后，没有什么地方下棋，人都走了。就和关老师下，他也没事，我们几乎一天一盘。孙立哲棋颇厉害，昨天吃了关老师一个大中盘。……本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棋，可是没好手教，又买不到书，所以很盼望武斗结束，你和金柏苓回来好学习一下。

30日武斗，规模空前，团派死2人，伤数十，“四一四”自控敢死队中精锐被歼，24人被俘。卡车、拖拉机、土炸弹、硫酸都用上了。团派死的有一个是高校击剑（重剑）冠军。

以后我返校、下乡下厂接受再教育，他则和众小友一样，奔赴广阔天地去了。流年似水，何时再见，当是鬓发成霜了。

清华下棋的少年里，陈小悦不仅年级最高（高三），而且个头最高，且声望在清华附中亦属最高。听他的崇拜者们说，北京中学生运动会他是跳高冠军；高中还没毕业，已经学完了大学一、二年级的高等数学；外语……总之，十年浩劫截断了陈小悦的一个瑰丽的梦，但只要这一粒“千年莲子”在，命运一定记得还他一个更加辉煌的现实。

我喜欢这些聪明活泼的少年，他们也拥戴我，像拥戴“孩子王”一样，这不仅来自围棋的神秘，还因为他们着迷于听我讲外国名著里诡谲、侠义、奇巧的故事，陈小悦就是在这样难以忘怀的气氛中与我相遇的。他下的是聪明棋——凭有限的基础知识和强大的大脑即时演绎的习作。不能要求更多了，他还有太多需要加以关照的东西。

待到春回大地，陈小悦赴美留学，回清华读完汽车工程博士；后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现任国家会计学院院长。

当年武斗期间我回武汉，将一包书抱到陈小悦家托他保管，事隔近四十年，他可还记得？

刘红阳说不上是我的“徒弟”，因为他既没有登门讨教，也不曾堂而皇之地到我的宿舍或者围棋小屋下过一盘棋，但他与孙立哲、常振工、常振明十分要好，又从骨子里爱棋，任风雨飘摇长年不辍，只因他的父亲是被打倒的走资派——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自卑心理使他几度徘徊在相当低调的生活方式之中。因他生得眼大，常被他们几个嘲谑以“大眼吃小眼”，刘红阳只是笑笑，依然侧脸看他的棋。我记得在公寓台阶上与他下过半局，那时授三子他尚不够下。前几年他常在南方游走，来我家会过几次，每次都缠着下棋，好像极想借以吐吐过往年月的窝囊气。他的棋已经很好，依然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棋。有一次我输了，他品味良久，意不能释。

围棋看客及其他

五年半的大学生活如同六十六个月的风雨同舟，相互濡染已经十分充分，在我的影响下，有同学与围棋结缘，但仅占少数，大部分人居然尤物当前而没有感觉，令我好生奇怪，也许只能从大脑的选择性适应寻找答案。还有人数不少的一类，自始至终充当围棋的看客，热情不减，关心至微，却几乎从来不下海搏浪，一享独挡一面、指挥千军的快乐。身边的王普、顾茂林、向正举，外系的陈章沂，甚至熏染得有了相当的手眼，宁可逢棋必看，看棋必评，终于也没有正经学一学，倒真是不得其解。邻班一福建同学闲立半晌，忽然指着棋盘一处说：“这式个指史了！”不大像是中国话呢。

王普与我几乎形影不离，此君异常聪明，又随和得令人不好意思。比如我邀他：“走，陪我去照澜院买东西！”“不嘛——我不去。”“去吧去吧，再买一瓶啤酒。”“那么买两瓶？”他上课不大听讲，成绩却不错，曾经在高等数学课堂上与我画纸为棋。我从国家围棋队借来油印棋谱《平行型布局》，他自告奋勇替我转抄，历时数十天，三册手抄本告竣，我心怀感激地在扉页上写下了纪念他的文字。王普只看不下，假设他爱上了围棋，他又将是怎样的棋风呢？我想不出来。

但凡沉迷于围棋的人，不觉围棋扰人。周末晚上以棋会友，我虽留意一不喧闹，二不太晚，怎奈宿舍太挤，同屋房客由感到郁塞滋生不满也在情理之中。有一晚棋战正酣，观者如林，突然电灯熄灭，出外探查，走廊有灯，左右邻室也有灯，我顿时醒悟是广东同学林初所为，意在逐客。一时不知用的什么手段，可想此计也是蓄谋已久。棋弃客散，我佯装糊涂，管自睡去。过了一会儿灯光复明，唯独林初自己加装的一盏灯泡不见了踪影，林初追问，我说那灯泡不亮，准是坏了，我已把它扔了出去。林初哑巴吃黄连，只好作罢。其实我将灯泡藏在他自制收音机的喇叭后面，几天以后，心照不宣地悄悄还了原。

武斗过后工宣队通知返校，宿舍里一片狼藉，残破的木架床散乱堆砌，记录着作为防护工事的模样。同学们安置下不久，不知何处风起，有些人找来工具，锯锯刨刨敲敲打打做起木工活计来，没几天不少床板变成了一个个木箱，有的看起来工巧不让木匠。我觉着好玩，也跟着做了一对围棋木盒，买了一小瓶棕色油漆涂上，看着顺眼，想着开心。

没多久工宣队煞住此风，自由散漫和化公为私的行为遭到严厉的批评，私做的一切器物自觉上缴，我的围棋盒也不例外。后来学校举办了一个主题展览，我寻到了那一对棕色的围棋盒，看着刺眼，想着窝心，与之告别，心里恢复了轻松。

六十年代中期刚出现匀整的玻璃棋子，既不好买亦不便宜。我用的一副中号棋子是拿的雅华的，从武汉带来，数年与我相伴；后来附中胡晓明送我一副大号棋子，也才有了木盒的事。蒋寿炎曾用药片和图钉分别当作黑白棋子，我用这种怪异的棋子与他下过棋。吴元找来一包骨质小圆片，镂有花样，他将一半染黑，权充棋子；同班贾玉平义务做附小辅导员的时候，曾命我帮她调教顽皮的小男孩，用的就是这种土到家的棋子。偶然忆及，聊备存史。

各路俊杰

丁琢如返沪，在火车上巧遇陈祖德与曹志林，一路说棋，谈到北京高校爱好围棋的情况，祖德认为以清华最热闹，水平亦最好。

“文革”中除了清华，北京高校里还活跃着“围棋三雄”：北大的陈大钧，北航的唐藤和北师大的蒋锡久，他们都来过清华的围棋小屋，与我皆有过手谈之谊。陈大钧个子修长，在广东人中算是巨人了，后来到华南科大执教，几十年迷棋近痴，夺得过名人教授杯的冠军。唐藤后赴东瀛留学，有棋作伴，想来不会寂寞；回国后在中国棋院久别重逢，曾经弈棋纪念。武汉的蒋锡久晚我一届，棋龄却较我为长，我启蒙时他已出名了。蒋君静若处子，言谈温婉，不知如今称雄在何方。

高旭光是北京城里的围棋怪童，十三岁的孩子授我二子，凭此就已令人起敬。我记得在围棋小屋里他站着下棋的样子，硕大的脑袋耷拉着，仿佛脖颈不胜其重。那盘棋我赢了。高旭光在我毕业以后与常振明要好，常振明棋力稳步上升有靠他的帮助，特别是他将常振明引入了围棋前辈国手过惕生的门中，方有了进入北京队的下一个关键的目标。后来常振明说高旭光打听过我，欲报前次一箭之仇，不料不出几年他竟忽罹重疾，小小年纪成仙去了。惜哉！

当有爱棋者结伴来访，小屋便组成一队，举行一场友好对抗比赛。有一次金同实带了几个人来，金同实胜了金柏苓；我的对手在特钢厂工作，输赢不记得了。金同实在北京业余圈子里早就名闻遐迩，如今人称电视番棋赛的“终身裁判长”；一九九二年参加中日企业围棋赛期间，在中国棋院金同实与我匆匆然“友谊”了半盘，看来我败局难逃。听说金同实让子棋功夫威得邪乎，九段高手让四子的他能让六子，这门学问不服不行，何日上升到理论，相信够得上体育学院的优秀硕士论文。

武汉棋坛在“文革”中曾经跃出一匹黑马——南京工学院毕业的欧阳世承好似突然得道，横扫江城，大小好手如同萝卜遭遇快刀，一城哗然。欧阳在京盘桓期间我们曾有一遇，他应我和金柏苓的要求摆了几盘刚下过的棋，其中一盘受先胜陈祖德，听得我们一阵唏嘘。他均匀连续地往盘上布子，过程中一言不发，像一尊只会单一动作的雕像。前些年在武汉见他，在棋院打谱，依然无语，但含笑致意，毕竟是背景相似的同时代人。我常想，围棋既是一种认知，也是一种技能，不应有规律之外的异象和神迹，欧阳世承现象值得研究者注意。

紫竹院不让游客下棋了

我们厌倦了派战而聚到了一起，又因校园的枪声火影作鸟兽散，学生弃校躲回了家中。有常振明、史青、郑清诒几个“驻校观察员”通风报信，远在武汉的我对清华发生的一幕一幕就像亲历目睹一样。

一九六八年五月初常振明用稚嫩的字迹写信报告说：

大概双方都抽不出兵力占我们这儿……我哥哥他们经常去大学看武斗……。

几天以后，他们推举史青“汇报清华园发生的小冲突”：

……两派交兵，百姓遭殃，小河那边的团派长矛队揭民房上的瓦向动农系馆打去。致使事后住在民房里的职工不得不搬走了。

不出半个月，史青来信告急：

……蒯大富一声枪响，团派二百多人的长矛队向九饭厅进攻……

浴室这边展开了攻坚战，东大操场上展开了阻击战。“四一四”集中了一百多人的长矛队，在一辆土坦克的掩护下，企图救援浴室上的人，被团派长矛队阻击在东大操场上。……团派焊八学生李东升被土坦克撞到，被扎了二十多枪，壮烈牺牲。

团派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调查，决定采用火攻……

到了六月底，常振明用明信片传来了仍然让人不安的信息：

学校里武斗情况僵持不下，不过双方都有枪，大概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双方在试枪。

七月中旬，难为常振明详细报告了“轰动全市的6.30武斗升级事件”、“第二次西单商场爆炸事件”和“所谓的国会纵火案”，最后写道：

前几天老四动农馆向科学馆挖了一条地道，可是昨天被老团给炸了。现在双方在僵持中，等待中央表态。

陈小悦立志要去北大荒。军训团没批准，他就扒着去北大荒的车，去北大荒了，现在还没回来。

进入九月，工宣队、军宣队的进驻使清华园终于恢复了平静，虽然不知道又将有什么在等着我们，但总算与透顶的荒诞和无情的炮火告别了，找回一个能放下平静书桌的校园。小家伙常振明经过战火的洗礼也明显长大了，他写信盼我回来：

自从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以后清华就变多了……各处老太太老头儿都组织起学习班，早上七点请示，晚七点汇报，金柏苓他们也不像以前那样随便了，工人还给他们安排了读报时间、早上出操……现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北京站迎接回校的师生，你一下车就可以上卡车一直拉回校，在主席像前报个到就可以回自己的宿舍了。

告诉你一个消息，紫竹院不让游客下棋了，所以我们就经常到金柏苓他们宿舍去下棋……我们还老约棋下，背着两副棋满处转。

你要回校的话就把哪天的火车告诉我，我去接你。

最后的晚餐

国家队的棋手也要参加十月一日的游行受阅，尽管这样，黄进先、邱鑫仍然在十月二日来清华以棋会友。他们与我们年龄相仿，黄进先说过若不是稍一犹豫做了棋手，可能现在也跟我们一样在校园里找棋下哩。

这一阵是清华的棋友人数最齐的时候，但是一想到这是“最后的晚餐”，心里就很不是滋味。高班的侯玉琨、丁琢如走了，金柏苓、蒋寿炎也快了，常振工、孙立哲、郑清诒、陈小悦几个中学生，山陕乡村和北大荒已经在向他们招手了……想一想除了许先生、关老师和小家伙常振明，清华学生眼看只剩下我和姜彦福、吴元几个了，大家凄凉地四处流散，一股忧伤袭上心头，挥之不去。

就连国家围棋队的去向也是悬在头上的隐形的大问号。我给陈祖德写了信，他回信说：

近来搞清理阶级队伍较忙……我们已有一个半月没有安排下棋了，可以说连卫生棋也没有下过，目前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你信上提起的油印材料现在是不可能买到的，我们自己也已经有两个月没有看到日本杂志了。我们将来怎么“改”还不知道呢，我相信党会对围棋项目作出最好的处理和安排。

你们快要踏上工作岗位了，我感到很高兴，不过你们要离开北京我还感到有些依依不舍呢，因为我们已经是见过多次面的棋友了，是吗？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我这时正在拼命地苦练手风琴，常振工更是扑在手风琴上，仿佛预感到前程的艰难与巅簸。振明下棋之余也开始摸琴，人小心灵，上手快，却赶不上哥哥刻苦。

一九六九年新年没有带来任何新意，大学生们还在迷茫中猜测有关出路的消息，北京的中学生们已经像潮水一样翻卷着，泼溅着，往贫穷落后的乡村和边疆而去了，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命运，每个人悄悄怀揣着虚渺的希望。常振工来信回忆道：

那天我们从城里回家，盼着能见到你，心情特别焦急。很远就看见了你的影子，你正在阳台上微笑着向我招手呢。我紧跑了几步到了家……我们走出楼，当时虽还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没有掉泪，但喉咙似有什么堵住，说不出的满怀的知心话，只想起紧紧地握住你的手，说了声：“再见吧！”就这样含泪告别了。……

从振工写自山西太谷的信里感觉到，他是沉浸在围棋小屋的余温里顽强地逐步融入新的环境的：

回想起七号楼的灯光，就想起了很多的伙伴……不管环境怎样，你总是能耐心地帮助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体现了兄弟般的情谊。……共同的爱好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了……往事一幕一幕地在脑中出现，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是多么幸福啊！我为我认识你们这样好的朋友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都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这位“战斗在太行山上的农民兄弟”竟然做起了诗人般的梦：

我们小队总共只有十几户人家，六十多口人，一百八十亩地，加我们二十多个劳动力。每个工分八毛……我十分怀念你们，没事就假想我们将来相见的时候，那是多么令人兴奋！我甚至朝门外望了许久，盼望你能从大门飞进来，我们又能一起游玩、下棋、畅谈……这虽是假想，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相聚的。

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一道吃不厌的菜

一九六九年不少时间是在校外度过的：在热电厂、昌平农村、首钢、石景山发电厂边干活边“接受再教育”，下棋之于我、姜彦福和吴元，岂止打发了白白流走的时间，更带给我们多少心智的满足和纯净的快乐！每当回到学校，我就会钻进九公寓，那里有昵人的小家伙、豁朗的常先生、嘘寒问暖的王老师和可以大快朵颐的美食！

五月份我再拿起笔给陈祖德写信，一诉心中的惆怅：

无聊的派战点燃了我们“棋坛”的灯火。现在“棋坛”冷寂了，但这灯火还依然亮着，在我们的心里。当时我那只是下棋，……但现在最忆念的却是下棋之外的接触到的心灵。

两日后接到祖德的回信：

……看到你这热情洋溢的充满着内心的真实感情的来函，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除非我是个木头人。

只有会下围棋的人，才能真正地了解围棋的价值，才能享受其无比高尚、奥妙的乐趣。围棋能把年龄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能使性格截然相反的人成为知心，它有无穷的乐趣，它是一道吃不厌的菜。我看到许多项目，当搞上了专业后，兴趣就不大了，就感到枯燥无味了，而围棋却不同，搞了专业兴趣仍不减，我自从下了围棋后，其他趣味都消失了。当我看乒乓和其他球类表演，即使再好，看上一、二次也就差不多了，如果我不会下围棋，也许不会这样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围棋这个艺术的价值，我多么希望它能蓬勃的发展起来，遗憾的是目前会下围棋的人是那样的少，少的可怜。我是从事围棋事业的，我不但要尽量地把我国的水平迅速地提高，我也很希望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这门艺术的乐趣。……当我看到有年青的围棋爱好者，我就很希望和他们来往，我希望通过这些爱好者对推动围棋事业的发展有所益处。你信上对我的夸奖我实在不敢当，我是有很多缺点的，譬如骄傲就是我相当大的一个缺点。平时我是不善于交际的，然而当我见到围棋爱好者就觉得格外亲切。我深信工农群众是能够、也一定会喜爱围棋的，问题是现在他们没有接受，特别是很少有人传授给他们。……金柏苓说的：“一去阳关万里缘，谁论金角复银边？”确实很有道理。……我想金柏苓可能是青海省的围棋冠军了。

学生时代是美好的，……我深信，你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作出贡献的。

马上就要上火车了。你有空来玩，黄进先说了，星期天有空你们来下棋，他星期天是不出去的。我过半个月就回来了。

九月在石景山收到了祖德又一封来信：

自从我回京后经常想到你们怎么不来玩，想不到你已去工厂劳动这么长时间了。石景山该是个好地方吧，“十、一”地下铁道通车后，从石景山到市区只要半个小时了，那时我也想去石景山玩……

你们这些棋友都拆散了是有些可惜的，我很难想象金柏苓、丁琢如他们能否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找到一个下围棋的对手。……围棋无论如何是我国很好的一门文化遗产，而今却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享受到。尽管如此，我深信它本身的生命力。我们斗、批、改还没搞，专业队要不要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我对围棋迟早会得到发展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随着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群众是需要高尚的娱乐的，而围棋本身健康的、浓厚的趣味是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爱好的。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或许是自己美好的理想，事实上完全正如你提到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十大庆即将到来，从九月初开始，我已投入到紧张的操练中去，对我来说，操练是很累的，然而想到自己以前从没游行过，而在祖国二十大庆时能受毛主席的检阅，不由得增添了力量。……围棋虽然不容易长进，但也不容易后退，我还是希望自己能为赶、超日本尽一点儿力量呢。

“十、一”地下铁道通车后，我们就有见面的机会了。

我把心情和身边的事告诉祖德和黄进先：

每一个星期日的到来，对我们都像节日一样宝贵。上礼拜天和同学们就近去了潭柘寺，据说这是北京最大、建筑最好的一个寺院了。尽管爬山非常累，但它的古老的气息、幽僻的处所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报偿。

我们最不愿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一九六九年底，国家围棋队被撤销。

清华饭厅的小伙夫

我的另一篇大学生涯的回忆文字这样结尾：

一九七○年二月，考入清华五年半之后，我向大礼堂看了最后一眼，顺着站在二校门旧基上的伟大导师挥手的方向告别清华南去了。在我的行囊里有三分之一是清华传统的沾溉，三分之一是浩劫磨难的体验，还有三分之一是与“工农兵”接触的感受。

撑满我的行囊的，当然还有微不足道的棋艺。

我分配到武汉的工厂，开始艰难地打磨自己，以适应完全陌生而又绝对现实的生存环境。但是我与清华依然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主要因为常振明，源头还是棋。

振明已上初二，分手时他的棋力我已只能让先。对于我俩来说，下棋这件事好似一棵舒展的圣诞树，本已是绿云悦人纷披有致，可它的枝桠上逐渐挂满的各种神奇的包裹，兴许才是人生更重要的东西。他是一个高天分的孩子，不巧成长在一个扭曲、冷漠、难堪的时代；现在姐姐、哥哥都下乡走了，他自己、姐姐哥哥和父母都为了他可走的路仰天发出无声的诉求。常先生和王老师不止一次与我细谈对振明发展的忧思，舐犊之情良深。

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浮动，很快收到了振明的来信，我无法不为之动容：

你走了以后，我自己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你分配到家了，大概这是你最满意的地方了；难受的是我和你分别了，我又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那时候你们拿我当弟弟一样的亲切对待，你们的笑容都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现在这就剩下了我，我怎能不感到难过。你临走时对我说的那些话，还在我头脑里回响，每当我想起这些话就仿佛看到你的人影，仿佛又跟你在一起。我是永远忘不了你的，这封信是我几乎含着眼泪写下来的……

现在我玩少了，很想看看书掌握一些知识，因为感到知识太少了。……你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给金柏苓写了封信。

没多久常先生即开赴江西鄱阳湖鲤鱼洲（清华农场），藐视着血吸虫“脱胎换骨”去了，逢到王老师下乡劳动，就只剩下振明与七十多岁的老二姨相伴。我告诉他常去找留校的姜彦福——我的值得骄傲的朋友，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他都会像我一样对待他。辅导振明制作晶体管收音机的任务，也由另一个朋友杨士元接了过来。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说，只恨信件幅短路长：

我知道你在渐渐懂事的时候，是不会允许自己做一个“混世虫”的。你若是读过安徒生的美丽的童话《海的女儿》，就会深切感到作为一个人的骄傲。人要了解自己周围的一切，要创造，而且对自己的必胜坚信不移。……

我常见一些中学生因怀疑学的东西将来是不是正好有用而在学习上犹豫不决，我觉得是有两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其一，古人讲“开卷有益”……；其二，……学习的最大收获是形成了对世界的科学的看法，清晰、正确的头脑，而这个对于无论什么行业的人来说，都是最宝贵的。

振明替我买过小提琴弦、样板戏总谱；托他找书那回难倒了这个“小当家”：

《电工学》我家有五六本……妈妈那本《宋词一百首》我还不知在哪，我已给她写信了。寄哪本，下次来信告知。你这些书（看看）大概哪些有毒，不然邮局不给寄……

两年间小家伙不知不觉蹿高了，我最担心的消息也开始频频入耳：“我现在根本不下棋了”；“我现在已经很久不下棋了，主要是没人与我下了，棋友们各自东西了。回想起当年七号楼‘小窗灯下又鏖兵’的时代，觉得那真是像做梦一样。大概今后我再也不会经历像棋友那样多、那样无法形容的快乐的时光了。”常放也来信说：“围棋自你走后一直就不再长了……”

振明写来一往情深的信，说他不会忘记我和我对他的殷殷寄语；现在他是最孤寂的时候，而钻研围棋需要伙伴，亦需要心情。他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又因无可适从而深为苦恼，而初中毕业这一道未卜的门坎已经临近了。

我是对待你像对哥哥一样说话的。……

每当看到压在玻璃板底下的你的像片时，我就十分地怀念你，十分怀念和你在一块的时候，好像你又给我讲起了高尔基的童年的故事等等。每当我想到这些，总爱拿起一些书来看，你对我说过：“书可以使我们了解更多的东西。”

……如果现在再不好好学习，那怎能用自己的文化知识为社会主义增砖添瓦呢？以上是我的一些体会，望来信多多帮助，特别要替我想一些学习的办法，学什么好，仅满足于课堂上学的那太不够了。

我是七一届毕业生，大概快分配了。我刚十五岁，能分配到哪呢。一想到这里就茫然了。

一九七二年一月，高中的大门在常振明的面前訇然关上，清华附中军代表冷冷地解释：“你们家书读得太多了，该让工农兵读了！”

托政策的福，可以有一个孩子留在北京工作。一个月以后，清华大学六饭厅多了一个烧锅炉的小伙夫——常振明。

围棋这条路

振明这个看上去少不经事、嘻嘻哈哈的孩子在狂暴的风雨中过早地成熟了，同一幢公寓里上吊、投河、示众带来的恐怖和学校里参加活动的歧视,无时不在啮噬他那幼小的心灵，但他从来也不说。

振工告诉我振明辍学的消息，又多说两句：“我弟弟……比过去更有上进心了。……确实有了不小的变化，知道了今后道路的艰难。”

我非常担心振明，生怕他因此而颓废，又怕他从此而迷失。我使尽了心力呵护他：

想不到你参加工作比我早得多！……你主要的还不是“挣钱”和自立，而是继续学习，顽强地学习。……早早工作有它的好处，高尔基不是在作坊里、在码头上念完最好的“大学”吗？虽然不会是很轻快的，但只要努力（相信你会这样），一定会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很充实的、出色的人的！我自己深深体会到，上学不是为了一张文凭、做一样工作，重要的是培养科学的头脑，清华给我的正是这样。在各种环境里要坚持学习，多读书；不论做什么工作，都需要社会和科学（自然）方面的知识，它教会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人。

你是非常听毛主席的话的，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还要看得很远，要最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这就是我在春风将至的时候想对你说的话。

遭逢无情的挫折，十五岁的振明居然出奇地平静：

最近几个月来的变化，使我思想上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使我懂得了一些在学校不懂的东西和事情。我现在一有空闲的时间想到的不是玩，而是学习，练练手风琴。……

我现在可以说基本上不下围棋了。如和日本来往，围棋可能是日中邦交的一条纽带，我今后可能找小高学学棋，不能把围棋扔掉。

从容面对的常 老师勉励三个孩子“打破优越感，换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感情”，一面也接受了振明在围棋上求发展的想法。八月里我收到常先生的信：

听说围棋一项，还要恢复。……振明想在这方面深造一下，或许能创出一条路来。但他苦于没有人指点，如能像过去你在北京时那样，就好了，可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他想找陈祖德等国手学习，又苦于没有什么机会。……原振明学棋，本从业余出发，不想进入专业，现为形势所迫，能进入专业也算不错了，……关于这个，很希望听听你的意见，并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正在为振工投考歌舞团寻找机会，我认为“化优势为现实”是他和振明当今唯一的出路。我的意见是：

他们都相当单纯、有天分和超乎一般的意志。……这些品质还会在他们一生的道路上发生作用。他们有前途。

……想不到当年我们的娱乐，如今这么严峻地“坐”在我们面前了！外国有一句谚语：“世上没有不好的职业，只有不好的匠人。”细心体会，只要专心和敢于创造，的确哪一行都有出息的，何况这两门艺术呢？……我还想再说一遍：现在选的职业并不等于终生的事业——人的一生会有多么大的变化呀！

我旋即给祖德写了信，恳切拜托他关照小家伙在围棋上的的发展。信是寄给庄则栋转的，因为我不知道到哪儿找到他。

振明每天从饭厅下班以后，除了开会，又开始认认真真地上“下一个班”：学数学和练手风琴。我一再提醒他学日语，他起初抱怨顾不过来，后来也“准备找找书，可用上班时间备背单词”了。在生活的压力下振明懂事多了：“你临走时对我的教导，当时听不进去，现在才真正理解。”

十一月，已与振明很熟的高旭光带他去见围棋泰斗过惕生老先生，这是一次关键的推动。过老授三子下了一局，振明赢了。“过老说：我的棋没经科班训练下成这样相当不错。”振明像被点燃似地兴奋起来，“以后过老上班，我和小高可去他上班地点去下棋，他在什刹海体育场看门。”与此同时，关老师也偶而带振明去祖德那儿“磨刀”。

眼见振明的围棋之路大致铺就，常先生十分欣慰，几次登门拜望过老。而在内心，这位学界泰斗欲喜还忧：

振明头脑还比较灵活，如有机会，专攻数理，是会有所成的。……可是目前学习科学的道路，是很难得到的。如能由棋入门，或有可能触及一二，以遂其愿，未可知也！你以为如何？

就在此时，我和雅华婚期已定，大家构筑了一个浪漫的计划：来年春节将佳期搁在北京，就住在九公寓常家。听到消息首先雀跃的是振明：“我们等待着你们，我一定最盛情地欢迎你们！……你临走时，咱们睡在客厅，你给我讲故事那情景，又出现在我眼前。那真是难忘的日子啊！”常放则说：“弟弟争取星期二休息去找陈祖德，这样，等你来时，便有个局面了。”至于托付他们购买的新婚衣料，常放报告“反复推敲下不了决心，再加上妈妈们说我全无审美观，尤无‘南气’，只好每次在柜前站一会儿拿不定主意。等我妈妈有空，她自认为可以买到合适的。振工说他也可以参谋一下，被妈妈拒绝了。”……

如梦佳期

一九七三年春节，清华九公寓26号很久没有如此热闹了，三个孩子像收线的风筝回了家，武汉来的一对新人增添了喜气，道贺的老同学也多，大家像三年前一样欢笑、阔论，和着棋声，衬着琴声，一时忘掉了各自的郁闷，褪去了生活磨砺出的老成。

振明比我高了，嗓音粗了，那股亲近劲儿没变，可是笑里总像藏着一丝苦味。大家都小心地谁也不去触碰可能引起伤感的话题。

我们计划了一次长城的壮游，唯有他假期短要上班，而长城他又怎能不去，于是才有了集体蓄谋骗取病假的事件发生。

振工介绍说在腋下快速摩擦体温表可以使读数升高，我们演练了几次，果然有效，这天晚上准备停当，一队人马簇拥着往校医院开去。

值班医生笑吟吟地递过来体温表，振明在几个人的护卫下在一旁“测试”，我缠着医生说闲话。一会儿医生说“行了”，我抢先接过体温表一看：41度！不等医生抓住，我一撒手将体温表摔得粉碎。好脾气的医生连说“没关系”，换过一支再试，这一回才恰到好处，顺利地拿到了病假条。我们高高兴兴地赔了体温表，一出校医院门，憋不住笑作了一团……

长城果然慰藉了我们的劳碌，洗涤了我们的心胸。常氏姐弟、彦福一家、王普一对和我们一双，拍了那么多耐看的、在当年已经近乎奢侈的照片，真真记录下了以苦为乐的青春朝气。

在心里一种莫名力量的驱动下，我终于到振明上班的六饭厅去看看，远远地，房檐下半沉的炉膛边有一人在使铁铲添煤，待他转过身来——是振明！戴着柳条帽，穿一件竖绗的黄棉袄，脸上和身上抹着黑灰。看见了我，他尴尬地笑着，我顿觉哽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相对的眼里闪起荧荧泪光……

所幸的是，国家队开始了集训，我约到了黄进先和黄妙龄来九公寓玩了一天。黄进先永远是那么古道热肠，以后振明会有新的需要，有了他便有了一道方便之门。
振明执意请我和雅华吃了一次莫斯科餐厅，用他自己可怜的工资，常先生、王老师曾向我们暗示：不可拂逆他的这份心意。振明早就说过，一生都要对我这个启蒙老师“执弟子礼”。

我再一次叮嘱他，日语对围棋这一行格外有用，年轻时不学，更待何时？

我想要一本清华校务组编印的《烹调技术基础》， 他设法找给了我。许多年以后，这本素装的食谱当已“价值大增”，我还给了他，作为他人生的永久纪念。

令前辈低回不已

一九七三年，小伙夫常振明顺着自己选择的“围棋跑道”加速快跑。围棋资料非常缺，我把吴清源的著作寄去，他研读完后小心翼翼地寄回。

振明的信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

近来在过老、黄进先帮助之下，我在“棋”上有了一点体会。每次去找黄进先他都非常热情，如有空你可写信感谢他。黄进先人非常好，多亏你北京之行，给我介绍了他。过老对我也很好。最近我与过老下二子棋成绩不坏，过老非常高兴……给我讲棋、研究，真正作为一个弟子传授棋艺了。

还说北京市为建专业队举行邀请赛，过老已经给他报了名。他欣喜地告诉雅华：过老时常把她这个“得意门生”挂在嘴边。

常老师成了儿子强有力的“后援”，包括督促他给我写信。“他很久没有写信的原因，你们可以理解的。一是笔比铲对他来说要重得多，二是还没有搞出什么成绩，当然就比较闷闷然了。”有一段，常老师几乎充任了振明的“文书翰林”，或附言在后，或索性代笔，从中我也能感到振明拼博的强度和节奏。有一次我向常老师提起，围棋的最佳应对应该找得出规律性的思维方法来，触动了这个科学头脑的阀门，回了我长长一篇，从“个别、一般、辩证方法”条分缕析，兴致沛然，还说：“现在能从这方面考虑‘棋艺’问题的人，可能不多。你有兴趣研究一下，定会给棋界做出贡献。”并嘱我务必从这方面“开导”振明。

常老师还肩负起了给我邮寄《围棋新潮》的任务。《围棋新潮》是日本关西棋院的刊物，是桥本宇太郎寄赠过老的，可以说是那年月仅有的外国围棋技术的“胡志明小道”。振明每次借出两期，由常老师细心包好付邮；我像珍护文物似地抄录和编译，然后包好书皮寄回。这些资料湖北围棋队很欢迎，振明也想看，说“一是看棋，更主要的是看看思路和你的学习方法”。这件出于兴趣的工作顺便使我的日语收获颇丰。

年底的郑州邀请赛，振明在友谊组与齐曾矩并列第八，又去上海参加五省对抗赛。常老师的欣喜不禁溢于言表：“很希望能有机会到武汉去对抗……到那时，雅华、振明很可能对面坐下来争夺一番了。你作为观棋者，一定会希望他们下成个‘和局’的吧！”

从那以后，打打停停，亦工亦棋，每当在北海体育场集训，振明比上班更忙、更累：“我知道条件来之不易，长棋全靠自己之刻苦。”

一九七五年五月，振明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代表队，命运像个调皮的孩子，安排他们搬到清华来备战第三届全运会。“北京天气很热闷，但在这里比起锅炉前是好多了。想想这些更应努力。” 八月在上海，振明虽信心不足仍全力以赴，迎接全国大赛的检验。苍天不负，振明居然战胜了黄进先，令这位教诲自己的前辈低回不已：“小常棋提高不少，他白棋胜我，尽管是大意失荆州，也说明他已具相当实力。”此次战役振明的最大收获是战胜了自己，他已经不满足几十名的位序：“过去唱戏有个小丑这样唱道‘我挨一刀长一着’，我不能老挨刀，不长着，连小丑都不如。你的信对我启发很大，是应当很好总结一下，望你再来信帮助……”

一九七五年岁尾，振明进入国家集训队，棋坛上升的希望同时还是清华饭厅的伙夫，没有比这样的组合更奇特的了！振明却非常知足，丝毫未敢懈怠：

学习条件相当好，我和淞笙、小聂分一个自修组，研究很有意思，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好学习机会，集训几个月，争取抓紧时间长棋。一会在清华干活，一会儿又集训，虽然来回多次，但依然不适应，生活也不太习惯。但慢慢就会适应。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的不堪重负之年，也是希望萌发之年。常老师的来函也透露出些微春意：

颐和园玉兰盛开，吸引了不少游人。想现在值江南草长，杂花生树之际，气象万千正是大好春光，不胜驰想……

春暖花开

一九七六年金秋，十年动乱宣告结束。搬掉压在心上的巨石，连常老师也“当今盛世，人不言老”，“愿借东风勤努力，枯枝也得著新芽。”此时俯首环顾家中的“残局”，女儿常放固然学医已成，“振工和振明尚不能自立。所谓立者，指立出成绩来，这一点不免耿耿于怀，尤望你们长者多助多导之。”共和国正在喘息之中，振明能否抓住大好契机，是常老师最大的心事：

振明……仍在食堂工作。不久又要参加围棋比赛了。近来知道钻研，有所提高。从各方面看，这个人是有才华的，可惜未能得到理想的安排。好在，大家都懂得了走艰苦曲折的道路。

振明不会让大家失望。一九七八年，北京围棋队破天荒取得全国第三的好成绩，振明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九七九年六月新体育杯赛中，振明力克王汝南、王群、江鸣久、程晓流几位名将，追步聂卫平、陈祖德摘取第三名。……

这一年，振明考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东亚系日语专业，怀着“天之骄子”的心情走进了属于自己的大学；我和金柏苓考回清华，分别在经济管理系和建筑系攻读研究生。

清华的围棋圣火在风雨里飘忽摇曳过，但是没有熄灭，现在又一次变得耀眼，以优雅漂亮的姿态。关老师、许先生、金柏苓……和我重新坐在一起，如我另一篇文字说过的：“好像冬天过于漫长了，命运补还我们一个和煦怡人的春天。”

我到东瀛学习期间，日本人找来的业余4、5、6段在我面前一排排地倒下，若不是临时的意外，便可以请出同在荏原制作所的村上文祥先生了，他很强，向他讨教一局当然有特殊的意义。

国家队的何晓任、杨晖来过我们研究生宿舍作客，下了指导棋。见我临近硕士论文答辩，何晓任特地托人带给我一瓶日本的“力保健”，与其说用作提神助威，勿宁看作祈福祝祷，我拜领了她的好意。这以后郭鹃来过几封信，多是请教日语学习的问题，不久她就远走高飞了，即使她记得我，也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因为从未见过面。

一九八三年初夏，我和关老师、许先生代表清华下完海淀区的最后一场比赛，便飘然南下，与南天、海风作伴去了。

振明也在这一年毕业，进入了中信集团，赴日、留美，成长为主管金融业务的中信少帅；二○○四年接掌中国建设银行。他过去曾经赞叹武宫正树的棋说：“下棋得有柔软的态度，这是功夫。” 愿他对围棋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感悟伴随其身，直至永远。

（二○○五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