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叶元凯）我们老人公寓附近有草地会话活动，我在那里碰上奇遇，让我对一百多年来的中加交往历史有了新的了解。
**一、Dorothy女士的中国情结
活动中我见到Dorothy女士，她听说我来自中国，就得意地用汉语数数，从一数到十，发音正确。接着她又唱起歌来，我听了两遍，听明白是用汉语唱的一首赞美诗，我感到很意外，很想了解她这些汉语功底的渊源。女士兴致勃勃地说，他家里有人到过中国。我连忙问是什么时候去的，女士用手指扳了扳，想了想说：大约120年前吧。这下我更吃惊了，真是难以置信，我更想弄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
（图1：Dorothy给作者介绍她父祖辈在成都的经历）
她告诉我，她的爷爷奶奶在19世纪末，大概是1892年后，和一些加拿大人一起远赴中国，到了成都，她爷爷是牧师，奶奶是SC学校的老师——SC学校是加拿大人的子弟学校。他们在上一世纪的20年代在那里养育了4个孩子。Dorothy的父亲生于1925年，上学时除了学英文，还要学中文。Dorothy给我看一本他父亲小时用过的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是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年编印出版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第一册，课本的校订者是著名学者蔡元培和王云五。
（图2：Dorothy父亲 80多年前使用过的小学课本）
Dorothy还给我看她家珍藏的传家宝，都是近80年前从中国带回来的。其中有很多当时的照片、书籍、明信片、刺绣、织锦，还有几个空竹和磨子的模型，一个石质的砚台和一支写大字的毛笔。一块台布上绣着四只飞翔的蝙蝠，我告诉她，蝙蝠象征“幸福”，“蝠”“福”同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西迁重庆，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和成都，迫于形势，部分加拿大人离开回国。Dorothy的祖父母带着子女回到加拿大，但是他们家仍然保持很多中国的生活习惯。Dorothy女士的汉语就是跟奶奶学的，她还养成了四川口味，她用汉语强调是用“花椒”炒菜。在随后的多次见面中，她给我细说那段时间加拿大人在成都工作生活经历，我蛮有兴趣地听她的叙述，这是一段比白求恩来华还早半个世纪的中加交往史。
**二、启尔德一家三代扎根华西医学院
第一批去成都的是在金斯顿皇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启尔德（O.L.Kilborn 1867-1920）和他的妻子等6人，他们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花费一个月时间横渡太平洋，到达上海后，坐蒸汽小轮到宜昌，再换乘木船，逆水而上。“蜀道之难难于是青天”，一些地段，要多人拉纤。然后走完水路走陆路，坐人力车或滑杆，全程历经三个月的艰苦旅程于1892年到达成都。
好在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体素质好，能经受得住。他们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成都，支持他们的是行医热情和出自对博爱精神的信仰。以后沿着这条路线，从1892年至1952年， 近千名加拿大人把现代医学、教育的知识传播到四川。
启尔德夫妇先在市内四圣祠街租用了几间民房，开办西医诊所——仁济医院，成为成都现代医学的首倡，由于限收男病人，故又称四圣祠仁济男医院。1896年他的夫人启希贤（Retta G. Kilborn 1863-1942），又在惜字宫街建仁济女医院（又名妇孺医院），他们是在成都首批受过专门训练的西医。
起初，医院只限于给传教士、信徒及少数市民诊病开药。百年前的四川环境恶劣，疾病流行，人们无奈只得求救迷信。启尔德夫妇对穷苦百姓实行“治病不收半文，且资助钱粮”，周围众多百姓慕名求医而来，医院声名鹊起，本地的官员和各界人士认识到了西方医学的价值，官员们决定补助1500两黄金给诊所。启尔德用这笔资金于1907年开始建造一幢四层的医学大楼。1913年1月30日，大楼装修完毕，正式对外开业行医，设病床120张，它的医学技术力量和设备是全四川一流的 ，一时成了医疗与学术中心。
（图3：1913年落成的仁济医院）
启希贤同时关心妇女的缠足问题，她组织发起“天足运动”，曾担任成都天足会的会长，积极宣传废除缠足的恶俗，天足运动逐步得到理解，风气渐开。从1892年至1948年，加拿大先后有122位女性志愿者来到成都，她们从事教育、医疗工作和反缠脚。
1905年，在变法维新的推动下，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协商决定在成都联合创办一所规模宏大、学科完备的高等学府，定名为“华西协合大学”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校方购买成都城南“中园”遗址近千亩土地大兴校舍。这里北临锦江，土地平旷，风景优雅。由于华西协合大学的兴建，便有了“华西坝”的名称。启尔德夫妇热心参与创建华西协合大学，经过多年的努力，华西成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医学中心。
华西协合大学建成后，启尔德夫妇长期担任课堂教学任务并讲授药理学、毒理学、生理学、眼科学及其他医科、理科课程，在华西的医学界中闻名遐迩，同时仁济医院也成了大学医科的教学医院。这就是今天的华西医学院的最早起源。
1920年启尔德回国休假期间，被肺炎夺去了生命。成都各界闻讯在文庙隆重举行传统祭奠仪式，其夫人回到成都继续救死扶伤的事业。启尔德24岁踏上中国土地，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他的两任妻子和和四个子女、两个儿媳和妹妹以及他的孙女，先后10人长达72年都与成都现代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启真道（Leslic Gifterd Kilborn）是启尔德长子，1895年出生于四川乐山，他在加拿大完成学业，获得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硕士，医学、哲学博士，对生理、药理学颇有造诣。曾将英文的《生理学》译成了中文，著有论文40篇。他1922年回到成都，担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医学院院长、牙医学院总院长。其妹启智明（多伦多大学毕业）曾担任新创的护士系主任；到20世纪40年代，启真道的长女启玛丽在加拿大学成后又回到华西，开始了启氏第三代对中国医学事业的服务。
（图4：启真道和夫人启静卿着当时袍服的圣诞贺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战区大学内迁，当时汇聚华西坝的内迁高校有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他们组成联合大学，史称这一时期为抗战“五大学联合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大学医学院、北平协和医学院、协和高级护士学校的师生也加入进来。当时平均每日在院病人约400人，门诊年约10万人次，成都成为中国西部的医学中心。
**三、苏木匠的杰出贡献
在建校过程中，加拿大人苏继贤（Walter Small）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1908年与妻子一起来到四川，1925年至1950年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建筑总工程师，负责校舍的建筑维修。他知道四川人叫他这样的人为“木匠”，所以他就对同事和工人们说，你们不要叫我总工程师，就叫我“苏木匠”。
他使用中国传统的木质建筑材料，青砖黑瓦，在设计上中西合璧，中式的歇山式大屋顶配以西式的拱形窗户，既有蟠龙又有鹰徽。他修建的钟楼、图书馆、牙科楼（东西两翼）、教育学院、化学楼等大片主体建筑，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群被称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观”。
（图5：苏木匠和他主持修建的钟楼）
苏继贤为人亲切谦和。他修建的华西钟楼，至今仍是华西坝地标性建筑，钟楼高百尺，钟面离地面七十一尺，钟面直径七尺，钟楼上在重锤式机械芯如今已经持续运行了80个春秋。大钟声音洪亮，从南门外远播十几里之遥，可为成都全城报时。
苏继贤的四个子女均出生在成都，现在60多岁的孙女Patricia曾在2012年4月专程到成都，她回忆她父亲约翰（John Small）后来成为一名外交官，1972年开始担任加拿大第二任驻华大使，这与他曾在成都生活，熟悉中国语言、文化有很大关系。
**四、闻名全国的华西牙科学院和生物系
华西协合大学的牙科专业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当时国内各省市几乎所有口腔（牙科）院系的创办人都毕业于华西口腔医学院。他们的老师林则 (A.W. Lindsay) 博士可称为中国牙科医学的鼻祖。他1907年获得多伦多大学皇家牙医学院牙医学博士、法学博士、理学硕士。同年，林则博士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成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牙科诊所，1911年成为牙症医院。
随后他的多位老校友也陆续来到成都同他一起于1917建立华西协合大学牙症学院，成为中国第一个牙症学院。他们的牙症医院名气很大，各界人士纷纷去求医，蒋介石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贺龙、朱德、康克清、聂荣臻、陈毅、邓颖超等也来华西协合大学医治过牙齿。林则博士任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首位院长30年，直至1950年返回加拿大。
华西的生物系也很出名。系里的教授丁克生是1888年出生的加拿大人，1922年34岁时来到华西协合大学，在以后25年的工作中，他有很多重要的建树。他把引进的荷斯坦血统的公牛与本地奶牛配种，形成改良的新品种奶牛，大大提高了牛奶的产量。他建立奶牛场，使牛奶从达官贵人的稀罕物进入平民百姓家。宋美龄听到他改良奶牛品种的事迹后，专门买来55头荷斯坦奶牛，上门请丁克生帮忙饲养。
后来，他又进而改良羊、鸡的品种，把美国运来的德肯葡萄、爱尔波特桃树、华盛顿无核脐橙和加利福尼亚阿卡柠檬等等栽种在成都的大地上，并逐步进入四川各地和西南其他省份，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如今在阿坝州和凉山州各地盛产的水果，正是多年前从华西坝走出。1936年，鉴于四川省农业生产落后，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了农业专修班，由丁克生负责。
与动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丁克生还有一段养熊猫的故事。1938年3月，华西协合大学收到纽约动物协会的请求：“希望得到一只大熊猫幼仔。”丁克生立即给山里的狩猎人写信，希望得到帮助。不久丁克生的夫人亲自到大山中带回了一只活泼可爱的大熊猫幼仔，宠物般地养在家中，取名潘多拉。华西坝的孩子们很爱和熊猫玩。1938年熊猫由专人照料由重庆乘船经上海至香港，再搭乘海轮远渡重洋到达旧金山。
资料表明，潘多拉是1949年前在国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只大熊猫。据记载，1937年至1946年期间，先后有16只大熊猫在华西坝生活，可以说是全球第一个大熊猫圈养基地。
（图6：华西的孩子和大熊猫玩）
**五、启尔德编写的中英对照四川话读本
加拿大人初到成都，语言是个很大的障碍。他们想方设法学习汉语，例如把自己的名字译成中文，制成卡片，从姓名着手逐步扩充词汇范围。
（图7：华西加拿大人学习汉语的卡片）
启尔德深感学习语言的重要，他在成都生活了25年后，已能熟练运用四川话，于是他着手编写中英通用的语言教材《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Chinese lessons for first year students in West China）。这本书以当时通用的四川方言作为核心内容，每个情景以一句地道的成都方言句子为核心，每个字都按照英语音标标注出发音以及音调。例如，“走得拢”标注读音为“ zou de lung”。“今天走得拢吗？”译作“Can we get there today or not?”
（图8：启尔德编写的四川话学习教材）
该书1917年由华西协和大学印刷出版，目前这本教材的原版保存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它是国内最早正式出版的四川话英语教材，是100年前第一本“川译英”教材，这对学者研究华西历史，以及四川方言都是宝贵材料。教材中的汉语句子中，有很多四川方言特有的说法，比如“扫归一了”、“在我们这里歇”、“脚脚上要好生洗干净”等。现在，这些方言即使是本地人都用得很少了。这本教材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它帮助在成都的外国人学习四川话，另一方面，也是当时中国学生学习英文的好教材。
**六、CS学子的记忆
“CS”即“Canadian School”的缩略写法，是一所为解决在四川工作的加拿大人子女教育问题而创办的全日制学校，涵盖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课程。1909年3月9日，CS学校在成都四圣祠北街开学，最初只有五个学生，其中四个加拿大人，一个美国人。后来，学校不断逐年扩大。这些第二代、第三代加拿大人在四川度过童年，会说四川话，会唱四川童谣，熟悉中文，对四川小吃不能忘怀，对仁寿芝麻糕啧啧称赞。抗战时期条件艰苦‘CS’的小孩都是穿草鞋。
（图9：当年的CS师生）
解放后，由于当时的形势。CS关闭，加拿大人陆续回国，但是，这些“CS的孩子”对成都情有独钟，他们不能忘怀华西的岁月。有的校友用速写的形式出书，描述当年的成都市井生活，收速写131幅，附详尽的英文说明，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近百年前的四川风情画。书名是《BAMBOO SPROUTS and MAPLE BUDS》（竹芽枫叶），推想作者自喻生在成都，老在加国。
（图10：书中两幅反映童年生活的速写）
这些老孩子写下很多回忆文章，后来编辑成一本三百多页的大书，1974年在加拿大出版， 书名是《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华西的加拿大学校），书中收集老校友各种体裁的文章、诗词、歌曲65篇，洋溢着他们对华西怀念的心声。
（图11：华西加拿大学校校友文集）
自1936年起，这些在四川出生长大的加拿大孩子形成惯例：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在多伦多市郊的一家中餐厅里举行聚会。这项传统已经持续了八十多年。据资料记载，最初他们自称为“华西俱乐部”，后来改为“CS聚会”。聚会时，这些老小孩都会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有关四川的老照片、老幻灯片以及各种藏品和资料进行交流与回味；聚会主题就是他们家庭与中国、与四川的情缘。
这些年来，他们曾在多伦多和北京举办回忆当年的图片展览，有的人回到成都访问，看看老房子，会见老朋友。看到当年的故居有的现在已经列为要保存的文物古迹，他们心情振奋。有的老人逝去后，还拜托家人把骨灰撒在华西钟楼的荷花池。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还有这样一些加拿大人对中国怀有由衷的美好情怀，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