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历时三年的韩战。65年过去了，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特别推出《志愿军战俘》电视系列纪录片，以尘封的史料、战场拍摄的镜头和太平洋两岸进行的采访，为您再现当年战争的残酷，揭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亮丽光环背后的真实，再现两万多中国战俘这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在那场被遗忘战争中的无奈与坎坷的人生。
解密时刻：志愿军战俘第二集“同根相煎”
电影片段: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王成摘掉步话机，在阵地上孤身抵抗美军，最后拉开爆破筒引信，与冲上山顶的美军同归于尽）。
解说：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后，中国观众心中又增添了一位“保家卫国”的英雄。《英雄赞歌》插曲广为传唱，志愿军的形象再次飙升。
2011年冬天，辽宁锦州大岭村的一个乡镇集市上，一位练摊的老人冒着严寒，在推销老伴儿亲手缝制的鞋垫，一双一块钱，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十几年。
没有人知道，这位老人就是英雄王成最早的原型蒋庆泉。他在喊完“向我开炮”之后，并没有像电影中的王成那样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是成了俘虏。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他生活在被俘的阴影下而不是英雄的光环中。
1953年3月，从福建调入朝鲜的志愿军23军向三八线附近美军阵地石砚洞北山——美军称猪排山（Pork Chop Hill）——发动攻击，阵地几次易手，志愿军伤亡惨重。
卢洪（前志愿军23军战地记者，笔名洪炉）：“我们中国靠的是人，美国靠的是钢铁，我们是拿生命跟你们钢铁较量。就那个猪排山，我后来也上去了，那个死人不是光是铺了一层，是人叠人，人叠人，铺了几层，都是死尸啊。”
解说：4月17日第三次战斗，蒋庆泉所在的志愿军67师一个连守卫山顶阵地时只剩下一名步话机员和几个伤员。美军再次冲锋，接近山顶，蒋庆泉不顾生命危险，高喊：“向我开炮”，志愿军的炮弹却在此时刚好打完，美军冲上了阵地，辽沈战役投降后成为解放军的前国军士兵蒋庆泉这次成了美军的俘虏。
蒋庆泉（前志愿军23军67师步话机员、王成最早的原型）：“打到白热化了，我身体上都是死尸。你说碎尸的整尸的啥都有。脸上的中国人的血有，美国人的血也有。身上都是血，干脆，打得美国人上来了，实在没办法了，我才喊得‘向我开炮’。那时我的心里特别难过。我说我的祖国，如果能有美国一半（弹药），三八线他都不能出弯。”
解说：蒋庆泉被炮弹震昏，醒来发现周围全是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俘，巨大的羞辱感竟然让他再次昏了过去。
蒋庆泉：“当然我被俘了（我）啥也不知道，是美国人把我，头一次死了，给战场上当死尸硬把我给拽醒了。我一看不好样了，我看周围都是美国了，心里这一着急，我说被俘了吗？一着急又死了。死了把我扔到车上去了，人家当死尸拉去了。等等完我又活了，美国人把我捡出来了。”
解说：醒来后，蒋庆泉被送进了战俘营。战俘营，对于绝大多数志愿军被俘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们中许多人在国共内战中有过被俘的经验，但是却马上被解放军收编，换了军服、转过枪口去打仗，对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建立的战俘营完全没有概念。
被俘以及之后被关进战俘营，让他们普遍感到羞辱。这种羞辱感是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普遍感受。1951年进行的第五次战役，因指挥失当，志愿军60军180师全师陷入重围。“分散突围”失败，数千志愿军基层官兵成了联军俘虏。失望与悔恨交加，令很多人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战死沙场。
张达(志愿军180师539团见习参谋，回国战俘)：“当然我被俘了，我觉得是很可耻的。我是很光荣的参军的，就觉得背了个包袱，那时候还真想过，怎么回去见什么毛主席？能见吗？被俘以后，我一个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很悲观，觉得完了，前途什么的都完了。”
解说：入朝前，志愿军普遍进行了气节教育，严格战场纪律。美军缴获的志愿军第九兵团1951《战时军法纪律暂行规定》明确，“临阵投敌”,“携械潜逃”、“投降敌人报告军情”，可判处死刑或者10年有期徒刑。为了严肃军纪，有些部队不惜拿自己的人祭旗开刀，杀一儆百。
刘纯俭（志愿军180师540团战士，赴台战俘）：“因为我在解放军干了一年多，我就发现，解放军有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军队出发以前，一定要枪毙一个人，就像古时候军队出发要杀一个人祭旗，就像那种状况。”
解说：在这种气节教育之下，志愿军被俘后普遍消沉，很多人虽然想要回家和亲人团聚，却又担心回国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在中共的教育中，被俘等同于变节。
朝鲜战争开始时，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残酷的国共内战，军队和平民的死伤人数以千万计。在国民党被消灭的八百万军队中，有一百七十多万投降后被编入解放军。转眼之间，他们中许多人又被送到了朝鲜。在战场上成为俘虏后，有的人一进联军战俘营，就坚定了不回中国大陆的决心。很多人对解放区的中共土改记忆犹新，有人还是受害者，他们知道如果回国，自己迟早也会成为清算的对象。
刘纯俭: “我是坚决不会回大陆去的，因为我老家，就是46年，共产党就占了，那个清算斗争是很恐怖的。一到那儿，就把我家的家产分掉了，房子也分掉了，土地也分掉了。斗争大会的时候，它写那个标语更恐怖，说‘穷人要翻身，抓住地主老财挖苗断根’。那就是说，不管老少，只要你是地主家的，一律都给你打死。那时还不用枪毙，枪毙他还舍不得那一颗子弹，就让村子人拿石头打死。”
解说：这种土地改革1949年后在新的解放区照样进行，中共并在农村划分阶级，鼓励农民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中共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很多为抗日做出贡献的前国军人员都成了斗争对象。统计表明，从1950年到1953年，共有几百万被划为地主和反革命的人被中共处决。
尽管土改和镇反只是中共无数政治运动的开始，其后果已经让许多前国军人员不寒而栗。他们投降解放军后，发现自己也不受共产党的信任，不少人于是伺机重新投奔国民党，韩战被俘，就成为天赐良机。
张泽石（前志愿军60军180师宣传干事，回大陆战俘）：“他们从自身的家庭，或者自身的个人，是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比如说打土豪，分田地，他是一个地主，家里被扫地出门了，财产被分了，或者他的父兄是国名党军人在这个国共内战里面被打死了，或者重伤了，他内心对共产党是有仇恨的。这一部分人，而且正好到战场上，可以通过战线去跨过这个战线去回到所谓的自由世界，脱离共产党，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他们投诚了。”
解说：与前几次战役相比，参加第五次战役的前国军人员显著增加，刚刚在四川与国民党95军合并的志愿军60军尤其如此，很多人被俘后不愿回大陆，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随着在战俘营中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马国正（台湾研究学者）：“180师的话，他当时有很大一部分被俘虏了。那他里面的成分有许多都是国军旧部，或者说有些共产党的背景并没有那么鲜明。所以当这批人大量到了战俘营里之后，他对整个战俘营里面战俘的成分，战俘的组成成分，产生很大影响。等于说有国军背景的人突然暴增。暴增之后呢，在这个权力斗争方面，产生了很深刻和关键的影响。”
解说：前国军人员如此，那些深受中共信任的志愿军军官们的表现又如何呢？一个普遍现象是，他们没有像中共教育的那样，在任何时候都挺身而出，为士兵以身作则，而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干部身份。熟悉中共教育的军官们知道，在共产党的眼里，被俘就是犯罪，而且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要比普通士兵承担更大的罪责；部队入朝前的教育宣称，如果干部被俘，肯定会被美国人处死。
钟俊华（志愿军180师538团卫生员，回大陆战俘）：“结果下来就碰到我们团的一个指导员，他也被俘了。他被俘了，我看他穿的这个干部服。我那阵小嘛，我想得比较单纯。我想他们对老百姓、小兵可能要好点哦，对干部是不是就要杀哦，或者是怎么样。我就给他说，你把你的干部服脱来丢了，我这有一件战士服，我就给了他了。”
解说：俘虏中于是多出了很多的“伙夫”、“文化教员”和“会计”。这些人被送到巨济岛后，除了志愿军20军60师180团3营教导员孙振冠和60军180师539团营长马兴旺等在釜山就表明了身份、担当起管理战俘责任的少数营级干部外，多数军官被送进士兵战俘大队。
共产党干部们既然隐瞒身份，前国民党军队人员、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军官们，就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申报军官身份，挑起了战俘营自我管理的大梁。在他们的管理下，最早收容中国战俘的72战俘营悬挂的是中华民国国旗，国民党党徽不但成了战俘的帽徽，还被镶嵌在战俘营的大门上，难怪180师的官兵一进战俘营，就以为是到了台湾。
刘纯俭（志愿军180师540团战士，赴台战俘）：“本来按照《日内瓦公约》，原来你是军官，对不对？你是军官你就应该管士兵才对啊。但是进到那里面以后，所有共产党的干部都不敢出头了，都不敢露脸，都不敢表明他是干部了。那么在里面出头露脸的，大部分都是原来国军的军官，大部分都是，所以他就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了。”
解说：反共人士当了家，青年反共救国团、国民党六三支部等组织就相继在战俘营成立，管理层利用警备队进行管理，对亲共人士、特别是前志愿军的干部们严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人被谋杀。
马有钧（志愿军60军180师538团政治处干事，回大陆战俘）：“结果一去以后，那个72战俘营已经完全遭敌人控制了。他们那个国民党的六三支部也建立以来了，警备队也成立起来了，你要是反对的话，他就把你毒打，甚至把你打死，就丢到茅坑里面，很毒辣的。”
于荣福（前志愿军60军士兵，战俘营警备队员，赴台战俘）：“就在你住的屋里，把你勒死，或者憋死，头蒙起来，蒙死。我们那期间住的不是床，就是土堆起来的，土堆起来的一个像床一样，就睡在那上面。赶紧就把那里挖挖挖起来，把你埋下。”
解说：韩战爆发后，美军主动寻求台湾方面的帮助。1950年7月底，刚刚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就访问了台湾，与蒋介石举行会谈。1951年初，中华民国陆续派出大批人员，以翻译、教师等身份加入美军，协助志愿军战俘的审讯工作。
周秀环（中华民国国史馆研究员）：“他们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号，台湾的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每天八点都会向战俘营去广播，宣扬台湾的情况，心战喊话。一九五一年的时候，联军又要求台湾派了73位译员，翻译的人员到大邱去从事情报工作，还有就是一九五一年的六、七月的时候，美国联合国民众新闻教育处(CIE)在战俘营里设立有二十三位指导员，是从台湾去的。”
解说：1951年7月，开城和谈的消息传入营内。反共战俘决定宣誓反共立场，公开要求去台湾。巨济岛72战俘营率先开始在身上刻刺反共字样的运动，一开始是自愿参加，后来规模不断扩大，刺字也由最初的自愿发展为强迫，甚至还出现了英文字样。
蒋鸿庆（前志愿军15军45师134团士兵，赴台战俘）：“‘反共抗俄’，‘打倒共产党’，‘杀朱拔毛’。现在我弄掉了，（原来）这地方都刺了字，当时刺了这些字，我们也不敢说回大陆啊。”
高福昇（前志愿军某部士兵，赴台战俘）：“不刺字不行，因为不刺字他说你思想有问题。但战俘营里面就是无法无天哪，谁拳头大谁就有力量啊。那时候我就亲自看到，我们一起来的人哪，他就坚持说他要回家，坚持回家，旁边有警卫队，警卫队就说‘好吧，你来吧’，结果警卫队就挖个坑，就把他推到坑里面去，他就挣扎，然后土就给他埋，就给他活埋掉了。这是我亲自看到的。”
李高志（前志愿军60军180师540团卫生员、赴台战俘）：“我们旁边有一个张万成（音），因为他是老共产党，老共匪，他这个地方有四个字‘誓死灭共’，背后‘杀朱拔毛’，你敢回去吗？他有一个更可恶的，他那里面可能有匪谍。我们里面有个黄梅士（音），他扎到这个地方（眉毛上方）‘反共抗俄’；还有你看，‘杀朱拔毛’它扎到这里。这就是蒋介石派去的间谍搞的，哪有这么残忍的？你看看，你像这样你敢回去吗？”
解说：扩大刺字范围的一个关键用意，就是断了更多人返回中国的念想，但部分主动刺字的战俘对当时的胁迫手段并不赞同。
高文俊（志愿军180师538团炮兵见习参谋，赴台战俘）:“我反对。在那时候我说，我们是被迫来打仗的，很多人他有他的想法，那时候还不懂得自由民主的大道理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威胁他。我说应当提倡自由，所以我们军官队没有打什么的。”
解说：刺字运动后来传到了南边的86战俘营，这里的8千多战俘多是第五次战役被俘的。尽管前国军军官依然掌权，这里的政治色彩却相对淡薄。一个重要原因，是营内有势力的组织既不是反共的，也不由亲共人士掌控。前川军95军老兵戴玉书在营内成立了“兄弟会”，周围聚集了几百名四川袍哥，他们的口号是“扶困济贫，仗义助弱”，用集体的拳头维持秩序，平时受欺负的弱者在他们的保护下也能吃上满碗饭。
钟骏骅（回大陆战俘）：“他那两句话你可以这样记，绝对是这样的。‘患难相处，不忘祖宗’，这个就很明显了。”
常成（韩战研究学者）：“因为当时在战俘营里面，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哥，谁就吃得比较多，所以当大队长的，吃大碗饭，中队长吃中碗饭，小队长吃小碗饭，一般人就吃半碗饭。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袍哥队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有饭大家吃，就是保持一个同乡会，袍哥会。但是这个组织，他是保护了一些共产党员，或者他是直接和间接的帮助过一些共产党员。当然，他们甄别之后，共产主义团结会成立以后，这些袍哥组织就自动的解散了，不让他们去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活动。”
解说：“双十节”前夕，86营内的反共战俘准备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旗，与72战俘营一样，庆祝中华民国成立40周年。以“兄弟会”为主的亲共人士向战俘营营部和警备队发动突袭，双方打成一团，“兄弟会”很快占了上风。
钟骏骅：“嗯，打架。那都是隔的远，就用石头，隔近了当然就用棍棒了。最后美国人在那开进了坦克，实际上就给那些坏蛋助威，把我们抓了过后那就是棍棒打。当天天黑了，只死了一个人，叫王邵清。”
解说：美军干预后，81名参与打斗的人受到清理，营区被反共战俘彻底接管。营区的面目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各大队此后实施正规化管理，国父孙中山画像高悬，“反共抗俄”招牌四处可见，中华民国国旗在大门顶端迎风招展。战俘们佩戴国民党帽徽每天定时集合操练。86战俘营还经常进行篮球和拳击等体育比赛，战俘们苦中作乐，登上舞台，表演传统剧目。
至此，72和86这两个中国战俘最集中的战俘营成为巨济岛管理的典范，72战俘营率先实施的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三化原则——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接近美军对战俘营管理的要求。1951年“双十节”前夕，战俘营张灯结彩，四处挂满纪念国庆的横幅和战俘提前制作的花灯。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旗在战俘营升起，战俘们集体向国旗致敬。
中国战俘同时引发联军方面的高度重视。1951年9月13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视察中线第九军时，与几名中国战俘进行了交谈。12月29日，巨济岛战俘管理司令官、美军上校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陪同纽约红衣主教斯佩尔曼（Spellman）视察了巨济岛72模范战俘营，受到热烈欢迎，战俘代表再次向美方递交了请愿书，希望摆脱中共统治，要求去台湾。
美军之前已经注意到众多中国战俘拒绝返回大陆的诉求。美国陆军心理战部主任罗伯特·麦克鲁尔将军（Gen. Robert McClure）1951年7月份就提议，允许不愿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根据自己的意愿前往台湾。这个建议的人道考虑与反共宣传作用均十分明显，很受华盛顿方面的赏识，可有人担心，这会影响韩战美军被俘人员的顺利遣返，而且违反《日内瓦公约》，国务卿艾奇逊就公开反对志愿遣返。
美国总统杜鲁门最后力排众议，支持志愿遣返。学者指出，这主要是吸取了二战苏联战俘回国的教训。
常成：“这里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个人是叫查尔斯·伯伦，后来成为驻苏俄的大使。他就曾经在二战时期处理过苏联战俘的问题，因为当初有很多苏联被德国人控制的战俘，后来战后被美国人解放了，他们不愿意回到苏联，但是按照当初的协议，就把他们所有人送回苏联。他们送回苏联之后，做过投降的，或者叛徒的，回到苏联后，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后来查尔斯·伯伦就说服杜鲁门总统，坚决不能重复以前的错误，把中共这些反共的战俘也送回去。所以杜鲁门总统后来的倾向就是，给他们志愿的选择”
解说：1952年初，联军板门店谈判代表团接纳了由杜鲁门总统拍板的战俘志愿遣返原则，同意对战俘进行甄别。中朝方面最初坚决反对，后来勉强接受。
那次甄别将坚决要求归中国的战俘从72和86战俘营中清除出去。这些正在定期聚会的老兵都亲身经历了那次甄别。他们当时选择去了台湾，现在台北安度晚年，可60多年前那个恐怖的夜晚，依然让他们不寒而栗。在多名战俘的回忆中，李大安这个名字一再出现。在许多战俘眼里，这位72营的副联队长是个恶魔般的人物。
元学田（前志愿军60军士兵、赴台战俘）：“训话以后，他抓了一把东西：‘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讲：‘不知道’。‘告诉你，这是人肉，我告诉你们，你们谁要再背叛我，小心我这一刀’，就从马靴中拔一把刀出来。”
唐肃成（前志愿军60军士兵、赴台战俘）：“有的刺了字了，他要回大陆，结果我们就拿刀子它割掉。我讲个笑话给你听，这个割一块下来，这么一小块，我就把它吃掉，我就说恨哪，我就要吃你的肉！”
平占芳（前志愿军60军180师士兵、赴台战俘）：“我们那儿有一个小队有一个，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他不吭气，他们就用棒子打死。”
解说：美军资料和照片显示，72战俘营当晚有4名志愿军战俘被打死，第二天甄别时，战俘可以看到丢弃路旁的尸体。
甄别的结果，72战俘营要求去台湾的比例超过了90%，86战俘营将近80%；71战俘营几百名亲共战俘没有经过甄别，由领导人说了算，全部回大陆；海边专门从事装卸的70战俘营的一千五百名战俘选择回国的超过了85%。也就是说，在2万1千名中国战俘中， 1万4千多选择去台湾，回国的只有5千多人。这个结果，不但中方无法接受，也大大出乎美军的预料。有人将此称为反共和亲共战俘的大分家。
马国正（台湾志愿军战俘研究学者）：“以不愿归国来说，在我之前也提到，甚至有些人只是想求生存，所谓求生存是说，我要选择一个对我来说比较有把握的地方，我过去。因为他很清楚，我可能回到大陆去，我的背景不好，那我可能将来我的生活也过得不好，那我干脆就是离开这个地方，选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们的这个选择并不是单纯亲共跟反共而已，他们有很多的念想。”
解说：甄别过后，5千多回国战俘被送到巨济岛的602战俘营集中关押。没有了反共战俘的压制和干扰，亲共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平常缩头缩脑的共产党员们此时站了出来，担任各种职务。他们要求大家割去身上的刺字，很多人后来回大陆时，身上都有刀痕伤疤。
根据美军“分散行动”（Operation Spreadout）的安排，1万4千多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4月19日起分批被送到远离韩国本土的济州岛。为了打消顾虑，在战俘营传教、中文流利的美军牧师伍伯理（Earle Woodberry）陪同战俘们乘船前往。
战俘刚刚抵达济州岛西南沿海的慕瑟浦，就有人死亡，没来得及安顿的志愿军官兵们聚集在山房山脚下，用军礼送别刚刚逝去的战友。
由于时间仓促，美军只是设置营帐，再用铁丝网圈围起来，称作第三战俘营。赴台战俘高文俊在《韩战忆往》中回忆，他们抵达的第二天，风暴就将帐篷吹翻，只好露天而宿。新的营帐运到后，战俘们重新建设营区，并用双手将关押自己的铁丝网替美国人加高、加固。
生活恢复正常，反共战俘中的领导人却不敢放松警惕。月初的甄别告诉他们，信誓旦旦，刺字纹身，都难以代表真心，于是加紧了对战俘们的控制与观察。没过多久，一些反共信念不够坚定的人就被揪了出来，处罚相当严厉。
李高志（前志愿军60军180师士兵，赴台战俘）：“就是干掉啊。那一个战俘营都一两千人，就是大号你怎么解决呢？就是挖这个，向这个地下挖，挖两尺深，大概一人多宽的样子，圆锹向上扔，挖很长很长的。你要是小便大便就要汇报，你要跟班长、小队长讲你才能出来。你要是有问题就把你叫出来，跟优待一样。晚上啊，出来，你不晓得，叫出来，到这就把你推到里面去，那都是大便和尿啊，你爬爬不上去，那下面是空的啊，是软的，都是大便和尿啊，吃不上力。这个手一离开那个岸边，抓不住，就慢慢沉下去了。”
李高志：“美军就把我们这些战俘带出去，到海边洗澡，假如你哪一个有问题，他有那个刮胡子的刀，你要是有问题，就光光地到你面前，刮胡子的刀就照这个肚皮上一划，一蹬，都没有抵抗力，顺势而下。这个都是真实的，那里面很残忍的。”
解说：各战俘营同时扩大刺字范围，宣誓效忠蒋介石，坚定反共抗俄的信念。中华民国驻韩国大使王东原在《争取反共义士归国记》中回忆，慕瑟浦三个联队“营地到处国旗高竖，门前大书标语二联曰：‘一条命灭共匪’，‘一颗心回台湾’。十月十日国庆，三十一日蒋总统诞辰及元旦等日，各营均举行隆重庆祝，并排演话剧，暴露共匪在大陆之罪行。”
选择回大陆的五千多人6月30日起分两批被运到济州岛，在北部济州市的第八战俘营扎寨，与慕瑟浦第三战俘营南北相望。
逃离了巨济岛上的控制，亲共领导人迅速在10个分营（又称网，每网500人）建立了甄别后才成立的“共团会”分支，在营内恢复了共产党的组织生活。领导层并策划暴动，夺取武器，用行动洗刷被俘的耻辱。
马有钧（回大陆战俘）：“我当时因为是回国人员中最早恢复组织生活的，了解很多情况。当时有个想法，就和南朝鲜地下党沟通，联系起来准备暴动，渡过海湾，就爬上南朝鲜本土，到他的智异山去。”
解说：美军很快得到消息，将组织暴动的亲共领导人单独关押。共团会于是将矛头对准了向美军通风报信的叛徒，通过各个分营的保卫委员清除异己，手段包括暗杀、活埋。
林模丛（志愿军180师文艺兵，回大陆战俘）：“就翻铁丝网出去，准备又要去台湾了，美国人只是把他们集中到小帐篷里，大概几十个人嘛，这些人干什么呢，就是提供情报，然后到各个铁丝网，就远远地指认，这可能是地下党的领导，把他抓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动手的。”
解说：1952年10月1日清晨，回国战俘公然违背禁令，在10个分营同时升起了9面五星旗和一面朝鲜国旗。美军包围了第七分营。
维吉尔：“我们进入了战俘营。其中一个战俘营里的战俘不顾禁令，集合起来，唱爱国歌曲，标语四处飞扬。我们命令他们散去，他们拒绝。因此我们奉命开枪。 ”
张昌辉（志愿军12军31师后勤处会计，回中国战俘）：“我们也相当危险的，敌人机关枪也架起的，四周啊也有卫兵，拿着枪，随时准备着开火。当时主要是集中打7号。当时有坦克，有飞机，都在天上，坦克在每个集中营都那个的。”
解说：警告无效后，美军25步兵师35团的两个排强行进入第七分营降旗，门外还有一个连警戒。战俘用事先准备好的滚烫开水和石块开始攻击，美军开枪还击，导致60人死亡，96人受伤。
帕特·维吉尔 （美25步兵师35团士兵）：“开火，把他们打散！。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开火。很多人会说我只是执行命令。是的，朝人群开枪的的确有我。”
解说：维吉尔当时持有M-1卡宾枪，32发子弹打完后，又换了一个弹夹。他回忆说，有些战俘并没有攻击美军，而是在室内躲避或试图逃跑时被击毙的。
维吉尔：“一些战俘跑到石头房子里躲起来，但是有个美军士兵带着自动步枪进去，把他们都打死了。当时那些战俘只是想躲避子弹。有一群战俘向铁丝网跑去。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所以，向他们开火。”
解说：7号分营的地势最高，其他分营的战俘都目睹了当天的事件。
钟俊华（回大陆战俘）：“他是对准7号（网），当场就打死56人，打伤100多人,杀中国人杀得最多的可能就是那一次。”
解说：美军随后在战俘营中搜出了多种自制武器，国际红十字会也派代表对事件进行了调查。但亲共战俘的抵抗行动并没有因此停止。美军文件显示，亲共战俘侯瑞新（Hoo, Sui Sin） 10月28日攻击联军人员，被当场击毙。战俘们尽管对升旗导致的死亡事件义愤填膺，可有人事后回想，认为这实在是无谓的牺牲。
张泽石（志愿军180师538团宣教干事，回大陆战俘）：“美军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要升旗，你们就是有意来挑战。因为在日内瓦公约里面讲，不允许你们，你们可以有信仰自由，但是不可以对这个管理当局进行挑衅。 所以你们要升旗，对不起我们就要镇压。那镇压，我们也要升。意思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的祖国流血啊，来证明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忠诚。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已经在战俘营里，没有战斗任务了，非得要去不可。这种观念，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他不单是一个封建战俘观的问题，这也包含了对人道、人的生存权利的非常愚昧的封建文化的东西沉淀的结果。”
解说：北部亲共的第八战俘营硝烟弥漫，南部要求去台湾战俘组成的第三战俘营却是忙着营建。应美军要求，反共战俘们开始从海边和山岗采集石料，自己动手搭建营房，铺设道路，准备迎接济州岛的寒冬。短短几个月，一栋栋石料营房在山房山脚下建成，营区公路相间，并设有外形别致的野战医院和基督教堂，一万四千多战俘携带各种物品，从三个联队的数百顶营帐中集体迁往新的营区，就连岗亭也用人抬肩扛运到。
美军在慕瑟浦特别修建了机场，增加补给，并派出工兵，排除战俘营附近日军二战时期埋下的地雷。战俘们同时执行很多后勤公差使命，美军运送物资的兵舰一到，战俘们就帮助装卸，用手将大量的汽油桶向仓库滚动。
巨济岛的甄别工作结束后，大部分不满16岁的志愿军少年战俘被送到济州岛。美军文件记录，截至1952年10月1日，慕瑟浦第三战俘营就有63位未成年战俘，其中四人是1939年出生，也就是说，1951年参加韩战时，他们只有12岁。
高文俊：“叫我教儿童队嘛。老共嘛，抗美援朝最小那时才13岁，送到韩战去，有一百五十人到两百人。……就叫我教他们笔顺、识字。”
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慕瑟浦营中的战俘坚决要求前往中华民国的诉求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台湾方面加紧与联军合作，争取更多的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
60年过去了，历经沧海的高文俊对那场远去的战争依然难以释怀。年近9旬的他在濒临太平洋的旧金山家中，时常透过淡淡的薄雾向海湾眺望，海面的一叶孤舟会让他陷入沉思。那是停战前的1953年，也是一个春天，他和战友们在济州岛上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历史的浪潮，不知最终会飘向何方。等待这些年轻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系列纪录片《志愿军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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