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博客/今年春天，笔者来到了延安南泥湾，“陕北的好江南”。如果不是因为其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这几乎是一个平淡无奇的陕北小镇。
周边是黄土高原的群山，山下是窑洞，以及一些新盖的房屋。建筑群沿着一条沟向两边延伸。一条崭新的水泥马路穿过小镇。偶尔会有零散的旅客驾车前来，在眺望远处的水稻田后远去。早春季节，远处山上的森林还没有长出叶子。小镇前方大片的水稻田还未种植，上面是去年收割后剩下的干草。数十年前，这里还是延安的一片原始森林，有野猪、野羊等出没。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荒后，森林消失，变成了田野。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是南泥湾的中心。里面的文物和资料详细讲述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上世纪40年代大生产运动的历史。但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整个展览只字未提。这就是三五九旅开荒后的田野上，曾种植了大量鸦片。
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历史，与“自力更生”精神相比，中共缔造的鸦片经济对政权存亡具有决定性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陈永发对中共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新的资料陆续出现，其中之一是《延安日记》。这是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记，对延安鸦片经济现象做了直观描述，里面有一些中共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1942年至1945年，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延安日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
笔者以这些研究、记载为基础，结合新发现的“忻州鸦片档案”，以及采访到的一批民间记忆，对延安鸦片经济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陈永发语）作一次较全面的梳理。
“忻州鸦片档案”
近期，笔者在山西省忻州地区见到一批当年晋西北种植鸦片的档案。据拥有这批档案的人士介绍，这批档案从忻州某县档案馆流出，以“卖废纸的价格”卖给了文物贩子。该人士花高价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这批档案，并妥善保管。
根据档案所在地和内容，笔者将这批档案初步命名为“忻州鸦片档案”。
“忻州鸦片档案”数量达两百多件，内容涉及晋西北鸦片种植、收割、运送、税制等等，全方位勾勒了上世纪40年代的鸦片经济。出于学术研究和写作需要，该人士向笔者提供了其中的五件档案，内容包括鸦片种植、运输、税制等。“忻州鸦片档案”纸张都已经泛黄，但里面的毛笔字工整，信息量较大。
“忻州鸦片档案”的面世，能够较大地夯实解放区鸦片经济这一重大课题的立论基础，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献支撑。
目前研究延安鸦片经济的文献来源主要有几大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文件，国民政府的情报文件，国共报纸的一些线索，《延安日记》、《谢觉哉日记》等日记。与上述信息来源相比，“忻州鸦片档案”具有系统性，比如有完整的税制表等。
严重的危机到来
1941年，在陕北立足数年的中共迎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场危机是中共鸦片经济产生的直接背景。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国民党停止了对中共的财政补贴“协款”。协款是国民党按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粮米。此前数年，国民党的协款在中共岁入中占支配地位。1940年，协款比例仍高达73.54%。
国民党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试图切断边区与外界的联系。这对经济主要靠外援、内部工业基础薄弱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致命威胁。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接受的外援最多占到85.8%。
为应对危机，1941年2月，边区银行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边币2300多万。但边币发行缺乏雄厚的经济后盾，发行后一年之中跌了七八倍之多，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边区的绥德、关中、陇东等地出现了拒绝使用边币的现象。边币也没有将法币挤出市场。到1942年底，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
国民党封锁致使边区物资奇缺，物价暴涨。1942年，延安的小米价格涨129%。
1937年后，边区农民的财政负担主要是救国公粮。1940年，征收9.7354万石，人均负担7升多，占年收获量的6.38%。而短短一年过去的1941年，征收20.1617万石，人均负担14.8升，占年收获量的13.85%。沉重的公粮重负下，1941年，陕西志丹县发生了多次抢粮事件。
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
直接的应对就是大生产运动。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1942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展开了。
大生产运动是一场政权自救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
而一种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却被教科书屏蔽：鸦片。
长期以来，开荒种地、伐木烧炭、纺线织布等成了大生产运动的宣传图景。而大生产运动最核心、最重要、最隐秘的部分，却是鸦片经济。
1941年，在中共延安政权最困难的时候，鸦片登上了历史舞台。1945年1月15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其中的某物、某货，指的就是鸦片。从谢觉哉的叙述“不种度不过难关”可知鸦片经济的重要性。
鸦片种植
鸦片在上世纪40年代能充当中共延安政权“救世主”的角色，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历史现象和天才的经济设想，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
鸦片作为商品有几大特征：运输方便，价格高，市场广泛，山陕一带适合种植。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鸦片是民国一种普遍流行的硬通货。《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提到，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山西民歌也提到了当年种鸦片的事。山西忻州市河曲县文化馆贾德义采访整理的民歌《种洋烟》提到，“过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户户种洋烟。十亩地来八亩田，留下两亩种洋烟。”
另一首民歌《种洋烟》唱道，“青天兰天紫圪兰兰的天，什么人留下个种洋烟。”
山西省忻州市退休干部王思聪，1945年至1953年，在晋绥边区文联下属的文工团、晋绥边区“七月”剧社、人民剧社等单位工作。王思聪当年亲眼见证了晋绥边区种鸦片的场景。
1945年8月，12岁的王思聪在晋绥边区入伍。他年纪小，不能打仗，就待在文工团。王思聪告诉笔者，“晋绥边区种鸦片可以追溯到1942年。当时阎锡山、日本人封锁边区，外边的物资供应进不来。通过种鸦片这种办法解决棉布、棉花物资等经济问题。”
1947年，王思聪跟随部队文工团待在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在兴县的大川里面，王思聪看到了大片罂粟，“一道沟到处有”。在他印象中，这一带的鸦片种过一年。“当时有规定政策，每户允许种多少鸦片，但我年龄小，记不得了。”王思聪。
但王思聪亲眼见过农户收割鸦片的场景。那是天气很热的7月份。收割在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进行。“将大烟壳一割，白水流出了。鸦片刀下面附一个小桶，是农户自己拿铁皮做的。拿指头一抹，白水就流到小桶里面了。”王思聪回忆。
王思聪描述，当时种鸦片确实在一个艰苦的背景下进行。他入伍后，部队两年发一套棉衣，一个季度发一块毛巾和一块肥皂。他那时候年纪很小，发的鞋很大，就在鞋上弄两个孔，拿绳子拴起来。那时候他们冬天就发棉衣、棉裤两件，里面也没有内裤穿。冬天没有袜子穿，鞋口的肉冻得流血。夏天也没有替换的衣服。衣服脏了到河里洗，洗了放在石头上晾干。人赤裸着在河里边，等衣服干了再上去。
文工团之后，王思聪在剧团工作。当时他们十几个小孩每天练功。练功特别费衣服，发的鞋不够穿。有次贺龙到剧团视察。他们的鞋前面都露出脚趾头了。他们十几个小孩拉住贺龙，让他一个一个看。贺龙发现他们的鞋确实烂得不行了，就写了个条，说“到后勤部领去吧”。机关就派了牲口到后勤部，给他们一个人领了一双鞋。
鸦片统购
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农户收割鸦片之后并不能自由销售，而是由政府设立烟站统购。
忻州作家任存弼告诉笔者，他父亲的第一个老婆韩秀女当年曾在晋绥边区农村种鸦片。1942年，任存弼的父亲任强熙到内蒙古五原去了。任强熙的老婆韩秀女留在村里种鸦片。收割鸦片后，农户需要到政府部门设立的烟站销售。韩秀女有一天去烟站卖鸦片。她当时觉得她产的鸦片质量等级很高，够头等。但烟站收购的人却给她将等级压得很低，说成三等。韩秀女脾气刚烈，当天在烟站据理力争，自己受了气。回去后她就把熬鸦片的水喝掉死了。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腰庄烟亩税册》，有关于腰庄农户鸦片种植情况的详细记录。根据《腰庄烟亩税册》，种鸦片的农户成分多数为贫农，少数为中农。该表统计了土地原耘亩和折苗亩的面积。原耘亩是土地的总面积，折苗亩是土地用于农业的有效使用面积。
笔者现将该村10户的鸦片种植情况列举如下。
谭二才，贫农，原耘亩是1亩，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5等，产量是20两，征税是3.8两。
郭双喜，中农，原耘亩是1.2亩，折苗亩是1.05亩。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36.7两，征税11.8两。
张狗完，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28两，征税7.48两。
郝成成，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3.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8等，产量是5.25两，应征税0.68两。
郝连栓，贫农，原耘亩是1.2分，折苗亩是1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7等，产量是1.8两，免税。
郭毛人，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17.6两，未写明征税数量。
郝三人，贫农，原耘亩是2分，折苗亩是2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4.4两，免税。
郭四虎，贫农，原耘亩是2.5分，折苗亩是2.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7.5两，征税0.98两。
柴贵贵，贫农，原耘亩是1.5分，折苗亩是1.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4.5两，免税。
郭存存，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4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14两，征税2.24两。
《腰庄烟亩税册》显示，农户种鸦片5两以下免税。“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份《48年药税征收比例》，对中共鸦片税收政策作了清晰的说明。当年晋西北的鸦片税制是按累进税计税。
1、 一律按每户总产量计征。
2、 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下者免征。
3、 每户总产量满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
4、 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上至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三。
5、 每户总产量在十两以上至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六。
6、 每户总产量在十五两以上至二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九。
7、 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三。
8、 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五两以上至三十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六。
9、 每户总产量在三十两以上至三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九。
10、每户总产量在三十五两以上至四十两者征收百分之三十二。
11、每户总产量在四十两以上者均征百分之三十五不再累进。
鸦片统购政策是冷酷的。农户种鸦片也有任务，属于政治摊派。如果完不成任务，农户得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
农户去烟站出售鸦片，之后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36年交换许可证放行》。这件档案的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47年9月25日。《36年交换许可证放行》写着，“兹有宁武县第四区谢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携带药品三十六两到县上带换回等价货物，换布及衣服牲畜，业经批准发给许可证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给安满苍收执。县长王子仁 税务局长张一心”。
与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产”、“特货”等词汇不同，“忻州鸦片档案”出现了“大烟”字样。“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档案《烟站致赵应堂烟布价》，文字为：“赵应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烟已收下，毛重29.6两，皮重13.8两，净重15.8两，6个烟，共25万8000元，买布世齐布6匹，地球布5匹，又零尺7.8尺，请照数查收为。烟站侯成明启（1948年）4月30日”。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该档案详细地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临武县统购鸦片的事情。在档案中，鸦片被隐晦地称为“药材”。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提到，1947年边区政府在临武县统购鸦片，是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生产资料”。统购鸦片则能“解决存药户农民的一部分生产资本，把它用于准备生产上，来积极克服困难。”档案介绍，1946年，临武县灾荒普遍、农产收成很低，一般是三成至五成，在1947年积极准备大生产的时候，“农民的口粮种子都很困难，主要应该生产中解决”。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提到了统购的具体方案，提出在统购中首先满足灾荒比较严重区村全体农民出售药材（即鸦片）的要求，来解决生产资本。受灾荒较轻的村庄这期则只能统购一部分，统购对象数量均有限制。
在统购手续上，《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指出：1、各村农民到统购站出售药材必须经过各村代表及工作团同志的讨论该出售多少，解决生产中什么困难，与组织生产结合起来，经过审查批准由村公所给予介绍证明才能来统购站出售，换取他在生产中必须资料（布花），如没有证明介绍，私人不得携带药材出售，违者查获没收。2、药材价格，应依照布花粮主要的价决定……不使群众吃亏。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将统购时间定为三月份至四月底，设立了多个统购点，“依照各村各户不同情况民主讨论大量介绍存药农民前来出售，特别着重于组织生产解决其生产中的困难，以便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
鸦片贸易
边区政府收购鸦片后，在新华等化学工厂加工成熟鸦片，之后涉及到出售的问题。如前所述，鸦片在政策上禁止内销。两大边区种植的鸦片，最后被售往国统区或日伪占领区。1943年12月19日的《延安日记》提到，“不管怎么样封锁，特区同国民党各省甚至还同日本占领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从特区运出盐、羊毛、家畜，近年来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鸦片。”
陈永发在《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书中介绍，中共鸦片贸易开始是分散经营，后来集中统销。负责鸦片统销的主要是西北土产公司。土产公司是边区各党政军机关的合资公司，1942年底成立，主要任务就是推销鸦片，换取和掌握法币和日常必需品。1943年中共设立物资局，合并贸易局、土产公司等，全力展开鸦片推销。该年，中共从鸦片统销获利为岁入的40.82%。据此数据，鸦片经济在挽救中共政权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陈永发引用的国民政府调查显示，中共的鸦片由本地或外来商人承购，由军队保运。负责保运的是萧劲光的八路军留守处。保运费一两九十元。商人除缴纳保运费之外，每两烟土需缴纳登记费七十五元，过境税二十元。
1943年，陕甘宁贩卖的鸦片，60%左右来自晋绥边区。1944年，几乎全部来自晋绥边区和日本占领区。《延安日记》提及，贺龙部队所在地晋绥边区，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
根据现有资料综合判断，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是从1942年至1944年。而晋绥边区种植鸦片时间要长很多，大约从1942年到1948年。
在中共鸦片贸易中，军队参与是典型特征。陈永发指出，军队中的警一旅、独一旅、警三旅等也做鸦片生意。1943年1月29日的《延安日记》记载，“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还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延安日记》还提到，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长期做鸦片生意。
虽然有严格的统销政策，鸦片黑市仍然存在。1943年十月十九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法币和边币比价，牌价一与二二，黑市有至一与五六，甚至九者。原因是黑白二物统销不密，致银行不能掌握全部或大部外汇，加以破坏份子作祟所致。拟在一二月内做到消灭黑市。”
国共“鸦片战争”
在中共进行鸦片贸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禁烟政策。而国统区是中共鸦片的主要销售地，这势必引起尖锐矛盾。
与矛盾而来的就是国共之间的“鸦片战争”。国民党曾几次派人到邓宝珊驻地榆林和绥德一带购买鸦片，后转运到平凉和关中一带倾销，以打击中共鸦片统销政策。
事实上，国共军队间也有秘密的鸦片贸易。
忻州当地作家杨峻峰，1957年出生。1975年，杨峻峰在神池县农具厂工作，遇到老木工谷三。谷三是神池县大磨沟人，当时50多岁。谷三曾在八路军工作。他对杨峻峰讲了很多事。让杨峻峰记忆最深的，是八路军拿鸦片换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活动范围就在山西北部。
谷三介绍，国军有武器，而八路军有鸦片。双方有交换的需要，会事先沟通。交换都是秘密进行。在具体交换中，八路军将鸦片埋在野外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之后就离开了。国军过去，按照约定方位把鸦片挖出来，再把八路军需要的武器放进去。这些地方一般位于山区，比较隐蔽，但又不偏僻，人容易去。在双方整个交换过程中，人不见面。国民党部队当时不允许贩卖武器，都是偷着卖，私下想要鸦片倒卖。
杨峻峰告诉笔者，神池县大磨沟另有一位老人丁执中，现已去世。丁执中1937年8月当兵，曾任连长。他是八路军里面负责拿鸦片换敌占区白银的主要执行者，13年职务没有动过。
阎锡山是实行禁烟政策的，提倡“烟赌脏欺的自治禁绝”。《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为中共鸦片贸易提供了佐证，“至鸦片一物，禁种我省已经禁绝，禁吸实未除根。而邻省则因有土匪之故，大种而特种，现款之输出该省者，尤为不可胜计。”
在1942年1月17日的《阎锡山日记》中提到，“此次七十三师营长党金堂等四人之执行纪律，我们是万分的痛心。”日记中所讲就是阎锡山军队与“河西某单位”拿武器换鸦片的事。当时的参与者是阎锡山军第七十三师第二十七团第一营营长党金堂等四人，驻守大宁县黄河渡口。他们与中共辖区相关部门以货易货，从中谋利，被人告发。阎锡山获悉后，令党金堂等四人自裁。第七十三师师长高悼之奉命后，着团部军医勾鹿付给毒药。四人服毒而死。
1944年4月28日的《延安日记》记载，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访问，毛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但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大片土地都种上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但怎么掩盖几百公顷土地都已种植的事实呢？
答案正是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三五九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
这是对鸦片经济的一个绝妙讽刺。
参考资料：
“忻州鸦片档案”
《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1990年12月《新史学》一卷四期）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延安曾经是天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