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越南珠海上世纪70年代末的越南排华风潮中，30万越南华侨扶老携幼，餐风宿露，被迫离开熟悉的家园，或怒海泛舟，或蹑足雷阵，北归故土。这30万归国越侨中，有8.8万安置于广东，其中近万人落户珠海，安身于华侨农场。此后，根据各自的禀赋、时运，展开了不同的人生历程。
上周六晚，珠海市越柬老归侨侨眷联谊会举办会庆。这个成立于2004年的联谊会，是当年归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华侨的民间组织，其中又以越南华侨为主体。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们早已成功融入珠海生活，甚或“泯然众人”，但他们又坚持归侨的身份认同。个中况味，引人遐思。
在他们归国之后，中越两国经历了战争、边境冲突，终于坚冰消融、和好如初。但对于他们尤其是老一辈的归侨来说，乡关何处几乎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回到了祖辈的土地栖居，当年成长的家园如今只能游历。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是一种更宏大的人生话题。
而今太平之际，就让我们试着叩问当年乱离的遭际，倾听他们“故土”与“故国”之间婉约的心曲。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大历史，就会发现，苏维光、邓伟富家族的迁居越南史，其实是两国千百年来民族交流、融合的一个典型切片。尤其是明末清初，鼎革之际，大批明朝政治性移民进入越南，聚居之地称为“明乡社”；而在法国人建立殖民统治之前，清朝商民亦源源不断地涌入越南。先来的“明乡人”和后到的“清商”一起，最终融入越南社会，成为越南众多民族之一———华族（Hoa）。有数据统计说，在1970年代，中国在越南有100多万华侨，仅西贡一地就有60多万。
苏维光后来从事侨务工作。根据他几年来的统计，由1977至1979年，越南排华近30万人。这30万难侨中，大部分原为越南的山区农民，尤其以广宁省最多。广宁省是越南的农业大省，与中国广西十万大山交界。难侨归国后安置在江西、云南、福建、广东、广西五省区。其中广东安排了8.8万人，集中在全省33个华侨农场（如今23个）。至于珠海，那就是金湾区两大华侨农场。其中，平沙越侨4720人，红旗2690人。
逃难记忆
苏维光回来时一家7口人，最小的女儿才8岁。1979年的逃难记忆，她还依然记得。
在越南广宁省的农村“改造”了一年，几近绝望的苏维光接到通知，可与中国联络回国事宜。登记造册之后，越方派出解放牌大卡车，三四户人家挤在车斗里，一股脑儿拉走。一天一夜的路程，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也不让下车补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真是让人死又死，生又生”，苏维光说。
到了中越边境，对面就是广西洞中县，关口已经挤满了成千上万要回国的侨民。两国军人剑拔弩张，严阵以待。越方指了一条路，难民们小心翼翼从路上走过，绝对不敢行差踏错———路两边都埋满了地雷，越战中的美军曾深受其苦，就连越南当地人放牛，一个不小心，连人带牛都炸上天去。
如果按照今天的说法，苏维光算是标准的“红二代”。上世纪30年代，他的父亲、舅舅都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受组织派遣，赴越参加越南民族独立战争———1884年，法国控制了整个越南，将之并入法属中南半岛殖民地。法国著名女作家杜拉斯的小说《情人》，便以这时期的越南作为背景。
195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下，胡志明带领北越军队在奠边府战役中大胜，再次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独立后，苏维光的父辈们留在越南，投身越南社会主义建设，担任过越南的公社党委书记、国企干部。周总理曾对驻越的华侨指示，要把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当做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驻越的华人华侨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有的加入越共，有的和越南当地人通婚。
苏维光生于越南、长于越南，方块字的中文、拉丁化的越南文，几乎都是他的母语。帮助北越独立之后，中国和越南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同志加兄弟”（胡志明语）的蜜月期。苏维光工作时，正值中越蜜月期的高峰，中国不断派遣水产、农业、军事专家援助越南，他负责在旁翻译。
但没多久，越南国内排华声浪开始涌动。据载，越南驱逐华人由1977年开始，至1978年达到顶峰。1978年4月初，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每天达数百人，5月下旬增加到数千人。到1978年8月，就有16万华侨被驱逐回中国。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殴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这样说来，能够全身而退，是苏维光的幸运。
苏维光是身居“高位”。而更多华侨当时是农民。70年代末期，越南制定了“净化边境地区”计划，大规模驱赶中越边境的华侨。邓伟富一家就受此计划影响，越南人给了他们两个选择：要么回国，要么迁居越南内地，离开边境。最终，他做出了和苏维光、邓朝礼一样的选择———回国。那也是在1979年。
邓祖籍广西防城港，1910年代，他的祖父携全家赴越南务农，邓伟富就在越南出生。在越南广宁省下居县，邓家种水稻为生，兼种番薯、玉米，以作物交租，有自留地。下居县大多是华人，仅仅广西邓氏一脉，就可以组成一个大队（上百人）。
邓伟富在越南就是农民，来到平沙，感觉无甚变化，同样务农，只是作物由水稻变成了甘蔗。他在越南时将近12岁才开蒙读书。到了珠海，14岁再继续中断的学业。待读到初中，已然20多岁，比一些老师高大，排队的时候显得特别突兀。
职业落差
邓伟富、苏维光他们都是被安置在金湾华侨农场。安置之初都是大批安置，没有根据难侨各自的特长、职业有所区别，大家开始做农民。对于“非农民”来说，这种职业落差的苦闷，在乱离初定之后慢慢凸显，硌得人生疼。苏维光的太太在越南是越文教师，两口子原来都是“拿笔的手”，在中国开始学习种甘蔗。有时拿着箩筐、镰刀去割鱼草，割着割着，苏维光会一把扔掉镰刀，“颇有一番思想抵触”。
而原先居住于市区的工人邓朝礼夫妇，一下子被安置在农村，单单“基建”不足就让二人颇多不便。农场偏远，不通公交，无论去哪儿，都靠双腿步行，二人深以为苦。兼且没有自来水，日常饮用淡水需用大船运来，难侨们排队上船打水。人流踩踏、船身晃动，时常有海水溅进船上的水罐，后来者打到的淡水，往往带有咸味，越喝越渴。
和他们比起来，陈富莲倒没有这么多故国之思、职业落差。
1978年刚回国的时候，她还是个小丫头，家里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备受全家人的溺爱。由于回国早，乱离的痛苦在她身上并不深重。只是记得，她们家爷爷辈就赴越，在广宁省种水稻，父亲在越南出生。排华初起，她刚读完小学一年级、交上二年级学费，华人老师就全部跑了。父亲回家说，“越南住不了了”，于是回国。
几家人合租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什么东西都带上”，由越南芒街到广西东兴。两个城市之间只隔了一条几十米宽的北仑河，如同珠海和澳门一样，几乎可以看做一个城市。和苏维光他们比起来，倒没有尝到多少颠沛流离的滋味。回国后，本来按照分配，她们家要到海南西庆农场；但由于可自己选择，就去了普宁华侨农场。选择普宁的原因很简单———家人觉得种水稻太辛苦，选择去普宁种茶。
但陈富莲觉得摘茶一样辛苦。到了采茶季，一天采摘下来，常常双手开裂。在农场中学读书，刚上高中两三个月，那是1986年，听说珠海的华侨宾馆来农场招工，她就义无返顾地去了。女大十八变，回国几年，这个姑娘出落成了农场的“一朵花”，自评是“回国越侨子弟第一”。
应聘看相貌、身高，陈富莲所在农场4个人应聘，只有她1个被录取。当时那批8个来珠海华侨宾馆的华侨子弟，亦仅有她一个越南归侨。陈富莲从此吃上商品粮，为人所艳羡。离开普宁时，父亲嘱咐她：“好好干，不管多辛苦，都要挨下去。”
珠海华侨宾馆是全国最早的一批三星级饭店之一，为广东省侨办通过省中旅集团兴建，专门安排华侨子弟就业。陈富莲她们刚到时，华侨宾馆刚建好，正筹备开业。几乎没有什么过渡，这批华侨子弟就投入了紧张的筹备中。她记得一个细节，当时酒店的电梯还没有启用，15楼的床垫愣是靠她们从一楼硬生生地传上去的。
归国人生
正由于天赋、技能、特长的不同，回国难侨们在经过农场的初期安置之后，展开了各自的人生历程。
在种甘蔗近20年后，邓伟富2003年转种香蕉，承包鱼塘。他心灵手巧，多才多艺，自学了泥水、水电，农闲时到市区务工，挣外快贴补家用。如今儿子已经长大，在村子附近的厂里工作，找的女朋友贤惠能干，两口子都非常满意，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孩子的婚礼。邓朝礼两口子务农一世后，现已退休。他们所在的平沙卫东三队，至今仍聚居着上百名当年的越南难侨。
苏维光在农场干了几年，由于之前在越南的学历、从业经历，脱颖而出，获得机会到国家水产学院珠江研究分院进修。进修后，他在农场任水产技术员。后由于工作需要转为国家干部，负责侨务工作。1994年，两口子调入中信集团，来到珠海市区，从事外贸翻译工作。后来国企改制，退休。
陈富莲在华侨宾馆一干就是26年，从最初的服务员，到领班，再一路升至宾馆主管。珠海华侨宾馆除了越南华侨员工，还有来自印尼、老挝、柬埔寨、泰国的华侨，5国华侨子弟和平杂处，以粤语和普通话为工作语言。
两个故乡
弹指一挥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但对于这些难侨来说，却有个问题横亘在心间：中国和越南，分别是他们的什么？两国关系好转之后，他们都曾不约而同，借助旅游、探亲的机会旧地重游。在他们家中，随手可见越南的印记：各种面值的越南盾、越南的药品、越南的咖啡……都是他们带回来或者亲戚捎来的手信。成长的记忆，加上亲情的记挂，让这个问题难以回答。
邓伟富说，自己在两边都是当农民，回国日久，早就以珠海为家。他的大娘梁二妹，今年已经84岁，在越南出生，后跟他们一起回国。梁二妹不识字，一世务农，说自己“哪里都习惯”。
邓朝礼两口子虽然早已习惯珠海的生活，但依然以越南为故乡。他还有老表在越南的河北省，两边时常走动。若要“回去”，很方便，搭夜车由珠海出发，清晨5点可到广西东兴，8点排队过关，10点多就到了洪港区。当年排华，表哥没有回来，留在当地，在那边先后有了十多个子女。如今孩子们都生根发芽，家庭聚会的时候，摆酒都要十多围。
而在苏维光心目中，越南始终是他乡。这个“红二代”对于越南，依然保有当年父辈支援越南革命、建设的情怀。他说自己若一直留在越南，如今“至少是个副厅”。但他又说回来，个人肯定有得有失，要看国家利益在哪头，毕竟“针无两头利”。他应是珠海越侨中回越南次数最多的人———1992年，两国之间坚冰初融，他就曾第一时间回越，其后因为投资做生意缘故，每年都要往返多次。对越南的社会发展、人事关系，从中央到地方都很熟悉。
他还记得1992年回到越南，所见之处“一片死气沉沉”。长期的边境战争、失败的治国政策、欧美国家的经济封锁……越南经济凋蔽，农民贫困，工厂关闭，广宁煤矿停产，大型交通基建停工，旅店都没人投宿，街市没有货物。每晚9点过后，酒店便已关门，“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而他又亲见，中越恢复交往之后20多年，目前越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说与中国广西相去不远”，尤其是胡志明市，居住有50万华人，更被人称为“小香港”。
而对于陈富莲，她把越南称作“留恋的地方”。因为堂姐定居越南南部，她经常赴越探亲、旅游。她尤其钟爱越南咖啡，有朋友去越南，总会为她捎点儿；若是一时“断顿”，她也会直接网购。
在市区，她有十多个越南老乡，每个月会找个礼拜天聚一次。聚会的时候，有时会下意识说越南话。或者有时候别人说越南话，“顺手就接过来了”。
这种复杂的感情，难以找到一个词来尽述。如果文艺一回，套用张爱玲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故乡有两个，至少两个。生于越南，久而久之，这是混合了亲情、童年、口味、发小……的原乡，中国还是父母口中的“床前明月光”；回到中国，这里从最初的托庇所，到成为滋养下半生的青草地，但间关不远的越南，却成了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采写：南都记者过国亮
摄影：实习生丁明南都记者陈坤荣
放不下的当年
一把五四式手枪
苏维光曾经有一把枪，五四式。烤蓝幽幽，触手微凉。它不仅仅是一把枪。它凝聚了苏维光的青春、光荣以及梦想。
那是1967年，苏维光20岁。还在读书的时候，由于援越中国专家需要翻译，他便进入越南广宁省水产厅，担任副科长职务，除了工资，每月还享有17斤半的口粮、1斤白糖配给。在那个物资短缺的时代，这算是非常丰裕的待遇。由于工作出色，他被派入越南水产大学养殖专业学习。
当然，还有那把枪。那是战争年代干部的另外一个象征。其时，越南尚未统一，以胡志明为首的北越和以吴廷琰为首的南越正在拉锯。随着战情变化，省水产厅经常迁移，办公地点通常都在山区的防空洞里。到了夜间，为了防止敌方偷袭，“灯不能点，烟不能抽”。
1975年，北越击败南越，解放西贡。但就是在胜利的1975年，华人们的处境开始不妙。先是发现自己被排挤出核心岗位，再是原来随身的手枪被收走，再到身边的同事不再和自己说话……苏维光慢慢地感受到了自己成了一个孤岛，他生于兹长于兹的“第二故乡”，开始变得陌生。
20多条坤甸木的大屋
1979年走的时候，邓朝礼刚刚起了大屋，光上好的坤甸木就用了20多条。形势逼人，急着凑路费，这栋大屋只卖了几千块，让他可惜至今。
邓朝礼和苏维光年龄相仿，连人生经历都有些类似：同样是父辈赴越，在越出生，接受越南教育，生活在越南语境，在越结婚，妻子同为越南华侨。只是二人选择的职业略有不同，苏维光是越南倾力培养的储备干部，邓朝礼则是名普通矿工。
不过，正由于身份的不同，苏维光所处的政治圈，其时尚且还留有温情的面纱。但在圈外，却没有如此温良。1977年年底，苏维光被彻底排挤出所在单位，赶到郊区农村。只发给半年口粮，进行“农村改造”：集体化劳作，靠挣得的工分领取粮食。
雁回归
1978.6.25携鹏儿乘河内—北京国际列车回到祖国国境线上
祖国常怀念，为义长难顾。
翻脸刮阴风，渠将信义负。
只身挈稚雏，急急奔乡土。
乍见边防兵，夺眶激泪出。
遥看五星飏，热泪流脏腑。
作者陈华铨，1934年生于汕头，幼时父母为逃避日军侵略，携其迁居越南海防市。中学时代投身越南民族独立战争，在法属殖民地从事地下活动。北越解放后曾历任报刊主笔、中学教师、师范副校长等职。1978年归国，从事教职，现为炎黄诗词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