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5年12月31日)
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有两位李姓姐妹。她们家共有姐弟五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个兄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艺战友，其余几位我也认识，只是交往相对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是一位革命烈士，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因此也与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是不太一般的关系。
二姐和我们军长及其家事
先说二姐，我与她相识最早，那是一九四六年苏中七战七捷之后，部队转移到苏北地区，华中军区文工团与我们一师文工团到了一起，我们团请军区文工团一位女同志，来辅导不同的秧歌，来的就是二姐。我当时才是个十四五岁小鬼，竟被其“惊艳”，为她罕有的美丽而吸引了，她扭的秧歌更令人叫绝，我至今还记得甚至会学她那特有的舞姿：用脚尖点地并使全身轻颤，两眼随双手“飘”向四方……令人看得简直神魂颠倒！显然因为她的品貌出众，不久就被一位首长“占有”，成了他的妻子。几十年后我的另一位文艺战友，在我家遇到二姐的儿子，竟当我的面对她儿子道：你妈是先被你爸强奸了，然后才跟他结婚的，也才有了你们。此说是否有据，我难以考证，却知这位首长，在此之前已结过婚，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和”，还是由于有了她这“新欢”，才离了婚并再结婚。我再见到她时，那位首长已调到我们军，她就成了我们的军长夫人。
这时我已长大，对于她的美仍是惊叹不已，她的丈夫即我们军长，平时与我们这些“小兵腊子”，有点没大没小，常在一起说笑，并且对我似乎格外关顾。一九五五年我借调到总政工作时，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军长正在北京，准备在此安家，我去请示了军长，他对我全力支持。我进了美院之后，他竟亲自来学校看我，来时不带警卫员，又穿便服，入门时被门房老头拦住填会客条，他不知怎么填，被门房训了几句，他见到我时笑道：你们学校门口那老头比我还厉害，为我不会填会客条，狠狠教训了我一顿。我送他出门时问门房老头道：你知道他是谁吗？这是我们军长，一个真正的将军，你却把他给教训了！那老头这才歉意地说：对不起，我眼浊，没看出是位将军；也难怪，填会客条是卫士和秘书的事，您哪会呢？要是你穿军衣带肩章来，学校就会敞开大门欢迎视察了。
还是我在总政工作时，无意中参与并卷进了军长夫妇间的一次内部矛盾。二姐作为军长夫人与我重逢时，因为我正在军中文化部门，认识一些部队作家、艺术家，她托我打听自己一位已是作家的战友的地址，我很快完成任务告诉了她。当时我不知道，她与这位战友，抗战期间曾同在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并且早就是一对恋人，可她的美，战友喜欢，首长也喜欢，她那战友“胳膊扭不过大腿”，她只得被迫痛别恋人成了首长的老婆。却又对老情人一直心怀愧疚又念念不忘，终于通过我重新搭上了关系。他们当时都在北京，据说曾多次幽会过。这事被其丈夫即我们军长发现了，两人吵了一架，幸亏二姐没有“咬”出我来，不然我肯定逃不过军长大人之手。她后来告诉我这事时，说自己也曾对其丈夫反唇相讥，甚至发起反攻，原来军长也曾多次与其前妻重逢约会，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妻子不忠，例如她有一次偶然临时回家竟进不了门，好容易打开后，看到丈夫和一女文工团员在里头，正惊慌不安又衣衫不整，他们肯定没干好事。因此她也有权对其丈夫进行报“复”。
军长夫妇共同对我的美意
二姐和军长两人吵归吵，有一点却完全一致，即把她三妹介绍给我。她那三妹原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这时正住在自己姐姐、姐夫家。这位三妹美貌虽不如二姐，却正处青春期并“待字闺中”。显然因为二姐想弥补自己未能与文艺战友结为一家之憾，我与其三妹年龄相当，似也匹配，她那当军长的丈夫，又有些偏爱我这“多才多艺”、正上美院、颇有前途的部下，两人一拍即合，一致主张让我与其三妹结识交往，于是我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并且每回都款待我一番。有一次他们为我沏了杯好茶，军长问我这茶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其实我只喝过大碗茶，根本不会品味。军长听了骂我道，你这家伙口气不小，我这茶叶几十万元（旧币）一斤，你只说是“可以”，真是白给你喝了！又有一次吃饭时，军长指一道菜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是粉条，他又笑骂道，他妈的，我又白招待你了，这是鱼翅，谁家有这“粉条”啊？我只得也笑道，我是吃炊事班饭长大的，别说吃过，见都没见过这种美味，难怪它又鲜又好吃，可惜把它当“粉条”了。我们吃喝说笑时，三妹当然陪同在座。
当时三妹其实正闲居甚至困守在他们家，她是辞了原文工团的工作，到北京来报考苏联舞蹈家执教的“中央舞训班”的，由于全国报考竞争者太多，更由于三妹本来基础较差，特别是文化不高，自然被涮下了，她不好意思再回原单位，只得寄居在已是高干的姐姐、姐夫家，每天不免无聊和困顿。恰巧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人像写生，她们姐妹就成了我的最佳“模特儿”，不仅为她们一人画了一幅半身肖像，还根据她们已逝母亲的照片，另画了一幅油画像和一幅粉彩像，使这位烈士也“音容宛在”了。应该说她们的妈妈确是一位美人，可惜她们姐妹几个只有二姐独得其母真传，美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大姐不必说了，这位三妹却是青出于蓝反而逊于蓝，仅仅部分地接近其母和二姐，整体及其气质大有差别，尤其是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幸亏跳舞用不开口出声，不然就会露怯了。
三妹进铁道兵文工团
当我知道军长夫妇对我的这番美意后，一面不免“受宠若惊”，一面又感到迟疑甚至为难，因为这位三妹有时并不可爱，且不说其文化修养不足，她那自恃是烈士子女，尤其是倚仗其姐夫、姐姐的“高干子弟”派头和劲头，与我这“小兵腊子”特别是平民百姓出身，常常很不合拍。但我没有也不能拂军长夫妇的好意，还是甘愿甚至乐意地与她们不断交往，说穿了是因为二姐太美，与三妹也多少有点“情分”，我们互相都有兴趣和需要，就常去看望她们，陪三妹聊聊天，看看演出和展览，暂时充当了她的“候补情人”角色。后来她的工作问题，由军里的陈政委通过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调去了铁道兵文工团，使她终于又有了“归宿”单位，她二姐和姐夫家后来又迁出北京，我和她也失去了见面地点，离开美院上班后，就减少甚至中止了与她的交往。若干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爱人，与三妹的这段“情缘”宣告完全结束，但是我们间的故事却没有完。
其实我与三妹也是老相识了，早在一九四八年春，我们部队正在黄河北面休整，著名的“新旅歌舞团”来慰问演出，我们文工团派我和几个同志去他们那里学习，我主要跟王德威、萧锋等学画幻灯片，同时也学学打腰鼓和一些歌舞节目。我们在“新旅”呆了一两个月，与许多同志都熟悉了，曾常见一个很小的小丫头，穿齐膝的过大军衣，下面还打松垮垮的绑腿，一头黄毛乱发上，撅两根很少梳理的小辫，虽是单眼皮，肤色却特白，只是有时拖两条鼻涕，常在流过嘴唇时，或是使劲吸回，或是用袖口擦去，所以她的大襟和衣袖上总是油乎乎脏兮兮的。她很少上台演出，只是跟着团里行动，自己学打打腰鼓什么的，她有个哥哥也在“新旅”，但由一些较大的女同志带她。后来知道，她和哥哥都是烈士子女，一九四五年就来到新四军，她当时才八九岁，等于是“寄存”在部队文工团里。
几年以后在我们军长家又见到他们，才知他们与二姐原是一家，又知其兄弟成了一位著名的舞蹈编导，主要作品有舞剧《宝莲灯》、《小刀会》等，我们都为在战争年代相识、现在又重逢而高兴。他们的三妹后来也出息了，不只当了不小的“官”，更成了个通“天”的人物，最后竟与我共过一段事。但我和她相处时，总是忍不住揭她的“老底”，说她当年撅黄毛小辫，拖鼻涕的“光辉形象”。只是我每次说此旧事，她都不搭理我，似乎怨我毫不顾及她的面子和现在身份。但是她当年的形象对我印象太深了，与她后来的尊容又反差极大，使我憋不住不提住事，虽然这可能惹她不太痛快。
三妹到铁道兵文工团后，我只在大歌舞《东方红》中见过她，偶尔遇到也只打打招呼寒暄几句而已，这时我已有了妻子孩子，她却还是“单干户”。我知道她心气很高，不是门当户对的“白马王子”决不出阁。不料她后来的老公竟是我的一个“铁哥们”，他是我早已相识相熟的部队知名画家。当我得知他们两人正谈“恋爱”时，我曾警告我那“铁哥们”道：那“小姑奶奶”可惹不起，你千万别找她！哪知他不听“老人”言，还是与“小姑奶奶”结了婚。因为我曾企图破坏这门婚姻，他们的婚礼请了我，自己却不敢去，怕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为他们牵线搭桥促成良缘的人我也认识，事成后得意地问我道：这两口子真是门当户对，十分匹配吧？我心想就等瞧吧！没想到真被我料中了，在他们都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后，竟打离婚彻底分手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却说她在铁道兵文工团时，团里有项额外的特殊任务，即在周末到中南海去，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伴舞。她是部队文工团舞蹈队的，又是烈士子女兼高干子弟，不仅业务熟练，政治尤为可靠，就常常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结果为此不仅改写了她自己后半生的历史，还影响到了她周围的人，此事由来及后来情况如下：
三妹闯“宫”享受恩宠
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进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赶上跟伟大领袖跳。她本来就会“来事”，如此天赐良机，当然乘机大显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由于她是单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杨开慧也是单眼皮，老人家竟说她有点像杨开慧。杨的小名叫“霞姑”，伟大领袖就赐她以御名为“李霞”。他们在舞中闲聊时，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去哪儿玩哪？她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老人家顺口道，到我这儿来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
中南海警卫室不让她进，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警卫室打电话报告请示，又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说过这话，既然来了就让她进来吧！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见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们一老一少相谈甚欢时，中南海警卫室一个电话打到铁道兵文工团，批评他们怎么没管好自己的团员，居然让她闯到伟大领袖身边来了。警卫室让文工团团长、政委马上赶到中南海来，准备等“私闯后宫”的已成为老人家身边人的“李霞”出来时带回团去，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几个小时以后，也许“日理万机”正“为国操劳”的伟大领袖确实另有公务，三妹这才恋恋不舍地“退朝出宫”，一到中南海门口，就由自己的团长、政委带了回去。不过团里谁也不敢怎么对待她，因为她已有了“尚方宝剑”，说是毛主席让她以后随时可以再去，并且留了相互联系的办法，使她从此享受了“圣上恩宠”，并且成了谁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后，她就被调出铁道兵，“奉旨”安插到离老人家更近的北京卫戍区，又进了什么公安学校。据说老人家非常关心她，让她“脱产”学习特别是学外语，说要将她培养为贴身秘书，并且不论何时，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进“宫”侍候，老人家外地出巡时，她也得陪“驾”护“辇”，一时成了伟大领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至于是“宠臣”还是“宠妃”就说不清了。
也就在此期间，即一九六五年秋，我那“铁哥们”画家，正出差在西藏，忽接北京急电，如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大任务。他一头雾水地赶回京城，却见已为他布置好了的新房，立即“奉旨”与三妹完婚大吉，并且筹办喜事全部用费，皆由伟大领袖处支付。为他们操持一应婚礼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这是执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这使我那“铁哥们”画家，又惊又喜又难以置信，没做梦就娶上了媳妇。他们婚后，相继有了一儿一女，越长越大后竟没一个像他们的爸，即我那“铁哥们”画家。好在当爹的并不计较，当时也没ＤＮＡ检查，也就由它去了。
三妹成北京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
到“文革”时期，三妹和画家夫妇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妇两人各走一极，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其官职和权力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当时她经常抛头露面，对下属的各个文化单位和文艺团体等等下命令作指示，还曾领样板戏女演员，随她进“宫”参见人们梦寐难求的伟大领袖，既使他们亲耳聆听了凡人未闻的“最高指示”，又为当今“圣上”当面恭唱了“堂会”折子戏，都使女演员们获得了此生的最高荣誉。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左”派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广大革命群众，原是文工团员的三妹竟手抱语录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统帅”和“伟大旗手”之间，简直也成了他们的“亲密战友”，不只豪气天，并且牛气逼人！只是这时她那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不仅没有如此风光，反而成了所在单位掌权造反派的对立面和阶下囚，因为他的老婆能通“天”，遭到了夺权者的忌恨，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出气，使那画家受了很多罪。在两派斗争中他也成了著名人物，不过是反面的，“坚决打倒”和“欢呼揪出”他的大标语，刷到了天安门城墙上，比他作为画家的名气，大得怎么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当年的三妹，有时运用权力和关系，拉他或帮他一把，却又常常顾不上自己老公，由他被对立面批斗关押和刑讯逼供，因此我那画家朋友，那些年吃了大苦头，与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个如上天堂、一个进地狱，他们夫妇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时分时合，闹得家不像家、夫妻也不成夫妻了。
好在不论别人怎么折腾，三妹身后自有最大后台，使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照当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组长。可别小看这个“副组长”，其能量和威风却大得令人目炫，许多上层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新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曾与三妹同行的刘庆棠（也就是人称“长征两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的那个舞蹈演员），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门前老是停作为高级干部标志的红旗轿车，原是我们军长的二姐她丈夫，对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起来，时时来讨教和请示她这事那事……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条，即她能通“天”，全国八亿人口，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见伟大领袖的人之一。连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即现在王府井南口北京饭店西侧“贵宾楼”的原址。不只如此，家里还安了部摇把电话机，那头直通中南海，老人家可以随时传唤她进“宫”，电话铃响后，红旗轿车就到门口，马上将她接进“宫”去。可怜我那“铁哥们”画家，虽是她的老公，却成了她家男仆，吴德、吴忠和刘庆棠等一到，因为都是夫人的高官贵宾，他就得在一边递茶倒水侍候客人，夫人俨然是党国要人，老公只剩了喊“喳”应“诺”的份儿了，他们家只有“母鸡”会“打鸣”了……
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苏联有部关于彼得大帝的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个颇有姿色的使女，其实是他养的小情妇，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欢，却被使女迎面给了一记耳光，原来她已被皇上“宠幸”过了，身份已由原来的使女变为未来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将自己的小情妇拱手让给了彼得大帝。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这样，三妹由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突然成为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官，其原因只是她不仅成为伟大领袖身边的人，更已受到当今“皇上”的“恩宠”，她的身分地位已是一位“宠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语了。不过此事绝对不能乱说，不只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隐私，更事关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追究起来将罪责难逃。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我不仅逐渐得知一些真情实况，又已有书为证。
“文革”以后若干年，国内秘传一部禁书，即在国外写作并在境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我早已风闻此书，但没有特殊关系的人，是很难看到的。有回我们老军长和二姐的儿子来我家，说到此书时，他说他已看过，并且不无炫耀地说，那书里写了我三姨，连我妈都写进去了。后来我终于找到此书，读后发现其果然多处写到三妹，也写到了二姐。原来三妹自从进“宫”，被老人家钦定像杨开慧后，真的继承了“烈士遗志”，并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职责，不断被伟大领袖“宠幸”。她发现老人家虽然“日理万机”，却又有此一好，实为日理万“姬”，她就以身相许，努力为其服务，更为求其欢心，再为老人家引进别人，好让他换换口味。她陪“驾”伴“君”到上海时，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性，领来朝拜“圣上”。哪知“龙心”不为所动，因为她嫂子虽也有几分姿色，却没有被老人家看中，当天就将其打发走了。后来她又跟老人家到了无锡，当时仍当军长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无锡，她就领着二姐夫妇一起来参拜“皇上”。这时二姐虽然已近中年，却仍姿色出众，尤其是那雍容华贵的气质，老人家一见立即龙心大悦，先留他们夫妇两人共进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饭后却让当军长的老公先自己回去了，将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几天“龙恩”。
虽然三妹这时已当了“拉皮条”的角色，他们姐妹二人共享了“皇上”恩泽，凡人哪有这等福气呢？当时正随“驾”的中办副主任汪东兴和李志绥医生，指三妹悄悄说，她妈妈要在的话，她也会领来孝敬“皇上”的。书中又写到，李志绥医生发现伟大领袖沾上了“滴虫病”，这是从别的有此病的女性处得的，但对男性无妨，只是在他再与另一女性干那事时，又会将病菌传给下一个。李医生禀告“皇上”说，这病会传给江青的。伟大领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没那事了，要有的话正好在她那里头“洗一洗”。后来我知道，那滴虫病就是三妹“献”给伟大领袖的，因为我那“铁哥们”画家，也沾过三妹这光。
李志绥的这部回忆录，虽然在国外境外公开发行广为流传，在我国大陆却是“党和国家绝对机密”，严禁任何人泄露，更不得传播。但是其中写到三妹的事，却由我那“铁哥们”画家证实了，他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受迫害，关押揪斗又上过刑，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那玩儿怎么也硬不起来，好不容易勃起了，却一进去就“疲软”，使三妹有近水却解不了近渴，气得她骂道，你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手的“种子”。我得知此事后对我那画家朋友说，你老兄也够“幸福”了，居然与伟大领袖“共饮一江水”。他恼火得把头上的军帽一摔道，我这顶“绿帽子”算是戴定了！不过这话是在“文革”结束多年后才说的，当年我还未见上述那部“医生回忆录”，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已是“圣上宠妃”（严格地说应是“之一”，因为“宫”中“宠妃”不止她一个）。所以在“文革”后期，我为了“躲风”，藉口学习领会毛主席革命路线，去红军长征路线访问写生，正赶上我的“铁哥们”和三妹在闹离婚。因为我与他们两人都有多年友谊，更不知他们要离的主要原因，曾去劝说他们“和为贵”，由于离婚是三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访了她的大姐，让她也帮助劝说三妹。那大姐却小声对我说，你不知道，他（即我那画家朋友）那东西不行了，我三妹正来劲，他却罢了工，夫妻生活没法过，再加上别的事，他们是非离不可了。我想这其实是种病，可以治好的，还打听到一种药，叫“肉苁蓉”，专治“阳萎”，曾托人去买，以为只要治好这病，能够满足三妹所需，他们就可以不离婚了。但是当时三妹他们正剑拔弩张地较劲，我“铁哥们”的病也不能马上治好，不如暂避锋芒，先退避三舍，让他和我一起到长征路线写生去，他欣然答应马上与我同去“长征”了。我们在贵州和云南等地一下转了三个来月，我因为家里有事，先回了北京，他却又去了西双版纳，住进傣族村寨深入生活。哪知三妹正急要和他离婚，等他马上回来办手续，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三妹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急，他们知道即将成为三妹前夫的画家，是由我领“逃跑”出去的，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于我这“忘恩负义”之举，非常生气发起火来，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情。
我怎么对他们“忘恩负义”了？
关于我的“忘恩负义”，另有一段我与他们姐妹的故事。就在“文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气活现时，我在本单位因为得罪了“副统帅”和“江女皇”一伙的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被开除党籍军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两年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流垮了台。当初定案处理我的正是林彪死党黄吴李邱等，我在劳改中听到此事后，就蠢蠢欲动想回京翻案，但是因为久居乡下，不了解外头情况，就写信给我那“铁哥们”夫妇，请教他们怎么办好，他们很快覆信支持我回京参加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我还是没有把握，正好我那老军长已调任为江苏省军区政委，他和夫人即二姐都住在镇江，我就从江北乡下偷跑到镇江，找到他们家见到了二姐。老军长没在，说是外出开会了，也许因为我还戴“帽子”，他为了避嫌，故意不见我。二姐听了我的陈述，她说已从三妹夫妇处知道了我的事，给我讲了林彪一伙垮台和“文革”中的许多事，认为我的问题完全可以平反，根据我的出身历史和一贯表现，不会有什么问题，支持我回京找原单位去，也可以直接找总政甚至军委上告。二姐说我可以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费。我说还不行，这次我是从生产队偷跑出来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还有个老母亲，也得安顿一下才能走，又说路费可以自己筹，回乡时曾给我几百元安家费，借给生产队买牛了，现在能够还我一些，正好用它当路费，届时我将从乡下直接回北京。
二姐说这样也好，就拿出一批关于“文革”和林彪问题的文件材料，让我了解外头形势和上头精神。当天晚了，我不敢到外头住旅馆，因为没有任何证件，万一被“文攻武卫”查出我是潜逃入城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脱层皮。二姐毅然决定“窝藏”我这“反革命”，让我住在她家，这里是省军区政委家，谁也不能随便进来，躲在这里最保险，就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来最为安稳和舒适的一觉。从白天到夜里，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里也更有底了。第二天我就告别二姐回到乡下，临走前她嘱我到京后就去找三妹夫妇，让他们把北京的斗争情况告诉我，还要我有什么事就随时与她联系，最后又说：一听说你也当了反革命，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看你和三妹一样，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怎么可能是反革命，所以我们都支持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去找我那“铁哥们”家，他们当时还住在“中办”为三妹安排的住处，即后来的贵宾楼原址。我去时忘了城市人的作息规律，仍按乡下习惯早上六七点就敲开他们的门，他们夫妇睡意蒙胧地起床接待了我。通过谈话我了解了当时北京和各地的情况，听了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估计和我怎样进行斗争的建议。这使我与他们夫妇之间除了原有的个人友谊，又增加了一层革命和战斗以及路线斗争的非常友谊。由于我已被开除党籍，这时正是没有政治生命之人，在经过曲折斗争之后，终于恢复了政治生命，而这正是在二姐、三妹及其一家的支持帮助下实现的，因此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都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可是后来我竟背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相约结伴“逃跑”出去，使三妹要离婚离不了。误了三妹好事当时我不知道，三妹所以急于离婚，是想再嫁一个大官。原来有位年纪不老的政治局委员，刚刚死了妻子，正在虚席以待，三妹就想乘虚而入，改嫁给那位政治局委员，以使夫妇两人都可在政治舞台上徜徉，不似这个画家老公，只配在家里为她及其贵宾端茶倒水。可是这个画家却被我拉走并且抓不回来，这使二姐、三妹对我都很恼火。
在此期间我原来所在文工团的老团长，去看望老军长和二姐夫妇，二姐一见老团长，竟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道，你们团的那个卢弘很不像话，我和三妹当年那么关心支持他，帮他从林彪迫害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忘恩负义，与他的“铁哥们”合伙欺侮我们三妹，使我们找也找不到他。这事与我们老团长完全无关，他被说得莫名其妙，只得说他与我多年不联系，我干过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二姐仍气呼呼的要他负责向我转达她对我的强烈不满。也在这时，我的妻子在出国援外时不幸牺牲了，三妹出于我们多年友谊也来慰问我，对我表示了一通关切之情。哪知在离开我时竟说：我想想还是要骂你，你把你那“铁哥们”藏到哪里去了，你得马上把人还给我！我诉苦道：他年龄比我大，资格比我老，级别和名声也比我高，他的行动是他自己作主，我怎么能背你们带他走又藏起来呢？其实我那画家朋友，知道三妹正急于与他离婚，就故意呆在边疆地区，拖不回来，“干耗”她，而我实际上是支持他这么干的。
主动泄露“机密”炫耀自己的丑事
就在我与“铁哥们”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宠妃”的事。一九六五年三妹所以急如星火地与他结婚，也是由于“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已怀上了“龙种”，但她却是个未婚“处女”，如不结婚就会露“馅”，三妹失节事小，领袖形象事大，所以让三妹赶紧嫁人，以使其腹中“龙种”有人认领，好代伟大领袖当个“替罪羊”，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将我那画家朋友从西藏紧急召回，不由分说先与三妹入洞房，当了个又惊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涂新郎。也是在这期间，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虫病和骂他“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等等床上秘闻。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别的丑闻，如三妹不只同“圣上”有染，还与卫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带一个司机来与三妹幽会，有回带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车去什么地方，让老公坐在前排司机边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后座上，那老公从车前后视镜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搂又摸又亲，看得他火冒三丈却又不能发作。那司令又常半公开地去找一个中年寡妇，并声称自己这是“助人为乐”，又说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闲，谁想去就是了，只要她乐意，他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我一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劝他们别离婚是根本错了，当即表示，他应立即离婚，并且与三妹离得越远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边也太危险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找个藉口搞掉了，不论是“圣上”还是“司令”，会像捻死一只蚂蚁似地灭掉你，死了也不知道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死掉。我那“铁哥们”后来果然回来，迅速与三妹办了离婚。只是已经耽误了三妹的好事，那个丧妻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另有新欢，等三妹办妥离婚，黄瓜菜都凉了，已高攀不成了！
他们离婚以前，我“铁哥们”有次苦恼地对我说，他们家竟曾同时摆下三个“战场”，他妻子即三妹同卫戍司令干，三妹一个来帮她带孩子的异母小妹，同卫戍司令的司机干，正好三妹那当舞剧编导的哥哥来，又在他们家同一个首长千金干。这第三对的“战场”就在画家的画室里，画家回家时，见每个床上都被衾狼藉，床单褥垫上还留下了幅幅“地图”，他只得忍气地自己收拾换洗一番。二姐到北京来，知道此事后骂道，这南河沿一二四号，简直成了个大妓院了！好在这时伟大领袖已经病入膏肓，不需三妹常常进“宫”，而且老人家身边已经另有“宠妃”，三妹已生过一子一女，不必再为领袖服务，就在这时卫戍司令才插进一腿补了此空。这些秘闻丑事不仅事关三妹名节，涉及我朋友的隐私，更会影响到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应属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所以我和我那“铁哥们”，一直也一齐为此严格保密，直到他们离婚以后，我终于逐渐知道了他们家主要是三妹的这些事。说起来这当然是些丑事，可是三妹不仅不以为丑，反而有意无意地故意透露一点两点甚至几点，并且不无得意之色。这也难怪，中华八亿同胞（当时人口统计数字），女性打个对折有四亿，成熟女性再打个对折算是二亿，全国二亿正当年的女同胞，有几人有此“幸福”，亲身享受、也给“圣上”享受到两性之间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这等“皇恩浩荡”的超级“荣誉”，当今世上几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为荣，以致主动泄露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毛死后三妹呼天抢地惹江青大骂
遗憾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吾皇驾崩”，停灵于人民大会堂，接受人们瞻仰遗容和沉痛悼念。这时三妹赶去，扑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声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么活啊……据说“第一夫人”江青闻讯大发雷霆道，这个李××，胆大包天，居然大闹人大会堂，看我怎么收拾她！可喜的是当年十月六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首当其冲成为阶下囚，再也发不了雌威整不了人，这才使三妹逃过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红色女皇”手里，很可能会同汉高祖的吕后一样，把先皇刘邦的一个宠妃，不只打入死牢，还砍去胳膊和双腿，更“去眼，辉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妹幸免也当“人彘”之难，所以她和我们一样，都欢庆“四人帮”的垮台，为我们都获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兴奋。
极其珍贵的国宝级革命文物
前已说过，三妹总是憋不住地向人透露她和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还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并在全国征集关于毛主席的文物，凡收藏有毛主席的文稿、诗词、书信等等手，都必须上交中央入档，不得流散在民间和个人手中。见此中央通令后，三妹来找我去，让我看了她藏的一批领袖文物，此前我已在她那儿见过几件，这次让我全部一一过目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手头竟拥有大批价值连城的特级文物似的国家珍宝！这些宝贝平时锁在一个小皮箱中，那里面全是伟大领袖的亲笔墨宝，其中不少是老人家特地题赠给她的，例如有一幅名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现在国内发表并流传的同一诗词，并不是老人家专门题写的，其实是从他给李淑一的信中摘出的，不仅没有前言小引之类，词中也有笔误和修改处。但三妹的这一帧，却是老人家在大幅宣纸上精心题写的，前有关于此词的“小引”，后有特意御笔亲书的“跋”和“题赠李霞同志”一行大字。
前文已写到，“李霞”是伟大领袖为三妹起的“御名”，将怀念“霞姑”（即杨开慧）的词，书赠给“李霞”，其意义自然深远，词后老人家那龙飞凤舞的狂草署名，更是令人惊叹。整幅诗词手的笔下功夫，不只是老人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巅峰之作，在当今“书坛”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无价珍宝。我欣赏后对三妹说，仅这一幅字，你下半辈子就是什么不干，也吃喝不愁了，因为你已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她得意地说，你再看，我这还有呢。接着又展示了一批不同的诗词手手稿，有的是老人家自作自书的，有的是古诗或名词的重新题写，还有一些题字题词，有几件是“向雷锋学习”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等不同题字（关于雷锋的题字，后来引发了另一个故事，此处暂略，下面专写）。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家给三妹的一批亲笔私人信件，有的是在八开白纸上用铅笔写的（这是中央领导人起草和批示文件时专用的），有一信竟长达五六页，其中对“李霞”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与谆谆教诲，如嘱她好好学习、戒骄戒躁等等，有几处对她的批评，也切中了三妹的要害，看来伟大领袖对她似已动了真情，并且是用了真心的。我一面欣赏这批文物，一面止不住为三妹惊叹，为她骄傲更为她担心，她个人私藏这批特级文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成一颗颗“定时炸弹”，它太珍贵也太危险了，她不能就这么留在身边！
三妹说找我来并让我看这批文物，就是为了商讨一个怎么处理的办法。这时她已与画家离婚，身边暂无别的亲人，所以临时召唤我来商量此大事。我一面为她对我的信任而感动，一面为见到这批文物而高兴，就说按照中央规定，这些文物应当上交，但是这是毛主席写信给你个人的，上交后自己就没有了，这很可惜。她说自己正是这么想的，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了想道，最好能复制一套下来，上交一份，自己保存一份。她说到哪儿复制呢？最好能“拷贝”下来一点不走样。我为她开动了脑筋，想到我的老上级华楠，这时正任总政秘书长，手下肯定有新型的文件复制设备（那时还不知道那叫复印机），我说可以去找他商量，请他帮助复制一套下来。三妹说也好，你替我去找找他看。我受命去见了华秘书长，他思考后说，这批需要复制的东西，应该先全部拿给他看看，然后决定是否复制和怎样复制。我回去告诉了三妹，她皱起眉头道，都让他看了，不就又扩散了吗？加上复制的人，还保得了密吗？她踌躇一阵后说，不行不行，不能让更多人看了，还是等等再说吧。于是这批关于伟大领袖的国家特级文物，一直还在三妺手中。到她去世以后，又作为遗产传给了她女儿。她女儿的老爸即我那“铁哥们”，也曾同我商量，那批文物确实等于一种“定时炸弹”，放在谁身边也将是个“祸害”，应该劝其女儿寄存到银行保险柜中。但是他早已与三妹离婚，女儿也不太听他的，他只有建议权，却无决定权，不知他的女儿照他说的办了没有。这使三妹虽已去世，却留下了一个“国宝悬案”。
三妹再婚，找了个“屁股冒烟”的
三妹与我那“铁哥们”离婚后，就搬出了中办分给她的住处，搬进了北京市革委会拨的一套住房，她就是在那儿向我展示这批文物的。由于当时我正中年丧妻，她又已离了婚，两人都是单身，并且她的二姐夫妇早有撮合我们之意，加之我们多年的交往，如今又对我很信任，有好事者就鼓动我再与她好。我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不予考虑，心想就算她没有后来那些事，与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等都没有关系，这个“小姑奶奶”我还是不敢惹，并且她头上没有“帽沿”，一直都在朝上看，当初我那“铁哥们”，不听我的警告，与她结了婚都有了儿女，却落得了鸡飞蛋打，离婚散伙的严重后果，这都是不听“老人”言的结果。我便对怂恿者说，她哪能瞧得上我，我还是找个能安生过日子的人吧。不过虽然如此，我和三妹还是友谊长存并交往不断，又了解到，她和在她家同她哥干那事的那位首长千金，一起商讨如何重新安排她们的终身大事，就都把各自原来的老公给“休”了。相约各找一个能“屁股冒烟”的，即有专用小车的大干部，好补过一把当首长夫人的瘾。可惜三妹原来瞄准的那位政治局委员，已经“名花有主”，她因离婚耽误坐失了良机，只得另选目标了。
就在这时，有位超龄的“白马王子”闯上门来，不过此公当时“屁股”并不“冒烟”，但是这位自荐“毛遂”的“屁股”，不仅曾经而且仍将“冒烟”，有相当的保险基数和发展前途。据三妹后来说，这位是拚命追求她来的，此人本来是位高干，我也早就认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总政宣传部长，是全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只是后来随谭政主任一起下了台，到“文革”中又错投到林彪麾下，一度成为“副统帅”的智囊和笔杆子之一，哪知林彪又倒了台，被审查了一阵后，认为陷得不算太深，解放出来正靠边站，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此前他已丧妻，听说三妹正找对象，忙来报名应征。这时三妹也正上不天下不地，已届中年却身边无夫，当这位前任部长将军对她猛攻穷追时，只得盘算衡量予以考虑了，又与大姐、二姐再三商讨斟酌后，认为此公虽然暂时落魄，但是从当年到将来，仍然大有可为，其资历和原级别都明摆，必可东山再起，并且他虽比三妹年长二十多岁，却比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年轻多了，也就没有拒绝。这位前将军部长为了追她，不惜抛弃架子和斯文，不断到三妹家来，为她烧菜做饭忙家务，殷勤侍候这位“娘娘”。在软磨硬泡之后，果然称其心愿，成了三妹的虽不完全满意却也门当户对的又一“郎君”。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猛追三妹，其中有个重要缘由，原来他发现三妹“朝中有人”，与中央及军委若干领导人都较熟悉，与她婚后将取得一条直通上层的捷径，保证将来能重任高官。三妹确也不负所望，为其新夫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努力与魅力，保举这位郎君终于又升了上去，重新成为军中一位高级干部，并且享有了中将军衔。由于我和三妹的友谊，这位前部长大人，竟也成了我的朋友，日后我们曾多次交往，而且演绎过一段故事。这也是后话，待下面再说。
三妹新任老公，下令不准泄密
三妹手上那批未出手的“特级文物”，常常“烧”得她不大安生，有次她又把我找去，看了一份她的毛主席谈话笔记。这是老人家几次关于文艺的谈话，她听后回来马上追记下来的，其中特别是关于京剧的一部分，不仅都是闻所未闻的，并且看出老人家对此确是情有独钟，对其唱腔和表演十分熟悉，堪称内行，对京剧的改革发展，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看后对她说，这些谈话如果整理公开发表，必将引起各方注意，甚至可能引起轰动。她说自己也这么看，所以找我商量怎么拿出来。我考虑后说，整理发表当然很好，不过据我所知，凡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个人都无权随便拿出来，也没有哪家敢擅自发表，都应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毛选》编委会统一处理，到了他们那里，怎么发、何时发和发不发，就由不得自己了，反正不会允许个人发表这类文章，说不定还会引起别的什么问题，看来这事比较复杂甚至麻烦。原来三妹所以想发表这些谈话，只是企图藉此宣扬和突出自己，显示自己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表明她如何领会并掌握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深得其“精髓”，好增加她取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权势的筹码，大出一番风头，成为世所瞩目的人物！但是看来难以如愿，闹不好会事与愿违，出别的事。她皱眉头想了又想后，才泄气地说，那就算了吧。我也遗憾地说，以后看情况再说。此事就此搁下，那批领袖谈话笔记，至今还在她那儿保密，可惜又都成了遗物，谈话者和记录者都已辞世。不过当年三妹欲藉伟大领袖标榜显示自己之心一直未死，不久她又找我商谈了一事。
我国每到逢三的年头，都要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字的几十周年，掀起又一次学习雷锋的高潮。记得是在一九八三年，三妹又悄悄让我看了她珍藏的毛主席手迹墨宝，那是关于学习雷锋的不同题词。她说一九六三年《中国青年》杂志请伟大领袖为雷锋题词，她就在主席身边，那天老人家兴致很好，一边应约题词，一边对她说了不少对学习雷锋运动的看法，特别是他对雷锋本人，以及关于如何宣传雷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我听了感到十分新鲜和重要，认为应该整理出来发表。她说我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帮我整理吧。她又拿出几件不同的领袖题字，说配合文章同时发表。原来那天老人家题写时，一口气连写了好几幅，只选出一张给了《中国青年》，其余的都存留在三妹手上，这些题字别说都拿出来，就是只发其中一件，也会引起轰动的。但我深知这位“小姑奶奶”的用心及其目的，不想被她拖进这类事中，就对她说，发表这类文章特别是主席题字，不能是个人行为，最好有个宣传单位出面，由组织和领导来处理此事，例如让报刊记者来访问你，你向他们介绍主席的谈话，再出示不同题字，这就名正言顺并不由个人负责了。她说这样也好，又说你是《解放军报》的人，就由军报来访问我吧。我说回去找报社同志说说。一位军报名记者得知此事，大喜地说就由他去采访三妹，她也很高兴。其实我是将此事推了出去，无意为她去张扬招摇和招惹是非，不料后来还是牵扯到我。我为三妹办了此事后，正好去南京出差，老军长和二姐家就在南京，我就去拜望他们，哪知我刚进他们家，突然有我的电话，竟是三妹的新任丈夫，从北京给我打来的。
这位新任三妹夫，已经就任高级领导职务，后来又当上了中将，他为什么要找我又怎么找到我的呢？原来我离京前曾告诉三妹，我将去南京并看望她二姐和姐夫，问她有什么事不，她说没有，但让我到二姐家后，可以用军线和她电话联系。我也没什么事要和她联系，她的新任老公却用电话追踪到我，说是有急事找我，从三妹处知道我来了南京又来到二姐家，恰好“逮”住了我。他找我什么事呢？那位首长大人在电话中急乎乎又气乎乎地对我说，你怎么把三妹提供的毛主席关于雷锋的谈话和题字捅出去了？我忙说自己并未参与此事，是军报记者听说有此谈话和题字，他们直接找了三妹，可能为此写了访问记，也可能准备发表，不过这是军报领导决定的，与我没有关系。那位首长严肃地说：这个访问记决不能发表，我坚决不同意发表此文。我说这事你得给军报领导说，跟我发火没有用。他又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等等，说是事关党和国家领袖，决不能这样随便马虎。我说反正这事与我无关，将其一推六二五，他只得把电话给挂了。接此电话后，我一直纳闷。在宣传学雷锋时，发表这个谈话和题字，不是正好吗，为什么惹得那位首长如此恼火，要坚决反对和严格制止呢？并且把电话追到南京对我兴师问罪地大发肝火，这到底因为什么呢？我回北京以后问了三妹，她说自己新任老公已经通过军报领导，将那记者写好的访问记连原稿带清样，统统收走并且藏在他的保险柜中，严令一字也不准外泄。我问三妹这是何苦呢？她苦笑反问我，你说是为什么呢？我这才猛然惊觉，如果访问记发表，就等于将三妹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从此大白于天下，她那“宠妃”身分也从此公之于众，并且从此给那位首长在将军帽之外再补戴上一顶“绿帽子”，他吃了伟大领袖的“剩饭”，以后还怎么当官和做人？所以才气急败坏地严禁此文发表，并且坚决堵住包括我在内的可能泄露这一“机密”的各种渠道。只是这么一来，也堵住了三妹藉此炫耀自己和扬名作秀的机会。好在我对此早有防范，估计到可能节外生枝，没有被三妹拖进此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的新任老公卡住了此事，幸亏我已脱身，不然我不仅将白费力气，更将得罪那位首长，使我“吃不了兜走”！
大首长官迷心窍，找错人又白费劲
说起这位首长，以后与我还是发生了一些故事。他原是总政宣传部长，我曾是他手下又手下的一个小干部。记得我第一次见他时，竟闹了一个小误会，那是一九五八年底，他刚到总政宣传部所属的《解放军战士》社，有一回部里开全体会议，我到晚了坐到前排空的位置上，旁边已坐了一个“大尉”，我以为是部里的干事什么的，就同他随口说了什么。一会儿会议开始，主持者说，现在请×部长讲话，我身边那“大尉”走了上去，并且讲起话来。我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少看了他领章上的一条杠，他是双杠加四星，我却把大校看成了“糖葫芦”似的大尉，幸亏刚才没同他说别的，不然必然冒犯这位顶头上司。不久他又升为少将，我就对他更敬而远之，在总政几年几乎从未与他再搭过话，他也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想不到由于三妹的关系，我们又“狭路相逢”，走到了一起，并且似乎也成了朋友，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事。他当总政宣传部长时，因为上层一些矛盾斗争，一度被打了下去，他手下有个处长，却乘机爬了上去，不仅成为宣传部的副部长，到“文革”后竟与他成为同一单位的同级高级干部。那位后来居上者，在一九八三年整党时，被派到《解放军报》来当代社长兼党委书记，负责主持军报的整党工作。其实此人在“文革”中劣迹斑斑，跟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干过不少坏事，由这种人来领导军报整党，其结果可想而知。我就是他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但是人们意见再多也奈何他不得，人家有权就有理，正图藉机爬上总政副主任高位。三妹的新任老公，当时正与他“竞选”此职，知道我对此公不满后，竟把我视为借用力量甚至同盟军，特地找我去，向我提供了一批材料，说这位“代社长”怎么怎么坏，让我们一起把他给拉下马来。这批材料虽也过硬，但是此公自有后台，我们怎么也攻不倒他，仅仅使他未能爬上总政高位，军报整党结束后，仍回原单位担任原职，打破了他的黄粱美梦。一九八八年又和三妹她老公一起，同时晋升为中将，只是此公大概缺德太多，致使寿命不长，刚扛上新牌牌就因癌症一命呜乎，三妹老公为此十分高兴，因为阎王爷帮他清除一个竞争对手。这是我与这位首长的一段新的“战斗友谊”，接又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三大”前夕即一九八七年夏，三妹和她的新任老公突然对我格外关心起来，我住在军报院内一座六层楼上，他们夫妇两人竟爬楼同来看我，使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又有次他们为我专程送来一些葡萄，说是刚从宣化带回的，送点给我品尝。我对此并未多往别处想，只以为是老首长看在我与三妹的老关系上，对我表示亲切关怀而已，哪知其中却大有文章。有一回这首长用专车将我接到他家，三妹那天不在家，家里也没有别人，就他和我两人，在我落座品茶时，他就对我说开了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特别说到他和某某中央领导人，原是平级战友；某军委领导还低于他，又表明自己对我军政治工作如何有建树、有创见、有雄心大志等等。当天和我共进午餐时，不仅菜肴丰盛，而且规格颇高，简直像招待国宾，使我大过了一通嘴瘾，晚上又用专车把我送回家。在当时和回来后，我一直纳闷，他与我如此深谈并热情接待，到底为了什么？我只是一个小兵腊子，除了手里一支笔，别无所长和所能，他不会是要我为他写回忆录，因为他们单位和自己手下，就有出色的笔杆子，用不舍近求远地找我，怎么也想不透他为什么和我谈那番心。过了一段时间，有回又见到他，连忙同他打招呼，他竟不搭理我，我以为他是首长，也许正考虑大事，就没往心里去。在碰到三妹后，我请她替我问候那首长，她却说你还是离他远点儿，他对你十分不满。我说自己从未得罪过他，他的不满从何而来，三妹笑道，你以后就知道了。
可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那位首长所以对我“亲切关怀”和“热诚友好”，是为了讨好和巴结我。他官比我大得多，巴结我这小兵腊子干什么，原来此公别有用心又用心良苦。当时我正为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已逝夫人编文集和写传记，有时就在杨府上班，能够面见杨副主席。三妹她老公又获悉，我的老丈人正任“十三大”的“人事小组”成员，这个“组”虽“小”，声望影响却极大，负责对全国全党包括全军的高级干部进行审核物色，择优推荐为“十三大”的新中央领导班子，并为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提出人大、政协特别是国务院和军委的领导名单。他们的提名由“十三大”通过后，新一代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就将一一就任登台了。所以许多企图高升的上层人士都力图接近甚至打入这个“小组”。又有一小道消息说，我那老丈人将主持军委工作，这将直接影响到包括三妹她老公在内的一批军中高干。这位首长正梦寐以求地谋求总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的高位，他以为只要先买通了我，就既可以向杨尚昆递上话，更可以在我老丈人面前为他美言造势，由我几处给他打内堂做“托儿”，他这个总政主任或副主任的位置，就能如愿到手了。他把我当成了政治赌盘中的一只“骰子”，所以才对我“关爱有加”，不惜“礼贤下士”，对我又送葡萄又探望，又摆筵席又谈心，特别对我大吹自己的“丰功伟绩”，就是要我为他做个“传声筒”。哪知我这人极不开窍，白吃了白喝了又白听了他的一番又一番美食美言，却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食而不知其味，我在杨面前，除了文稿的事别的什么也没说过；那老丈人回家，又绝口不提“人事小组”的事，我也根本不知有这么个“小组”，至于说他将主持军委工作，更是决不可能，并且我若真有什么能量，自己不早就爬上去了，何苦只去为别人说什么话，“为他人作嫁衣裳”呢？所以那首长想求我办的事，我是什么忙也没帮，什么话也没说，使他对我的期望，特别是他自己的升官美梦，完全落空地成为泡影。直到“十三大”结束，他也没分到半杯残羹，这才造成这位首长对我严重不满，因为我叫他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不过我弄清此事以后，对那位首长却由原来的敬重改为不屑了，他几十年前就是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是个专门教育别人，指导全军、又专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干部，然而其人格竟如此低劣卑下，为了谋求高位，竟不顾体面又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堂堂一个中将，居然拜倒也败倒在我这小兵腊子面前！以前他是为藉助三妹之力，不惜为她下厨忙家务，藉与她结婚达到自己目的，实际是向她卖身，后来又向我卖笑，等于是个毫无廉耻的娼妓，虽然他原是个一米七以上的汉子。这种人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并且是政工干部，不只是党的悲剧，更是军队的耻辱，党和军队怎么能用这种小人到台上去呼吆喝六呢？
三妹好梦不长，面临又一次婚变
那位首长之追求三妹，其实根本不是出于爱情，这种人心中可能从无所谓爱情，他当初看中的首先是三妹在上层的门路多与关系深，正好为他服务帮他升官。只是三妹哪是为别人效劳的人，她之所以与那首长结婚，也是以身作一赌注，预计他可能爬上去，后来虽然并未完全如愿，却也“屁股冒烟”有专车了，三妹总算也当上了高干夫人。只是她这时官位也已不小，其胃口或野心也更大，就在她那第二任老公来巴结讨好我时，她自己也对我格外亲热，一再对我柔情蜜意的，动员我也到她那里一起去工作，希望与我并肩作战。原来她也看中更看重了我为编《李伯钊文集》和写作《李伯钊传》，正与杨尚昆家“亲密接触”，就向我掏出了她心中的宏图大略。这时她已是总参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却正觊觎总政文化部长的高位，很想使自己“更上一层楼”。他说最好我能和她一块干，她当上了总政文化部长，我可以当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由我们两个把全军文艺工作管起来。我闻听此言心中一惊，却又未动声色。她有如此官瘾，我却不屑相陪，但是当时我正被总参二部、三部所吸引，很想去开发那里从未开发的创作“富矿”，并打算在总参创建一个创作室，就顺水推舟地去了总参。去后才发现我想得太简单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愿望难以实现，就不太积极了。在与三妹直接相处共事中，我发现她其实志大才疏，她的幻想也是空中楼阁，绝无实现的可能，并且她根本不是这块料，这些年她已不是当年的三妹，也已人老珠黄，接近晚年了，本来我就无意与她合作，在总参呆了一阵，就悄悄退了下来。三妹本比我小，却比我早离休，五十五岁当年就下了台，她的官运也到此划上了不圆的句号，一生的追求、奋斗和拼搏，全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就在三妹官场失利时，“后院”又起了火，她与其新任老公之间，又发生了严重问题。我开始不知道，有回在电话中偶尔问起那位首长，她竟立即破口大骂那“老家伙”、“老混蛋”、“老流氓”等等。前已说过，她那第二任老公，对她其实并无真情，由于三妹自有公务，不常回那首长家住，有人就乘虚而入，为她老公送来了“温暖”，那首长当然正中下怀。一来二去，三妹也风闻“第三者”插了足，有天她去那首长处，那个“第三者”知道她在家，又知道首长家电话连线，竟打电话来找那首长，明知三妹正在“窃听”，故意与法律上仍是三妹老公的首长说了许多肉麻情话来气她，等于公开向她的夫人地位提出了挑战。三妹是何等之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对我在电话中臭骂那女的是“骚狐狸”、“臭婊子”、“臭不要脸”等等后，又向我严正宣布，要坚决与那“老家伙”离婚。他这一个电话打了至少一个小时，也痛骂了那对“狗男女”一个多小时，听得我耳朵都麻木了，连握耳机的手都酸了。我只得劝她先消消气，不要急，不能生气，等我们见面再细说。也就从那时起，我每次再见到三妹，她都只有一个话题，就是痛斥臭骂那“老流氓”、“臭婊子”和“狗男女”，并且是循环反覆，无穷重复，使我耳朵都听出了“茧子”，以致不敢再见到她。
三妹对其第二任老公，其实也无真情，他们这对夫妻只是在相互利用、各下赌注而已。她对前任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倒是多少有点旧情，加之共同抚养了一儿一女，两人总是有些“幸福的回忆”。他们离婚后儿子随父女儿随母，父母又随儿女经常一起会面重逢，这时不仅儿女高兴，两个大人也很愉快。这里得补说一事，我那画家朋友在三妹以前，有过一次婚史，女方是他在“新旅”时的战友，后来是上海的著名舞蹈家，曾主演过舞剧及其影片。因为男在北京、女在上海，又都不能离开各自的“根据地”，两地分居，天长日久，不免发生问题，两人就好聚好散分了手。三妹也是“新旅”战友，她才与画家结了婚。有一年画家前妻来京演出，邀请了画家及三妹各带儿女出席观看，看后还一起相聚交谈，形成了画家为一方，前妻为一方，三妹为一方，加上其儿女，共为“三国四方”式的友好会见。三妹的哥哥也与前妻分了手，又在京成了个家，逢年过节三妹和女儿、画家和儿子就相约都去孩子舅舅家会合，全家相见依然和美欢乐。由于我与他们的友谊，他们就都带儿女一齐到我家相聚，使我家成为这对离婚不断情的前任夫妇幽会之处。只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对三妹那新任老公严格保密。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首长还是侦知了三妹的不轨行为，后来他们打离婚时，这也成了男方告女方的一条罪状。
那位首长见三妹的利用或使用价值已尽，特别是自己又有了新欢，加之三妹为此一闹，他们就打开了离婚战。这确是一场带打的“大战”，还是“你死我活”的“持久战”，使三妹打得极其狼狈。男方毕竟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大首长，他很快掌握了这场“战争”的主动权，使三妹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在他的离婚起诉书中，反而抓住了女方一个把柄，除了说她与其前夫经常私通幽会外，又说她在某年某月某日曾在家留宿了一个中年男性气功师，并且为此提供了人证，即那首长的秘书、公务员、炊事员等等，三妹反诉男方也有“第三者”时，却拿不出任何证据，男方因此总是占上风，气得三妹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提到那个气功师，我也稍知一、二，三妹和她二姐有一段时间竟都迷上了气功，就在我上次去南京二姐家时，一见她只觉面目一新，已大大减了肥，变得更年轻了。她说这是学气功的结果，还让我看了她练气功特别是其师傅发功时的照片和录像带。还真有点神奇，那气功师头上居然有闪亮的“圣光”，他用手一划拉，又留下一个如虹光圈，还在背景天幕上映现出他的高大形象。二姐更以自己的减肥奇效，证实了这位气功大师的神功。这位师傅就是三妹引荐给她的，三妹自己早已从他那儿学得了不少功夫，据说她在洛阳随师傅练“辟谷”，曾连续两三个星期粒米不进，根本不吃饭还照常活动。这位气功大师她不仅向二姐推荐了，还让他对老首长杨得志将军发过功。我也看了三妹和杨将军练气功的照片，那老将军头上果然也有一个光圈，使我惊叹不已。二妹说她还练了种“香功”，说是发功后能发出桂花或茉莉等的香味，有回她用双手揉搓一通后让我闻，又问我闻到了什么味，可我这人一向“顽固”，从来不信鬼不信神也不信什么气功，啜起鼻子闻了又闻，除了她自己的味道，别的什么也闻不出，气得三妹骂我真是个木头。不过她们姐妹两人都练过气功，三妹几乎已成“半仙之体”，她的气功师傅确曾在她家住过，这些都是事实。
三妹向我说起这事时，臭骂那个“老混蛋”首长，伙同自己手下的人共同对她栽赃陷害，诬衊她与气功师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她说那气功师与二姐和她隔一个辈分，他才三四十岁，二姐和她已五六十岁了，那师傅平时都叫她们阿姨，两辈人怎么能有什么事？我听了却在心里想道，当今社会上什么事都有，不是一辈人甚至是同宗者，一起胡来和上床的事不少，隔辈并非不可逾越的界限，不是同姓同宗的人更难说了。当然这话我只能暗自想，绝对不能说出口，更不能帮三妹的“敌人”说话。三妹这场官司打得很久，搞得她精疲力尽又几乎“身败名裂”。她二姐和我们对此都爱莫能助，只能从旁给予感情支持，也痛骂那“老混蛋”几句。也就在此期间，她才向我说出了那位首长突然巴结讨好我的真相，还给我看了那首长当时给她的一封信，其中嘱她一定要同我搞好关系，不断紧密联系，争取我能帮他在杨尚昆和我老丈人面前说话，为他在上层活动，使其能当上总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我看了只觉可笑，原来自己还有这么大的利用价值，可惜我却什么作用也没起到，那位首长不惜对我卑躬屈膝，却什么也没捞到，白白费了许多劲。三妹又告诉我，她“竞选”总政文化部长之事，也是被那“老家伙”搞黄的，他说自己正“竞选”总政主任或副主任，三妹如也当上总政文化部长，夫妇两人就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上头肯定通不过，只能确保一方，要三妹服从“大局”，牺牲自己，让他先上。所以三妹说，不是那“老混蛋”捣乱，她完全可以“更上一层楼”，可惜大好机会白白断送了，不过那个首长的目的也未达到。我听了在心里暗道，常言道“一山难容二虎”，他们一家怎能同时出一男一女两个野心家呢？其结果自然要发生火并，导致两败俱伤。命中注定他们这对“政治夫妻”不能白头偕老，却没想到最后竟是这样互相撕破脸皮，以致闹得不共戴天！好在这时我只一旁观战，并未卷入。不过我在另一件事上，却为三妹出了大力，只是最后也没成功，就如她想当总政文化部长一样，也落得个黄粱美梦一场空，反而为人留下了笑柄。这事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全军第二次评衔授衔前后。
美梦难圆，又一好事功亏一篑
按照当年的评衔条例，凡是抗战时期参军的师职干部，都可以授予将军军衔。三妹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即抗战胜利前个把月时到部队的，现在又是正师职务，完全合乎当少将的条件。只是她当时年纪太小，不知咋搞的将参军时间一直填为一九四七年，这就过了杠杠，会失去当将军的机会。她就特地找我商量，怎么把她的参军时间改正过来，我根据以往经验，说只要能找到她何年何月参军的证明人，证实她确是一个“抗战干部”，还是可以当上将军的。她当初是母亲牺牲以后，于一九四五年七月被人送到新四军四师的，因为才八九岁，就被放在师部拂晓剧团，她二姐也在团里，可以照顾她这三妹。一九四七年初他们被并入华东军区文工团，她却把那时当成了入伍时间。到八十年代原新四军四师的老同志还有不少人在，她就去找了一些同志为她写了证明。我又为她找到原四师宣传部长、后来的《解放军报》总编辑赵易亚，作为当年拂晓剧团的直属领导，为她作了更有分量的证明。各种证明凑齐以后，她说还可以找一个更权威的证明，就是原新四军四师张爱萍师长。老师长也真的为她作了亲笔批示，哪知这位老领导对其老部下关心过度，反而为她帮了个倒忙。原来他批示道：我记得你到部队的时间更早，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和父母一起到四师来了，因此你的参军时间应该从一九三九年算起。张老将军的记忆一点不错，三妹的父母确于一九三九年到部队，当时确曾带三妹，只是那时她才两岁，是由父母抱来的，后来父母又奉命回地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却不幸暴露，母亲牺牲了。当年即一九四五年七月，她作为烈士遗孤被送来部队，老师长一直记得这事。但是张老将军把她的参军时间提前到更早的一九三九年，反而造成了一个军中笑话，某某人才两岁，还抱在大人手里就算作革命历史了！于是这位只有两岁的“将军”，也就吹了！三妹白折腾了一番，最后又是鸡飞蛋打一场空，反而为人提供了一个笑柄。其实这事不能怪她，她确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参军的，当时她已九岁，虽然只跟在剧团后头，却是个真正的红小鬼出身的抗日干部，可惜这一切最后因为她又去找老师长，反而把此好事给搞黄了，连我都为她深深感到遗憾。
从三妹与我的交往来看，她对我还是不错的，她个人凡有大事要事，必来找我商讨策划，我也帮她出过不少主意，甚至捉刀代笔为她起草过文稿信函之类。不过我心里一直很有数，我在她眼里只是个可以利用或使用者之一，甚至是她的临时候补亲信之一，所以她需要你时似乎十分亲密，反之则扔在一边，你要是也有什么事，她是不会也不想管的。凡是与她相处过的人，对此似乎都深有体会，所以我从不找她为我办什么事，虽然她确有相当能量以至“魅力”，以致不少大官都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出于我与她一家特别是与其二姐的长期友谊，我还是乐意为她们效劳的，不过有时我也有反抗。例如后来我也到了总参，与她共事办公时，要讨论什么文件，她懒得自己一字字看，就嗲兮兮又娇滴滴地对我说，你给我念念吧！我却把文件朝她一推道，凭什么让我给你念？我年龄比你大，资格也比你老，不是你手下的小干事，你更不是伟大领袖，要别人为你念文件，还是自己去看吧！她只得横我一眼，笑笑拉倒。有时我们一起参加什么活动，每逢集体合影留念，她当仁不让和一些高级首长在前排中间就座，从来不招呼我也应该坐过去，我就无所谓地站到后排，又常故意避开不参加照相，不想与她平起平坐，更不想也争点什么，只是在办事时是认真的，真心实意地愿助她一臂之力。
其实我一直很明白，尽管三妹似乎很得意很风光，雄心（更是野心）也很大，她曾大言不惭地对我说，别人能上，我为什么不能，老娘（！）不比别人差！又沾沾自喜地说，有人说我是“戴卓尔夫人”，我就是个“铁娘子”。但我心里却认为，你算了吧，别“癞宝爬秤盘，自称自”了，你有多大能耐、多高水平，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底吗？你为争这么点功名利禄，天天勾心斗角，使出浑身解数，活得累不累呀？而且也早已看出，她从仕途到个人生活，其实都不顺，凡事都不称心，且不说她结了婚又离婚，离了又再结，现在又要离，单讲在法庭上当众“大打出手”，谁受得了这个呢？她最后的最高职务，也就是个总参政治部文化部长，与我同级的正师干部，可我是论资排辈自然到手的，她却是拚拚杀杀挤挤撞撞地争来的，又眼看别的资历不如她、年龄也比她小的人，呼呼地跑到她前头，爬到她头上，她怎么也于心不甘，吃不葡萄从不说葡萄是酸的，但从心里到眼里无不充满了醋意。我常常见她眼圈总是泛黑，面色也较苍白，虽然她不缺营养，也不少化妆，但过于劳累特别是心理负担太重了，她争来的这个官，还有什么“女子军团名誉团长”之类虚名，付出的却是自己全部精力和心力，以及生活的乐趣，别人是有失有得，她却是得不偿失，甚至是赔了老本，直到老了也一无所得。所以和她在一起，常听人吹她捧她说她好话，我却总是暗暗地同情、惋惜并体谅她，谁叫我是她们姐妹的多年老友呢？
美丽多情的二姐，晚景极凄凉
说起她们姐妹，三妹那二姐更是个悲剧人物。她因为出众之美，就成了首长夫人，不幸也就由此开始，先失去了自己多才也多情的恋人，也失去了可贵的青春，得到的却是无情无爱的虚浮生活及其虚名。前已说过，她和自己的早年恋人幽会过，又被伟大领袖“宠幸”过，在丈夫即我那老军长眼里，早已是个对他不忠的自身不洁之人，加之看透玩腻又人老珠黄，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而且这位首长，为人一直很“花”，经常拈花惹草。六十年代已经升到上海警备副司令，有一回紧张备战时，竟找不到这位首长，后来查出他出去找女人跳舞了，为此他丢了到手的副兵团级待遇，被贬到安徽省军区当了个第几政委。他在解放初期就是军长，同级的干部以及自己的部下，都已一一升了上去，他不仅原地不动，实际上还下降了，他是为了美人丢了“江山”。可能正是为此，他常把已不再是美人的自己的妻子出气，家庭生活长期不和。后来从安徽平调到江苏，又当了几年的省军区第几政委，最后又从南京军区顾问虚位退了下来。无官一身轻了，他索性自由自在地连家也不回，不断在各地游荡，回到南京也住进军区医院，就是不回自家︱把他老婆即二姐晾在一边，甚至把自己的警卫员、公务员和炊事员等等，都弄出来只为他服务，不管不顾也根本不理自己夫人的生活以至生死，从精神上孤立以至折磨妻子。这使二姐极其苦恼，有一年她到北京来，向我哭诉了我那老首长对她多年的摧残虐待，她说自己早已无法忍受了，打定主意也要离婚。
我认真听取了她的控诉，努力安慰了她，又和别的熟悉她的战友商量了，一致认为她如真的离婚，可能反而得不偿失，她几十年过惯了首长夫人生活，一旦退出豪门，失去优厚待遇，生活将一落千丈，她已进入晚年，这日子过得下去吗？别人也劝她还是别离婚，真离了你就什么也没有了，不离至少还有个名份，该什么待遇有什么待遇，除了老头子，别人也不能怎么她，她就是不离婚，又可以干耗老头子，不然说不定等于她给别人自动让位，老头子马上名正言顺地娶个比她年青的，自己是白白地帮别人忙了。我们不少人都这样劝她，她听听也觉有理，默默地接受了。我记不得因为什么，二姐这次来京没有住在三妹家，却住到一个战友家里，我那时因为后妻很少到我这来，家里就我一人，就请她住到我这里来。她看了看我那光棍汉似的家，迟疑地说，孤男寡女的，就我们两个，住在一起行吗？我这才想起，自己一直真把她当姐姐了，其实她比我大不多点，并且风韵犹存，我又一贯很欣赏她，是应该避避嫌的，不然就说不清楚了。
二姐自家说来真是不幸，还在安徽时，家里没有暖气，冬天洗澡时，在浴室生了个木炭火盆，一个女儿洗洗，就被煤气薰死了，当时才十多岁，使二姐十分伤心。有个儿子长大了，老军长走后门让他参了军，还是坦克兵。那小子不知为什么忽然携枪逃跑了，据说偷越国界时被抓住，作为“带枪叛逃者”，被判了徒刑，老军长再走后门，将他提前释放。因为是个刑期未满的犯人，哪里也不能安排他，只得长期东游西荡鬼混，有时住到北京三姨家来，也常到我家来，所以有一战友在我家当我的面，说你爸是先把你妈给强奸了，然后才结婚有了你们。这一儿一女的厄运，当然使当妈的二姐心力交瘁，痛苦不堪。虽然还有孩子，但都只躺在老爸树下乘凉，对这老妈不大在乎。后来我们那老军长去世了，我到南京去看望了已成遗孀的二姐，使我大为意外的是，她才刚到古稀之年，却已衰老得惨不忍睹，整个人全变了形，说是中了风，嘴角不断流口水，话都说不清楚了，还抖抖索索地，儿女都飞走了，家里整天就她一个人呆，一边开电视，一边闭眼歪在沙发上，整个一副等死的架势！且不说她当年出众的美貌，就是若干年前她练气功时的样子，竟都毫无痕迹了！当年的美人，我们亲爱的二姐，上哪儿去了？我见她时心痛极了，以后再去南京，明知她很孤独，需要人关心帮助，我却不敢再去看她，只在心里时时惦念她，想像她现在的惨象，每逢看到见过她的人，都仔细打听她的详情近况。也就在这以后，又引发了一个不圆满的故事。
我们老部队另一老首长，即原二十三军陈政委，妻子病故后，他正离休在家，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儿媳离婚跑掉了，全家只剩老中小三根光棍，儿子上班孙子上学后，家里就老政委一人呆。他家是个独院，一座小楼首长住，警卫员、公务员、炊事员和司机等等住在外圈平房里，整个楼里上上下下就他一个老头子，虽然在位时家里宾客不断，退下来后却门可罗雀。老政委年年月月天天独守孤电视，寂寞无聊简直把他给憋死了。他才八十多岁，其儿子最早提出，给老爸重找个老伴，好有人陪陪他，托许多老同志帮忙物色，也找过我。我离休后与三妹住在一个干休所的大院里，有次我向她说起此事，她一听就说，把我二姐介绍他不好吗？我觉得倒是可以，老军长不在了，老政委夫人也不在了，两家大人孩子早就相熟，正好合为一家。只是有个问题，这两家一直不和，当年在老部队时，军长、政委就有矛盾，先后都到江苏省军区，分任第二、第三政委，却又不断闹别扭，我就亲耳听二姐骂老政委之妻“地主婆”，因为她出身不好；老政委老伴又向我叨咕老军长，说“这老家伙爱整人”。我想现在“地主婆”和“老家伙”都不在了，留下的恩怨也该消解了，便把三妹的意思转告了老政委。同时又想，现在二姐的健康状况还不如老政委，连陪他说话的本事都没有，加之两家有历史恩怨，很可能老政委不干。哪知我说后老政委竟有兴趣，马上亲自去看了二姐。倒是二姐不予考虑，她不想老成这样还要改嫁，宁愿一人呆在自家，这件好事就没撮合成。
谁知半腰又“杀”出一个“程咬金”，二姐和三妹有个异母小妹，这时才五十多岁，不知怎么也是独身，听说此事后主动跑到老政委家，自荐上门愿当填房来陪老政委。她到后就楼上楼下巡视一番，说自己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来，以后这住房将如何分配，她的人得占多少，又嘱咐老政委儿子道，你们得给我买多少人寿保险，并且从现在起就用专车接送他们来往。老政委之子听了暗道，这“小姑奶奶”这么厉害，还没进门就要独掌大权了，真要来谁受得了？父子孙三人一致决定，决不接受这个“小姑奶奶”。这使老政委至今还是一人呆，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我有回去南京再去看他，他已养了条狗，虽然不会说话，却整天陪老人，一旦来了客人，那狗就连叫带跳撒开欢。那老政委比小狗还高兴，说我到南京怎么不住他这里来，不止有地方住，外出还有专车，其实是可以陪陪他，使这家里有点生气。可惜我不能常来南京，来了也自有住处。我一度参与的由三妹引起的老政委与二姐，以及她们的异母小妹的故事，也就不了了之，没有了结尾。可是二姐呢，虽然早年青春美丽，后来雍容华贵，过了几十年首长夫人的生活，晚景却极其凄凉，我看她之所以迅速衰老，全是由于她过得很不幸福、不愉快、不正常，这才造成她如今的惨相！
折腾一生最后却成了“孤家寡人”
其实三妹的晚景并不比她二姐好，在她与第二任老公打离婚的同时，已经发现了淋巴癌等多种病变，以后的日子不是住在医院，就是出来打官司。离婚官司使她焦头烂额，其癌细胞也迅速转移并日益扩展了，也许是心病引起了身病，或是身病加重了心病，使她五内俱焚，以致加速了自己生命的终结。不过三妹从来不是一个甘愿寂寞的人，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使自己扬名出风头的机会，她离休以后竟又筹建开了什么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中国妇女文化促进会，特别是什么毛泽东文化艺术研究会和毛泽东书法研究会，并且自任会长，一面煞有介事地忙忙叨叨，一面拖病躯东奔西走。在她最后几年居然也办成了一件大事︱不知她从什么时候起，描摹仿写开了毛泽东书法，还写出了一大堆，又为此办了个展览。我对此一直不以为然，曾说她是个没有文化的文化部长，连中国字都认不全，哪能懂得什么书法？还办什么书法展览！就没有关心这事，也没有去看她的书法展览，只从小报上看到有关的消息。还见到有篇吹捧文章写道：“毛体”（书法）在中国只有两个人得其真传，且都是女性，一个是江青，一个是李×，很显然，这与毛泽东的亲传是分不开的。这话说得既含蓄又露骨，就欠赞她也是毛的又一个“第一夫人”了。有的看过这一展览的人，说展览的作者介绍中，将她写成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知道内情者就说，她确是在毛主席“身边”，只是到底干什么“工作”，就不好说了。由她自任“会长”的“毛体书法”研究会，任命她二姐那个无业儿子为“秘书长”，在姨、甥两人到处活动和张罗操持下，这个展览除在北京展出，又先后办到了南京、徐州、济南甚至广州等地，不仅使她又大过了一把瘾，更为此炫耀了她与伟大领袖的不一般关系。我虽然不懂书法，只看过她几件作品，感到也仅仅是形似而已，要达到老人家书法的奔放俊逸和挥洒自如，又谈何容易，她不仅没有这个功力，也根本没有这个工夫，这时她既要治病又要打官司，哪里还有多少精力时间呢？不过这事确成了她此生最后一个辉煌，虽然大大风光了一阵，却又大大加速了自己生命的终结。
我离休后同三妹住在干休所一个大院里，但她比我早进许多年，据说她住了以后，早晨参加院内老干部舞剑等活动时，总是带小保姆为她抱剑来，人们就说她是个带“丫环”的女“贵族”。其实早已既不“贵”更无“族”，只是一个不甘沉沦的离休干部，并在努力撑一副架子。有次我和妻子一起去拜访她，又邀请她也来我家坐坐，我们三人是漫步来我家的，她坐了一会竟打电话回去，让其女婿开车来接她回家。其实从我家到她家，至多只有两三百米远，可她就要摆这个谱，但也可能由于身体损耗太多，体力确已不支，实在走不了这点路了。此前我每次看见她，都听她没完没了地骂那“老流氓”、“老混蛋”，就如祥林嫂见人就说她的毛毛一样，不免有点厌烦，也就很少上她家去。后来大院里通报了一事，说她家被盗了，并且损失不小。我见到她问了此事，她懊丧地说，是有人请她出去吃饭时，不在意没锁好门，被贼钻了空子，进去后把门从里面锁上，她回来时发现家里有人，却打不开门，好容易进了家，那贼已从窗户逃跑了。后来检查只丢了一些现款和存单、首饰之类，总共有五六万元，她说自己多年的积蓄全完了！我却庆幸她那批无价国宝文物没有被人发现，更未丢失，也许是那贼人根本不识货。她最后几年内，二姐的儿子即她的“秘书长”常住她家，她在总参三部的女儿也和其女婿常回家住，另有小保姆侍候，只是在院子里几乎看不见她，也不再参加干休所的各种活动︱她不是在住院，就是又出去办书法展了。我妻子有一次看到她，见她瘦得已经变形了，哪知她竟很快“走”了！
二○○三年七月，我接到关于她病逝的电话，马上去了她家，见她女儿在，精神极其颓丧，真是已丧考妣了。她是七月八日“走”的，享年只六十六岁，如今常说“八十、九十不稀奇，七十才是小弟弟”，三妹还不到“小弟弟”的岁数，就寿限已尽了！我安慰了她女儿，问她有什么后事我可以帮办的，她说已有干休所在办了。到告别仪式时，我和妻子都去了，她的前夫、我的“铁哥们”也到了，只是守在遗体旁她的亲属只有女儿一个。她前夫说女儿、女婿已经离婚，两人又没有孩子，儿子是由母亲安排到深圳工作的，早已下了海，由于父母离弃，一直未再回家，与父母也无联系，近年竟完全失踪了，任何电话、地址都没有，他母亲去世了，竟通知不到他，这使守灵者只剩女儿一人。已离婚的前女婿看了于心不忍，主动上去陪其前妻一起站，他要拉我的“铁哥们”一起去，说是他们两人的身分其实是一样的。这位前夫却不干，说我站在那儿算什么？二姐在南京又在病中，自然来不了，哥哥正在上海没能赶来，大姐倒在北京，也因多病没有来，不知为什么连二姐的儿子，即三妹的“秘书长”也没到，这使多年风光的三妹，最后竟成为个“孤家寡人”，从逝前到身后，都极其孤独凄凉，她的一生“功名”以至“辉煌”，从此灰飞烟灭，毫无踪影了！
告别仪式以后，我拉三妹的前夫，即我“铁哥们”同来我家，想让他就便去看看他们共同的女儿，但他没有去，只和我商讨怎么处理三妹收藏的那批国宝级珍贵文物。我们一致认为决不能继续放在家里，因为她家只剩了女儿一人，孤门独女，什么事都会发生，最好存到银行保险柜中去，但也只能向其女儿建议，因为决定权在她。我那“铁哥们”当天没有去看他女儿，晚上仍回了自家，说是回去再给女儿电话，看来他们父女感情已很淡薄。他和三妹共同的儿子更是如此，竟多年不知音讯。再补充一点，他们这儿子小名为“小东”，似是三妹自起的，也许含有“小毛泽东”之意，不过他长相并不像伟大领袖，与其妹妹一样，只像生母三妹，尤其是其特白的肤色。女儿由于家庭生活一直不正常，性恪似乎有点孤僻，据说她早已转业，也不知她在干什么。三妹这一家，已是四分五裂，完全解体了，这又几乎全是三妹自己折腾的结果。如此一生，过得值吗？
以上所记大都出自本人记忆，其中当然也并非事事亲历亲见，有的也是听说的，特别是关于三妹、二姐和伟大领袖的事。不过这也有书为证，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版第三百四十二至三百四十三页，第三百四十六至三百四十八页，就有关于“毛另一个‘女友’是铁道兵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的记载，书中写到的事我又另有旁证，决不敢对她们更不敢对伟大领袖“造谣诬衊”。不过在一份小报上却登了另一说法，有篇短文竟说因为三妹是烈士的女儿，毛主席在“亲切接见”她时（不是在伴舞时）说：“杨开慧是烈士，你母亲也是烈士，你姓李，我也姓（过）李，你就做我们的女儿吧！”并且将她与毛的两个亲生女儿李敏、李讷相提并论。但是文中对于她和毛“父女”间的那种事却一字未提（事实上凡在国内公开发表的，都一律不能也不准提），只讲了毛如何关心帮助她，让她好好读书学文化，还几次“资助”她寄钱给自己的父亲等等，这些事我的“铁哥们”即她的前夫也可作证。此文又把三妹吹成“共和国军内外第一位女部长”，并在《国际名人录》上被誉为“英雄气概美人风度”的“东方才女”，此说肯定是夸张虚浮不实之词，因为这种“名人录”中的文字，都是由“名人”自己提供甚至自己写的，其“名人”资格花些钱就能买到，因此小报上那篇短文的素材，看来也是三妹自己提供的，也看来她自己一直追求、迷恋和陶醉于这种“美誉”。
大概也就因为三妹当了这种“名人”，二○○四年三月她的老家江苏邳县派人来到北京，说是县里正在筹建“名人馆”，三妹已名列其中，特来搜集她的资料。其文物。来人也找到我，我应约介绍了她的部分可以公开的情况，也介绍了她的二姐和哥哥的简要情况，又建议他们好好搜集了解关于她们烈士母亲的事迹和史料，据我所知，三妹的父母一九三九年来到新四军后，又被派到敌占区去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被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三妹这才被送到部队并长大成人。我认为应该大力宣扬这样的革命先烈。但是来人对此似乎并无兴趣，原因是其生母不是名人，更没当过什么“长”，他们只注重三妹这样的所谓“共和国第一女部长”。我对此也只能摇头叹惜，我知道三妹是挺有“名”的，不过只是因为她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而这个“工作”偏偏是说不清道不明上不了台面更见不得人的，所以对她的介绍只能“掩其一点，只吹其余”，这种半假不真的粉饰改扮出的“名人”，不知有何值得崇敬之处！
到我写作此文时，三妹已经“走”了一年多，她的二姐、大姐和哥哥虽已不“健”却还仍“在”，倒是被三妹“休”了的前夫，即我的“铁哥们”画家，活得十分健康甚至自得其乐。他离开三妹后，一直埋头作画，因为没有再婚，儿子又不在身边，一人独往独来，过得倒也潇洒。因为此文涉及他和三妹等人的隐私，我只得一律不提本名，只述其事，以保留我党我军我国的这段“历史的真实”。文中写到的各位，各自都有一段辉煌，如今却早已成为过去，一切都已划了句号。三妹晚年虽不如愿，却也捞到点虚名，又位列县里的“名人馆”，还上过什么“名人录”，大概也可“死而瞑目”了。只是我在回顾她和其二姐等的一生时，心中又充满了惆怅与惋惜，他们这样度过一生，值吗？
另一领袖宠妃
写完李氏姐妹的事，还觉意犹未尽，因为除了三妹之外，我还认识或见过别的“红色佳人”或“领袖宠妃”（编者按：这是指陈露文小姐）。其中之一是原来所在军分区司令员的女儿，她在空军文工团舞蹈队时，显然也由于去中南海跳舞，结识了伟大领袖，后来也到了老人家“帐下”，并多次伴“君”随“驾”去外地，据其任务是负责为伟大领袖读读文件，主要是文艺信息，所以这位女舞蹈演员自称是老人家的“文艺秘书”，至于她当时还执行过什么别的任务，外人就不得而知了。我了解到此事后，曾想道：她与老人家交往时，三妹当时也正在领袖身边，她们两人为什么没有“撞车”，更没有发生冲突，原因何在？
后来读一写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回忆录后，才忽然想通了。老人家是伟大的军事家，自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早已“调兵遣将”安排妥当，不使两人同时到他身边，使两人虽然都是“宠妃”，却能互不干扰，可见伟大领袖“战略战术”之精妙。至于在她们两人之外，老人家还有多少“宠妃”、怎么排队一一享受“皇恩”，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已有披露，说明伟大领袖确是“日理万姬”，并能“连续战斗”，即在一个战斗之后接再打几仗，使各路“部队”都在他的调遣之下，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难怪有个“宠妃”在被“宠幸”之后，忍不住赞叹道：“伟大领袖真是伟大，并且什么都伟大，连那个都特伟大……”我还记得三妹对我说过一段绝密的“最高指示”，即老人家认为现在的婚姻制度并不好，应该实行一种“合同制”，即男女有意后，只订一年的“合同”，第二年还有意就再续一年，反之则拉倒，免得离婚吵架惹麻烦。看来伟大领袖已在“试行”自己的“理想”了，不过他连“合同”也没订，即使有，一年也不止订一份，他在这方面确已切身实践并已达到了“自由王国”。
上述那位空军女舞蹈演员，在“吾皇驾崩”之后，无君可伴也不想再跳舞了，通过她爸的老上级粟裕，找到正任总参副总长兼二部部长的我老丈人，由他安插到二部去作什么外事工作，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南京空军文工团搞创作，只是不知搞出了什么创作。就在这时，她和我们在九江至武汉的江轮上相遇了，她和我老丈人本来认识，就随我们一起进了武汉东湖领袖别墅“百花一号”，她说自己跟伟大领袖也曾住过这里。几年以后不知怎么她又去了香港，并且甩掉她已婚的老公︱南京军区一个副司令的公子，独自闯天下去了。一段时间后又听说她在香港混不下去，一度生活无，却又声言要写一部“中南海宫廷秘事”，将交给台湾出版。国内闻讯立即由公安部门把她给逮了回来并圈了起来，以防“党和国家机密”被她泄露出去。但是在港台有的杂志上，还是登出了她透露的一些“宫廷秘事”，因此确为党纪国法所不容，逮她圈她也理所当然。有一年我还到她在南京的父母处，问他们这个女儿现在哪里，他们说只知道在国内，却不知道圈在什么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列述了若干“宠妃”，这一确有其人并且可能至今还在的一位，偏偏一字未提，可见那书中所述，仍有“漏网之鱼”，而“漏网”者未必就她一个。我的朋友三妹自以为独得领袖的“亲传”，因而常常不知自己算老几。其实她只是众“妃”之一，在那本回忆录中又只写其事，未提其名，能名列“经传”者却另有其人，她只算个“等外品”，空军文工团那位更是提都未提，又不知后来被打入何处“冷宫”，甚至不知死活，即使在世，可能也正面对孤灯苦度余生。她和三妹等人，以自己一度的美好青春，换来如此的一生，过得也都值得吗？（原载《前哨》2005年4至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