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12月第4期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December 2008，No. 4
被边缘化的群体: 印度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
张秀明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关键词] 华侨华人; 印度; 中印关系; 华人社会; 社会变迁; 边缘化
[摘 要] 针对国内外印度华侨华人研究边缘化的现状, 从人口特征、职业特征、文教事业及社团、宗教信仰及族际通婚等方面对20 世纪50 年代的印度华侨社会进行了分析, 对印度排华运动、由此造成的印度华人社会的衰落, 以及中国政府接侨及归侨的安置情况进行了阐述, 认为印度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将会对印度华人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D634. 335.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5162 (2008) 04- 0006- 18
A Marginalized Community: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India
ZHANG Xiu-ming
(Chinese Institute for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Beijing 100007,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Indians; India; Sino-Indian relations; Chinese commun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marginalization
Abstract: Since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India, this article offers a detailed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during the 1950s, focusing on the regional makeup of the community,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 ics, culture and educat io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religious beliefs, and marriages customs. It also examines the treatment of the Chinese Indians during the India-China war of 1962, the forced deportation of some of these people,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ettled the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recent improve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Indian economy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India.
近年来, 随着中印关系的全面发展和双方各方面交往的日益密切, 中印这两个亚洲发展中的人口大国, 越来越多地被相提并论和进行比较。在中国, 有关印度的事务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几年前, 印度的海外移民及其侨务政策引起笔者的兴趣, 并就此进行过分析。在关注印度海外移民并与中国移民进行比较的过程中, 笔者意识到, 居住在印度的华侨华人被人们忽略和遗忘了。在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领域, 欧美、东南亚及其它亚洲国家的华侨华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对象, 而对生活在印度的华侨华人人们知之甚少。笔者经年从事华侨华人的研究和编辑工作, 印象所及, 有关印度华侨华人的文章屈指可数。有鉴于此, 笔者萌发了探讨印度华侨华人问题的念头, 并且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缘起。
目前, 国内有关印度华侨华人的研究仍属空白, 有关著述可谓凤毛麟角。中文文献中, 1962年台湾出版的《印度华侨志》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印度华侨的情况, 但时代过于久远, 我们无法从中了解60年代印度排华后华侨社会的发展变化; 在有关各国侨情的介绍中, 偶然也会有印度华侨华人的情况简介, 但内容过于简单, 信息也比较陈旧; 几篇有关印度华侨华人的文章有的是书评, 有的是译文, 有的是档案解读, 人们从中仍不能对印度华侨华人社会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而由于条件限制, 国外的相关研究也很难见到。[1] 90 年代后, 随着中印关系的发展, 有关印度华人的新闻报道逐渐增多。国内主流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偶尔会有相关报道, 印度媒体也不时有相关消息, 使人们对印度华人的状况有了初步了解。但是, 真正深入全面的学术研究仍付阙如。
在追寻印度华侨足迹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这一群体被双重边缘化了: 虽然已在印度立足扎根200 多年, 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被当地社会所认同; 而在中国学术界, 无论是南亚研究还是华侨华人研究领域, 他们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 作为移民社群, 他们在印度的生存发展不仅受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侨民政策的影响, 也深受东道国和母国关系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印关系的恶化及印度政府掀起的排华运动沉重打击了印度华侨社会, 排华给华人社会造成的创伤至今仍未完全愈合。在中印关系全面改善和发展的今天, 重新回顾和反思印度华侨的那段不幸遭遇, 关注他们的生存现状, 使他们在当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并为中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及两国友好做贡献, 不仅具有学术意义, 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将在现有文献和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对印度归侨的访谈, 勾勒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印度华侨社会发展变迁的图景,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排华及其对印度华侨的影响。全文分四部分: 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华侨社会、印度的排华及华侨的回国、印度华人社会的衰落及其发展趋势展望。
一、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华侨/*1*/社会
中印两国之间的各种交往包括人员往来虽然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中国人向印度移民是19世纪中期的事。一般认为, 最早移民并定居印度的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人杨大钊, 1780 年杨大钊到达加尔各答被视为印度华侨历史的开端/*2*/。在此不拟追溯印度华侨的发展史, 而是着重分析20 世纪50 年代也就是印度排华前华侨社会的状况及其特征。
(一) 人口特征
1.人口规模小
与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几百万的华人人口规模相比, 印度华侨人数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最多时也仅5 万多人。在浩瀚的印度人口海洋中, 华侨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那么, 同样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 为什么没有像东南亚地区那样, 形成庞大的华侨群体? 究其原因, 恐怕主要是因为印度本身是人口大国, 劳动力资源丰富, 不像东南亚地区需要大量华工苦力, 相反, 印度像中国一样, 曾大批输出劳动力。“印度华侨为什么不多? 因为印度本身劳动力太多, 中国劳力既没有技术, 也没有资本, 在那儿很难生存。”/*3*/
目前, 我们很难找到印度华侨人数的确切数据, 根据《印度华侨志》等资料, 印度华侨人数情况如下表。
表1 印度华侨人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 1.1837、1850 年数据见杨保筠:《<加尔各答的华人——孟加拉之虎>简介》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0 年第1 期; 2.20 世纪初、1962年数据见《侨务报》 1962 年第6 期, 第10 页; 3.其余见《印度华侨志》 , 中国侨联资料室藏复印本,台北: 1962 年, 第37 页。
表1可见, 印度华侨人口规模不大, 1941年人数首次超过2 万人; 50 年代人数最多, 有近6 万人。50 年代印度华侨人数激增的原因并非人口的自然增长, 而是大批藏族侨胞的涌入引起的。就传统的华侨社会而言, 在印度政府排华之前, 人口一直在缓慢增长。
二战期间, 特别是1941-1945年是印度华侨社会的鼎盛时期, 原因如下:
第一, 这一时期印度华侨人数曾达到新高。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及东南亚, 中国民众及原侨居东南亚的华侨前往印度避难者甚众, 再加上当时停留在印度各口岸的不少中国籍海员, 造成印度中国人人数骤增。根据《侨务报》的记述, 当时仅汉族华侨就达约4 万人。[2] 即使是《印度华侨志》记载的2.7万人, 也是印度华侨人口前所未有的新高。二战结束后, 原先避难的中国人纷纷离开印度, 华侨人数减少。
X先生: “1942-43年时, 加尔各答的华侨很多。日本占领缅甸后, 不少华侨到印度, 主要是福建人。当时印度是唯一没被日本占领的亚洲国家, 成为同盟国的重要基地, 加尔各答是中国远征军的驻扎地, 当时国民党的政要也因此经常去印度。”
第二, 这一时期印度华侨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大批来自苏北、上海和福建等地的新移民, 使华人的职业构成和政治态度更加多元化。如上海人开设的干洗业、裁缝业蓬勃发展。新移民的大批到来, 也带动了由广东人和客家人经营的木器制造业及制鞋业的发展。”[3] 二战爆发后, 随着盟军移驻印度者日众, 中国餐馆业随之日益兴隆。当时全印各地华侨经营的大小餐馆茶室, 约在150 家以上, 是旅印侨胞餐馆业之鼎盛时期。二战期间, 印度华侨之牙医业, 遍设大小城市, 据估计约有300 余家。这一时期也是印度华侨新闻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机关及运输机构等在加尔各答设立办事处, 华侨新闻事业因而振兴。《印度日报》最高日发行量曾达3000 多份, 此外, 还有《中国周报》(The China Review) 、《军声报》及《新军月刊》三种报刊发行。《中央日报》在加尔各答也有分销处。[4]
第三, 这一时期华侨与中国的关系最密切。由于是盟军的基地和中国远征军的驻扎地, 当时国民政府的要员纷纷访问加尔各答。1942年2月, 蒋介石夫妇访问加尔各答并会见甘地。X先生: “当时国民党的政要经常去印度。我在加尔各答见过戴季陶、宋子文、孙立人、罗卓英、廖耀湘等人。”当时, 由于中国全民抗战, 海外华侨掀起了支援抗战的热潮。印度华侨也不落人后。他们通过购买救国公债、捐血报国、献机救国和慰问远征军等形式支援中国抗战。
2.少数民族侨胞占相当大的比例
表1 可见, 印度华侨人数统计比较混乱, 有时包括藏族等少数民族, 有时不包括。实际上, 藏族等少数民族侨胞占印度华侨相当大的比例, 1959年时, 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华侨占印度华侨总数的60% (见表2)。
表2 1959 年印度华侨地区和民族构成表
资料来源: 根据《印度华侨志》 第38-39 页“印度华侨分布表”修改。
注: 1.原表对拉达克地区汉族和维族的人数重复计算,根据汉族和维族人口总数判断, 在此归维族; 2.原表中一些地名的译法按大陆通行的译法进行了修改, “春碑古里”、“阿里培都尔斯”和“艾德尔阿瓦提”找不到对应的英文,保留原译法。3. 原表包括不丹和锡金, 不丹一直都是独立的国家, 并不属于印度; 锡金于1975 年归属印度成为锡金邦, 1959 年时仍为独立国家, 故上表删掉了相关数据。
表2 可见,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印度华侨中藏族等少数民族占有很大比例。从地区分布看, 藏族侨胞主要集中在阿萨姆、噶伦堡和大吉岭等地, 加尔各答也有2000 人/*4*/。汉族华侨分布广泛, 在印度的十几个地区都有华侨的足迹, 但大多数(67%) 聚居在加尔各答, 在全印度, 只有加尔各答有唐人街。这种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尔各答的地理位置及其经济、政治地位相关。加尔各答离中国很近, 1911 年之前是当时英印政府的首都, 是印度的重要港口及商业、金融和工业中心。《侨务报》的记述验证了这种分布格局。“(1962年时) 有汉族华侨约1.6万人, 藏族华侨2万人, 另有少数新疆籍华侨。1.6 万名汉族侨胞中, 有1.3 万人集中在当时印度最大的城市加尔各答, 1600 人住在孟买。约二万名藏族侨胞, 绝大多数是打包、缝衣、做鞋、搬运和旅店的工人, 多集中在大吉岭和噶伦堡的郊区。” [5]
3.籍贯分布与性别构成
就印度华侨的籍贯分布而言, 除来自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等地的少数民族华侨外, 汉族华侨中, 广东籍占80%, 湖北籍占9%, 山东籍占8%, 其它省籍占3% 。广东籍华侨中, 梅县的客家人又占43%。[6] 据《山东省志-侨务志》记载, “清光绪年间,即有少数山东人到印度销售山东丝绸。……抗战前夕, 山东旅印度华侨为4000人, 20世纪50年代初回国一批, 到1954年还有3000人, 其中孟买1000人, 加尔各答、噶伦堡2000人。潍坊市寒亭区柿子行村有100多人在加尔各答, 被称作‘小柿子行村’。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 印度推行排华政策, 许多山东侨胞被迫回国。加尔各答、孟买山东同乡会的主要负责人刘维泰、王振兴、赵含明、赵寿村、王殿麟等都是被印度当局押解和驱逐出境的。所以山东旅印华侨越来越少, 现在两国关系虽有改善, 华侨的处境也有好转, 但山东旅印华侨人口也只增至3509人。”[7]
就汉族华侨的性别比例而言, 男性占60% 强, 女性占不到40%。这种性别比例虽然不像东南亚和欧美早期华侨社会那样严重失调, 但女性的低比例成为华侨与当地妇女通婚及回国娶妻的重要原因。
(二) 职业特征
与其它地区华侨早期以“三把刀”闯天下不同, 就职业构成看, 印度华侨虽然也从事餐饮、洗染、理发等传统服务业, 但这并非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支柱。印度华侨多经营制革业和制鞋业, 其次是土木工程业、机器工程业、镶牙业、饮食业、纸花业、洗染业、杂货、布商和海员等。
表3 印度华侨职业构成表
资料来源: 根据《印度华侨志》第42-43 页表及第43-57 页有关数据编制而成。
表3可见, 印度华侨的职业有以下特点:
1.职业与帮群有密切关系, 这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人社会的情况相似。如在马来西亚, 五大帮——福建帮、客家帮、广府帮、潮州帮和海南帮各自有以方言、地域和帮会划分的经济活动范围, 从事不同的职业, 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圈。上表显示, 印度华侨职业划分上也明显具有帮群特点, 即同一籍贯的华侨, 经营同一种行业。其它资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广东省梅县侨胞大都制革和制鞋, 广州人多从事机械、木工、海员、饭馆业, 湖北人大都从事纸花和镶牙业, 山东人多经营中国绸缎, 江苏、浙江人多经营饭馆、洗衣、缝衣及航海, 云南、河北人多经营与西藏的商品贸易。”[8] X先生: “在加尔各答, 不同省的人职业不同。广东南(海) 顺(德) 人主要是船上的机械工, 也从事餐饮业, 卖金饰品和中国副食品。客家人主要是皮革和制鞋。湖北人镶牙、做纸花。山东人卖布, 背着布包下乡卖中国的粗布。”
2.工业而非商业是印度华侨的主要经济支柱。制革业和制鞋业是印度华侨经济的主要部分, 上表显示, 48%的华侨从事这两种行业。“共有400 多厂家, 从业人员约5000 人。他们做的皮鞋, 手工精巧, 成品耐用, 产品销到欧洲及东南亚各国。”[9] 这与东南亚华人以经商为主不同。一般而言, 海外华侨在移民初期很难涉足当地社会的制造业, 印度华侨的“另类”, 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由于印度的特殊国情所致。简言之, 印度的种姓制使华侨得以涉足皮革制造业。因为按照种姓制的理念, 制革业属于“不洁”行业, 是高种姓阶层绝不会从事的职业。这就为作为移民社群的华侨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至于为什么是客家人而非其他华人次群体从事这一行业, 尚待进一步考察。此外, 华侨谋生的传统职业——餐饮、洗染、理发, 仍是印度华侨赖以为生的重要行业, 有14% 的人从事这几项服务业。
3.经济实力弱。印度华侨虽然以制造业为主, 但其经济实力并不强。制革厂大多为家庭经营, 属于小型和中型企业, 大多数为半手工生产, 缺乏雄厚资本, 利润并不丰厚。其它行业也大多为维持生计而已。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人相比, 印度华侨没有大财团。
(三) 文教事业及社团
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是海外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印度华侨也不例外。印度华侨先后创办了十几所华文学校, 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
表4 印度华侨学校一览表
资料来源: 根据《印度华侨志》第68-70 页表格修改而成。
上表可见, 印度华侨学校有以下特点: 1.与东南亚相比, 印度的华侨学校起步较晚, 20世纪20年代始有新式华侨学校诞生。2.与华侨聚居于加尔各答相一致, 印度的华侨学校主要分布在加尔各答。13 所/*5*/华校中, 8 所分布在加尔各答。3.20 世纪50年代是华侨学校蓬勃发展的时期, 这与当时中印两国关系密切友好相关。4.就学校类型而言, 华侨学校多为小学, 学生人数也不多, 是最初级的华侨教育, 华文教育水平相对比较低。
除了以上学校外, 印度华侨还创办了印度华侨中学/*6*/、中华学校与商会学校、加华学校、振华学校、中兴学校、中山学校、民众学校等华侨学校, 因经费困难等原因先后停办。而1962 年印度排华后, 上述的许多华侨学校被纷纷关闭。X 先生: “我先后在梅光小学、华侨中学读书。华侨中学后改为中正中学, 是解放前夕国民党办的。华侨中学破产后, 我们筹备了兴华中学。我小学时也曾在当地的英文学校学习。小时候会说些印地语, 现在都忘了。”
印度的华文报纸出现较晚, 数量也很少, 先后出现过两份日报。《印度日报》 (Chinese Journal of India) 是印度华侨最早创办的华文报纸, 1933 年/*7*/创办于加尔各答。该报由旅印华侨集合股份所合办, 认股最多的为加尔各答工商界华侨。创办发起人为李渭滨、王志远、黎南兴、张国基及梁为英等。创办初期, 由于读者不多, 报纸规模不大。经过努力经营, 报纸业务渐有起色, 是当时印度华侨社会唯一的中文日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随着印度华侨人数的增多, 再加上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 报纸规模大有发展, 最多时每天销售3000 多份。二战结束后, 随着华侨社会的萎缩, 报纸也陷入困境。[10] 1951 年, 另一份中文日报《中国新闻》正式创办。X 先生: “我参与了《中国新闻》的创办。1949年就酝酿创办了。在我驻印使馆申健代办抵达加尔各答当天, 也就是1951年7月12日正式出版, 是我们进步青年自筹资金创办的, 宗旨是宣传新中国。当时印度华侨受国民党影响很大。如国民党的《印度日报》已经经营十几年, 影响很大。华侨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因土改时把很多华侨家庭划为地主, 华侨也不理解, 对共产党怀有敌意。我们进步青年一方面搞报纸进行宣传, 另一方面带领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走访华侨家庭, 向华侨介绍国内的情况。” 《中国新闻》刚开始时是小型日报, 1955年秋扩充为一大张, 并且也注重刊登当地的工商新闻, 影响逐渐扩大。印度排华过程中, 《中国新闻》遭关闭。1961年2月, 印度当局逮捕了加尔各答兴华中学校长张敬和华侨报纸《中国新闻》总编辑侯兴福, 并将他们押解出境, 后来封闭了《中国新闻》报。
表5 印度华侨社团一览表
资料来源: 根据《印度华侨志》第86-94页有关内容制作。
与华文报纸相比, 印度华侨的社团组织还是比较发达的。他们先后组织、创办了20 多个地缘、业缘、文化、宗教及综合性社团。
除上表所列的社团外, 还有一些青年社团和小型社团。从时间上看, 印度华侨社团出现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华文学校及华文报纸, 20 世纪初就有南顺、嘉应、四邑等广东同乡会馆; 从地区分布看, 这些社团主要集中在加尔各答; 就社团类型而言, 种类较多, 但是以地缘性社团为多。这些社团在团结互助、维护同业权益、促进侨胞福祉及联络乡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 宗教信仰及族际通婚
就宗教信仰而言, 印度华侨除保持传统的宗教信仰外, 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西方宗教和本土宗教。[11]
东南亚华侨与当地民族通婚形成了混血群体, 如新马的。印度华侨与印度人的通婚虽然没有形成特有的混血群体, 但这种族际通婚并不鲜见。《印度华侨志》载, “旅印侨胞信奉天主教者……其中有因与当地英印混血种女性缔结婚姻之关系而改从天主教者。”[12] 据《侨务报》报道, “在第三批受迫害回国的人们中, 有七十多个外国血统的侨眷。”[13] 可见, 印度华侨与当地民族的通婚现象也不鲜见。
综上所述, 印度华侨社会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群体, 二战期间, 以加尔各答为中心的印度华侨社会蓬勃发展, 成为华侨社会发展史上的黄金期。就民族构成看,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华侨占有很大比例; 就地区分布看, 汉族华侨高度集中在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是印度唯一有唐人街的城市。印度华侨的职业划分与帮群密切相关, 印度华侨的职业构成以制造业而不是商业为主。印度华侨文教事业起步晚, 规模不大, 影响不显著。总之, 印度华侨社会既有海外华侨社会共有的普遍特征, 也有自己的独特性。
二、印度排华与华侨的回国
20 世纪60 年代印度的排华运动对当地华侨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由于排华, 大批华侨被迫回国, 还有不少人开始向第三国移民, 华侨社会逐渐走向衰落, 排华成为华侨社会的转折点。印度政府冷酷的排华政策给印度华侨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尤其是其心灵创伤至今难以痊愈。
( 一) 印度排华
60 年代印度的排华是一次全方位的极端的排华运动。《侨务报》详细、完整地报道和记述了排华运动的来龙去脉/*8*/。从时间上看, 在1962 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前, 印度就开始了排华, 无理逮捕和驱逐华侨出境。“早在1958 年8 月, 印度政府以华侨进行‘反印活动’ 和‘间谍活动’为由, 对华侨进行普遍的甄别和登记, 并通过修改外国人法剥夺1954 年以前旅居印度的华侨无须申请即可在当地永久居留的权利。1960 年2 月, 印度当局限令噶伦堡和加尔各答的一些华侨出境。……到1962 年9 月, 有200 余名华侨被以各种罪名押解出境。”[14]
被印度政府迫害的华侨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马铸材。马铸材出生在云南中甸, 1921 年到印度噶伦堡经商, 创立“铸记商号”, 主要从事滇、藏、印之间的三角贸易, 由于货真价实, 诚信经营, 商号信誉日隆, 生意日兴。抗战期间, 日军封锁滇缅公路, 马铸材以侨领身份组织了大批马帮和商贩, 从加尔各答进口货物远销至昆明, 支援了抗日战争。马铸材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在建国初期为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热心公益事业, 1941 年集资创办了噶伦堡中华学校, 任学校名誉董事长, 是当地的知名侨领。由于他不畏强暴, 反对民族分裂,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 1960 年9 月26 日, 他被诬告为噶伦堡所谓“谋刺喇嘛案”的主使而含冤入狱, 被无辜关押70 多天。在狱中, 他备受折磨, 身体极度虚弱。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一再交涉下, 直到1962 年1 月, 印度地方法院才宣布将他无条件释放。1962 年3 月23 日, 马铸材乘飞机回到北京, 在机场受到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蚁美厚以及在京归侨代表的欢迎和慰问。在北京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香凝、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及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等先后会见了他, 高度赞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印度受难归国华侨委员会委员、政协云南省委员会委员和云南省侨联常委。1963 年10 月4 日, 因心脏病突发在昆明病逝。
印度排华活动在1962 年10 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愈演愈烈”,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为迫害华侨制造了一连串的“法律根据”。如1962 年10 月26 日, 印度总统颁布了针对华侨的“保卫印度法令”, 规定凡被指控为“帮助对印度进行侵略的任何‘外国人’, 均得处以死刑。” 10月31 日, 印度总统又颁布了针对华侨的“一九六二年外国人法( 实施和补充) 条例”, 对所有华侨进行了全面的监视和管制, 剥夺了华侨正常活动的自由。11 月19 日, 印度议会人民院通过了一项针对华侨的“加强监视外侨”法令, 授权政府可以不经法律程序逮捕和拘留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有危险的人”。
二是采用极端手法大规模拘禁华侨。在1962 年11 月20 日中国发表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的声明的同时, 印度政府下令全部拘留阿萨姆邦和西孟加拉邦所属五个县的华侨和有中国血统的人。逮捕范围随即继续扩大。最后把2000 多名和平守法的华侨关在了拉贾斯坦集中营。到1963 年2 月, 印度政府已拘禁华侨2308 人。《侨务报》社论认为, “把大批无辜的华侨关入集中营, 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暴行, 这与德日法西斯将犹太人、敌国侨民及占领区的和平居民关入集中营的做法并无二致。”[15]
三是对没有被捕的华侨采取冻结存款、冻结财产、不准外出、阻挠做生意、没收中国海员证、解雇华侨工人等做法, 断绝他们的生路。
总之, “在印度政府排华政策的打击下, 许多华侨商店被迫关闭, 华侨在银行的资产被冻结,华文报刊、学校被查封。大批华侨华人被驱逐、逮捕、流放或关进集中营。”[16] 两国边境战争结束后, 印度的排华活动并未停止。“印度华侨在印度当局继续迫害下, 许多人失业, 生活无着,有的流落街头, 不少人申请回国。印度政府还不断拘捕华侨。……现在集中营和监狱还关押着约七百名华侨, 他们受到各种虐待, 许多人生了病。……”[17]
(二) 中国政府接侨及归侨的安置
面对印度政府的排华活动, 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并进行外交交涉。中国外交部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和“最强烈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 就印度政府猖狂迫害华侨的问题, 发表严重抗议声明。北京、广州、昆明、南昌和辽宁等地的归侨、侨眷和归侨学生, 纷纷举行集会, 谴责印度政府大规模迫害华侨。“祖国政府和全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关怀着在印度受难的侨胞”。除了外交上的交涉外, 中国政府还积极采取措施, 进行护侨。最直接的措施是派船接侨回国。
1. 接侨
在中国接侨问题上, 印度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早在1962 年12 月18 日, 中国政府在给印度政府的最强烈抗议照会中提出, 准备派船前往印度接回受难华侨。但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接侨要求“避而不答”。1963 年1 月9 日, 中国政府再次郑重通知印度政府, 要求对中国的接侨要求作明确答复。对此, 印度政府的态度是“起初尽量拖延, 避而不答, 继而制造障碍, 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多方刁难和虐待要求回国的受难华侨。”[18] 最后, 在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和严正的交涉下, 印度政府才不得不同意中国派船把受难的侨胞接运回国。
中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接待和安置难侨事宜。1963 年4 月, 中国国务院成立了“接待和安置印度受难归国华侨委员会”。接待和安置印度受难归国华侨委员会“由外交部、交通部和商业部等有关部门组成, 主任好像是廖承志, 主持工作的是副主任方方。为了接侨, 从英国和北欧买了两条船: 一条为‘光华轮’, 另一条为‘新华轮’。”“我当时在中侨委工作。中侨委、外交部要派工作人员到印度难侨集中营去接侨, 中侨委要派四五个人去, 包括我。但印度驻华使馆说我是不受欢迎的人, 不同意我去。当时我离开印度已经十多年了。后来, 中侨委让我作为海员去印度马德拉斯港接侨。” (X先生访谈)
从1962 年4 月至8 月, 中国先后三次接侨, 共接回2398 名受难华侨及其家属。[19] 事实上, 中国是准备第四次接侨的。因为“已经归国的难侨仍有三百多名家属被印度政府无理扣留而未能回国。这些被拆散了的家庭, 双方都感到很大的痛苦。”此外, 在印度各地监狱和集中营仍关押着大批难侨。阿萨姆邦的诺冈监狱还关押着一百多名难侨, 德奥利集中营则关押着六百多名难侨, 在加尔各答、孟买和其它地方还关押了大批华侨。[ 20] 他们遭受着非人待遇, 强烈盼望中国政府能接回他们。但是, 据现有资料来看, 并没有第四次接侨, 原因可以推断是印度方面的因素。
2. 安置
新中国成立后, 一方面海外华侨出于爱国热情, 纷纷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另一方面, 一些国家实行反华、排华政策, 不少华侨被迫回国, 因而形成了几次华侨回归高潮。为了妥善接待和安置归侨, 从50 年代起, 中国政府先后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海南、江西和吉林等地兴办了华侨农场, 来安置回国数量大、时间比较集中的华侨。因印度排华而回国的印度华侨主要被集中安置在华侨农场。方方在欢迎印度难侨的讲话中指出: “你们回来以后, 国家将根据‘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政策和‘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的方针, 妥善安排你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对于在国内家乡有家可回的归侨, 政府可以资助回乡。回乡以后政府将协助你们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在国内无家的, 国家将安置你们在南方几省的华侨农场安家立业。对年老体弱、丧失劳动力的归侨, 政府也将给予适当照顾和安排。有病的归侨, 要好好地休养、治疗。”[21] X 先生: “当时的政策是集中安置, 家乡有家人的可以投奔。当时政府发给路费和其它补助费。”
广东是接受印度难侨最多的省份, 云南、广西也安置了不少。广东省1963 年接受印度难侨5000 多人; 1963 年, 云南省共安置印度归侨三批计2687 人, 大部分安置在华侨农场; 广西从1963- 1965 年6 月接受印度难侨及其家属410 人; 安徽也安排了少量从印度回来定居的华侨。[ 22]
《人民日报》对印度归侨当时的安置情况进行了报道: “前来云南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批印度受难归国华侨六百多人, 已得到妥善安置。这些归国难侨最近分别到达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的太和、宾居华侨农场和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平远街华侨农场, 他们已在这些农场安家落户。”[23]
关于这些归侨在农场的初期生活, 《侨务报》报道, “今年( 1963) 先后安置在云南、广西、广东太和、宾居、平远街、来宾、英德、陆良等华侨农场的三批印度受难归侨, 几个月来, 积极参加了农场的生产劳动, 做出了成绩。许多人在老场员的热情帮助下, 已学会不少农业生产技术。在工厂、汽车队、建筑队工作的难侨也都努力工作。有些人由于工作出色, 受到了农场的表扬。……在印度集中营受到残酷迫害、身体严重虚弱的难侨, 继续得到治疗和调养, 有许多人已经恢复了健康。四百多名随父母到农场的难侨子女, 已经进入农场办的小学读书。”他们“过着安定而有意义的劳动生活, 都在忙着安家立业, 建设新家园。”[24]
3.印度归侨的适应
由于印度华侨人数本身较少, 除了60 年代因排华而大批回国的归侨外, 零散回国的并不多。X 先生: “印度归侨人数不多, 除集中安置在华侨农场的外, 全国最多还有一二百印度归侨。”
除了集中分布在云南、广东、广西农场的印度归侨外, 为数不多的印度归侨零散分布在各地。如1955 年底山西省登记在册的206 名归侨, 分别来自印尼、泰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日本、印度、蒙古、苏联、毛里求斯等13 个国家和地区; 1966 年2 月底以前在上海定居的2370名归侨中, 有15 人为印度归侨。[25]
散布在各地的印度归侨, 从事多种行业, 他们从各方面已融入当地的生活。归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广播事业的主力军。许多归侨成为采、编、译、播方面的资深专家, 取得了杰出成就, 受到了各种嘉奖。据统计, 迄至2000 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共有108 名归侨, [26] 其中就有印度归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不少印度归侨, 他们主要从事印地语广播。” ( X 先生访谈) 担任播音指导的印度归侨罗福英就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资深专家之一, 他还是中国翻译协会表彰的资深翻译家之一。有些印度归侨在政府部门工作, 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员。如出生于加尔各答的钟其华, 祖籍广东梅县, 父亲经营鞋店和烟店。1948 年兄弟俩被父亲送回国。钟其华后来考取华南农业大学的蚕桑专业, 1963 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林业局工作。改革开放后, 他在北京郊区搞生态环境建设, 其工作成绩得到了各方肯定。多年来他先后获得过全国的和北京市的各类表彰和嘉奖, 还是中央绿化委员会“绿色奖章获得者”。印度归侨还有不少艺术家, 如画家常秀峰、南岭梅等。印度归侨也积极参政议政, 如印度归侨谢应瑞当选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谢应瑞1913 年出生, 祖籍广东梅县。1933 至1961 年在印度期间, 主要从事华侨教育事业, 50 年代初期, 参加创办了兴华中学。1961 年回国, 任云南昆明华侨补习学校副校长、省政协委员等职。
改革开放以来, 归侨逐渐恢复和加强了与海外亲友的种种联系, 同时, 他们纷纷组建社团,重拾失落的记忆, 再塑自我认同。在北京, 仅印尼归侨校友会就有18 个。[27] 此外, 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归侨也成立了不少社团。反观印度归侨, 不仅在北京没有组织, 甚至全国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印度归侨组织。
印度归侨之间的联系不像印尼等东南亚归侨那么密切, 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人数少, 不足以形成一个群体;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对印度这一原居地的“集体记忆”不太好。笔者曾想采访几位当时从印度回来的老归侨, 但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X 先生:“印度归侨不愿意回忆那段往事,就我所知道的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再回印度去。我认识的印度归侨中, 有人就是当时被驱逐的, 走了几天几夜从乃堆拉山口回来, 当时天气很冷, 很苦。”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 应该改善中印关系,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就个人来说, 无所谓, 因为印度政府已经破坏了对第二故乡的美好感情。现在, 他们大都不关心那儿的情况。”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印度归侨都持这种看法。印度归侨艺术家常秀峰曾著七律诗《观胡锦涛主席访印新闻有感》, 表达对“龙”和“象”握手的兴奋之情, 期盼中印两国人民要用“唐玄奘取经般的坚强意志”实现长期睦邻友好。[28]
集中安置在华侨农场的印度归侨, 其文化适应与整个华侨农场的发展相一致。作为特殊历史时期、因特殊历史事件、经由特殊历史决策而形成的政策性社区, 华侨农场曾长期受到中国政府的特别扶持。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华侨农场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带来的问题日益显现。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发展时, 作为国营企业的华侨农场就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29] 1985 年起, 华侨农场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 促进了华侨农场的发展, 使归难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为了解决华侨农场的历史遗留问题, 自2006 年起, 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 使华侨农场的改革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相信随着华侨农场遗留问题的全面解决, 包括印度归侨在内的农场归侨生活会全面改观。
4.归侨的文化影响及再迁移
归侨回国后, 一方面是适应当地环境, 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侨居地的文化, 并以之影响当地。据一项对北京印尼归侨的调查, 64.1%的被调查者“兼有本地饮食习惯与原居地饮食习惯”; 48.2% 的人已基本认同现居地服饰习惯, 但同时仍保留有原居地衣着习惯。[30]
印度归侨也保持并传播着印度文化习俗。如中国侨网报道, “广西来宾华侨投资区的印度归侨们穿上印度服装, 伴随着轻快的音乐跳起了印度舞蹈, 欢庆印度的传统节日——排灯节。”[31]始建于1957 年的广东英德市东华镇英德华侨茶场, 先后接待安置了26 个国家和地区的归难侨一万多人, 目前仍居住着印尼、越南、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柬埔寨等16 个国家和地区的归侨、侨眷近4500 人。生息在这里的归侨, 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他们仍保留着当地的民俗风情和生活方式。“英德华侨农场的红茶很有名, 有不少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度归侨。印度的Lipton 红茶很有名。当时阿萨姆地区的华侨种茶的不少, 有些还是茶场的工程师。这些工人、工程师因排华回国后, 主要被安排在英德华侨农场, 他们帮助英德种红茶。” ( X 先生访谈)
五六十年代回国的归侨, 不少人在“文革”中饱受冲击和磨难, 因此70 年代中国放宽归侨出境限制后, 又出现了再迁移的现象。他们主要再迁移到香港, 也有到欧美各地的。印度归侨也不例外。“北京的印度老归侨有不少人去了香港、加拿大等地。我有一个的同学, 从清华大学汽车专业毕业后, 被分配到了洛阳拖拉机厂。他后来去了香港, 然后通过技术移民又移居加拿大。也有一些人又从香港回到了梅县养老。因为梅县的生活水平比较低, 还可以雇保姆照顾自己的生活。多伦多是印度华侨再移民的集中地, 有一个印度裔华人联合会。我2004 年去多伦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来看望我, 其中很多是我在印度梅光小学和华侨中学的同学。” ( X 先生访谈)
三、印度华人社会的衰落
20 世纪60 年代印度的排华给印度华侨造成严重影响。除了前述的大批华侨被迫返回中国外, 反华排华浪潮使华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印度社会广泛流行的仇华情绪的影响下, 许多华人被印度雇主解雇, 失去生活来源; 大批华人商店、餐馆失去主顾; 银行资金的冻结, 使许多业主经营困难。在种种打击之下, 1963 年加尔各答唐人街的产值下降了25% , 华人生活也发生严重困难。[32] 华人的人身自由和发展机会受到极大限制, 很多人陆续离开印度, 移民到香港、台湾、加拿大和东南亚等地, 华人数量连年锐减。“在那场排华浪潮中, 约五分之二的华侨华人离开了印度, 另找家园。”[33]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 随着印度政府逐步放松了对华人的限制, 他们的境况开始好转, 但再也无法恢复排华前的局面。目前, 印度华人社会面临困境,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 人数持续减少
目前, 华人人数究竟有多少, 虽然没有统一确切的数字, 但各种数字均显示, 华人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小, 在不断萎缩中。据中国媒体报道, 2004 年时, 印度华人只有6000 多人, 其中4000多人在加尔各答, 1000 多人在孟买, 500 多人在首都新德里, 其余的在海得拉巴和班加罗尔等地。[ 34] 据一些英文媒体报道, 2002 年时加尔各答华人有约4500 人。[35] 也有报道称, 2004 年时, 加尔各答唐人街有大约7000 华人。[ 36] 在班加罗尔有110 个华人家庭, [ 37] 在孟买有约400 个华人家庭。[ 38] 这些数字虽然多少有些出入, 但可以肯定的是, 华人人数已由当初的几万人( 最高时达5万人) 下降到不足一万人。
华人人数减少的原因, 除了前述印度政府的排华外, 还因为印度人口众多, 失业率高, 就业机会少, 因此年轻一代华人纷纷移民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谋求发展, 导致印度华人人数越来越少。近几年, 他们也向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等地发展。此外,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老一代华人开始返回中国。如2004 年的前4 个月中, 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收到了许多签证申请, 大约有190 名出生在印度、持印度护照的华人正在等待回中国的申请被批准, 大多数申请签证的华人是老年人。[ 39] 由于中国的发展、繁荣,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回流。总之, 由于感觉在印度没有理想的发展前途, 印度华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纷纷向外发展, 导致华人社会萎缩。
( 二) 文教事业明显式微
如前所述, 50 年代时, 印度有十几所华文学校, 既有小学, 也有中学。目前, 全印度仅有一所华文学校——培梅学校。
培梅学校创办于1925 年/*9*/, 由当地华侨捐资兴建。1951 年, 因校舍过于老旧, 当地华侨又建了一座新的教学楼。1958 年时, 学生人数为700 人, 教职员20 人。[ 40]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有十几间教室, 学生人数最多时有900 多人。学校还专门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聘请教师。随着华人大量移民欧美等地, 再加上年轻一代都将子女送入当地英文学校接受教育, 培梅学校学生人数锐减。目前, 学生人数维持在几十人的水平, 师资也严重短缺, 学校随时面临关闭之虞。[ 41]
华文教育的衰落, 严重影响到当地华人的中文水平。即使是在加尔各答, 年轻一代华人绝大部分也不懂中文, 既不会听也不会讲普通话, 只有少数人能讲客家话等方言。而在新德里、班加罗尔、孟买等没有华文学校的城市, 华文教育更无从谈起。
就华文报纸而言, 目前全印度也仅有在加尔各答出版的一家华文报纸——《印度商报》。《印度商报》创办于1969 年3 月, 每日四版, 每份报纸零售价2.5 卢比。70 年代最好的时候发行量有500 多份。目前, 维持在300 份左右。《印度商报》是一份“奇特的报纸”, 在2005 年之前这份报纸一直是手写篆刻再付油印, 手抄一版需要4 个小时。2005 年4 月, 国内有关单位访问加尔各答时, 赠送了一台电脑给报社, 这样才结束了报纸的“手抄”历史, 改用电脑打字排版。[42] 报纸内容多为介绍中国国内几天前的动态消息, 靠刊登华人的婚丧嫁娶等消息支撑。虽然条件艰苦,困难重重, 但几十年来, 华侨热心人士秉承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神, 克服困难, 坚持办报, 使之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个阵地。但由于年轻一代不关心、不重视中华文化, 报纸的读者群很小, 它的前景令人忧虑。
就华人社团而言, 50 年代时, 有20 多家华人社团, 而且种类也比较齐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变迁, 印度的华人社团数量大大减少。据笔者所收集资料可见, 目前, 加尔各答的华人社团有“印华文化发展协会” (The Indian Chinese Association; 会长钟保罗, Paul Chung) “加尔各答华人联合会” ( 会长刘国赵) 、“塔坝青年会”、“南塔坝华人青年俱乐部” ( The South Tangra Chinese Youth Club) 、“环保制革商会”、“佛光会”和加尔各答会宁会馆等, 班加罗尔有“班加罗尔华人福利协会” ( Bangralore’s Chinese Welfare Association, 秘书长为Peter Liang) , 在孟买有“马哈拉施特拉华人协会” (Maharashtra Chinese Association, 主席为Tunlun Terence Chen) 等。这些社团主要是联谊性的, 有重大活动或在重要节日时将华人凝聚在一起, 联络感情, 增进乡谊。
( 三) 全印度唯一的唐人街正在消失
随着加尔各答城市建设的发展, 华人聚居的塔坝地区即将成为市区。而由于此地制革业污染严重, 印度最高法院于2002 年2 月颁布法令, 要求皮革厂搬迁到郊区。新厂区离塔坝约20 公里, 配备有污水处理设备。但厂主需缴纳土地租用费, 还需要修建新的厂房和添置污水处理设备。这些费用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投资, 但当地政府没有任何资助或优惠贷款。而华人皮革厂多为中小型企业, 大多数厂家没有能力搬迁。在200 多家华人皮革厂中, 有能力搬迁的只有五六十家, 仅占四分之一左右。虽然华人厂主多方争取, 不愿意搬迁, 但迁厂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大多数华人皮革厂要么关闭要么转行, 没有其它选择。许多不愿意搬迁也不愿意移民的华人厂主,转而经营中餐馆。因此, 华人的支柱产业——皮革业坍塌了。而随着皮革厂的搬迁, 原本就很冷清的塔坝唐人街发展前景堪忧, 一些英文媒体纷纷以“加尔各答的华人阵地消失”、“加尔各答唐人街即将消亡”等标题报道此事, 在当地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华人对未来的发展也充满忧虑。
总之, 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原因, 与东南亚及欧美等地兴旺发达的华人社会相反, 印度华人社会走向了衰落, 印度华人更加被边缘化了。
四、印度华人社会发展趋势展望
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 印度华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 但中印关系的全面改善, 两国各方面交流的扩大以及印度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华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华人社会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 一) 人口的双向迁移
如前所述, 印度华人人口存在着大量外流的现象, 但在人口大量流出的同时, 也有反向的人口迁移——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进入印度。由于中印两国关系的改善及两国经贸、文化交流的扩大, 去印度工作、经商及留学的中国人逐渐增多。2001 年的印度移民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印度。在20 世纪80 年代, 来自中国的移民总数只有2360 人, 经过20 余年的时间, 移民印度的中国人已达1 万多人。从1991 年至2001 年, 有11029 名中国人移民印度,其中包括6702 名成年男性和1983 名成年女性。中国移民在印度的外来移民中居第六位。[43] 虽然中国移民的绝对数字并不大, 但呈上升势头。而且随着中印两国经贸及人员往来的不断扩大, 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前往印度发展。新移民的流入虽然不太可能流向加尔各答传统的唐人街, 但无疑为日渐萎缩的华人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 增添了新的活力。
( 二) 认同的传承与变迁
与东南亚等地的华人一样, 目前, 印度华人绝大多数已成为印度公民。1959 年12 月, 印度对外侨进行全国普查, 后又公布外侨居留新法令。其中规定1950 年以后出生于印度的华侨, 按印度宪法应为印度公民。华人在政治上认同于居住国, 但是在文化认同上, 仍继承和保持中华传统文化。印度华人协会主席钟保罗说: “政治上, 我们是印度人; 文化上, 我们是华人。我们为这两种身份而自豪。”[44]
华人仍以各种方式致力于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虽然只有一家华文学校、一份华文报纸, 但它们的存在是印度华人保持和传播民族文化的阵地, 体现了华人传承民族文化的精神。印度的华人社团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民族文化。如加尔各答印华文化发展协会通过举办中华文化知识竞赛等形式来弘扬中华文化。2008 年9 月13-14 日, 加尔各答印华文化发展协会在加尔各答圣心学校举办庆中秋中华文化知识竞赛活动, 包括绘画、舞蹈、歌咏及知识问答比赛等。知识竞赛涉及中国人文地理及古老的民间传说, 参赛者分别用中英文抢答。华裔青少年、儿童及家长100 多人踊跃参加。印华文化发展协会已连续举办了8 年这样的活动。
目前, 随着中印两国经贸易往来的增多, 印度对华语人才的需求增多, 印度华文教育发展具有比以前有利的条件。如一家已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印度钢铁公司在其印度总部开设了中文课程;印度软件业巨头—— Infosys 技术公司也开始雇佣懂华语的人才; 印度华人协会也曾经为加尔各答的印度军人开设中文课, 目的是使他们在中印边境执勤时能与对方进行基本的交流。同样,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印度发展, 懂华语的人才有更多机会。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下, 华人学习中文的意愿更加强烈。如加尔各答华人联合会曾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求援书, 希望能派一些中文教师, 同时也呼吁印度政府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也通过收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来学习普通话, 还有的印度华裔在大学里向中国留学生学习中文。目前, 印度虽然还没有像其它地区那样出现“中文热”, 但中文的实用价值无疑会越来越高, 对华语人才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这必将促进和带动印度华文教育的发展。
华人也最大程度地保持着传统的风俗习惯。与世界各地华人一样, 印度华人以其独特的方式欢度春节。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等地的华人家庭, 大多数会在春节时聚在一起欢度春节, 除夕吃年夜饭, 去寺庙里祭祖, 年长者给年幼者发红包等这些传统习俗都被保留着。加尔各答华人庆祝春节则更为隆重、传统。搭牌楼、挂彩灯、贴春联、蒸年糕、舞狮舞龙等应有尽有, 体现了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氛围。但是, 很多传统的习俗已经不再被遵循, 文化传统有继承也有变迁。
就职业变化而言, 随着大多数皮革厂的关闭和转行, 制革业将不再是加尔各答华人的第一产业, 以中餐馆为主的服务业将进一步发展。在新德里、孟买等地, 也有不少华人以经营中餐馆为生。除了继承父辈传统行业外, 由于受教育程度高, 年轻一代华人更多从事与先辈不同的职业,专业人士越来越多, 他们不再从事家庭事业, 而是成为律师、医生、软件工程师、建筑师等专业人才。即使是从事父辈职业, 也开始接受现代职业教育, 如年轻一代的湖北人有很多在现代化的牙医学院学习, 接受专业教育。
与东南亚、欧美等地华人一样, 印度华人在认同方面存在着代际差异。第二、三代更认同于当地。年轻一代华人喜欢听摇滚音乐, 与其他印度年轻人一样等待美国签证; 他们的英文要比普通话好, 他们懂印地语和孟加拉语, 更熟悉宝莱坞及其它印度流行文化。“我们看起来像中国人,但我们出生在印度, 我们更是印度人而不是中国人。”“无论在印度还是在印度之外, 我都是印度人。”[45] 但是, 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同之间的差异, 使华人在认同方面面临着矛盾和困惑。他们常常不得不强调其“印度性”。如在国外时, 常常需要填写表格说明来自哪里, 什么时候学印度语等问题, 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像印度人。“我父母出生在印度, 我也是, 但我常常感觉像二等公民。我说孟加拉语, 和印度人一起工作, 但有些人仍让我感觉自己像外国人。当我申请护照时, 警察会问一些多余的问题, 因为我是华人。”[46]
无论如何, 经过200 多年的发展, 华人已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华人丰富了加尔各答的社会文化生活。长久以来, 这一城市不仅以全印度最好的中国烹饪而闻名, 华人制鞋业和美发业也很出名, 华人美发沙龙也很受当地富人和名流的喜欢。“中国炒面”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中餐馆已经成为当地饮食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塔坝唐人街不像以前那样兴旺发达, 但它并不会“转瞬即逝”, 相反, 仍有相当多的华人坚守这块几代人居住的阵地, 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园。此外, 随着制革厂的搬迁及华人经济的转型, 华人中的有识之士致力于保存塔坝的文化遗产, 并规划其新的发展方向, 如有人建议发展唐人街的餐饮和旅游业, 使之成为旅游观光胜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更深地融入当地, 是今后印度华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 三) 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对华人社会的积极影响
母国与东道国关系对移民社群影响至深, 印度华人的经历再次印证了这一点。20 世纪60 年代的排华对印度华人社会造成的创伤和阴影至今仍未消除。有印度媒体认为, “在新德里和北京走得越来越近的今天, 是到了向印度华人说对不起的时候了。1962 年在喜马拉雅山谷被打败后,政府对华人实施的恐怖统治可与美国在珍珠港袭击后对日裔的迫害比肩。加尔各答目睹了最剧烈的镇压……”“时间并没有治愈华人社群的伤口, 除非印度承认华人曾被当作攻击目标并受到折磨, 否则伤口不可能愈合。”[47] 如前文论及, 这种创伤在早已回到中国的归侨身上也仍有印记。
目前, 中印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发展, 为华侨华人在印度的发展营造了良好条件。印度华人在谋求更好发展的同时, 也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 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不少人回国旅游、探亲、开展商贸活动, 还有些人回国养老。在一些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上, 他们积极参与, 表达自己的心声和立场。如1998 年中国东北及南方部分省份发生特大洪灾, 许多印度华人慷慨解囊向受灾地区捐款。印度华侨华人热情为北京奥运会加油助威。2008 年4 月17 日, 当北京奥运会圣火在新德里传递时, 不仅在新德里的华侨华人热情迎接火炬, 还有400 多名华侨华人专程从加尔各答赶赴新德里为火炬传递舞狮助兴。更有华人代表担任火炬手。祖籍广东梅县的丘开勇, 出生在德里, 是一家皮鞋店的老板, 被选为奥运火炬手后, 不仅是他本人, 他的亲戚和印度朋友及客户都为他能够成为奥运火炬手而高兴, 大家还为他特地开了个庆祝会。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 即2008 年8 月8 日下午, 1300 多名加尔各答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代表汇集培梅学校, 参加庆祝北京奥运会开幕活动, 并集体收看开幕式。华侨华人纷纷表示, 北京申奥成功, 圆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梦想。身为炎黄子孙, 倍感骄傲与自豪。5-12 四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 加尔各答华人华侨踊跃捐款赈灾, 他们向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转交了加尔各答华人华侨捐款共计3017485 卢比( 约合人民币52 万元)。[48] 此次捐款参加人数之多、行动之快、数额之大, 在加尔各答华侨华人历史上是首次。加尔各答国际佛光会、塔坝天主教教友会等宗教组织还为四川地震遇难者举行了多场祈祷活动。
华侨华人与中国驻印度使领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与互动。每逢重要的节日,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都会举行招待会, 如2006 年、2007 年春节,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都在新德里举行华侨华人新春招待会, 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2006 年1 月18 至19 日, 孙玉玺大使访问西孟邦首府加尔各答,慰问华人华侨和中资公司员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加尔各答总领馆的重新开馆对华侨华人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加尔各答是印度华人聚居的城市, 也是唯一有唐人街的城市。在60 年代中印关系恶化后, 1962年11 月30 日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被迫关闭。2008 年9 月7 日, 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时隔46 年后重新开馆。中印双方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与印度西孟加拉邦邦长高帕尔-克里希纳-甘地出席了开馆仪式并致辞。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的设立必将带动中国同加尔各答、西孟加拉邦乃至印度东部地区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为中印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同时也为加强加尔各答华人与中国的联系, 使他们为两国友好关系做贡献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政府一向肯定印度华侨华人的作用和贡献。如在2008 年2 月24 日华侨华人为新任驻印度大使张炎夫妇举行的欢迎招待会上, 张炎大使致辞指出, 一百多年来, 定居加尔各答的华人华侨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 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 在这片土地上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不仅为当地社会发展做出奉献, 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华人华侨是中印关系的开拓者、建设者和见证者, 更是两个文明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 是中印友好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他也希望, 在中印关系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的今天, 华人华侨能抓住这一新的历史机遇, 利用自身特有的优势, 团结一心, 以中华民族特有的睿智和吃苦耐劳精神, 不断拓展自己的事业, 为中印两国的共同发展, 为中印友好、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此, 特别需要提及为中印两国的交流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印度华人谭云山。曾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 被誉为中印之间的文化使者, 他为构筑中印文化桥梁、传播中印文化付出了毕生精力, 为印中两国文明更好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印双方也给予他很高的荣誉。1956 年、1959 年, 他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别邀请, 两度回国观光, 参加国庆典礼, 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1957 年2 月17 日,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增选他为第二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68 年, 他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退休, 享有终身名誉教授殊荣。1979 年又被该校授予最高荣誉——文学博士。1983 年2 月12 日他在印度病逝,终年85 岁。
结语
作为邻邦,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中印两国保持着密切友好往来, “华夏天竺, 兼爱尚同”,有许多见证两国友好交流的佳话。然而, 20 世纪60 年代一场短暂的边境冲突, 却使两国关系降至冰点。近年来, 中印关系不断改善, 保持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 正处于良好发展阶段。但是,两国人民之间仍然缺乏相互了解, 双方在相互了解方面仍存在“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华侨华人学术界对印度华人研究的匮乏就是一个例证。目前, 两国关系走上了快速发展轨道, 需要架设各种桥梁来加深双方的相互了解, 了解是友谊的基础。两国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已经在为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而努力。新德里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主编的《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为印度人民架起了一座了解中国的友谊之桥”; 张敏秋主编的《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试图了解印度》体现了中国学术界为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而所做的努力。就华侨华人研究而言, 印度华人无疑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对象, 因为他们也是两国理解和交往的桥梁。
本文试图回顾上世纪50 年代以来印度华侨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 勾勒其概貌, 分析其特征,并展望其未来发展前景, 但由于资料和水平所限, 只是粗浅的浮光掠影式的描述, 希望抛砖引玉, 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从而对印度华人这一被边缘化的群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注释]
[ 1 ] 有关中文著述, 除《印度华侨志》 和《印度半岛华侨教育》等外, 笔者近年所见的文章有: 玛德芙-布拉拉著、陈欣译: 《印度华人初探》, 《八桂侨刊》1999 年第4 期; 杨保筠: 《<加尔各答的华人——孟加拉之虎> 简介》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 年第1 期; 房建昌: 《英国秘密档案中记载的印度华侨陆兴祺》,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 年第4 期; 贾海涛: 《印度华人的状况及与中国有关系》, 《世界民族》2008 年第3 期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有关英文著述, 笔者所见的专著有Ellen Oxfeld,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及其所著“Still Guest People: The Reprod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Calcutta, India,” In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 Nicole Constable, ed. )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近期的有沈丹森编辑的2007 年第4 期《中国述评》 “加尔各答( 印度)与中国”特刊上刊登的几篇文章, 详见Tansen Sen ( Guest Editor ) , Special Issue: Kolkata ( India) and China, China Report , Vol. 43, No. 4, October-December 2007。
[ 2 ] [ 5] [ 8] [ 9] 《侨务报》1962 年第6 期, 第10 页。
[ 3 ] [ 32] 杨保筠:《<加尔各答的华人——孟加拉之虎> 简介》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0 年第1期, 第68 页。
[ 4 ] 《印度华侨志》, 中国侨联资料室藏复印本, 第49、50、81 页。
[ 6 ] 《印度华侨志》第39- 40 页。
[ 7 ]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山东省志. 侨务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第41 – 42页。
[ 10] [ 12] 《印度华侨志》第81 页。
[ 11] 有关印度华侨宗教信仰的详情, 请参见本期张幸的文章。
[ 13] 《侨务报》1963 年第4 期, 第18 页。
[ 14] 赵蔚文: 《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 1999》 ,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0 年, 第193- 194 页。
[ 15] 《侨务报》1963 年第1 期, 第8 页。
[ 16] 杨保筠: 《<加尔各答的华人——孟加拉之虎> 简介》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0 年第1 期, 第65页。
[ 17] 《侨务报》1964 年第2 期, 第44 页。
[ 18] 《侨务报》1963 年第3 期, 第1 页。
[ 19] 《侨务报》1963 年第5 期, 第1 页。
[ 10] 《侨务报》1963 年第4 期, 第18 页。
[ 21] 《侨务报》1963 年第3 期, 第3 页。
[ 22] 卢海云、权好胜主编: 《归侨侨眷概述》,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 年, 第47、211、100、173 页。
[ 23] 《人民日报》 1963 年6 月12 日第2 版。
[ 24] 《侨务报》1963 年第6 期, 第43 页。
[ 25] 卢海云、权好胜主编: 《归侨侨眷概述》, 第189、163 页。
[ 26] 黄小坚: 《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第206 页。
[27] 黄静: 《中国大陆的归侨社团: 以北京印尼归侨为例的研究》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 年第2期。
[ 28] 详见《艺苑归客常秀峰: 92 岁华侨艺术家的求艺之路》, 《晶报》 ( 深圳) 2007 年1 月9 日。
[ 29] 有关华侨农场发展变迁的详情, 请参看李明欢主编: 《福建侨乡调查: 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 ,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30] 详见黄静: 《归侨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适应(1949-1998) ——对北京印尼归侨群体的调查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9 年第1 期。
[31] 华声报讯: “来宾印度归侨欢歌笑语庆传统节日‘排灯节’”, 中国侨网, 2005 年11 月8 日,
http://www.hsm.com.cn/news/2005/1108/68/4724.shtml。
[33] 江亚平: 《印度华人, 饱经沧桑》, 《新华月报( 天下)》 2006 年第3 期。
[ 34]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 年9 月29 日。
[ 35] Kamil Zaheer, “India’s ethnic Chinese feel marginalised, migrate” , Daily Times , October 23, 2002, http://www.dailytimes.com.pk/default.asp?page=story-23-10-2002-pg4-17
[ 36] “Calcutta’s Chinatown facing extinction over new rule”, Taipei Times , Jul 31, 2004,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world/archives/2004/07/31/2003181147
[ 37] [ 45] “Us, not them” , The Hindu, Apr 06, 2005, http://www.hinduonnet.com/thehindu/mp/2005/04/06/stories/2005040600940100.htm
[ 38] Savera R Someshwar, “Happy Indian Chinese New Year”, January 23, 2004, http://inhome.rediff.com/news/2004/jan/23speca.htm
[ 39] Ranjita Biswas, “Chinese Outpost in Calcutta Crumbles”, One World South Asia, July 26, 2004, http://southasia.oneworld.net/article/view/90590/1/11.
[ 40] 戴子安编著: 《印度半岛华侨教育》, 中国侨联资料室藏复印本, 第47 页。
[ 41] [ 42] 《参考消息》 2006 年1 月31 日。
[ 43] 《环球时报》 2006 年1 月12 日。
[44] Ranjita Biswas, “Little China Stays Alive in Eastern India”, October 11, 2005, http://www.ipsnews.net/news. asp?idnews=30346
[ 46] “Indian’s ethnic Chinese feel marginalized, migrate”,Daily Times , Oct 23, 2002, http://www.dailytimes.com.pk/default.asp?page=story-23-10-2002-pg4-17
[ 47] S N M Abdi, “Brief Case: Say Sorry”, The Times of India, 13 March 2008, http://maillogout.indiatimes.com/articleshow/msid/2859513,prtpage-1.cms
[ 48] 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网站: “加尔各答华人华侨举行四川地震赈灾捐款转交仪式”, 2008 年5 月25 日, http://kolkata.chineseconsulate.org/chn/zlgxw/t485163.htm
[ 收稿日期] 2008-11-06
[ 作者简介] 张秀明, 女,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编审, 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移民及国际移民的比较研究。
/*1*/为了简便起见, 60 年代之前统称为华侨, 之后统称为华人。
/*2*/《印度华侨志》等中文资料、加尔各答黄页等英文资料均这样叙述, 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道认为, 早在17 世纪末就有中国人移民印度。
/*3*/笔者于2007 年5 月29 日在北京对X 先生进行的采访。X 先生祖籍广东梅县, 客家人, 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 1951 年回国读书。以下有关访谈内容均出自对他的访谈, 不再一一注明。
/*4*/藏族华侨虽然占有不小比例, 但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 以下的分析主要以汉族华侨为主。
/*5*/据《侨务报》记述, “全印华侨开了17 所学校, 其中有两所是中学, 共有2500 多名学生。”《侨务报》1962 年第6 期, 第10 页。
/*6*/是一所完全中学, 1946 年更名为中正中学, 1952 年因经费困难停办。
/*7*/据《<加尔各答的华人——孟加拉之虎>简介》, 该报创办时间为1935 年。
/*8*/1962-1963 年出版的的《侨务报》几乎每期都有印度排华的消息, 详细记录了排华的原因、华侨的遭遇、中国政府护侨、华侨的回国及其安置等情况。
/*9*/《印度华侨志》载为1934 年创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