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口述，丁东、李南央根据录音记录整理
给高岗当秘书
在延安时，我同高岗没有直接接触过。一九四○──一九四一上半年，我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主管中央青委的是陈云。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学习小组，每周一次，学习唯物史观，教员是艾思奇，我们中央青委几个人（我、冯文彬、李昌，胡乔木，后来有蒋南翔、黄华等）都去听讲。高岗当时是边区党委书记，也参加学习，总是坐在角角上，从不作声。这说明他与陈云的关系。那时，他还没有把自己看得有多了不起，党也没有把他抬得很高，他没有后来那种霸道的味道。
以前讲过了，抗战胜利我和范元甄随杨家岭大队出延安到热河办报，一九四七年十月赤峰闹鼠疫时，有一天，高岗和秘书刘家栋（刘在延安时曾任陈云秘书，我们认识）突然来找我，高岗穿着一身防弹服，吓了我一跳。当时分局和其它机关都已搬到乡下去了，只有报社（我任社长）留在赤峰，因为乡下没电，离开了电力报纸没法出版。晋察热辽分局这时已归东北局领导。一两年来，在热河工作过的和路过的干部，到东北后，都反映分局领导薄弱，问题甚多，因此迫使高岗亲自来检查。我立即向他谈了我对分局的看法。
高岗到赤峰后，没有先同分局领导见面，而是直接下到农村考察，跑了半个来月才同分局领导会谈。他又让我带一个工作组到农村了解情况，证实他的看法。原来中央开土地会议时，热河省委书记胡锡奎（当过人民大学校长）向中央报告热河土改非常成功，得到中央表扬，但实际上很粗率，假农会多，坏人当道，贫雇农没有真正翻身。他后来在分局做的工作报告，是我帮他起草的，在报纸上发表时，还根据晚上收到的中央文件改正了报告中的一个错误。高岗后来又到冀东视察了近一个月，一九四八年二月返回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时，我以探亲身份随行。
上次谈了，范元甄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随报社家属撤到东北，那时西满分局在齐齐哈尔，分局的书记是李富春，分局有张《西满日报》，范元甄便带着孩子留在了西满日报社工作，报社的社长叫王阑西，解放后当过文化部副部长，这个人好像现在不在了。后来热河形势好转，撤到东北的家属都回来了，范元甄坚持不回，转到阿城糖厂去任副政委。我跟高岗到哈尔滨，就是想说服范元甄回热河。大概因为缺一个笔杆子，到了哈尔滨高岗就让我留下给他当政治秘书。公私兼顾，我就留下了，正式当他的政治秘书。我跟高岗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他住楼上，我与他原来的秘书刘家栋住楼下。
问：那时候范元甄做什么？
范元甄就赋闲了。我到了哈尔滨以后，她从糖厂退出来，正好东北局成立了一个巡视团，张闻天当团长，记得范元甄好像在那个团里挂了个名，没有再做什么具体工作。
问：那后来您到沈阳之后呢？
我到沈阳之后，她到了辽宁省总工会，是和宋平在一起的。
在不久后召开的东北局会议上，高岗决定派黄克诚到冀察热辽分局当书记，原分局书记程子华专任军职，到前线打仗。
随高岗工作期间，他咬牙切齿地跟我讲述过郭述申把火钳烧红了，烫他的屁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朱理治在陕北红军中搞肃反，高岗被关起来过，受过刑）。他告诉我，毛泽东到陕北后第一次见到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比你的处境好不了多少。”高岗还谈到毛在延安时同他议论过周恩来，因为整风中除批王明，就是批周的经验主义；毛还议论过陈云，说陈云这个人“树叶掉下来怕打脑壳”，胆子小，干不了大事。陈与毛的关系，用一句话说“惹不起，躲得起”。毛真正欣赏的是高岗这种人，他喜欢绿林豪杰，不喜欢知识分子。毛后来提拔高岗，整风以后让他担任西北局书记，把他抬得很高，甚至想过让他当接班人，后来为什么发生高饶问题这里不谈了。
担任高岗政治秘书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东北局总结土地改革会议，这个会开了一个多月。高岗在冀察热辽分局视察工作那段期间，东北的土改由凯丰负责，左得很，侵犯中农利益，杀人、死人很多。我还记得在会上黄克诚批评凯丰：同江西时期一样左，只是因为支援前线，战争胜利关系，严重错误被掩盖了。我为这次会议起草了“东北局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在《东北日报》上两整版全文刊载，文中坦诚检讨了所犯错误。二是参加内蒙高干会议，也是一个多月。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工作也归东北局领导，东、西蒙统一成立了自治政府。高岗只在会议初期到场，最后作报告，我则天天参加。内蒙的工作有许多特殊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土改工作中除了也存在左倾错误外，还犯有轻视蒙族人的大汉族主义。汉族干部完全不了解蒙族人民族和宗教的特殊性，出现拆庙宇、焚经书、打喇嘛等事件。会议结束前，我将会上反映出的主要问题向高岗作了汇报，为他起草了总结报告的全文。后来这个报告以高岗《在内蒙高干会议的讲话》为题，在《东北日报》以一个版的篇幅发表，新华社做了广播报道，解放区的报纸都转载了。
问：您在东北后来和彭真打过交道吗？
没有，我一直没有和彭真打过交道。我以前讲了抢救运动中彭真和我之间的问题，我始终没有机会同彭真单独谈过话。
问：跟林彪有吗？
没有。林彪在东北局会议上根本不发言。我跟林彪后来见过一面，是收复海南的时候，他从广东坐火车回北京，也可能是回武汉，他那时不是华中局书记嘛？经过长沙，大概停留一下，我们省委十几个人在黄克诚带领下到火车站迎接他，我当然排在很后面，他却看见了，说：哟，你也在这里。
问：他还是认识你。
认得。因为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局面很稳定，东北局在哈尔滨开会，我列席所有的会议，他有时候也来参加。我们这些人当年对林彪的印象好极了。
我对高岗的看法
丁东问：你跟高岗接触中，对他主要是个什么看法呢？
高岗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文化不高，又不爱读书，好玩，跳舞、下棋，玩女人。譬如他喜欢下围棋，常常晚上找我上楼陪他下棋，一下棋就把电话听筒拿下来，不接电话。他下不过我，有时下到十二点也不罢手。一次范元甄用英语写个条子，催我下楼休息。
但是高岗很看重文化，懂得用知识分子，这是他的一个大特点。可以谈一件事：张闻天是党内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去过美国，年轻时写过小说《飘零的黄叶》（延安《中国青年》上刊登过）。当时东北分九个省，张在佳木斯当党委书记。高同我谈，拟调张到东北局当组织部长，让我起草电报。高岗非常看重张闻天。我到高岗那里工作后不久，他把马洪也调去了，安志文那时候在个什么县里当县委书记，高把他也调来了。解放后在东北局工作阶段，高岗就是靠的这两个人。安志文是有头脑的，他跟赵紫阳的关系很好。
丁东：我跟安志文聊过一次。那回他专门把我叫到府佑街去，让我介绍一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是怎么回事，我给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思想很活跃，体改委实际上是他背后在支持，几个杂志都办得不错。
办得很好。安志文还去看过鲍彤。
丁东：不管怎么说，高岗周围这几个人还行。
可以讲在用人方面，他甚至比毛还不同一点。毛认为自己的东西很多喽，高岗则知道自己没有东西，他是“放手用”主义。
问：像林彪也好，陈云也好，张闻天也好，这些人都属于比较有修养的人，高岗是一个修养不怎么样的人，但是他就能主持会议。他平常主持会议您觉得他讲的那些话得体不得体？能不能够掌握住这个局面？说话的逻辑性怎么样？讲问题是不是能够抓住问题？
高岗是这么一个人，没有书本知识，平常主持会议讲话也不太多，但是能抓住要害，实际情况他还是能掌握的，这一点比较厉害。
问：那就是说他和这些人在一块开会，还是能够掌握住局面的？
啊，没问题，大家对他还是服服贴贴的，他毕竟是掌握局面掌握了很多年了。原来在陕北他和刘志丹一起的时候，就是自己干起来的，成为独立为王的地方一霸。我记得高岗跟我谈到东北当时的形势时，谈的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北满的根据地建设好。北满背靠苏联，是粮仓，经济发展得比较好。当时关键的一步棋是什么呢？高岗讲就是剿匪。那个时候东北的地主武装都打着先遣军、地下军等招牌。
问：座山雕哪一类的？
对。地主武装有些完全是土匪型的，非常的普遍，东北在历史上有这个传统，当然也同国民党的鼓励有关系。高岗那时候还跟我谈过，说陈云没有任何打仗的经验（当时北满分局是陈云的政委，高岗的司令员）。在宾县跟陈云住在一起时，他自己拿机关枪，保护陈云。宾县在北满，是个很大的县。不是下了那样的决心把土匪搞掉，北满不可能有后来的局面，如果没有北满的稳定和巩固，东北不可能那样快地取得全面的胜利。
关于对高岗弱点的看法，我曾几次同黄克诚谈过。一次是一九五○年在湖南省委工作时，同黄老闲谈中谈到这样几点：一、不读书，太好玩。二、生活很不检点，夫人帮忙还挨打。三、用人唯亲。黄老不同意我的意见，尤其第三点，认为这是一般用干部的常态：总得有一个自己熟悉的“班子”。第二次是到北京后，一九五三年初，中央决定高岗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掌管整个的经济系统，当时计委是与中央政务院平行的。我不便向中央提意见，只好同黄老反映自己的看法：高岗绝不适合任此职务，还是陈云担任好（陈那时是国家建委主任，主管基本建设）。黄老又不同意我的意见。因此，高岗出问题后，黄老向人宣传：李锐有先见之明。
当陈云的政治秘书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解放军攻占锦州的第二天，即回转东进，准备解放沈阳。高岗在哈尔滨他住的楼上，召开东北局几位领导人（陈云、林枫、叶季壮、李立三、吕正操、汪金祥、张平化等）的紧急会议，讨论接管沈阳的总方针。我也参加了。由谁去负责接管沈阳？李富春、张闻天想去，高岗考虑了以后，还是认为陈云合适。那时跟着高岗工作，由于日常太清闲，除了起草一些电报外，无事可干，我几次要求下去做一些实际具体工作。马洪去了以后，他可以帮助高岗写东西，我就更坚决地要求离开。此时高岗便放了我，让我随陈云一起去沈阳。陈云是知道我的（前边说过，我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陈主管青委的工作），也愿意要我。这样，我就离开了高岗，跟着陈云做政治秘书了。
沈阳的接管对全国影响太大了，这是中共革命以来接管的第一个大城市。会后，陈云立即集中参加接管的主要干部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并严格组织管理，一切服从统一指挥，包括部队在内。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陈云任军管会主任，副主任伍修权、陶铸（兼市委书记）；军事：伍修权；政权：朱其文、张学思；治安：陈龙；财贸粮食：易秀湘；铁路：刘居英；工业：王首道；房产归市政府张学思负责。这七大系统共抽调了新老干部四千多人。我们于十月二十九日从哈尔滨乘火车南下，陶铸、伍修权从前线到达专列的停留车站跟大家汇合。陶铸说，沈阳市内情况尚好，市民悬旗欢迎。接管沈阳的大方针政策是离开哈尔滨前在东北局会议上定好的，具体的实施措施都是一路在火车上谈的。至十一月二日，军管会一路在火车上开了五次会，会上决定先要解决五、六万俘虏吃饭问题，每天要准备十五万斤粮食，由朱其文负责；王首道负责解决电力供应；作出的决定细致到通知所有入城人员不得使用驻地抽水马桶，因为市内自来水系统一时无法恢复，等等。十一月二日黄昏，军官会主要人员共乘大小十七辆汽车入城。
关于陈云领导接管沈阳的整个情况，我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接管沈阳纪实》，刊在《中共党史资料》总字第四十期上，后来编入我的《往事杂忆》一书。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局开了半个月高干会，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长文即从这次会议写起。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谈三大经济问题：财政开支、工业投资和物价问题。会议精神主要在让干部懂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改变过去习惯了的游击习气。譬如那时有人认为：“铁路虽然好，但是最大的弱点是不能随便指挥，不如毛驴听话。”
在沈阳和陈云住在一起
丁东问：您在沈阳呆了多久？
在沈阳呆了四、五个月，到了沈阳就和陈云住在一起了。开始住在大和宾馆，在市中心的转盘那儿，是日本人修的最好的宾馆。现在我们有地铁和高架桥了，而我那时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便利交通的转盘，感觉沈阳真大。
问：接管了之后，生产、市场恢复得怎样？
恢复得很快。陈云进城以后主要抓的是：第一恢复交通，第二恢复电力，第三是粮食、煤炭的供应；另外就是原来的城管机构人员不动，警察不动，特别是过去维持交通秩序的不动。我们进沈阳是在晚上，解除了武装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有几万人，满街都是。沈阳的地下党很有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在舆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问：接管了城市之后，财政来源从哪来？企业一时恢复不了，也不能给你交税呀？
印票子呀，发我们自己的票子。国民党的票子停用，其实他们的货币贬值贬得很厉害，金圆劵已经等于废纸了。国民党人心丧失得非常厉害，这可能与他的腐败有关系，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城市，管理人员大搞“五子登科”（捞票子、抢房子、搞婊子等），各人捞个人的好处。
问：共产党的财政搞得还挺有一套。
就是火车上，在陈云领导下制定的全套政策以及一系列具体办法发挥了作用，贯穿到各个系统，大家都遵守。那个时候，只要交通没有问题，粮食、煤，基本生活用品供应得上就行。沈阳秩序恢复得很快，大概是第三天供电就基本正常了，市场恢复得也很快，物价稳定下来，那样快地将物价稳定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云向中央报告接管沈阳的经验，对全国其他城市的接管起了很好的借鉴作用。那些报告是我帮陈云起草的，现在都收集在《陈云文选》里。
进沈阳以后除了帮助陈云起草电报、文稿以外，还帮他管了两件事：报纸、外交。那时外交有两个女翻译，一个俄语，一个英语。俄语翻译是林莉，林老──林伯渠的女儿，她与孙维世是莫斯科一起的同学，一直没有结婚。那个英文翻译后来在外交部工作，是李汇川的爱人。我记得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接管沈阳时美国的总领事没有走，我们估计美国在观望。朱其文接见美领事的时候，翻译回来对我讲，说朱市长有失掉立场、失掉原则的话，对对方过份迁就。
问：朱其文是什么人？
抗战时期是李运昌系统下面冀东的干部。我就跟陈云汇报了翻译讲的情况，研究以后，陈云就决定将朱的市长职务撤了。
问：那问题还挺严重？
当然处理还是经过中央同意的。另外就是报纸，我主要管大样，管有关报道，像陈云接见工人代表，发表的重要谈话啊，我都负责整理成文在报纸上发表。
问：当时沈阳原来的报纸还有没有？
我们一进城就出了一张自己的沈阳市市级报纸──《沈阳日报》，后来东北日报社很快也到了。
问：当时民营的报纸还有没有？
民营的报纸我记不太清楚了，可以查查当时在东北的那些人的回忆录。东北国民党的报纸当然查封了。对于国民党留下的各种资源的处理，公务人员的留用，以及如何解决俘虏等等问题，沈阳军官会所制定的专门方案，后来都得到中央的认可。那个时候陈云还有过一个和平土改的思想，所以后来中央分工没有让他管农村。
沈阳城市接管告一段落之后，生活仍然是很紧张的，各条战线成天汇报、成天开会。陈云那时处还理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部队违纪的问题。陈云在部队中也是有威信的，因为对纠正原来彭真领导东北局在军事和建立根据地等方面所犯的错误（这同当时毛泽东的指示有关），他同林彪、高岗是一致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进沈阳后，部队的最大问题就是到处随便接管，乱拿东西，除了大的行动，还有个别的小部队和个人单独行动。我记得有一个领事馆，部队的人去了之后，丢了一辆自行车，是一个负责站岗的人骑走的。陈云要求凡有这种行为，部队要自己揪出来。后来部队订了很多条条，所有的接管物资一律不准动，上上下下实施严格管理。
问：接管财产总得有个政策界线吧，什么可以接管，什么不能接管。
那时候乱，接管长春的时候部队就相当乱。我们是农民队伍，游民文化。
问：进了城，见谁的都是我的？
唉。我给你讲一件具体的事情吧：热河的鸦片后来实际上变成货币了，所有从热河去东北的干部都带烟土，我原来的妻子范元甄也带过，我们那时叫“代金”，到了东北可以变钱哪。
问：共产党拿着鸦片卖给谁呢？
还是出境，同国民党那边交易，交换物资的时候当作外汇使用，因为不能用我们的票子向他们买东西嘛。我记得主要就是布匹、日用品的交换。那时在前线，一些国民党同共产党没有开战的地方，双方的部队实际上也互相换东西。
问：就是说当时共产党这边有人抽鸦片？
干部中间没有，老百姓中有，日本统治热河时，相当多的农民都抽，我见过那些抽鸦片的人的手臂，就像苦瓜一样。日本人在热河的罪恶之一就是种鸦片，抽鸦片，我在热河的报纸上还就烟匪问题写过社论。
陈云很会利用书
在大和旅馆住了大约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搬到离它不太远的一栋房子里，是原来国民党的一个银行家的旧房子，日本式的建筑。两层楼，分为两边，陈云住一边，我们两个秘书住一边，我住楼下，另一个秘书余建亭住楼上（听说这栋房子现在在沈阳被保留为“陈云故居”，我的名字也列上了）。到沈阳后，陈云第一件事是到商务印书馆，同几位老店员闲谈旧事，他年青时在上海商务馆当过学徒。当时战局的发展太快了，解放军简直是势如破竹，陈云知道自己不会久留东北，将很快离开沈阳，于是在东北各处转了一圈。我在路上帮他买了一批书。
问：陈云这人比较爱看书？
主要是利用书，不是看得很广泛，他读一本、两本，就要把它读通。
问：陈云买书当时都是用公款吧？
公款。
问：当时买书时，您个人如果愿意买书是不是也可以用公款一块买呢？
那不行。给陈云买书是可以的，给我自己不行。
问：陈云不玩？
不玩，陈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除了抽烟。听说晚年也戒了。
我们参观了沈阳的那个小故宫，也还有一定的场面，陈云很兴奋，看过后就跟我聊，问我：北京怎么样？我说：这个故宫同北京的怎么能比呢？小玩艺。北京的故宫，骇死人的。然后就一路看到鞍钢，鞍钢那时停产了，我记得平炉炼钢厂的厂房好像有几百米长。他一看也很感叹。一九三五年夏，我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实习过，对工厂的规模、炼钢方面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还知道一点。还去了本溪，好像安东也去了，最后转到了吉林、长春，丰满，走了将近一个月。那一过多月的参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丰满水电站。我进武汉大学的时候填过一个表格式的答案，里面有一栏：你最感兴趣，将来最希望做的是什么？我写了一句什么话呢？朱光潜那时候有两本相当流行的书，一本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另一本是《谈美》，我都读过。似乎是后一本的扉页上有一句话（忘记是他自己的话还是引用外国人的话）：人看到瀑布的时候，在感到自然力量雄伟的同时还看到风景的美丽。我就把朱光潜的这句话填到那个栏里了。在丰满看到的景象，立即让我联想到这句话。我过去没见过水电站，丰满那时有两台机组发电，大概是六七万千瓦，当年印象真是了不得（现在是几十万一台了），其他机组都被苏联搬走了。大坝当时没有修完，施工时有缺陷，我们正在补修，有苏联专家在帮助。在鞍山、在丰满，那真是看到了现代的先进的工业生产，对我来讲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对我后来愿意转行水电是有影响的。
问：鞍山的机器不是被拆走了吗？
但是看到了规模和生产力呀，以前没看见过。长辛店那个工厂还是皮带轮转动的机器，相当落后的，那时在全国来说鞍钢是最大的工厂了。待看到鞍山，看到丰满以后才感到，生产力多么厉害，印象确实非常深。陈云过去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工业，印象可能更深一些。另外印象深的就是东北的交通，日本人修的公路和铁路。陈云看了以后一个总的印象就是现代化的生产力，必须走这条路，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出路。日本的武器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好，除了它国内的工业基础，就是还有在东北的这么一个大工业基地，而我们在内地一点也不知道。东北的城市那么繁荣，沈阳比哈尔滨更好，哈尔滨当然也有一些工厂、商店，但没有很多的重工业。日本为什么能够打中国，打东亚，还敢轰炸珍珠港，有东北这么一个基础，当是条件之一。日本一占领朝鲜，就开发鸭绿江；一占领东北，就开发松花江。日本占领东北是一九三一年，三二年、三三年就建设丰满水电站，建得很快。鞍钢也是一样。而我们中共，不知道“水能发电”。我们还去看了大连，看了港口。跟陈云那一趟转游就确定了自己的一种认识，对经济、对生产力的认识；认识到日本人为什么那么大胆，跟美国人都敢干。
问：当时大连是不是苏联占着呢？
是苏联占着。
问：陈云去了跟苏方接触不接触？
通知他们了。大连我们有市长、市委书记，行政机关由我们管辖，军事上归他们，旅顺口是军港，由他们专管。
问：您那回去看没看旅顺港？
记不太清楚了，也可能去了。那一趟跟陈云的大参观，同我后来一定想离开宣传岗位很有关系，是感性起了作用。
进城后陈云即抓部队纪律
跟陈云在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了解到他考虑问题的方式、他的工作习惯，特别是抓具体的问题的方法。进了城，他抓的都是最普通的问题，实际上是最要害的问题，他能够抓住。他抓了部队的纪律、部队的物资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抓物资、抓钞票，保证经济的稳定；处理留用人员，原来的体制暂不动。外交那个时候应当说还是受中央的影响，美国总领事不撤，对我们可能寄予了某种希望。当时毛确定的那个一边倒，现在回想起来，是客观形势造成的，他不那样的话，同苏联的关系也麻烦，苏联不放心嘛，怀疑他是铁托。完全地一边倒，美国人的意图完全不利用。
问：您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朱其文事的处理是不是“左”了点？
那倒不相干，是技术上的问题。他确实有点立场问题，对美国不是以一个国家政府对国家政府的那种态度，是有失身份的问题。但是美国总领事留着不走，我当时也还是动了脑子的，觉得中央其实应该很好地利用。一直到后来黄华不是也犯了什么“错误”吗？他是接管南京以后管外事的嘛。
丁东：对美国人的态度黄华也定不了。美国人把司徒雷登留下来跟黄华接头，结果黄华答复不了人家，这个事情他哪里能决定？是中央的事。当时民盟那些人，包括张澜啊、罗隆基啊、张东荪啊这些人都希望共产党能够和美国不要一刀两断，保持关系。
不再干秘书
北平解放的第二天，我就跟陈云到了北平，住在北京饭店，当夜还参加了宴会，庆祝林彪进城。然后陈云就到西柏坡开二中全会去了，我没有去，是周太和跟他去的。我帮陈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到琉璃厂，买了一大木箱从清末到民国以来经济方面的书，是为他留中央管全国的经济做准备。
问：他知道要让他分管全国经济了？
是的，他估计到了，在沈阳时他就估计到了。但是他跟我谈过，他是想回上海工作的，不愿意留在中央。这方面我比较在行了，逛琉璃厂过去我有经验。
问：那时买书是付的什么钱？是人民币还是大洋呢？
那个时候好像是用人民币。在北平住了一段时候，又回到沈阳，是四五月份了。然后就南下，我和陈云坐一个专列，记得还带了刚从苏联回国的李敏。车到北平以后我就离开了陈云，和南下的王首道他们联系上了。陈云很想留我，但是我不愿留在中央，延安时在中央呆了六年，呆腻了。
问：那时您不愿意留在中央还有什么考虑？
不想再坐而论道了，想干点实际工作。
问：不愿意当秘书？
唉，留在陈云那里，那个中央机关生活我知道。解放战争那几年不管怎么样，自己总是独立干了一件事情，办了一个报，管一张报纸除了文字工作，还有行政事务什么的，个人的长处、个人的能力各方面还是可以得到锻炼和发挥的。后来离开热河到了哈尔滨，给高岗、陈云当秘书，工作性质很单一，就是跟他们开会，动笔杆子。当然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跟着他们接触了一些领导层的人和事，知道了党内人事关系之复杂。关于文字能力我自己并不怎么看重，倒是觉得自己在观察问题的能力方面有某一种长处，发觉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思考，这是由于知识面比较宽一些。比如对程子华的看法、对土改那个“左”的看法，同高岗能够合拍。接管沈阳对自己也是个新的经验，在许多对旧社会的政策方面能够跟陈云一致。
问：当时陈云说没说一些挽留的话呢？
当然挽留啦，一定要我留在他那儿。我说：你若去上海，我就跟你去，你留中央，我不跟你。谈到这个程度。他还是要留啊。我到湖南以后，一九五○年他给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调我到北京，要黄放我。黄克诚连信都不给我看，这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五二年我调到北京以后，陈云又让周太和找我谈，要我到他那里去，我又没有同意。我说：你告诉老板，让我做点事情吧。
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到燃料工业部任水电工程局局长，那是一个部内局，有二三十人，实际上由部的计划司管，打开不了什么工作局面。当时部内有三个独立的总局：煤炭、电力、石油。于是我了解情况后，很快向中央写报告，为了开展全国的水电建设，根据苏联的经验，要求成立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报告上交陈云，他立即批准同意，还向当时的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谈过这样的话：“让李锐做点事情吧。”这是周太和告诉我的。可以说，没有陈云的支持，水电难以发展。关于三峡工程，陈云也同意我的意见。一九七九年初我恢复工作后，他立即通知我，关于三峡问题快给中央上书。一九八二年我已经六十五岁，在电力部要离休了，陈云又强派我到中组部建立青年干部局，准备高层干部四化。
胡锦涛在青年干部班学习
离开北平南下前，还在北平见到了分别十多年的我的二姐李英华和她的丈夫，他们是从南方地下党辗转来到的。一九八二年李英华在中央党校主持青年干部班的工作，当时朱厚泽、胡锦涛等都在这个班学习。这同我当时在中组部的工作很有关系，特在此处提及。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408/408spfeature/spfeature13.html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409/409spfeature/spfeature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