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捷克佳、贾际）距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以西40分钟车程，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村落——卡普(Carp)。一些人除了知晓卡普是安省东部最大的农夫市场外，这里多年来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卡普别有一番洞天的地下曾经隐藏着加拿大政府的最高机密。
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展“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深入千家万户。虽然加拿大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但却早在此之前便悄然实施，从1959年起在各地纷纷兴建坚固的地下人防工程。卡普更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堡垒，因为这里是加拿大中央临时政府机构所在地，设施内甚至还设有国营的CBC电台和中央银行的金库。
卡普地堡现在是对公众开放的加拿大冷战博物馆，尘封在地下多年的政府超级机密也逐渐剥蚀裸露，冷战时期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也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卡普在2001年的城市兼并中最终归属于渥太华市，被称为迪芬邦克(DiefenBunker)的神秘地堡地址位于卡普路3911号(Carp Road)。即使在今天，前往加拿大冷战博物馆，如果没有路标的明确指引，发现它也不容易。从卡普路下道进入200多米的无名小路，再转一个弯道之后才可以一睹其朴实无华的外观。
（平淡无奇的地堡外观）
微微隆起的小山丘上耸立着一个数十米高的信号塔，山丘下有一间看似简陋的建筑物，外表如同普通农场修理机械的工具房。如果不是户外场地上标示直升机降落的一个大写H字母，外人根本无法将这里与神秘的军事设施联系在一起。
神秘地堡的俗称迪芬邦克(DiefenBunker)与第13任加拿大总理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有关。面对冷战时期可能发生的针对北美的大规模核武器攻击，1958年8月，时任加拿大总理的迪芬贝克在国会众议院提出，建立一个分散式的联邦体制下的临时政府，使中央和各地的工作能够正常运转。
迪芬贝克总理提出的这个基本原则，实际上是指导建立一个保护和支撑涵盖关键要素的政府框架，即便发生核战争，各级政府也能够有效运作及相互沟通。但列入计划可撤离危险区的人员都经过筛选，包括少量当政的各级政府要员、军事官员以及技术和医护人员等。
冷战时期，首都渥太华及周边的军事部署是加拿大国防总部(NDHQ)指挥全局，附近有两个军事基地CFB Rockcliffe和CFB Uplands，还有两个军事情报站CFS Leitrim和CFS Carp(卡普)。其中神秘的卡普站深藏于地下，是冷战期间加拿大最重要的秘密人防设施，因为这里被设计为紧急状态下加拿大临时政府机构的安居地。博物馆内的一则资料称，直到1972年，加拿大军队还装备有核武器。
卡普地堡外平缓的山丘是刻意而为，意在减小冲击波带来的压力。停车场的中央是供直升飞机起降的场所，直升飞机可以在遭受攻击前的数分钟内将政府高官运至卡普地堡。一个名为“农夫计划”(Project Rustic)的纲要勾绘出了所有撤离至卡普地堡的核准交通路线。
在早前，有关官员将从邻近国会大厦的Chateau Laurier酒店对面的联邦会议中心通过特别专列或巴士抵达，官员们被紧急送往安全地的计划经过深思熟虑。根据“农夫计划”，工作人员必须将文件转移到地堡，部门官员可以立即开展工作。
建筑物的设计兼顾实效和伪装。长长的防爆通道外面的房子是一栋独立建筑，这是卡普地堡唯一暴露在外的部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原结构上增添的，于是物质供应可以进入地堡，从而可以避开间谍卫星，这是为应对科技的发展而不断补充的建筑。
尽管有灯光照明，但防爆通道仍显黑暗，这个圆形的隧道长115米，如果发生爆炸，可以使爆炸形成的气压从一头进，另一头出。真正进入地堡的通道在这条防爆通道的中间，两者呈90度的直角。
（厚重的单扇大门入口）
地堡的两道大门毗邻，都是厚度约40厘米左右的钢门，至少从外观看是坚不可摧。参观期间是一道单扇的是进口，另一道双扇的是出口，不知道紧急状态下两者的真正区别，或许是大的行车，小的行人。卡普地堡共有4层，从上部往底部依次是400，300，200和100。消毒除污，医疗中心，信息控制中心等均在400层。
消毒除污是进入地堡内的第一关。这道手续用于防护可能受到辐射的人。地堡的内外均装备有辐射检测仪器，观察人员通过矩形的窗户监控，将允许没有遭受辐射的人进入地堡，反之如果发现被污染，则执行除污净化的程序。
经过两道淋浴后，进入者更新衣，经过辐射安全检测员用盖革计数器(Geiger Counter)测量，如果没有或只有少剂量的辐射，则进入者将被送往医疗中心检查。消毒除污是地堡内至关重要的一环，关系着这座建筑物内所有成员的安危，因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医疗中心）
地堡内设的医疗中心共有5个房间，包括手术室、实验室、医生办公室、药房和治疗室，这些房间紧凑地组成了一座迷你医院。医疗中心可对病人提供诊断，分析和各种治疗方法的能力。外科，实验室分析和药物治疗都可以在这里获得。
信息控制中心(MCC)是地堡信息处理传入和传出的场所地方。这间房子进出的信息将被磁带记录，然后通过墙上的槽口进入加密室编码或解码，MCC还要确保所有传出的信息是正确的格式，通信传输发送前是否收到 正确的授权。加密室的门是紧锁的，因为这里是整座建筑物内的最高秘密的禁区。
（核武爆炸递减的冲击波示意图，注意：上面还有中国国旗）
卡普规模庞大的神秘地堡的建设工期从1959年开始直至1961年，在之后的十年中，全国各地相继兴建了多达50个自成体系的人防设施，加拿大国防部负责建设和运营其中七个最复杂先进的工事。
卡普地堡被认为是这些人防设施中的“旗舰”，因为考虑到首都渥太华易受攻击的特点，设计者按照可抵御5百万吨级高强度爆炸(相当于5百万吨TNT距离约一英里外的爆炸)的标准，可以化解冲击波、光辐射、核电磁脉冲和放射性尘埃带来的危害。相比之下，其他所有设施都是仅仅按照防护“放射性尘埃”来设计的。
建成后的卡普地堡地下建筑共有358个房间，可以提供535人长达30天的生存。
（地下厨房餐厅一角）
在地下200层，卡普地堡还有专门的娱乐室，桌椅齐全，有乒乓球台甚至飞镖靶，还有堆满书籍的书架，这里刻意营造一个轻松舒适的气氛，让人们放松心情。临近娱乐室的是餐厅和厨房，餐厅可以同时容纳150-200人同时就餐。当然，针对不同的级别和是否有任务在身，餐厅还可以根据相应的空间安排就餐者。
卡普地堡由蒙特利尔的一间公司设计和建造。加拿大皇家工程部队负责施工监督，埃德-丘吉尔中校(LCol Ed Churchill)为项目经理。这个工程的完成，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技术突破，其中有两个尤为著名。
其一是由于当地缺乏合适硬度的岩石体，因此是工程设计中没有采用挖隧道掏空山体的惯用手法，而是浇筑成一个庞大的高强度钢筋混凝土整体，并确保人员在该设施内可承受距离原爆点(ground zero) 1.1英里的五百万吨级地面引爆下生存。
据有关 文献介绍，地堡的四周由1.5米厚的砾石所包围，紧凑密实且排水良好。该设施的顶部和基底1.5米厚，墙体最厚处超过1.2米。内部有36根直径1.35米的立柱，每个立柱的中心是由专门轧制的厚钢板加固焊接而成的大型工字钢，这些立柱可承载通过顶部的厚板直达四层结构下的基础部分。
其二是在项目管理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据介绍，施工中采用当时颇为新颖的关键路径法CPM (Critical Path Method)实施项目。通过广泛运用CPM，在十分密闭的建筑空间内，控制复杂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流”。CPM是一种图形化网络分析工具，美国海军之前首次采用该方法建造核潜艇。
超过5000吨的钢筋和24,320立方米的混凝土用于卡普地堡设施的建造。现场的施工作人员一度超过1000人。卡普地堡完工后的工程造价并没有一个确切地数字，一个资料认为，该项目耗资2千万加元，这没有包括在1962-63年安装的特殊电子通讯设备。另有资料认为，估计的工程造价在2千2百万至5千万加元之间。
（四层地堡的大比例模型）
在现在已成为冷战博物馆的卡普地堡内，有一个精致详尽的大比例地堡模型十分吸引参观者的目光，通过这个模型可以直观清晰地看出地下四层建筑中的每个角落，房间，楼梯，设备等，甚至不同的管道还有不同的颜色。
据介绍，这是设计师借用当时船舶设计者经常使用的技术而特别设计的，因为在地堡狭窄的空间内，施工人员和之后的入住者能够适应建筑物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管道、管线、电缆和机械设备所需要的空间，了解必要的环境和设备功能，以便使这个地下设施能正常运转。
地堡底部100层多是设备机房，机房是整个建筑的心脏，其电力平日里由安省电力公司供应，但在紧急状态下则是自己发电，地堡内共有4部柴油 发电机，可以自己维持30天不间断地发电，燃料共有5个储备灌，4个在外一个在内。地堡内的饮用水来自两眼井，热水来自于热量回收系统，如果需求量大则可以使用锅炉。
位于下部单独部位的加拿大银行金库最为撼人，厚重的大门约有5吨，需要4个人分持不同的密码组合在一起才能打开，大门的右侧还有一道开在半空的小门用于监测和平衡室内外压力，也是需要2个人分持不同的密码才能打开。金库设计可容纳800吨的黄金，大约合65,500只金条。
为保守秘密，施工中称金库为特殊储存区。现实中金库从未没有存过一银一豪，但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曾准备将黄金转移到这里。
（地下金库的主门，需要4人的密码才能同时打开）
（地下金库的小门，需要2人的密码即可）
卡普地堡项目国防部最初对外宣称为陆军信号实验站(EASE, Experimental Army Signals Establishment)项目以遮人耳目，或者更简洁地称之为无线电实验站(Experimental Radio Station)，虽然地堡确实与军事通讯有一定关联，但实际是想混淆并掩盖真正的目的，即国家面临核攻击情况下，卡普地堡将是加拿大中央临时政府机构所在地。
尽管卡普是一个普通的村落，但在现实生活中，要对工程保密则非常困难，特别是难逃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的法眼。
工程建设中还有一段趣闻，一位名为George Brimmell的记者租用一架小型飞机飞施工场地的上空，在仓贮区清点未包装的厕所马桶。随后他得出结论，该建筑中有 78 个马桶，如果给所宣称的供150人使用，的确是有点奇怪！
这位记者将他的质疑发表在多伦多星报的头版上，也正是他首创迪芬邦克(DiefenBunker)一词。该消息令迪芬贝克总理震怒，因为在施工阶段，他试图尽可能淡化政府在这类议题上的作用。
在当时，坚固隐蔽的地堡是加拿大各级政府广泛设立的人防设施系统的一部分，彼此之间有关联，这些避免放射性尘埃的地下庇护所可以供250到350名各级官员包括军事专家藏身。 他们会以行动支持并努力协调民众的生活及生存。
这些设施也是国家战略通信系统的主要军事节点，因此，国防部在合理的准备状态下维持各种设施，并与民防和紧急措施等协同安排，努力确保这些设施一旦政府府需要，便可立即准备就绪。
地堡的300层是临时政府的行政机关所在地，这里有联邦通讯中心，联邦预警中心，战时内阁会议室，秘书处，临时政府指挥中心，国营CBC播音室等，还有专门为总理设立的套间。看得出，总理的床榻只是一个人，家属似乎不够级别进入地堡。
（战时内阁会议室）
（政府紧急状态中心）
（政府紧急状态中心）
（政府紧急状态中心）
在指挥中心一面墙上，有一张表格，标识着加拿大全国10个省份和中央区的50多个临时政府设施(EMGOV FACILITIES)及所在地。令人奇怪的是，几个大的城市如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均不在其列，不排除有的是以小的地名代替，但浏览安省的9个地点均是今日所熟悉的城镇名，Borden, Orillia, Barrie, London, Hamilton/Kitchener, Thunder Bay, Sunbury, Kingston/Ottawa, Belleville/Trenton，如果是舍弃大城市而保留少数高官躲入地下，那么政府的行为就会多少有些令人不齿。
（CBC播音室）
（总理的单人床榻）
随着世界局势的缓和，地下防御设施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1992年秋季，民事应急准备官员停止了地堡的人防使命。1994年12月，加拿大国防部决定废弃卡普地堡 。最初的计划似乎是拆卸建筑内有用的物资，然后密封。
幸运的是，卡普地堡所在地的政府官员，在当地一群志愿者的强烈要求下，看到了该设施的历史价值，最终以不到30万加元购买了该地和其所有结构，连同一些环境清理的承付款项。不幸的是，当文件完成后，地堡的大部分家具被搬走，设备也被拆除，分别运往垃圾场或归为官方资产。
另一方面，值得庆幸的是，通过积极努力，成功获得了国防部其他人防设施中的类似家具。这些家具和设备被用来重新布设卡普地堡内的许多房间，操作空间和一些特别办公室。近年来，建筑物内的许多地方被恢复成当初运作时的状况，如总理套房，政府紧急情况中心，CBC紧急广播室，联邦军事预警中心，外交部办公室，加拿大银行地下金库等。
（博物馆内的展品）
卡普地堡外围的一部分场地已经改建为一个棒球场，后来兴建的一座大楼也已装修成为当地的图书馆。1998年6月，卡普地堡和周围的部分土地被列为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
据对卡普地堡有研究的人士Dave Peters介绍，虽然地堡是卡普一群热心的志愿者收购，但每月仅单独运行的电费就高达3500元，这还不包括这个面积10万平方英尺，四层的地下建筑所有其他的维修所需的费用。
要使卡普地堡运作正常，为管理者提供舒适安全环境，保护文物的价值和档案的内容，所需要的费用不菲。
地堡内全部358个房间的一部分已装饰装换为有关冷战时期的展览，包括民防避难所和原子弹轰炸广岛等。据介绍，博物馆的目标是教育民众有关冷战的内容，并为研究人员提供实物和文献档案。在时间、专业知识和资金的允许下，博物馆还将会提供有更多的内容。目前，图书馆内已有数千本专题书籍，另外，还有大批从冷战时期开始收集的尚未归类排序的文件，照片，蓝图和其他文件。
可喜的是，渥太华市政府每年给予一定资金的援助，几个曾经在地堡运作期间多年管理建筑环境和电信系统的工作人员自退休以来便对该设施给予极大的帮助。而且神秘的地堡令既有热情又有技能的志愿者蜂拥而来，博物馆开始雇用全职馆长及助理，这些极大地增强了冷战博物馆长久生存的可行性。
另外一则刚收到的有关前总理Diefenbaker的新闻
Minister Cannon Presents First Annual John Diefenbaker Defender of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Award
(March 10, 2011) The Honourable Lawrence Canno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day presented the first annual John Diefenbaker Defender of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Award to the Rev. Benjamin H. Yoon representing the Citizens’ Alliance for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and Asma Jahangir of Pakistan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outstanding courage and leadership in defending human rights.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 am pleased to honour thes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with this new award named after Prime Minister Diefenbaker, a Canadian leader in the defence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said Minister Cannon.
“The Citizens’ Alliance for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is a recognized leader in bring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plight of the millions of North Koreans deprived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Asma Jahangir’s tireless efforts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in Pakistan, in particular the rights of women, children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under highly challenging conditions, are a testimony to her exceptional courage and dedication.”
Canadian human rights activist Nazanin Afshin-Jam, president and co‑founder of the Stop Child Executions organization, moderated the award ceremony.
Canada has been a consistently strong voi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democratic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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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ckgrounder follow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media representatives may contact:
Lynn Meahan
Press Secretary
Office of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613-995-1851
Foreign Affairs Media Relations Office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a
613-995-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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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er – 2011 Diefenbaker Award
The Citizens’ Alliance for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works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North Koreans, to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to offer educational programs and social support to North Korean refugees settling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Alliance and its founder and chairman, the Rev. Benjamin H. Yoon, have been recognized with several awards, including the Republic of Korea Unification Minister’s Award in 2000, the Democracy Award of the 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in 2003 and South Korea’s Order of Civil Merit, Moran-Jang, in December 2010.
The Reverend Yoon will accept the Diefenbaker Award on behalf of the Alliance. In addition to founding the Alliance, the Reverend Yoon established Amnesty International’s chapter in South Korea. He also founded the As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to improve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Asia, as well as to cultivate young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sma Jahangir is a Pakistani activist and lawyer who has spent her career defending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those of women, religious minorities and children. She helped found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Pakistan, a leading human rights advocacy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Women’s Action Forum, which campaigns against legislation that discriminates against women.
Ms. Jahangir also serv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tween 1998 and 2004 as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killings, and between 2004 and 2010 as UN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n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Recently, s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Pakistan Supreme Court Bar Association. Ms. Jahangir is a recipient of the UN’s 2010 UNESCO/Bilbao Prize for the Promotion of a Culture of Human Rights.
Nazanin Afshin-Jam is a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vist. A Canadian of Iranian heritage, she is a public speaker and the co-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Stop Child Executions organization. She also serves on the board of the Canadian Race Relations Foundation. Ms. Afshin-Jam has given speech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New York City, as well as to the parliaments of Canada, Europ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t numerous universities and high-profile conferences. She is also the recipient of several human rights awards.
Ms. Afshin-Jam is currently pursuing a master’s degree in diplomacy, with a concen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at Vermont’s Norwich University and writing a book that will be published in 2012.
The inaugural Diefenbaker Award honours individuals or groups who show exceptional courage and leadership in defending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Potential candidates for this award were identified on a worldwide basis by Canada’s global network of diplomatic missions and in consultation with key government partners. Candidates were carefully screen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human rights contributions. Shortlisted candidates were recommended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who made the final selection.
This non-monetary award will be given on an annual basis, as part of Canada’s larger commitment to the promotion and defence of human rights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