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05/三毛:撒哈拉的故事(4-4)

不记得在哪一年以前,我无意间翻到了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它正好在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撒哈拉沙漠,在我内心的深处,多年来是我梦里的情人啊!

-白手成家
-三毛一生大事记


白手成家

其实,当初坚持要去撒哈拉沙漠的人是我,而不是荷西。后来长期留了下来,又是为了荷西,不是为了我。

我的半生,漂流过很多国家。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住过,看透,也尝够了,我的感动不是没有,我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将我的心也留下来给我居住的城市。

不记得在哪一年以前,我无意间翻到了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它正好在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

等我再回到西班牙来定居时,因为撒哈拉沙漠还有一片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是西国的属地,我怀念渴想往它奔去的欲望就又一度在苦痛着我了。

这种情怀,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几乎被他们视为一个笑话。

我常常说,我要去沙漠走一趟,却没有人当我是在说真的。

也有比较了解我的朋友,他们又将我的向往沙漠,解释成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也–

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看法。

好在,别人如何分析我,跟我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等我给自己排好时间,预备去沙漠住一年时,除了我的父亲鼓励我之外,另外只有一个朋友,他不笑话我,也不阻止我,更不拖累我。他,默默地收拾了行李,先去沙漠的磷矿公司找到了事,安定下来,等我单独去非洲时好照顾我。

他知道我是个一意孤行的倔强女子,我不会改变计划的。

在这个人为了爱情去沙漠里受苦时,我心里已经决定要跟他天涯海角一辈子流浪下去了。

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荷西。

这都是两年以前的旧事了。

荷西去沙漠之后,我结束了一切的琐事,谁也没有告别。上机前,给同租房子的三个西班牙女友留下了信和房租。关上了门出来,也这样关上了我一度熟悉的生活方式,向未知的大漠奔去。

飞机停在活动房子的阿雍机场时,我见到了分别三个月的荷西。

他那天穿着卡其布土色如军装式的衬衫,很长的牛仔裤,拥抱我的手臂很有力,双手却粗糙不堪,头发胡子上盖满了黄黄的尘土,风将他的脸吹得焦红,嘴唇是干裂的,眼光却好似有受了创伤的隐痛。

我看见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居然在外形和面部表情上有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令我心里震惊得抽痛了一下。

我这才联想到,我马上要面对的生活,在我,已成了一个重大考验的事实,而不再是我理想中甚而含着浪漫情调的幼稚想法了。

从机场出来,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很难控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半生的乡愁,一旦回归这片土地,感触不能自已。

撒哈拉沙漠,在我内心的深处,多年来是我梦里的情人啊!

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地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正是黄昏,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艳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荷西静静地等着我,我看了他一眼。

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在它怀抱里了。”

我点点头,喉咙被哽住了。

“异乡人,走吧!”

荷西在多年前就叫我这个名字,那不是因为当时加缪的小说正在流行,那是因为”异乡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确切的称呼。

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分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

机场空荡荡的,少数下机的人,早已走光了。

荷西掮起了我的大箱子,我背着背包,一手提了一个枕头套,跟着他迈步走去。

从机场到荷西租下已经半个月的房子,有一段距离,一路上,因为我的箱子和书刊都很重,我们走得很慢,沿途偶尔开过几辆车,我们伸手要搭车,没有人停下来。

走了快四十分钟,我们转进一个斜坡,到了一条硬路上,这才看见了炊烟和人家。

荷西在风里对我说:”你看,这就是阿雍城的外围,我们的家就在下面。”

远离我们走过的路旁,搭着几十个千疮百孔的大帐篷,也有铁皮做的小屋,沙地里有少数几只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

我第一次看见了这些总爱穿深蓝色布料的民族,对于我而言,这是走进另外一个世界的幻境里去了。

风里带过来小女孩们游戏时发出的笑声。

有了人的地方,就有了说不出的生气和趣味。

生命,在这样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一样欣欣向荣地滋长着,它,并不是挣扎着在生存,对于沙漠的居民而言,他们在此地的生老病死都好似是如此自然的事。我看着那些上升的烟火,觉得他们安详得近乎优雅起来。

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

终于,我们走进了一条长街,街旁有零落的空心砖的四方房子散落在夕阳下。

我特别看到连在一排的房子最后一幢很小的、有长圆形的拱门,直觉告诉我,那一定就是我的。

荷西果然向那间小屋走去,他汗流浃背地将大箱子丢在门口,说:”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

这个家的正对面,是一大片垃圾场,再前方是一片波浪似的沙谷,再远就是广大的天空。

家后面是一个高坡,没有沙,有大块的硬石头和硬土。邻居们的屋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不断的风剧烈地吹拂着我的头发和长裙。

荷西开门时,我将肩上沉重的背包脱下来。

暗淡的一条短短的走廊露在眼前。

荷西将我从背后拎起来,他说:”我们的第一个家,我抱你进去,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太太了。”

这是一种很平淡深远的结合,我从来没有热烈地爱过他,但是我一样觉得十分幸福而舒适。

荷西走了四大步,走廊就走尽了,我抬眼便看见房子中间那一块四方形的大洞,洞外是鸽灰色的天空。

我挣扎着下地来,丢下手里的枕头套,赶快去看房间。

这个房子其实不必走路,站在大洞洞下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一间较大的面向着街,我去走了一下,是横四大步,直五大步。

另外一间,小得放下一个大床之外,只有进门的地方,还有手臂那么宽大的一条横的空间。

厨房是四张报纸平铺起来那么大,有一个污黄色裂了的水槽,还有一个水泥砌的平台。

浴室有抽水马桶,没有水箱,有洗脸池,还有一个令人看了大吃一惊的白浴缸,它完全是达达派的艺术产品–不实际去用它,它就是雕塑。

我这时才想上厨房浴室外的石阶去,看看通到哪里。

荷西说:”不用看了,上面是公用天台,明天再上去吧。我前几天也买了一只母羊,正跟房东的混在一起养,以后我们可以有鲜奶喝。”

听见我们居然有一只羊,我意外地惊喜了一大阵。

荷西急着问我对家的第一印象。

我听见自己近似做作的声音很紧张地在回答他:”很好,我喜欢,真的,我们慢慢来布置。”

说这话时,我还在拼命打量这一切,地是水泥地,糊得高低不平,墙是空心砖原来的深灰色,上面没有再涂石灰,砖块接缝地方的干水泥就赤裸裸地挂在那儿。

抬头看看,光秃秃吊着的灯泡很小,电线上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墙左角上面有个缺口,风不断地灌进来。

打开水龙头,流出来几滴浓浓绿绿的液体,没有一滴水。

我望着好似要垮下来的屋顶,问荷西:”这儿多少钱一个月的房租?”

“一万,水电不在内。”(约七千台币)

“水贵吗?”

“一汽油桶装满是九十块,明天就要去申请市政府送水。”

我嗒然坐在大箱子上,默然不语。

“好,现在我们马上去镇上买个冰箱,买些菜,民生问题要快快解决。”

我连忙提了枕头套跟他又出门去。

这一路上有人家,有沙地,有坟场,有汽油站,走到天快全暗下来了,镇上的灯光才看到了。

“这是银行,那是市政府,法院在右边,邮局在法院楼下,商店有好几家,我们公司的总办公室是前面那一大排,有绿光的是酒店,外面漆黄土色的是电影院–”

“那排公寓这么整齐,是谁住的?你看,那个大白房子里有树,有游泳池–我听见音乐从白纱窗帘里飘出来的那个大厦也是酒家吗?”

“公寓是高级职员的宿舍,白房子是总督的家,当然有花园,你听见的音乐是军官俱乐部–”

“啊呀,有一个回教皇宫城堡哪,荷西,你看–”

“那是国家旅馆,四颗星的,给政府要人来住的,不是皇宫。”

“撒哈拉威人住哪里?我看见好多。”

“他们住在镇上,镇外,都有,我们住的一带叫坟场区,以后你如果叫计程车,就这么说。”

“有计程车?”

“有,还都是奔驰牌的,等一下买好了东西我们就找一辆坐回去。”

在同样的杂货店里,我们买下了一个极小的冰箱,买了一只冷冻鸡,一个煤气炉,一条毯子。

“这些事情不是我早先不弄,我怕先买了,你不中意,现在给你自己来挑。”荷西低声下气地在解释。

我能挑什么?小冰箱这家店只有一个,煤气炉都是一样的,再一想到刚刚租下的灰暗的家,我什么兴趣都没有了。

付钱的时候,我打开枕头套来,说:”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也来付一点。”这是过去跟荷西做朋友时的旧习惯,搭伙用钱。

荷西不知道我手里老是拎着的东西是什么,他伸头过来一看,吓了天大的一跳,一把将枕头套抱在胸口,又一面伸手掏口袋,付清了商店的钱。

等我们到了外面时,他才轻声问我:”你哪里弄来的那么多钱?怎么放在枕头套里也不讲一声。”

“是爸爸给我的,我都带来了。”

荷西绷着脸不响,我在风里定定地望着他。

“我想–我想,你不可能习惯长住沙漠的,你旅行结束,我就辞工,一起走吧!”

“为什么?我抱怨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辞工作?”

荷西拍拍枕头套,对我很忍耐地笑了笑。

“你的来撒哈拉,是一件表面倔强而内心浪漫的事件,你很快就会厌恶它。你有那么多钱,你的日子不会肯跟别人一样过。”

“钱不是我的,是父亲的,我不用。”

“那好,明天早晨我们就存进银行,你–今后就用我赚的薪水过日子,好歹都要过下去。”

我听见他的话,几乎愤怒起来。这么多年的相识,这么多国家单独的流浪,就为了这一点钱,到头来我在他眼里还是个没有分量的虚荣女子。我想反击他,但是没有开口,我的潜力,将来的生活会为我证明出来的。现在多讲都是白费口舌。

那第一个星期五的夜间,我果然坐了辆奔驰大轿车回坟场区的家来。

沙漠的第一夜,我缩在睡袋里,荷西包着薄薄的毯子,在近乎零度的气温下,我们只在水泥地上铺了帐篷的一块帆布,冻到天亮。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去镇上法院申请结婚的事情,又买了一个价格贵得没有道理的床垫,床架是不去梦想了。

荷西在市政府申请送水时,我又去买了五大张撒哈拉威人用的粗草席、一个锅、四个盘子、叉匙各两份,刀,我们两个现成的合起来有十一把,都可当菜刀用,所以不再买。又买了水桶、扫把、刷子、衣夹、肥皂、油米糖醋……

东西贵得令人灰心,我拿着荷西给我薄薄的一沓钱,不敢再买下去。

父亲的钱,进了中央银行的定期存户,要半年后才可动用,利息是零点四六。

中午回家来,方才去拜访了房东一家,他是个很慷慨的撒哈拉威人,起码第一次的印象彼此都很好。

我们借了他半桶水,荷西在天台上清洗大水桶内的脏东西,我先煮饭,米熟了,倒出来,再用同样的锅做了半只鸡。

坐在草席上吃饭时,荷西说:”白饭你撒了盐吗?”

“没有啊,用房东借的水做的。”

我们这才想起来,阿雍的水是深井里抽出来的浓咸水,不是淡水。

荷西平日在公司吃饭,自然不会想到这件事。

那个家,虽然买了一些东西,但是看得见的只是地上铺满的席子,我们整个周末都在洗扫工作,天窗的洞洞里,开始有吱吱怪叫的撒哈拉威小孩子们在探头探脑。

星期天晚上,荷西要离家去磷矿工地了,我问他明日下午来不来,他说要来的,他工作的地方,与我们租的房子有快一百公里来回的路程。

那个家,只有周末的时候才有男主人,平日荷西下班了赶回来,夜深了,再坐交通车回宿舍。我白天一个人去镇上,午后不热了也会有撒哈拉威邻居来。

结婚的文件弄得很慢。我经过外籍军团退休司令的介绍,常常跟了卖水的大卡车,去附近几百里方圆的沙漠奔驰,夜间我自己搭帐篷睡在游牧民族的附近,因为军团司令的关照,没有人敢动我。我总也会带了白糖、尼龙鱼线、药、烟之类的东西送给一无所有的居民。

只有在深入大漠里,看日出日落时一群群飞奔野羚羊的美景时,我的心才忘记了现实生活的枯燥和艰苦。

这样过了两个月独自常常出镇去旅行的日子。

结婚的事在我们马德里原户籍地区法院公告时,我知道我快真正安定下来了。

家,也突然成了一个离不开的地方。

那只我们的山羊,每次我去捉来挤奶,它都要跳起来用角顶我,我每天要买很多的牧草和麦子给它吃,房东还是不很高兴我们借他的羊栏。

有的时候,我去晚了一点,羊奶早已被房东的太太挤光了。我很想爱护这只羊,但是它不肯认我,也不认荷西,结果我们就将它送给房东了,不再去勉强它。

结婚前那一阵,荷西为了多赚钱,夜班也代人上,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我们无法常常见面。家,没有他来,许多粗重的事我也自己动手做了。

邻近除了撒哈拉威人之外,也住了一家西班牙人,这个太太是个健悍的加那利群岛来的女人。

每次她去买淡水,总是约了我一起去。

走路去时水箱是空的,当然跟得上她的步子。

等到买好十公升的淡水,我总是叫她先走。

“你那么没有用?这一生难道没有提过水吗?”她大声嘲笑我。

“我–这个很重,你先走–别等我。” 

灼人的烈日下,我双手提着水箱的柄,走四五步,就停下来,喘一口气,再提十几步,再停,再走,汗流如雨,脊椎痛得发抖,面红耳赤,步子也软了,而家,还是远远的一个小黑点,似乎永远不会走到。

提水到家,我马上平躺在席子上,这样我的脊椎就可以少痛一些。

有时候煤气用完了,我没有气力将空桶拖去镇上换,计程车要先走路到镇上去叫,我又懒得去。

于是,我常常借了邻居的铁皮炭炉子,蹲在门外扇火,烟呛得眼泪流个不停。

在这种时候,我总庆幸我的母亲没有千里眼,不然,她美丽的面颊要为她最爱的女儿浸湿了–我的女儿是我们捧在手里,掌上明珠也似的扶养大的啊!她一定会这样软弱地哭出来。

我并不气馁,人,多几种生活的经验总是可贵的事。

结婚前,如果荷西在加班,我就坐在席子上,听窗外吹过如泣如诉的风声。

家里没有书报,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吃饭坐在地上,睡觉换一个房间再躺在地上的床垫上。

墙在中午是烫手的,在夜间是冰凉的。电,运气好时会来,大半是没有电。黄昏来了,我就望着那个四方的大洞,看灰沙静悄悄地像粉一样撒下来。

夜来了,我点上白蜡烛,看它的眼泪淌成什么形象。

这个家,没有抽屉,没有衣柜,我们的衣服就放在箱子里,鞋子和零碎东西装在大纸盒里,写字要找一块板来放在膝盖上写。夜间灰黑色的冷墙更使人觉得阴寒。

有时候荷西赶夜间交通车回工地,我等他将门咔哒一声带上时,就没有理性地流下泪来,我冲上天台去看,还看见他的身影,我就又冲下来出去追他。 

我跑得气也喘不过来,赶到了他,一面喘气一面低头跟他走。

“你留下来行不行?求求你,今天又没有电,我很寂寞。”我双手插在口袋里,顶着风向他哀求着。

荷西总是很难过,如果我在他走了又追出去,他眼圈就红了。

“三毛,明天我代人的早班,六点就要在了,留下来,清早怎么赶得上去那么远?而且我没有早晨的乘车证。”

“不要多赚了,我们银行有钱,不要拼命工作了。”

“银行的钱,将来请父亲借给我们买幢小房子。生活费我多赚给你,忍耐一下,结婚后我就不再加班了。”

“你明天来不来?”

“下午一定来,你早晨去五金建材店问问木材的价钱,我下工了回来可以赶做桌子给你。”

他将我用力抱了一下,就将我往家的方向推。我一面慢慢跑步回去,一面又回头去看,荷西也在远远的星空下向我挥手。

有时候,荷西有家眷在的同事,夜间也会开了车来叫我。

“三毛,来我们家吃晚饭,看电视,我们再送你回来,不要一个人闷着。”

我知道他们的好意里有怜悯我的成分,我就骄傲地拒绝掉。那一阵,我像个受伤的野兽一样,一点小小的事情都会触怒我,甚而软弱得痛哭。

撒哈拉沙漠是这么的美丽,而这儿的生活却是要付出无比的毅力来使自己适应下去啊!

我没有讨厌沙漠,我只是在习惯它的过程里受到了小小的挫折。

第二日,我拿着荷西事先写好的单子去镇上很大的一家材料店问问价钱。

等了很久才轮到我,店里的人左算右算,才告诉我,要两万五千块以上,木料还缺货。

我谢了他们走出来,想去邮局看信箱,预计做家具的钱是不够买几块板的了。

走过这家店外的广场,我突然看见这个店丢了一大堆装货来的长木箱,是极大的木条用铁皮包钉的,好似没有人要了。

我又跑回店去,问他们:”你们外面的空木箱是不是可以送给我?”

说这些话,我脸涨红了,我一生没有这样为了几块木板求过人。

老板很和气地说:”可以,可以,你爱拿几个都拿去。”

我说:”我想要五个,会不会太多?”

老板问我:”你们家几个人?”

我回答了他,觉得他问得文不对题。

我得到了老板的同意,马上去撒哈拉威人聚集的广场叫了两辆驴车,将五个空木箱装上车。

同时才想起来,我要添的工具,于是我又买了锯子、榔头、软尺、两斤大小不同的钉子,又买了滑轮、麻绳和粗的磨砂纸。

我一路上跟在驴车的后面,几乎是吹着口哨走的。

我变了,我跟荷西以前一样,经过三个月沙漠的生活,过去的我已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我居然会为了几个空木箱这么地欢悦起来。

到了家,箱子挤不进门。我不放心放在门外,怕邻居来拾了我的宝贝去。

那一整天,我每隔五分钟就开门去看木箱还在不在。这样紧张到黄昏,才看见荷西的身影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我赶紧到天台上去挥手打我们的旗语,他看懂了,马上跑起来。

跑到门口,他看见把窗子也挡住了的大木箱,张大了眼睛,赶快上去东摸西摸。

“哪里来的好木头?”

我骑在天台的矮墙上对他说:”我讨来的,现在天还没黑,我们快快做个滑车,把它们吊上来。”

那个晚上,我们吃了四个白水煮蛋,冒着刺骨的寒风将滑车做好,木箱拖上天台,拆开包着的铁条,用力打散木箱,荷西的手被钉子弄得流出血来,我抱住大箱子,用脚抵住墙,帮忙他一块一块地将厚板分开来。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家具,为什么我们不能学撒哈拉威人一辈子坐在席子上。”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

“我们为什么不能改,我问你?”我抱住三块木条再思想这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不吃有些东西?”荷西笑起来。

“那是宗教的问题,不是生活形态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爱吃骆驼肉?基督教不可以吃骆驼肉吗?”

“我的宗教里,骆驼是用来穿针眼的,不是当别的用。”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家具才能活得不悲伤。”

这是很坏的解释,但是我要家具是要定了,这件事实在使我羞愧。

第二日荷西不能来,那一阵我们用完了他赚的薪水,他拼命在加班,好使将来的日子安稳一点。

第三日荷西还是不能来,他的同事开车来通知我。

天台上堆满了两人高的厚木条,我一个早晨去镇上,回来时木堆已经变成一人半高了,其他的被邻居取去压羊栏了。

我不能一直坐在天台上守望,只好去对面垃圾场捡了好几个空罐头,打了洞,将它们挂在木堆四周,有人偷宝贝,就会响,我好上去捉。

我还是被风骗了十几次,风吹过,罐子也会响。

那个下午,我整理海运寄到的书籍纸盒,无意间看到几张自己的照片。

一张是穿了长礼服,披了毛皮的大衣,头发梳上去,挂了长的耳环,正从柏林歌剧院听了《弄臣》出来。

另外一张是在马德里的冬夜里,跟一大群浪荡子(女)在旧城区的小酒店唱歌跳舞喝红酒,我在照片上非常美丽,长发光滑地披在肩上,笑意盈盈–  

我看着看着一张一张的过去,丢下大沓照片,颓然倒在地上,那种心情,好似一个死去的肉体,灵魂被领到望乡台上去看他的亲人一样怅然无奈。

不能回首,天台上的空罐罐又在叫我了,我要去守我的木条,这时候,再没有什么事,比我的木箱还重要了。

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啊!(其实,青菜豆腐都尝不到。)

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世上,能看到–“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的幸运儿又有几个如我?(没有长河,烟也不是直的。)

再想–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个意境里,是框得上我了。(也没有瘦马,有瘦驼。)

星期五是我最盼望的日子,因为荷西会回家来,住到星期天晚上再去。

荷西不是很罗曼蒂克的人,我在沙漠里也风花雪月不起来了,我们想到的事,就是要改善环境,克服物质上精神上的大苦难。

我以前很笨,做饭做菜用一个仅有的锅,分开两次做,现在悟出道理来了,我将生米和菜肉干脆混在一起煮,变成菜饭,这样简单多了。

星期五的晚上,荷西在烛光下细细地画出了很多图样的家具式样叫我挑,我挑了最简单的。

星期六清晨,我们穿了厚厚的毛衣,开始动工。

“先把尺寸全部锯出来,你来坐在木板上,我好锯。”

荷西不停地工作,我把锯出来的木板写上号码。

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太阳升到头顶上了,我将一块湿毛巾盖在荷西的头上,又在他打赤膊的背上涂油。荷西的手磨出水泡来,我不会做什么事,但是我可以压住木条,不时拿冰水上来给他喝,也将闯过来的羊群和小孩们喝走。

太阳像融化的铁浆一样洒下来,我被晒得看见天地都在慢慢地旋转。  荷西不说一句话,像希腊神话里的神一样在推着他的巨石。

我很为有这样的一个丈夫骄傲。

过去我只看过他整齐打出来的文件和情书,今天才又认识了一个新的他。

吃完菜饭,荷西躺在地上,我从厨房出来,他已经睡着了。

我不忍去叫醒他,轻轻上天台去,将桌子、书架、衣架和厨房小茶几的锯好了的木块,分类地一堆一堆区别开来。

荷西醒来已是黄昏了,他跳起来,发怒地责怪我:”你为什么不推醒我。”

我低头不语,沉默是女人最大的美德。不必分辩他体力不济、要给他休息之类的话,荷西脑袋是高级水泥做的。

弄到夜间十一点,我们居然有了一张桌子。

第二天是安息日,应该停工休息,但是荷西不做就不能在心灵上安息,所以他还是不停地在天台上敲打。

“给我多添一点饭,晚上可以不再吃了。衣架还得砌到墙里去,这个很费事,要多点时间。”

吃饭时荷西突然抬起头来,好似记起什么事情来了似的对我笑起来。

“你知道我们这些木箱原来是装什么东西来的?那天马丁那个卡车司机告诉我。”

“那么大,也许是包大冰柜来的?”

荷西听了笑个不住。

“讲给你听好不好?”

“难道是装机器来的?”

“是–棺–材。五金建材店是从西班牙买了十五口棺材来。”

我恍然大悟,这时才想起,五金店的老板很和气地问我家里有几人,原来是这个道理。

“你是说,我们这两个活人,住在坟场区,用棺材外箱做家具–”

“你觉得怎么样?”我又问他。

“我觉得一样。”荷西擦了一下嘴站起来,就又上天台去做工了。

我因为这个意外,很兴奋了一下。我觉得不一样,我更加喜欢我的新桌子。

不几日,我们被法院通知,可以结婚了。

我们结好婚,赶快赶到荷西总公司去,请求荷西的早班乘车证,结婚补助,房租津贴,减税,我的社会健康保险–

我们正式结婚的时候,这个家,有一个书架,有一张桌子,在卧室空间架好了长排的挂衣柜,厨房有一个小茶几塞在炊事台下放油糖瓶,还有新的沙漠麻布的彩色条纹的窗帘–

客人来了还是要坐在席子上,我们也没有买铁丝的床架,墙,还是空心砖的,没有糊上石粉,当然不能粉刷。

结婚后,公司答应给两万块的家具补助费,薪水加了七千多,税减了,房租津贴给六千五一个月,还给了我们半个月的婚假。

我们因为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居然在经济上有很大的改善,我因此不再反传统了,结婚是有好处的。

我们的好友自动愿代荷西的班,于是我们有一个整月完全是自己的时间。

“第一件事,就是带你去看磷矿。”

坐在公司的吉普车上,我们从爆矿的矿场一路跟着输送带,开了一百多里,直到磷矿出口装船的海上长堤,那儿就是荷西工作的地方。

“天啊!这是詹姆士邦德的电影啊!你是○○七,我是电影里那个东方坏女子–”

“壮观吧!”荷西在车上说。

“这个伟大工程是谁承建的?”

“德国克虏伯公司。”荷西有些气短起来。

“我看西班牙人就造不出这么了不起的东西来。”

“三毛,你帮帮忙给我闭嘴好不好。”

结婚的蜜月,我们请了向导,租了吉普车,往西走,经过”马克贝斯”进入”阿尔及利亚”,再转回西属撒哈拉,由”斯马拉”斜进”毛里塔尼亚”直到新内加边界,再由另外一条路上升到西属沙漠下方的”维亚西纳略”,这才回到阿雍来。

这一次直渡撒哈拉,我们双双坠入它的情网,再也离不开这片没有花朵的荒原了。

回到了甜蜜的家,只有一星期的假日了,我们开始疯狂地布置这间陋室。

我们向房东要求糊墙,他不肯,我们去镇上问问房租,都在三百美金以上,情形也并不理想。

荷西计算了一夜,第二天他去镇上买了石灰、水泥,再去借了梯子、工具,自己动起手来。

我们日日夜夜地工作,吃白面包、牛奶和多种维他命维持体力,但是长途艰苦的旅行回来,又接着不能休息,我们都突然瘦得眼睛又大又亮,脚步不稳。

“荷西,我将来是可以休息的,你下星期马上要工作,不能休息一两天再做吗?”

荷西在梯子上望也不望我。

“我们何必那么省,而且–我–我银行里还有钱。”

“你不知道此地泥水匠是用小时收工资的吗?而且我做得不比他们差。”

“你这个混蛋,你要把钱存到老了,给将来的小孩子乱用吗?”

“如果将来我们有孩子,他十二岁就得出去半工半读,不会给他钱的。”

“你将来的钱要给谁用?”我在梯子下面又轻轻地问了一句。

“给父母养老,你的父母等以后我们离开沙漠,安定下来了,都要接来。”

我听见他提到我千山万水外的双亲,眼睛开始湿了。

“父亲母亲都是很体谅我们而内心又很骄傲的人,父亲尤其不肯住外国–”

“管他肯不肯,你回去双手挟来,他们再要逃回台湾,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于是我为着这个乘龙快婿的空中楼阁,只好再努力调石灰水泥,梯子上不时有啪啪的湿块落下来,打在我头顶和鼻尖上。

“荷西,你要快学中文。”

“学不会,这个我拒绝。”

荷西什么都行,就是语言很没有天分,法文搞了快十年,我看他还是不太会讲,更别说中文了,这个我是不逼他的。

最后一天,这个家,里里外外粉刷成洁白的,在坟场区内可真是鹤立鸡群,没有编门牌也不必去市政府申请了。

七月份,我们多领了一个月的底薪。(我们是做十一个月的工,拿十四个月的钱。)结婚补助、房租津贴,统统发下来了。

荷西下班了,跑斜坡近路回来,一进门就将钱从每一个口袋里掏出来,丢在地上,绿绿的一大堆。

在我看来,也许不惊人,但是对初出茅庐的荷西,却是生平第一次赚那么多钱。

“你看,你看,现在可以买海绵垫了,可以再买一床毯子,可以有床单,有枕头,可以出去吃饭,可以再买一个存水桶,可以添新锅,新帐篷–”

拜金的两个人跪在地上对着钞票膜拜。把钱数清楚了,我笑吟吟地拿出八千块来分在一旁。

“这做什么?”

“给你添衣服,你的长裤都磨亮了,衬衫领子都破了,袜子都是洞洞,鞋,也该有一双体面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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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一生大事记

⊙本名陈平,浙江定海人,1943年3月26日(农历二月二十一日)生于四川重庆。

⊙幼年时期的三毛即显现出对书本的爱好,5岁半时就在看《红楼梦》。初中时几乎看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

⊙初二那年休学,由父母亲自悉心教导,在诗词古文、英文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并先后跟随顾福生、邵幼轩两位画家习画。

⊙1964年,得到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的特许,到该校哲学系当旁听生,课业成绩优异。

⊙1967年再次休学,只身远赴西班牙。在3年之间,先后就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德国哥德书院,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对她的人生历练和语文进修有很大的助益。

⊙1970年回台湾,受张其昀先生之邀聘,在文大德文系、哲学系任教。后因未婚夫猝逝,她在哀痛之余,再次离台,又到西班牙,与苦恋她6年的荷西重逢。

⊙1973年,于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与荷西公证结婚。

⊙在沙漠时期的生活,激发了她潜藏的写作才华,并受当时担任《联合报》主编的平鑫涛先生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并且开始结集出书。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在1976年5月出版。

⊙1979年9月30日,夫婿荷西因潜水意外事件丧生,三毛在父母扶持下,回到台湾。

⊙1981年,三毛决定结束流浪异国14年的生活,在台湾内定居。

⊙同年11月,《联合报》特别赞助她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来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并作环岛演讲。

⊙之后,三毛任教文化大学文艺组,教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1984年,因健康关系,辞卸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生活重心。

⊙1989年4月首次回大陆家乡,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大陆也拥有许多的读者。并专程拜访以漫画《三毛流浪记》驰名的张乐平先生,一偿夙愿。

⊙1990年从事剧本写作,完成她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

⊙1991年1月4日清晨去世,享年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