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因
清代西北诸省是我国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而同治元年(1862年)以前，陕西省又是西北诸省中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据《中国人口·陕西分册》，1850年陕西人口总数为12107万人，而《秦陇回务纪略》卷1谓“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 所谓“民七回三”亦为大略之数，以此为基础来推1862年以前陕西的回族人口大约有150万——200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谈到陕西回民情形时道：“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不下数千家,俱在巡抚衙门前后左右居住,城内礼拜寺共有7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暨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较其他处回民稍为体面”到19世纪中叶爆发回民起义时陕西渭河两岸到处都是回回村庄和堡寨，甘肃东部的宁夏至平原千余里，也尽是回族村庄，西部的河州（今临夏）、狭道州（今临洮）、清水、张家川、河西、西宁、大通、民和、化隆、门源等地也都成为回民聚居的地方。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 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 然而，清政府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 此外，在政治上回民也受到重重压制，“刑部自宪庙以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 左宗棠在分折这次战争的起因时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但是，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波及整个西北的大起义或者叫大动乱，直接起因却是不起眼的几根竹子。
晚清太平天国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清代的勇与兵有严格区分，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同治元年（1862年）春，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胜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同主人讨价还价谈妥价格买了一些。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
按照当地官府的规定和民间的习惯，一旦发生盗抢案件，有“鸣钟告警”一说。竹子买卖双方发生了冲突，按主人的一面之辞是“偷”而不是“买”，打盗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随着鸣钟聚集而来的当地团练，不分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一下子打死了两名砍竹子的回勇。这一下，麻烦接踵而来。
被打死人一方的回勇，当然不服气。但是，这些回勇还算通情达理，他们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到华州官府去告状，希望官府能主持公道。而当时的华州知州濮尧，却是个糊涂蛋。他偏袒团练，威胁回勇，甚至称：“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一，以一抵”（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将他们轰出州衙。知州的话语，在传播中，被变成了“打死回民不必经官”，无疑是火上加油。说起来，这些回勇也不是想闹事。地方志记载这次冲突道：“官长不为伸理，且为汉人作主，有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当此之时，回民亦俯首帖耳，不为少动。”（《华阴县续志》民国21年本）如果华州知州能够善处此事，就不会引起此后的大乱。
华州衙门的捕快班头秦英，也是个回民，对知州大人的偏袒极为不满。俗话说，天下回回是一家。于是，秦英有心帮这些受了冤屈的回勇一把，他把回勇带到城外的回民村居秦家庄，与村里的回民一串连，打算结队到州衙请愿。至此，回民尚没有反叛的打算。
而满汉统治者，对回民有一定的偏见，陕西巡抚刘蓉，就称回教为“陋教”。回汉之间，常有械斗。秦家庄回民情愿的消息传开，变成了“回回要造反”。风声迅速到了官府。渭南团总、华州团总带领两地的团练，开始镇压当地的回民，散发“秦不留回”的鸡毛传帖，宣称“回回造反，先行剿洗”，秦家庄被团练血洗。事情越闹越大。
汉民称“回回造反”，回民说“汉人灭回”，一场残酷剧烈的民族冲突开始迅速蔓延。附近的各县，有的是回民先起来反抗汉民，有的是汉民团练先起来洗劫回民，整个关中东部，处于民族仇杀之中。渭北的耀州、富平、高陵、同官，是汉民先向回民开刀；而临潼、渭南、同州、大荔、华州、华阴一带，则是回民占了上风。回民起义由此爆发。
五月，起义的回民杀了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张芾是去平抚回民的，却在轿子里放有“剿回”的传帖）。
此后，西安附近的回民响应起义，围攻西安；关中西部的凤翔回民也随之揭竿。整个关中，陷入了战争之中。
(二）白彦虎
白彦虎小名白素，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他确切出生年月应该是1840年5月25日，去世的日子是1882年7月26日（他去世的日期及去世的病因在俄国外交部历史档案里有记载）去世时，白彦虎年仅42岁，正值壮年。
关于白彦虎的出生地与籍贯争论最多，说法不一。1956年至1957年，西北大学马长寿先生曾带领助手，对陕甘两省10余县市回族各界人士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资料中，有关白彦虎籍贯及出身的说法很多：1956年2月24日，西安回民、59岁的惠登鳌说，白彦虎是长安首帕掌的农民；3月25日，西安洒金桥回民马实轩讲，白彦虎是长安叶护壕家的农民；1957年7月6日，平凉回民马长有对调查人讲，白彦虎是咸阳人；平凉回民苏梅轩讲，白彦虎是彬州白吉原人，农民出身；平凉拜长清认为白彦虎是西安人，屠户出身；甘肃径源县吴德正老人（时年96岁）提出白彦虎是西安自家湾人；径源另一回族吴姓老人又提出白彦虎是长安碌靖堰人，18岁就挂了帅。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马长寿先生的调查中，多数意见肯定白彦虎是西安人，农民家庭出身。这是40年前有识之士及时实际调查出的宝贵见解及史料。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及民间，有关白彦虎籍贯还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径阳人，一说他是大荔人。第1种说法是由新疆马彦虎提出的。1986年7月，马彦虎在新疆伊宁访问了白彦虎嫡孙白万喜老人，得知白彦虎是陕西径阳人，弟兄2人，有5个儿子。白万喜1938年肃反时才从阿拉木图返回中国定居。由于他是白家的第3代传人，青少年时代又在苏联度过（回国时28岁），故他讲的径阳人就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并广为流传。
第2种说法是由大荔县一位回族老人马喜民提出的。他说小时候听老父亲讲，白彦虎是大荔白家寨人。白家寨一度叫龙虎寨，就是当地回民为记念白彦虎、白彦龙弟兄俩而起的名。
马喜民认为径阳当年不是起义重点，距大荔40公里处白家寨（在仓白与下店之间）有处镇风宝塔，那里是当年起义的中心。他还讲，大荔一带许多回族老人都知道此事。他的讲述没有史料可查，但也算是一种说法。
就白彦虎的籍贯问题，有一份资料十分可贵，即波雅尔科夫写的《东干起义后记》。该书出版年代大早，1901年在阿拉木图出版，已无法找到原著作了；但可喜的是该书手稿现珍藏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国立历史档案库中。白彦虎第6个孙子几经周折，才获得了这部宝贵手稿的复印件。尽管手稿中错字很多，有些地方也不清楚，但其价值却十分难得。因为波雅尔科夫是当年回族移民定居地七河省省长，他对东干人的历史及习俗十分感兴趣。当年东干人不识俄文，汉字也不会写，故波雅尔科夫的著作就是最早纪录东干人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史料了。
该手稿第10页上第3部分专讲自彦虎。关于白彦虎出生地点，他这样写道：“还没有充分的资料来确定白彦虎的出生地。一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北京，一些东干人说他出生在西安府王集村。第三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陕西的城固县，因为他的父亲曾在城固当过官。”“有趣的是白彦虎的儿子也说不清其父亲的籍贯。”
根据波雅尔科夫的文字资料，白彦虎出生地就是西安府的王曲村。他的爷爷是农民，他的父亲不是农民，而是一个小官吏。白彦虎的父亲在北京、城固县及西安府都做过官，这可以从白彦虎的青少年经历中了解到一点线索。而且，白彦虎兄长白彦龙曾做过清朝的武举人，年轻时白彦虎也曾在清军中当过兵，这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白彦虎几个孙子说，他们只记得老人讲，他们老庄子在一条小河旁，河上有座小桥，他们故乡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塔。100多年了，他们根本说不清白家的籍贯。白彦虎·六娃到西安来过两次，他只有到别人说的径阳去寻根了。关于白彦虎青少年时代的史料很少。波雅尔科夫讲，白彦虎小时候在北京上过几年宗教学校，但识字不多。还有的东干老人讲，白彦虎根本就不识字，因为他小时候只爱习武，不爱读书。看来第2种说法有问题，因为他总归还是念了几年书，有材料证实，进入俄境之后，白彦虎还带着一些汉字书籍。
据查，白彦虎青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1859年，19岁的白彦虎被选为北京一个大区的宗教主管。据白彦虎儿子回忆，当时白彦虎是以全票当选的，这足以证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穆斯林中享有很高威望。在该区宗教活动中，他已显示出极强的组织才干。众人评价他办事公正，精力过人。他忠于自己的民族，很少考虑个人。他家常救济穷人。
1861年，白彦虎被征入伍。这时，清军已对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军实行残酷的镇压，白彦虎为自己这段历史悔恨不已。60年代一份《苏联回民报》曾刊登一份资料，讲述了白彦虎这段经历。文中讲：白彦虎过俄境后，曾多次向人讲过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在清军中干得时间不长，他就返回故地西安府，正好碰上陕甘回族反清起义，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之中，并坚持战斗到最后，成为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中最坚定的分子及优秀的代表人物。起义时他年仅22岁。直到1882年去世，他的后半生都贡献给了这场反封建的斗争了。
当年曾经见过白彦虎的波雅尔科夫这样描述白彦虎：“他是个中等个子，宽肩膀，身体十分健壮，目光炯炯，反应机敏。他浑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劲。”“他的脸上有几道伤疤，好几处伤疤互相交错着。这些伤疤不但没有影响他的美观，反而使他更加威武。”“白彦虎穿的是亮黄色丝绸衣衫，属地道的中国款式。他的体形、他的步伐反映出他很有自信心。”“他的目光透出了一种智慧，他的整个外表是典型的中国汉子。他的脸型也很有特点”。
波雅尔科夫从文字上描述了白彦虎的外貌及气质。现在住在营盘的白彦虎第6个孙子六娃家中珍藏着一幅白彦虎水粉画像。从画像上看，白帅膀阔腰圆，浓眉大眼，身披大斗篷，留一长辫子，头戴小白帽。营盘人都说，现任营盘中学校长的白彦虎第3个孙子酷象其祖父。这幅珍贵的画像是家住北京的一位清朝官吏后代保存下来的，1992年由北京一位回族作家转赠给了白彦虎·六娃。六娃从北京返回时，全营盘人都出来迎接白帅的遗像，场面十分隆重感人。据说，这幅画像是当年清王朝通缉榜文上的画像。
（三）马化龙与金积堡之战
起义之初，陕西回民军与太平军、捻军有过直接联系。1864年，清将多隆问以先抚后剿的欺骗手法击破渭河两岸坚固的回民堡寨，陕西回民军被迫携带妻小退往陕甘边境坚持自卫抗清。
陕西回民起义之初，甘肃回民即纷纷响应。1864年初，陕西回民陆续进入甘肃，起义军声势更加壮大。在和清军的反复斗争中，甘肃地区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起义地区；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起义地区。在回民起义军的打击下，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陕甘总督杨岳斌、刘松山部老湘军在回民起义军和进入陕西的西捻军联合打击下，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1862年秋，宁夏平远所(今属同心)回民马兆元为反抗官府勒索发动起义，汉民也主动参加。不久马兆元被回族上层诱杀，宁夏回民军攻占宁夏府城(今银川市)和灵州城(今灵武)，世居金积堡的伊斯兰教新教大阿訇马化龙被推举为抗清首领。马化龙（1810－1871年）系宁夏灵州（今灵武市）人，少时在伏羌马二阿訇和山东金阿訇门下学习阿文和伊斯兰经典教义，学成“穿衣挂帐”为阿訇后，与其弟务农经商，曾捐得千总武职。1849年继任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第五代教主，遂开始振兴哲派的活动，把哲赫忍耶门宦推向了鼎盛时期。时清王朝政治腐败，施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同治二年（1863年）马化龙响应云南、陕西回民反清起义，率灵州一带500堡寨回民起义，自卫保教，成为西北回民反清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他以“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之名，坐镇金积，指挥宁、灵、平、固、秦、伏等地起义军，左右西宁、狄河、肃州及陕回各路起义大军。
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没有办法，清政府另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确定了“先秦后陇”的作战方针。
1867年7月，左宗棠率所部楚军近2万人到达陕西，对陕西回民起义军步步紧逼，各个击破，使陕西回民起义军损失惨重。
1868年11月，左宗棠以陕西大局已定，便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分三路向甘肃进军：
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其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25余公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靠黄河，是马化龙部回民起义军的中心。
左宗棠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便大举向甘肃回民起义军进攻。
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西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进驻平凉，从而形成对金积堡的大包围态势。
在南线，清中路军占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守卫该地区的陕西回民起义军纷纷向西撤离。甘肃回民起义军马万春部无法阻止清军前进，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回民大部投降清军。中路清军于11月中旬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5公里。
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策应下，夺取灵州城，打通了后路，从而完成了对金积堡地区的包围。
从12月起，清军在金积堡外围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民起义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敌人。12月11日，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起义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
但是，起义军的处境非常困难。金积堡东西两面的险要地永宁洞和峡口均落入清军之手。峡口在堡的西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永宁洞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汇合，北流至黄河。
1870年2月12日，起义军从河西履水过河，夺回峡口，并打败前来进攻的清军。
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方向也发动进攻。
1870年2月9日晚，起义军千余人从金积堡东南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扼秦渠之要。刘松山得知石家庄被占，连夜率部来攻。起义军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2月14日，刘松山在进攻马五寨时中弹而死。
清军进攻连连受挫，士气日低，起义军乘机发动反攻。起义军一部由马正纲率领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也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东攻韩城、郃阳。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
但是，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行动，不能有效地协同配合，所以有利形势逐渐丧失。进入陕西的起义军在清军的追堵下，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只得退回甘肃。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几次向清军“求抚”，遭到拒绝后，又分兵四出，没有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对永宁洞水口的几次进攻也未得手。
起义军的失策，给了清军调整部署的时间。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起义军，并奏调郭宝昌进攻花马池、定边，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命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通道，并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堡寨逐一攻占。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命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20余座起义军营垒，直逼金积堡西南的洪乐堡。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起义军毫不畏惧，顽强抵抗。清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清军在金积堡四周挖掘长壕两道，壕深几米，宽十几米，壕边筑墙，高达丈余，两壕一防堡内起义军突围，一防堡外义军救援。清军沿壕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绾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在清军的严密包围下，河州回民起义军派出的两支援军被阻截，金积堡防御形势日趋恶化。
1870年12月31日，起义军粮尽援绝，陈林率部分起义军向黄鼎、雷正绾“求抚”。 6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56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的回民起义军劝降。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与亲属及反清首领共1800余人被清廷残酷杀害。罹难后，清廷将其头颅遍示全国各地达10年之久。教民为纪念马化龙殉难，尊其为“十三太爷”卿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被害之意），并在吴忠设立拱北纪念。
1871 年3月2日，清军攻入王家疃庄。金积堡之战遂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金积堡是陕甘回民起义的核心堡垒。金积堡之战的失败，使整个西北地区的反清形势受到极大影响，清军从此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主动权。金积堡之战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起义领袖马化龙出身于回族上层，他的反清主要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因而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更没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时时想“求抚”，最终还是请降，这是金积堡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二是起义军没有统一领导，力量分散，形不成强大、集中的打击力量，各部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所以往往是各自为战，被敌各个击破。当然，作战指挥上也有原因可找，没有抓住有利战机适时集中兵力夺回永宁洞水口就是一大失策。
清军方面则比较成功。左宗棠针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完成对金积堡的包围后，又成功地使用深沟高垒阻断了起义军的内突外援，迫使处在绝境中的起义军“求抚”。但是，清军的胜利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这次作战中，清军 “死伤山积，屡失大将”，仅刘松山部老湘军，官兵死伤千余人，因伤致残两千余人。
左宗棠承认十多年来“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也没有超过这次作战的，可见清军损失之重。
（四）退入新疆
1871年秋，左宗棠进驻安定(今定西)，湘军数十营进逼河州，以马占鳌阿訇为首领的回民军沉着应战。在河州外围太子寺一带抢筑坚墙厚垒，配备数百名回族和东乡族、撒拉族的优秀射手轮番狙击，清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丢弃大量器械物资。马占鳌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前途未卜，乃力排众议，乘胜求抚，换得左宗棠的信任。马占鳌、马悟真、马海晏等被编入清军马队。
1872年秋，以马桂源、马本源兄弟为首的青海回族、撒拉族武装与白彦虎、崔伟等陕西回民等在西宁以东大峡小峡一带并肩抗击清军的进攻。由于清军进攻循化，西宁回族士绅动摇求和，使起义军腹背受敌，白彦虎北退大通又转向河西，马桂源兄弟退往循化，失败被杀。
回族猎户马文禄从1865年起领导肃州(今酒泉)回民坚持自卫抗清，牵制了河西的清军。1873年春，白彦虎由青海退到河西，曾与马文禄协同拒守，由于清军的追击，白彦虎被迫出关，马文禄坚持到九月，援尽粮绝，被迫出降。左宗棠纵兵屠城，结束了甘肃地区最后一役。
1866年，白彦虎被推选为回民义军十八大营元帅之一，年仅26岁，1868年3月，回民十八营改编为四大营，分别由白彦虎、马正和、禹得彦、崔伟率领。1866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1867年又出任钦差大臣，亲率12万清军入陕，并动用了12个省的银饷、5个海关的关税共计白银4000万两，还向英国洋行借了220万两白银，购置大量洋枪洋炮镇压回民起义。此后，与左宗棠斗争最坚决的就是白彦虎。双方人力财力对比悬殊，绝非一个档次。从1867年8月左宗棠入陕至1873年11月清军攻占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最后据点，在这6年中，18位元帅里有7位战死沙场（马正和、杨文治、张四明、王明章、沙学德、赫明堂、冯君幅），有9位投降清朝就抚（禹得彦、崔伟、余彦禄、蓝明泰、阎兴泰、邹保和、陈林、马生彦、毕大才），马长顺随白彦虎出嘉峪关之后下落不明。可见，1871年12月肃州失守后，18元帅中只留下白彦虎一人了。1873年西宁失利之后，为了民族生存，崔伟、毕大才、禹得彦等实力很强的几支回民义军纷纷投降了清军，有些人甚至成了镇压回民起义的帮凶；但白彦虎却决心抗争到底，不怕孤军作战，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据史书记载：“西宁、陕西回之就抚也，白彦虎独迁延观望。”“陕西回军领袖崔伟等人降清后，唯白彦虎一起狡黠异常，自知罪孽重大，虑不为官军所容，虽亦托词乞抚，而责其呈缴马械，则迁延发展，观望不前。”这段史料证实白彦虎在西宁失利之后的斗争策略及坚决态度，但其中有一句分析不对，即“自知罪孽重大，虑不为官兵所容”。应该说，白彦虎忧虑的是整个回民起义的事业，忧虑的是他部下的那些广大妇孺老幼。据马长寿调查资料，“在西出嘉峪关之后，有人劝白彦虎投降，他就表示过：“我的头可断，可这些广大老幼将如何？”《苏联回族报》上也提到了在过境前夕的一次集会上白彦虎的同样表态。可见，白彦虎决心血战到底不是只为个人安危，而是为民族生存及移民群体的安危而着想。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就没有他那种超人的意志与胆略。
1873年4月，白彦虎亲率陕甘回民义军余部进入新疆，后4年便是他一人率军作战。
1874年初，陕甘回族起义军实际上只留下白彦虎一支部队了。当时，左宗棠向北京报告：肃州大捷之后，在西安、敦煌、玉门、疏勒河一带只逃脱7000名回民义军。据俄国另一学者讲：“在肃州（今甘肃酒泉）8个月围困中，清军共杀害回民两万人，在西宁杀了9千人，在金积堡杀害回民5万人。”现存新疆图书馆的《伊米德史》上册第86页上讲：“回历1292年（公历1876年），有消息讲从兰州方向串来了大虎、小虎两名赫赫有名的东干（回民）。他们率领三万名骁勇的东干巴图鲁（英雄），进入吐鲁番一带。”看来，进入新疆的仅白彦虎一支队伍无疑，人数在3万以上。据营盘老人对笔者讲，进入新疆的回民义军及家眷总人数在7万一8万。应该指出的是，这时候的白彦虎部队已经是陕、甘、宁、青及新疆回民起义军的联合部队了，还有一些不愿意留在关内受安置的回民赶到了新疆。
西出阳关之后，回民义军十分困难。茫茫戈壁，水源极缺，人烟稀少，沿途死伤人不少。据东干老人回忆，当时为争夺一口水井，义军与清军要经过几番争夺，双方都要死人。沿途也有走不动而掉队的。至今，在酒泉、哈密、昌吉、清水、焉香、巩留、伊宁、霍城一带，仍有些操陕甘方言的回民乡庄，乡庄的人就是当年掉队的回民义军后代。
进入新疆境内之后，陕甘回民义军已无战斗力，只有择路逃生，而清军穷追不舍。清朝调集重兵准备将义军倾族剿杀。到1876年初，左宗棠已集结西北各路清军140个一150个营，计6万一7万人，投入一线兵力80个营，近4万清军，从凉州、兰州、海州、哈密四个方向向陕甘义军追来。这时，白彦虎的队伍拖儿带女作战，老少妇孺皆有。据老人回忆，当年义军马背上一边是装娃的背篓，一边是做饭的铁锅。有时饭刚做好，追兵到了，义军将饭锅一掀，用湿泥土一冷却，驮上马背，拔腿就走。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转战几千公里，坚持了10余年。
至今，中亚营盘老人中仍流传着《白彦虎杀嫂》的故事。白彦虎部队进入新疆之后，由于生态条件恶劣，队伍中伤病员太多，义军人心不稳，情绪低落。当白彦虎部队走到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之间的一个驻地时，白彦虎的亲嫂在灶房造饭时大发牢骚，埋怨自彦虎不知要将他们带向何处。她一边往灶里填柴，一边发牢骚。正好白彦虎身佩宝刀走到她身后，旁边一批人为她捏了一把汗。她一见白帅，声更高了，白帅一怒之下杀了亲嫂。白帅目的在 于稳住军心，表明宁死不屈，没有退路，只能前进。其兄白彦龙在酒泉中弹身亡，过了不久他又杀了亲嫂。事后，白彦虎三天没吃饭，一个人独自在炕上躺了三天。他后悔，但是 为了这批人的生存，为了民族整体利益，军心及军纪此时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他这么个统帅，这支特殊的部队很难坚持到最后，也许只能落个石达开式的全军覆没的下场。
应该说，从1873年4月起，白彦虎率部进人新疆哈密之后这4年斗争（1873年4月一1877年12月）是难度最大的斗争，也最艰苦。首先是在兵力对比上，左宗棠清军都是正规部队，且装备精良，人数近8万；而白彦虎部“除老弱妇女外，能战者至多不过千”。其次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西出阳关无故人，”“出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一川石头大如斗，风吹石乱满地走，”缺水无食，风吹日晒。没有顽强的意志及超人的精神，这支特殊队伍本本无法保存下来。在西逃路上不知病死饿死了多少逃亡者，流落散失在他乡的义军及家眷也不计其数。可以这样说，白彦虎率部西逃求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万里长征，而且是一次特殊形式的万里长征（拖儿带女，马驮车拉，妇孺老幼者多，负伤体弱者众），也是一次特殊条件下（进人边远地区，历史条件十分复杂，新疆多种政权混杂）的万里长征。难怪到达中亚定居时，中亚各民族都为东干移民的征战精神及受的苦难所感动。这批人大难不死，难以想象的磨难使这批移民的幸存者百炼成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回民反封建斗争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斗争是近代中国农民起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主流不容否定。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白彦虎起义部队的非宗教性。当然，伊斯兰教义及伊斯兰精神是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宗教在陕甘回民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正是伊斯兰宗教的共同信仰使中亚人接纳并帮助了这批陕甘回族难民。但是，过分地强调这次起义的宗教性，实际上是贬低了这次起义的阶级性及人民性。应该说，陕甘回民反清起义是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回民起义自始至终都有汉民参加。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群体里就有一名优秀的汉民代表。他叫李科库，是清朝的一名秀才。此人学问好，爱动笔，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不少日记，这些日记片断现存前苏联列宁格勒国立历史档案库中。据营盘老人讲，这位李科库足智多谋，是白彦虎的一位高级参谋。他对白彦虎影响很大，参与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
在过境后的陕甘回族移民中有不少汉民后裔，他们笃信道教。最初在比什凯克及托克马克还存在过道教所特有的建筑物。苏联东干学者张尚洛（女）在其著作中就列专章论述东干移民中道教分布情况。据她记述，在1878年东干移民定居的七河省有4户道教徒，他们是追随自彦虎穿过俄境到中亚定居的。
1877年12月，白彦虎部撤到喀什，清军步步紧逼，清军统帅刘锦棠按照清廷“毋任釜底游魂，再行漏网”和“要须阵前（对白彦虎）歼毙，乃为了局”的严旨，对白彦虎所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白彦虎率部且战且退。这时前有高山峻岭。异国他乡，后有数万追兵，手持屠刀。1979年一份《苏联回族报》上登有一则回忆录，讲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情景。过境的前一天晚上，义军一起商讨出路，彻夜未眠。白帅想自首，以保全众人性命。但此路不通．因为左宗棠已放出话来，白彦虎部“务必全歼”。过俄境前景未卜，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凶多吉少。况且，此时义军中伤兵不少，老弱甚多。时值隆冬腊月，再爬雪山过境难度太大。在沉默良久之后，一位妇女站了起来，她就是白彦虎夫人，人称白大妈，是白部女兵首领，一路随白帅征战到此地。她站起来号召女兵及老弱病伤者留下断后，与大清追兵决一死战，以保精壮兵丁过山，再图发展。她的一席话使众人群情激昂。最后白彦虎决定：派人用重金向俄边防军买路，再决定一户留一人在中国境内，以防断门绝户，其余人马连夜过山。白老虎一亲侄就留在了境内。
没有过境的部分义军将士四散逃离，四处隐居下来了。等到清军追至中俄边境上无功而返后，他们四处追捕逃散的陕西回民。据喀什回族老人1982年时回忆说，当年清军在喀什衔口上摆了300多口铡刀，每天都有几十名被捕义军将士被害。这种屠杀持续了近半个月。这一血腥史实证实了白彦虎的英明决策：若不过境这批坚持到最后的反清勇士们难逃灭顶之灾。
陕甘回民义军全部进人俄国境内之后，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了。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5159546.html
找回“十万陕西乡党”的博导
西安晚报记者金石/“陕西村”村长安胡塞春节期间回老家陕西“探亲”，经本报报道后，引起我市市民对“陕西村”的关注。和家乡失去联系100多年的“陕西村”人，是怎样和家乡联系上的，近日，陕西师大教授、博士导师王国杰向记者讲述了他寻找“陕西村”人的故事。
不远万里寻找乡党
王国杰祖籍兴平市，年少时就听老人讲过清末我省回民起义的故事，惨烈的情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王国杰考上陕西师大硕士研究生，专业为俄罗斯问题研究。他的代课老师韩敏、邵宏模在研究陕西回民起义史中遇到一个难题，清末陕西回民起义过程中，有一部分回民起义军被迫西去，但最后到了何处，境遇怎样，没有史料可查，成了课题中一个缺憾。这引起王国杰的主意。1980年，王国杰从一份杂志上看到定居澳大利亚的俄裔学者葛维达写的一篇关于苏联东干人风俗习惯的文章，文中称他们是1877年~1884年间定居中亚的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幸存者，但文中没有东干人确切地址。
王国杰非常兴奋，他的专业是俄罗斯问题研究，肯定有机会到苏联寻找东干人。机会是要争取的。1989年，王国杰通过考试，被国家教委公派到苏联圣彼得堡师范大学留学。他向国家申报的留学科研课题为“苏联政治制度研究”，但他心里有个更重要的计划：到苏联寻找东干人。
1990年8月到苏联后，王国杰四处打听东干人的消息，很快得知一个同学家在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而且他家里来过东干人。同学非常热情，邀请他到塔什干，住在自己家寻找东干人。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王国杰，没有资本客套，1990年10月，他向学校请了1个月的假，跟着同学去了塔什干。
“我把你找扎了”
王国杰没有办理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签证，而且当时的苏联对外国人监控的严密，所以到了塔什干，他不敢声张，也不敢随意走动，只能悄悄在街头活动。塔什干有人口上百万，东干族只有两三千人，而且没有集中居住区，与外人交谈讲的都是俄语或哈萨克语，特别是当地还有大量相貌和华人相像的朝鲜人，要找他们并非易事。王国杰到商场、集贸市场去找，见到相貌像华人的就打听。然而找了两个星期也没有碰到，王国杰心急如焚。他向学校只请了1个月的假，担心无功而返。同学的父亲说，你不要着急，塔什干肯定有东干人，东干人还在我家住过，你一定能找到。
听说东干人善于种菜，大多数卖菜的都是东干人，王国杰就找卖菜的问。一天，王国杰到市场上买水果，碰到一名50多岁开“拉达”小车卖白菜的老头，相貌像华人，就上前用陕西话问：“菜咋卖呢？”
卖菜老头说：“你个东干人买啥菜呢？”“我不是东干人。”“不是东干人，咋说俺东干话？”“不是我说你东干话，是你说俺的话。”卖菜老头惊异地问：“你是从大清国来的？”
“我是从陕西来的，你先人就住在儿。我把你们找扎了。”
老头把菜摊收了，激动地说：“走，咱回家。”
王国杰从同学家取了自己的行李，住到了这位叫马回成的东干人家。
马回成不仅卖菜，而且有个粉条作坊，3辆小汽车，种了几十公顷的向日葵，年收入折合人民币约7万元。马回成的老伴一副关中妇女的打扮，头戴黑色布帕，打绑腿，孩子们都说陕西方言。
马回成问王国杰：“左宗棠的人还在不？”
王国杰反问：“你们这100多年都没有回去过？”
“回不去，也不敢回去。”
王国杰说自己这次来，专门为研究东干人。马回成说，这没问题，他有个朋友专门研究东干人，还写过东干人的书，就住在塔什干，见了他啥问题都解决了。
“陕西村”轰动全国
见到马回成的第二天，王国杰认识了在塔什干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麻乃。麻乃本身是东干人，父母还住在哈萨克斯坦“陕西村”。他上博士时，毕业论文为《东干人的饮食文化》。
麻乃说，东干人都想回老家看看，但不敢。王国杰建议他们先向陕西有关部门发邀请访问函，建立上关系。后来他们以东干协会的名义，给陕西省有关部门发了邀请函，1991年，陕西省有关部门组成了第一个访问东干族的访问团。
王国杰在马回成家住了3个星期，收集了大量资料，得知东干人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奥什州。陕西人到底行不行，通过对东干人的研究，王国杰得出了结论，陕西人能行。东干人历尽艰辛，从陕西走到中亚，白手起家，在短短几年里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中亚一个广受人们尊敬、谁提起来都翘大拇指的民族，令王国杰感动。
1991年11月回国后，王国杰迫不及待地要写东干人的文章，而且发誓要写好，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最后给文章定名《苏联有个陕西村》。该文见报后，先后有几十家报刊转载，轰动全国。人们没有想到，陕西这个华侨不多的省份，原来还有这么多华侨，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东干人与祖国断绝来往上百年，遗失了汉字，但仍保留着陕西的方言和风俗习惯，成为“陕西近代文明的活化石”。
从此，“陕西村”与陕西连接起来，往来频繁。1993年，前苏联回族协会副主席黑老五应邀参加了陕西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王国杰担任翻译。
有人称赞王国杰研究“陕西村”的课题很有意义，建议就东干族写本书。王国杰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由于上次到中亚时间短，了解的肤浅，还没有真正进入“陕西村”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决心再去一次中亚。
二次西行访问“陕西村”
虽然有人认为研究东干族有价值，但向有关部门申请这一课题经费还是不容易。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追求，往往不惜一切代价。1993年6月，王国杰怀揣家里仅有的1万多元积蓄，西行中亚，开始第二次研究东干族的旅程。
王国杰心情太迫切了，没有过多考虑就上路了。王国杰主要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但因是通过麻乃办的签证，签证上是到乌兹别克斯坦。王国杰不管这些，半路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就停下来寻找东干人。因事先没有和有关人员联系，在阿拉木图举目无亲，只能住旅馆，每天的住宿费100元人民币，一顿饭几十元，找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见着东干人的影子。一天，有个俄罗斯族人告诉王国杰，阿拉木图市西北角有个中国市场，里面有许多东干族商人。在这里，他遇到了许多祖籍凤翔的东干人。由于人家生意忙碌，王国杰获得的东西不多，只好到吉尔吉斯斯坦首府比什凯克寻找东干人。
在比什凯克一位老师家的墙上，王国杰看到一个叫“什娃子”的电话号码，判断什娃子是东干人，便按号码拨了电话。听了王国杰来中亚的意图，对方说：“你不要动，我让娃来接你。”不久，什娃子的儿子开着“拉达”车将王国杰接到家中。这时王国杰才知道，“什娃子”是姓，他的名字叫主麻?什娃子。主麻的哥哥亚色尔给王国杰提供了大量有关东干人的书和资料。主麻的外甥又正好是东干研究所所长伊马佐夫，王国杰在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两个星期后，主麻的儿子送王国杰到60公里外的新渠。新渠和相邻的营盘、哨葫芦，是东干人居住的三大中心，特别是营盘，被十万中亚东干人视为自己的根据地、大本营。在这里，王国杰住了3个月，广泛地和东干人交谈，了解他们的历史。
当地东干人对他这个从“老舅家”专门来给东干人“写本本”的人非常热情，挨家挨户请他到家里做客，有的为请他吃饭宰牛杀羊。有关人员专门出面组织老人和王国杰座谈。后来担任第六任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村长的安胡塞，将自己收藏的1959年出版的《七河省的东干人》一书送给王国杰。俄罗斯学者1901年写的《东干起义后记》一书对研究东干人非常重要，可惜找不到书。“东干族之父”白彦虎的孙子白六娃设法从圣比得堡博物馆给王国杰搞来一套该书原稿的复印件。
有人对王国杰说，你是第一个能坐下来听我们讲述东干人故事的中国人。
为陕西与“陕西村”牵线搭桥
一位东干老人的话，令王国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东干人对祖国浓郁的怀念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上世纪20年代，他们曾有4人克服重重困难，绕道莫斯科、北京，不远万里到达陕西寻根问祖，但当时没有人敢接待他们。到了40年代，他们又来了7个人，依然没有人敢接待他们，而且当时处在战乱时期，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回去后，他们伤心地说，人家不认咱了。
从此，东干人失去了和“老舅家”联系的信心。
王国杰从东干人口中听到许多陕西俗语：“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宁恋本乡一捻土，不爱他乡万两银”；“官大一品，不压乡党”；“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
王国杰深深被东干人的爱国之情感染，决心为促进东干人和陕西老家人的联系牵线搭桥。回国后，他撰写了30万字的专著《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并且每年都要写一两篇关于东干人的论文。为研究东干人，并不富裕的王国杰个人投资4万余元，仅为出版《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就花了他3.5万元。
王国杰每年都要和回老家“探亲”的东干人接触，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和许多东干人成了老朋友。2000年为使5名东干族学生到西北大学留学，他东奔西跑。为了帮助东干人找到确切的祖籍，王国杰四处奔波，先后落实了“东干族之父”白彦虎的祖籍和黑老五、安胡塞的祖籍。
王国杰表示，他想再去一次“陕西村”，进一步深入研究东干族。
来源:西安晚报[2004-02-19]
http://www.xiancn.com/gb/wbpaper/2004-02/19/content_1394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