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关系为何由友好转变为敌对
1978年我被派往越南去当大使，而那时两国之间的火药味极浓。
原来中越关系极为友好，从1950年到1954年越南抗击法国的胜利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取得的，后来又在中国的帮助下获得了独立和国际上的承认。1961年美国插手越南，越南是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这几十年间，中越关系是“同志加兄弟”。
期间中国派驻越南的大使是受欢迎的。在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人的鲜血洒在越南的土地上，所以称中越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中国大使在越南不只受到热情款待而且在越南人民中受到了尊敬和爱戴。
轮到我去当大使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1975年打败美军统一南北越之后，越南军队的枪口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准了中国，声称中国成了它北方最大的敌国。它在两国边境上不断制造事端，挑起冲突，抢占中国领土，毁烧房屋，使中国居民不但不能正常生产、生活，而且生命也受到威胁。在中国政府一再建议下，1977年中越两国召开了边界谈判，在会议桌上越方提出中国不能接受的无理主张。越南一面谈判，一面却以突然袭击方式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在中断了中越边界谈判后，越南打着恢复历史边界原状的口号，欺骗越南人民，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中越边界大量制造事端，不断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中国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主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对入侵的越南人员进行说理劝阻，不对打，不对骂，不开枪，甚至在越方打死中国人员时，中国也没有还击。但是这种忍让和解的态度，被越南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在边境上大干起来，加紧进行军事部署，驱逐华侨，在边界上制造流血事件，仅1978年上半年内竟打死打伤中国边境军民300余人，真是欺人太甚！
此外，越南还加紧迫害华侨。中国在越南约有百来万华侨，在西贡就有60万，有钱的人居多，其中约一万多为大商人，但他们都积极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当时越南党的总书记黎笋。在南方工作时曾受到华侨的保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其反对美帝及吴廷艳的斗争中得到了华侨的支持，所以越南的华侨历来同越南政府的关系很好，越南也很重视华侨问题。1974年越南方面强制要把南方华侨定为越南籍人，对要保留中国籍的华侨进行迫害。他们从1977年开始就大举镇压华侨，剥夺他们就业升学的机会，无故解职，取消户口和口粮，公安人员随时间人华侨住宅，强迫填写“自愿回国书”，乘机搜查、敲诈、没收财产，华侨受尽殴打折磨，到1978年8月就有16万华侨被驱逐回中国。1978年中国提出两国政府谈判华侨问题，谈判无结果，中国侨委会决定派船去越南接回华侨。消息一传出，许多华侨纷纷向越南政府申请回国，引起越南政府不满，一面拒绝中国派船，一面镇压要求回国的华侨。8月初，越南公安人员对集结在河内的华侨进行突然袭击，逮捕百余人投入监牢。中旬又在友谊关外向要求回国的大批华侨进行屠杀，造成百多人的伤亡事件。越南迫害华侨问题闹得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在我去越南时，越南已驱逐华侨达25万人。
1978年12月，越南举行庆祝人民军建军34周年集会，会上越南国防部长作报告说越南随时准备打一场大的战争，要建立一支“无敌的军队”，“决心打败一切敌人”。越南把中国当作“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和“新的作战对象”，在靠近中国边境制造“净化区”，把与中国有来往的居民统统赶走，派出公安、特务人员，调集20余万人的精锐部队，明确要对中国进行“进攻战略”，修筑大量工事和军事设施，在“净化区”内住上“冲锋队”、“敢死营”，不断侵入中国领土、干涉中国边民生产生活，绑架中国人员，制造许多流血事件，到1979年初侵犯中国边境地段达162起，打死打伤数以百计的中国军民。
中国政府对越南这种越界挑衅、枪杀中国人员的侵略行径，一再提出抗议和警告，越方置之不理，乃使中国政府提出要加以“惩罚”的警告，中越关系日益紧张。我就是在这种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极浓的情势下去越南当大使的。
临行河内前感觉到火药味
当我接受去越南当大使任命时，我知道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很可能不会长久。作为大使应该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而我知道以当时两国关系及双方决策人的言论来说，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很难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要作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准备。对一个当大使的人来说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形势。
所以我在去河内前先去广西，由广西自治区派人陪同我去沿广西与越南接界处，从睦南关直到北海与越南海上接近地察看了一下。昔日双方来往的睦南关口现在已无人走动，通越南的火车停了，站台上冷冷清清。关上两边山峰丛林中双方都埋伏有不可估量的火力。东兴与越南芒街（编者注：之前原文误为老街）只一水之隔、一桥之通，当年从桥上或涉水（北仑河[编者注：之前原文误为白伦河]平时水不深，涉水可过）而来上千的越南边民在东兴镇上做生意，互通有无的繁荣景象，现在没有了，桥从中间断了，河上无人无船了。东兴县的同志告诉我，在越南与美国、南越军队作战时，东兴不只是他们的后方，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被敌军追击时他们就跑过来了。我在沿边境看到的，在许多地方中越边界只隔着一条小沟，不用说跳，只用跨一大步就过来了，他们那边没有居民，只有武装人员活动，而我们这边民宅遍布，甚至有小型工厂。地方同志说，打起仗来，我们虽然地势不利，但有准备。沿途所见，双方虎视耽耽，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中国大使处处受冷遇
大使馆是国家派出机构，它应当作为国家的耳目，了解驻在国的情况，特别是两国关系及与本国有关的动向，及时报告本国政府。这点是当一个大使应该做到的。但是当我到河内后，却被一层冰凉的围墙包围起来。
新到任的大使首先应到驻在国外交部，送交国书及颂词的副本，商谈递交国书事宜，然后由其外交部安排呈递国书时间及程序，这些都是国际惯例。那时越南国家主席是孙得胜，礼宾司的官员告诉我他因年迈不能接受我的国书，改为副主席阮友寿接受。当我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向阮友寿副主席呈送国书、行完仪式后，他同我的谈话是冷淡、谨慎和短暂的，面部毫无表情。其实阮友寿在南方抗美时，受到中国极大的支持，他原来对中国是极为友好的，现在受到了政治上的影响。对于一个原来友好国家的大使，不显示友好只有冷淡待遇。这就是政治。
后来安排我同范文同总理会见，他不但是中国的老朋友，还是两国友好关系的奠基者之一，他同我的谈话只是应付，对当时两国间许多重大纠纷闭口不谈。只向我说了两点有份量的话，一是声明外间传说他访问东南亚国家时出卖了印支各国共产党的事，完全是谣言（这件事我国内曾揭露并给予批判），不能轻信。另一句话就是说两国间一切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说这话的语气是生硬的。我过去在外交部工作时，不管越南的事，没有同范文同会过面，但他经常来中国，他同我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我都见过，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老革命家，是长者，是胡志明的战友和越南国家和党的重要领导人，对中国友好。在日内瓦会议和抗美救国战争中，同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不但配合得好而且友情也深。自越南北南统一，黎笋一伙上台后，他对越南国家的决策权就逐渐减少了。
中国大使馆向越南外交部提出新任大使要拜会越南国会、政府各部门和军方各单位的名单，这个名单不是这次新提出的，而是根据过去历任新大使拜会的惯例提出的。但是越南外交部却不顾过去的惯例，除安排我拜会国会委员长外其余一律不安排会见。
当时越南国会委员长是长征，也是中国的一位老朋友，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关系都是很好的。但他这次同我会见时态度也是冷漠的，只说了一些应付的客气话，连对当时还健在的中国几位老同志也是他熟悉的朋友的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
新大使到任照例要举行一次招待会，同驻在国政府各部门和各国大使及夫人和外交界人士见面。在我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上，越南政府只来了外交部的礼宾司长及主管中国事务的司长，一位政府部长也没有来，与过去政府总理或副总理及好几位部长来参加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的热烈程度显然不同。
作为大使必须要同驻在国外交部打交道，但我同越南外交部来往却很少。越南外交部按其惯例，由外交部部长出面宴请外国新上任的大使，出席主持宴请我的却不是他们的部长，而是排位较低的副部长，这就有点出了格，加之他谈话较少，显得宴会是一个形式。我当时心中很不满意，但也不得不说一些我来谋求友好与和平的话，我不能表现自己没有适当的修养，但也不能低声下气乞求善意。
我必须去外交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奉国内指示向越南提出抗议，一是应其邀请我去接受他们向我国提出抗议。由我去外交部都是双方政府认为重要的事件，一般的事我是派政务参赞去。那时两国关系紧张，双方抗议照会语气越来越强硬，我们见面时只有争议，各说各的理由，很少心平气和地交谈过。有时越南方面的照会太无根据，措词带污蔑性的内容，我除了记下其要点外，拒绝接受其照会，甚至出现拍桌而去的局面。
但也出现过一两次双方协商解决的事件。一次是我国军用飞机在试飞中迷航误人越境坠失，越南开始大为紧张，以为我要采取什么行动或者越境侦察。我接到国内指示立即向越方说明飞机是因迷航误入，希望谅解。并建议双方派人前往出事地调查。越方正有事于南方，准备进攻柬埔寨，不愿扩大此事件，即同意派出人员会同我馆武官处一同前去调查，结果证实是迷航误人，两名遇难的我国空军人员尸体，经验检后将遗体送交我国派人领回。还有一次是无故扣留我渔民案件，当时在两国海上交界的渔船常常发生纠纷甚至殴斗。这次却是我渔船误人越领海，经交涉后放还。可见在某些问题上，只要双方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摆事实还是能和平解决的。但也只是这两件，其他方面两国交涉是愈谈愈恶化。比如两国铁路接轨处，历来是由中国铁路局在该处管理员负责修理，现在突然越方说那里是它的领土，中国领土在该处约二十米外，竟然拒绝中国铁路局人员前去管理或修理，甚至出动武装人员殴打中国铁路员工。从而使该段铁路不通。对此案件我们就交涉不通，酿成双方铁路人员在那里争执与斗殴不停。我们也知道越南这样做有它反对中国，准备与中国闹翻的企图，不是我们大使馆与它的外交部所能解决的。
李先念指示要应付“非常局势”
我去河内前，曾受到当时主管外事的副总理李先念的指示，要使馆短小精干、做好党和国家的耳目。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主管越南工作，要我作应付非常局势的准备。
我已感觉到中越间有发生大事的可能，我不是去开展关系而是去应付事变。我去河内后，即同使馆内各部门分别谈话、了解情况。当时经历了一年多的维护华侨与撤侨斗争、撤退专家、撤销总领事馆与领事馆、边界斗争的交涉等重大事件，使馆人员都感到愤慨与悲观，不知中越关系将走到何处，使馆的任务将是什么。我了解了情况，向全体馆员（虽然撤退人员，使馆尚有88人）讲述国际形势、中越关系及我们的对策，说明今年将是中越关系大转变的一年，也是使馆工作大转变的一年，中央要求我们短小精干，应付非常形势，团结一致，当好耳目。
使馆的任务就是要在转变形势下存在下去，执行中央的方针，先从精简着手。馆内各部门人员减少，撤销一些部门（如领事部民航处），决定女同志全部回国，休假的及应休的先走，使馆只留下34人，但内部警卫仍要加强。然后烧毁一些可毁的文件，清查武器及仓库，专家走后他们的大批货物、用品及汽车留下的，进行清理后，不用的尽快送回国。对留下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越南只有5000万人口，战争几十年，现仍有正规军150万，并继续征兵。它南侵柬、北反华，在中越边境由原来的2个师现在增加到9个师，对柬准备13个师。同苏联缔结友好军事同盟条约后，除了经济援助外，主要是大量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武器、地对地新式导弹，米格23飞机（当时苏联最新式战斗轰炸机），苏军事专家超过六千人。他们认识到中国是反对大小霸权主义的，反对越南吞并印度支那的，所以除对中国实行包围外，更准备以武力攻击。越南的霸权主义行为引起了亚洲和东南亚各国极度不安。
我们为了反对大小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为了维护亚洲及东南亚以及祖国的和平与安全，必须坚持反对大小霸的斗争，结成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因此要坚持在越南的大使馆的前哨阵地。要全馆人员认清形势、明确职责、团结一心、执行中央指示，不怕越方孤立我们、包围我们、造谣中伤我们，坚守阵地，反对一切紊乱思想和畏难情绪，我们还要设法展开外交活动，打破孤立。
中国大使馆被监视起来
中国驻河内大使馆门前有一个小公园，这个街心公园虽不大，在河内城内还是少有的，所以过去游人较多。现在几乎没有游玩的人，只有越南的便衣及警察，禁止大人小孩人内，成了他们监视使馆的暗哨，不许越南人、华侨进入使馆。大使馆后门原来有一条大街是越南高级官员的住宅区，现在那条街也禁止“闲人”及车辆通行。使馆周围的房子的住户都换了人，我们已察觉那些房子里常有人持着望远镜向我们使馆里窥视，中国大使馆完全被包围和被监视了。
越南外交部曾通知各国大使馆，使馆车辆只允许在河内城郊10公里内活动，若去外地需要取得外交部同意。我国大使馆曾因处理我驻海防机构事务（即撤销机构搬运东西回使馆）允许去过海防，其他各地都不批准中国大使馆的人前去。我曾想去西贡（现在改为胡志明市）看看，那里原来有我国众多华侨，曾设立过总领事馆，但越方不批准。越南曾组织各国使馆人员去西贡参观，竟不邀请中国大使馆。我的车子一出大使馆，后面就有车子盯梢。
河内的中国大使馆，房子虽然旧点，但院子很大，房屋很多，院内有球场、游泳池、电影厅等，我们每天下午吃饭后在院内活动，为了保密起见，院内不许谈论公事，更不准谈论有关国家和外交上的事情。越南方面并不能完全封锁我们，我们的采购员每天要去市场购买新鲜蔬菜及食用品，那时这些好一点的菜。肉、鱼都较少，但我们采购员是老河内通，他有一些老朋友，他不但能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食品，还听到不少消息。越南政府反对中国，年轻一代越南人受政府的宣传反对我们，但多数老百姓不反对中国，反而对其政府反对中国不满。原因很简单，过去同中国友好时，虽然在战争年代，越南市场上不缺少日用品、生活必需品甚至粮食衣物，这些都是由中国运来，连小学生的作业本、纸张也是中国来的。现在抗美战争胜利了，但同中国闹翻了，结果连是越南市民生活极度困难，所以老一点的越南人都向往中国。
越南那时同几十个国家建交，在河内驻有三十多个国家的大使馆，其中分为苏联东欧国家的，西方国家如法、英、北欧几个国家，再就是亚洲国家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少数国家如埃及等。
外交活动越南方面不能封锁。上述几类国家在外交活动中自然形成几个小集团。无论在越南方面举行的，或者各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宴会，这些国家的大使就各自聚在一起聊天。在这种场合，我首先是有礼貌地同建交国家的大使或参赞打招呼握手，我的活动大半是在法、英、北欧国家大使、特别是亚洲建交国家大使中进行。这些大使、参赞们对中国友好，我们交谈也较有兴趣，相反越南政府参加的官员显得较为冷落。
苏联东欧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员总是聚在一起，同其他国家大使、外交官交谈很少。那时苏联正因占领阿富汗受到全世界反对，虽然越南吃得开，但在外交圈子里是孤立的。西方及亚洲国家大使们愿意同我友好交谈，越南进攻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问题。他们都要想从我这里知道事件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政策。
我同他们接近后，知道他们及他们的政府对越南当时的政策与作法不满，对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形势的担忧，自然就有了共同语言，这也是我宣传我国政策的极好机会。我利用使馆的优越条件，经常举行各种集会、茶会、看电影、打球、游泳、会餐等活动。一些国家的大使也常请我去吃饭、喝茶或看电影，这些外交活动越南政府不能禁止也不敢禁止。这样我在河内就不是孤立的，越南政府也封锁不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思想还是受了“左”的影响，对柬埔寨形势了解得太少，虽然我是从国内外交部得到关于柬的情况，认为民主柬埔寨力量较强，受到柬人民拥护，去年又打败了一次越南的入侵，所以我对各国大使把柬抗越的形势说得太乐观了。对于波尔布特，柬共在柬国内的统治地位也说得太强了，因此比较有信心地向这些大使们讲，柬能顶住越南进攻。事实证明我的估计是错误的。
我被召回国后战争爆发
1979年初，我接到外交部来电要我回国述职，我就知道中越之间将有一场武装冲突，将使馆应变工作布置完毕后，我即乘中越通航最后一次班机回国，到北京不久之后，自卫反击战就开始了。
关于那次中越边境战争，当时越南方面宣传得很多，说他们如何打败中国军队，打死打伤若干人，如何把中国军队赶出国境，但是不同意外国记者去边境战场查看的要求。中国则对战争情况及双方伤亡损失不作任何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自1979年2月17日起到3月16日止，分云南、广西两方面出击，进行了28天，攻克了越南的谅山、高平、老街三个省和17个县、市（镇），给这些地区的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并摧毁了越南在北部地区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附带说一句，这些工事都是用中国援助作为抗击美国军队用的物资）。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胜利地完成了严惩越南侵略者的任务后，于3月16日奉命全部撤回。
接着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发表声明，叙述中国的一贯立场，在中越关系恶化到以武力冲突的地步，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越两国之间的争端。中国建议在中越双方同意的地点迅速举行适当级别代表的谈判。经过中国方面的一再努力，双方同意以副外长级的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中国方面派出以副外长韩念龙为团长，我以大使任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往河内，于4月18日举行第一轮中越谈判。
不欢而散的中越关系谈判
在代表团赴越南之前，我们代表团成员包括亚洲司副司长梁枫，条法司副司长及越南处处长和专家顾问等集中在钓鱼台6号楼进行讨论研究和起草文件。当时我们认为这次谈判由于越方的态度不会取得结果。越南早已控制老挝，现在又侵略柬埔寨，已实现了它吞并印度支那三国组成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的目的，要它撤出柬埔寨，归还柬的独立主权是不可能的。但它独霸印支，威胁到泰国及东南亚各国的安全，引起了亚洲各国的恐惧。泰国正严阵以待准备坚决抵抗侵犯泰国的越南侵略军，东南”亚各国在越南的威胁面前进一步加强了团结。菲律宾总统谴责越南在泰柬边境集结军队，严重威胁泰国的中立。东盟国家外长会议一致要求越南立即从柬泰边境和柬埔寨领土撤出全部军队，停止输出难民，呼吁全世界制裁越南当局输出难民的罪恶行径。加之苏联作为其盟国，在越南占有军事基地，金兰湾已为苏联空海军使用，苏联实现了南下政策。这不仅是关系到亚洲而且关系到太平洋、印度洋及世界的和平。所以中越这次谈判不解决这些问题就得不到和平与稳定。
越南试图不改变其总的反华政策，只求解决具体的边界、华侨、侵略边境领土等问题。因此，代表团感到谈判任务艰巨，必须从世界和东南亚的形势入手，方能根本消除霸权主义的危害，恢复中越两国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本着这种考虑，代表团拟定了此次谈判的方针、主要内容和重要发言的稿件，报经中央批准。
中越谈判经双方商定第一轮在河内，于4月18日到5月18日举行。在第一轮会谈前双方副团长开预备会，确定一些事务性的安排，会议采取不公开方式，不要记者参加，会议记录各方自己进行，双方并不核对会谈内容，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向外透露等。接着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开始全体会议，中国方面提出处理中越两国关系八项原则建议，其主要内容为:
一、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二、双方都不应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驻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任何一方不参加反对对方的军事集团，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
三、双方尊重中法界约划定的中越两国边界线，并以中法界约为依据，谈判解决中越边界领土争议问题。
四、双方互相尊重对方12海里的领海主权，根据当前国际海洋法有关规定，公平合理划分两国在北部湾和其他海域的经济权和大陆架。
五、西沙、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越南应尊重中国的主权并从其所占南沙群岛的岛屿撤走其一切人员。
六、所在国政府对对方国家的侨民的合法权利应予保障，不得迫害或非法驱逐出境。
七、越南政府强行驱赶到中国境内的越南公民，越南应尽早把他们接回越南，并给以妥善安置，中国政府愿提供一切方便（那几年越南人民大批被迫逃出国外，造成东南亚国家、香港的越南难民灾害，逃往中国的也有数万人）。
八、关于恢复两国间的铁路运输和贸易、民航邮电等关系，将通过两国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中国代表团的八项原则建议是合情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反映了中国要求改善中越关系的真诚愿望。但是越南方面却提出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扩大争论的主张，竟公然指责中国挑起边界战争。反对越南，坚决反对中国所提的八项建议，提出要中国改变“反对越南”政策，这次谈判不应谈及第三国和与两国关系无关的问题，以此作为两国谈判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一再强调指出，两国关系恶化甚至发生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完全是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任意践踏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结果，也是越南当局把中国视为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重大障碍，竭力进行反华所造成的；要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维护印支及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必须针对问题的症结，坚决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否则就没有共同基础，难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第二轮谈判由6月28日至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双方争论的问题仍然是在谈判的共同基础问题上。
越方开始反对谈霸权主义，后来提到的霸权主义是反对中国的霸权主义，并举出许多无中生有、颠倒是非的例子。连日内瓦会议中国总理与胡志明主席商定的解决军事分界线的事，也说成是中国强加于越南，是属于霸权主义的行为。他们还反对谈论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认为谈这个问题就是干涉第三国事务，中国支援柬埔寨反抗越南侵略也是中国企图谋求霸权的行为。这样，费时近半年多的中越谈判除了双方争吵一阵外，毫无结果。
在北京这一轮的会谈，拖的时间较长，原因是越南代表团团长请假曾回河内一次，回来后在谈判桌上提出一个在中越边境地区停止武装挑衅的“协议草案”，把中越谈判的内容限制在中越边境纠纷这一点上，这是中国方面不能同意的。
中国代表团认为两国会谈要谋求根本解决问题，双方应当讨论共同保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谋求霸权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在前述八项原则建议的基础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新的建议，即中国政府愿意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与越南方面共同宣布遵守五点，即
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
二、不在印支、东南亚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
三、不以任何手段奴役控制其它国家，不发动侵略战争，不实行军事占领，已派驻外国的军队立即撤回；
四、反对为任何国家集团的霸权政策效劳，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
五、不在别国设立军事基地。
总之，中国代表团一直坚定明确地主张，如果越南方面确实愿意恢复两国正常关系，恢复印支、东南亚和平，就应该与中国一道讨论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双方谈判的距离太远，谈判就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根据当时两国关系与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我不再去河内，即:我国河内大使馆不派大使只由临时代办负责，虽然越南驻中国大使仍然驻在北京，这表示在外交关系上中国对越南的一种冷淡、降格态度。我于1980年夏季另派去希腊当大使，从此就同越南没有来往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越两国在武装冲突后进行谈判，引起了各国的关心与注视，更引起各国新闻记者的重视，虽然同越南建交的国家不多，而要求采访中越在河内谈判情况的记者却不少。在每次会谈后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就成了各国记者提问的中心。由于双方商定不公开对外泄露谈判的内容，所以对于记者的询问，韩念龙团长只能谈一些我国一般原则性意见，满足不了记者的要求。
当时各国新闻界关心的是中越关系如何发展，中越会不会继续作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否有妥协的可能，如何取得妥协等等。各国驻河内的大使也常找我了解情况，我与他们约定，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后再约时间同他们一一会谈。
所以在中国代表团结束第一轮会谈返回北京时，我尚留在河内一个时期，除与越方商量第二轮会谈的事宜外，主要时间是与各国大使会见，告诉他们我能告诉的会谈的情况，并说明中国政府的方针，会谈将继续，战争将不再会发生。
在北京谈判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较多，每次记者招待会提问的人不少。我曾主持一两次招待会，并经过允许透露了我国对越南援助约200亿美元的主要内容，包括军火援助项目，这些从未公布的数字引起了记者们莫大的兴趣。
凤凰网历史综合
本文摘自《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作者：杨公素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作者简介:四川大宁(今巫溪)人。193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系。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研究院。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员、解放区救济总署秘书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天津市外事处副处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驻尼泊尔大使，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驻越南、希腊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