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装备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斯·鲍尔（Max Bauer）、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 Kriebel）、乔治·魏采尔（Georg Wetzell）、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这些璀璨的将星、德军的精华，销声匿迹地来到了中国。他们以日尔曼人特有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犹如一柄柄深藏鞘内的利剑，随时都会有惊人的一击。
中德两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一方面德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中国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他们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蒋介石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中央化，对领袖崇拜、个人独裁有浓厚的兴趣。他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让那种“德意志精神”能灌输到他麾下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内捍卫其统治、对外抵抗侵略。
德国军事顾问于是就应运登场了。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安内”与“攘外”。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蒋桂大战”、“中原大战”、“五次围剿红军”都有他们的身影。另一方面他们以高超的素质、踏实的工作、严谨的作风，在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提高军事素质和向现代化过渡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对后来的抗战也有巨大的影响，例如法肯豪森总顾问就拟订过抗战的总蓝图。“一·二八”抗战中，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八·一三”抗战，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
马克斯·鲍尔（Max Bauer）
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
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出自他的头脑。时任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故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他是炮兵专家，一战中他发明的重炮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而授与他名誉博士学位。在参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失败后，他浪迹于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
1927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蒋介石与其关系融洽。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价值的意见。这深得蒋的赞许。在“蒋桂战争”中，他居间调度，计划周密得体，使蒋在军事指挥上觉得异常轻松。
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对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毒而死。）鲍尔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
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 Kriebel）
赫尔曼·克里拜尔是老牌纳粹，这里是一张他与啤酒馆暴动“同志们”的合影照片。左起第4人就是克里拜尔，第5人是鲁登道夫，第6人是希特勒，右起第2人是罗姆。
鲍尔推荐的继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馆政变的共同参与者和一起入狱者赫尔曼·克里拜尔。蒋对这位前八国联军的中尉并无好感。双方在作战的战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蒋认为内战中军事和政治并重，实力和阴谋并重。而克里拜尔则对蒋“炮弹”、“银弹”甚至“肉弹”齐上的手法很为鄙视，认为胜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远不如鲍尔，很难服众。因此一直同国民党官方和顾问团内部关系紧张。虽然在军事指挥上，他也称得上兢兢业业，在“中原大战”中亲赴前线筹划布防，协助蒋拟订作战计划，但1930年5月终被换马。
乔治·魏采尔（Georg Wetzell）
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接任顾问团第三任总顾问。这位一战名将，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作战方面是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一·二八”抗战他都出力颇多。整军建军方面他也有所建树。
“中原大战”反蒋军70万之众，兵分四路—–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来势汹汹。魏采尔指挥若定，攻敌之必救，将焦点锁定在平汉、陇海战场。在平汉战场上以杂牌军和空军牵制反蒋军。尤值得一提的是空军，在德国顾问的调教下，空地协同作战初具威力。德国顾问要求很严格，规定空军在陆军发动进攻以前，必须全力轰炸对方阵地。在发起攻击后，部分飞机必须在阵地上空掩护陆军的迅速攻击，晚上才允许返航。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亦死于容克式飞机的轰炸中。反蒋军不得不从主战场抽调兵力。在陇海主战场上，蒋军投入重兵。其中德式装备、训练的教一师、教二师、十一师很是发挥了战力。如教二师被西北军勇将吉鸿昌重兵被围在管村，面对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勇冠各军之首的西北军，教二师的火力配备、防御组织相当出色，令阵地前尸横遍野，吉鸿昌虎目流泪。整个大战期间，德国顾问不顾生死，穿梭于前线。魏采尔更是下榻于蒋的专列上，蒋的每个决策无不先咨询在先。蒋对其的忠诚、勇敢、勤勉，甚为嘉许，给予了“功不可没”的评语。
在对红军的围剿中，魏采尔也积极出谋划策，给红军造成了相当的危害。如第三次围剿，蒋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仅过一个月后，乘红军分散各地之时，闪电般地驱军长入，从各角度直切苏区腹地，占领了广昌及前二次围剿从未染指的宁都，一时气焰嚣张，红军暂时陷入被动。但英勇的朱毛红军最后仍赢得了胜利。毛泽东主席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朱毛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在以往和后来的行军中，如此紧张慎重是决无仅有的。
“八·一三”抗战中, 德式样板师第五军所辖87、88师，全部投入战斗，重创日军。如“庙行大捷”，日军精锐之第九师团、米久留师团受重挫，遗尸三四千具。让我们看看日方的评论。日方断定他们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在前线观察家发回国内的报道中称：“德国人在公然违背’凡尔塞和约’，但必须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效率、有成效的。在沪战中支那军队的表现已说明，他们在战争理论和战术运用方面，已接近了战争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窥出平时训练的有素。自动武器的配备率也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的部队，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向。”蒋在给张治中（时任第五军军长）的电报中也赞誉到：“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第五军的声价由此大增，为以后厕身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础。
魏采尔对军事教育的加强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在教学上，屏弃了过分拘泥的日式成法，采纳“专在切合战用之实地工作”的德国典范令。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特种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陆军的合成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大量的特种兵器材列入采购计划。他的整军建军计划，虽然加强了蒋的反共实力，但也充实了中国的国防力量。
尽管他对蒋帮了不少忙，但蒋与他关系一般。他对蒋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不太客气，激动时指手划脚，为蒋所恶。德方的解释是“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与蒋交恶。1934年4月11日，他终于离职。
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有关塞克特更多的介绍也可参看本站的：二战德军之父——冯·西克特）
汉斯.冯.塞克特将军
接替他的是蒋最喜欢、最钦佩、在华待遇最高的、来华地位最高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德方评价说，在他来华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塞克特在华期间，不仅担任总顾问，还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的代理人。他以此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他请教。而且规定每周二、五上午，10时—12时，还需事前登记，过时不候。
塞克特不是浪得虚名。在德军中，人们把他和传奇人物毛奇、史里芬并举。认为毛奇从最基本点铸造了德国现代战争的模型，并奠定了指挥原则。史里芬展望并设计了宏伟的计划，给德国带来了无比的光荣。而塞克特则在一战的灰烬中，呕心沥血重建了德国陆军。建立起了森严的小型军事武装，其中每一分子和细胞的安排极近完善与充实，一旦时机适当即可无限制地扩充。他把每个士兵训练成可领导和指挥作战的骨干，每个军官培养成未来的统帅。在濒临灭亡中保存了火种，故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的杰出缔造者”。
他给蒋的帮助主要不是在军事指挥上，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建军方针和思想。他明确地提出所谓的“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他专门使蒋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这使崇尚铁腕和独裁的蒋有了顿开茅塞的感觉。
在整军建军方面，他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尽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范军。先编成6—8个师，然后扩展到18个师（约30万人）。此外在帮助中国发展军火工业，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设计未来抗日整体战略，引进科学技术人才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无奈繁重的事务使他精力不支，卧病在榻。1935年，蒋只能依依不舍地送别他回德修养。临行时，他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
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较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他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
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
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为胁。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
利剑终于归鞘。
